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少奇给徐海东当“秘书”
此时，一位在大别山成长，经过长征的、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往新四军的“大将”正向皖东四支队走来。他就是徐海东。
193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刘少奇一起赴皖。
徐海东，是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有名的红军将领。斯诺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敌人对他畏之如虎，叫他“徐老虎”。蒋介石把他视为“文明一大害”，悬赏二十五万块银圆要他的头，延安各界称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1939年9月15日，徐海东和五十多名干部，乘三辆汽车，跟随刘少奇东进，踏上返回大别山的征程。刘少奇此时四十一周岁，个子很高，很瘦，对人很随和。他是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抗战开始后，他先是担任华北局书记，现在担任华中局书记。
徐海东1934年11月率红二十五军从大别山长征，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和刘志丹红军一道壮大了陕北红军，迎接了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和华北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在，他离开了延安。
延安，晨曦中的宝塔山、凤凰山、清凉山，仍旧巍然高耸，延河水清清潺潺，这里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心脏。此时，徐海东感到是如此依依不舍，特别是凤凰山吴家窑院毛主席的住室，毛主席在那里和自己进行了任职谈话，可是他知道，大别山和老部队也在急切地呼唤着他。
从七七事变至1938年，仍处于抗战初期，全国抗日热情高涨，国共之间尚未发生大的摩擦事件，带有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证件的同志来往全国各地比较方便，甚至还受到尊重。这一时期，也可算是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较好的时期。进入1939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正加紧推行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控制延安派往全国各地的人员。刘少奇、徐海东这批东进干部，就以徐海东率十八集团军军事检查团东进检查工作的名义出发，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向国民党战区司令部交涉后出行。徐海东着国民党少将服，佩少将肩章。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不能公开露面，便以“胡服”名，当徐海东的“秘书”。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刘少奇做得很自然，一路上在公共场合给徐海东拿衣服，拿帽子。他提醒徐海东说：“要注意身份，这就像演戏，我俩要演好。”白天，海东当“首长”，少奇当“秘书”；夜晚，少奇是首长，海东请他讲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刚写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们戏演得很真。
刘少奇、徐海东等人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停留几天后，又到了洛阳。第二天，他们刚乘车出发，一件麻烦事来了。少奇同志乘坐的大汽车走在前面，刚要出城，被几个国民党宪兵缠住，硬要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检查。徐海东飞步赶到现场，大喊一声：“你们要干什么？”国民党宪兵一看是位少将，连忙举手敬礼放行了。刘少奇开玩笑说：“看来你的少将军衔还真管用啊！”
徐海东，原名徐元清，1900年6月17日生于湖北黄陂徐家桥村一个窑工家庭。父母生有子女十人。徐海东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六，母亲四十六岁生他，父亲认为这么大的年纪还生孩子不光彩，要妻子将儿子丢到门前水塘里淹死。母亲含泪抱着海东来到水塘边，不忍心扔掉又抱回去。海东嫂子有奶水，于是就主动来喂弟弟。徐海东九岁时，母亲送他进舅舅任教的私塾就读。在私塾念书的多半是富家子弟，因为徐海东身上有气味，便歧视地称他为“臭豆腐”。海东人穷志不短，在一次自卫“战”中，打伤了富人子弟，因此只读了三年半书便被迫离开学校，外出给人放鸭糊口。十三岁他又回家，在徐家窑当窑工，干了九年，饱尝了人间的痛苦。
1925年4月8日，家乡人吝积堂、李树珍去武昌一所小学教书。徐海东给他们挑行李来到武昌，先是给人挑水为生，不久经他俩介绍，徐海东加入了中国国民革命军。1926年夏他在叶挺任团长的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返回家乡，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中共黄陂县夏青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参加革命后，他全家有六十六人被国民党杀害，可谓满门忠烈。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他任重建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后任第二十八军军长、第二十五军军长，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出鄂豫皖长征，徐海东主动要求任副军长，后任军政治委员、军长，领导了红二十五军长征。1935年9月率部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指挥和参与了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直罗镇战斗、东征、西征，为把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抗战开始时，徐海东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少将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察冀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等战斗。特别是町店一战，取得全歼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敌近千人的重大胜利。不到一年时间，他率三四四旅在华北边打边走，跨地几千里，累得老病伤复发而吐血。回到延安，他一边在抗大学习，一边治病，现在又被中共中央派回大别山红军老部队。
徐海东等人于10月上旬到达河南确山县的竹沟。几个月前刘少奇到这里组建了中原局，现在中原局已向皖东转移了。他们于11月4日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所在的安徽涡阳县以北的新兴集，在彭雪枫部队护送下，又南渡淮河，马不停蹄地赶往皖东。1939年11月29日，刘少奇、徐海东和中原局机关到达定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山黄家村，与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赖传珠会面。江北指挥部于枣树王附近山坡上举行七千人的欢迎大会。这既是欢迎中共中央来人，也是欢迎八路军老大哥。
不久，刘少奇率中原局搬到邻近的滁县西乡皇甫山山区瓦屋薛村。1939年4月，由中共皖东工委扩大的中共苏皖省委也在这个村办公。省委书记为鲍有荪丈夫刘顺元。这是个坐北朝南的小山村，清丽幽深，地形隐蔽。有十几户人家，以薛姓居多，住房大都是三五根桁条搭在土墙上的草屋，东头有一户薛姓地主家是一座砖墙瓦房四合院，故得名。门前有井和水塘。附近是皖东最高峰，海拔三百九十九点三米的将军山。刘少奇和两个秘书、一个警卫员住在薛宗元家的小瓦屋。薛宗元系中共党员，时任中共滁四区区长，徐海东住偏北一点的太平集。
徐海东和刘少奇刚刚到达皖东滁县皇甫山中的瓦屋薛小村庄，江北指挥部就接到了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电报，要进入皖东的新四军四、五支队撤回江南，还说按照战区划分，新四军就应该待在江南，跑到其他地方就是违法。国民党当初要四支队东进离开大别山，现在四、五支队开赴皖东津浦铁路两边也不许可了，现在又和我们抢夺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以西了。国民党为了割断江北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决心控制新四军向北向东发展。
刘少奇对徐海东说：
“我们对这个命令目前还不能执行，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命令，要进行抗议，不仅中共中央可以抗议，哪个军队都可以抗议。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有坚持在原地活动一个必要时期之决心，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予进攻我之部队以有力的还击，以争取我军之存在。你到四支队，就按照这个原则办。”
二 徐海东来到四支队
1939年12月14日，刘少奇关于他已到皖东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
“一、我到皖东已多日，情况大体了解。海东已去四支队兼司令，戴季英任政委兼主任。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二、我近以胃病大发，尚未开会讨论和报告。国民党则在反攻津浦路口号下，调集相当大的兵力到皖东向我压迫，命令我们过江南。”
眼前情况，让他们很紧张。
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国民党高层已不再追求与日军正面对决，而是等待世界局势大变。日军正准备向皖东“扫**”，以图驱逐刚到这里的新四军四、五支队及国军部队。而在抗日阵营内部，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期已临近结束。1939年10月23日，廖磊病故。同年10月30日，反共的李品仙到安徽接任省政府主席，并兼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同时，还担任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和省政府保安司令。李品仙召开反共会议，说他们第一个敌人是日本人，第二个敌人是共产党，并利用大量顽固分子当县长、专员，进行反共工作，有不与新四军摩擦的县长，便进行更换。国民党顽固派和新四军明争暗斗，11月10日，国民党顽固派包围袭击了原四支队第八团在河南确山竹沟的留守处，杀害新四军干部战士和家属群众两百余人。古河安徽省第五行政督察专署，兵力先是一个营，后来增加到一三八师、一七一师两个主力团及三个保安团。他们还要求在江北的新四军四、五支队撤回江南第三战区。桂系李品仙部，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及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准备向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夹击，企图用武力压迫新四军过江南，严重地威胁着新四军四、五支队的生存和发展。
为了加强对红二十八军组成的新四军四支队领导，中共中央可谓下了决心，动了脑子的。当初红二十五军长征时，中共鄂豫皖省委除徐宝珊、吴焕先牺牲，程子华他调外，当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全部回到大别山。郑位三、戴季英、郭述申，现在再加上徐海东，特别是徐海东，在红四方面军时任过师长、红二十五军时期任过军长和红二十八军的军长，来到由三年大别山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组成的四支队，如同回到老部队。他几乎认识所有主要干部，而全体指战员都知道他的大名。
皇甫山下定远县的藕塘镇、大桥一带，此时已成为皖东抗日根据地中心、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机关的驻地，是四支队的战略地区。
定远藕塘，有传说是得名于百口藕塘相连。小镇东北有一口方塘，塘内满植莲藕，中间竖立一座石雕荷花，大如圆桌，亭亭玉立，形象逼真，月夜看去别有风韵。传说石荷中藏有珠宝，使石荷能随水涨落而沉浮，神韵奇秘，引人遐思……
藕塘的历史可追溯到汉，距今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是东汉楚相令狐子伯的发祥地，其少年时代避难读书此地一庙中，于公元712年(东汉永平年十五年)称相。东汉楚相令狐子伯为酬谢藕塘父母和庙主的恩赐，在塔子山上建造的文峰塔，已成为当地地标。由于近代多年战乱，民不聊生，古镇已成破败小街。可是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苏皖省委及新四军四、五支队的到来，使这里又热闹起来。整洁宽阔的街道商贸恢复了，人员川流不息，店铺林立，一派和谐繁荣的景象，被称为 “小莫斯科”“小延安”。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中原局组成后，在苏南和江北分别设立起两个指挥部：苏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徐海东参加过江北指挥部几次会议，根据分工，他上任后要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四支队。作为新四军江北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深深懂得“整顿”两个字的分量。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同他谈话中，明确提到要“整顿”好四支队。路上，少奇同志同他谈话中，也讲到一定要“整顿”四支队这个问题。这个支队关键问题到底是什么，怎么整顿才好呢？
党中央派徐海东来任四支队司令，确是将得其所。他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徐海东也是四支队将士心目中的战将，是他们的亲人。
司令部大院，虽是柴扉草舍，但打扫得很干净。徐海东白天到各个团看看，做点调查研究，晚上就看看书，看他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小本子上画画写写，或是放下笔，认真地思考着。
四支队主力是红二十八军，这领军人高敬亭是大家熟悉的老伙计了。这个人苦大仇深，革命坚决勇敢，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有功，有坚定的革命性。古今中外，领袖的作用都是巨大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少走了许多弯路。而红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让红四方面军遭受了多大的损失啊！光是“肃反”牺牲的干部战士，就超过战场上牺牲的人数。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和中央闹分裂，使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高敬亭作为红二十八军领袖人物独撑大别山，他成为大别山一个足以号令鄂豫皖党和军队的人物，使大别山红旗不倒，这是大别山的万幸。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鄂豫皖红军的仗打得特别多，保存的人数也最多。这当然不是他高敬亭一个人的功劳，这里的人民好。二十五军走时留下党组织和战士三千多人，二十五军撤退前已注意建立根据地。当然他高敬亭也有错误，特别是“肃反”，自己还在鄂豫皖时就知道高敬亭是“肃反”专家，红二十八军时期他还在“肃反”。当然，当时各个部队都在搞，是知识分子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洋玩意。可是抗战了，下山了，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高敬亭由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认识受到了局限。因此，部队编成四支队后，总觉得这支队伍的编成是他个人的功劳，而对党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和军部的权威尊重不够，对党中央派来加强四支队工作的军政干部，不甚欢迎，存有戒心，怕影响到他的地位。党中央派郑位三同志来帮助他，不受欢迎，结果只得由他高敬亭自己兼政委。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苏区创始人之一，是黄麻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在鄂豫皖苏区是有威信的领导干部。由党中央派回四支队帮助高敬亭同志，可以说是最佳人选，而高敬亭却怕郑位三到部队后影响他对部队的掌握，抓一些小问题做借口闹别扭，使郑位三同志很为难，郑位三只得在四支队东进后，留在鄂东地方工作。党中央这时对高是很迁就的。赶走了郑位三，他高敬亭指名要戴季英来，此时戴季英因陕北“肃反”还在审查，党中央满足了高敬亭的要求，又派戴季英来当政治部主任。戴季英也是鄂豫皖苏区老红军干部，高敬亭接受他为政治部主任，但戒心仍很大，总是不大欢迎政治部干部到部队进行工作，使政治部工作很难开展。戴季英不是像郑位三那样忍让，而是处处相争，这就产生了矛盾。高敬亭不光是对郑位三、戴季英等党中央派来的干部态度不好，他从武汉开会回来，在七里坪就把长江局派来的廖华逮捕了，一直到流波才放了，没有敢杀。不管上面是对是错，组织原则，你应该服从。心开岭事件，他派手枪队去搜政治部，拷打江腾蛟，游行示众，再加上戴季英的扩大宣传，把党中央和武汉来的干部都吓跑了，这对红军部队来说，是不正常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抗战开始你老兄骄傲了，董老、叶参座来做工作，不听。到流波你就因病留在了后方，到舒城东、西港也是如此，只有林维先、戴季英带部队前进了。这不是放弃部队临阵脱逃吗？张云逸来了，不听；叶挺来了，也不听。你高敬亭在处理个人和党的关系时把自己摆在一个很不恰当的位置，执行党中央东进指示不坚决，也未能到位，没有抓住日寇进攻皖中、皖东的有利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放手建立政权，丢失了有利时机。当时新四军共有四个支队，在上级的电文中，唯独对江北的第四支队反复出现“教育”“帮助”“推动”“说服”“争取”“改造”“处置”等字眼，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项英、叶挺、张云逸、邓子灰、戴季英、周骏鸣等新四军将领，很难对你高敬亭有好感……
你高敬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实在是不容易，可是不能恃功自傲啊，这支部队是党的，是人民的，不能不服从党的工作大局。听有的红二十八军老同志说你是“抱鸡婆”，把这支部队看得紧紧的，不让别人插手……东进就有那么困难吗？越是困难的条件，越能显出我们的特长，越能锻炼我们。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都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要向敌后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受不了，忍耐不了，留下来的大多成了汉奸，而我们老红军都是吃苦人出身，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啊，况且到那里有人民拥护、有政权、有武装、有饭吃，很好啊……东进迟缓一些时日，现在看，这也不是什么大事。高敬亭的思想也要允许他发展。毛主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对我党我军的抗日战争军事战略是有着一系列思考的，他的战略思想也是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工作做得细，教育得好，不是解决不了的，唉……他却弄个被枪毙，国民党五万块大洋买不来的人头，就这样丢了。自己人却轻而易举地做了敌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不少人认为杀高敬亭是对的，他在延安也听到了，现在军部还在四支队搞“肃清高敬亭遗毒”，甚至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人……让这支英勇的红军部队含羞蒙辱。有的人给高敬亭扣上“山大王”“拥兵自重”的帽子，一说是“山大王”，那不就是说这支部队是土匪吗？四支队是好的，有功的，否则下山抗战抵挡不住日军。高敬亭被杀后，江北指挥部对部队进行军事和政治整训，以团为单位加强进行党的政策教育、阶级教育及部队的优良传统教育，自下而上地对照检查工作中的不足，清洗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不良分子，抽调部分干部送皖南军部受训，另在江北指挥部及各支队开办教导队，轮训干部，这一切，使政工制度建立了，纪律改善，作战胜利影响扩大，地方工作开始发展。但是也有不足，“肃清高敬亭流毒”对吗？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四支队不少好干部有的送到皖南泾县军部教导总队学习，有的调离原部队。杀高敬亭最喜欢的小号官，还让完全无关的政治部宣传员姚天成去陪斩；杨克志卫队班一个警卫员从立煌县跑回来，也被杀了，真是胡闹。高敬亭冤案，可以说是“以错对错”党内斗争的一个典型。高和因他而被杀的一些同志确实是被冤枉的，而更冤枉的是四支队活着的各级指战员……过分打击了一些干部，引起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恐慌，从营长、教导员到连排干部和战士跑掉不少，有的成批跑。七团是高敬亭最信任的，跑得最多，听说有百余人。九团由于郭述申、郑位三去做工作，跑得少一些，但也有十几个号兵集体跑了。这对四支队乃至江北新四军的壮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时四支队还开展“反逃跑”运动。红二十八军军部和主力部队工作过的人，林维先、梁从学、詹化雨、胡继亭、汪少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抬不起头来……
想到这里，徐海东晚上睡不着觉，加上一路上受累受凉，一躺倒就咳嗽得厉害。
夜里，他从**爬起来想去找刘少奇同志谈话，少奇同志突然来了。徐海东高兴地说：“你好像会算卦，只要我想找你，你总来！你可真是活佛啊！”
刘少奇化名胡服，很多人念白了，说是“活佛”。刘少奇此次东来，对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华中根据地的创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确如“活佛”。
少奇微微一笑，坐在徐海东床边，问：“你身体怎么样？”
徐海东说：“好多了。只是新来这里，情况生疏，工作不知该怎么着手。”
刘少奇深思着说：“是啊，我们都是一样，你比我还好一点，是从大别山这里出去的，如今是回到了老家；我这个外乡人，连说话都要从头学了。”
徐海东跟随刘少奇一路前来，深深受到教益的是：这位中国共产党元老级领袖，抗战初期领导过华北局工作，八路军在太原一带作战时就知道他。现在他任中原局书记，原中原局委员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一个没有带，就是自己带一个秘书刘彬同志，还有电台机要人员，随着江北指挥部行动。他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军帽，同普通战士一样，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少奇同志处处都很谦虚，总是严于律己，而且勤奋好学，一路上不是看书，就是找人调查研究，说话从来不带教训人的口吻。从来这里后的几次谈话中，徐海东听得出，少奇同志对中原的情况，对大别山地区的情况，知道得很多，有大局观。
“少奇同志！”徐海东诚恳地说，“我这‘内乡人’，真不如你这‘外乡人’！一切都要从头摸起，一切都要重新调查研究。”
“是啊，”少奇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现在有了发言权，还要不断地调查研究。”
“听说，现在国际形势也很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全面爆发？”
“是啊，今年3月，德国已占领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7月至8月，苏联和外蒙古军队与日满军又发生诺门罕之战，苏、蒙军仅用十天时间，消灭日本关东军一万八千余人，双方还进行了飞机和坦克大战，日本军队遭到成军以来最惨重的败仗。此战对中国抗战胜利意义重大。9月1日，法西斯德国大举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现在蒋介石受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双重影响，加紧推行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公然决定由政治反共扩大到军事反共，从限制异党到限制异军，9月，又颁布了可用军事进攻对付共产党的《异党问题处理方案》，我们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和反摩擦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徐海东点了点头，说：“这几天我也分析了军事形势，敌人占据平汉线和津浦铁路线以东大片土地后，就难以用更大力量向中国西部进犯。日本人这时在政治上以诱降国民党为主，在军事上以守原有阵地为主。但在敌占区由于兵力不足而分散，它仅占据有少数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军深入敌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就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四、五支队主力深入皖东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真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刘少奇点着了一根烟，说：“日本人仅仅在十五个月内就打到北平、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囊括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国民党军溃退，华中敌后一片空虚，正是我党发展的大好时机。但是长江局、中原局、东南局和豫皖苏的党组织没有及时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和四支队有发展，但没有得到极大的发展，没有尽早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连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乡、保政权都是国民党的。这个责任，不能怪高敬亭，而要怪负责的各级党组织。当然我也有责任，今年1月刚上任中原局书记，3月又回延安参加筹备政治局会议，来回耽误了近一年时间，以致失去大好时机。”
“我在九团调查，他们东进到大马厂已经好几个月了，可是不懂得要建立根据地。马厂街上还是国民党占领着。部队驻在离马厂有几里路的山根王村里。没有饭吃就找当地士绅借，借了很多粮食，当时如果我们懂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把马厂一带占领着，国民党就进不来了，马厂这个地区就是我们的了。那时李本一在古河没有什么军事力量，只有一个营的广西军。”
“现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发展华中，所以我们要到敌人后方去，与日本人争夺华中，争夺华中的第一步是皖东。我们现在到了皖东，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但没有完全过去，还来得及补救，将来要让华中和华北连成一片。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战场。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久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到敌人后方去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起到了改变中日战争整个战局发展的战略作用。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四、五支队东进了，可是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抗日根据地，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武装也不够。部队发展不大，一块像样的根据地也没有建立起来。部队光靠向大户和开明人士借钱借粮或者打汉奸过日子，这样下去能坚持持久抗战吗？”刘少奇加重了语气。
“为什么华中和华北有这样截然不同的情况？”
“有人说华中有特殊性，如华北八路军主力多，华中新四军主力少等。这固然有点道理，但主要问题不在这里，华中固然有特殊性，这是矛盾的次要点，而共同性是主要的。我们和华北都是敌后，都有条件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都可以建立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那为什么华中未能发展到像华北那样局面呢？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有问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毛泽东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日趋恶化，他指出：‘整个华北战争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并指示在日寇深入山西时，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深入太行山、吕梁山、五台山诸山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战略基地。可我们这里比华北的条件好，完全可以在皖东敌后大力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从而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可是我们现在却失去在皖东发展的最好时机。原因呢，一是对武装抗日游击战争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认识不清楚，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三是丧失了有利时机啊。这里党有悠久的基础，群众又这么好，可是我们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津浦路两边、淮南铁路以东广大敌后，到现在四、五支队才搞起万余人的队伍！肃清高敬亭遗毒，又逃亡一批，五支队编成了，可是又下令缩编。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国民党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要抗战，一是要有枪杆子。四支队由于部队发展受限制，你们中那么多红军战将只指挥团、营，实不符合其才能发展。将来部队发展了，都要出去带兵。二是要有家，那就是建立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至今，还有人说我们是‘人枪款主义’，没有人谁干革命？没有枪用什么打鬼子？没有款部队去喝西北风？还说敌我力量悬殊，要等，等到头发白了，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们确是来迟了。我在各团调查时，团干部们告诉我，敌占区土匪武装大小股异常复杂，群众痛苦不堪言状，遇见我军拦路大哭，渴望纪律良好的军队去解救他们。四支队则更受人欢迎，每到一处群众纷纷慰问，捐款、送物比比皆是，给养问题容易解决。民众要求我军委派区长、县长。在此之前，我们的部队只知打仗，不知安家，结果打一处丢一处，不仅部队没有发展，而且给养没有保证。现在皖中我们只留少量武装在那里坚持，皖东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抗日民主政权还没有建立，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国民党的军队以收复津浦路为名，又从东、西、北三方面进逼，东面又有众多的日伪武装，江北指挥部和东进部队处于相当的危险之中啊。以前五战区划给本支队在皖东的活动区域较小，几无回旋余地。国民党划给我们的地区只能持本，要发展只能到敌后。我们现在不仅要在两条铁路和浦信公路前后左右扩大占领区域，而且整个皖东广阔的空间皆由我们出入。四支队不靠政府也能生存，求天求地不如求自己。弹药不足，由日伪和土匪补充。伤员的安顿靠群众，华北就是这样办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创造出来的，不是一切都搞好了才去革命。”
“是啊，海东，这样你就看到点子上了。抗日要靠各种方式，但是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是要靠枪杆子。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建立游击队’。四支队兵力要抓紧发展，不扩军，我们是打不走日本鬼子的。精兵主义要不得。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只搞表面政治宣传工作，不敢争取领导权，不懂抓枪杆子的重要性，所以失败了，当时我党处于幼年状态。目前处于抗日战争相持时期，要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主要不能依靠国民党军队，而要依靠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因为只有我党领导的军队，才能真正进行人民战争，实行全民抗战，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也只有我党领导的军队力量大了，国民党才不敢投降，革命人民才不至于再一次陷于被屠杀的血泊中。我们的对策是以武装打破武装，在皖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并控制东进苏北的道路，将来发展为一大片的华中抗日根据地。”
……
两个人，越说话越多，从身体说到工作，从军队工作说到党的工作、群众工作，特别是中共中央挺进皖东、建立华中根据地、整顿四支队，最后又说到如何调查研究。整整说了两个多小时，少奇同志才恍然大悟似的掏出怀表看看，站起身来说：“看，我是来看你这个病人的，怎么打扰你休息了！走呀，我得走呀！”
徐海东笑道：“跟你一块说说，有病去三分。”
说实话，徐海东真是钦佩刘少奇。看得出来，刘少奇是得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之真传的党的领导人，是毛泽东的爱将。华北局书记干得好，于1938年11月又调任中原局书记。他有能力克服一些错误思想的束缚，对中央决策领会深刻，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徐海东认为，党中央的向东向北发展、经略中原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他要率领四支队，在开辟皖东、华中抗日根据地战斗中，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少奇也笑着说：“那好啊，以后每天来打扰你一次！”说罢，踏着地上的白霜和月光，向他的住处走去。
这以后，少奇同志只要能抽出空，就要来看看徐海东。他打心眼里喜爱这位工人出身的红军将军。他在中央苏区以及后来长征到达陕北时就知道徐海东的名字和事迹。徐海东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国民党蒋介石在炫耀战果时，频繁提到他的名字，还悬出重赏缉拿他，赏额和毛泽东、朱德同价。再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用专门一段文字写到他，还登出他在西征宁夏时的照片。徐海东的军事指挥，也有鲜明的特色。他没有上过军事大学，是窑工出身，是行伍之中崛起的将军。也许是大别山雄伟的山、明丽的水、古老的人文历史、丰富的战争传说，浸入了他的骨子里，再加上实战经验丰富，他完全凭直觉，成为一个军事天才。他一生转战过十几个省，参加过北伐，打过蒋介石的黄埔系、东北军、新老西北军、陕军、滇军、镇嵩军、晋绥军、鄂豫皖陕晋数省保安部队及数不清的地方武装，还有气势汹汹的日本人，与各种各样的对手作过战。再加上抗大的学习，中国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教化，到前来四支队时，他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军事家了。从大革命到红军革命再到抗日战争，十多年的征战把一个伟大军事家应有的军事品质都赐给他了。现在可以说，徐海东是视日军、顽军、伪军各路将领如粪土！从赤卫队员、战斗兵到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军团长，现在，给他一团人，他就可以打败几千甚至上万敌军！人们说他是天然的无产阶级，中国的夏伯阳，胸如光风霁月，对人诚恳实在，而且从不向党伸手要权。红军时代三次让职传为美谈。鄂豫皖红二十五军率先长征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后组成红十五军团，兵强马壮，连战皆捷，红十五军团已有七千余人，可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劳师万里，只有七千二百余人，兵疲将惫，而且在草地会师时又和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进行了一场紧张的斗争。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人和徐海东可谓素未谋面，徐海东可以说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而且是张国焘的老部下。张国焘当时已另立中央了，徐海东到底是听张国焘的还是听中央的，大家心里都还没有底。可是以来自红四方面军的红二十五军为主体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却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部队交给中共中央指挥，并把自己不多的五千块大洋和一批武器送给中共中央以解燃眉之急。当时中共中央的很多同志都被感动得流泪了……这一点与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企图夺取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这次受命率五十多人来华中，毛泽东让他和他带来的人都任副职，徐海东任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为的是尊重当地干部，他徐海东也毫无怨言，这样的高风亮节实在是太难得了。刘少奇感到和这位战将在一起有许多话要向他说，更关心着他的健康。徐海东也经常抱病出席少奇同志召开的会议。
三 东进，一直打到大海边
在此形势下，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于12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及项英：
“我们的对策是以包围打破包围，并控制东进道路。”(1)
刘少奇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五支队东进皖东及整个新四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12月中旬，刘少奇在滁县瓦屋薛村召开了第一次中原局会议。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罗炳辉、郭述申、戴季英、张劲夫等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宣布增补徐海东、张云逸、刘子久为中原局委员。
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首先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敌人后方，迅速放手发动群众，放手扩大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指示。刘少奇侃侃而谈：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有时处于缓慢平稳发展时期，有时处于革命**时期，也就是列宁讲的人民无法忍受下去，敌人无法统治下去的时候。对统治者来说是危机时期，对革命者来说是**时期。这种时机不是经常会遇到的，但一到来就是马克思说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机，会引起历史发展的突变，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抗日时期，一个城市或地区，当日寇进攻到来了，原来的国民党统治机构垮台了，地方一片混乱，群众惶然不知所措，这就迫切要求能代表他们利益和要求的人来领导。我们党就是要善于认识到这一形势的到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机不可失，否则要受历史的处罚。中共中央华北局抓住了，才有今天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华北局在敌人进攻太原时，提出保卫太原，国共两党打了忻口战役，八路军也打了平型关大捷，但是知道太原保不住，党和军队把主要力量放到敌后，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在华中，没有抓住敌人进攻徐州、南京、武汉、大别山外围之机，没有把党和军队主要力量放到敌后，所以华中有发展但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在敌人后方，地主武装发展了，土匪拉起了队伍，地方实力派组织起强大武装力量了，有的被敌人软硬兼施编成伪军，有的被顽固派收买，有的地方重新恢复了国民党的统治，有的地方压制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抗战怎么不知道要枪杆子呀？有人反对招兵买马，反对搞人、枪、款，这是错误的，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抗战还要有一个家嘛！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不要因怕破坏统一战线而不敢发展，不能被统一战线捆住自己手脚！在皖中光提帮助桂军建立根据地的口号是错误的。替人家抬轿子，帮人家整顿保甲，结果自己连立足之地也没有，被人家赶出来，打你们几个耳光，再踢上你们几脚，还骂你们几句，有的甚至被抓起来坐牢或处死。”
邓子恢插话说：“ 少奇同志，我们过去的一段工作，没有体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只是跟着桂系部队尾巴跑，没有以全力在敌占区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发展抗日武装。我们当时思想上完全缺少这样的认识，失去了难得的大好时机，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过去我们错了，我们检讨！”
“检讨不是目的。同志们！发展革命武装是多多益善。你们都是红军时代过来的老同志，闹革命哪能没有枪杆子和根据地啊。看看我们这片根据地吧，长不过十五里，宽不过五六里。这叫什么根据地！敌人一发炮弹就打穿了！部队也不过万人。就目前来说最有利的时机虽已丧失，但还不能说不可挽回，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就是四支队、五支队深入皖东，整个新四军进入苏南、苏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们有了军队，必须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军队没有家，向人讨饭吃，是很难生存壮大的。我们连军阀都不如，军阀还有地盘观念，而我们却甘居别人的屋檐下，人家想什么时候赶你走，就什么时候赶你走。我们要深入敌后，向东发展，直到大海边，建立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因为有了根据地，我们要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等，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就会愿意帮助军队。建立政权可以征收公粮，也可以组织物资交流，收点税，解决部队给养。伤员的安置也更好解决。枪支可以由地方与敌人大批取得，不必多花钱远处购买，还可搞些军工生产。这样我们就能长期坚持，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讲到发展方向时，少奇同志说：“游击战争到哪里去打呢？就是要到敌人后方去，不能坐在国民党的怀抱里。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和我、和海东同志都谈过这个问题，要积极地向东发展。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日寇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地尽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扩红十万。我们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去独立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那样又会内战重起，对抗战不利，一定不能那样做。必须是在敌后，也就是在日寇占领城市、交通要道的敌人后方，在那里我们党可以而且应该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因为这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的精神，是完全合法的。共产党要脱下长衫去敌后打游击，今后皖东主要任务就是组织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可以自立番号，自委司令、队长，自派专员、县长，不必报请国民党承认委派，报了它也不会同意批准。由人民来派嘛！”稍停了一会儿，少奇同志把脸转向徐海东，“海东同志，你说说，是不是这样？”
徐海东点点头，说：“是这样，临来之前毛主席两次和我谈话，都说我们要向东发展，一直到大海边。”他洪亮的声音，把整个会场都灌满了，“到了皖东，我们将来还要进华中。我发现皖东和华北相比，皖东根据地有其复杂性。现在我们新四军所在皖东面前聚结着数十万日伪军，根据地与国统区、日占区犬牙交错，承受着日军、伪军，还有国军、桂系及江苏韩顽的巨大压力。面临京沪沿线大城市，敌人有津浦铁路、淮南铁路、浦信公路交通方便，很容易组织起对我们的进攻。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起根据地，大力抓扩红工作，壮大我们的武装。”
少奇同志把手一挥，说：“正是这样，向东，豫皖苏边和皖东地区都是面向日伪，背靠国民党。如果我们向西发展，将会同国民党第一、第三、第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的限制，且不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皖东、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我们有周旋回旋的广大地盘。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暗中勾结日伪，积极反共反人民，人民恨之入骨，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前去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向东发展，政治上、军事上于我们都有利。因此，皖东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向东，不到大海边，我们一分钟也不停止！……”(2)
休会时，徐海东等人热烈地谈论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谈着刘少奇同志通俗易懂、鼓舞人心的讲话……刘少奇的到来，使中原局、东南局、新四军军部、鄂豫皖苏四省党组织、四支队、五支队全体干部战士如同拨开乌云见太阳，有了明确的方向。个个精神振奋，准备在皖东、苏中大干一场。
时间进入1939年12月了，寒霜缀满了皖东大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同志们日夜紧张地工作着。
刘少奇同志原来并不了解高敬亭同志及他的冤案，在同四支队中、高级指挥员的广泛接触中，他经常听到许多同志悲愤的倾诉，使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起来。他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可以说是十分敏感，非常复杂。想很快解决是不现实的，但又必须随时面对，无法回避。刘少奇同志采取了客观冷静地观察，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持重待解的方针。他让徐海东这位老鄂豫皖拿出相当的精力专门抓好这项工作。
徐海东天天找四支队的干部谈话，了解部队的情况，深感问题严重和复杂。刘少奇来后刹住肃高“余毒”活动，制止住了对新四军四支队干部战士的批斗、处决，才得以保证这支队伍继续前进。
一天在招待所里，徐海东刚和一位四支队的干部谈了几句，那位干部突然放声哭了。他一边哭一边说：“徐司令，高政委被杀了，我们四支队被整得好惨啊。搞得人人自危。原红二十八军的许多干部受到株连，有的被处决，有的被开除党籍。高政委的夫人史玉清受到牵连也被开除党籍。尽管高政委被杀，可我们也还是要革命的啊，为什么党中央不信任我们呢！”
徐海东讨厌看到流泪，他一拍桌子，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哭什么！英雄流血不流泪！说中央不信任你们，‘你们’指的是谁？既然是共产党员，就要相信党中央！四支队的干部、战士是好的，党中央没有人说四支队不好。原四支队领导人，对革命也是有功的。”
那位痛哭流涕的干部，听到最后这句话，更是吃惊起来。高敬亭同志被杀了。从此，四支队的名声也不好听了。不少人虽然为高敬亭同志的死感到不平，但不敢说，四支队的干部中，谁都不敢再说高敬亭半句好话。如今徐海东说高敬亭“对革命也是有功的”，真是难得，真有勇气啊！
跟徐海东谈话的那个干部不再哭了。他只是出奇地望着徐海东发怔，隔了好半天，才说了一句：“党还信任我们啊？”
“信任！怎么会不信任呢！你相信党，党就相信你！”
徐海东接着对他讲起在延安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他说：“那时候，一反张国焘，四方面军有的同志就担心说他是张国焘手下的干部，怕党再也不相信他了。我就说，我也在张国焘手下当过师长。党中央、毛主席一样信任。毛主席给我谈话时说，四方面军广大的同志是好的！要相信他们。所以，我们首先要相信党！……”
信任，会消除隔阂；信任，能增强团结。徐海东根据刘少奇“教育部队，首先要教育干部，高级领导干部就要先纠正自己的缺点”的指示，带着党中央的温暖，带着党中央的信任，在四支队中进行着艰苦、细致的工作。经过刘少奇的批准，徐海东同志正常使用了原来高敬亭信任的红二十八军中威望较高的林维先、梁从学等战将，使四支队的同志们感到党还是信任他们的，对红二十八军同志是没有偏见的。当抗大八分校在淮南路东成立后，徐海东又让四支队的营、团干部分期分批地入校学习，使这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军队骨干开阔了胸襟，政治思想、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都成为新四军和人民军队的骨干。
四支队干部战士，出于部队严格的纪律和对徐海东的信赖，也结束了逃跑现象。这支部队每天都在进步，四支队干部战士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孕育这支部队的基础决定的。这支部队的土壤来自红色大别山，它的战士来源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红土地、红军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队伍沿着革命的轨道前进了，徐海东这个来自大别山的司令员也跟着这支英勇的部队一道前进了……
四 周家岗上
江北新四军由于认真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地发展了，部队扩大了，形势也就一天天地好转了。初步成形的皖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安徽东部（含江苏一部）地区十余个县，成为华中新四军向西防御、向南巩固、向东进攻、向北发展的重要战略地区之一。
徐海东从斗争中得出过一条经验：部队不可无荣誉感。四支队这支受到重创的英雄的部队现在更需要荣誉感。队伍是打出来的。枪炮底下出干部、见英雄。战场，才是检验勇敢和智慧的舞台。此刻，徐海东渴望着能够带着四支队打上一场漂亮仗，为指战员们鼓鼓劲儿。四支队，特别需要一场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