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洪春花是一个“谜”,一个人生之谜。打小起,我就一直感到外婆在很多时候讳莫如深。在很多时候,她都是怔怔地想着什么,恍惚着沉浸于某一个事情。外婆一直清瘦秀丽,有着高挑的身材和精致的五官,更能让人想象出她年轻时的漂亮和清秀。她似乎从不跟我多说什么,一有时间,就坐在天厅边上的堂前,呆呆地凝视着什么。在很多时候,我把这归结于我外公与母亲的先后去世,给她的精神打击。毕竟,一个女人在世的时光,没有什么比丈夫和子女去世更大的打击了。我曾经问外婆:“别人为什么叫我外公为王麻子?是因为外公是大麻子吗?”外婆一怔,说:“怎么可能,那是别人胡扯!你外公根本没有麻子,他的脸上只是稍有点雀斑,不是麻子。”外婆想了想,又说,“那是敌人散布的谣言,国民党在悬赏布告中,故意把你外公画成麻子,歪曲共产党的形象!”

我又问:“外公长得好看吗?”外婆想了想,说:“当然好看,高大,英俊,模样清秀,皮肤白,你长得不就像他吗?”

我又问:“外公有文化吗?”

外婆回答:“当然,你外公知书达理,写得一笔好字。”

我诧异地问:“那外公为什么一开始会当土匪?周老五说外公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只是打仗勇敢,像张飞和李逵一样鲁莽。”

外婆沉下脸来说:“周老五是瞎说,你外公怎么可能大字不识呢?他哪是张飞李逵呢?他是粗中有细,他是赵云!”

在外婆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突然有一个令人惊异的发现:外婆洪春花与外公王麻子认识之前,就认识黄源!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外婆最早跟王麻子在大牛山落草,是黄源劝说他们参加革命的。我曾经在跟外婆的很多次聊天中,询问她是如何认识我外公的,又是如何认识黄源的。外婆一直回避着这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总是说历史太久了,有很多东西,已记不清楚了。有时候,她甚至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有些羞赧,也有些恍惚。

最近,我读到一篇中央级大报上的一篇革命斗争故事,让我豁然开朗。这一篇故事,是记者根据黄源的回忆进行整理的。黄源在回忆皖南革命的艰苦历程中,提到自己当年在吴大根家养好伤后,决意报仇,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争取到了一个女子的支持,于夜半时分袭击了谭家桥乡公所,缴获了长短枪各一支。这一个年轻女子,黄源说得很清楚,就是洪春花。

在我手持中央大报的追问下,外婆终于吞吞吐吐承认自己早就认识黄源。外婆在叙述这个故事时,经常心情激动语无伦次,有时候甚至呆呆入神。这使得我不得不像一个泥瓦匠一样,在很多方面尝试着对她的叙述进行弥补和校正。在很多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弥补是否真实和妥当。而在很多时候,我已经搞不清最后的文字是否真有其事了……

以上这一段文字,来自小玉所撰写的《清明》手稿。这一段文字极其珍贵,它说出了黄源和洪春花认识的过程,他们认识的时间,还发生在黄源袭击谭家桥乡公所之前。后来一些皖南革命斗争故事书,在叙述黄源的事迹时,都会讲述一个故事,就是黄源曾经单枪匹马袭击了谭家桥乡公所,缴获了敌人一杆长枪和一支短枪,为数百名死亡的红军报了一仇。只有一篇文章语焉不详地提到,黄源袭击谭家桥乡公所,并不是单独一个,还有一人作为内应,在半夜打开了乡公所的大门,让黄源在夜半时分悄悄潜入,摸进了乡政府特别行动队睡觉的地方,高举着一枚手榴弹,让敌人叩头求饶,从而缴到一长一短两杆枪。

这一篇文章是一个曹姓老先生写的,曹老先生曾是S县政协委员。黄源袭击谭家桥乡公所时,曹先生正在谭家桥小学教书,洪春花曾是他的学生,当时在乡公所干活。曹老先生对此事的叙述,估计是后来道听途说的。在这一篇文章中,曹老先生一厢情愿地把在乡公所帮工的洪春花当作潜伏的地下党员了。

值得欣慰的是,小玉在他的手稿《清明》当中,比较翔实地记载了这个故事,也叙述了黄源和洪春花认识的过程。由于小玉和两个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他的笔触不由自主地呈现感情色彩,也稍稍有着那个时代文风的矫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个故事应该来自洪春花的讲述,事实部分是真实的。从小玉的文字来看,当年黄源单枪匹马袭击镇头乡公所之所以取得成功,跟洪春花的里应外合有很大关系。洪春花告诉黄源,村里有很多狗,如果一个陌生人夜晚进入村落,肯定会惊扰那些看家护院的狗,引起一片狗吠。洪春花告诉黄源,后山有一条小路,通向乡公所一个侧门,从后山下来,从侧门进去,可以避开村里大大小小的狗。至于黄源与洪春花认识的过程,从小玉带有文学意味的讲述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传奇故事:

……太阳慢慢地升起来了,鸟儿在密密匝匝的树枝上啁啾。躺在大树下的黄源睁开双眼,从睡梦中回味过来。他的心里有点紧张,看一看四周躺着的队员们,他们还沉浸在梦乡里,有的还扯起了轻轻的鼾声。

黄源揉了揉眼睛,手一摸,衣服被露水打得透湿。初夏的上午,雾霭仍在山坳里迂回,空气中挟着凉意,阳光穿过纱巾似的白雾,把光晕镀在大地和人体上,人变成了金黄色的雕像。黄源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他瞅了瞅正在酣睡的队员们,忽然觉得有必要去站岗,万一被人发现,不就糟了吗?

黄源提着一杆猎枪徜徉在山林之中,慢慢升高的太阳如熨斗熨帖大地,热烘烘的,有点烤人。过了一会,黄源浑身上下像有芒刺般不自在起来,湿衣服在阳光的照射下热气咝咝向外蹿出。黄源便觉得浑身上下有一种被热毛巾裹住的滋味,心里烦躁得很。黄源看了看四周,阒无声息,便不假思索地把衣裳裤子都脱了,晒在树干上,赤条条而精神抖擞地端着长枪来回走动,观察着周围的一切。

黄源在阳光下毫无保留地暴露他白皙而刚柔相兼的身体。我想象黄源美丽的肤色在阳光的映照下一定显得相当迷人。但黄源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暖暖的阳光如毛毛虫一样亲吻他**的肌肤,黄源隐隐约约觉得身体内部有一种不安分的情绪在蠢蠢向外拱动,他的独蛋也因为亢奋而轻轻颤抖。黄源不由自主地垂下眼睫,让阳光毫无忌惮地沐浴自己。黄源甚至还想到童年时,他和邻居小黄毛丫头的一段逸事。

然而黄源毕竟曾经是红军战士,在他想入非非沉浸于甜美的遐想时,一种轻微的声音尖厉地钻入他的耳孔。黄源如猫一样竖起了耳朵,睁大眼睛搜寻。突然,他看见草丛里伏着一个女人,那姿态和动作就如同一只美丽的红毛狐狸一样。

那时洪春花正挎着篮子战战兢兢伏在草丛中,她那年正好十七岁,出落得异常美丽。她早早地起来拔竹笋,山林中鸟语花香,不知不觉一会就爬到了半山腰。很快,背篓中小笋已塞得满满,洪春花开始放慢节奏,准备歇一会,她看见附近的草丛中有带刺的野草莓,便俯身摘下一枚被阳光烫热的红色果实,轻轻地放入口中,然后呆呆地看到不远处山涧石头上的翠鸟,婉转地唱着歌谣。山野的一切那样富有诗情画意,洪春花看得呆了。正在这个时候,那只小鸟飒然飞起,像一道静谧的光线飞向远处。顺着翠鸟的方向,洪春花突然就看见了赤身**的黄源。她一下蒙住了,立即蹲伏下来,躲进半人深的草丛里,像只惊慌失措的竹鸡,只顾把头脸埋在草丛中,全然顾不得后面的情况了。

黄源一拉枪栓,冲着草丛里大喝一声:“什么人?快出来!”

洪春花一怔,然后拔腿就跑。她挎着竹篮,轻盈地撒开腿脚,跑步的姿势如受惊的小山麂,窈窕而瘦削的身体在逆光中奔跑非常动人。黄源的心差点从嗓眼里蹦出,心想,这下糟了,被发现了。他想,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个女子追到,否则她下山一张扬,引来了敌人,后果将不堪设想。说时迟那时快,黄源立即提着枪,跃身追了上去。

这应该是一幅动人的画面。在五月灿烂的阳光地里,一个赤身**的游击队员拼命地追赶一个年轻漂亮的当地百姓,这应该是一个战争史上难能可贵的真实细节。历史就是由无数这样的细节组成的,在它们变成历史的过程中,又省略和遗漏了无数这样的细节。终于,黄源在五百米之外把洪春花追上了。黄源气喘吁吁,他白皙的皮肤让山里锋利的灌木和茅草划得一道又一道,血一线线向外渗出。洪春花惊恐万分,虚汗沿着前额瀑布一样下落,含苞的胸脯起伏跌宕,一张秀丽的小脸在阳光的照耀下苍白如纸。她的牙关直打哆嗦,只觉得腿发软,周身的血即将从胸膛里喷射出来一样。

然而她死死地闭着双眼,不敢回望赤身**的黄源。

黄源一把揪住她的后襟领子,黄源气喘吁吁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语无伦次:

“你别走,别……跑,就在这待……着。”

洪春花的脸变得血红,然而她仍紧闭双眼。突然她肩膀一耸,低下头,嘴角一咧,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哭声中夹杂着恐惧、慌乱、羞愧、无可奈何等等复杂的成分。

黄源顿时手足无措,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下意识地伸出手臂去揩胸脯上蹿出的汗珠,光光溜溜的,感觉不一样。黄源这才猛醒过来,自己是光着身子去追一个黄花闺女的,并且现在正赤身**跟她讲话!

黄源一下子尴尬无比,或者说简直是无地自容。外婆同样也是,又惊又怕,这样的奇事竟然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当然,现在外婆在讲述这一段故事时,已不全是尴尬和羞涩,更有兴奋的成分。这一点我可以从外婆讲述此事时的表情看出,讲这段事情的时候,外婆没有正视我的眼睛,而是反反复复地掏出手绢擦拭那进口的老花眼镜。

黄源当时立刻脸臊得如天上高悬的太阳一样。但这点洪春花没有察觉到,她当时低着个头蹲在地上哇哇大哭不止,哭泣得伤心极了。这也难怪,所有的一切来得太突然,而洪春花只是个单纯美丽不谙世事的乡下女孩。

黄源见旁边有个灌木丛,密密匝匝的,便灵机一动,赶忙走了过去,灌木丛胸口高,黄源从那边露出个头来。

“哎,哎,别哭了,跟你说话呢!”黄源叫道。

洪春花停止了哇哇的大哭,显然她听到了黄源的声音,但是她嘤嘤唔唔的哭泣声不断。

“哎,你睁开眼,我在这儿,挡着的呢!”黄源没好气地大声叫道。

洪春花听到黄源的喊声,哭泣声终于停止了,最后她终于以一种听天由命的倔强反叛表情睁开眼睛,看着灌木丛后面那张英俊的面孔。

在此之后的事情,外婆在叙述时变得大而化之了。不过我注意到了,当外婆有意省略这一段细节时,她的腮边竟然出现一丝绯红。这样的绯红本身,在我看来,可能涉及她与黄源之间的隐秘,或者说,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是生活与革命的完美结合。总而言之,黄源在这一场意外的事件中,成功地争取到了洪春花加入革命队伍之中。至于细节和过程,洪春花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成了黄源的内应,我外婆并没有详细描述。以我的推测,应该是黄源争取到了洪春花的支持,当天夜半时神不知鬼不觉从后山小路进来,通过早已打开的小门,潜入了乡公所。这时候夜深人静,所有的人都沉浸睡梦之中。类似电影及书籍上描写的一样,黄源偷偷地将乡公所一大一小两支枪偷走,然后举起两颗手榴弹,让敌人吓得魂不守舍,缴了敌人的枪,随后,又击毙了王福寿,报了谭家桥被伏击的仇。

正是我外婆洪春花,为黄源打开了乡公所的后门,之后,又跟黄源一道上了大牛山,争取了王麻子武装部队的投诚。

我外婆洪春花在这些革命行动中,表现出了她与生俱有的胆略和气魄,也显示了她的潜力和不同凡响。自此之后,我的外婆洪春花,这位在富人家帮佣的山村姑娘洪春花,在黄源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最终在争取王麻子大牛山落草队伍参加革命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为了革命,外婆与王麻子成为伴侣,并且,在这个“绿林好汉”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的过程中,外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甚至付出了她自己。以至于我每每看到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从那个漂亮的女共产党柯湘的身上,我看到了外婆的影子。

对与黄源之间的关系,外婆似乎从来就是讳莫如深。虽然她是黄源在皖南最早发展的革命同志,不过她似乎从未对人说起这个故事,她还一再叮嘱我对这个故事保密,说这样的故事不能流传,因为跟书本电影以及样板戏上的革命生涯已完全不同了。看得出来,她经常困惑的一点是,当年的革命生涯,是怎么走过来的。更多的富有浩然正气以及浪漫和理想的革命斗争,已经让她对于自己的战斗生涯不自信了。与她持有相同心理活动的,还有无数经历过那段艰苦生涯的老干部们。他们有意无意地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开始淡忘,有意无意地进行改造,到了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哪一个故事来自于自己,又是哪一个故事,属于曾经的真实了。

这一个属于黄源和我外婆的故事,是非常独特的,也是不宜公开的。可是对于黄源和外婆来说,是极其有意义的。这一个故事,就是她与黄源之间的暗号与密语,彼此心领神会,又忘记不得。这个故事是如此美好,又是如此不宜示人。以至于外婆在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幸福,她的脸上始终带有幸福的表情,洋溢着一种神圣的光晕,甚至对这场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爱情还怀有一种羞涩!这说明外婆对这场发生在遥远年代的爱情深怀宿命的甜蜜感觉,至今还有着自豪和自得。

小玉,的确是有才华的。他在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文字,还有着清新感觉,能感到思考和真实。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到处都是青草的气息。青草在四面八方的野地里疯长,如果仔细听,就能听到青草抽芽时噼噼啪啪的拔节声。尤其是在雨后,青草疯狂生长的声音,如雨后的青蛙叫声一样鼓噪。与此同时,他同样能感觉到自己在疯狂生长,听到自己身体内,间或发出的清脆的声响,如琴键突然敲击;有时候感觉到某个地方突然一阵炽热或者酸麻,就像是电击一般。因为生长过快,很多时候,他会感到全身无力,感到脑袋经常性地眩晕,眼睛有时候甚至会泛出绿光,这时候看所有的人,都像一只绿皮的青蚂蚱,一只硕大的张牙舞爪的青蚂蚱。

在汪家传的教导下,他的围棋进步很快。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能在复杂多变的棋子中,看出棋局的大势。这不能不归结于他与众不同的视角。后来他明白,其实智慧不是复杂,而是一种单纯。只有最单纯的人,才可能是最智慧的。一段时间后,汪家传只能让他三子了。他们经常沉浸于围棋的玄妙和快乐之中,眼前是潺潺的流水,以及无所不在的清风。

那一天下午,他又目睹了汪家传神奇的一面,感到惊异极了。这给他以新鲜的刺激,让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捷径和秘密的。那一天,大头仍旧在汪家传屋子不远处的树林里到处找鸟的羽毛,他呢,跟汪家传在院落里下棋。突然,有一个村民抱着一个小孩直冲进来。小孩脸色通红,浑身滚烫,腰部竟发了一大圈黑色的疱疹,像一条乌梢蛇围在腰中似的。汪家传见状不慌不忙,放下了手中的棋,待那个村民哭诉完后,他走进了屋子,摸出一叠草纸放在桌子上。汪家传从笔筒里抽出支毛笔,蘸着墨水在草纸上一笔一画画着小鱼儿,一边问那个村民:

“这孩子几岁了?”

“三岁。”

“属什么?”

“属老鼠的。”

汪家传右手画着小鱼,左手极其灵活地掐算着什么,口中念念有词。过了一会,他放下笔,走出屋外,看看天,天空中一片蔚蓝,阳光温和地照射着,没有风。汪家传在院子里待了一会,又回到屋中,继续画他的小鱼。大约十分钟后,他将纸上画好的小鱼儿点了点数,将纸一揉,放入一只碗中,划着火柴点着了。那些带有小鱼儿的草纸,在火光中先是变红,然后变黑,最后变为一撮黑色的灰。做这一切时,汪家传什么话都不说,面孔凝重而严肃。他在一边看着,感到胸中有一股神秘的铅云压抑着,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

汪家传从缸里舀了点冷水倒入碗内,用竹筷搅拌了一下,递给那个村民:

“让小孩喝下去。”

村民目瞪口呆,愣愣地接过瓷碗,将碗口对准小孩的嘴,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半个小时以后,小孩的呼吸正常了,面色也慢慢变得红润了。那村民高兴极了,连声说:“好了好了,不发烧了!”

汪家传转过头来对那个村民说:

“晚上带着孩子回去后,让他好好地睡一觉,第二天腰上的蛇串就会自动蜕皮,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个村民不住地向汪家传作揖,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他在旁边看着汪家传,眼睛一眨不眨。等村民的身影消失在视野中之后,汪家传回过头来冲着他一笑,说:“没事了,我们继续下棋?”

“那些纸画的小鱼,吃下去,怎么能治好那孩子的病呢?”他好奇地问。

“傻瓜,那叫符。”汪家传笑着说,“符是有神力的。你没看见我往符上吹了一口气吗,符上就有神力了,然后吃下去就会好了。”

“为什么符上有神力呢?”他诧异不解,进一步问。

汪家传想了想,说:“据说,是借天地人之力吧……这个,也是跟别人学的,发现有效,就做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了很多,下午那奇怪的场景使他增加了对汪家传的崇拜,也让他对这个世界增加了更多的怀疑。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上,的确存在一种无法言说的神秘。人的之所以渺小,是因为连最基本的真相都无法沟通,更不用说这个世界的真理了。

……大头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头每天都拎着一个布袋,一个人独自蹒跚在草丛中、树林里,认真地寻觅着每一片鸟遗落下来的羽毛。每发现一片羽毛,他都兴奋得手舞足蹈。有一次,他在芦苇丛中拾到十几根大雁的翎毛,兴奋得几近疯狂,甚至在沙滩上打起滚来,像一只小狗撒欢一样。

那天他在树林边上的小路上遇见了大头。大头右手插在夹克的兜里,左手拎着那只小白布袋,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什么,正东张西望地找寻着什么。见到他,大头很高兴,冲着他堆起了满脸的笑,又咿里呱啦地说着什么。他问:

“有什么好事?这么高兴?”

大头开心地笑着,小心翼翼地从衣兜里将右手拿出来,他的手里还攥着一只鸟,是一只画眉,精灵般的劲头顽强地摆动着,眼睛像宝石一样晶莹,它不停地摆动着身体,努力想从大头的手中挣脱,有一只翅膀差点从大头的手心中挣脱出来。大头忙不迭地用左手去帮忙,将鸟又重新揣回兜里了。

大头看着他,兴奋地对他说:“你,知道吗?……他们说,假如人,也有翅膀的话,也会飞……飞起来的。”

他不明白大头的意思,狐疑地看了看他。大头笑着打开了那只小布袋给他看,只见里面装有无数片鸟的羽毛,有灰色的,有绿色的,有红色的,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有花斑纹的,各种各样大小,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些羽毛,属于不同的鸟儿吧,有麻雀,有燕子,有黄莺,有斑鸠,有画眉,有喜鹊,还有布谷、鹭鸶等等。大头说这些他都是在树林和草地上拾掇的,有时候,还爬到高高树上的鸟窝去寻觅。大头告诉他,自己想用这些鸟的羽毛制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就能跟鸟儿一样,在天空中飞翔了。

他看着大头的兴奋劲,没有言语,只是心中隐隐地有种害怕的感觉。

几天之后,他又在群艺馆的院子里看到了大头,只见他一个人静静地蹲伏在院里那株老桂花树下,用一个小锄头在挖地。他走过去,问大头:“怎么啦?”大头默不作声,指指脚下。他这才看到,那一只大画眉硬硬地躺在那里,很明显已死了。他感到诧异,问大头怎么回事。大头一边哭丧着脸,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他听了一会,算弄明白了:早晨大头拎着鸟笼去文庙附近遛鸟,刚刚将鸟笼挂在旁边的女贞树上,一只不起眼的灰画眉飞到鸟笼上面,放开嗓子唱起来,声音如同银铃一样好听。笼中的画眉急了,在里面上下直蹿,嗓子变得激越,拼命想超越灰画眉。灰画眉呢,似乎有意地跟笼中的画眉过不去,又飞到附近的树枝上,对着笼中的画眉使劲地唱,婉转清脆发挥得淋漓尽致。笼中的鸟儿急了,死活不服这口气,一个劲地叫啊。到了后来,嗓子也哑了,一头从横栏上撞下来,口中流血,竟活活地气死了。

“那只灰画眉呢?”他急急地问。

“得意地打了一个呼哨,箭一般地飞走了。”大头一边说,一边竟哭了起来。

他一边心生感叹,一边安慰大头。他与大头一起找了个小木匣,将那只好强的画眉放进去,又将木匣子放入已挖好的坑里。他安慰大头说:“没事,我们去找汪师父去,让他帮你多抓几个画眉。”

大头一听,立即破涕为笑,开心地手舞足蹈起来。我们来到了汪家传的家,把事情跟汪家传一说,汪家传笑了,说:“还有这事。好,明早你们在文庙边上的女贞树林边等我,我来帮你们把那只画眉抓住。”

第二天清晨,他和大头先来到了文庙附近。太阳还没有出来,有岚气从宝塔那一边流过来,把文庙也遮掩住了。女贞树林掩映在雾霭之中,有时候露出个枝丫,有时候露出个犄角,让人看不清全貌。过了一会,汪家传手里拎着一只大鸟笼来了。跟我们打了招呼后,汪家传将鸟笼挂在不远处的女贞树上,将鸟笼门打开,里面放着半碗玉米粒,门用一根细细的竹枝撑住,上面拴一根黑棉线。随后,汪家传带着他们悄悄藏身于硕大的香樟树后,手里牵着线头,凝神屏息地注视着不远处的动静。

大约半个小时后,一只灰色的画眉飞来了,先是在附近的女贞树上东张西望,驻足吟唱,然后,突然发现了什么,先是仔细地打量着鸟笼子,又飞到鸟笼子上方。不远处的大头激动得手足颤抖,差点就大喊大叫了。他忙伸出手,捂住大头的嘴。那只画眉果然不同凡响,先是飞离了鸟笼,站在女贞树的树梢上兀自吟唱,一段时间后,见四周没有动静,突然地就俯冲下来,箭一般地蹿进了鸟笼,低着头准备吃玉米。他跟大头差一点叫出声来,这时候只见汪家传轻轻将小指一动,鸟笼门立即落下,那只灰画眉被关在笼中了,惊恐得扇动着翅膀,扑簌簌乱飞。

他和大头一下子呀的一声喊出来,也蹦得老高,随后飞快地向鸟笼奔去。

过去的事情总是扑朔迷离的,这也许是历史的本质之一。自从我进入,专心地收集和整理黄山游击队的历史后,阅读了许多关于皖南斗争的回忆录,期望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在我阅读的文章中,有一篇王育英口述、李明整理的革命斗争故事《虎穴取电台》给我印象尤深。在这个故事中,王育英提到了为黄山游击队支队长黄源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取电台的事。整篇故事曲折动人惊险神奇刀光剑影富有传奇色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以下试摘录一段:

1946年9月12日,当时黄山游击队总指挥的黄源同志有一天把我叫到他的指挥所,对我说:

“王育英同志,这次交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我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激动地问。

“去南京,从敌人的心脏里,取出华东局领导交给我们的电台。你能完成这任务吗?”

“保证完成任务!”我挺起胸膛,斩钉截铁地说。

黄总指挥笑眯眯地看着我,看得出来,他很欣赏我的果敢和坚决。但只一会,黄总指挥收敛住笑,严肃地说:

“小王啊,你要知道,电台对我们真是太重要了,有了电台,我们就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那样,我们皖南就跟中央联系得更紧密了……”

我倾听着黄源的讲话,心里云翻浪涌,我攥紧拳头,大声说:

“放心吧,首长,人在电台在,不取回电台,我提着脑袋来见你!”

……

以上是我援引的开篇,可见一斑。文章接着便是叙述王育英怎样摆脱特务的追踪,怎样将计就计,让敌人巡逻队和敌特务之间自相残杀;又怎样化装成一个国民党校官,戴着白手套和墨镜神气兮兮地跟一个漂亮的女地下党接上头,与敌人周旋于舞场、咖啡馆等地。男才女貌,比翼双飞……故事的结局当然是电台辗转周折,终于交到了黄源的手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又一次去了北京黄源的家。这一次,我将这一篇登在某权威大报上的回忆录带给黄源和汪丽文看,期望以此为由头,打开他们的话匣子。黄源读着这篇文章,面容变得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凝重,很快,连报纸还没看完,就扔地上去了,嘴里生气地说:“什么呀,胡说八道!”汪丽文看到黄源发火,忙问:“什么样的文章啊,我来看看。”看了一段之后,同样将报纸扔在沙发上。我连忙问究竟,汪丽文愤愤地说:“有些人呀,削尖脑袋编故事。就说去南京取电台吧,是有这事,不过这事是我一手操办的,跟他王育英有什么关系?那时候因为大牛山根据地遭到敌人‘围剿’,电台损坏,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必须重置一部电台。我当时就提议,我们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太远了,那么长路程去取电台不方便,干脆去南京直接找中共代表团驻地。我有一个女同学正好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可以让她直接向上面反映,给我们一部电台。去南京我也很方便,我姑姑家就在南京,很有钱,在当地也很有影响力。黄源跟我一合计,说,行,那你就去吧,等搞到电台,再派人去取,这样更安全一些。”

我问:“那后来呢?取电台时,没发生什么故事?有什么印象深的事情?”

汪丽文话匣子打开了,说:“我就去了南京——在山里生活了那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出门的衣服了。我还是让周老五帮我从附近村里的大户人家借来了衣服行头。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浅蓝色的旗袍,一双细纱白袜子,一双黑皮鞋。一开始,穿了多年的粗布衣服、葛藤草鞋和山袜,突然换上这些东西,连走路也不会了,走起来一歪一摇的,站都站不稳。不得不在山棚里练了半天,才算是学会了走路。”

黄源在一旁笑着说:“是哦,我在旁边看着她走路,就像踩高跷似的!”

汪丽文得意地笑了,说:“可不是。当年我在南京晓庄学校念书的时候,天天穿高跟鞋也不觉得累,那时候真是又年轻又时尚,有很多男孩子追我。参加了黄山游击队后,就差点没变成猴子了——到了南京后,我就到了姑姑家,他们对我很热情,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没见到你,失去联系了,以为你出事了呢!我说,不是因为抗战嘛,邮政也不通,根本没办法联系。我就跟他们说,我现在《芜湖日报》当记者,这一次,是来南京采访国共和谈的。为什么说自己是《芜湖日报》记者呢,是因为在来的路上,恰巧碰到一个芜湖日报记者,家是绩溪人,我们谈得挺投机。我当时就跟他说,想借他的记者徽章一用,去中共代表团看一个同学,用后保证寄还给他。这个记者很爽快,就把徽章借给我了。”

汪丽文继续说:“到了南京后,我即以《芜湖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梅园17号八路军办事处,传达室通报之后,听说是记者来访,就由分管宣传新闻的同志来接见。这个同志问我采访什么时,我这才告诉他,我不是来采访新闻的,是来接组织关系的。就这样,我将黄山游击队的情况跟党组织和华东局作了详细汇报。当组织上确认我们急需电台时,立即答应帮助我们。不过拿到电台的过程还真是有点复杂,八路军办事处亲自抓这项工作,帮我们搞到了电台,也搞好密电码,代表团的交通员把电台装进皮箱,放在一辆小车上,跟我约好在玄武湖大门口见面,把电台交给我。我收到电台后,当即把电台放在南京一个地下党的家里,然后,告别了姑姑回到了皖南。”

我问:“为什么你不直接把电台带回来,要重新派人去拿呢?”

汪丽文说:“老黄对这事考虑得很周全,电台的确太重,我一个人拿不动,也不敢找人搬。如果一个单身女子带这样一个大东西,目标显然太大。而且,到南京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搞到电台,也不敢带人去。所以只好重新派人去拿。”

我问:“后来,是谁去取电台的呢?”

汪丽文说:“周老五和洪春花呀!我回到大牛山后,立即跟老黄商量派人去取。老黄要自己去,我不同意。他是黄山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大事小事都得做主,一个人走了不方便。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派周老五跟洪春花去取。为什么不派王麻子跟洪春花去呢,因为王麻子要带部队,走不掉,而且王麻子面相凶煞,脾气大,又没去过城市,怕太莽撞引起敌人注意。周老五这个人长得清秀些,办事也灵活,看起来跟洪春花比较般配。王麻子还不高兴,质问为什么不让他去。他也不同意周老五去,怕周老五对他老婆不轨。哈,这个王麻子啊,什么都好,就是守着一个漂亮老婆,不放心。是吧,老黄?”

汪丽文一边叙述,一边不忘在沙发上读报的黄源。黄源显然听到了汪丽文的问话,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汪丽文喝了口茶,继续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周老五也一再保证不会动他老婆一个指头。这样,他们才去了南京,一个礼拜后,终于把电台取了回来。他们俩是扮作一对做生意的夫妻去的,到了南京后,找到了地下党的接头人,把电台放在皮箱里。周老五和洪春花轮流拎着,也就带回来了。”

我也就同样的事情跟小玉的外婆洪春花聊过。出人意料的是,洪春花的回答,跟汪丽文说的大同小异。洪春花起先是吞吞吐吐地不愿讲,后来我问得急了,她就说:“电台是皖南特委分配给游击队的,本来是让黄源跟汪丽文去取的,可汪丽文正好怀着皖生,脚肿得走不动路,大肚子出门也不方便。没奈何下,只好让周老五跟我扮作一对夫妻去了南京,把电台取了回来。”

我大吃一惊,装作没听说过汪丽文的说法,问:“你跟周老五一起去南京取电台,一路安全吗?没发生什么事吗?”

洪春花脸上掠过一丝不安,微小得像水上滑过一丝游风,她不动声色地说:“没有啊,一切很顺利。到了南京办完事后,周老五说南京的小笼包子好吃,就对我说,我们去夫子庙尝尝小笼包子吧。于是我们去了秦淮河边上的夫子庙吃小笼包子。那小笼包子真好吃,周老五一口气吃了八笼,我也一口气吃了五笼。把包子店的人吓坏了,他们从没见到这样能吃的一对公婆。哈哈。”

洪春花说这一段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我只是在想,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吗?也许当年取电台,有好几次吧。

1975年3月,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不过那种带有暖意的、无所不在的热烘烘的气息,却从一切地方咝咝地向外冒着了。阳光照射到的地方,积雪已开始消融,有嫩嫩鲜鲜的绿芽,开始从枯黄的草中透出;光秃秃的树木,开始结芽苞了,硬硬的,像包了一层茧似的。最明显感到春天气息的,是那些到处流浪的野狗,开始到处乱窜,随意地撒尿,尿液流到地上越淌越细,不再马上结冰,只是边上结了少许黄色的冰碴碴。

春天到来之后,安谧的群艺馆大院,突然呈现出紧张的气氛,有一天清晨,突然来了一批白衣蓝裤的公安,直冲入李玉茹的家里,撞坏了大门,把里面的门闩都撞断了。公安当即将正在熟睡的李玉茹铐上了手铐,带去了公安局。小芙吓得直哭,赤着脚被勒令站在屋外。接着,公安对李玉茹家进行了全面搜索,已开始腐烂的地板也被全部撬开,看里面可藏有电台。晚上,母亲带回的消息是,上午,文化局的洪局长来到了群艺馆,极其严肃地宣布了县委的决定:李玉茹涉嫌为国民党潜伏的特务,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洪局长说,根据群众举报,李玉茹受叛徒陶大文命令,秘密潜伏于S县,多年来一直向国民党方面提供情报。这一次亏得人民群众火眼金睛,发现了敌人的阴谋,这才使狡猾的敌人原形毕露。

晚上,在饭桌上,母亲对“邮筒”说:“李玉茹怎么会是国民党特务呢?潜伏得那样深,还真看不出来。”

“邮筒”说:“这个李玉茹,你别说,还真长得一副女特务的模样。你不见电影《铁道卫士》上的那个,都是头发烫成大波浪,穿得花枝招展,走路一扭一扭的……我看那个李玉茹啊,还真有点像。”

母亲不同意,说:“人家那是上海人,上海女人不都那样,雪花膏抹得老厚的,举止嗲嗲的……倒不一定是特务。”

他在边上实在忍不住了,把饭碗往桌上一放,问母亲:“李玉茹被抓走了,是你告的密吧?”

母亲脸上突然涨得通红,连忙分辩:“哪是我啊,我干吗要告密啊?这种事情,我不干的。”

他问:“公安局怎么知道李玉茹跟陶大文在上海交往的事?她又不会主动跟人说,不是你说的,是哪个说的呢?”

母亲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说:“反正不是我说的——你这小孩子,管大人的事干吗!这种有关政治的事情,是很危险的,你们不要管,好好读书就是。”

母亲又说:“不要再啰唆了,好好吃饭!”

他不再说话了,气呼呼地吃着饭。母亲和“邮筒”也不说话。过了一会,母亲突然像是想起什么,对“邮筒”说:“哦——我想起来了,我好像跟俞美芹说过李玉茹曾经跟陶大文谈过对象的事,不会是俞美芹告的密吧?”

他一下明白了,肯定是那个俞美芹,那个悭吝鬼。

自那一天起,李玉茹就被关进看守所了。他家对面的那间小屋子,也难见小芙和大头的身影。每次上学放学,总能看到那间屋子的门紧紧地闭着,上面有一个硕大的铜锁。晚上去厕所经过屋子门口,也难见那间屋子里亮起灯光。很多天了,他一直看不到小芙的身影,不知道是不是跟小玉在一起。如今在S县,只剩下小玉能照料她了。有一天放学后,他在大院里看到了大头,看见他,脸上漾起了灿烂的笑容,很真诚,也很开心。他问:“大头,怎么见不到你上学啊?”

大头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想上学了,上学……他们……老是欺负我。我……不想去了。”

他说:“那也不能不上学啊,不上学你干吗呢?”

大头也不说话,右手一把抓住他,左手指着不远处的桂花树给他看。他走近一看,桂花树的树枝上,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有一只画眉,鲜艳的羽毛,黄嘴巴,见他靠得近了,一双红红的眼睛警觉地瞪着,若有所思。大头把嘴凑近笼子,咿里哇啦地对鸟说了些什么,又伸开胳膊做出一个飞翔的动作。那只画眉眼睛立即变得柔和起来,发出了一声声悦耳的啼鸣。

大头兴奋地拍起了巴掌,笑着告诉他:“你知道吗?我会鸟语了,我刚才告诉它,你是好人,是好朋友,它立即听懂了。”

他好奇地说:“你怎么会鸟语的呢?”

大头兴奋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想……想跟它说话,就……就闭着眼睛在心里说,然后……然后……它就听懂了。”

大头又说:“你知道吗?我……我才不要上学呢,我上辈子是只鸟呢!——我……我下辈子还要变只鸟!”

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放学,从城中桥经过,很远就看到桥边的街道上,有一辆绿色的卡车停在那里,旁边有很多人簇拥,也有人领着,在呼喊“打倒……”什么的口号,好像有在派出所帮忙的刘狗子的公鸭嗓子。这时候已是“文革”后期,此番情景已不太多见。他跑上前去,站在桥头的石墩上往那边看,只见高高的卡车上,有一男一女低着头站在那里,在他们旁边,有两个穿着白色上衣蓝色长裤佩着手枪的公安。他远远地看过去,接受批斗的女子的身形好像特别熟悉,他不由怦然心动,跳下石墩,走上去挤进人群一看,那个女子把头垂得很低,脖子上挂了一个木质牌子,上面糊了一层白纸,用粗大的毛笔蘸着墨水写着:国民党女特务李玉茹!没错,那个女子正是李玉茹!只见李玉茹头发散乱,面色铁青,人一下子像是老去了二十岁,身体较以前明显瘦弱很多。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头低着不看人。在李玉茹旁边站着的,是一个在街上常常见到的神经病,脖子上也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国民党特务小五子”。小五子倒是神色自若,嘻嘻笑着,口水流得老长。在他们身边,那个派出所的临时工刘狗子左胳膊上戴一个红袖章,上面写着“执勤”二字,右手执一个半导体喇叭,兴奋异常,上蹿下跳,不时冲着人群挥舞着胳膊呼口号,喊到激动之处,便跑到李玉茹和那个男子面前,按住他们的头,直至让他们弯成了九十度。

李玉茹站立在那里,双腿瑟瑟颤抖,有好几次,膝盖一抖,差点跪了下来。围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他们先是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接着,有人尝试着骂她,踢她,向她吐口水。那个在大街上烧开水的李歪嘴,一边骂她是国民党特务,一边试探着用那脏兮兮的手去揪她的头发。李歪嘴抓住李玉茹的头发时,李玉茹冷冷地看着他,也不躲避。李歪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揪住李玉茹头发的手,僵硬地直在空中。在一旁的刘狗子看到了,很不高兴,显然,李玉茹的沉默激怒了他。刘狗子持着半导体喇叭喊道:“大家看哦,这个女叛徒还很顽固呢!”他走上前,对着人群大声说:“要不要把他们绑在一起,让这一对狗男女相亲相爱?”人群中李歪嘴们立即跟着叫好。刘狗子劲上来了,他**笑着放下话筒,从卡车上找到一根粗绳,粗鲁地把李玉茹推到小五子身边,硬是把他们绑在一起。李玉茹拼命地挣扎,小五子则有点不知所措,他六神无主地看着人群,嘴里的口水像瀑布一样流出来。

刘狗子还觉得不过瘾,他又拿起话筒,说:“你们看这一对阶级敌人,他们里通外国,叛变革命,一心想让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们在一起干坏事,你们说,我们能答应吗?”人群中有一阵哄笑声,也有人跟着应道:“不答应!”刘狗子更来劲了,他站在卡车上叫道:“这个李玉茹,是叛徒的情妇;这个小五子,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他们就像一对老鼠一样,潜伏在我们S县,白天见不得阳光,晚上出来活动……现在,我们让他们俩亲一个,你们说,好不好?”

人群中一片叫好声。刘狗子放下手中的半导体喇叭,左手按住李玉茹的后脑,右手按住小五子的后脑,把他们的脸和嘴紧紧地贴在一起。李玉茹拼命地反抗着,她死死地挣扎,拼命地把头往后仰着。刘狗子累得喘起了粗气。李歪嘴在一旁看着,也跃跃欲试,爬上卡车,伸出了瘦硬的手,狞笑着去帮刘狗子的忙。瘦弱的李玉茹哪里架得住刘狗子和李歪嘴的用力啊,她的脸部扭曲变形,嘴中发出模糊不清的声音,她分明是央求他们不要这样做……

他远远地看着李玉茹,就像目睹暴风骤雨卷起的一片枯叶,无助地飘零空中……这时候,天下起了雨,先是小雨,然后是瓢泼大雨,雨像粗大的弹子一样,打落在人的身上。人群忽发一声喊,都作鸟兽散了。只有他,站在雨中,远远地看着这一切。李玉茹好像也看到了他,她的目光凄婉悲凉,像严冬的河面一样冰冷;不知是眼泪还是雨水,满脸透湿。他看见她的身体一阵战栗,腿摇晃着站立不住了,然后,整个身体都软沓下来,晕倒在卡车上……

他忽然由愤懑产生一个愿望:真希望这雨越下越大,下不停歇,将这个小镇,乃至小镇外的所有世界,都淹没在深深的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