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敌军工作部里，我们见到了自己的同胞——“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日本同志。在远离家乡的异国土地上，能见到自己的同胞，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激动和喜悦。他们中有北海道的，有秋田县的，有广岛县的，有东京的，还有大阪的…大家都亲热地坐在一起聊天，天南地北地说起来没完没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帮助下，由在华的日本人在中国陕甘宁边区建立的，是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争取中日两国人民解放的革命组织。
早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总政治部就颁布并实施了对日军战俘禁止侮辱、好好招待、宣传教育、去留自医，并争取自动留下者帮助八路军做敌军工作的政策。这一政策吸引了一部分经教育后觉醒了的日本士兵，参加了八路军的对敌宣传工作。
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正值中日战争爆发三周年之时，由在延安的日本士兵森健、高山进等人倡议组建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这是在敌后八路军根据地里成立比较早的一个在华日人反战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主要是搞宣传工作，通过日本人之间的民族感情和日本同胞间的情谊，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向在战场至今仍未觉醒仍与中国人民为敌、同八路军作战的日本军队的广大士兵，以及下级军官开展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宣传工作。当时，主要是编辑出版机关刊物－《士兵之友》。《士兵之友》是日文月刊，支部成立后不久就出版了。最初，是以来到八路军内的日本士兵为宣传对象，后来逐步改变了读者对象，使这个刊物适合于日本军队中的广大士兵阅读。这个刊物对在日本军队中，以及已来到八路军中的日本士兵，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份，又增加了无线电广播，每周两次，以日本军队中的广大士兵作为宣传对象。广播的内容有：解说时事战况；介绍在八路军里的日本士兵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情况：还介绍一些边区的情况，并大力宣传日中战争的性质等等。这些宣传对分化、动摇日本士兵的军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来到延安不久，在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帮助下，明白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性质，不久，我们就参加了这个组织。
敌工部的八路军同志很快把我们送到了建在宝塔山半山腰的日本工农学校里，我们受到了先期在校的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
日本工农学校是一九四〇年十月，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创立的。刚建校时，只有学员十一人，后来陆陆续续增加了一些人。我们来到后，学员已经增加到二十多名了。这些学员大多是从华北地区送来的日本士兵，其中也有五六名下级军官。这些日本官兵中除有一人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的影响而自动向八路军投诚的，另有两人是由于不堪忍受日军军官的侮辱、打骂而从日本军队中逃出来，偶然为八路军所俘获的。以外，其余的都是作战时被俘的，其中在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中被俘的占多数。
日本工农学校是在边筹建边办学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十字校训；学校的具体任务是培养协助八路军做日本军队的政治工作的人才。
后来又制定了《日本工农学校总则》，主要规定：
一、学校组织机构在八路军总政敌工部领导下，设立五人理事会及学生审查、教育、经济等委员会，任命校长、副校长等主持工作。
二、招生对象主要是日本士兵，校内管理采取民主自治的原则。
三、修业年限暂定一年，分三阶段：即资格审查（约一月），预科教育（两月左右）和本科学习。学员学习期满后，将根据需要分配到前线各地，参加反战同盟领导的实际工作。
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是冈野进。他是一九四〇年三月初，从莫斯科经新疆秘密抵达延安的。由于冈野进来延安时，身份是非公开的，所以除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少数领导人之外，几乎谁也不知道他的确实身份和真实姓名，只知道他使用的中国名字叫林哲。直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时，他才以日本共产党代表的公开身份露面活动。这时我们也才知道他就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他中等个头，身穿八路军军装，说话声音洪亮，看上去给人一种精力充沛、奋发昂扬的印象。
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同志是我们的副校长。他具体地负责学校的各项工作。他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擅长搞教育工作，日语说得非常流利，几乎和我们一样。他对工作非常认真，从来不马虎草率地办任何事情。他对待我们每一个学员都非常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使人感到非常亲切。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国内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劳动人们家庭，文化程度都不高，多数人是小学程度。
我们学生队的队长是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成员，名叫中小路静男。他是一九四〇年底来延安的。他高大魁，面色黝黑，乍一看，都以为他一定是个严厉粗暴的鲁汉子，但相处的时间一长，就发现他的性格与外表大不一样，他爱思考问题，办事认真细致，说话十分和气。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已经三十七岁了。他小学毕业后，就开始了海员生活，日夜航行在被称为“荒凉之海”的日本北海上。那时的海员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年纪很小的中小路，不但要经得起狂风巨浪的颠簸，更要经得住身强体壮的水手们的拳头。多年的海员生活，不但造就了中小路作为一般海员所具备的粗犷豪放的性格，而且也锻炼了他那种劳动者的勤劳勇敢，不甘屈服，不堪忍受压迫而勇于反抗的精神。他原是个预备役军人，这次来中国是第二次被征入伍。在这场侵略战争中，他的弟弟替日本天皇和反动军阀卖命死在了战场上。当他认清了日本法西斯军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真相而觉醒后，便与日本法西斯军阀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对为争取中日两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工作积极肯干，一天到晚为工作而四处奔波，似乎有一股永远使不完的劲。中小路静男对日本工农学校的建立，颇有贡献。他后来还当选为延安市参议员。
副队长大山光美也是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成员。他是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时来到八路军的。他出身于日本香川县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在神户三菱造船所工作了一段时间。战争爆发初期，他被强征入伍。到了部队囚犯似的新兵生活以及过度紧张的军事训练，使他大为失望。后来，他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出路”，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在军队里当一名军官。他参加了士官候补生的考试，及格后在士官学校接受了一年多的训练，结业后被晋升为炮兵少尉，指挥一个小队。但是，他对到中国战场参战始终抱消极的态度。他还因为对部下的士兵过分宽容而经常受到上级严厉的斥责。来到八路军之后，他特别注意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进步极快。后来他还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日本人自卫军大队长。
日本工农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本问题”，由冈野进同志任教；“联共（布）党史”，由冈野进任教；“时事问题”由冈野进、李初梨、赵安博同志任教；“政治常识”，由李初梨、王学文、廖体仁同志任教；“社会发展史”，由何思敬、赵安博同志任教；“政治经济学”，由王学文、李初梨同志任教。
还有“中国语”“文化课”“中国问题 讲座”“中国革命史讲话”“修养讲座”等课程，分别由李初梨、赵安博、江右书、罗明达、王斐等同志任教。
另外，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的日文水平，还设有日语训练班，由王晓云同志任教。
我们所学的课程，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因为任教的中国同志都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但是规定学员在讨论时，必须讲中国话，即使讲得不好，也必须坚持讲中国话，目的是要提高每一个学员的汉语水平。我的中国话很差，可是大家都不讲日本话，我只好用一半日语夹杂着一半生硬的汉语参加讨论。
日本工农学校非常重视我们日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在校的日本学员在物质生活方面受到特别的优待。那时延安和中国其他各边区一样，物资供应情况相当紧张、困难。当时八路军内的津贴费用分为五等：士兵一元五角，排级二元，连级三元；营团级四元，师级以上，包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均为五元。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一律按连级待遇，每月津贴费三元。在伙食供给上，中国同志以小米为主，我们则是以自面、大米为主。通常都是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每天除各种素菜以外，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每星期还能包一次饺子。包饺子是最热闹的，从炊事班领来面和馅，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抢着乱于起来，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而包不起来，即使包好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全破了。过了一段时间，在中国同志的耐心帮助指导下，我们慢慢地都学会了包饺子的技术。如果学员生了病，还会在伙食供应上受到特殊的照顾和优待。总之，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生活还是相当不错的，学员们的身体都很健康，一个个精神饱满，愉快地生活着。
在政治生活方面，我们也和八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一样，享受着同样的平等待遇。在边区内的行动完全自由，在学校里，享受着充分的民主权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讨论，全体学员自己投票选举成立了以森健为会长的日本工农学校学生会。它管理着学员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及其他各项活动，同时，也保障学校教育计划的实施和经常有组织地向学校反映同学们的意见。学生会还参加学校某些方面的管理工作。同学们对于学校各项工作的任何事情有意见，都可以公开提出。学校和中国同志们都十分尊重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心。我们每一个学员，很快地就安心于学校的生活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使我们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日本战俘，而是把自己也当成一名八路军战士来看待。总而言之，日本工农学校无论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没有什么受束缚的感觉。
日本工农学校在教学中，不论是“社会发展史”，还是“政治经济学”，都特别注意联系日本国内的具体实际或战争中的事实，通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教员们引导我们全体学员，从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联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中，认识到日本社会制度的不合理。通过揭露德、意帝国主义在战争中的罪恶，使我们也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是侵略性的。
课后，学校还组织我们进行各种问题的讨论会。讨论会分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及“读书会”三种，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如“日本军队的内幕”；“劳动者努力工作为何贫困”；“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为什么说日本军部是亚洲和日本人民的敌人”“日本法西斯蒂给人民带来些什么”“为什么说法西斯主义是脆弱的、怎样打倒它”等等。通过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所学的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从而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了思想认识。也使我们从理论高度认识了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真相和他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北平芦沟桥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以前，整个日本都处在异常残酷的军国主义反动统治之下。日本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丝毫民主和自由的。日本共产党和一些民主主义者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譬如为日本劳动人民所喜爱的无产阶级文学家小林多喜二就是被日本反动派所杀害的。
由于反动的日本军部和政府向日本人民施以极端的恐怖手段，强行进行反动专制的军国主义教育和盲目崇拜天皇的封建迷信教育，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了准备发动侵华战争，极力挑拨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制造种种舆论来歧视、诽谤、侮辱中华民族，所以不仅是我，而且广大日本人民都对于中日战争的真相、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野心是一无所知，使得广大日本人民被反动政府的欺骗宣传和反动教育所蒙蔽，把日本帝国主义为奴役亚洲和中国人民而进行的侵略战争视为“神圣战争”。把中国人民污蔑为“野蛮的支那人”。有的人由于受到日本“大和民族不可战胜”“大和民族不能忍受半点侮辱”的武士道精神的影响，甚至于甘心用自己的生命去为军国主义效忠。
日本军队的广大士兵，虽然绝大多数是属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他们作战是由于被欺骗、被强迫的结果，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外扩张侵略的需要，长期以来进行军国主义宣传教育。特别是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日本人民的封建迷信意识，竭力宣扬鼓吹狂妄的民族自尊心，他们利用日本民族一度的顺利发展和数次战争的胜利，把日本大和民族标榜为“天之骄子”“独得神佑”“有特殊地位”，驱使着广大士兵去进行所谓的“神圣战争”。为了“保卫日本生命线”“防止中国赤化”，以“惩暴戾支那”作借口，进行政治欺骗宣传，以模糊士兵对战争的认识，从而使广大士兵误认为他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来中国是为了“东亚的和平”。
那么，来到中国四年多，辗转苦战于战场上的日本士兵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日本“皇军”，如今已经燃不起日俄战争时代那种疯狂沸腾的“爱国”热情了。凡是到过前线的人，都知道日本士兵不喜欢谈论战争，只是一味地怀念家乡。对于家乡亲人生活的贫困和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怨偾不已。因为每一个被征士兵的家属都能把国内人民生活的悲惨情景如实地写在信中，并用极巧妙的方法躲过玉军部的检查而送到在华日本士兵的手中。前线的士兵读着来自家乡的亲人的信，常常想到自己在这场毫无利益于自己及亲人的战争中，时刻有战死异国他乡的危险，自己的生命是朝不保夕，越想这些越感到痛苦万分。部队战斗意志衰退，许多士兵自然而然地逐渐丧失了对这场战争胜利的信心，严重地削弱了号称“战无不胜的将军”的战斗力。再加上活动在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和“在华日人觉醒联盟”的反战宣传，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认识到这场战争的真相，使日本军队内部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以前日本军队那种作战时至死也不缴枪，拼死抵抗到底的事情已不多见了。相反，日本军队的士兵在战斗中自动缴械、甘心做八路军俘虏的现象却渐渐增多起来了。
在经过一段紧张而细致的筹备工作以后，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了。那天下午六时，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隆重地举行了正式开学典礼。朱德总司令、总政傅钟副主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的冯文彬等同志，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界代表共二千多人，参加了开学典礼仪式。
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三十多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会场。大会主席台上高悬着日本工农学校的校旗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盟旗。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典礼大会题词：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一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巨幅标语，使整个会场上的那种团结、友谊、信任、共同奋斗的国际主义气氛显得更热烈而庄重了。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傅钟同志致辞热烈祝贺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
随后，朱总司令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健步登上主席台讲话。他指出：日本工农学校的创立，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中国的这场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但是这种状态，不久的将来必将随着中日两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结束。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一衣带水的兄弟邻邦的两个伟大民族，子子孙孙应该永远友好下去。……朱总司令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组织起日本的“八路军”，和中国的八路军携起手来，共同为争取中日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冯文彬同志在讲话中，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青年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蒂，并预祝日本工农学校能迅速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营地建立起来，以团结教育更多的日本士兵，特别是出身劳动人们家庭的日本青年士兵，做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
大会还宣读了全国各根据地发来的一封封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贺电和祝词。
宣读贺电后，由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代表讲话，讲话着重指出：全体反战同盟的盟员要始终站在反战同盟的光荣战斗岗位上，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早日到来，与中国人民及其子弟兵八路军并肩战斗，誓与日本法西斯蒂战斗到底。希望日本工农学校越办越好，成为吸引前线日本士兵走向革命道路的核心。今后，应当以更大的努力号召更多的日本士兵前来学习。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及各界人士的热情鼓励和亲切关怀，使我们每个学员都激动万分，不少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在一片经久不息、热烈而有节奏的鼓掌声中，我们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列队登台，集体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首长以及延安各界代表们鞠躬，表示感谢，并庄严宣誓：
亲爱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士们：
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怀着满腔真挚的感情，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战友般的感谢并说几句我们的誓言。
我们中的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掉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与各位共享生活的欢乐。八路军实在就是我们生命的恩人，对此，应怎样表达我们的谢意呢，我们实在是找不到最恰当的语言。
八路军把我们当作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看待。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认识到世界上的无产者都是手足兄弟。中日两国人民都是同胞兄弟。…
八路军不仅仅是挽救了我们的生命，而且，又为教育我们，创立一个特别的学校，这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学校我们要学习很多不曾学习过的东西。我们的胸中燃烧着对新生的渴望，满怀信心地去学习革命理论，彻底改造思想。
各位八路军官兵，谢谢！我们衷心感谢各位。我们在这里感谢八路军还不够。我们还要在工农学校严守校规，并为掌握革命的理论场尽全部精力。我们知道没有这个理论基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就是酬谢八路军的盛情厚谊，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大任务。
我们仅仅掌握理论还不够，还要把它用于实践。为了早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我们将要发挥最大的努力。即使未全部完成学业，只要需要，不论何时，都有决心和八路军肩并肩，共同与敌人战斗。
我们的新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我们的未来还需要仰仗亲人般的各位的指导。希望你们给予以往如倍的指导与帮助。
我们向八路军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党，为建设我们的学校与教育，经常给予关心和指导，表示深切的敬意！
最后，我们呼口号，并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宣誓将进行忘我的奋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日两国人民共同战斗万岁！
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
我们的宣誓获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全场两千多人振臂高呼：
“欢迎日本同志与我们并肩战斗！”
“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也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八路军万岁！”
当我们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时，不少人拥到我们的面前，与我们紧紧地握手、拥抱。阶级的情谊，同志的温暖，涌上了我们的心头，一股从未感受到过的激动，使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最后游艺节目开始，我们全体学员和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同志们一起演唱了日本歌曲，表演了日本舞蹈。青于少年团演出了非常精彩的童话歌舞剧《公主旅行》，更是新颖动人。我也在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一直到深夜十二点钟左右，大会才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充满团结和友谊的热烈气氛的开学典礼，体现了中国人民和八路军对我们真诚的关怀和信任。激动人心的热烈场面，深深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一夜，我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不由自主地认真回想着来到中国后，这几年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再看宿舍里，大家和我一样，非常高兴和激动！
在第二天召开的学员座谈会上，我谈了来到中国这几年所见所闻引起的感受，谈了昨天开学典礼大会对我们的教育和震动。我深有体会地说出了肺腑之言：
“一年多来支配我的全部思想的俘虏观念，直到昨天大会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我的话音刚落，酒井就站起来接着说：
“小林，你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今天我才感觉我们的心是和中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
四十二岁的酒井是日本工农学校中年龄最大的学员了。酒井来中国参战以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老工头。他性格倔强，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瞪起眼睛大吵大闹，在做了八路军的俘虏后，一直坚持着敌对立场和不肯屈服的顽固态度。酒井刚来到日本工农学校时，曾以绝食来威胁学校，要求释放。他公开扬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他还秘密地组织小团体与学校对抗。他在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的“明治节”（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那天，带着五个日本士兵偷偷地爬到山顶，面对着东方，遥拜日本东京皇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在当时，一种被压抑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怎样燃烧着我们日本士兵们的心啊！现在连酒井也终于觉悟了，开始痛悔以前的行为了。只见他几天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有时还若有所思地不住点头。后来，他也经常主动地向老师和别的学生借一些书来认真地读起来。渐渐第一个僵硬的脑瓜开始开窍了。酒井思想上的变化，在学员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那几个曾和酒井一道上山遥拜东京城、组织小团体与学校对抗的那几个人，也开始认真地读书和思索一些问题了。
另一名学员佐藤，过去由于受到日本军部长期狂妄鼓吹的民族自尊心的毒害，诬蔑八路军是“野蛮的共产军”认为做了八路军的俘虏便是“最大的耻辱”。攻击八路军是“用下等武器作战”“靠掠夺人民的小米过日子的乞丐军队”。现在，人们再也见不到他穿那身日本黄呢子军服了，而他穿的那套八路军军装，也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他还被选为学校的文化娱乐于事，经常指挥着我们高唱《八路军进行曲》。
“俘虏”，这个曾使我们几乎毁灭的意念，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下，已在我们的心中完全被清除了。现在我们每个学员所考虑的，不是将来有无前途，而是怎样争取这光明前途的早日到来。对于现在的生活，我们感到越来越有意义了。用现在的生活和过去生活的对比，使我们更加感到过去生活的黑暗，正如学员五味在墙报稿中写的：
“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决不可一刻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生活，好似充满了黑暗的痛苦的深渊。”
此后不久，他就向学校声明，自己曾在履历表上故意写了许多谎言，要求改正。
我们还学习过这样一位日本共产党员、日本军队中的一名普通士兵，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消灭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动人事迹。
他叫伊田助男，是东北关东军鳖冈村一旅团间岛辐重队的一名士兵。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在东满的马家大屯一带，日本军队和抗日救国军（东北抗日联军前身）作战。伊田助男奉命为日本军队运送战斗急需的弹药，他在驾车运输途中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与追击的日军进行了一番紧张的周旋，终于脱离了车队。最后他把车驶到了离抗日救国军阵地不远的一片隐蔽的松林里，为了保证抗日救国军能够全部、安全地收到这满满的一卡车步枪子弹，他破坏了汽车发动机。为了自己不落到敌人手里，他开枪自杀了。他牺牲前，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面用日文写着：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恶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自己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给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者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问岛日本辎重队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
抗日救国军由于得到了这些子弹，终于击退了整冈村一指挥的三千多日本军队的进攻。
三天以后，抗日救国军和马家大屯的乡亲们安葬了伊田助男，并为伊田助男同志举行了隆重肃穆的追悼会，还把马家大屯小学改名为“伊田小学”，以示永远纪念这位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日本共产党员。抗日救国游击军军长李延禄同志，把这件事及时报告了上级党组织。后来伊田助男的国际主义英雄事迹，传颂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士们的－一致赞扬。
伊田助男同志那种无比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操、无产阶级觉悟和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在我们每个学员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们都为他的英雄事迹和高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不愧是我们日本人民优秀的儿子。我们都下决心要学习他，为打倒日本法西斯，为争取中国、日本及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一九四一年六月，晋东南根据地的“在华日人觉醒联盟”的十四名盟员，也来到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使我们的学员人数增加到四十多人。
“在华日人觉醒联盟”，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在山西省林县麻田村八路军总部成立的。这是在敌后八路军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成立最早的在华日本士兵反战组织。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和帮助下，由杉本一夫、高木敏雄、松井英男等同志发起创建的。觉醒联盟成立以后，组织机构发展得很快，后来，又陆续在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支部。如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一二九师，由松并英男同志组建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在宋任穷、陈再道同志领导的冀南军区，由秋山良照同志组建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在杨得志同志领导的冀鲁豫军区，由水野靖夫同志组建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还有稍晚一段时间，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在山东罗荣桓同志领导的——五师成立的觉醒联盟山东支部。
觉醒联盟成立以来，编印了一百多种宣传品，还发行了以宣传反战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觉醒》。觉醒联盟通过种种宣传方式，教育争取了许多日本士兵，使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蒙蔽欺骗中觉醒过来，不少人还成为光荣的反对侵略战争的勇士。连日本军队的长官们也对觉醒联盟瓦解日本士兵战斗意志的种种活动，颇感恐慌。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曾经派出一名叫齐藤的士兵向八路军去“自动投诚”。齐藤身带一瓶烈性毒药，他的任务就是骗取信任后，伺机毒死觉醒联盟本部的负责同志们。但是，齐藤来到八路军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身生活和感受，在觉醒联盟的正义行动感化下，思想觉悟有了变化，从而自动供出“使命”，交出了毒药，转变成为一名真正的觉醒联盟反战战士了。
觉醒联盟对八路军的帮助也很大，他们经常配合八路军战士们，在激烈的战斗中用日语向日军士兵高呼反战口号。在康家脑战斗时，杉本一夫等同志出现在离敌人三十米处的火线上，向日本士兵高呼日语反战口号，竟使日本士兵停止射击，火线沉寂，不知如何是好，日军军官为之大惊，指挥失灵。
在白求恩医院里工作的山田医生，也是觉醒联盟的盟员，山田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医科毕业生，在日本军队中任中尉医官。来到八路军后，他思想和立场有了转变，积极地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决心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服务。在前方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他研究出治肺病的简单治疗机，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
总之，“在华日人反战觉醒联盟”自成立以来，一直以一个坚强的反战团体的姿态，不屈不挠地和中国人民、八路军并肩战斗、工作着。正如觉醒联盟的盟约所规定的那样
“觉醒联盟谋求东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与真正幸福，而与中国军队协作，尽全力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此，首先以促使日本士兵与人民从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欺骗压迫中觉醒为目的。”
新学员的到来，使日本工农学校的规模扩大了。学校的生活内容，随着学员的增加，随着我们觉悟的不断提高、眼界的不断扩大，而渐渐丰富、活跃起来。除了正常的上课、讨论以外，大家经常凑在一起唱歌、跳舞、搞体育活动、开娱乐晚会以及搞其他的社交活动。这一切使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感到在异国的寂寞。在课余时间的所有活动中，最令人兴奋的是打棒球。这是在日本开展得最普及的体育活动，几乎老幼皆会。我们经常在吃完晚饭后，到宝塔山脚下，或在延河边的练兵场上，简单地划好场地就兴致勃勃地打起棒球来了。每到这时，总是吸引了许多八路军官兵和老乡们围着观看。敌工部和敌军干部学校的同志们，一个劲地询问打棒球要注意些什么，比赛时有什么规则。后来，他们索性也拿起球棒，慢慢地学起打棒球来。有时，中央的首长们出来散步，偶尔赶上我们正在打棒球，也都十分感兴趣地站住观看。每当这时，我们看到有中央首长观看，又有同志们兴高采烈地呐喊助兴，我们打得就更起劲了。
日本工农学校的组织和规模不断完善和扩大的同时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也不断地有所提高和改进。学校特别强调学员们不仅要从书本上学，更重要的是注意从实际工作中学习知识，锻炼自己。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也是反战同盟延安支部的主要骨干力量。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发行的月刊《兵士之友》的大部分稿件，都是由日本工农学校的同学们撰写的。后来在延安广播电台上增加的每周两次的对日本军队的无线电广播，也主要是由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供稿的，具体是由森健和原清子同志负责的。
抗日军政大学开办了一个日语训练班，特意聘请了日本工农学校两名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学员去担任教师工作。这两位同志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日语教学工作。为了使中国同志尽可能快地掌握日语，他们除了想方设法把课讲好外，还提出了“课余生活日语化”的建议，并且每天尽可能多抽时间与中国同志生活在一起，辅导中国同志练习用日语交谈。这样做后，收效很大，结果使原来没有任何日语基础的中国同志，在一年多的学习中掌握了一些基本日语。这些中国同志在建校五周年的纪念晚会上，全部能够用准确的日语演出自己编排的话剧，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齐声赞誉。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广大学员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为帮助中国人民争取早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也受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受到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教育。
在政治生活方面，我们体验到了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仅尊重我们的人格和自尊心，尊重我们的民族信仰，而且还让我们享受到和中国人民一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九四一年秋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召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会是为动员与团结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战争而结成的民族统一阵线。参议会的参议员产生办法，既要充分体现出边区各界民众的民主权利，又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参议会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派民主人士三分之一。参议员是按照地区和单位选举出来的，而且选出的参议员必须严格实行三三制。
日本工农学校、敌军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及鲁迅艺术学院为一个选举单位。日本工农学校有选举权的人约有一百张选票，敌军干部学校有二百张选票，抗日军政大学约有两千张选票，鲁迅艺术学院约有一千张选票。四学校一共要选出两名参议员候选人，参加参议会。具体选举方法是，我们每个学校先提出各自学校的代表候选人，再由四校所有选民正式投票选举产生正式参议员候选人。
我们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干部学校经过共同开会酝酿协商，决定两校联合推荐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同志为两校的代表，参加四校的选举。森健同志原来是“满洲铁路”的工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是日本人民反对法西斯战争的优秀战士，也是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办人之一。
选举大会正式举行的那天，各学校的选民们，簇拥着自己的代表，排着整齐的队伍，高举着标语牌，进入设在抗日军政大学前面的延安飞机场的大会会场。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热烈的气氛，就像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一样。
各学校的队伍进入到指定的区域，选举大会开始了首先，每一位选民都从大会工作人员那里领到一张选票，选票上印着三位候选人的姓名。除了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以外，还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代表周扬同志。这是一位久经革命锻炼，在文化艺术界享有盛名的老同志。抗日军政大学的代表是一位姓郭的同志（名字记不清了），他也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老同志。
接着，由各学校的候选人各自进行二十分钟的施政演说，因为森健是用日语进行演讲，另由翻译再用汉语讲一遍，所以选举大会特允许森健同志的演说时间延长到四十分钟。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同志亲自为森健同志作翻译。森健在演说中慷慨激昂地大声讲道：
“我们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从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的抗日战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打倒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他接着说：“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够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选举，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我们的一个学习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好机会，这将为我们打倒反动封建的日本军阀政府，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积累宝贵的革命经验。”
森健的演说博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日本工农学校的代表梅田照文同志又登台发表推荐演说。他说：
“森健同志是我们广大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略战争的正义事业的代表，是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优秀战士。我们全体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盟员，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一致拥护、支持森健同志做边区参议会的候选人。我们也决心以森健同志为榜样，要和中国人民、八路军广大官兵紧密携起手来，并肩战斗到底！”
我们也在下面一齐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使选举大会的气氛达到了**。
另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演说结束以后，全体选民依次走到选票箱前，庄严地投下了充分代表自己意志的选票。选举是无记名投票，投票结束后就当场开箱验票。结果，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同志和日本工农学校的森健同志，都以多数票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候选人。投票结果刚一公布，许多中国同志就一拥而上，争着和森健同志握手，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接着，又有一伙人拥上来，在会场上把森健同志高高地抬起来，举过了头顶，又是一阵欢呼声响彻了延安飞机场的上空。
不久，好消息传来，森健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正式当选为参议员。同时，中小路静男同志也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的参议员。他们成为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权机构中的成员之一，也是在华日本人民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光荣代表。
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同志，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是位杰出的文化艺术界领导者。他当选为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森健同志的当选，是因为三所学校的选民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全体候选人都投了森健的票。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我们日本人民的深厚战斗情谊和对我们的无限信任。
十一月七日，我们在日本工农学校召开隆重而盛大的庆祝会，邀请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敌军工作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敌军干部学校及各界人士参加我们的庆祝会。与会的所有中国同志都热烈地祝贺森健和中小路静男同志分别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延安市参议会的参议员。大家热情地赞颂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作的重要贡献。我们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在会上表示：决心努力学习和工作，以此来报答中国人民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无限信任和深切期望。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这件事，又一次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森健被选为参议员，不仅是森健一人之光荣，也是我们所有在华日本人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