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挺进皖东已经站稳脚跟，开始抗日作战。敌我双方的仗已经越打越大。以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既是皖中根据地门户，又是华中地区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五支队也挺进到津浦铁路以东，在来安县的半塔周边创建新的根据地。四支队、五支队在皖东的积极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蚌埠、芜湖等日军的战略据点，威胁着淮南铁路、津浦铁路、浦信公路、京芜国道、京杭大运河等交通命脉。这迫使侵华日军不得不调整部署，抽调兵力扫**进入皖东的新四军。
1939年12月中旬，江北指挥部侦察人员带来了情报：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从南京、明光、蚌埠等地抽调各兵种在内的日伪军两千余人，向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集结，准备从东、南和北面，对刚刚进入皖东津浦路东西地区的新四军四支队进行扫**，企图趁四支队在皖东立足未稳而一举加以消灭，同时驱逐或消灭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四支队最初到达皖东活动时，敌人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力量。国民党除了少数零星的县常备队和游击队外，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及第十、第二十游击纵队的抵抗均被摧毁，滁县、嘉山县、天长县、全椒县、江浦县、和县、来安县、定远县县政府皆成流亡政权，大多数乡村都成立有伪政权和伪治安队。日本人的汽车、坦克在公路上奔驰，日本轮船在洪泽湖、高邮湖、京杭运河和淮河等内河里航行。沪宁铁路、淮南铁路、津浦铁路在日本人控制之下。可是，四、五支队的东进，打破了日军的一统天下。他们要对刚进入皖东的抗日力量进行扫**。
这次“扫**”之敌，配有九二步兵炮和山炮十余门，运送弹药、物资的骡马、挑夫紧随其后。“扫**”的日伪军仗其装备优势，一路上鸣枪鸣炮，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敌军来势猛，情势异常紧张。12月18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藕塘召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议，研究如何粉碎日伪军对皖东进行的第一次大“扫**”。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等人都来了，院子里，站着的、走着的、坐着交谈的有许多人。东西厢房，电话响、收发报机响，许多人急出急入，有的从屋里跑出来就扑向马匹，上马挥鞭而去。
只有正房，灯火通明，但无一人出入。门口两个警卫员，持枪肃立。
室内，三面摆满了地图。就在这肃穆的皖东战争神经中枢地点，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通报了敌情：“日伪军两千余人，分三路向藕塘扑来，是分进合击的战术。”然后说，“这一带的日寇初与我新四军交锋，尚不知我军特点和厉害，在战术上采取‘突贯攻击’、分路单刀直入式地向我横冲直撞，以为我军如其他中国军队一样不经打，企图把我们碰垮！”
徐海东问参谋长赖传珠：“驻全椒南边古河一线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有什么动静？”
“昨天上午，已经撤到东南边的和县善厚集去了。”赖传珠补充说，“日军正是从广西军撤出的空隙地带，准备北上进击藕塘东南部。”
“这些友军，溜得真快！”徐海东气得拍了一下桌子，“这明明是给鬼子让路嘛，是在引狼入室，吃掉我们！难怪有人说他们的游击队是‘游吃队’，是‘二日本’！”
古河，是全椒最南边的古镇，当时驻安徽省第五、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十、第二十游击纵队司令部，第十一集团军情报组，国民党五区党务办事处，还有国民党嘉山县、天长县两个县政府侨居于此。可是桂军守将李本一就这样轻易放弃了。
刘少奇说：“敌人这次出动兵力多，是一次千人以上规模向我合击，兵力合起来超过一个大队，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加强团，来势不善，友军不敢对峙，已经撤了。我们刚来，是不是应先避其锐气，转移待机，而后，击其弱的一路。”
刘少奇考虑部队刚来，徐海东身体又不好，做出了这个决定。张云逸、邓子恢等都表示赞同。
有的同志说：“我们四支队之前和日本作战多次取胜，可那是伏击战、夜袭战，这次有可能是与以前所打的仗完全不同，这次打的是正规战，是运动伏击战，是硬碰硬，我们新四军到现在还没有和日军一个大队以上的兵力直接作战过。”
也有的同志说：“我们四支队到皖东来的任务，应该像在皖中一样，即是破坏铁路、公路及电线的交通，截击敌人的辎重，钳制更多的敌人于几个据点，打击敌人的少数队伍，发动人民坚持抗战，组织人民自卫的武装，困厄敌人的给养和防害敌人，使它不能掠夺皖东的资源，坚决打击为日寇做走狗的汉奸政治组织及军队。在这一带和日寇硬打，是否和我们的任务相背？”
见徐海东光听不说话，刘少奇问：“海东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徐海东说：“中原局来皖东后，少奇同志一直讲抗战要有枪杆子，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2月，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最先挺进到这里，我们在皖东的这个‘家’到现在才搭了个架子，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政权也没有完全建立，敌人就大动干戈，要摧毁它。这次如果不用我们的‘枪杆子’给敌人一个迎头打击，敌人的气焰会更加嚣张，今天‘扫**’这个地方，明天‘扫**’那个地方，就会把我们这个‘家’扫光了。我们东进的道路也被摧毁了。我认为，敌人这次‘进剿’，正好是我们在皖东站住脚的好机会。现在敌人骄野蛮横，我们要充分利用敌人骄兵必败这一弱点，找准机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狠狠地揍敌人一顿。此战打胜了，可以保护皖东民众的安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还可以提高皖东民众及友军对敌后抗战的信心，以达到巩固和扩大我皖东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提高我们江北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力。”
“海东同志，罗炳辉的五支队目前已进入津浦路东，不能回来参战，你估计兵力够吗？从现在敌我兵力来看，敌兵力少于我，但火力优于我，来势凶猛，友军不敢对峙，我军能以弱胜强吗？再说四支队是来自大别山的老红军，能这么快就适应在平原丘陵地区作战吗？”
“敌人三路，加上巢县的一路是四路，看上去吓人，但我们不怕，我们四支队和地方部队配合，利用地形熟悉，可以让日军大败而归！”徐海东停了停，说，“我的信心来自对这支红军老部队的了解和对人民的信任。四支队的前身是红二十八军，能征善战，下山抗战后打了不少好仗，东进后在滁州、全椒交界处皇甫山的腰铺、庙山这一带也和日本人打过胜仗。从四支队之前对日作战的战报来看，这支部队心理因素好，不怕日军。个人技战术好，不亚于日军。我们缺的是枪炮子弹，所以，我们不能和日军硬碰硬。日军进攻藕塘一带，必然要通过周家岗这一带。这里是皇甫山系，有很多山头，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山头就是一个团兵力啊。我方地形熟悉，处于主动而且是以逸待劳。我们可以避敌强锋，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地形，出敌不意，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的打击，粉碎敌人的‘扫**’，减少人民的损失。我们新四军不仅能在山区作战，也能在平原和丘陵地区作战，能作游击战，还能够作运动战和阵地战。一直到反攻，而且是反攻和克复我们的首都南京！如果打，我请求，把这个任务交给四支队。我有这个信心，四支队也有这个信心！四支队已与日寇作战一年多了，各级指挥员都有丰富的经验，将士用命，这是最可贵的！”会场上凝重的气氛似乎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刘少奇听了徐海东有理有据的发言，站了起来，说：“好！海东说得好。日寇已在皖东及江南构成坚固的战略后方，我们应该沿津浦铁路两侧建立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来同他对抗。海东有决心打，我们就打。此战胜利了，皖东根据地就胜利了，东进道路控制了。打不好，我们再去打游击。但我相信，海东出马，一个顶俩，我相信一定会打胜仗。这个仗具体怎么打，就请海东同志负责、全权指挥。海东，打好这一仗，将改变皖东局势，我们东进的战略就可以充分而又完全地实施了！我们中原局、江北指挥部全力支持你和四支队打好这一仗。苏皖省委地方党组织也要广泛发动，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刘少奇拍板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在激烈的战争中，这种有着生死予夺大权的领袖级的上级领导，能够知人善用，从谏如流，非常重要。这种信任和称赞，来自双方良好的政治品质，来自一个政治家对军事家的了解。东来时，刘少奇感到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战将完全是个成熟的、优秀的军事家了。他勇敢无畏，多谋善断，精于韬略，娴于征战，逻辑严密，思考敏锐，指挥若定，一丝不乱。在长征及到陕北后，无论战场形势有多么紧迫危急，他都不动声色，稳如泰山，直到扭转战局。抗日了，他从未把小日本放在眼里，认定鬼子早晚是手下败将。把战场交给他，就是把胜利交给他。更何况，他来自于这支部队，也熟悉这支部队！
江北指挥部根据会议的讨论和敌情，确定了这次反扫**的作战原则：“避敌锋芒，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出敌不意地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打击，以缩小‘扫**’范围，缩短‘扫**’时间，减少人民的损失。”(3)并决定由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负责指挥四支队七、九两团，完成反扫**任务。
战斗权争下来了，剩下的就是认真谋划了。徐海东在紧张地考虑着如何打好这一仗。参加红军，打过成百上千的战斗。抗战开始了，在华北也跟日本人打过不少仗。可是到了四支队，到了皖东，这是他亲自指挥的第一仗，也是四支队挺进皖东的第一次反扫**战斗。如今，会议决定了打，他就要到前线指挥作战了。一种渴望勇猛杀敌的豪迈心情，使他显得格外振奋。
指挥员的决心，有时是受战场的偶然因素所左右的，天时地利人和，是决定一场战斗能否胜利的条件。
四支队的皖东之战，打好了，表明四支队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真正的抗日武装，是能攻善守的队伍，和国民党局部消极抗日、丢失大片土地形成鲜明的对照。更重要的是，四支队需要一个胜仗，使这支英勇部队的浴血奋战精神发扬光大。
以弱打强，最好的战法是伏击。但在哪里伏击呢？怎样引诱敌人？部队如何部署？徐海东一遍又一遍地审视地图，反复地分析各路敌情。他发现在敌人进击的藕塘目标前面，周家岗与复兴集之间有片高高低低的山地，不利于敌人交通，却利于我军作战。歼敌的中心可设在周家岗与复兴集之间。在此埋兵伏击定能出奇制胜。
周家岗，是全椒县西北边重镇，与滁县南部接壤。这里是皖东根据地的核心地区。1939年2月，张云逸率东进部队到达全椒大马厂。22日，四支队战地服务团由大马厂进至周家岗附近的西河家、陈郢、大汤等村宣传抗日，组织青抗会、农抗会、妇抗会、商抗会以及农民自卫队和儿童团。4月，八团进驻周家岗、西王集、复兴集以及滁县的珠龙桥、池河、定远的藕塘，七团、九团东进全椒、定远，创建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敌人要进击藕塘，必定要合击周家岗，而进至全椒大马厂一路的敌人距周家岗较近，很可能首先行动。如果在周家岗至大马厂之间的复兴集一带设法阻止大马厂一路敌人北犯，就可以引诱已进至北边滁县施家集、东南面全椒枣岭集的两路敌人进入伏击区。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终于形成：选择周家岗至复兴集有利地形，诱敌深入，伏击敌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待敌溃退时，再沿途追击和侧击、尾追，三箭齐发。
徐海东从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滁县太平集，南下迅速赶到支队主力第七团团部所在地周家岗的西河家，并通知九团负责人前来，传达中原局与江北指挥部的决心和部署。
徐海东告诫部队，根据华北、山东部队作战的经验，敌人对我军的扫**，通常组织三路以上的部队配合飞机及机械化部队，分路对我军目标和活动地区围攻，求得齐头并进，分进合击，使我军无处躲闪，逼迫我军与之硬打，消灭我之实力。这说明敌人凶猛，但也是敌人的愚蠢之处。因为红军出身的四支队，是不会与敌人硬拼的。因为敌人火力比我们强，射击技能比我们高。假如硬拼，就要受到大的损伤。因此力求伏击敌人，使敌人火力不能展开。假如形成正面战斗，我军应该将自己的火力在正面扼制敌人，掩护主力转向翼侧攻击，或者主力纵深配备在侧面，防御敌人从翼侧包围。
此时，敌人的部署渐趋明确，三路出击的方向是：
南边全椒敌约七百余人，于12月19日夜十一时从县城出动，向西经东王集于20日拂晓进至大马厂，其后再北上进击周家岗。此路敌人为前卫部队，内有日军三百余人，骑兵四十余名，伪军四百余人，附钢炮四门，迫击炮二门及大量掷弹筒和轻机枪。
另一路敌人约三百余人，于21日晨五时三十分由全椒县城出发，向北经石沛桥、枣岭集与黄栗树岭直趋周家岗。这路敌人有日军近二百人，伪军一百余人，骑兵三十余人，为中卫部队，附钢炮五门、掷弹筒十余架，轻、重机枪各二十余挺。
第三路是北边驻滁县城这一路的日伪军四百余人，于20日晨九时从县城分两路自北而南出发，一路经赤湖铺、关山店、珠龙桥窜入施家集，另一路经官庄窜入施家集，会合后准备与全椒之敌合击皖东根据地的前哨地区周家岗。双方得手后，再合而西进定远，攻击藕塘一带。
另外，为了配合全椒、滁县的日伪军对周家岗地区的“扫**”，21日，皖中巢县的日伪军出动近千人，经含山县的程家市侵入全椒南部的古河镇，然后准备北上进入施家集会合后，合力向藕塘推进。
12月19日夜起，“进剿”的日伪军由全椒、滁县分路出动，浩浩****出城。
各路日军得意忘形，狂妄自负，在他们前往皖东抗日根据地进击时，尚不知道来自大别山的红军名将“徐老虎”、八路军的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四支队司令员，已在他们前进道路上摆下天罗地网。
徐海东立即召集干部会议，把作战计划布置下去。参加会议的有七团团长秦贤安、团政委徐海珊，第九团团长詹化雨、政委高志荣，都是红二十八军时期的战将。
支队机关和各团干部，早已集合完毕，场内气氛肃穆。大敌当前，同仇敌忾。徐海东走进会场，动员大会正式开始。支队参谋长谭希林首先通报了敌情。然后徐海东走上主席台。号称“徐老虎”的徐海东以镇定而犀利的目光望着全场，操着战士熟悉的湖北口音，向与会者说道：“同志们，日本东京兵工厂给我们送枪送弹，东京的粮店也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们能不要吗？”徐海东幽默的话语，在会场上激起一片欢笑声。徐海东接着说道：“过去，我们四支队也打过鬼子，那打的是敌人辎重部队，可是今天打的不一样，敌人是战斗部队，人数多，而且是多路正面攻击，前来扫**我们，大家怕不怕？”
“不怕！四支队从没有怕过鬼子！”
徐海东接着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会打仗的军队是连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的。我们四支队是大别山英勇的红军部队，是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是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边区后留下的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使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抗战了，我们来到大别山下，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后，继承和发扬了光荣革命传统，作战勇敢，战绩卓著，同样是一支英勇的抗战部队。现在我们东进皖东，更要在皖东打出风采，打出声威，打得日本鬼子哭爹喊娘。来势凶猛的日本鬼子在皖东没有受到过我们大的打击，一心想和我们东进的四支队决战。我们不怕他们，日本鬼子没有想到，我们在他们面前布下了天罗地网。打仗就是老虎和老虎的较量，谁都想吃掉对方，可是只要你吃掉对方，你就是老虎，对方就是羊。所以，我们四支队在日本人面前就是要做老虎而不能做羊！”
徐海东见四支队指战员个个生龙活虎、荷枪实弹，士气旺盛，满意地笑了。等大家宣誓完，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让我们按照部署，进入战位。我希望你们主动、机动。我们过去的各种战术只能在对敌作战中灵活运用，才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按已定的决心，我再说一遍。敌人是四路纵队。重点是北边的滁县的一路和南边全椒的两路，从巢县来的一路一时不能到达。全椒大马厂来的第一纵队，你们必须先解决。然后，离开大路，你们转移到周家岗、复兴集这儿，这儿有山地可以利用，在当地军民协助下，吃掉它第二纵队。然后，全线出击。估计是三天三仗，每次以千人以上战斗员和地方武装对敌，这样我局部是优势。我就在你们后面，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说完，徐海东举手给大家敬了个军礼，那是一个卓越自信的军礼，一个挥洒自如的大将风范的军礼。那是标准、豪迈、慷慨和仁义皆备的军礼。
决心迎战的徐海东将军知道，日军除了装备好，作战顽强外，再无优势。他们的地图与实际差别大，地形不熟，不懂民情，对四支队的战术一无所知，只会集中兵力盲目扫**，搞“三光”政策……徐海东做出的作战部署是：
新成立的四支队第十四团及七团一营二连于花山、藕塘一带，守护藕塘并作为机动部队。
第七团三营七连、八连在周家岗西北之常山岭一线占领阵地，防备进占周家岗的敌人西犯藕塘，要绝对保证藕塘和瓦屋薛一带中原局、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司令部的安全。
驻扎在周家岗南边孤山一带的第九团主力在周家岗以南复兴集、玉屏山一带构筑阵地，先以少量兵力阻击大马厂之敌北进，伪装成第四支队主力，引诱东边的枣岭集和北边施家集两路日军来夹击，聚而歼之。待敌退时，主力再出动，乘胜追击。九团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高志荣、参谋长高昆立即分头布置部队。
第七团一营、二营和三营的九连埋伏在周家岗至复兴集之间，控制这一带山地，占据有利地形，构成口袋形伏击区，待日军进入伏击区，狠狠地打击；以若干小分队埋伏在日军可能溃退的路上，袭击逃敌。这路是既打援又出击。七团团长秦贤安、政治委员徐海珊、参谋长李占彪也都下到连队率队作战。
孙子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徐海东是一个战略家、军事家，总是有办法掌握战场主动权，出奇招，使对手猝不及防。
为配合对周家岗的“扫**”，驻巢县日军于21日出动近千人经含山县向全椒西南的古河镇发动进攻，打响了策应战。
驻古河的国民党第五战区派驻皖东地区的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本一，虽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却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在日军到来之前即带领第十游击纵队、专员公署特务大队逃过滁河，躲到和县善厚集去了，只以桂系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一部“王营”在古河东湖庙、大蔡村、下份塘一带阻击日军，被日军打退，随即也渡过滁河。国民党军的作战失败了。日军进入古河镇后，烧杀**掠，无恶不作，全镇被烧毁砖瓦木结构小楼十座，平房四百余间，草房三百余间，杀害无辜居民一百余人。日军先从国民党桂系防地里，拿去了与周家岗毗邻的全椒西南的古河重镇，使进攻周家岗的日军无后顾之忧。四支队只有尽快结束战斗，以防止战局发生变化。
九团团长詹化雨率部队占领周家岗、玉屏山一带的山地，正面阻击从大马厂北上的敌人。时值初九寒天，树叶凋零、杂草枯黄，指战员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敌人的来路。夜色朦胧，山路隐隐，没有狗叫，没有灯火，连周家岗报更的锣声也停息了。日军的行动果然不出徐海东所料。21日拂晓，进至大马厂之敌首先北犯三十华里处的周家岗。敌人经过玉屏山被四支队九团防御之小哨发觉。我军向敌鸣枪后，敌人以炮火向九团阵地轰击，掩护其主力前进。九团以三个连兵力，依托有利阵地阻击敌人。经过七个小时的激战，敌人被迫向南退缩至复兴集。占领复兴集的日军是在风声鹤唳中度过的。坚壁清野的镇子十室九空，找不到一粒粮食，只有满墙新刷的抗日标语。四支队袭扰小分队东放一枪，西点一把火。这时敌人才意识到新四军战术高深莫测，占领复兴集，只是徒有虚名。在这个漆黑的初冬之夜，敌人在明处，不敢轻举妄动；四支队在暗处，洞若观火，并赢得整整一夜调整作战部署的时间，得以对原有计划进行些微调整，准备在追击中歼敌。
21日上午，进至北边施家集和东南边枣岭集的两路日军按计划，南北对进合击周家岗，扑了个空。两路敌人在周家岗会合后，得知复兴集附近正在激战，迅即南向复兴集方向运动，企图与复兴集日军合击四支队。下午四时三十分，这两路日军进入七团一营、二营和三营九连的伏击区。七团长秦贤安看见日军和伪军扛着太阳旗，黑压压地过来了，他兴奋无比，一声令下：“是时候了，轮到我们动手了！”顿时，步枪、机枪吼起来，手榴弹也甩过去四面开花，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和着四周山鸣谷应响成一片。趁敌人猝不及防，七团一营和二营及九连立即吹响冲锋号，发起冲锋，战士们如猛虎下山，锐不可当，冲入敌阵将日军截为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敌人伤亡惨重，前不敢进，后不敢退，连夜龟缩在山根曹、西河家等小山庄，据险固守，不敢妄动。大马厂出犯之敌仍盘踞于复兴集、大马厂一带，不敢前来支援。
徐海东料到天明后，山根曹、西河家之敌肯定会南向复兴集逃窜，与复兴集之敌会合。当即命令第七团除以一部兵力趁夜袭击敌人外，其余兵力分别设伏在山根曹、西河家通向复兴集的道路旁。
22日清晨，山根曹、西河家之敌军驻地火光闪闪，升起的黑烟中传来一股臭味，原来是日军在焚烧尸体。敌人露出溃逃迹象。突然，日军趁着山区浓雾未散，放着枪从山根曹、西河家夺路向复兴集溃逃回撤，当即又遭到七团痛击。敌人连遭打击，士气沮丧，仅有一部逃到复兴集。
复兴集之敌于23日上午全线撤退，向南边东旺集、古河、襄河且战且走，第七团、第九团跟踪打击。四支队越战越勇，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人，日本兵一个接一个倒下去！
“嘀！嘀！嗒——”冲锋号响彻山岗，四支队战士们的喊杀声惊天动地，从北、南、西三方面攻击敌人的部队，像山洪暴发，对着各自的目标冲击，一下便把张牙舞爪的日军冲垮了。徐海东司令亲临阵地指挥的消息传来，更激发了战士们的杀敌勇气。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向敌人，奋勇拼杀。担架队、运输队和鸣锣助威的农民，也潮水般地跟进。
徐海东一向注重在追击中扩大战果，他眼看敌人要跑，立即命令部队猛追。经过三昼夜的战斗，七、九两团共毙日军一百六十余人，伪军四名，其中击毙日军官佐三名，有名有姓的中队长毛高千穗一人，生俘日军小队长一人，缴获炮弹及子弹十九箱、机枪弹三百余发、指挥刀一把、钢盔五个、防毒面具一个，其他大衣、风衣、腰带、皮包、罐头、洋镐、日本旗、敌符号、食品等胜利品甚多，胜利地粉碎了敌人“扫**”皖东根据地的阴谋，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完成了保卫皖东抗日根据地和民众的任务。此战，四支队伤连长一名、战士二十一名，亡十名。
四支队七团、九团一直追到大墅、古河，独山，第一次占据了全椒最南边的古河镇。从巢县来的日军也吓跑了。这里和沦陷的南京城和无锡城已是隔江遥遥相望了。徐海东看到，这里水田较多，农产亦富，米、麦、棉花、大豆皆为当地主要物产，稻田多以水牛耕种。湖河港汊、阡陌纵横，走几十步，就看到有长青条石砌的河码头。这里真正是皖东平原、江淮水乡了。
四支队在周家岗打了胜仗，皖东各界欢迎四支队情绪之热烈，为空前所未有。赶集的人像江水归海似的从四面八方朝古河街上赶。男女老少，携儿带女到古河街上来游玩，个个面带笑容，窃窃私语：“这才是抗战的队伍，老百姓的军队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周家岗战斗的胜利，被当地人当成了盛大的节日。
有的人说：“老乡，我有一两年没有到古河街上了，跑日本人，跑伪军，跑救国军，街上是来不得的。鬼子打败了，咱也想到古河街上走一走。”
又有人说：“这新四军到底是什么部队？他们的长官和士兵，怎么也看不出分别来呢？……”
总之，这些七嘴八舌的议论，充斥在街头巷尾。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高兴地奔走相告：
“新四军四支队打了大胜仗！新四军是真正打日本的抗日部队。”
“真是旗开得胜！今后保险打胜仗！”
沿街商店都开着门，门前摆着八仙桌，桌上摆满水果、烟、酒、茶……
一伙人踩着高跷。扮新四军战士的，打日本人耳光，揪伪军的鼻子。
有人在教群众唱歌；
有人在墙上写标语；
有人在向群众宣传……
人民的胜利，人民是知道怎么来庆贺的。这胜利仅仅才是东进之后的一个开始。皖东人民为红军决死精神赞叹，并为击败了这样的敌人而自豪。
古河为国民党军李本一部专员公署驻守。这时，李本一又带着两名保安团团长、一个警卫连，武装整齐地返回古河，并向七团、九团要地盘。
有的同志说：“李本一要从我们手里‘收复失地’了！”
“哼！两方作战，还有一方观战，真是奇观！”
为团结桂系军队共同抗日，刘少奇、张云逸和徐海东等研究决定，新四军撤出古河，移交城防手续。
徐海东说：“李师长，鬼子来了你们跑，我们占了古河你们又回来要。你们来还带兵干什么？是不放心，还是想打仗？你们不配合作战，丢掉古河，很不应该，但为了团结抗日，我们准备将古河交给你们。”
当李本一知道说话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徐海东将军，在平型关大败日军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少将旅长时，态度马上软下来，他举手敬礼：“感谢友军！”并当即把警卫连撤了。
“我们是抗日友军，应互相团结，共同对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李本一为表示感谢，便大摆宴席，款待四支队。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则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和士绅座谈会，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过了几天，四支队就主动撤出古河，去大墅街整训。李本一等军政官员和古河的人民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欢送他们。
后来，张云逸向中共中央报告：此战，友军在群众中威信降低，不能不敬仰新四军，群众像赶集一样，带着大米、猪肉、布鞋来到第七团、第九团驻地表示慰问。藕塘镇内外，人们载歌载舞，笑语飞扬。
周家岗反“扫**”，是徐海东第四支队挺进皖东敌后首次较大规模的反“扫**”作战，也是刘少奇在皖东直接领导四支队对敌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它不仅扩大了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而且使新四军四支队在跨过淮南铁路，进入津浦铁路南段之后，在皖东站稳了脚跟，为淮南抗日根据地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战，被当代军事史和教科书列为典型战例。也有人称它是新四军四支队的平型关大捷。
这一仗，打得这样干脆，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连徐海东自己都觉得是个奇迹。当天下午，徐海东漫步在战场上，身后跟着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他脸上挂着笑，对身边的参谋说：“‘什么皇军不可战胜’，放屁！老子还没有打过瘾，小鬼子倒跑了！”
血战过的战场慢慢沉寂下来，黑暗的角落里发出受伤敌人的惨叫声和呻吟声，散失的受伤的战马，悲切地长嘶着，血染红了山岗丘陵，僵硬的敌人尸体和马骡尸体直挺挺摆着，焚烧日军尸体的火堆，又黑又臭，阻碍了人们的去路。在夕阳的血光下，满山满地布满了发出光亮的黄弹壳和炮弹壳。
七团长秦贤安前来报告战况。他手持一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说：“徐司令，可惜了，太可惜了！没有将鬼子全部消灭，剩下的让他们跑掉了！”
“不要紧，我们在皖东还是第一次打鬼子，让他们跑回去几个到南京、明光、蚌埠报丧也好，也是给我们新四军做宣传！”徐海东风趣地回答，脸上两个酒窝也带着舒心的微笑。
由于打大仗，打歼灭战打惯了，徐海东对这次胜利还很不满足。他没有估计到敌人会跑得这样快。战斗结束后，他给七团算了一笔账，消耗子弹八千多发，只击毙击伤一百六十多个鬼子，他数着指头，向干部们说：“喏！你们平均是五十发子弹打倒一个敌人，太不合算了！”
七团团政委徐海珊告诉他：“我们缴获了炮弹及子弹十九箱，机枪弹三百余发。很多！”
徐海东还是摇摇头，表示不满足。
周家岗反“扫**”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自周家岗战斗之后，日军龟缩皖东滁城、珠龙桥等据点长达半年之久，不敢轻举妄动。
周家岗之战，记入四支队那部光辉灿烂又千曲百折的战史。冲锋号声、重机枪声、迫击炮声和刺刀拼杀的呐喊声随着历史远去了。周家岗战斗，这是四支队东进的一个里程碑。徐海东和四支队东进健儿，披着硝烟，站立在周家岗上，钢浇铁铸，像一群永远竖立的战神。
周家岗战后，皖东当地群众在街边门前焚香上供，称新四军四支队为“救苦救难的菩萨军”，为他们祷告祝福。徐海东高兴地对身边的参谋们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我们抗日了，保境安民，赢得了人心，人民才会把部队当成自己的子弟。中国古代春秋时鲁国名将曹刿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淮南路东，津浦路两边，我们四支队，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都占着！”
“徐司令，你好，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副团长向你报到！”
徐海东举手还礼。这个程启文，他是认识的，鄂豫皖的老红军，参加过红二十五军长征，长征时就是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汪道涵，是来自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全家破产投身抗战，在延安大家都知道，也是第一次见面。皖东这里就是他的家乡。
“你们也从大别山东进过来了？”
“我们于今年1月份从六安县东河口高家牌坊出发一路东进，经六安张家店、合肥山南馆、寿县下塘集，穿越淮南铁路，一路宣传，走了一个多月，到达合肥东边的梁园和全椒大马厂一带。徐司令，我们是四支队最早挺进到全椒的部队。到了全椒后，我们战地服务团兵分两路，程团长带一路去周家岗和滁县珠龙桥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我带一路，赴全椒开展统战工作。每到一地，都有青年要参军，我们的队伍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现在我们又兵合一处，重新归建。”汪道涵话带吴音，说罢后朝徐海东伸伸舌头，“徐司令，我们还有个请求，部队打了胜仗，如有可能，在胜利品里挑些鬼子的东西给我们演戏做道具用。”
别看徐海东不是文化人，对战地服务团和文化人却有深厚的感情，他说：“好啊，把那军服、战刀、皮鞋、钢盔、绑腿都挑点给你们。部队打了胜仗，干部战士高兴，地方的同志和群众也高兴，我们要搭上舞台、扎上彩门、插上红旗、贴上标语，召开地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民兵自卫队和路西分区部队参加的反扫**庆祝大会，你们来场慰问演出怎么样？”
“报告徐司令，我们不光是要东西，我们正是来向您汇报这件事。我们准备在藕塘进行一场祝捷慰问演出。”程启文说。
“前几天在台下看过你们一场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流亡三部曲，唱得人都流泪了。抗战开始之初，这样的节目行，可是现在抗战几年了，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打了许多胜仗，我们需要一些雄壮的、鼓劲的节目。”
“徐司令，我们刚刚创排了一个大合唱，雄壮激越，叫《我们在大别山上》。”汪道涵做着补充。
“什么？我从延安来，有首歌不是叫《我们在太行山上》吗？”
看徐海东说得很专业，汪道涵只得解释：“《我们在大别山上》就是从《我们在太行山上》改编而来的。《我们在太行山上》是首著名抗日歌曲，由桂涛声作词，冼星海作曲，创作于1938年7月。这首《我们在太行山上》就是为在华北晋察冀境内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军民而创作的一首合唱曲。在这首歌曲中，中国大音乐家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的瑰丽色彩，描绘了太行山里的抗日健儿的战斗生活和勇敢顽强、乐观开朗的性格。这首歌曲写成后，在汉口进行首场演出，观众大声喝彩，掌声不断，随即传遍了全中国。我们将它改编一下，用原曲，将太行山换成大别山，这首充满了抗日军民革命**的旋律，我们战地服务团已试唱过几次，可以说，真是使每一个听众都肃然产生爱国主义的豪情壮志，**漾着庄严肃穆和博大浪漫主义的民族之魂。它完全适合在我们这里传唱。”(4)
“好，那就让我们的抗日将士来听听《我们在大别山上》，让这首歌在大别山的山上山下传唱。”
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演戏，在根据地可真是一道风景。皖东平原的群众，活了一辈子，只能看上一两场露天的草台戏，哪见过什么文明戏？只在传说中晓得城里有。因此，这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妇女们更喜欢。四面八方的人群向戏台所在的广场这里赶，有的还把过年过节仅有的一件新衣，罩在破烂衣裳的外面。人们奔走相告，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演戏，好看得很，戏台昨夜一宿就搭起来了。
广场中间搭了三丈见方的木板平台，几千人向那儿会集。一部分部队战士坐在中间，群众男的站在台前的左边，女的站在台前的右边，场上一片喧哗，大家都等着开演。打足气的汽油灯将演出场地照得一片雪白。
台上跑来跑去的女兵，引起大家关注：看，女娃，还在台上跑来跑去的，怪大方的。共产党里什么能人都有啊！
程启文在台上挂着大幕，搬着道具……
汪道涵西装革履，手捧一个讲话稿子，向鼓掌的群众，深深一鞠躬之后，说：“同志们，乡亲们，我们新四军挺进皖东，四支队在周家岗打了大胜仗，今天，我们皖东各界，欢聚一堂，在这里举行祝捷慰问演出。三年前，日寇入侵，皖东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起而反抗。新四军东进，周家岗战斗，威震四方。这一仗，预示着我们新四军和皖东抗日根据地将会在艰难的环境中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也预示着皖东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势必将如燎原烈火，遍地燃烧起来。下面请观看我们的演出。”汪道涵的皖东话，及他在当地的人脉，更适合在这里从事党政工作。徐海东知道，中原局正准备派他到地方去筹建抗日民主政府，担任县长。
演出的节目有：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孟波创作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中华民族好儿女》小型话剧《东北一角》《小黑子》，还有根据大别山民歌填词的《四季打东洋》《十二月抗战》等。服务团根据周家岗战斗情况，排演了活报剧《周家岗上》，来不及制作布景，最后采用大别山皮影的形式，找一个战士化装成徐海东的形象站在幕布后，把汽灯放在他的后面，幕布上打出一个徐海东将军的较胖的身影，大家一看便知道是在演徐海东。有人叫，有人笑，气氛活跃极了！四支队的指战员满脸欢笑、纷纷议论：胡服一到，徐海东兼任司令，马上旗开得胜，四支队打了个翻身仗。今后，有徐海东正确果断的指挥，胡服的领导，一定会打更多的胜仗！
在演出的最后，报幕员报道：“下面请听全团大合唱，《我们在大别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大别山上（大别山上）。
气焰千万丈（千万丈），
妻子送郎上战场（上战场）。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
我们在大别山上，
我们在大别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
尾声我们在大别山上
周家岗战斗后，中原局加大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步伐。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战科科长魏文伯被中原局派出去担任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这是皖东也是津浦铁路以西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县治设在刚解放的定远县城；汪道涵担任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治设在自来桥镇，这是津浦铁路以东地区第一个抗日县长。八团“四大金刚”之一的樊西曼，也被派到定远任中共造甲中心区委书记。
徐海东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是从属于政治的。腐败的政治环境里很难保有一支有战斗力、有理想的军队。武汉会战之后，国军至少安排了五十万人在敌后打游击。他们要么崩溃，要么投降，被称为“游吃队”和“二日本”。而我们共产党部队到敌后却如同龙入大海，把大战细化为一系列数不胜数的细小战斗。这样也化解了日军的装备优势和技术优势。以时间、空间和鲜血为代价，四、五支队将会在与日本的敌后游击战斗中锻炼起来，技战术水平会越来越高。将来我们如果有更好的枪支、充足的弹药，完全可以和日军进行大兵团作战了。
1940年1月，江北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归中原局直接领导，不再归属皖南新四军军部。到1940年2月，第四支队由减员后的四千余人发展到六千余人，新组建了特务团；第五支队由三千余人也发展到六千余人；江北游击纵队则由原来的一千五百余人发展到约三千人，并组建了教导大队。地方武装也发展到近万人。江北新四军将皖东全部和苏中部分地区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四、五支队初期划定的活动范围是：东抵天长、六合、高邮湖，西至淮南铁路寿县南，南至合肥、巢县之线，北至新黄河（淮河）、洪泽湖南。以津浦铁路为线，四支队在路西，五支队在路东。同年3月，第四支队与第五支队协同作战，在新四军苏皖支队和挺进纵队的支援下反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取得定远战斗的胜利，旋又取得来安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8月，第四支队一部协同第五支队开辟了淮（阴）宝（应）新区，为陈毅、粟裕部队东进苏中腹地，黄克诚纵队东进苏北，做了战略性策应，使皖东、皖东北、苏北、苏中地区连成一片，实现了中央和中原局以皖东为基础，开始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挺进皖东，新四军四、五支队通过同装备精良的日军及伪军作战，依靠宣传群众和关心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不论是穷人或富人，都信任新四军。日本人试图用共产主义的共产恐怖来吓唬富有者阶级，但是失败了。因为新四军已经证明它的唯一目的是抵抗侵略者。四、五支队在皖东的作战，使人民中的失望情绪得以克服。四、五支队尽力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广大人民树立争取最后胜利，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信心。四、五支队在它控制的地区内，建立人民政权，教会人民如何孤立和打击敌人，如何保卫他们的妻子和家庭，如何在日军和伪军中开展宣传工作，成为人民最信赖的军队。民众不时跑到战地上来，送茶送饭，问寒问暖，抬运伤员，使这支来自人民的军队获得了无上的安慰。
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会发布命令，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并以每个师的活动范围为基础形成一个战略区。
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一师为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下辖一、二、三旅，全师一万一千余人，活动于苏中地区。
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副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四、五、六旅，全师一万八千余人，活动于淮南地区。
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兼政治委员，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七、八、九旅，共两万余人，活动于苏北地区。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并兼政治委员，参谋长张震，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下辖十、十一、十二旅，共一万五千余人，活动于豫皖苏边区（后转移到淮北地区）。
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并兼政治委员，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下辖十三、十四、十五旅，共一万四千余人，活动于豫鄂边区。
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十六、十八旅，以及东路、西路保安司令部，全师共八千余人，活动于苏南地区。
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副师长傅秋涛，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第十九旅及挺进团，全师仅三千多人，活动于皖中、皖南地区。
独立旅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五旅组成，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加上军部及直辖特务团等单位，全军共九万余人。
我们这本书重点关注的是新四军二师。二师的前身是红二十八军及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抗战时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后来由四支队裂变而出的五支队，归江北指挥部指挥，现在共同改编组成新四军第二师。第二师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和津浦路东、津浦路西两个联防司令部，共一万八千余人。师长由副军长张云逸兼任，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中共中央并批准以上五人组成二师军政委员会，张云逸为书记。原第四支队改编为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参谋长詹化雨，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原第五支队改编为第五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副旅长林英坚，参谋长黄序周，政治部主任张劲夫，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团。原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六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谭希林，副旅长孙仲德，副政治委员黄岩，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团。
二师还有个独立旅，由路东联防司令部所属之独三、独四团编成。
中央军委当时也称赞二师是按“三三制”编成的齐装满员的师，干部配备得当，士兵战斗力强，编制和人数位列七个师中第二名，仅次于八路军南下部队组成的第一师。
从新四军重建和七个师的编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容易受人摧残了。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你宣布我为“叛军”，取消番号，我干脆重建，根据战略区设置部队，充分体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从损失九千到建军九万，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华中根据地的基础。
二师东进后是坚持皖东和华中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根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二师的任务是，坚持淮南铁路以东、津浦铁路路西的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抗战。作战方针是加强对淮南路西安徽桂系的防御，配合友邻向津浦路东发展，随时准备粉碎日、伪军的“扫**”和江苏顽军的袭扰。根据日军兵力不能覆盖我国土，只能守城的情况，二师挺进广大乡村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处于华中中心枢纽位置，东与控制苏中、浙东的新四军一师毗连，东北与控制苏北的新四军三师为邻，北面与地处淮河、黄河的新四军四师衔接，西与控制鄂豫皖湘赣及武汉、九江的中原军区新四军五师呼应，西南与控制皖江两岸的新四军七师接壤，南面与挺进上海、苏州、无锡的新四军六师隔江相望。对华中、华东抗战一盘棋来说，各师互为屏障、互相依存。从军事上来说，新四军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就像一把钢刀直接威胁着津浦路交通大动脉，长江、淮河、洪泽湖、高邮湖等水上运输通道；二师创建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面积发展到两万一千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三十万；建立起的民主政权机构有一个行署，两个专员公署，十七个县政府，成为华中局和军部的活动中心。1942年12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从苏北盐阜迁到二师活动的淮南根据地内盱眙县的黄花塘和千棵柳村，直至抗战胜利。新四军二师根据地控制了敌后的广大乡村，在沦陷区的国土上，建立了各级民主的“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使粮食和兵员等人力、物力资源被我掌握，基本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严重削弱了日军的侵略实力。
新四军二师，它的指战员主要是从大别山和桐柏山下来的红二十八军战士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员，来自于新四军四支队。从它的征战历程中可以看出这支部队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改造其所有作战地区的魄力，改造旧世界的能力。这些事业是在为人民共和国奠基，和新中国所有的、有生气的因素联系着，并且一脉相承。
八年抗战，新四军七个师在苏、皖、浙、鄂、豫等七个省相继建立了八个根据地。二师在华中建立了相当于四千年前大禹划九州的古扬州范围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十九块解放区之一。二师在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胜利，主力部队从开创时期的新四军四支队三个团的三千一百余人，发展到四个旅十一个团共三万五千人。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发展成两个军分区，十五个县总队（独立团），共一万五千余人，民兵二十万人。此外，1943年，二师还把红二十八军时期的鄂东北独立团组成的红军团调给七师，在战争年代赢得“铁锤子团”的美誉，现编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六十八师二〇二团，被誉为“红军团”。二师在坚持淮南敌后抗战的斗争中，牵制和打击了军事上占优势的敌人，保卫了淮南根据地的人民。据不完全统计，二师(包括其前身)在抗战中，对日、伪、顽军作战大小三千四百多次，共歼日、伪、顽军六万一千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与物资。二师和淮南人民在抗战中涌现了大批的英雄人物。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他是二师兵工厂副厂长，研制出枪榴弹，是能和日军掷弹筒匹敌的自制武器，增强了新四军的战斗力。二师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两万余人，其中先后牺牲和病故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就达四十五人。而在他们的前身红二十八军时期牺牲的方永乐等众多英烈，不仅经受了对敌斗争的考验，更是承受了党内斗争的考验。他们用血汗和生命谱写了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光辉篇章。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在国民党不断进犯下，中共中央9月19日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山东主力调赴东北，新四军主力调赴山东。二师师部和四旅、五旅于10月由罗炳辉师长率领，北上鲁南，与四师九旅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员韦国清，参谋长詹化雨，在津浦铁路中段作战。年底，罗炳辉病逝。1945年12月淮南军区重新组建，周骏鸣任军区司令，肖望东任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梁从学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下辖六旅、独立旅和华中路东、路西两个军分区。1946年1月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政委赵启民，参谋长詹化雨。7月底奉华中军区电示，除留少数部队外，部队分别转到苏中、淮安宝应地区作战。
为恢复淮南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二师五旅于1946年7月初由山东回师淮南，组成新二师，师长周骏鸣，政委肖望东，下辖五旅、六旅、独立旅和路东、路西两个军分区，共三万多人。不久，新二师与新四军四师合编，并于1947年9月与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一部组成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解放战争中，第二纵队转战于华东战场，在孟良崮、济南及淮海战役中主要担任阻击和打援任务。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整编成一、二、三、四野战军。每个野战军下辖若干个兵团。第二纵队改编为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属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各师分别改称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和第六十三师，而后参加渡江战役，5月又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该军在二十二军配合下，解放了杭州、宁波、舟山群岛，解除了上海被封锁的局面。
第二十一军在抗美援朝后期于1953年3月入朝轮战，参加了金城反击战，朝鲜停战后长期留守朝鲜，直至1958年7月回国，隶属北京军区，驻山西大同。第二十一军于1967年调入关中，改属兰州军区，驻守西北边关。
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及鄂豫边三年游击战争红旗不倒，保存了三千多名骨干作为革命火种，从大别山、桐柏山走向华中抗日战场，走向全国解放战场和保卫世界和平的立国之仗。这支英雄的部队，现在是我军中成建制保留下来的少数红军师之一，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兵种第二十一集团军所属的六十一师及某集团军的七十旅。如今，他们不仅保持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光辉的历史已成为过去，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要为祖国，为人民继续建功立业，创造出新的辉煌。
中国革命的征程本身就是悲壮的。中国共产党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创建苏区和红军，这块土地上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及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的活剧，在长江和黄河之间，坚持了一块战略区，为抗日战争的到来，保留了一个战略支点，保持了一支战略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培育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四支队，他们在大别山中孕育，又在这里长大。大别山是四支队的摇篮，可是人不能总是生活在摇篮里。这群从没有离开过大别山的人，为了民族解放，从这里走向了皖中、皖东山水，华中大平原，并拥抱大海……成为影响中国革命布局的重要的战略力量！其担负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复杂，以及斗争之艰苦卓绝和历程之可歌可泣，毫无疑问将是一部鸿篇巨制。写好它，有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中最为动人的著作之一。
从大别山上下来的新四军四支队成立时的战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可以说个个功勋卓著，英名远扬，日后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重要军事骨干，受社会尊重，为后世传颂。幸存者都获得了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勋章和解放奖章。这是人民赐给的荣誉，也是有功于祖国的标志，是光荣的象征！
我们还要关注那些来自大别山的众多牺牲的红军战士和抗日英烈，他们没有赶上评功授奖，肩膀上没有佩戴军衔，胸前没有挂上勋章，他们在革命成功之前已经早早地牺牲了。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是他们播下来的种子。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民族的脊梁。
在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中，红二十八军这支光荣的部队在血与火的锤炼中，每个人因为身份、经历、气质、性格、机遇的不同，再加上他们自身的努力，特别是通过战争学习战争，他们的才能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使这支部队里产生了众多的共和国的将军！
将军，多么崇高的荣誉，威严的将星！据不完全统计，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的连以上干部总计有八百一十六名，其中老红军四百六十六名。这支部队在1955年至1964年被授衔的少将有四十三名，被授予中将的六名，大将两名。1988年被授予少将的三十二名，中将军衔的一名，上将军衔的一名，总计将军八十五名。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于将军的，担任省部、军级以上职务的一百六十一名。这众多驰骋疆场的军旅风云人物所取得的成绩，无不与他们在大别山的红军生涯及出山抗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的出现往往不是以个体形式而是以群体形式出现。他们形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
他们中除极少数人外，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却要被后人用不尽的观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描述下去。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和接踵而来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们会记住红二十八军的创建、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国共和谈下山抗战，积极参与华中会战，开辟皖中、皖东、华中抗日根据地和人民解放战争……如果没有这支部队，我们的红军史和抗战史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中国革命史是否可能探测到这样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
我们在大别山上。山上山下，风卷红旗如画。站在这部辉煌的红军部队、抗战支队、人民解放劲旅的历史面前，你必定惊叹它的辉煌与悲壮、光荣与梦想，它的热血与献身，是那样的惊天动地、奔腾不息……
2013年3月至2014年3月，查阅资料，时断时续初稿。
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断续采访于安徽合肥市、安庆市、六安市，河南信阳市，湖北黄冈市，安徽省档案馆，高敬亭故居纪念馆，卫立煌故居，再稿。
2015年4月至12月，再访安徽滁州市、巢湖市、安庆市，河南驻马店市、信阳市，湖北随州市、孝感市，江苏南京市及有关县区，高敬亭女儿，信阳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纪念馆，红安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馆，团风大崎山革命历史纪念馆，新四军五师纪念馆，广西柳州李宗仁、廖磊故居陈列馆，查阅资料，改定于大别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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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2)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北新四军应猛烈向东发展的指示》，1939年11月19日，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
(4) 《我们在大别山上》歌词油印件原件，现存皖西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