一
我后来发现，在黄山一带武装斗争中，最具谜团意味的人物，是潜伏在国民党党部的陶大文。他的身世、出身很清楚：出生在S县，之后去上海读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陶大文回到了老家，在县党部谋取了一个小小的秘书职位。有关部门给陶大文的初步结论是：在上海读大学时，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上海的地下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陶大文一段时间脱离了党组织。在任职老家县党部后，又跟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过一直无法确认的是，陶大文在S县时，具体执行谁的指示。也就是说，一直不知道陶大文的领导是谁。
对于陶大文，我后来曾看过一篇相关文章，是当年在上海有些名气的徽州人章书元写的，提到有一次胡适去上海，上海亚东书店请客，章书元曾见到了同为徽州人的陶大文。章书元的文章，只提及陶大文这个人名，至于其他，都没有说。对于这个同乡，章书元想必也不熟悉。与陶大文生平同样神秘的，还有陶大文的结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陶大文就神秘地消失了。有人说他去了美国，也有人说他去了台湾，更有人说他出了家。
陶大文被俘之后，如果逃脱，也是一个谜——陶大文在“花蝴蝶”的帮助下，从S县看守所逃出之后，先是在坟墓里待了三个月，此后，竟然跑到芜湖，在芜湖的《江城日报》上刊登了一份《声明》。
这是登在芜湖《江城日报》上的，我后来在相关档案馆中，看到这张报纸的原件：
声明
本人系安徽省S县人。现宣布退出自己所属组织。特此声明。
陶大文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十日
在此之后，就再没有陶大文确切的踪迹了。这一份《声明》的刊登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十日，也就是1948年1月10日，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大转折时期，国民党军队已现溃败之势。按理说，极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陶大文应该有前瞻性。此时的陶大文已经脱离危险，不存在着生存和肉体的压力。声明没有多余的一字一句，相当简洁，也没有出现当时流行的“共匪”字眼。
之后的情况是，陶大文在登出《声明》的第二天，就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有人据此认定，陶大文并非地下党，而是共产党国民党外的其他组织，有可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或者是一些爱国帮派“斧头帮”等等。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些组织都很活跃，当时“斧头帮”的首领，正是同为安徽人的王亚樵。年轻气盛的陶大文加入，也并非不可能。人们还猜测说，陶大文后来之所以回乡，是因为王亚樵被杀，压力巨大，回乡暂时躲避和潜伏，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陶大文之后的结局，有一种说法是陶大文之后乘火车到了上海，投奔了美国花旗银行，当了一名高级职员，上海解放前夕，又随整个银行搬迁去了美国。这一说法，来自县药材店的石老板，石老板有一次跟人谈心，说上海解放前夕，有一次他去上海购货，曾在霞飞路的锦江饭店门前见到陶大文，还跟陶大文寒暄了几句。陶大文当时告诉他，自己在一家外国银行谋职，可能会随银行一起迁去国外。不过“文革”开始后，石老板死于武斗的乱枪之中，这一种说法已死无对证。另一种说法，则显得比较无稽，说陶大文解放后隐居山林出家当了和尚。这种说法无实证，猜测的成分较多，周老五就持这一种说法。还有人说陶大文解放前夕遭到了一些人的秘密杀害，执行者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也有可能是遭到了土匪的撕票。持这一种说法的是当地党史办的人员，他们在遍求陶大文踪迹不得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会有这样的想法。
自此之后，陶大文的详细情况无人知晓，这个人，就像水滴化为蒸汽一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文革”结束后，北京相关部门曾派人来过S县，调查陶大文的情况，这些人找到了当时的县革委会领导，也找到了小玉的外婆、周老五以及汪家传等。没有人能说得清陶大文后来的情况，调查组的人失望而归。由此，陶大文的身份变得更加神秘了。人们猜测的是，为什么北京会如此关注这个人。如果轮到北京去关注这个人的话，这个人该有怎样的背景啊！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陶大文在坟墓里鬼魅般生活的三个月，也是他思想发生巨大裂变的时期。在那段时间，陶大文无所事事，只能待在黑暗潮湿的坟墓里，与白骨相伴，经历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除了空虚、寂寞和睡觉，他只剩下思想，不停地思想，无时无刻地思想。没人知道他会想些什么，不过阴湿而恐怖的墓地，是与蚯蚓、蝙蝠、蝎子最近的地方，也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
有关陶大文的事情尚未了结——1985年春天，失踪了三十多年的陶大文浮出水面，这一天，S县财政局收到了来自美国洛杉矶的一笔15万美金的巨款。几天后，S县县长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写信人自我介绍说，他叫陶大文，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党部工作，是烈士陶小武的哥哥；说他已从美国汇了一笔15万美金给S县政府，想在自己的家乡，建一所以“陶小武”为名字的小学。新调来的县长在收到这一封信后，一时不明白陶大文兄弟的关系，急忙让相关人员介绍了有关情况。这一下，S县历史上最悬疑的事件终于水落石出——一切如当年石老板所看到的，陶大文在逃往上海之后，先是在花旗银行谋取了一个职位，上海解放前，又随银行搬迁去了美国。此后，陶大文一直在美国生活，直至退休。在信的最后，陶大文表示，这一番捐出自己的积蓄，是为了了结心中的一个情结，努力为家乡做点事，也告慰弟弟的在天之灵。
在得知了陶大文的情况后，县里有关人士郑重地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上级部门的答复是：陶大文的身份，现在很难核实了，不过属爱国人士毋庸置疑，在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形势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身份之事，不再重要。既然陶大文传达了报效家乡的诚心，就应该以诚相待，把好事做好，只是此事不宜多宣传，最重要的，是要着力宣传陶小武烈士的光辉形象，更何况，陶小武的确是为了革命事业，被反动派杀害的，是真正的烈士。就这样，1986年底，修缮一新的“小武小学”落成，一幢堂皇漂亮的五层教学楼矗立在校园内。校牌是新换的，字虽不太好但却颇有气韵，那是由县委书记亲自题签的。原先在破旧危房上学的乡村孩子们，搬进了明亮亮的教室，他们的笑容更灿烂，他们的读书声更响亮。
由于上级部门的定调，有关陶大文捐助之事，在S县只是少数人知道。每到清明节，照例有许许多多天真活泼的儿童少年来此参观瞻仰，祭扫小武烈士墓。在宽阔漂亮的操场上，校长们仍旧在认真地作着报告，孩子们仍是在认真或不认真地听讲。前年的清明节，我独自一人去了那里，我在烈士墓前遇见了一群正在扫墓的孩子。一切都如从前，该虔诚的虔诚，该踏春的踏春，几乎与我们当年没有变化。不过我仍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感到奇怪。后来我想：这应该是我自身的变化吧——内心的不同，使得我在看待这个世界时，有着别样的感觉。
二
他看着汪家传在汤汤流动的琴溪河水边的草地上安安静静地打坐，夕阳照着他的身影，将他的侧影照成了一尊佛像。他远远地看着他，心中一凛。是的，就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汪家传如此静穆的方式是确切在做什么，不过从打坐的姿势中，他感受到了一种凛凛的神秘，来源于人性和世界的深处。他知道这是一种充满着神秘的姿势，不融于这个时代，也不融于很多人，在很多时候，这样的姿态是一种非主流，是一种排斥，更是一种独立和寻找。它在告诉人们，它似乎有一种路，通着无人知晓的世界。
待汪家传收工之后，他招呼了一声：
“汪师父！”
汪家传应了一声，说：
“你来啦？”
他点点头。他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失魂落魄的鸟儿一样，因为找不到归家的路，只好到处漂泊着。也不知怎么回事，他总是显得心事重重，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与小玉的隔膜，与大头的疏离，都让他失落无比。他有了对这个世界最初的疑问，无论是现在、过去和未来，都让他忧心忡忡。
他就坐在汪家传边上，什么也没说。汪家传也不管他，只顾自己站起来，收拾着坐垫，准备往屋里走。
他跟在汪家传的边上，好像有一肚子话说，又不知从哪说起。然后，他突然问：
“汪师父，你当年为什么没当干部呢？”
汪家传一怔，然后笑笑，说：“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呢？”
他说：“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当年你们打游击出生入死的，胜利了，也该享福了，为什么你还要当医生呢？”
汪家传想了想：“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那时想……我还是当医生合适，所以，就要求当医生了。”
他没有继续追问了。过了一会，他又问：什么是打坐？为什么要打坐呢？
汪家传看着他一笑，说：“呵呵，这个还真难以解释清楚。打坐其实并不神秘，它只是让你专注地想一些念头，体会它带来的感受，并且看清它是怎么运作。其实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眼睛在观察，还要学会用心去观察；不仅要学会用心观察，而且要学会用心在极度安静状态下去观察。打坐，就是让心静下来，然后用心去观察，这也就是‘禅定’。在极度安静的状态下去观察，就能避免情绪的左右，分辨各种事物之间细微的差别。这一点就像是将自我意识的水放到大海里融合一样，你感觉不到内与外、进与出，你就能从个体中感受到整体。”
他听得莫名其妙，也有点似懂非懂。他想了想，继续问：“那为什么要打坐呢？”
“为什么？”汪家传一笑，说：“还是为了静心吧，坐在这里，尽量地消失自我，接受与世界的联系。打坐其实只是一种方法，把你跟这个空旷庞大的世界联系起来，然后试着将自己融化。这种感觉，就像把雪放在火炉上一样，雪很快就融化了。那时人处在完全的空境中，内在的自己幻化掉，像镜面上的呵气，慢慢消失，产生一个很强大的虚空……”
他有点听不懂了，也有点感到害怕。汪家传大约意识到自己所说的深奥，又笑着说：“其实，打坐的状态，就跟死亡前期的状态一样，你会感到安静极了，也敏锐极了，身边的一切都在消失，一开始是外在世界消失，所有的感受、意识会变得朦胧、笼统，有点像天气很热的一种气流。消失之后出现了一种光，不是阳光也不是月亮或电光，有人称之为死亡光明。气会消失，光也会消失，变成完全的黑暗。除了一个火一样的红点。”
他问：“人死了，就是这样？”
汪家传说：“差不多吧，都应是意识的消失，如果进入很深沉的禅定状态，所有的东西会变得特别缓慢。最细致、最细微的心是存在的。在这种禅定状态下，或许可以唤起一些记忆。这些经历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仿佛存在于某个空间。只是被发现了，就像放电影一样可以看到。”
他有点明白了。他想，自己也应该学一学打坐，什么时候能跟汪家传一样，能随心所欲地进入一种禅定状态该多好。那样，就可以了解很多，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去了解将来。自己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了。
那时的他，哪里会知道道理背后的平实啊！
再后来，他们沉默着，看着身边汤汤流动的河水，一直不说话，就那样看了很久。他们看着眼前水晶般清澈的流水，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河水里总有一些东西在熠熠地闪着光，也许是河流的一块玻璃，也许是一块有着岁月的瓷片，也可能是一条鱼，肥壮的鲤鱼或者是红尾巴的白丝鱼。它们在水中游着，感受着水的温暖或凉爽，感受到水的肌理，也感受着水的秘密。在水中，鱼应该是快乐的吧？它们不时地亮着肚皮，迎合着阳光的照射，用神秘的反光回应着这个世界。摇曳不定的光本身，就是由神秘的东西构成的，可以寄寓全部人、兽、天使和魔鬼的身影。谁说时间不会开花呢？它的神秘体现在很多东西上面，植物本身的花朵，人类的哲思和创造，包括流水的波光潋滟，以及自然界的一切一切，都可以说是时间神秘的馈赠。
……人总是喜欢水的，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这是生命的本能。后来他尝试着分析，为什么人类总是那么喜欢水呢？那是因为记忆的深处，有着波光潋滟的影子——这有可能是因为最初在子宫羊水里生活的缘故，也有可能是远处的记忆。最早的人类有可能是鱼，先是生活水里，然后爬上岸变成了猴子和猿……一个人如果能了解自己身体内的本能或者说记忆，能够以一种见怪不怪的方式来看待它，能够追溯到人性的深处去认识这个世界，就可以算是在路上的一种方式了。
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北京采访黄源，他曾跟我谈起了他在皖南斗争生涯中出生的两个儿子，为了纪念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他给两个儿子一个取名叫皖生，一个叫南生。皖生和南生现在一个从政，在中央某部任副司长；另一个则在某大公司从事经济工作。黄源还给我看了一张在皖南斗争中拍摄的现已发黄的旧照片。在那张全家福照片上，黄源英俊潇洒威武，汪丽文贤淑大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怀中所抱的皖生和南生，这两个孩子漂亮而机灵，像虎崽子一样活泼可爱。
同样的照片我在周老五处也见到一张。周老五指着照片上的皖生和南生说，这两个伢子，要不是我，早就给他老子一枪一个撂给了阎罗王。我吃了一惊，忙问缘由，周老五便给我讲了大牛山恶战的情景：
“那一仗打得可真凶，枪子噼噼啪啪像过节的爆竹一样。杀死了孙铎之后，国民党那个气啊，也不晓得是哪个龟孙子告的密，国民党摸清了我们的指挥部在大牛山，调集了正规军的一个整团，加上地方上的六个连，以及相关警察部队等，一共好几千人，抬着数十挺轻机枪，十几挺重机枪，还有几门六〇炮，将大牛山围得水泄不通。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先是放了一阵大炮，然后缩小圈子就向我们包抄过来了。黄山游击队，这时候虽然人马比以前有增长，当时几个分队的人马，都被派到外地去了，在大牛山，只有几十号人马的直属小队，都算是老弱病残。王麻子这时候也不在，直接下分队指导打仗去了。危急关头，黄源很冷静，他将全部人马集合起来，兵分几路，一队十多名战士守住正面的山头，阻击进犯的敌人，尽量不要暴露火力目标，待敌人靠近后，用手榴弹进行轰炸；另一路，共有六人，占领后面的山头，零星放一些枪，把敌人引走；自己带着指挥机关一群妇孺老弱，向东南森林密集的地方突围。
“天微微亮时，正前方派人报告，大牛山南侧有一条长带在弯弯曲曲向上蠕动，敌人趁着天未亮，就开始进攻了。另一边，黄源透过望远镜发现，西北方的敌人也开始出动，蚂蚁般黑压压地扑过来了。黄源命令汪丽文，赶快在狮子洞里挖了一个坑，将用油布包好的密电码埋了下去，掩上土，又盖上石头，上面再撒点落叶。不管怎样，密电码不能落到敌人手中，若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很快，正面交锋开始了，伏击的游击队一排手榴弹掷过去，敌人一片哭爹叫娘。不过敌人多，机枪冲锋枪全开火，一排子弹打过来，也撂倒我们好几个。我们没办法，仗着地势高，地形好，拼命顶住。可一会就不行了，敌人太多，黑压压的一大片，武器又好，我们的人一个个倒下。汪丽文那时刚生孩子，才几天，就是南生。皖生那时也只有两岁。可汪丽文硬是不得了呀，手执双枪，伏在石头上，一枪一个，一会就撂倒几个。打到后来，她眼睛都红了。就这样一直坚持到黄昏。国民党一看不好，停止进攻，等着将迫击炮抬上山。黄源一看敌人没有动静，知道其中必有阴谋，要求我们快速突围。那时也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我、黄源、汪丽文以及另外两个警卫员。黄源问汪丽文：‘你能走吗？’汪丽文脸色煞白，嘴唇发青，咬着牙点了点头。这时候，皖生和南生突然大哭起来，一哭不止。黄源急了，说，他们俩不能跟着，暴露了目标，游击队都得完蛋，说完就要举起手中的枪。说时迟那时快，汪丽文像母老虎一样扑上去，死死抱住黄源，大哭不止。我一下也明白过来了，也上前去抱住黄源。汪丽文一边哭着一边用嘴巴死死地咬住黄源。我看见黄源呆呆地站着，像一根朽木一样一动不动，眼中的泪水像雨一样披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黄源流泪，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鼻子像被人揍了一拳似的发酸，我终于憋不住放声大哭，我说你把皖生和南生留下吧，我背着他们，就是死也要跟他们死在一块。
“我把自己的上衣撕碎了，揉了一揉，一人一个塞进两个孩子的嘴里。我先把皖生五花大绑捆在身上。黄源见状，也把南生绑在身上。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开始突围了。刚走几步，兔崽子们噼噼啪啪的枪声就打过来，跟在屁股后面的警卫员连哼都没哼就倒下了。我们也顾不上还击，拼命地往山顶上爬，爬到山顶，又赶忙往另一座山上跑。真是多亏了那些密密匝匝的森林，我们在密林之中穿行，外面的人很难发现，只好开枪乱打一气，很少能击中目标。好在这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敌人的枪法就更不准了。我们就这样一直跑了二十来里，后面的枪声都听不到了，我们全瘫倒在地。解开绳子一看，孩子们脸都白了，差点死掉，赶忙拔出碎布，过了一会，小鬼们这才活过来。”
“真是万幸呀！”我松了口气。
“可不，算是老天有眼。不过想想，打游击那些年，哪一次不是九死一生。开始的时候胆子还小，还想着死呀活呀残废呀什么的。后来，倒什么也不考虑了，活着一天赚一天，死了拉倒！”周老五说。
我问：“洪春花那时候在哪？她在场吗？”
“哦，洪春花啊，她当时没跟王麻子出去，也在大牛山。那个时候，除了黄源和汪丽文的孩子，谁的孩子都不准跟着部队。洪春花那时也有了孩子，放在X县一个老乡家里，过个半年一载才能去看望下。她那时候的任务就是看护电台，把电台用一个大大的棉布裹着，背在身上，腰里挂着两颗手榴弹，手里还端着一支步枪。她真勇敢，力气也真大，一般的人，背着那么重的电台，早就吃不消了。”
“后来知道是谁告的密吗？”我问。
“鬼，没办法查，不过陶大文是有可能的，肯定是他被国民党抓住之后告密的，他那时正在县党部，要不是他告密，国民党怎么会确定游击队的指挥部在大牛山？”
“有证据吗？”
“不是他，他干吗要退出组织？干吗要逃到国外去？做贼心虚。”周老五愤愤地说。
“那他干吗逃路呢，从文庙里逃走？”我刨根问底。
“那我哪知道？鬼知道他是逃走的，还是国民党放他走的？”周老五说。
我问：“你们确定大牛山遭‘围剿’，是他告的密？有证据吗？”
“要什么鸟证据，找鬼去要？要是那时候我们碰到他，肯定是一枪打过去。那时候我们杀个人，比杀条狗还容易。”
“所以他上次回来，你不愿见他？”
周老五沉吟了一下，最终还是说了：“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我看不惯那么多人前呼后拥地围着他，一个个都想让他来投资什么的。他也神气活现的好像很了不起似的。我不要看这场面！再说我也不愿意他见到我这个样子！”
沉默了半晌，我又问了周老五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去南京取电台的事吗？记得你是怎么从南京把电台取回的吗？”
周老五愣了一下，说：“去南京取电台，没有啊！”
我也一愣，说：“不都是说你跟洪春花一块去的吗？洪春花也这么说。”
周老五说：“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黄源一开始是叫我去的，还特地让我化了装，穿得西装革履。正巧黄源也要去宁国，我们仨一道，转道去M县乘汽车。可到了汽车站后，黄源突然改变主意，说这事重大，担心我没怎么见过世面，跟洪春花扮夫妻，看起来也不太般配。他想跟我换个角色，要亲自去南京，让我代他去宁国一趟，还特地嘱咐我不要声张，尤其是不能跟汪丽文说。我就去宁国二支队那里了。他们俩取完电台后，跟我仍在M县集中，黄源再让我跟洪春花一起把电台带到大牛山。后来洪春花说了她和黄源在南京夫子庙吃小笼包子的事，真是把我馋得口水直流。那么一个好地方为什么不让我去？真是的。打游击的日子真苦啊，真想吃点大鱼大肉解解馋啊！”
我一下明白了。
四
秋天说到就到了，小镇的上空，经常看见飞翔的大雁群，或排着“人”字队，或排着“一”字队，经过小城的上空时，不时发出阵阵悲鸣。它们在悲叹着什么呢？悲叹着背井离乡的命运？南方和北方，何处才是它们的家园呢？
霜寒之气，也慢慢地上来了，琴溪河岸上的柳树，也开始落叶，树干不再青绿，而是变成了深褐色。水边的芦苇，也变得枯黄，抽出的一枝枝种子，如同一支支蜡烛，点亮着水边的世界。在这个季节里，人们总是莫名地忧伤，会变得无所事事无所适从，很多人又把充满樟脑丸气味的衣服从箱子里翻出来了，在沿街的青石板上，以及半人高的院子里晒着霉，以至于小城到处都弥漫着樟脑丸的气息。每到傍晚，雾霭弥漫，露水浓浓，门前的台阶滑溜溜，迟缓的鼻涕虫爬了出来。金鱼草很快青春不再，别的季节看不到的带褶边的红紫相间的甘蓝花却开得如火如画。
转眼间，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的傍晚，“邮筒”又来到了他家。母亲很高兴，烧了板栗烧鸡什么的。“邮筒”喝起了酒，说单位就要分新房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明年就可以搬到新建的邮电局宿舍去住了，那个房子很大，有一百多平方米，还有液化气什么的。母亲很高兴地问他：“你知道液化气吗？以后烧饭，再也不用柴火了，烧起来好麻烦，灰还大，麻烦死了。”
他回了一句，“那你们去烧液化气吧，我就待在这里。我喜欢吃柴烧的饭。”
这一下，母亲和“邮筒”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他们又说起了电视什么的，说现在新出来一个电子盒子，跟大收音机似的，里面放图像，就像电影一样，可好看呢。“邮筒”说这话的时候，他在心里想：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根本就不爱看，我爱看的，就是书，其他什么，我也不在乎。
他就这样草草地吃完了晚饭，把碗一推，无所事事的他又来到了大院里。白天阴沉整日，云层浓厚，他本来不指望能看到中秋的月亮，没想到一推开门，就看到天空中的月亮又大又圆，地上一片银辉。他从未看过如此大的月亮，仿佛连月亮上的很多东西都能看得见，影影绰绰的，上面好像还真是有个嫦娥，还有个玉兔，以及一间瓦屋什么的。清冷的月光之中，门口那一株夜来香开得无比茂盛，弥漫着夜雾般的香气。傍晚的光线有些朦胧，只见有两只蜂鸟似的东西扑扇着翅膀，在夜来香的花丛中起落。那真是两只蜂鸟！是的，是蜂鸟，他从未看过的蜂鸟。它们看见他来，一点也不惊讶，也不畏惧，继续在夜来香边上飞舞着。他抑制不住心跳，悄悄地走上前去观察它们：它们呈青翠的黄绿色，身体有两寸长，翅膀张开，嘴有一寸长左右……后来他看有关资料，说蜂鸟是美洲的一种鸟，在亚洲尚未发现。他感到更加惊奇了，那一天晚上，他的确看到了蜂鸟，它有色彩斑斓的透明翅膀，频率极快地扇动着，翅膀边缘，有人类感觉不到的风暴……这确实是两只蜂鸟，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在那个神秘的夜晚，它们神秘地来到，又神秘地消失。它们的亮相，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影子，站在院落那边寂寞的老桂花树下，确切地，是一个人，不说话，像幽灵一般。他靠在门边看过去，原来是李玉茹。只见她围着那棵古老的桂花树，兀自唱着那首熟悉的《黛玉葬花》：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只是这一次，她的嗓音不仅沙哑，而且调跑得很厉害，远远地听着，像是冬夜中清冷的寒风吹拂。一首歌唱完后，李玉茹大约是累了，靠着桂花树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突然她昂起头来，张开双臂，对着月亮大声说道：“啊，月亮，我爱你，你终于出现了！啊，月亮，你终于出现了……”
那声音嘶哑而颤抖，仿佛不是从一个人的嗓子里冒出来，而是从地狱之门里爬出来的，有一种瘆人的感觉。他吓得毛骨悚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悄悄走了过去，躲在屋檐的方柱子后面看着她。虽然天气已很有寒意了，李玉茹还是穿着那一袭浅色的、半截袖的连衣裙，下边着一双凉鞋，连袜子都没有穿。过了一会，她双手合十，对着月亮郑重其事地祈祷，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她又走近那株古老的桂花树，用手中拿着的一个东西，似乎是粉笔之类的，在上面用力写着什么。写完之后，她便开始坐在老桂花树边的水井沿上，怔怔地发着呆，一动也不动，像是井边的一尊雕塑似的……他越看越害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想过去打招呼，问她这半个月怎么样；想回屋告诉母亲，又担心被母亲叱责……他踌躇着，决定还是不惊动她，也许李玉茹再待一会就会回家了吧。他轻手轻脚地回到了家，把门掩上了。这时候家里已没有动静了，母亲的房门已闩死，“邮筒”的鞋摆在门口。他想了想，没有洗漱就去小房间睡下了，不过心中仍割舍不住一股情绪，莫名地有一种紧张感，以致很长时间没有睡着。夜半时分，他还是睡不着，又摸出枕头下的铜镜，借助窗外射进的月光，细细打量自己。他的影像在迷离的镜中完全不像自己，它是模糊的，模糊得就像一个影子。他不知道那该不该称之为灵魂。黑黢黢的镜子里，一些幻象慢慢变得模糊，一些幻象慢慢变得清晰，自己一点也不像自己了。
后来他感到害怕，慌乱不迭地收起镜子，钻进了被褥，闭上眼睛。一束月光透过窗棂，正好照在他的脸上。他感到更加害怕了。他知道这一切都逃不过月光的眼睛，包括内心的一切，连他自己内心在渴望什么都不知道。
月光是属于“虚”的那一部分吗？
第二天清晨，他醒了，懵懂中感觉到外面一片嘈杂声：先是“邮筒”的大喊：“不好啦，有人吊在大桂花树上了！”紧接着，是母亲的惊讶叫声。然后，大院里一片杂乱的脚步。他赶紧穿上衣服，趿上鞋，冲出家门。只见不远处的桂花树下围满了人，有人在尖尖地哭喊着，好像是小芙的声音。他挤进人群，眼前的一幅画面，让他惊得目瞪口呆：
李玉茹用一根绳子，把自己挂在那株大桂花树上，身体还晃晃悠悠地**来**去。上吊的绳索，是一根帆布带，是那种家家都有的，用来打被包拉练的绿色军用帆布带。李玉茹的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她的双眼；她的面容灰暗苍白，舌头伸出老长。在她的脚下，小芙瘫倒在地，大约是哭不动了，只剩下抽搐和呻吟，像一张废弃的糖纸一样，被随意地扔在地上。
“邮筒”跟派出所的歪头李公安说：清晨，他准备离开群艺馆大院时，影影绰绰地，就看到桂花树那里有个人影。一看，原来是一个人吊在树上。那时候正大雾弥漫，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便走近一看，没想到是李玉茹吊在树上！真是吓死人了！“邮筒”说。这时候有人指着桂花树突然地大叫：“你们看，那上面都画了什么？”众人一起将目光集中在桂花树上，只见上面有粉笔画了无数个问号，从桂花树的底端，一直写到树的枝丫处，几乎将粗大的树干给写满了，就像无数只白色的蚂蟥一样爬在树干上。
他怔怔地站在那儿，看着那些问号，毛骨悚然。这时候一个人突然“呀”了一声，然后对人们大叫：
“你看那边的脚印，也是一个标准的大问号哩！”
众人一起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在树的另一侧靠厕所那一边，还有一个巨大的弯曲的弧线——先是向正前方走的，然后向右拐向厕所方向，画了一个弧线，再踅前行的方向，又回向了桂花树的方向，最后固定在那棵桂花树的根部。那上百个脚印组成的印记，分明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他看见母亲惊慌失措地张大嘴巴，愣了一愣，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李玉茹的尸体从桂花树上被解了下来，有人找来一床白被单，盖在了她的身上。他这才发现，她的身躯竟是那样瘦小，就像是从树上扳下的一截枯枝一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充其量连一个字符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标点；或者，只是汪洋中的一个雨滴。那个叫作李玉茹的人这是去了哪儿呢？这个单纯的、有着浪漫情怀，能用婉转动听的腔调，将故事再现得栩栩如生的上海女子，就这样消失在异地他乡。那些曾经让人难忘的音容笑貌，就是来自这个瘦小的身躯吗？如果这个躯体是李玉茹，那么，那个娓娓动听的声音是谁的呢，她又去了哪儿呢？
李玉茹带着那么多的问号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疑问，同样引发了他对于这个世界产生的系列困惑。人生就是问号的聚集与堆集，它是一个圆，圆周外全是问号；随着圆的越画越大，问号也越来越多。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问号，它们布满了天空，时刻给人们以启迪。人们背朝星空面向大地，很难感觉到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感觉时间的重压，以致无法找到自己的家园。
三天后，李玉茹入土，被葬在了西山后面的乱坟岗。小玉来到了群艺馆，默默地带着一帮厂里的同事操办着这事，他忙前忙后地指挥着，俊俏的脸上明显可见疲惫的灰暗色。按照S县的风俗，出葬的那天，一般是选择死者最小的一个孩子，手捧一个大公鸡坐在棺材上。大约是因为大公鸡属于至阳，可以替死者在阴间驱魔避邪。出殡那一天，小芙和大头披麻戴孝。大头更是早早地抱着一只大公鸡，坐在棺材头上。爆竹震天，四人起棺，小芙怀抱李玉茹的大幅画像，走在最前方。鞭炮炸起的迷雾当中，小芙白净的脸庞清雅如玉，身体沉静和肃穆，就像是戏台上出塞边疆的王昭君似的，或者如三峡边的望夫石。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起这样的比喻。缥缈的雾霭，打湿了人**在外的皮肤，像小芙无声的泪滴。大头在鞭炮的迷雾中，不住地咳嗽。当李玉茹的棺材落土的那一刹那，他看见小芙终于支撑不住了，她的身子歪斜下来，倒在了小玉的怀里，像一尊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的雪人一样，彻底地坍塌下来。
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仪式中，他似乎一点悲伤都没有，更多的是疑惑和木然，他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只有对世界突然之间翻云覆雨的木然和疑惑。的确是这样，在那时的他看来，任何一种死亡都是一种告别，它的意义只不过在于说明：我来过了，我走了，永远地走了。
李玉茹去世之后，群艺馆大院突然变得寂寞起来。在大院里，李玉茹家那扇原先经常敞开的门也经常关闭上了，很少能看到小芙的影子，也很少能看到大头的影子。有人说她跟大头经常住在月潭小玉外婆那里。院落里也很少能见到人，原先喜欢无事在院落里散步走动的人，似乎都躲在了家中。老桂花树下，都长起了茂盛的青苔了。不过那些画着问号的粉笔痕迹，却一直留在树干上。虽然几场秋雨使得它变得模糊，不过依稀的印记，却提醒着那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件。
深秋很快就来了，万物萧瑟落寞，只有**，呈现出最后的辉煌——群艺馆大院子里的**开了，那些**，是李玉茹带着小芙和大头种的。秋菊开得无比热烈的时候，种花人已看不到它盛开的模样了。我原先一直没注意过**，没注意到**如此漂亮，也没注意到小城原来有那么多的**，它们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有蟹爪菊，有大理菊，还有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它们的品种真多！它们长得真漂亮！除了这些名贵的**之外，在小镇，那些残垣断壁中，甚至那些墙壁的缝隙中，都生长着各式各样的野**，它们迎风摇曳，极富有某种意蕴。她们真是会说话的，每一朵花都似乎在讲述着一个悲情的故事，引冬天肃杀，引北风萧瑟。莫名地，我总觉得**白中泛黄的颜色，以及它的洁净和冷艳，还有另外一种使命——它不仅为岁末送终，还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的事物送终，它本来就该是葬礼的花，为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悲惨结局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