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农历正月十五，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在一次战斗中，又俘虏了两名日本士兵，其中一名是戴着肩章的一个据点里的分遣队长，名叫渡边三郎。他是日本山形县人。因为他是曹长，军衔高、资格老，有非常强烈的武士道精神，所以表现得也特别顽固。他在战场上被俘的时候，拼死拒俘，反抗了一番。他受伤后躺在地上，看见有人走过来，就突然拾起身旁一颗手榴弹，企图和周围的人同归于尽。说时迟、那时快，八路军刘芳栋一脚将他拉了导火线的手榴弹踢飞了，才没有酿成大祸。他仍奋力挣扎，在场的王介指挥八路军战士，七手八脚地把他绑在担架上，抬下了战场。
另一名俘犯叫成山一郎，也是刘芳栋等人在打扫战场时发现的。他没有受伤，却躺在死尸堆里装死。刘芳栋同志发现他没有受伤，只是脸上擦破一小块皮，怎么会死呢？于是用日语大声说：
“起来，装死不如当俘虏。”成山很年轻，不到二十岁，也是山形县人，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因为他是渡边的下属，又是同乡，所以他对渡边非常恭敬，无论什么事都按渡边的意见去做。
我和布谷跟着八路军敌工科的同志一起去看他们，给他们介绍一些八路军的情况和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料渡边竟瞪起眼睛骂我和布谷：“你们没有日本人的骨气，是卖国贼。”他还要我俩以后要听从他的命令。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觉醒，根本不理睬他。成山一郎比较老实、憨厚，能够听从接受八路军同志的教育，思想转变较快。
后来又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一名日军的重机枪手他叫石田雄，是群马县人，高小文化，为人正直、热情，也很活跃。他被俘后一点也不拘束，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天天跟着八路军同志学中国话。一天，一个老乡喊他日本鬼子，他问刘芳栋是什么意思，刘芳栋耐心地告诉他说：“老乡说的日本鬼子是指日本法西斯，而你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
石田听了，非常高兴。
一九四〇年夏初，五支队在牟平县境内的一次战斗中，又俘虏了一名日军士兵，叫吉尾次郎，是大阪市人，高中文化程度，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他对于八路军同志的教育和送来的书籍能够认真学习、分析，领会书中讲的道理，所以接受新事物很快，能够认识战争的真相。但是他非常思念家乡，经常沉默不语，沉浸在思念家乡亲人的痛苦之中。
一九四〇年七月，张昆通知我们几个人，根据上级指示，要送我们这些被俘的日本士兵去学习。我们大部分人都很愉快地同意了，就是渡边一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张昆和刘芳栋找他谈话，他大发雷霆，用中国话大喊大叫：
“要杀，在那里杀不了，非要送到别处去杀！”
张昆听了并没有生气，却耐心地对他说：
“渡边，你到我们这里很长时间了，还不明白我们是不会杀你的，是想让你学习学习。”
渡边不相信，红着眼珠坐着，居然连八路军同志送来的饭也不肯吃，绝起食来。熬了一两天，饿得受不住，就悄悄与通信员小李商量，让小李给他找点吃的。张昆知道此事后，就和刘芳栋给他送来饭和菜，主动为他挽回面子。他见八路军同志对他确实不错，没有歹意，才勉强同意去山东军区政治部学习。他有一点个人打算，因为他在胶东时间长，在这一带驻防的日军官兵都很熟悉他。他不愿意让驻胶东的日本军队知道他被俘后还活着。
临行前夕，布谷突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全身发肿，只好留在后方医院治疗，没有和我们一起走。
一九四○年八月，渡边三郎、成山一郎、石田雄、吉尾次郎和我共五个人，由八路军一个排的战士护送，从胶东出发，穿过了日伪军重兵防守的胶济铁路封镇线，一路顺利地到达会中山东纵队政治部。
纵队敌工部的黄部长热情地接待我们，他说：“欢迎你们来，好好休息几天，准备去延安。”他接着给我们介绍了在政治部的其他日本士兵。
一九四〇年九月末，有我、石田、吉尾和在山东纵队政治部的滨中等一行五人，由司令部警卫部队的一位姓姜的连长带领一个排护送，向延安出发了。另外，还有一名敌工部会日语的侯干事，陪我们一起前往延安。渡边和成山还有几名山东纵队俘虏的士兵，不愿意去延安，只好留在山东纵队政治部学习。
我们踏上行军的路途，以前也行过军，但路程只不过七八十里，走上一两天就完了，并不感觉有多累。而现在，我们每天要走一百余里，从早晨走到晚间十点多钟，下了一座山，又爬上一座山，背着背包，带着一些零用的东西，一个劲地行军。这次行军可以说是我们到八路军里来，不！简直就是有生以来最艰苦的长途行军。每天吃过早饭，就马上出发，途中休息也不充分，再加上午饭也吃不好，我们几个日本士兵很快就感觉累了而保护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却总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着。有时，我们实在走不动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渐渐地拉大了。
到了下午六点钟，太阳落山了，在暮色苍茫中，我们几个人都一身尘土，垂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互相做着鬼脸，也不知是哭还是笑。走在前面的人到达了一个村庄停下来休息，等待着后面掉队的人。我们追上来后，饿得要命，简直不能再走了，愁眉苦脸地斜靠在墙角下。姜连长看这情况，只好决定在村庄里吃晚饭。
大家觉得小米饭的滋味也是香喷喷的。
“这样的鸟食也能吃吗？”过去曾说过这样话的吉尾，现在却连声说：
“不错，不错！很香，很香！”
我用漱口缸子盛饭，连着吃了四五缸子。吃饱了小米饭，我们又精神起来，大家和侯干事互相交谈着行军中难受的情景，不禁破涕为笑了。饭后，姜连长说：“只有八九里了，马上就到宿营地了。”
于是我们又出发了，但是，走着走着，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似乎走出足有几十里了，但还不到宿营地，已经是夜间十点多钟了，还在继续走着。最后，我们在一座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住下了。在一间脏得要命的房子里，我们和八路军同志们躺在炕上和堆着铺草的地下，大家实在疲倦极了，刚刚躺下，很快就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刚开始行军的时候，我们几个日本士兵感到非常疲劳，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
“休息一下吧！”“快点宿营吧！”当走的道路和方向有了偏差时，我们也埋怨说：“唉，怎么老是出这样的错误！”总之，我们对于行军没有好感。特别是过封锁线，因日军防守严密，暂时不能过，需要等待时机时，或是在一个地方连着好几天宿营时，却又感到很无聊，因为我们不能和老百姓交谈，也不能乱走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快走吧！在这样寂寞的村庄里等待，实在是讨厌死了！”就这样，我们总爱任着性子发牢骚。
进入根据地以后，每到一个地方休息，都有许多老百姓围着我们观看，于是，我们有的人又发脾气，对围观的人大声喊道：
“滚开！不要围在这里。”
在宿营时，我们有的人拿老百姓的东西，看到老百姓不在场的话，就不声不响地拿走，若是老百姓在场而不愿借的话，就与老百姓吵闹起来，然后再把东西拿走。有时行军路过八路军驻地时，八路军战士朝着我们的队列嬉笑地看着，我们总感到他们好像是在嘲笑我们似的。但是，见了面他们都热情地说：“你们辛苦了！快休息吧。”
他们把好房子让出来给我们住，做好的饭菜优待我们。他们以实际行动欢迎我们，对于这些，就是再糊涂的人也会感激涕零的，绝不再做不好的事了。自从有了觉悟以后，我们再也不向老百姓提无理的要求了，相反，都勤快地扫院子、砍柴、扭水，帮老乡做一些事。
随着觉悟的提高，我们几个人逐渐地和护送我们的八路军同志们有了一些感情，也乐于和八路军同志接近了。在行军中，我们往他们的背包上悄悄地放些小石头、小树枝，互相开玩笑，一起唱歌。唱歌时，还比赛谁唱得好八路军拉我们唱日本歌，我们拉八路军唱中国歌。这样的生活，使我们感到非常愉快，消除了行军中的疲劳，不断地增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信任。
不管行军如何艰苦，炊事员们始终为我们烧水、做饭年仅十七八岁的小勤务员，他们同样也行军，但当我们舒服地坐下来休息时，他还要忙着号房子、打扫住处，使我们住下后就能好好休息。对于这些，我们内心很感动：于是，我们私下商量要干一些事。每当宿营时，我们也帮助炊事员做饭、打扫住处等，好叫八路军同志们多休息一会儿。
要说姜连长，对我们更是关心，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能做到的他尽可能地努力做到。为了调理好我们的生活，他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到了一九四一年的一月份，天气非常寒冷，我们有的人偶尔把老乡的高粱秆、柴火拿来烧火取暖，八路军姜连长、侯干事发现后对我们进行耐心教育。我们互相之间也注意提醒，以后克服了犯纪律的毛病。老百姓也认识到我们这些日本士兵并不是老在做坏事，见了我们也放心了，并且以非常热情的态度接待我们，生活上关心我们。
在这时候，我们途经的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在这一带驻扎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一二九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们行军也很有规律了，经常是一边哼着歌，一边愉快地行军，每天走七八十里，走四五天就停下休息一天。这时，大家已习惯行军了。我们迎着光明，抱着希望，走向延安。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思想都通了，有的人思想虽然一时通了，但遇到新情况还会反复，在行军中不耐烦时又说怪话、发牢骚。不过，这些人都在生活检讨会上受到了批评教育，怪话也就渐渐地减少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行军完全习惯了，大家把早晨吃剩的饭装在漱口缸子里，放在挎包中，以便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也是由于长途行军而得来的经验。
我们来到同蒲铁路附近时，姜连长关照我们插在队伍和老百姓的中间，不许我们说日本话，有事或有什么要求，要我们用手势表示。
我们越过了最后一座山峦，黄昏时，到达了一处广漠的平原。天空布满乌云，朔风卷着尘土一个劲地吹着，几乎使人眼睛都睁不开。过封锁线的队伍很多，稍不留心，就会找不到自己的队伍。
“不要落后，跟上前面的队伍啊！”
通过封锁线时，大家都极度紧张起来，以急行军的速度，迅速而匆忙的快步前进。
视力只能看三米多远，但是不管清楚不清楚，大家都拼命地前进。虽然我们知道八路军同志有着充分的警戒，但通过铁路时，仍担心万一被日军发现，怕他们出来袭击。这时，大家既沉着又紧张，都紧紧地闭着嘴巴。
忽然，在很远的地方，听到了有汽笛的声音。
“喂，火车来了，火车！”有人判断着说。
渐渐地，声响震撼着铁轨和大地，同时强烈地传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接着火车便安然地驶过去了，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在这儿等待着。火车一过去，我们开始过铁路。
“只有今天一晚上了，加油走吧！”姜连长鼓励大家加快步伐，越过铁路。
大家也一边互相鼓励着，一边迈开大步走，走着，走着，便跑了起来。
铁路的两侧，站着全副武装的八路军战士和提着马灯的向导。他们不断地催着说：“快！快走！”
最担心的是过铁路，现在终于平安无事地越过去了，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
第一道难关突破了！
然而，还有几道公路，非越过不可。“把胆子放大些，加油走啊！”姜连长又催着大家快走。
我们咬紧牙，在黑暗中半走半跑地跟着前面带队的前进。走了一阵后，喉咙都干了，口渴得非常厉害，要是有一口水该多好啊！我正想喝水，前面又传来了“再忍耐一会儿，加油走”的声音。
在我们面前有几个掉队的小鬼，他们迈着沉重的双腿，仿佛已经筋疲力尽了。
天终于渐渐地亮了，周围的村庄和树木已经能看得清晰了，再往远处望可以看见日军的碉堡。脚下是开阔地，没有一点隐蔽物，我们担心会被日军发现后袭击，只好拖着疲劳的双腿，拼命地往前走。
队伍像一条长龙似的，迅速地离开危险区域，走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这时，太阳已经升到东边的山上，灿烂的朝阳照耀着我们向陕甘宁边区走去。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行程几千里，历时六个多月，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初，胜利到达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当我们远远地看到延安宝塔山的时候，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兴高采烈。我们也一举改变了一路上紧张的心理状态，一个个高兴得又说又笑。我虽不太懂中国话，可是从八路军同志们高兴而又轻松的表情上，能看出就要到达盼望已久的目的地了。
六个多月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躲躲藏藏的艰苦旅程终于结束了。我细细地端详了我们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又黑又瘦，尘土满面，疲惫不堪。就连那两头驮东西的毛驴都快要走不动了。
到了延安，护送我们的八路军姜连长把我们送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他们休息了几天以后，就和我们告别，要返回山东。我们站在延河边，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挥手向他们告别。回想这六个月朝夕相处的一幕幕难忘的情景，我们真是恋恋不舍。在这六个多月中，他们比我们五名日本人更辛苦，不仅行军时要保障我们的安全，而且宿营时，还千方百计地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处处体贴、事事关心我们。从他们的行动上，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使我们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这些普普通通、坚强刚毅的八路军同志身上，我们看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那种坚韧不拔、威武不屈、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