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二十八军主力的回旋
白果树会议后，高敬亭亲率第八十二师二四四团、特务营和手枪团，开展艰苦卓绝的外线作战，顺着板仓、巍岭、石关撤退而去。
红二十八军主力穿过敌人围堵空隙，经潜山县香炉冲和霍山县包家河、深沟铺向东部游击。其军事意图有二：一是牵制国民党军队，分散敌军注意力，减轻皖西特委和二四六团的压力，以配合开辟舒霍潜边游击根据地；二是寻找合适地区，另外再开辟游击根据地。
2月21日，红二十八军游击至霍山县黄毛山西界岭一带，高敬亭决定部队兵分两路行动。
一路由方永乐率红二十八军主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一营、三营、手枪团二、三两个分队和特务营全部，到霍山、潜山、太湖、舒城一带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皖西特委领导的二四六团开辟游击根据地。
一路由高敬亭率领红二四四团第二营和手枪团第一分队回赤城、赤南老苏区了解情况，同时到各地检查工作。作为大别山最高领导人，现在必须抓紧时间，沿着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实地考察一下地势环境、群众情形，还有各地党组织和部队整编与发展情况，指导整个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那时部队和政权都是分散的，高敬亭利用转战各地之机，到道委、特委、县委、医院、小工厂等单位检查部署工作，就是三个人的小修械所他也常去看看。这也形成了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工作模式。
这是红二十八军组建后，高敬亭、方永乐首次分开行动。
“我们三个人各带一支部队，分头活动。一个月后，我们在太湖李杜店见面。”这是三人临别时的约定。
这是红二十八军主力第一次有计划的分散行动。千余人的队伍，“三分天下”，高敬亭、方永乐、徐诚基这三位主要领导人各带一部分武装分头开展工作，又相互配合，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红二十八军的战斗力。
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总结提炼出最有实战意义的战术，即“集零为整，化整为零”，或者说是支队作战，有分有合，也就是适时把红二十八军分为两到三个支队，在不同方向上，独自活动，相互策应，配合作战；遇到适当时机，便集中起几个支队的兵力，进行规模稍大的歼敌作战，对敌军造成较大震慑。这个战术在此时开始萌芽，通过自觉和不自觉的、不断的运用、探索，到1936年1月，在湖北蕲春三角山会议，开始成形，并得到炉火纯青的运用。
2月22日，高敬亭率部到达立煌县燕子河，随即折向西行进，先后在立煌县陈家湾、枫树坳、枣树岭、黄麦园附近与敌有小的接触。3月3日，高敬亭和部队回到赤南县胭脂坳北边的梓树坪宿营，并与赤南县第四区的区乡苏维埃机关二十余人会合，准备再次回到熊家河，将原皖西北道委一些党政军机关人员进行改编安置。
3月4日上午，驻立煌县、商城县交界处银沙畈的张学良东北军一〇八师六二二团三营（三个连各欠一个排），由其营长刘清昶率领，从银沙畈经关王庙向高敬亭所部袭来。高敬亭得知情况后，布置林维先二营和手枪团一分队预先沿白沙河两侧高地设伏。红二十五军曾多次消灭过东北军部队，现在的红二十八军对兵强马壮的东北军一点也不惧战。
下午二时许，敌人成一路经牛山河大桥向红军扑来。当尖兵排进到梓树坪时，埋伏在两边高地的红军一面以强大火力杀伤敌人，一面开展阵前喊话，并将尖兵排包围。敌人见势不妙，一个排二十多人全部投降，并喊：“不要打，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缴枪。”东北军的战斗力由此可见。
后面敌人见尖兵排被包围，便以两路向红军攻击。高敬亭也兵分两路阻击敌人。战至下午5时左右，歼敌两个连，缴获双环马步枪一百二十余支，轻机枪六挺，子弹五千余发，打死打伤敌人一百余人。残敌当晚逃回银沙畈。红军给被俘的三十多人发了路费，遣散回家。
这是红二十八军建立后，和东北军打的第一仗。这让高敬亭相信，貌似强大的东北军，省破家亡，“围剿”梦碎，难维军心。饱尝国难家仇的东北军许多官兵，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才是爱国抗敌的民族精英。正如鄂豫皖省委在1934年9月19日给中央报告中所写的那样：“东北军最易接受宣传，尤其是反日宣传，白色士兵开小差的……以东北军为最多。”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士兵，也常以和红军游击队有了统战关系而高兴，有的人为能帮助红军干些事情而引以为荣。
3月12日，高敬亭率部到达汤家汇豹迹岩，先后与东北军各部有小的作战。19日到达固始县窑沟一带。随即通过山中小道石关进入了原赤城苏区熊家河、悬剑山一带。此时，赤城原苏区的村镇已被敌人占领，苏区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都撤至大山上，继续坚持斗争。高敬亭率军部驻在熊家河小河南的陈家庄，部队分驻在北边的村庄里。
熊家河山野间还是黄乎乎的，背阴处有的地方还留着积雪。朝阳山山坡上有的树枝枝条开始冒油了，快要绽出苞芽了，准备迎接1935年的春天。
高敬亭一到这里，原来他的皖西北道委经济处主任吴先元就给他送来了几百件新军衣。去年二一八团到固始和霍邱叶集、下骆山一带打粮，同时从地主豪绅商人家里缴获了不少布匹。吴先元如获至宝，在熊家河组织被服厂的同志，精打细算，用有限的布匹为部队赶制冬衣，或改单衣为夹衣，或改夹衣为棉衣。为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解决了相当数量的军衣。吴先元高兴地迎着高敬亭和战友们。上次高敬亭率二一八团从熊家河撤退时，吴先元这位经济总管和后勤医疗机关没有走。在熊家河和铁炉冲村的山洞和密林里替高敬亭守着后勤机关、医疗机关和一个修械所。
见面后吴先元才知道，这几个月的小别，高敬亭和方永乐又成立了红二十八军。
人们换衣服的换衣服，擦枪的擦枪，清点子弹的清点子弹，有的还难得地用热水泡脚……脚是红军战士的宝贝，脚坏了，不能行军就不能打仗了，那人就废了。
吴先元激动地对高敬亭说：“我可是盼着你们回来啊。昨夜我和医院的伤病员一道睡在孤山的一个山洞里，听着外面‘咚咚’响个不停，好像是在史河附近打炮。我听了足有个把钟头。我把同志们喊醒了，说，听，史河那儿有枪炮声，不定是咱们的高政委率队伍打过来了。有的同志听了听，笑话我说，老主任，那哪是打炮，那是熊家河舂纸的水椎轰隆轰隆的响声。虽然闹了笑话，可不，你们今天就打回来了！”吴先元深陷的眼窝里似乎含着泪水。
也难为吴先元这位后勤主任和医护工作者了。当时留在这里的医疗单位医疗器械简陋，药品奇缺，总共只有一把手术刀，三四把手术钳。一个铁脸盆，既是消毒锅，又是煮饭锅。还有两只注射器。为了应付繁重的医疗任务，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砍竹子削成夹板，制成镊子，用铁丝磨成探针，用缴获的棉被蒸煮后做成绷带、棉球。从大烟中提炼鸦片酊做麻醉剂，给伤员服用止痛。国军和红军医疗机构相比，国军医疗器械和药品完备，可这是他们部队最腐败最黑暗的机构之一。红军的医疗机构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可是伤病员却能得到尽可能的精心照料。
高敬亭准备将军部及机关设在熊家河小河南和铁炉冲南小涧，他对这一带充满感情。这里是老苏区，高山峻岭，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是红军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圣地”，不能轻易放弃。
二 西北军来了
早在1934年12月底，随刘镇华驻守安徽的十一路军主力一部追击红二十五军西征未归，十一路军独立旅及三八五团奉命调到皖南阻击方志敏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抗日先遣支队北上抗日。刘镇华本人也到徽州设立指挥大营。为加强对鄂豫皖“清剿”，蒋介石、张学良调西北军改编成的二十五路军独立五旅及附属其指挥的特务团二、三营及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九十五旅一八九团、安徽独立四十旅，担任“追剿”任务。
二十五路军前身是冯玉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时的部队，素称老西北军。这支部队炮和枪及子弹不多，故对冷兵器要求高。部队都装备了大刀和刺刀。士兵是来自豫陕冀三省的大汉，体质好，因西北习武成风，体力过人，吃苦耐劳，人人能打几拳，练两下刀，以死打硬拼出名。1930年在蒋冯阎桂中原大战中打蒋介石打得十分激烈，现在打红军也不手软。第二十五路军提出“不分区域，不拘地形，不分昼夜，跟踪穷追，使‘匪’无喘息余暇，冀收全灭之功”的口号。这对红二十八军的生存发展也是个严峻的考验。独立五旅旅长郑廷珍驻在金家寨，得悉红军返回赤城苏区，便组织“追剿”。
1935年3月19日，惊蛰过后，皖西的第一阵春雨，已经洒在熊家河的朝阳山上。大别山外的平畈地区，已是树木苍翠，春意正浓，而熊家河两岸的高山地区，杨柳才刚刚绽芽，室内取暖的火塘里树根火还不能熄灭。3月22日，熊家河突然下起了一场小雪。没有多大工夫，远山近树都披上了银装，这给部队的行动增加了不少困难。
3月22日，军政委高敬亭率部在皮坊西北的鸡冠石与坚持在皖西北的二路游击师会合。
恰在这时，梁冠英看家精锐部队郑廷珍独立第五旅组成“追剿”队，一直穷追不舍。独立第五旅六一三团经银沙畈向大伏山，六一五团经野人冲向四道河，郑廷珍亲率六一四团和特务团三营经大埠口向蔡氏祠、王家畈，分三路向红二十八军追来。
冲在前面的是郑廷珍亲自率领的独立第五旅六一三团及附属特务团的三营，从悬剑山、皮坊方向向熊家河扑来。这个独立五旅，被称为“北伐钢军”，在护国战争和北伐及军阀混战中打过不少恶仗，排以上干部都上过军校，士兵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部队以能打著称。
三年游击战争，红二十八军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可是在前期，大家仍然在交学费。高敬亭又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了。
高敬亭这次回来，已经是军政委了。皖西北道委、赤南县委的干部群众，放下手中的活儿，簇拥到他身边来问候、道贺、寒暄。大别山有了一支军一级的较大的作战单位，这形成一支可以与敌军的团甚至旅级单位作战的主力部队了。现在，高敬亭要试试用这个军来更有效地保卫熊家河苏区了。他忘记了此时的红二十八军不过一千三百余人，分兵后他手里只不过五六百人，而当时进剿皖西苏区的敌人，多达几万，是无法胜任“保卫苏维埃”任务的。
军部立即召开干部会，研究作战计划。大家对敌人的疯狂气焰非常愤恨，决心在熊家河狠狠地教训敌人一顿。会议决定，由二四四团二营占领熊家河南边险要制高点鸡冠石，构筑工事，做好反击准备；手枪团一分队作为第二梯队，便衣队和二路游击师等地方武装作为预备队。
这鸡冠石山高不过海拔九百多米，却是熊家河南边的门户，是从南边金家寨、双河镇进攻的必经之路。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加上冰雪封山，攀登格外艰难，若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就能击退敌人的进攻。
国民党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椭圆形脸庞，看上去有点眉清目秀，实际上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沉默和勇敢到鲁莽的地步。可以说是西北军中一个极其突出的典型人物。他错误地认为红军主力西去了，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因此，他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加上他邀功心切，恨不得一口把红军吃掉，好向蒋介石请功。所以他不顾天寒地冻，下令六一三团和特务团三营自悬剑山、皮坊方向往鸡冠石猛攻。
战斗在22日上午9时左右打响，敌人凭借火力优势，先向鸡冠石十八盘山上放了一阵排炮，组编了“奋勇队”，踏雪爬山，一边朝山上放枪，一边吃力地往上爬。
郑廷珍是河南省柘城县北郑楼村人，1893年3月5日生。童年的郑廷珍家境日益拮据，生活困难，甚至缺粮断炊，他目睹国势衰败，外国势力侵入，官僚军阀结为一体，欺压黎民百姓，1917年就报名参加了冯玉祥的军队。郑廷珍自幼务农练就一副好身板，加以他为人正直，主持公道，学习军事技术刻苦认真，又粗通文字，聪颖过人，到部队后随军南征北战，屡立战功。1924年他率部参加了在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清废帝溥仪出宫的革命行动。他从普通列兵逐步提升，直至第三十二师副师长，独立第五旅旅长。
冯玉祥在大革命时和中共取得联系，五原誓师后北伐，鼎盛时地盘占有陕、甘、宁、青、鲁、豫六省，拥兵近三十万。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介石采取多种手段瓦解。郑廷珍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归属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梁冠英节制，被派到鄂豫皖苏区进“剿红”军。他在和贫苦人组成的工农红军作战中，极其凶猛。
鸡冠石是熊家河南边的屏障，是从南边立煌和双河进攻熊家河的必由之路。这里山势本来就很陡，雪后路滑格外难爬。红军熟悉地形，高敬亭指挥二营、手枪团一分队和第二路游击师一部占据有利地形，伏在山上工事里朝下看，只见一个个黄点子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爬行。等到敌人爬进射程以内，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像雨点似的直泻下去，一下子阵地前沿就撂倒了一大片，约有一百多人。敌人吃不住了，不顾上司的督战，掉头就往下跑，结果又摔死了不少。敌人的尸体堆满了鸡冠石的沟沟洼洼。
阵地上安静下来了。敌人在山下重整旗鼓。红军也在山上抢修工事，擦拭武器。不久，敌人又发起冲锋。他们改变了战术，不是一窝蜂地往上爬，而是采取散兵线，拉长距离，一个一个地往上爬。敌人变，红军也变，战士们稳坐钓鱼台，采取点射战术，趴在战壕里慢慢地瞄准，一枪一个，弹无虚发。只见敌兵在半山腰，躲无处躲，跑又跑不脱，尽做了红军战士的活靶子，白白地送了性命。这一次冲锋又被打退了。
与敌激战五个多小时，肉搏数次，毙敌“奋勇队”队员三百余名，敌奋勇队队长杨东孝及军官多人被击毙，敌人锐气大挫。但是敌人后有援兵，粮弹充足。红军粮弹告紧。当晚红军也撤出战斗，向西北方向转移，顺岭直下，翻越杨桃岭撤至花园一带。敌人当晚在倒骑龙、鸡冠石、团树湾岭头上扯起白布帐篷宿营。
红军于第二天天黑后复回熊家河，下半夜吃过饭后奔赴汤家汇以北，又绕道回全军庙。这里与熊家河仅一山之隔。总之，高敬亭对熊家河、铁炉冲这一带老苏区是恋恋不舍。
红军撤出鸡冠石战斗后，独五旅敌军开始打扫战场。被红军击毙的敌尸体狼藉一片。十八盘下的一块毛竹园内的毛竹和杉树，被砍伐来做临时担架，几乎被砍光了。
第二天，恼羞成怒的独立第五旅又分路向熊家河中心区扑来。敌军一山一山地搜索前进，寻找主力红军作战。此时主力已在一山之隔的铁炉冲。
在熊家河小河南军部背后孤山一个叫老母猪窝山洼的地方，是红军后方医院及后勤单位，这时被敌人发现并包围起来了。在紧急情况下，红军后勤工作同志及医护人员敏捷地把重伤员背到松林和草丛中隐藏起来。道委机关和红军医护人员英勇抵抗，轻伤员也拿起武器作战，激战三四小时，击毙敌军一批，终因敌我力量差距过大，部分同志牺牲，伤病员、医护人员以及后勤工作同志一部分被俘。后方机关和医院被破坏。近百名伤病员和工作人员，几乎全部被敌人杀害。设在箱子石的枪械所也被敌人破坏了。
这个二分院和道委机关，躲过了1月21日熊家河的失陷，可是没有躲过这次2月24日的一劫。
2013年秋天，我来这里采访，战争结束快八十年了，当地老人说，走过孤山老母猪窝洼地的人仿佛仍能听见喊杀声。这里每至黄昏或阴雨天，仍可见鬼火荧荧，人声杂杂。在那里仍可挖出医用的盐水瓶和简单的医疗器具……这表明，这段悲壮往事已被后来人在心里做某种“神化”处理，从中也可以感到这段战事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这一天，军政委高敬亭率二营、手枪团一分队和二路游击师到达全军庙，闻敌独立五旅六一五团将熊家河孤山道委机关和红军医院围住，即令二路游击师向敌后续部队攻击，吸引敌人的兵力，策应孤山部队突围。这一袭击，没有能够替道委机关和医院解围，但小有收获，把敌独立第五旅调出了熊家河。第五旅于3月25日向全军庙银水寺一带扑来。
治军，高敬亭深知医院的重要。1935年2月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时，军、师、团都设有卫生机构。红二十八军总医院，又名道委总医院，设在老君山、天台山、潘家河一带，归鄂东北道委领导，院长林之翰，政委熊德安(女)。总院下设四个分院，皖西北、鄂东北各设二个。鄂东北的二个，一个是设在鄂东北老君山北仰天窝的第五分院，一个是设在红安与经扶交界的经扶县西南的莲塘山地区的第六分院。共有医务人员百余人。在皖西北赤城地区的是二分院，赤南地区的是一分院。此次遇难的是二分院。当时，红军的医护人员紧缺，医务机构也不健全，皖西北两个分院分散在铁炉冲南小涧、熊家河孤山前后几条山沟里，每天吃的是野菜、树叶，说是医院，谈不上有什么医药用品。大家脱下棉袄，扯出棉花用开水煮后洗伤口，撕破被单和衬衣用开水消毒后用来包扎伤口。极少的一点盐水、硼酸膏、碘酒，是医院里最贵重的药品，这些药品，也都是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高敬亭常对他们说：“我们红军指战员都是宝啊！现在，我们仅有一千多红军战士，而敌人却是十余万正规军，还有三省的地方反动武装。我们红军指战员一个人要抵敌人十几个用。我们的战士牺牲一个就少一个，你们抢救活一个就可以多一个。你们的工作太重要了！医务人员很少，你们是宝中之宝啊！”是的，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这些医护人员，一直被高敬亭看作“宝中之宝”，被红军战士称为“医官”，受到尊重和优待。可是这次这么多“宝中之宝”牺牲，使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北的医护工作受到重创。
驻孤山的后勤机关也被敌人突然包围，后方机关的同志大部分遇害。吴先元也被俘。敌人通过叛徒知道他是皖西北道委经理部主任，便逼他带路，上山找钱找物，找武器弹药。吴先元沉着冷静，将计就计，将敌人带到一个山顶上，趁敌不备，一轱辘滚到山脚下，钻进了深山密林，藏了八天八夜，最后回到部队，被高敬亭任命为二路游击师经理部主任。
3月25日，敌独立第五旅六一四团从熊家河转向全军庙、银水寺一带扑来，高敬亭率部与敌激战一小时后，无心恋战，即带着二路游击师分头转移，经豹迹岩、麦园和英山县雷家店、陶家河，于4月6日到达太湖县李杜店。恰遇不久前分兵作战的方永乐也带部队来到这里。这也是双方约定的会合地点。高敬亭自此再也没有把红二十八军大本营放到皖西北熊家河、铁炉冲、全军庙这一带老苏区了。
皮坊之战，让高敬亭清醒了。红二十八军要转变斗争方式，全面分散转入游击战争。要改变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使之与游击战环境相适应。
三 “潜霍大界岭，打垮了朱团”
高敬亭组建红二十八军，选择了年仅十九周岁的方永乐作为他的二把手。在红二十八军，上上下下都称呼方永乐为“小师政委”。这不仅因为方永乐同志任八十二师政委时，年纪只有十九周岁，更因为大家钦慕他、热爱他，这是大家对他的敬称，同时也为我军有这样一位智勇双全、指挥若定的青年将领而骄傲和自豪。亲切中透着尊敬。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师政委”，很快就会叱咤风云，威震鄂豫皖。
作战行军，方永乐喜欢和手枪团在一起。手枪团的战士也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也最爱跟随“小师政委”转战杀敌。他那骁勇而机智、大胆而谨慎的战斗风格，对于这些来自大别山的红军战士们来说，具有深深的吸引力。共和国少将陈祥将军以后这样回忆：我第一次见到方永乐同志，立刻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生动而又严肃的神态，不高而又坚实的身躯，粗犷而又沉着的性格，令人想起大别山正在生长的斗子树，枝干虽然还稚嫩，却很坚硬、粗壮，堪负重荷。战士们都敬重他，依赖他，亲切地称他为“小师政委”。我们就在“小师政委”的率领下，纵横驰骋在鄂豫皖边境的崇山峻岭中，艰苦奋战在敌人后方。
1935年2月21日，方永乐率红二十八军主力一部由霍山黄毛山南下，23日到达英山县陶家河，然后折向东北，经潜山县到达霍山县黄叶坪、落儿岭，随即又折向西南。一路上是钻山林，爬山坡，尽量避免和敌人接触，可是身后总是跟着一条“尾巴”。敌人增派十个团的兵力专门跟踪追击，想一口吃掉这支红军部队，以报官庄失败之仇。方永乐率领部队靠走来甩脱敌人，始终和敌人保持一至两天的路程。
初春的大别山，阴雨绵绵，部队不得不天天行军、打仗、突围，整天爬大山、钻老林，风餐露宿，穿着被荆棘撕扯的破军服。生病负伤的战士没处放，硬撑着行军。不少战士咬牙切齿地说：“小师政委，我们打吧！不吃掉这条尾巴，我们昼夜不得安宁！”
“仗一定要打，但要瞅准机会，赔本的买卖不能做！”方永乐笑着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困守一地，我们牵住敌人的牛鼻子转圈子，然后瞅准机会对准他们的屁股，把他们杀得望风而逃，屁滚尿流！”
这种不停地在山间转来转去的行军，使部队极度疲劳。二四四团一营二连二排为前卫。排长李士怀没有地图，但对这种拉来拉去很不理解。敌人一直追，每天从早晨到中午，中午到晚上，肚子饿得咕咕叫。好不容易煮好了饭，满以为能饱吃一顿，不料集合号响了，方永乐什么也没有说拿起枪就出发了，还叫扔东西，包括较差的武器。战士们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抓把米放在嘴里边嚼边走，渴了就到水田和池塘里喝点凉水。当师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和李士怀的排一道行军时，李士怀提出了这个问题，熊大海告诉他，这是为了迷惑敌人。熊大海这也是在全力支持小师政委的工作。红军死都不怕，还怕吃苦？这是他们获胜的唯一原因。
红二十八军成立时，高敬亭十分注重全军的政治工作，军、师两级没有设正规的司令部，只配备了几个参谋，但政治委员、政治部是必须有的。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设立的政治部可以说是军师两级政治部。政治部下设负责党务工作的专职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民运科及少共团。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宣传科，管着粉笔队、油印股、张贴队。宣传科下面有上十个宣传员。这宣传员可不是唱歌跳舞的那种。他们的职责是全方位的。一是在部队休息时，代表政治部到连队了解部队情况和参加红色战士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是由全连战士民主选举产生出来的民主权利组织，对连队的政治、军事、连长、指导员的作风、经济、饮食等都可以提出批评建议。宣传队员参加会议，就是听取战士的意见，然后向政治部主任汇报。检查部队的纪律，主要检查各部队的群众纪律情况，是否有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如发现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立即找指导员连长赶快纠正补偿。在部队开拔后，宣传队还要分别深入到部队宿营的房间检查，是否捆好铺草、上好门板、扫好地，借了老百姓的东西归还了没有，等等，如发现有问题，就让有问题的部队立即返回去收拾好才能走。二是部队进入新地区或敌占区进行宣传工作，宣传发动群众，调查土豪并没收土豪的财产，开仓分粮给贫苦的老百姓，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政策，揭发国民党、地主的罪恶。三是做俘虏兵的工作，凡是俘虏了敌人的官兵，都要进行宣传教育，教育他们不要给蒋介石当炮灰卖命，不要打红军。还要宽待他们，发给回家的路费。四是照顾处理好部队的伤亡人员、动员老乡做担架到战场抬伤亡人员，对烈士要买棺材埋葬好。政治部还及时印发《红军政治教材》《红军须知》等政治教育材料，供干部阅读。要求各级领导和政治工作干部联系思想和斗争实际，向部队反复讲形势，讲斗争前途，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启发部队阶级觉悟，增强斗志。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的设置，其实是加强军事民主、防止军事干部滥用职权的一种职务。但这些政工干部，他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军事工作上。高敬亭不肯放弃被鄂豫皖红军革命多年历史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
兵书云：将与士卒共穿着、劳苦、饥饱、同生死，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战士们都盼着打仗消灭敌人，就是拼死也行。
2月28日，在霍山团山附近的和尚岭，方永乐这一路被敌六十五师工兵营、辎重营截击，激战约三小时，退敌后于3月1日由霍山西界岭（现属金寨县）转移到深沟铺，准备由太平畈前往霍山县南乡的鹞落坪（现属岳西县）山区，也就是舒霍潜太边区的中心地区。2日，敌九十四旅一八八团在后面尾追，敌一九一旅在前面堵截。午饭时节，红军主力部队进入了深沟铺。这是英山、霍山之间的一条长冲，里面有三个保，是一条古道。部队正通过深沟铺黄栗杪时，敌人先头部队与红军后卫一个连在古佛堂西北侧梭子桥遭遇。红军后卫部队牺牲一人后，迅速摆脱敌人向红军主力靠拢。敌人随后分两路紧追而来，红军以一部分兵力且战且走，主力迅速来到桦树沟及其西南侧高地深沟铺东南约四公里处占领有利地形，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下午二点钟左右，敌人追到桦树沟、喻家湾地区，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红军重创敌人一个团。这是伤其十指，没有吃掉敌人一指，红军也有较大伤亡。据当地群众回忆：红军也吃了一些亏，牺牲和负伤的有几十人。后来敌人抬着伤兵向英山方向去了；红军的伤员向皖西特委活动的鹞落坪方向运去。部队冲破敌追堵，越过了英霍大道，继续向东南方向的鹞落坪地区转移。可惜的是，红八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在深沟铺率部冲锋时牺牲了。
短短一个多月，红八十二师连失师长、师政治部主任，八十二师现在只剩师政委方永乐一人了。手枪团副团长蔡泽礼也牺牲了。领导人的频繁牺牲，说明鄂豫皖地区战争的频繁和残酷、环境的恶劣。
由于敌人追击紧迫，在以后的半个月中，部队活动于太湖县、潜山县、霍山县、立煌县一带，敌一九一旅、一九二旅三八四团、九十四旅一直跟踪追击，但没有大的战斗。红军善于山地行军，走的是直线，一天相当于国军三天的行军，夺回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总是保持先于敌人一至两天的路程。
这一个月，方永乐和红二十八军战士终日跋山涉水，作战突围，而且缺衣少食，不少战士是打着赤脚从雪地里踩出路子来的……这一切，像淬火锻铁那样，锤炼着这支新生的红军部队，锤炼着“小师政委”——十九周岁的红军指挥员。这也是他作为红二十八军的二把手，首次独立指挥一支部队行军和作战。
方永乐同志有一匹黑骡子，是这支队伍中仅有的一匹牲口，但在行军途中，他很少骑，总是步行走在队伍前面。每到一地，他常常仰面躺在草地上，久久地沉思，大家深深地感到他肩上的担子的分量。
方永乐决定返回皖西北老苏区。3月16日，部队行至立煌县枫树坳，这里封锁线工事密布，碉堡林立，约有一个旅的驻敌。部队冲了两个晚上，也没有冲过去。17日，尾追之敌独立五旅逐渐迫近。方永乐决定18日清晨再次突击前进。
方永乐命令一营二连二排李士怀带着一挺机枪在前突击，决定一营、特务营和手枪团一部在前，三营断后，借助夜色，冲入敌人的工事，展开一场大厮杀，强行通过碉堡线。而三营却被截断了。
没有跟上主力的二四四团三营稍事调整，随即向东南方向转移，后在太湖县黄泥畈与徐诚基二四六团会合，改编为六、七路游击师，活动于太湖、潜山、霍山一带。
师政委方永乐率一营、特务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五百余人进入原赤南苏区的白沙河、胭脂一带后，得不到军政委高敬亭的消息。坚持这一带斗争的第一路游击师于3月初东移到立煌县燕子河一带活动，所见的苏区也是一片狼藉，几成“无人区”。部队就在葛家湾的一座破门楼前的瓦砾堆上住下。
葛家湾曾经是个秀丽的山村，青山环抱，竹木参天，几十户人家掩映在摇曳的绿竹影里。如今村子里一片荒芜，听不到人声、鸟语、鸡鸣、犬吠。一连几天，战士们寻遍山上山下，见不着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点食物。战士们饥肠辘辘，只得到田畈上挖来野芹菜，支起吊锅煮着吃。部队的供给极为困难。
这时，敌人正在白沙河关王庙一带集结，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本来，严寒、饥饿、疲劳已经使人难以忍受，现在敌人又来“清剿”，部队滋长了拼死一战的过**绪。而此刻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小师政委”，却是乐观、镇静、沉着的。他说：“同志们，现在鄂豫皖的形势很严重，可以说是敌强我弱，敌人各路大军加起来有近二十万，我们大别山东西两部加起来也不过三千来人。那怎么办呢？只有走啊，同志们。敌人来了，我们走，大别山的地盘大得很。现在，一天不走一百几十里是过不了关的，能不能生存，能不能胜利，这就全看我们的两条腿了。靠我们的走，拖垮、拖散敌人，在一定时候会出现我强敌弱，我们就抓住战机，吃掉敌人。”
指战员们已通过小师政委指挥的几仗，看到他的军事智慧和作战经验，都感觉他比自己站得高，看得远。大家都感到在红二十八军战斗集体中的成长与成熟，仿佛许多事情不是自己所能干出来的，可是不期然却干出来了，而且是那么完美，可以说是经典。
果然，敌人从北边关王庙方向扑来，方永乐带领部队往西边的西河桥方向撤，钻进了深山老林，经过立煌、商城，然后跳到湖北的麻城，使敌人的“围剿”成为一场徒劳。
在湖北麻城境内，红军袭击了地方反动武装，搞到了一些稻谷。考虑到这一带敌人驻有重兵，不可久留，战士们连一顿饭也没有吃，只抓了一点咸菜放进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湖北麻城境内回到安徽立煌县的白沙河，隐蔽在山林里。
在山上，方永乐望见敌十一路军一个旅正在山下集结，当即命令抛弃稻谷，轻装上阵。在沿途丢掉一些包裹，李士怀排刚煮好的一锅饭，里面还蒸着腌猪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也丢掉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使其忘乎所以，骄傲起来。当晚由两名地方干部引路，经过几天行军，通过敌碉堡封锁线，27日抵达霍山县燕子河附近的观音堂，紧急筹粮筹款，先使部队吃一顿饱饭，夜晚击退敌一九一旅一个营的袭击后，向东南方向转移，又一次使敌人的进剿扑了空。
连续的突围，不停的行军，同志们不是怕苦，而是抱怨不打仗，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敌人打一仗。他们发牢骚说：“红军不是打仗的，而是逃跑的。”方永乐听到后对各级指挥员说：“战士们不懂打和走的关系，我们要引导，走就是为了准备打。走到将敌拖垮，地形好的地方，我们扎口袋杀敌人一个回马枪！”
后来红军知道，敌人发现了红军队伍中有一匹黑骡子，曾夸下海口，要活捉方永乐。
走了一个多月，机会终于来了！
1935年3月29日中午，节令已是春分之后，方永乐率二四四团一营、手枪团两个分队和特务营，从霍山九河一带向石门山方向前进，中午到达霍山和潜山县交界的界岭(1)。这个界岭古关口紧临来榜镇。因地处霍山、潜山交界处的江淮分水岭而得名，是淠河源头，平均海拔七百五十米左右。
部队过了关休息吃午饭时，敌第十一路军六十四师一九二旅三八四团朱瓒团长率第一、二营从鹞落坪总铺河、多珠尖追赶而来。前锋第二营至青天畈。大家看到敌人来了不是怕而是笑，一想到自己这支队伍，能够调动敌人的千军万马，让敌人听指挥，大家都从心坎里钦佩自己的“小师政委”。方永乐根据敌情和地形，和营以上干部在一起，研究战斗方案。
杀“回马枪”的战斗号令下来了！方永乐决定利用敌人对红军杀回马枪缺乏精神准备和这里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自红二十八军分兵作战以来，一直是敌追我走，杀“回马枪”还是头一次。指战员都知道这里是老苏区，山高林密，茅草丛生，对红军反击十分有利。敌人来的是两个营，可是前锋到达的只有一个营，正是局部的“我强敌弱”。战士们可谓热血沸腾，迅速抢占界岭与青天畈之间的长安岭制高点，在峻峭的岩石嶙峋的山谷中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即将到来的战斗。方永乐命令二四四团一营二连两个排在界岭制高点大柳树旁架起两挺机枪，像两只坐山虎似的，张着口对着山下。其他部队迅速展开。战士们年轻强悍，个个如同小老虎，悄悄地埋伏在那里一声不哼，专等敌人到来。只有微风吹得丝毛草东西摇摆，一片寂静，静得可以听到乱石之下小溪河里娃娃鱼的鸣叫声，透过树林可以见到天上稀疏的阳光，如果不是走到面前，谁也不知道这里有一支伏兵。
山路上，敌军在蠕动，尘土在飞扬，敌人的先头部队到达界岭脚下，一个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当敌人后续部队还在行动时，前卫营已被红军团团包围在界岭山坡的松林里。
红军居高临下，枪弹、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到敌群中，战士们冲上去与敌短兵相接，一时间，松林里硝烟弥漫，敌人的惊呼声响彻松林。
方永乐隐蔽在一棵树后，对着奔突的敌人，双枪齐鸣，弹无虚发，敌人一个个应声倒下。方永乐一口气打掉十一个敌人。战士们领略了方永乐作为神枪手的风采。红二十八军的老兵们都说，方永乐是神枪手，那确实不假，其实红二十八军、特别是手枪团里这种人很多。说实话，那时的部队，如果你枪法不好，甚至还很难提拔。余雄、林维先、詹化雨、雷文学、邓少东、李世炎、张国安、李占彪……都是神枪手。他们的双手同时打击敌人，一手打枪，换子弹时就用膝盖帮忙，右膝盖一弯，就熟练地换上了一条子弹；另一只手拿手榴弹，用牙咬开盖子，掷向敌人丛中。手脚并用，边打枪边换子弹边丢手榴弹！红二十八军各级领导干部个个艺高人胆大。一双赤脚，一个饭团，一个破碗，一堆弹壳！如此作战，如此用兵，如此拼命，如此忍耐，如此坚毅，闻所未闻！这些指挥员这么做固然是由于勇敢，也是为士兵做出榜样，教会他们如何作战。
红军在长安岭山岗上与敌进行拼刺刀，进行肉搏战。方永乐迅速端着刺刀迎上去，给敌人极其猛烈的打击，不久就有一大批人倒在山岗上。在方永乐和红军指战员猛烈的强有力的打击下，敌人的枪和刺刀都失去作用，一切都在他们的枪刺和大刀下粉碎……这个“回马枪”实在杀得漂亮。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敌第二营，缴获两挺重机枪和许多枪支弹药。根据当地群众反映，共击毙敌人四五十，伤无算，在当地掩埋的大约有二十人，其余搬至五河埋葬。
次日，朱团在瓦窑岗住了一天。团长朱瓒住在瓦窑岗药店里，看到自己队伍抬走大量的尸体和伤兵，他可能被这一残酷恐怖的感觉压住了，伤心得大哭了一场。是役，红军伤亡不大，在当地掩埋了两名牺牲的战士。
红二十八军指战员文化程度都不高。战斗结束后，一位红军政治部宣传战士，面对山景和战场顿升豪情，在界岭石壁上刷写大字标语：“潜霍大界岭，打垮了朱团，全歼敌人一个营！”可谓颇有诗情画意，为潜霍古关的古战场平添了一段人文风景、山水情怀。战后部队即移至石门山，休整了一天。
这次战斗，打出了红二十八军的威风，显示了方永乐的指挥才能和个人战术水平。
红二十八军，有参加过红四方面军的，有红二十五军留下的，连以上干部不少人年龄也比方永乐大，那些手枪团的干部战士都是参加过多次实战的老兵，技战术好，枪打得准，你要让他服从管理，就得拿出点真东西让他们知道你不比他们差。此战大灭了敌人的气焰。指战员信心、士气大振，对这位“小师政委”更信服了。
敌人有一个星期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追击红军。而后，方永乐率领部队安全转战至潜山县活动。
方永乐这一队于4月6日到达太湖县李杜店，与高敬亭部会合。此时，原红军二四四团第三营改组而成的第六、七路游击师也来到这里。此次相会，是红二十八军两位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分兵作战后的会见，也是红二十八军部队第一次分兵作战后的集中。
四 毛家嘴遇险
李杜店，是湖北入皖、进出太湖山区的重要通道，位于群山环抱的谷地之中。这是个繁华街镇。据说李白杜甫曾到过这里。清朝人雷天铨有一首《过李杜店》诗，是这样写的：“茫茫古路树栖鸦，此地曾停李杜车。一道寒泉诗思渺，三间茅店酒旗斜。当年风雨称同调，今日文章重两家。独有留题无处觅，夕阳空锁岭头霞。”故得名。
高敬亭、方永乐分兵后，两人都带着队伍在敌人的“进剿圈”里进进出出了几回，现在会师了。蒋介石1935年春的三个月“清剿”鄂豫皖红军的计划再次破产。
1935年4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为陆军二级上将，对他的评价是“镇华统安徽，重保甲、筑碉堡、阻红军进”有功。这使刘镇华军事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状态。受封后的刘镇华要求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梁冠英尽快谋划，限其12月前完全“剿清”鄂豫皖红军。
新官上任三把火，头把火熄灭了。“1935年春时以匝月，‘追剿’期间因雨雪连绵，官兵逐月爬山越岭，病号日增”，但梁冠英还得再烧第二把火。梁冠英在罗田召集各部队师团以上干部开会，重新划定“清剿区”，并严令在哪个“清剿区”发现红军流窜，就拿哪个“清剿区”负责人是问。会后，他到各“清剿区”边界巡视，又在各“清剿区”之间建立联防队，负责各区之间的联络。其兵力部署：独立五旅、九十四旅及特务团二营为“追剿”部队；九十五旅、九十六旅、一九一旅、一九二旅和特务团三营为“驻剿”部队。九十五旅旅部驻陶家河，负责金龟畈、大岗岭、鹞落坪一线；九十六旅旅部驻太湖县城，防守店前河、小河南、菖蒲潭、沙村河、来榜河等地；一九一旅旅部驻乐道冲，防守磨子潭、黄尾河、包家河、河口寺等地；一九二旅旅部驻衙前，防范官庄、主簿原、沈家桥等地。令安徽省第三区保安司令令保安团第三大队长率两个中队驰赴张家塝防堵，令第二大队长指挥黄梅两个中队向亭前驿“防剿”；另调两个中队前往黄梅“驻剿”。
梁冠英不知道，他的“围剿”部署刚制定，就已为高敬亭所获知。是东北军一一〇师师参谋长李有光派人送来的。
国民党派系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中央军和杂牌军如此，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一路军也是如此。再加上红二十八军开展了一定的统战工作，对瓦解敌人特别是东北军起了很大作用。1935年3月18日，李有光夫人王芹携女儿由西安来大别山时，经固始被土匪劫持，是红军手枪团将其解救并安全送到一一〇师师部，从此李有光和红军建立了秘密统战联系。
为了迎战敌人新的“清剿”，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红二十八军在太湖李杜店进行了整编。高敬亭主持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
自2月16日白果树会议后五十多天来，红二十八军愈战愈强，先后取得梓树坪、鸡冠石、界岭战斗的胜利，部队由初建时的一千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八百多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机枪班，弹药也较充足。会议决定：将六路、七路游击师恢复原二四四团第三营番号，并将二路游击师一个完整的地方部队补入二四四团三营的七、八两个连，任命二路游击师师长徐德先为二四四团副团长。二路游击师经理部主任吴先元任红二十八军经理部主任，成了高敬亭红二十八军的内务总管。其余各团、营均未变动。
吴先元1898年生于河南黄安县箭厂河乡竹林村，是原红二十五军军长、军政委吴焕先的门里族人。这箭河四角曹门吴家除出军长、军政委外，还出红军的后勤人员。吴焕先家门叔父吴维儒，是红二十五军的经理部主任，后长征至陕南牺牲；还有一位本家吴先恩从黄安独立团做到红四方面军的经理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将；吴先元1927年加入村农民协会，1928年入党，担任过村苏维埃主席和合作社主任，任过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总务科长，七十五师经理部主任。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任皖西北道委经理处主任、二路游击师经理部主任，被人们称为“老主任”，此时已三十七岁。他工作认真负责，且雷厉风行，为人做事心里很有数，高敬亭对他十分信任。
当时皖西二路游击师政治部宣传员姚天成、朱国栋自此次扩编时起便正式成为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政治部宣传科的宣传员。或者说是军政治部宣传员，因为政治部军师两级是合一的。军师政治部有十来个宣传员。姚天成新中国成立后为大校，朱国栋成为地方高校党务工作者，由于是随总部行动，还肯动脑子，他们的很多回忆，后来成为研究红二十八军的重要史料。
红二十八军成立几个月来，没有一天不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每天早晚摸黑吃饭，中午用生水吞咽干粮，断炊时用野菜充饥。部队每到一地，连长即派出警戒，察看地形；指导员做部队思想工作，并与红色战士委员会的同志分头搞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副连长负责部队管理和伙食，一般情况下要在十分钟内开伙就餐完毕。当警戒发现敌情时，干部迅速组织指挥战斗，以小分队阻击掩护，迫敌展开，保证主力转移，使敌人疲于奔命，无可奈何。地方部队和便衣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红军没有一天不在行军、突围，突围、行军中度过。整天爬高山、钻老林，本来就褴褛不堪的服装，现在更加破烂了。开始大家还能挖大襟补小襟，截长袖为短袖。现在像破渔网一样，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布，补也无法补了。吃的也成大问题，几乎每天都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有时没有粮食，有时刚做好饭，没有顾上吃，敌人就追上来了。同志们只好束紧裤带行军作战。大家饿得两颊塌陷，又加上缺食少盐，更是感到浑身软绵无力。然而这些，还能熬得过顶得住，最令人心焦的是枪弹越来越少了，一粒子弹比黄金还贵。这就使大家更怀念老苏区了。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红军不是这样，那时苏区人民只要听见红军要打仗，就自动把粮食送到前线，担架跟着部队行动。每次打仗下来，伤员有地方养伤，部队可以得到休整补充。……高敬亭和方永乐极力支撑着也是疲惫不堪的身躯，时而找师团干部们开会，时而听指战员们的汇报，时而同战士们谈心。他们经常在团里、营里、连里转，在军部、师部里很难看到他们的影子。“我相信同志们会克服困难的，但一定要给战士们多做思想工作，把党团员都发动起来，要大家坚信军的领导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方永乐的口头禅。
会后，高敬亭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在太湖、潜山、霍山、英山四县交界区域坚持游击根据地活动，红二十八军近两千人的部队向宿松运动，决定攻打驻敌较少的宿松县城，以便补充部队，然后再转至黄梅、宿松、蕲春三县交界的罗汉尖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那里当年是蔡申熙红十五军创建的根据地，地形、群众基础都比较好。
4月12日，部队行至宿松县二郎河，准备攻击敌人防守较弱的宿松县城。这时，宿松地下党组织送来情报，说宿松县城这天又增加了一个团。接着，哨兵报告，国民党军第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九十五旅部队追上来了。高敬亭和方永乐决定，地形不熟，不能作战，随即改变攻打宿松计划，向西南湖北蕲春进军，相机在蕲洲、黄冈一带开展更大范围的游击战争。14日拂晓，红二十八军留下一部阻滞敌人三十二师九十五旅一九〇团，主力由安徽宿松县二郎河地区出发，经过急行军，翻越罗汉尖，经龙井岸来到湖北蕲春县毛家嘴地区宿营。
毛家嘴位于湖北省与安徽省宿松交界的罗汉尖西侧约十一公里，是安徽通向湖北的通道之一。该地区山大坡陡，山冲相连，河冲两岸有大小不等的平畈，道路崎岖，地形比较复杂。此时清明已过，谷雨将临。红二十八军在这儿遇到了滂沱大雨，队伍只得停止前进。
红二十八军来到这里后，遇着一场银白耀眼的滚滚的春雷，似乎要把毛家嘴炸碎。接着，远处一块块黑云卷过来，刚进村子，倾盆大雨像撒豆子一样也不分点地倒下来，屋檐上的流水像大河开了口子直往下倒，毛家嘴大地变成一片泽国，河流暴涨道路阻绝……毛家嘴村庄前流着一条圣子河，本来不大，可是由于春水来了，满河床都是水。敌我行动都很困难。部队只好在毛家嘴附近周家湾、下畈、徐畈几个较大的村庄休息。高敬亭等人住在周家湾祠堂内。整个部队是临水而宿，河对岸是山，村后也是山。这样的地形，对红军极为不利。
第二天清晨，大雨渐渐停息了，毛家嘴天地之间一片静寂。高敬亭没有觉察到身边的危机。当地一个保长为复仇也为了发财，去告了密。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王修身第九十六旅一九二团和太湖保安团一部，乘着雨夜，由告密保长及地主带路，经龙井岸向红军袭来。分两路向毛家嘴合围。一路经毛家嘴直扑周家湾，另一路经黄泥**插许洼，企图抄红军后路。一批腰里藏着短枪的敌人情报员化装成卖柴的、卖蛋的、要饭的，已进至红军集合场附近。
红二十八军当天上午在毛家嘴没收了三家地主的大米和财物，并将没收的部分财物分给当地群众。炊事员们有点时间，又有了粮食，便用煮熟的米饭，反复地、慢慢地炒干，发给大家，相当于现在的军用压缩食品。行军、休息、作战中，只要吃一小口，就可以抵挡一阵子。如果有条件放点菜油在里面，那就是珍品了。中午饭后，部队准备出发至罗汉尖。特务营营长陈守信率特务营已过圣子河往罗汉尖方向运动，以掩护主力行动。师政委方永乐正集中手枪团部队在周家湾屋后一块平地上讲话，为部队渡河去罗汉尖行动做动员。二四四团三营在前，一营按三连、二连、一连的顺序准备跟进时，敌人从山后迂回到山嘴两边，切断二十八军去路。
在特务营出发后，军部参谋林维先和几个交通队员跟在高敬亭同志的身后，走出了村庄。林维先习惯性地看看村后的山头，突然发现村后山上有杂乱的人影。虽是隐隐约约，大部分被树林遮没了，但这是敌人无疑。
“老洪！敌人。”林维先对高敬亭说。高政委抬头一看，说了句“快突出去！”一语未了，敌人化装的便衣队冲进来了，枪声顿起，顷刻之间响彻天地，盖过毛家嘴圣子河河水的咆哮声。疯狂进攻的敌人，在吃惊的高敬亭面前突然展开。
面前的圣子河河水暴涨，奔腾急喘，高敬亭命令方永乐率领手枪团顺河向左边突围。方永乐立即以周家湾屋后的手枪团顺河抢占东侧高地，掩护高敬亭等军师领导和主力沿许洼西北侧的山鞍部过圣子河向献富坳方向转移。手枪团奋力撕开一个口子，当红军占领周家坳东侧高地时，敌已逼近并向红军抢占山头的部队疯狂射击，红军当时伤亡十几人。
敌人吹响了冲锋号，便衣特务已冲进了村，分几路突破，一齐向高敬亭这边追来，并用机枪向红军扫射。交通队抢占位置用火力掩护高敬亭。林维先紧张地看到高敬亭和军部处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之下。毛家嘴已经没有前沿和后方之分了。
林维先见形势紧张，如果再不设法，军部就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为了军部和高政委的安全，林维先顾不得许多了，几乎是叫着向高政委说：“老洪，快调特务营回来掩护。”
由于过分急切，林维先的声音变成近似粗暴的命令了。高敬亭也没有见怪，下命令让司号员郑长星吹响了调特务营的号声。谁知，在这紧急关头，特务营营长陈守信走远了，没有听见号声，没有回救。这种配合是红二十八军战史上绝无仅有的。
高政委气愤已极，他停止了脚步，立在弹雨中，环视前后左右的敌情，想组织反击。可是敌人来势凶猛，已冲到队伍面前。不能再犹豫了。林维先慌忙带着交通队的几个同志掩护高政委，边打边掩护着他撤退。但是，高敬亭身边人数太少，敌人像黄蜂一样拥来。
正在危急时，左边的敌人突然溃退了。原来，方永乐看到军政委还没有出来，听到军号声，就立即率领手枪团返身杀进来，突围出去的二四四团三个营听到军号声也冲进来，接应高政委杀出重围。这是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高敬亭一次最严重的遇险。
方永乐留三营七连打阻击，担任掩护，自己率主力掩护高敬亭且战且走，由许洼南侧过了圣子河。
高敬亭及部队在由方永乐接应过河后，亦向东南方向转移，敌随后紧追，追至坳上院时，红军利用黑凹及其西侧有利地形给敌以迎头痛击，当场歼灭敌人十多名。随即摆脱敌之追击，安全转移，各支部队在毛家嘴东南的红花尖会合。
断后的七连，所有的战士拼死阻击，最后只剩下二十五人，被敌人截断。他们在原来二路游击师师部通讯员、现在七连战士吴敏山及几个老战士带领下，几经周折，回到鹞落坪。高敬亭很高兴，开了欢迎会，称赞他们是“红色战士”。并多次在大小会上说，我们的战士就是勇敢，毛家嘴战斗掉了一队人，被一个红军战士带回来了！
红二十八军突围了，敌人死伤三百余名，可是此战由于敌情不明，仓促应战，红军伤亡百十余人，其中亡三十五名，丢失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吴永清等三十一名牺牲者被埋葬在许洼及其附近地区。这是红二十八军成立以来作战牺牲最多的一次。教训是十分惨痛的。有的烈士和伤员被敌人扔进河里被洪水冲走。有五名伤员被群众救起，在当地养伤。
方永乐对天鸣枪，说：“弟兄们，没有办法把你们带回大别山的家了。我这个当师政委的对不起你们啊！”
在太湖红花尖，召开了此次战斗的检讨会，认为此战失利，一是警惕性不高。大雨滂沱，估计不会发生敌情，未想到敌人冒雨偷袭。红军在出发前，过早地收了步哨，更使敌人偷袭得逞。二是敌情不明，敌人数倍于我。三是地形不熟。四是对敌人战术新特点缺乏应有的警惕。第五，高敬亭特别强调特务营掩护主力转移不够。同志们很气愤，特别是对特务营营长陈守信，反映强烈，要求予以严肃的纪律处理。红军能打胜仗，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特别是在危急的情况下，在紧要关头，更要听指挥。
这一次，大概考虑陈守信是鄂东北党组织派来送信的，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高敬亭高抬贵手，只是将其撤职，送回鄂东北工作。
当天，一件林维先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师政委方永乐拿着一支崭新的驳壳枪走到林维先面前，对他说：“林维先同志，老洪同志决定要你去当特务营营长！”
“我……”林维先看着师政委递过来的枪，心情十分复杂，说不出当时的感情。他的思想是矛盾的。由于张国焘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使大批优秀的干部受到了错误处理。高敬亭深受影响，认为这就是中央路线，他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就是“肃反”。而每次“肃反”又都是先“肃”干部和党员，造成了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当时部队中流行一种“怕当官、怕入党”的心理。认为只要打仗勇敢，对敌斗争坚决，何必当干部找麻烦呢？他在担任八十二师师长时，军部无端怀疑他是“改组派”，撤了他的职，放到“苦工队”当挑夫。林维先想，只要还在干革命，当挑夫也一样。年轻，有的是力气，这对他没有什么。不过，再要他去当主力营的营长，他不能不有所顾虑了。
方永乐看出他的心思，严肃地对他说：“林维先同志，在最艰苦的时期，共产党员不能违背组织的要求和信任，要你担任特务营的营长，是党对你的信任。你应该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思绪像大海的波涛在林维先的心中汹涌。是啊，部队是处在困难的时候：战斗失利，原特务营营长不服从命令，战士们的情绪低落，白果树和李杜店会议的精神还没有被很好地贯彻……对这一切，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能视而不见吗？不能。林维先猛地站了起来，双手接过师政委递给他的驳壳枪。
林维先当了相当于团级建制的特务营营长，大大地加强了红二十八军特务营的领导力量。
五 桃树岭大捷
由于部队受挫，而且去向已被敌人判明，高敬亭便决定改变去罗汉尖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准备重回舒霍潜太边区活动。
部队经张家塝北向皖西一带活动，国民党军西北军第三十二师紧紧咬住不放。17日在宿松县罗汉塘、竹马尖迎头与九十五旅一九〇团遭遇，适值浓雾，狭路相逢，结果留下一个连打阻击后，部队即转头向东北方向疾进，经太湖县寺前河、青风岭，19日在潜山县白莽潭遇敌十一路军一九一旅和一九二旅三八四团截击，红军以一部分兵力阻击敌人，主力经五显庙，当晚到达潜山县汤池畈（现属岳西温泉镇，下同）宿营。
红二十八军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处于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中，敌我双方都处在偶然无备之中。有时我突然在敌人无备时出现，捞一把就走；有时蒙受不应有的损失。日复一日，饱受煎熬。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红二十八军牺牲了三位师、团级领导干部，部队也因时有伤亡而减员。敌人一茬接一茬与红军打疲劳战，如影随形，有时在同一片树林小憩，有时隔着一条河，一道岭，甚至有时蒙蒙眬眬以为对方是自己的队伍，跟着走了小半夜，到天亮时发现是敌人。由于敌众我寡，红二十八军犹如万顷波涛中的一叶小舟，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老红军朱国栋回忆说：红二十八军靠腿能跑，十一路跟不上我们，张学良部队就更差，他们都不如二十五路。我们那时一天可以走一百多里路，吃饭经常是两不见天，一早一晚各吃一顿。那时吃饭有一个要求，连做带吃一个小时，炊事班带着饭锅。吃完了之后，每人再装一布袋子饭，第二天吃。敌人晚上一般不敢来，所以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能睡几个小时就行了。那时我们走路都能睡觉，也没有被子，弄块布夜晚就铺在地上，或者盖在身上。第二天烧点开水，就把饭倒进洋铁碗里泡着吃了。实在没有办法就边走边抓口冷饭吃，在河沟小溪里随便舀碗水就喝，也不拉肚子，都练成钢胃铁脚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