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国内受训的时候，教官就对我们讲过：
“在小学课本里，就明确写了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你们去中国，是一次非常好的官费旅行。到中国华北，没什么仗可打，中国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败了，你们只是去做些肃清残匪的工作。”
然而，我们来到中国后，到处看到的是残墙断壁，瓦砾废墟，经济萧条。我们不禁怀疑。
“啊！美丽的地方？为什么是一片焦土？”
新兵被分配到各作战部队，我被分配到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第十九大队第二中队。第十九大队驻防在烟台，而第二中队驻防在离烟台不远的福山县。
来接我们的是一个个子不高、很壮实，肩上佩着曹长军衔的军人。他走到我们面前，上下打量着我们。
“我叫岗山，是来接你们的，你们明白吗？”他拖长声音，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明白他的意思，就把从家里带来的鱼罐头和肉罐头拿出来，奉送给他。有的人边递东西边说：“我是新来到部队的，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请你日后多多关照。”
“很好，很好！我会帮助你们的。”岗山曹长不客气地收下罐头，脸上露出了笑意。
在坐车去驻地的路上，岗山曹长在车上占着两个人的座位，用父亲教训儿子的口气对我们说：
“我在这里已打了十几次仗了，你们这些新兵，别看经过了训练，中国人会讥笑你们是娃娃兵，是看不起你们的。你们见到中国人，要好好地打他们，也可以杀死他们，这样他们就不敢瞧不起你们了。”
战地的军队生活，和在国内时大不一样，完全不是教自讲的那样，而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经常要出去讨伐，奔波在山地、平原。每天忙于频繁的演习、作战、扫**。就是军官对士兵，老兵对新兵的虐待和打骂，也比在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稍不留意，犯一点小错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和令人难忍的侮辱。
我们第二中队驻防在福山县城内。在这里，我看到老兵们烦闷时就拿新兵开心，作为他们的娱乐物。
有一天，我一时疏忽，衣服最上边的扣子没扣上，岗山曹长便把我叫过去：“小林二等兵，你到这里来！”
我走到岗山的面前立正站好，岗山恶狠狠地从**站起来，一把将扣子扯了去，说：“你大概不需要这扣子吧！不然为什么不扣起来？”说着劈头盖脸打了我两记耳光，我的左颊右脸，马上红了两块。
随后，他要我在肩上挂上破布条，举着破扫帚，像游街一样，一面走一面叫：
“我升为‘参谋长’，特来参拜诸位！”
老兵们看着我向他们拜年，开心地哈哈大笑。我怀着愤怒和屈辱的心情，向岗山曹长央求，请求他把扣子还给我。
因为扣子上有着象征天皇的**图案，在外面是买不到的。经我百般央求之后，岗山才把扣子还给了我。
还有一次，听到隔壁曹长的房间里，小队长在大声训斥和打别人耳光的声音，仔细一听，原来是因为机枪没有擦干净，弹道里有灰尘。该着岗山曹常吃耳光了，我们都幸灾乐祸，可是又一想，连曹长都挨了耳光，恐怕我们也逃不脱了。没等多久，曹长岗山吃完耳光后，气势汹汹地闯进我们住的房间来，绷着一副刚挨过打的脸，不问青红皂白，打了我们每人十耳光。
我们几个人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悄悄地到厕所里骂他。有的士兵说：“以后打仗时，想办法从后面给他来一枪。”
可是我们说完后，怕被别人听见闹出事来，一个个又悄悄地溜回去。
我们新兵经常挨老兵们的拳打脚踢，不但吃不上一顿好饭，而且还经常要替他们执行勤务、站岗放哨、出去作战。
经常打我骂我，要我给他端饭菜、洗衣服、擦皮鞋的岗山曹长还一再警告我：
“不要一个人往外蹓，当心八路土匪，他们要是抓住你，要杀你的头呀！杀头啊！多可怕呀！”
曹长故意用手劈我的脖颈，加重语气恐吓我：“八路的抓住你，砍下你的头，懂吗？”
听他经常这样说，我的情绪渐渐低落了。我才是个二十岁的、未领略人生奥秘的年轻人，但是却已经了解到战争的可怕、悲惨和残酷，知道了军队生活的艰辛，以及军队内部的矛盾。生活的折磨使我更加深了对祖国的思念，每天都想着回到故乡的怀抱中去。我痛恨那些酗酒打人、专门欺侮、虐待新兵的老兵，更恨那些欺压、处罚士兵的长官。要不是为了忠于“天皇”，他妈的，我真想和那些不讲理的人拼了！提到了天皇，又使我想起了书本上写的武士道的光荣，而我自己也就是“光荣的武士”。为了不玷污武士道的荣誉，于是我又无可奈何地忍耐下去了。
在日本军队中，士兵对长官都是顺从的，执行礼节的，但有时因为士兵没有留神，长官走过时，没有向长官行礼，虽然不是故意的，但长官在事后仍然把士兵叫去骂一顿，或者打一顿耳光。“军人赖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军官对士兵：“除执行公务以外应亲切对待之。”然而在军队中，军官们不执行“军人敕谕”的事情简直太多了。
《陆军刑法》上严格规定：犯掠夺罪者处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劳役。犯强奸或杀伤罪者处七年以上劳役，重者处死刑。犯放火罪者，处死刑。以上各种罪行，长官们自己直接或间接的全都犯了。
在作战或“扫**”中，长官们命令士兵把中国老百姓的粮食、有用的东西都拿走，把锅打烂，把活的东西全杀死，把房子烧毁。而且还借口为了试验胆量，强迫不愿杀戮的士兵去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凡任务没有执行好的，都要受惩罚。
我暗暗地想，这样对待中国老百姓是永远不能达到“东亚和平”和“中日亲善”的目的，相反地，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而更加顽强地抵抗我们，这样就会延长战争的时间、推迟我们日本士兵回国的日期。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被调到大队部机枪射手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里，我们学习使用日本轻机枪和掷弹筒等军事技术。
训练班里有一百名学员，配备二十挺轻机枪和十门掷弹筒。
我们每天反复地进行瞄准、射击、拆装、修理等技术训练。经过四个月紧张的训练，我们每个受训的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和修理这些比较先进又很有威力的武器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在机枪射手训练班经考核合格结业后，又回到原部队。
这时，我们的第二中队已经调防到威海卫，各小队驻守在威海一带的各县城。我回到小队不久，又经过全面军事项目考核，升为上等兵机枪射手。
在日本军队中，升到上等兵就算是有一点地位了，可以命令管教新兵了。但是上面还有伍长、军曹等，所以士兵们都拼命地苦练军事技术、提高兵业，争取作战立功，以便获得更高的军衔。这样自己就可以少受别人欺辱，少挨打骂。作战时，自己可以待在比较安全的后面，督促其他士兵冲锋。
日本军队是很重视军衡的。刚一入伍是一等兵，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之后，提升为二等兵，再提升就是上等兵了。上等兵上面是伍长、军曹、曹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下士、中士、上士。再往上就是准尉和少尉阶级，一般都担任小队长职务。中尉和大尉阶级一般担任中队长职务，而大尉阶级以上，就是少佐、中佐、大佐了，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少校、中校和大校。
还有一种特殊的军官，叫“宣抚官”。“宣抚官”是随军的政治工作军官，大多数是由懂中国话和中文的人担任。如日本军队占领一处地方后，“宜抚官”就利用中国的民族形式，如弹词、说唱或散发张贴传单、标语、小册子等形式进行宣传、演说，对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进行教育。
日本军队中还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随营和尚。和尚的主要任务是念经、做佛事，超度阵亡将士，附带也作宗教宣传。
在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约半斤），煮成饭只有一大碗，平常就不太够吃，如有演习或者长官们舞弊，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那么士兵们就更加遭殃了。老兵还能想点办法，而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尤其是晚上站岗的时候，肚子饿得特别难受，一般都是两人站岗，肚子饿时，一个站岗，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
有一次，我在外面街上买了饼子回来，不敢在大众面前吃，只能等到熄灯后，躲在被窝里吃。这时，把嘴闭起来，只是移动着牙齿，以免发出咀嚼的声音，怕长官看见了挨打。有的士兵偷偷地搞到食品没法吃，就把食物带到厕所里去吃，这样避免别人看到。
规定虽然是每顿二合粮，但是中队长往往借口说：
“打仗时，吃不饱肚子怎么办？为了做到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能打仗，平常就应该经常多练习练习饿肚子……”
为了练习饿肚子，中队长便下命令把该发的粮食减去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就叫作实行“减食”训练。
另外，由于战争的延长，我们的给养也越来越困难。过去吃的全部是大米，而现在因国内大米缺少，便给我们吃小米、豆子、山芋等，一半细粮一半杂粮。即使打仗时，也不过吃白面、小米、高粱和土豆之类的东西，而美其名曰“代用食”。
过去发的罐头，里面装的是猪肉，牛肉以及鱼肉和鸡肉，而现在发的罐头里面装的却是豆类，要不就是那些既无营养又无滋味的“昆布”（海带）。
长官们平常都要吃好几样菜，不是日本拍着馔，就是中国的特产，甚至有的日本名菜都是用军用飞机从日本运来的。
与长官们相反，士兵们下饭的菜，却是水多菜少的南瓜汤、茄子汤、白菜汤。
此外，长官们还经常会餐，做“私物料理”（私下做菜）。会餐用的也是士兵的伙食费，这样我们的伙食就更坏了。在营房驻守的时候，一星期只有两次大米饭和两次白面，其余全部是“代用食”。而且若是吃大米饭和面条时，一人只有一大碗，吃馒头时，一人两个，根本就吃不饱。一九三九年夏天，有一个时期，我们全小队总是吃不饱饭，要是遇上军事行动，肚子就更难受了。大家都不高兴，憋着一口气。有一天，饭特别少，大伙气红了眼，看着饭桶骂了起来。可骂也不是办法呀，于是大伙商量了一下，决定“罢食”。由老资格的濑古军曹把小队长野村叫来看，大家全站在饭桶旁边，气呼呼地看着他。小队长野村很不高兴，耷拉着脑袋，他非常害怕大家团结的力量，一句话也没说，马上质问了经济管理员，经追查才知是管理员贪污作弊的缘故。从此，饭的数量开始多一些，菜的质量也好点了。
其实，管理员搞贪污，小队长心里最明白，因为贪污的钱，有一半进了小队长的腰包。
还有军队中设“酒保”。所谓“酒保”，乃是买卖日常用品、食物、烟酒的地方。在国内，分 将校“酒保”和士兵“酒保”两种，在战地则没有此种区别，只归大队部后勤指挥。在各中队内只有一个“酒保”，由下级士官（曹长或军曹）负责管理经营。
设立“酒保”的目的，主要是改善士兵的生活，为士兵谋一些福利。然而，真正好的东西、便宜的东西，都优先卖给长官们，到士兵要买时，却要受到很多限制。坏的、卖不出去的东西，都由长官下命令，强迫卖给士兵。
“酒保”所卖的东西，一般要比外面商店便宜，如“枪牌”香烟，别处卖二毛五分，而“酒保”只卖六分钱。正因为如此，管理“酒保”的下士官才能舞弊。他们不把东西卖给士兵，而以高价卖给当地日侨，从中牟利，以饱私囊。我们中队管理“酒保”的下士官贮金竟达三千元，大部分是揩油来的，规定用以改善士兵生活的“酒保”的红利，也由长官们十天一次的会餐所消耗了。我们对此只能干生气，因为没法去检查。
另外，还有“下给品”，是日本军队里除了正式的食物外，发给士兵们的另一部分食品。规定是每人每星期应领纸烟四十支、酒或啤酒一瓶、甜的小吃一斤。但是后来“下给品”的分量也减少了，质量也变坏了。原因是国内物资缺乏，以及长官们的舞弊。因国内缺乏糖和大米，“下给品”大多数是在中国做的，至于日本特有的甜糕好久都没有发给我们了。长官们领来“下给品”，不发给士兵们，而将它放在“酒保”里出卖，赚来的钱长官们则用来会餐。同时，长官也绝不让士兵们知道“下给品”的规定量，因为知道了，他们的黑幕便有被暴露的危险。
二等兵在日本国内时，每月军饷为伍元伍角，上等兵六元四角，伍长九元。到了战地，除军饷外增加百分之六十的战时津贴：一、二等兵领取八元八角，上等兵十元二角四分，伍长十四元二角四分。然而将校们的薪水却大得多，在战地准尉每月一百二十元，比一、二等兵多十三倍以上。将校们除了军饷外，一年还有两次赏金，并且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揩油。而士兵们除了八元八角薪水以外，便没有一分钱的“外快”了。
本来，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士兵每年也能领到两次赏金，但到了一九三九年以后便取消了，只有军官们还保留着。
就在这八元八角钱里面，还要扣去三元贮存金，这是强迫硬扣的，在发薪水之前，长官们已把贮金扣去了，所以士兵们只能拿到五元八角钱。贮金对于新兵特别严厉，老兵就比较随便些了。长官们按规定也必须贮金的，但大多数只贮金五角钱，不过是敷衍敷衍而已。贮金有两种，一元以上的叫作“日之丸”贮金；五毛以上的叫作“报国”资金。
军队中有野战邮政局管理贮金的事宜，但是也有某些部队长官偷偷地把贮金挪用和私自花费的现象。
士兵想提取资金是非常困难的，必须盖有中队长的图章，而中队长是不肯轻易盖章的，谁要是请他盖章提取资金，他便教训说：
“日本正处在非常时期，我们应该厉行节约，多多的贮金……谁浪费就是对父母不孝，对天皇不忠……”结果挨了教训还是领不到钱。我们士兵对于强迫贮金非常不满。我心里常想：在战场上打仗，不知什么时候打死，储备了钱又有什么用呢！
除了贮金之外，还得购买公债。公债分五元一张和七元一张的两种，而实际上，五元的公债，只要三元钱便可以买到，七元钱的公债、只值五元钱。这些公债，要等二十年后，由国家负责归还。购买公债，虽然不像贮金预先克扣薪水，但是买不买却要影响到升级。日本士兵认为：来中国打仗，如果回家时仍然没有升级，那是最丢人的事情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购买。有些士兵一旦急着要钱用时，又偷偷地把公债廉价卖给当地的日本侨民。
像上面所讲的，区八元八角钱，扣去三元钱的贮金，再强迫购买些公债，剩下来得实在无几。日本士兵十个有九个抽烟，六分钱一盒的“枪牌”烟，每天一盒，一个月就得一元八角。物价不断上涨，以前一杯咖啡一角五分，后来涨到八角钱一杯，原来一瓶酒一元五角涨到四元五角，星期日要出去玩玩，一个月的薪水就花完了。更不用提逛随军妓院了。其实能去随军妓院玩的绝大部分是军官，士兵们只有到过年过节时才免费优待一两次。
新兵最感痛苦的是平常他们要替老兵和军官们打菜、盛饭、洗碗，自己没有时间吃饱饭，演习又很累，肚子最容易饿，因此，许多人不得不到“酒保”去买零食，这样钱更加不够用了。
钱不够花怎么办？士兵们唯一的办法是向家里要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有的人即便家里寄来了钱，也不容易拿到手，因为汇款单往往不知去向。大队、中队检查信的长官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把寄给士兵的汇款单偷偷地扣下，装进自己的腰包。这在战地的军队里，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的。吃这个亏最多的是新兵们，他们受了欺负，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丢了汇款单，也不敢声张。
我们中队有一名叫平田的新兵，他家里汇来了三十元钱，家中给他的信上写得明明白白，然而，收到信后很长时间连汇款单的影子也见不着。平田不敢向长官追问，自己又偷偷地写了一封信，问家里是否真的寄来钱了。家里回信说的的确确寄来了，知道他在军队里吃不饱饭，家里没有劳动力，就卖掉了仅有的一块田，把卖田的钱给寄了三十元。平田收到信，非常伤心，拿着信到野战邮政局查问，结果知道汇款单和钱已被中队长山本中尉偷偷地领走了。他气愤极了，回到中队找中队长讲理，中队长说平田玷辱了皇军的“荣誉”，把平田吊在马棚里毒打了一顿。大伙看了不忍心前去求情，中队长才放了平田。平田当时忍气吞声没说什么，但在气愤之余，于当天夜里，就用刺刀切腹自杀了。
大多数人的家里都没有钱寄给在前线的士兵，但有比不寄钱更悲惨的事情。
我们中队的二等兵长谷川，是北海道人，贫苦农民出身。长谷川特别能吃苦耐劳，在别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都能默默地忍受下来，而且也从不叫苦、叫累。
在一次战斗中，长谷川战死了。在给长谷川烧尸开追悼会的时候，中队长山本中尉拿出一封信。这封信，是长谷川的父亲写给山本中队长的，信中说：
“我们全家陷入贫困饥饿之中，饥寒交迫，已无生路。虽然这样做对不起我那孝心的儿子，但是，还是请中队长想法让我的儿子长谷川快点战死吧，除了指望他那笔战死抚恤津贴外，再也没有别的生活出路了。”
这封信，连山本中队长都没有勇气拿出来给长谷川看。直到长谷川战死了，才拿出给大家看。中队长把这封信给我们看的时候，那长满横肉的双眼上也流下了两行眼泪。
我们士兵都难过得不得了，原以为我们在前线的人生活苦，没想到国内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因此，我们盼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
在前线，经常有国内亲属寄来的信件，长官们不放心这些信件，要拆开检查，看信中有什么问题没有，唯恐信上的内容影响军队士气，但是又不能一封封的信都检查到，就想办法抽查。抽查的办法是军官不拆你的信，叫你自己拆，而且还要在长官的面前大声读你自己的信。这也是十分令人难堪的事情。………
我们对中国当地的情况逐渐也有一些了解。中国的正规军队——国民党军每次和我们作战，总是一击就溃，大部分南逃，有一部分向我们投降，被改编成“皇协军”。现在和我们作战的，只有当时我们称之为“八路匪军”的八路军。他们不是正规军队，武器装备也比国民党军差得多，但是他们出没无常，依靠地形熟悉，经常骚扰、袭击我们，使我们本来就没乐趣的生活，又增加了提心吊胆，整日惶恐不安。
每当在战斗前得知出发的消息，我们士兵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随营妓院去玩妓女，或是到酒馆里去疯狂的酗酒，以消除战争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心理。即使在喝酒时，士兵们也一个个愁眉不展，没精打采，就像面临一场灾难似的情绪萎靡不振。连岗山曹长都自我解嘲地劝大伙：
“这次出去作战，生死未知，趁此良机，诸君尽情地作乐吧！”
大家喝醉了，就拼命地唱着悲壮的军歌：
“花开必有花落时，壮士捐躯在沙场……”大家边唱边发着酒疯。
由于战争期限的延长，广大士兵对战争早已失去了胜利的信心，谁也不再相信军部鼓吹的“三个月结束战争”的神话了。因此，在日本军队中，士兵怠战、装病之事日益增多，再加上从国内来的新兵，带来了国内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等消息，也使我们经常思念家乡，对战争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厌恶战争的情绪在下层士兵中间蔓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