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支队、五支队携手东进
处理完高敬亭的问题后，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根据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对在皖中和皖东敌后活动的新四军各部统一进行整编，以便东进。
抗战初期，新四军的四支队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两个团三千多人，粮饷枪弹只按三千多人发给。中共中央为扩大我党在江北的抗日力量，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早就考虑在四支队的基础上，扩编为四、五两个支队，并让这两个支队快速东进。
第四支队，以原四支队七团、九团为基础组建。司令员由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同志兼任，徐未到职时暂由政治委员戴季英代理，戴季英暂时坐了高敬亭的位置；副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谭希林，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兼，副参谋长赵俊；下辖第七团、第九团、第十四团、特务营和教导大队。七团团长秦贤安，政委徐海珊，参谋长李占彪，政治部主任余明；九团团长詹化雨，政委高志荣，参谋长高昆，政治部主任吕清；十四团由支队特务营与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第二、第三营等部编成，团长梁从学，政委李世炎，参谋长杜国平，政治部主任陈辛仁。特务营由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第一营改编，营长姚源山，政委汪少川。
第五支队，以原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于7月1日在定远藕塘安子集成立。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方毅；下辖第八团、第十团、第十五团和特务营、教导大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兼)，政委陈庆先；第十团由东北抗日挺进团改编，团长成钧，政委徐祥亨；第十五团由第三游击大队和原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发展组建的游击先遣队编成，团长林英坚，政委刘景胜。
四支队的番号是国民党批准的，而五支队是东进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由中原局、东南局、军部和江北指挥部独立自主搞起来的。
叶挺将张云逸争取到的江北游击纵队划归江北指挥部指挥。将跟随自己来到江北的第二支队一个主力营留下来，在无为开城桥编入江北游击纵队，以增强这个纵队的实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治委员黄岩，参谋长桂逢洲，政治部主任黄育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大队。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坚持巢县、无为地区，一部进驻和县、含山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地方党和地方武装，共有兵力一千五百余人。
另外，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还直辖特务营和教导队。江北特务营由江北指挥部四个连和天长地方武装合编而成。
这样，江北指挥部在皖中、皖东共指挥两个支队，一个游击纵队。
四、五支队整编后迅速挺进皖东，展开在津浦铁路南端的两边。这里所说的皖东，是指淮南铁路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安徽所属及江苏部分地区。这块广大地区均为日寇所占。由于津浦铁路纵贯其间，又将皖东分为路东与路西两块地区。日军占据津浦铁路南端是为了巩固沿海，加强在长江三角区的统治。新四军立足皖东，将要在这里和日军争夺华中了。
根据国共合作抗战，根据敌人、我方、国际、国民党四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日军占领区，也就是敌后，在中国的华中。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地区。中国的西部显然不如中部，尽管西部、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中部完全被敌人统治，中国的西部就要一天天地贫弱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日本就要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这就是中共中央和中原局要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的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日军占领的中国中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更使得四支队、五支队的地位提高，落在四支队、五支队肩上的任务也更加重要。
在顺利完成江北第四、五支队和游击纵队扩编工作，各部队陆续踏上挺进皖东既定地区，完成了在皖东的战略展开之后，叶挺偕同张云逸、朱克靖和副官、秘书、警卫战士等随行人员组成的骑兵小分队，于7月上旬再次前往战时省会金家寨，会见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进行统战联络工作。
1939年7月，迟开的杜鹃花染红了大别山的千山万壑，嘹亮的抗战歌声，响彻山城的上空。但和两个月前相比，安徽的国共关系不是向前进了，而是有相当程度的倒退。
现在，四、五支队已开始向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东西两边进军，此后在坚持皖东敌后抗战中，在国民党开始反共的背景下，麻烦少不了。叶挺此行的目的，就是依据我党团结抗战的方针，再次主动拜访廖磊，调整与桂系当局的关系。首任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书记郑位三也积极建议叶挺、张云逸等务必于百忙之中来立煌一次，同廖磊当面会谈，以解决江北新四军的发展、活动区域等问题，加强统战工作，缓和与桂系的关系。
叶挺过江已两个多月了。他进一步看清了，廖磊从国民党桂系的集团利益出发，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利用进步力量，其政治目的在于加强桂系在安徽的统治地位，加强同蒋介石抗衡的地位。他作为国民党桂系集团在安徽的军政代表，同安徽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大众是根本对立的。安徽人就曾愤愤地说道：“生个儿子是老蒋的，生个女儿是老广的，养了鸡鸭是乡保丁的，种了稻谷是乡保长的。”“广西人来安徽，一要升官，二要发财，三要女人，四要安徽人说广西人好。”这就充分说明了安徽人民对桂系的深恶痛绝。现在桂系站稳了脚跟，是否还会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还要拭目以待。桂系当时最担心的，还是江北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大，会危及其在安徽统治地位的巩固。不过，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暂时还要把桂系作为中间力量来争取，但要有拉有打，提高警惕。
此时，国共关系急转直下。1939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6月又出台《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提出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要限制人数与编制，经费照章给予，不得擅缴民枪，滥事扩充，等等。
7月8日，叶挺一行到达省府立煌。据廖磊日记：7月9日晴，早饭后往余家湾访叶希夷、张云逸，谈约一小时。
在此之前，皖南军部根据叶挺、张云逸的报告，于7月7日向延安发了一份叶、张此行与廖磊谈判的基本内容的电报。电报称：
“（甲）叶张日内即可抵达立煌，此次与廖当局会谈之中心即为江北新四军等问题。（乙）目前廖对我最恐惧。全局是江北我军之扩大与发展，其次是党的发展。（丙）我们估计廖对于军队要提出的不外以下几点，所谓（一）收缴民枪；（二）活动区域；（三）捉打汉奸；（四）破坏行政；（五）摊派粮食；（六）困惑其领导的小游击队等等”。
7月9日，安徽省政府主办的《大别山日报》第四版报道：
叶挺将军昨日抵立
即于日内谒访军政当局，报告该军最近各种情形
（专讯）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特从江南防次北来从事整理，现整理工作已告段落。兹悉叶将军为将北来整理四支队情况及该军最近作战情况报告廖总司令及皖省政府当局，已于日前由某地抵立。随行者有该军参谋长张云逸及该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等多人，闻即于日内谒访军政当局，报告各情云。(1)
叶挺上次5月份来，《大别山日报》的报道是放在头版头条。见一叶而知秋，从这次报道版面的位置，就可以知道国共合作的热度开始降温了。
廖磊日记记载：12日，叶希夷来谈，报告高敬亭行动之不法，及整理经过之情形，杀高因为其纵兵骚扰，而肃反对派云。
7月14日，叶挺、项英给中共中央一个报告，说7月11日叶挺首先同廖磊进行会谈，向其扼要通报了整顿江北新四军的情况，强调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意义。13日，张云逸同廖磊进行了会谈，就如何改善双方的合作关系提出了具体意见。
叶挺发现在金家寨沿街的墙上，多了几条标语：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叶挺听说安徽省政府和二十一集团军有规定，标语只准写“拥护蒋委员长”，不准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不写“民族解放”，只写“民族复兴”。这种迹象，显示在大别山地区的国共合作已濒临破裂的危险。
廖磊和上次一样，搞了欢迎仪式，生活起居也招待得很好，上将并举手向中将还礼。
叶挺向廖磊报告了新四军江北部队整理情况、整编和进军皖东作战的情况，希望省府当局对江北部队的编制和经费方面，给予合作支持：“我来省府和总部，就是报告情况，江北新四军只有一个目的，东进抗日！我们江北新四军部队是诚心诚意在五战区领导下，与友军合作抗日！”
会谈中，叶挺、张云逸向廖磊提出以下各点：一、由省政府通令各地，今后如有涉及新四军的问题，应向新四军在该地最高指挥员交涉解决，若在该地的新四军最高指挥员不接受时，应报告上级，但情况要确实；二、新四军活动地区的民众要协助新四军进行抗日活动；三、政府不能无原则地限制新四军的活动；四、新四军活动地区的民众武装要归新四军统一指挥；五、新四军合理筹措给养政府要予以协助；六、发给8月份的补助费。
对叶挺提出的上述各点，廖磊附一解释后表示同意，但对第四点未予明确答复。
在中国抗日的大战场上，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的中国第五战区，在1937年9月划分的作战范围是山东至南京浦口之华东一带，辖七个集团军，共十九个军、二十七个步兵师、三个步兵旅，此时四支队未成立，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编制表上没有正式编制。1939年1月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重颁国军战斗序列，调整各战区兵力，准备长期抗战。五战区范围是皖西、鄂北、豫南，有六个集团军，加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共二十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在第五战区的军事态势图上，新四军四支队是个旅级支队，三千人，只是个代管的单位。本来从战区到集团军大家也没有把四支队当作一回事，可是现在有人向李长官和廖磊报告：“共产党和新四军企图在江北发展，争取与五路军并列”(2)，已经发展过万了，再扩大下去，那还了得。这让他不得不防，不能小觑了。
叶挺两次到金家寨，廖磊总是待若上宾，宴请、恳谈、接送、敬礼，从不把他们当下属看待。这当然是桂系军坐镇五战区和治皖的需要，他那恰到好处的温良、持重，既是对友军、对北伐名将的敬重，也表明廖磊和国民党及鄂顽、豫顽有区别。但他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系统，原来向共产党示好的廖磊，由于来自蒋介石、李宗仁的压力，来自国民党复兴社和CC派的压力，来自内部的压力，他已经在开始收敛示好共产党的做法。只不过他尚未公开推行反共政策，因而使四支队在皖中、皖东的活动未受大的影响。此时的廖磊和去年见张云逸及第一次见叶挺，态度明显不同，显得口讷胆小，诸事不敢做主张，顾左右而言他。他要求新四军：一、不得宣传共产主义；二、不得擅自越境行动干涉行政，照指定地区作战；三不得拉扯地方武装收编民枪过分扩大，以免影响给养；四、尊重政府行政系统；五、民运工作得与政府协商和向政府报告登记备案方可合法；六，不得派粮筹饷。(3)总之，对四支队的整编和挺进皖东，他是又赞成又提出很多限制措施。这样，他们的谈话自然无甚结果。
国共两党的大将，讨价还价，已无上下级和友军友谊了。廖磊一派搪塞之词，使叶挺心灰意冷，见不可强求，只好作罢。
1939年7月15日，叶挺、张云逸在致项英转延安电报中说：
“廖磊此次对我们是很冷淡的，并怕我们力量扩大，最近派到我军活动地区的行政专员都是反共分子，限我发展。现在我们只有一面努力与他表示合作，一面巩固与发展自己的力量，来巩固合作。”
叶挺和张云逸在金家寨住了几天，与廖磊交谈多次，除我方提出六条，对方提出五条外，各项实质性问题，一个也未解决。唯一的实际收获是叶挺建议廖磊同意，把四支队在立煌白水河的兵站改为新四军办事处，由中共鄂豫皖区委组织部部长何伟任办事处主任，挂新四军参议衔。上次张云逸来时，廖磊要求四支队撤销立煌兵站，相持至现在，叶挺这么一折冲，使之保存下来。这对隐蔽、转移干部起到很大缓冲作用，也为鄂豫皖区党委提供了办公地点。这是叶挺此次来金家寨的一个具体成果。
叶挺他们结束了权作为友好往来的这次出访，离开固若金汤的山城堡垒金家寨，叶挺看到，那个青山翠谷、流水人家、竹篱茅舍的山城依然如旧，可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生活战斗学习工作建设新中国的呼声却不在眼前了。安徽好比一滴水反映了整个世界。
叶挺沿途视察了一些江北游击纵队的部队，于7月22日返回了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东汤池。
出了金家寨，叶挺看到桂军演出队正在教唱歌曲，那是许晴作词、孟波作曲的话剧《新年》里的主题歌：
春天的太阳照山岗，
我们的歌声响四方。
去年苦干十二个月，
流血流汗没有白忙。
叶挺说：“确实没有白忙。五战区让我们出动淮南、津浦战区，这是和战区划分一致的，这和我党中央及中原局要求不谋而合，我们不能不执行，但如不加变动全部执行，又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活动范围，也很难保持自己作战的灵活性，不便于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利于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军部对我部留在此地的战略意图。”
“我们只有灵活执行。我们要尽快到皖东去发展，把皖中让给桂系。”张云逸沉吟着，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路边茂密的森林，感慨万分地对叶挺说，“在我们两广，有一种榕树，是一种寄生树，大的已长成一两丈长高，枝繁叶茂，一根根长须垂地，小的也一丈多高了，还有些长在离地面两三米高的树干上，根却绕着树干扎进泥土里面了。这是一种寄生或共生现象，出现在一些木棉树和油棕树上，寄生树种以榕树居多。因为榕树生命力极强，其果实经风力或鸟类啄食后排便在树干凹陷处，在一定的温湿度条件下便很快萌芽并成长壮大。若寄生榕树的根系可以长到地下自行吸取养分，那便能与主树共生，反而形成一道可供游人观赏的新景观，应予以保留。但也不排除榕树吸取了木棉树、油棕树的营养，长得很快，渐渐地裹住木棉树或油棕树，最后会将主树绞死。”
叶挺说：“你这是话里有话啊。不错，和一年前相比，桂系在大别山已更加集中地掌握了党政军大权，可以任意地统治和支配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现在桂系不仅仅是过河拆桥，而是要卸磨杀驴了。政治问题比军事问题严重多了，难怪中国辛亥革命至今二十余年无进步也！”
民族矛盾掩盖下的阶级矛盾，早迟都会亮出刀锋，碰出火花。
此前，廖磊并没有全部执行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指令，对共产党和江北新四军四、五支队采取了稍微和缓的态度。1939年10月23日，廖磊因突发脑溢血而逝世，享年四十九周岁。叶挺致唁电并撰送挽联。其后，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原来桂系在安徽推行的“容共”路线由此改为“反共”路线。四支队离开皖中地区以后，国民党一七六师区寿年师前来填防，相继占领舒城、桐城、庐江、潜山、岳西、太湖等皖中地区。李品仙上任后发动两次“反共”**，以肃清内部为名，杀害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家属，皖中干部被迫向江北指挥部跑反。原来说好的留守皖中与军部联络的部队，在李品仙的进攻下，根本无法立足，被迫转移到皖东。舒城东沙埂进步人士金沛之，以勾结“奸党”“奸军”的罪名被杀害。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华中局考虑到江北和江南地区战略地位，在万般无奈中，不得已重新派部队回皖中、皖南开展工作。
挺进皖东的四、五支队和江北新四军及皖中党组织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征战历程。
二 叶挺瞩目曹家岗
7月22日，叶挺在回到庐江东汤池后，准备前去寿县曹家岗，看望北伐战将、当年叶挺独立团一营营长、烈士曹渊烈士的亲人，也了结他过江北的一桩心事。
安徽六安寿县人曹渊，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我党早期培养的优秀军事指挥员。曹渊在作为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北伐攻克武昌城时壮烈牺牲，叶挺一直深为痛惜。1938年初，正当叶挺由武汉迁驻南昌，组编新四军时，忽然收到一封从安徽寿县曹家岗寄来的信，使他意想不到的是，写这封信的人竟是曹渊十四岁的遗孤曹云屏。
曹渊牺牲后，家人含辛茹苦，将曹渊遗孤抚养长大。随着日本侵略军的炮声一天天靠近，寿县城乡掀起了抗日运动。年仅十四岁的曹云屏辍学在家，整天在外面看集会听演讲，家里老人很不放心。就在这时，堂兄曹云露从延安归来，担任安徽省工委书记。在他的指点下，经过家里人商量，请人代笔，曹云屏写了致叶挺伯伯、周恩来伯伯的信，请他们帮助解决上学费用。
叶挺读着这封信，他的思绪转向北伐时武昌城头的浴血奋战。他怀着追念曹渊的沉重心情，在印有“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用笺”字样的直行红格信纸上，用毛笔一笔一画地写了一封工整的回信：
云屏贤侄：
尔来信已收到，不胜欣慰。尔先父是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我的最好的同志，不幸殉职于武昌围攻之役。清夜追怀，常为雪涕。十年来我亦流亡异地，每思查考其后裔而未获。今幸读尔来信，恍如见我故友也！尔须我助尔读书费用，我当然就尽力帮助。请尔即将尔读书计划，并每年需款多少及汇款确实地址告知，我自当照办。敝军通信处是南昌书院街明德村四号新四军通信处，希望即刻得到你的复信。
遄此并候
近安
叶挺近启
2月23日
这是一封何等情深义重的信！内中包含着对牺牲部属的怀念，对革命后代的关心，洋溢着得到已故战友后裔消息之后欢慰的心情。曹云屏接到叶挺这封信后，又收到了周恩来写给他的复信。周恩来在信中称赞曹渊是“为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并告诉曹云屏，许多烈士子弟已到延安学习，希望曹云屏也到延安读书，叫他去找当地党组织，要他们帮助解决所需盘缠，开具证件，介绍他去延安，并随信寄来二十元路费。一位中国共产党领袖、一位北伐名将，对烈士后人均给以殷殷垂怜之情。
当地党组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决定让比曹云屏大两岁的堂兄曹云青和他做伴，由堂兄曹云鹤相送。兄弟三人走了三天才到中共安徽省工委所在地六安城，在城内的文庙见到堂兄曹云露。曹云露安排他兄弟二人先绕道南昌去见叶挺。但当时叶挺离开南昌到岩寺整编部队去了，因而没能见到。他俩为了能及早赶到延安，给叶挺留下一封信又上路了。几个月后，项英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叶挺委托项英看望曹云屏，并交给他们几十元钱。此时他们已在陕北公学学习。
这次叶挺到江北，他在青龙厂褚老圩子住下，便约在定远、凤阳、寿县一带搞游击队的曹云鹤前来商谈。他问了曹家和游击队的情况，将曹渊的父亲和兄弟们的名字、住址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此次，叶挺和张云逸带着一部分警卫、秘书人员，从江北指挥部，专程跋涉百余里赶到寿县曹家岗，了结看望曹渊家人的强烈愿望。
叶挺从皖东到曹家岗途经寿县吴山庙时，找到了过去相识，曾掩护过他的老友魏立成。
吴山庙是安徽寿县东南重镇。这里地处交通要道，商贾云集，买卖昌盛，物产富饶。叶挺的朋友魏立成，1904年出生在魏祠村。1923年前后，魏立成来到江南芜湖做工，曾与叶挺相交，两人对时事看法大致相同，成了朋友，临别时魏立成资助叶挺五十元旅费。
抗战期间，魏立成在我党地方党组织影响下，参加了郑抱真组织的抗日自卫队。叶挺偕张云逸等到吴山庙，得知魏立成在郑抱真的抗日自卫队任职，立即派人请来见面，魏立成才知道从前在芜湖帮助过的人就是叶挺军长，便引着叶挺等人前往曹家岗。
淝河之滨，瓦埠湖畔，有一自然村落曹家岗。曹姓在这带是大姓，散居在小甸集周围数十个村庄里。曹家岗周围，为楚国故地，叶挺已明显地感受到这里的豪侠之气。自古淮上多义士，自孙中山决心推翻帝制，这里就是反清革命的渊薮，“淮上军”形成的激进和尚武之风至今可谓绵绵不绝……
当曹渊的父亲曹守身和大哥曹兴宽、二哥曹少修得知自己心中无限景仰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前来看望时，早在门外迎接，曹少修当年在武昌安葬曹渊时，曾和叶挺有过一面之缘。
叶挺急步上前，握住老人的双手说：“大伯，您受苦了！曹渊是我最好的同志，模范的革命军人。他为北伐战争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不幸阵亡，我同你们一样，非常难过。今天，我和云逸同志远道而来，特地赶来慰问您老人家！”
曹渊夫人当时正在田间劳作。她闻讯赶回家来，叶挺迎到门口，握着她的手说：“嫂子！我是叶挺。早该来看望你了，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总算见到了！”接着，曹渊的哥哥、弟弟、嫂嫂、弟媳等人，还有曹渊带出去参加革命并参加南昌起义的曹树屏也赶来了。叶挺逐一与他们握手问候，情深意切。
大家行礼之后，坐下来饮茶交谈。叶挺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非常随和。他一边喝着茶，一边讲述着曹渊当年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他说，北伐，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一直是前锋，在打到武昌城时，可谓一场激战。9月3日，北伐军开始攻城，打了一夜，没有达到目的。9月4日，北伐军重新做出部署，决定各团组成奋勇队攻城。我团负责攻宾阳门至通湘门。我团以一营为奋勇队，曹渊为队长。9月4日晚，曹渊率一营为攻城奋勇队，大家留书攻城，以竹梯攀登城垣。战斗异常激烈，攻了一夜，也没有打上去。天快亮了，一营人员所剩不多了。曹渊在一个土包后给我写信：“团长，天已拂晓，登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曹渊……”刚写完“渊”字最后一笔，头部不幸中弹，以致“渊”字最后一笔拖了老长。我看了勤务员送来的信，悲痛万分，让二营长许继慎组织小分队巧妙地将曹渊烈士遗体转移到安全地带。10月10日，武昌城终被占领。曹渊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为革命军人的楷模。他的献身精神，今天也将激励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最终打败日本鬼子。曹渊的榜样，教育着我们每个革命军人。
说话间，叶挺听到后院有捉鸡的声音，原来时间到了晌午，曹渊母亲和妻子张罗着要杀鸡做饭给叶挺他们吃。
叶挺发现后赶忙阻止说：“嫂子，不要客气，这顿饭你们就吃个现成的吧。”他的骑兵分队走到哪里都是自己做饭，这顿饭也由战士们做。于是战士们挑水、淘米、做饭，忙了一阵，军民同桌吃了一顿简朴的午饭。
他们饭后继续交谈。叶挺仔细地询问了曹家的生活和当地的抗日斗争情况。曹渊的父亲曹守身、曹渊的二哥曹少修、曹渊的弟弟皆倾向革命，投身革命。曹家第三代人，曹云屏、曹云青投奔延安，曹云鹤参加了皖东定远地区的游击队。堂兄曹云露，原来曾是皖北红军游击师的参谋长，安徽省工委书记，现在是江北游击纵队的指挥员。叶挺高兴地说，你们曹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抗日之家，真正继承了曹渊的遗志，不怕牺牲，继续革命。曹家人说，我们曹家岗，可以说八九不离十都参加了革命。叶挺说，好，日本人尚不能统治中国之沦陷区域，遑论征服全中国。我们最后一定会打败小日本！以告慰曹烈士等英烈在天之灵。
下午三点多钟，该告别了，叶挺说：“大伯、嫂子，我们合个影吧。”
叶挺用他那架德式照相机，和张云逸同志一起，与曹家祖孙三代人合拍了纪念照片。然后，他告别了曹渊全家和许多聚集起来含泪相送的群众，离开了曹家岗。曹家人是含着泪送走叶挺的。
朱克靖有篇文章这样写道：
“希夷……袍泽情深，旧雨关怀。在北伐时代其部属营长曹渊同志阵亡于武昌城下，因绕数十里存问其孤孀、父母兄弟。至其兄与八十岁老父已鹄候于门外，入其室则见蛛网四挂，环堵萧然。室中墙壁均行倾倒姿势。幸有多数木柱支撑，不然恐难保朝夕。这或许就是革命者之家罢了。少顷曹妻出现，并双手紧持一个密密封存完整的纸包交给希夷。检视结果——皆为其亡夫生前与其好友合影的遗像。此时曹妻肃立，双目直视，容颜惨淡，呆若木鸡，若不胜其情怀愁苦之思。希夷当以好言安慰，并担任照顾其现在求学之子，临行前赠给曹妻及其老父母各一百元。这款对曹家虽止小补，但在今日这样贫困的我们也倒算是一笔大款了。”
叶挺此行，扩大了新四军在皖东的影响。人们都认为新四军是仁义之师，纷纷参加新四军。叶挺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叶挺在曹家，还见到了南昌起义时的部属曹树屏。曹树屏按族谱排列，是比曹渊大两岁的远房堂兄，是曹渊要好的同学。后来曹渊南下考入黄埔军校，回乡探亲将他带到广州，入中国共产党举办的大佛寺政治训练班学习，后分配在新四军叶挺部任指导员，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后在汤坑失败，余部组织遣散。叶挺给了曹树屏两担银圆，叫他找一处秘密地点隐蔽起来，凭叶挺等领导人的批条，给每位遣散者发放路费。这样，曹树屏把银圆发给遣散者后，自己才奉命离开，经上海转回寿县家中。此事给叶挺留下很深的印象。
“你真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南昌起义失败，我交给你大量的军费。当时兵荒马乱，很容易卷款逃走，你却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把钱发完，没有损失一分钱，真是难得的考验！”
“是啊，军长，这是我平生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承蒙军长一直还记着。”
曹树屏和曹少修把他们组织游击队的情况向叶挺、张云逸做了汇报。叶挺认为他们必须迅速离开家乡。他已接到中原局来电，要加强自卫准备，因为周围的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顽固派已经做了布置，早走为妙，以防不测。“赶快去找郑抱真和汪少川！”叶挺离开曹家岗的次日，曹树屏、曹少修带上当地青年曹云梯、刘晚霞等数人离家赶到皖东根据地去。此后曹树屏一直在皖东地区从事财税工作，为新四军筹款、筹粮。叶挺曾经向组织交代，此人可以管钱，忠实、可靠。曹树屏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在税务商业部门工作，和钱财打交道，成为共和国一名财税干部。
回程再次经过吴山庙时，叶挺军长即委任魏立成为军部副官，又送给魏立成驳壳枪一支，军毯一条作为留念。不久，魏立成把全家召集一起说：“我决心跟共产党走，有党就有家！”为了解决部队经费不足和武器不足，魏立成把田地、房产连同杂货店一起卖掉，充作公费。把家具、耕牛等分别赠送亲友和贫苦农民，全家随军。魏立成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副营长、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支队司令，1942年担任路西区独立四团团长，并由张云逸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魏立成很自豪地逢人就说：“我也在党了！”1945年他调任新四军二师独立团团长。1947年秋因积劳成疾，魏立成病逝于苏北阜宁县喻口镇第七后方医院。
叶挺走后，寿东南党组织及地方武装，在北起淮河，南至吴山庙、合肥四十铺，东到水家湖，西及寿县瓦埠湖滨这个狭长地带，创建了寿东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寿县抗日民主政府。
在皖东期间，朱克靖带来的战地服务团三队，还和四支队战地服务团进行了一次联欢。
此次朱克靖过江，带来了军部战地服务团三队，共二十一人，其中有八个女兵，分戏剧、歌咏、绘画几个组。他们背着背包，上面横放着一把带布套的大雨伞，斜挎着装有书本和日用品的行军袋，腰间皮带上挂着又当饭碗水杯又当洗漱用具的搪瓷口杯。女同志走在队伍前面。一到合肥东部的梁园定远一带，绘画组就抓紧时间在墙上写上了抗日大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当兵要当新四军”等。
军部战地服务团三队和四支队战地服务团相遇后，彼此都十分热情。团长程启文是老红军，副团长汪道涵是年轻有文化的共产党员。两支演出队演出和导演的水平都较高，有的是专业的戏剧演员，其中大部是追求进步的抗日青年，并召开了联欢会，同台演出自己的节目；还召开座谈会，交流《三江好》等各自的节目和排练的经验，互相学习提高演艺水平，共同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抗日的年轻人都十分热情，很快建立了友谊。临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
1939年8月3日凌晨，叶挺结束了江北之行，动身南返新四军军部，按照程序，去时向蒋介石请示，回时当复命。叶挺赴江北整顿第四支队，包括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在处理后很快通过第五战区向蒋介石做了报告，蒋介石复电表示“慰问”。1939年9月29日《抗敌报》江北版上，对此专门做了报道。原文是：
（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望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4)
三 东进到皖东敌后
叶挺走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研究部署部队向皖东的战略展开，决定第四支队展开于津浦铁路以西的定远、凤阳、滁县、全椒等地活动；第五支队展开于津浦铁路以东来安、盱眙、嘉山、仪征、六合等地活动；江北游击纵队除以一部坚持无为地区外，其余部队进至和县、含山及合肥东部地区淮南铁路一带活动。
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炮火硝烟中，越过皖中丘陵、越过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进入敌后皖东。这个地方也是经过大革命和红军革命洗礼过的地方，有过党组织，发动过暴动，建立起红军和苏维埃，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种子还在。人们到了这里，才发现皖东不尽是平原，而是有不少山峰丘陵，只不过没有在大别山内见到的高山峻岭罢了。
大别山鄂豫开始自西向东，再从安徽西部向江淮东部延伸，横跨六安、寿县、合肥、安庆、巢县到达皖东的滁州，成为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界线，又称分水岭。分水岭一直延伸到津浦铁路西边的嘉山、洪泽湖等县。岭尾差不多涵盖皖东滁州全境。一千多年前，欧阳修就在《醉翁亭记》中写道“环滁皆山也”。津浦路东的嘉山县，嘉者，美善、吉瑞之意，也就是美好群山之意，1932年1月，由盱眙、滁县、来安、定远四县各划“隙地”而设，县治三界镇。嘉山县因境内最高山峰“嘉山”而得名，属安徽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大别山和桐柏山诞生的四支队、五支队实行东进战略展开后，在大别山余脉尾部的合肥、巢县、全椒、和县、含山，创建了津浦路西定远东南藕塘地区，津浦路东来安东北半塔集地区游击根据地，实现了进军皖东，通过皖东与皖南军部、与苏皖豫、与挺进江南的新四军其他支队交通联系的战略布局。
第四支队九团在1939年8月挺进皖东后，先后在滁县、全椒一带开展抗日活动。四支队九团和滁县常备队配合，在滁县腰铺镇庙山和日军打了一仗。是役，毙敌四十余名，内有军官三名，缴获军用品一批。九团伤两名，常备队死伤五六名，老百姓被敌人残杀四五名。
庙山之战，四支队九团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滁县常备队和当地联保主任，解除了庙山乡一带老百姓受日伪军**的苦难，提高了新四军的威信，也加强了与友军的团结合作。战后，滁县常备队送粮食、猪肉等慰问九团。这次战斗胜利，也提高了皖东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年8月下旬，新四军军部教导队科长、老红军干部梁国斌，从江南被派到江北指挥部任军法处处长。他经过对皖东一个月的考察，“深切感到敌后的革命形势生气勃勃，令人鼓舞，和皖南的沉闷空气，成为鲜明的对照。……在江北敌后，我军积极收缴敌伪枪支，扩大队伍，自己筹粮筹款。党可以公开在部队活动，政治宣传工作十分活跃。像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及其他许多抗日武装游击队，都是坚决冲破国民党各种限制而发展起来的，到处军民团结，官兵一致，士气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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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件现存安徽省档案馆。
(2) 五路军防共训令。
(3) 访谈郑位三、戴季英笔录，原件存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4) 《叶挺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