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日本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七十多年前，那还是大阪市区的边缘，是一个比较荒凉的村庄，只有三百多户人家。
我们家没有土地。我爷爷小林周三郎在村里经营着一个小杂货店。我父亲排行老大，叫小林熊太郎，帮助爷爷经营生意。父亲是性格直爽，脾气暴躁，爱喝酒的汉子。他在明治天皇时期服过兵役，当过东京皇宫警卫团的士兵。他曾为此一生引以自豪。
母亲嫁给我父亲后就改姓小林，叫小林末。母亲是典型的日本妇女，善良、勤劳、温顺。在日本，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妇女所受的痛苦更为深重。她们不仅要和男人一样受统治阶级的压迫，而且在社会和家庭中还要受“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道德的束缚和折磨。母亲每天除操劳家务之外，还要抚养和教育孩子。
一九一八年（日本大正七年）四月三十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当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了。父亲给我起名叫“清”，清字有三点水，是代表老三的意思。在日本，和旧中国一样，人们重男轻女。所以我出生后，尽管有一个姐姐，还是把我排行老三。
我出生不久，父母亲就到神社去，把我的名字和生辰属相供奉“神”前，以祈祷我长命百岁。
当时，村里有一所小学，还有一座很大的神社。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后就到神社后面的空地上去玩。每年的节日和祭日，神社都组织各种各样祭祀活动。比如夏天有孟兰盆会。孟兰盆会的活动可热闹啦，村里的人们穿着洁白的和服，腰里系着带子，敲着大鼓，兴高采烈地又歌又舞，一直闹到深夜。还有过新年，大家都要去参拜神社，一般是年三十晚上响过除夕钟声之后，就开始陆续去参拜，祈求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三宅村和日本其他的农村一样，人们长期受封建天皇制度的束缚和压迫，过着贫穷的生活。除了几户地主以外，剩下都是世世代代把血汗洒在土地上的贫苦农民。这里的气候温暖，属亚热带气候，每年可种两季水稻，在风调雨顺的年份里，生活还算过得去。农民们虽然每年收获白花花的大米，但从来也舍不得净吃光是大米的饭，总要把稗子掺在大米里吃。遇到灾年就倒霉了，人们纷纷离乡跑到外面去做短工糊口。
二十世纪初，日本社会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农村自然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农民被迫卖掉土地，背井离乡流向城市。我们家经营的小杂货店也因此日渐萧条。
父亲和爷爷商量，卖掉了小杂货店，凑了一点钱，带着母亲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到大阪市区寻找生路，把我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父亲到大阪后，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大阪的南区千日前通大街租赁了两间房，开了一家小饭馆。这里是市中心，经营各式各样商品的大大小小商店，毗连林立，十分繁华。每到夜晚，霓虹灯闪耀辉煌，被称为大阪的“银座”。父亲盼望着饭馆生意兴隆，一步一步地兴旺发达，特意给饭馆起了个象征吉祥如意的名字，叫“-二三料理屋”。
我家的饭馆，由于哥哥姐姐都能干活，生意还算可以。后来，因为大哥竹造外出做工，店里人手少，父母亲就把我从乡下接到城里来住。这时，我已上小学三年级，一面读书，一面帮家里做事。那时，城里的学生上学，都背着书包，可是我只能用父亲小时用过的毛巾、包袱皮来包课本作业和用具。下学后和同学们一块玩耍的时候，就在包袱皮的结子上拴一条绳子，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为此同学们看不起我，常欺负我，说我是乡下来的“土包子”。我也不示弱，经常和他们打架。我回家后又要干活，没有复习功课的时间，天长日久，学习成绩逐渐下降。
我家的小饭馆除经营一般家常便饭外，还给单身工包饭。我们全家人，早起晚睡，苦心经营着生意。运货、洗菜、涮洗餐具都是我们几个孩子的事，还要给包饭的顾客送饭。因为饭菜实惠，价格便宜，因此生意还不错。
二哥米藏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去参军了，家中的许多伙计都落到了我和母亲的身上。父亲喜欢喝酒，一喝酒就顾不上生意了。饭馆全靠母亲的精细安排才支撑下来。由于家里孩子多，生活依然很窘迫。在最困难的时候，父母不得不忍痛把我的四弟送给了父亲的朋友泉家，改名叫泉芳夫。
家中忙的时候，我干脆就不去学校了，但是有两门课是不能不去上的，一门是修身课，另一门是军训课。修身课讲的是做人的道德准则，在哪一种场合、行哪一种礼节，还学习中国的孔孟之道，以及如何做一名天皇的赤子等等。军训课的教官是两名陆军军官，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和身体训练，同时也向我们灌输军国主义的黩武思想。
修身课和军训课是十分严格的，只要有一次不上，学校就会找家长，家长要到学校里去赔不是，并且要保证下次不再犯。这两门课，我从来没有缺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