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不尊重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东南局，而最直接对抗的就是军部，一切矛盾具体都体现在高敬亭与军部命令的对抗上。
当时国民党控制南方八省红军部队整编，多方折冲才给了一个新四军的番号。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力量一直是控制的。八路军下面设师，师以下设旅，新四军军以下直接设旅级支队。中共中央也是没有办法才将黄河以南八省十四块苏区的红军，统一编为新四军，在设置上确是有着不尽合理的地方。四支队与军部的关系，一开始就存在一些问题。
当时领导四支队的有两个党组织，两个战区。共产党方面长江以北的长江局、中原局，长江以南的东南局、军部、军政分会；国民党方面，四支队归李宗仁五战区二十一集团军廖磊指挥；新四军军部和其他一、二、三支队又归江南三战区，由顾祝同具体指挥。
说是南方，但江南、江北是过去从没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战略区。中共中央原本的设想是以闽浙两省及皖南的红军游击队编为两个师，项英为军长、陈毅为一师师长、张鼎丞为二师师长，可是后来却把江北鄂豫皖的红军部队也放进去。这两支部队过去联系很少。从战略区来说，军部和一、二、三支队有着天然的联系，过去总体是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基础。而四支队来自鄂豫皖，是鄂豫皖苏区，全国三大主力红四方面军的基础，地处江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单位。改编为新四军后，四支队与军部战时联系确实困难。现在又分隔成两个战区，战区主管单位也不相同，军部和四支队沟通难，更容易产生矛盾。
1939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关于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情况致毛泽东、王稼祥、谭政的信中说：
“江北四支队远离军部，鞭长莫及，在那里的工作还不能有把握地做出估计来，更说不上实际的领导。但自张云逸同志过江后，已能进一步地建立关系，至少八团队、游击纵队及军特务营（共约五千人）已能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至于高敬亭直接领导之第七团，则尚是待决的难题。”一是说沟通不易，不了解情况，二也是状告高敬亭不听指挥。
山头的隔阂，加上现在战时沟通之难，造成高敬亭对军队的个别领导不够尊重。尽管高敬亭最终执行了军部项英、叶挺的命令，但他原则性太强，灵活性不足。这使他处处树敌，因而遭到打击。
项英代表着中央苏区，南方游击队中的各部，原来基本上属于中央苏区，所以，江南部队基本上都接受项英的领导；而高敬亭，则代表着原鄂豫皖苏区，因其规模最大而可以雄踞一方。高敬亭和项英都是出身于红军的将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都是一个战略区的军事政治负责人，可是他们之间出身不同，来路不同，位置不同，而且没有在一起战斗过，沟通不够。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在督促四支队东进、处理高敬亭问题上，项英做得基本正确。可是他自己在军部东进问题上却犯着和高敬亭相同的错误。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主席、政治委员、副军长，项英集数职于一身，可谓共产党在东南半壁江山的风云人物，却屡次对抗中共中央东进苏南，然后北上的指示。他也知道江南不是久留之地，他不是想东进，而是南下。他认为日军为扩大控制范围，必然打通浙赣铁路，向上饶、金华入侵，国民党部队届时自然撤走。新四军开到敌后，在天目山、黄山、四明山一带展开，甚至在那里重新恢复当年的中央苏区。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项英未同任何人进行任何论证和探讨，却一直在暗中做准备，他把众多的主力部队和军政干部留在身边，不愿东进，用意也正在于此。他不尊重叶挺，排斥中共中央派来的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很多事比高敬亭做得更过分，以致酿成一年后皖南事变的发生，造成新四军近万人覆灭的惨剧！
高敬亭不了解从国民党营垒中杀出来的名将叶挺的心路和情感历程。叶挺是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叶挺的成名是因北伐期间的独立团和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卫戍司令。后来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担任总指挥时，高敬亭还是个青年农民。高敬亭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十年土地革命、参与和领导创建苏区和红军的斗争时，叶挺却脱党了。到了抗战爆发，因为国共两党的政治需要和特殊的身份，叶挺当上了新四军军长。四支队进驻东、西港后，第一次与军部联系，是高敬亭派了七团的政治部副主任熊挺去江南军部的。熊挺回来说了军部的情况，大家感到那里简直是“国民党”化了。一提到蒋介石就啪的一个立正，四支队的干部听了都很反感。连党的组织生活都要偷偷摸摸地躲到山沟里开，平时连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名称都不允许公开谈论，处处受制于国民党，捆绑自己的手脚。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叶挺有些与众不同的甚至比较特殊的地方。叶挺到江北时，穿着皮夹克，皮凉鞋，而四支队的干部战士都穿草鞋。他到部队指导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外出带着炊事人员，穿着皮鞋，背个德国造的高级照相机到处照相，这些在高敬亭等大别山红军战士的观感中，好像都不是那么顺眼，与红军战士的习惯当然不大协调……高敬亭同志非常注意部队的上下级之间、干部与战士之间的关系。干部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化，真正和战士同甘共苦。在三年游击战争当中红军没有住过房子，在大别山有几句话：树林是住房，茅草盖身上，石头当枕头，草根、树皮是食粮。当时确实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如果不能很好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搞好上下级关系、军民关系，那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部队保持得是比较好的，不管你是干部也好，战士也好，什么人都一样，高敬亭同志平时也是如此。
叶挺也不了解这位红军战将的心路和情感历程。高敬亭是在红军十年血与火的岁月中滚过来的。特别是红二十八军敌后作战频繁、规模大，对敌斗争不仅残酷，还十分复杂，所以对国民党警惕性很高。高敬亭文化不高，说起军事理论也不是一套一套的，可是却战功累累。他有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自我感觉良好。对没有吃过苦，没有领略过游击战、运动战，来自城市的人有看法，他对没有打过什么胜仗也来指挥者有着天然的反感。当叶挺强令高敬亭放弃大别山根据地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痛快地执行？所以当叶挺下令扣押他之后，他自然会在批斗大会上众目睽睽之下质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为什么要我们放弃用鲜血换来的大别山根据地？
高敬亭的悲哀之处，在于当他受到伤害时，竟没有一个手握权力的同志出来为他辩白，或者说句公道话。从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在高敬亭以上的及和他平级的，当时几乎没有人替高敬亭说好话。高敬亭和中共中央所有派来的人的关系都弄得很僵或不是很顺，郑位三、戴季英、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董必武、叶剑英、项英、叶挺、朱理治、肖望东、郭述申……高敬亭点名要戴季英回四支队，可能认为当年他们都是“肃反”专家，相信他们之间会有共同的语言。高敬亭最后没有想到，戴季英会与他较劲并最终赞成置他于死地。他们之间的矛盾，因“心开岭事件”而一度白热化。戴季英一来就发现四支队中因为高敬亭“肃反”搞得比较多，一些同志难免对高敬亭意见比较大，特别是一些被伤害得很重的人，心中甚至对高敬亭会产生一些怨恨……戴季英就利用了这一点。戴季英在鄂豫皖就是“肃反专家”，杀人其实更厉害，随红二十五军长征“肃反”肃到陕北刘志丹的红军那里，他本人为此也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当然对陕北的事要负责的不止戴季英一个人。但是到了抗战初期时，中共中央已制止“肃反”了，戴季英又是中共中央派来的，红二十八军时期的“肃反”就没他的事了。所以，当戴季英与高敬亭闹矛盾时，一些对高敬亭有怨气的人，就被戴季英拉到了自己一边，在邓子恢、叶挺搞的“反高斗争”中，起了对高敬亭很不利的作用。“心开岭事件”中，戴季英跑到周骏鸣的八团去，在四支队里，就跟着他跑掉了好些人。这些同志一跑掉，也就没有了回头路，直到高敬亭被抓起来，才敢回到主力这边来。这些同志，对高敬亭就很难再有什么感情了。
“批高”时有人说，军部再三命令赶快上前线打鬼子，你老是违抗命令躲在后面，还说鬼子飞机大炮多么厉害，不敢东进和日本人作战！高敬亭回答：“直接阻止同志们去打鬼子，这是没有的事！”可是当时连项英也是这样认为。1939年3月，项英先后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叶剑英及在皖中的张云逸等，指出：对高敬亭“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以推动其部队前进”。他认为高敬亭不愿东进，是害怕日本人。当时随叶挺到江北的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于1942年为庆祝新四军成立六周年而作的《回忆与感想》一文中，说“高敬亭违命不前，畏敌退缩种种罪行，其中尤以畏敌退缩，趑趄不前的罪恶为最大”，说高敬亭是“懦将”。这种历史的记述可以看作当时军部领导层对高敬亭的态度，这其实是不了解高敬亭，丑化高敬亭和四支队这支英雄的部队。高敬亭在皖中、皖东，至其被枪毙之日，四支队仍是新四军下属各支队抗战战功最卓著的一支部队，何来害怕日本人之说？上不知将，不仅是对高敬亭的侮辱，也是对这支英勇部队的侮辱。四支队东进后，在皖中、皖东、沿江地区不断向日军出击，打了不少影响很大的胜仗，说高敬亭同志不抗日，这是从何说起呢？
高敬亭的悲剧是在全党上下批判张国焘叛变逃跑的氛围中产生的。当时虽然提出要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整个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分开，但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使用与看法多少有些负面影响。这其中，因为张国焘叛变后中共中央对原鄂豫皖干部的疑虑，也影响了中共中央对高敬亭的信任。所谓“同张国焘亦有往来”，主要是在高敬亭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来了一封信，高敬亭也回了一个报告。另外，张国焘叛变后，在武汉发了个传单，夸张他自己，诽谤我们党，瓦解我军。有人收到这传单，交给高敬亭，高敬亭一直保存着这个声明，其他再没有举出任何一点事实。应该指出，从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看，由于张国焘在和中央红军会师后闹了一出草地惊变和另立中央的闹剧，中共中央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及留在鄂豫皖余部的领导人高敬亭十分担心，担心他不知真相再次被张国焘所蒙蔽。然而高敬亭汇报信中涉及的“陈同志送来的”这封信，却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毛泽东于1937年9月15日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特地关照：“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尽管“陈同志”来信头衔显赫，但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而实力大损，张国焘也因在长征中另立中央事在延安被批判一蹶不振。而曾显赫一时、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不久，因为没有按时归队，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序列中已没有他的位置，即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原红四方面军没有参加西路军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都在接受学习和教育，所谓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早已不复存在，但毛泽东仍对此信产生疑问而要亲自审阅。陈昌浩确有回来拉队伍的打算。在延安“批张”时，许世友等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的确准备重回鄂豫皖，拉队伍再干革命……
董必武来后向高敬亭和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全体成员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到会同志包括高敬亭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对叛逃的张国焘，高敬亭的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张国焘历史上领导过鄂豫皖苏区，难道说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会随着这个叛徒叛党？
高敬亭和广西军有联系，不能算错。广西军即当时的第五战区和安徽省政府的领导机构，高敬亭作为属下当然和它有联系。但和它不可能关系很密切。高敬亭和他领导下的四支队是大别山人民的子弟兵，他们和鄂豫皖人民血肉相连，在大别山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今广西军统治这块地区，它朝思暮想的是要把四支队赶走。现在它利用新四军和四支队的内部矛盾，正好借刀杀人，达到自己独占大别山的目的。高敬亭又怎么会和他们勾结呢？
有许多战友揭发他的错误如“肃反”和生活作风的问题。红二十八军不少干部战士在内心敬佩高敬亭，但却不满他残酷的“肃反”。在“反高”斗争中，高敬亭除了承认过去“肃反”有扩大化倾向和作风上的错误外，对其他问题始终不服。高敬亭被扣，丧失了指挥部队的权力，也就丢失了他的独立的品格。就像一个击剑手，不能自由地挥手，辗转腾挪，他能跟波诡云谲的命运抗争吗？任人陈词，一顶顶帽子往他的头上扣来……开始，高敬亭的脸色激动得燃烧起来，他辩白的态度也愈来愈愤激，后来，干脆不说了。
在这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本来是生死同命的战友，由于观点的不同，瞬间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把那患难与共和肝胆相照的岁月，抛到九霄云外。红二十八军及四支队的老战士以后慨叹：这期间既经历了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革命队伍内部的生死斗争，既在“外斗”中结识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也由于“内斗”而对“同志关系”有着难以言状的特殊理解。崇高的革命队伍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其中有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颜直谏的脊梁和风骨。
面对如此的冤屈，不知道这时的高敬亭会对自己当年的“肃反”深感内疚吗？会感受到那些被自己处死的战友内心深处的冤屈吗？特别是那些同他一道浴血奋战的亲密战友……他通过“肃反”杀了那么多的自己人，现在他高敬亭也有可能要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当初自己以革命的名义肃杀他们的生命，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证，也包括他自己。批判高敬亭的斗争会也像他过去一样无限上纲上线，种种罪状加起来，便成了“反党闹独立”“反革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当时整个部队不少干部对上级这样处理高敬亭是坚决拥护的，纷纷起来揭发高敬亭的问题。也有的老战士回忆，当时会场是一片喊“杀”声。他们怕放回高敬亭以后他会“肃反”报复。各种对高敬亭的误解、不满，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这让当时在青龙厂主持“反高”的领导认为“反高”很有基础。朱国栋回忆：“反高”时，开始的三天我没去开会，因为我正患脚气病，后来也去了。整个过程都是叶挺自己一个人搞的，当时我们真是幼稚，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后来他们又派来了一些人，来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相信他们做的是对的。幼稚，恐怕是当时那批农民出身的红军干部战士，遇到“高敬亭事件”这个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时，一个最合理的认识。正因为这个事件充满了大量的矛盾，“幼稚”也就显得更加突出。程启文成为少将后说：我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幼稚？
面对组织者的声势和同志们的误解，高敬亭百感交集，仰天长叹……
批斗会在青龙厂褚家圩子后面的树林里进行了三天。跟随叶挺过江的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写了一篇文章《第三天》，后来刊登在江南新四军政治部编印的报纸《抗敌报》上。我们按照这篇文章的叙述来看看高敬亭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一天。
6月23日，这是公审高敬亭的第三天了。“记得那是一个酷暑天的清晨，太阳尚未射出平地，只是朝霞半天，光辉夺目。一群群的乌鸦喳喳沙沙地叫着，从一个村庄前后的大树林里向田野乱飞觅食。许多武装同志从四面八方向着这个庄后大栗树林内集中，大约不到半小时的工夫就踊跃地来了七八百人，这些人的职务和阶级都是不同的。其中有高级首长、战斗员和马夫、伙夫、印刷工友、机械工友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形形色色，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人物，大家都觅好了地位，一个个席地而坐，默不作声，只是仰着头注视着首长们的住所。这是完全不同于我们每次开会前，各单位总是相互竞赛唱歌，声入云霄，唱完一个又一个，会场中充满着活泼英勇的空气，充满着澜沧盈耳的歌声，不到主席宣布开会前不会静肃下来的这个作风的。”
“这时，忽然掌声如雷，大家看到叶军长、邓副主任、张参谋长及其他几位首长，一同在村庄门口的拱桥上出现了，勇猛的叶军长面带着愉快的笑容，很悠闲地走着，邓副主任则有左顾右盼若无其事的态度，张指挥跟在后面低着头好像是在深思熟虑什么事情似的。他们就这样地在鼓掌声中走入会场。……”
高敬亭被两个看押人员推搡着，从褚家圩子最后一进，穿过前后五进褚家大屋的通廊，出了朝西向的大门，一种决绝悲壮的激愤之情犹如泉涌。
跨过门口吊桥，沿着护圩的壕沟边的路往右拐，在这段路往东拐的左边有口大水塘，塘水清且亮，高敬亭怎么也不会想到，他这位坚持大别山的游击英雄，一个叱咤风云的高级指挥员，会受到如此的屈辱，在拐弯时便纵身跳入大水塘中。叶挺警卫班几个卫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水中打捞起来。沟旁有一株老榆树，高敬亭又用头颅撞树，也未成功。他是宁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自己所受的冤屈。
警卫人员将高敬亭捞起来换了衣服，再押上会场，他坐在一把竹靠椅上，继续接受批斗。
邓子恢主席宣布正式开会了，并要求大家今天还可继续发表意见，会议的气氛已不容高敬亭辩解，有个枪械厂工人鲁师傅还上去动手打了他几耳光，因为他在“肃反”时挨过整。高敬亭就骂他是“流氓”。高敬亭过去喜欢用忠诚鲁钝的人替他审讯和行刑，这次审讯他的人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高敬亭从这位粗暴的拳打者的眼里，看到了沸腾着的灼烫之火和饮血夺命的鲁莽劲！鲁师傅继续说：“记得我有次病了又挨你的打，还罚抬轿子三天。我痛得难受，病得难受，实在是走不动了，你又叫人打我，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可恶极了。”
批斗会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午后二时继续开会。下午的主席团是由邓子恢、张云逸、罗炳辉、戴季英、郭述申和几个士兵组成的。举手要求发言的又如春笋一般，于是这一个情词恳切地发表一篇伟论，那一个慷慨激昂地说出许多新的证据。会场中掌声与吼声并响，热情与正气交流，只觉得整个会场都为热烈团结的气氛所笼罩。这样滔滔不绝的议论，所费时间已超过主席所允许的两倍多了，于是邓子恢主席宣布讨论结束。请叶挺军长讲话。
叶军长即席以诚恳的态度，纯挚的词句发表这样简单的一段话：“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中央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即就军部讲，也对你做到仁至义尽的地步，当我来的时候，我和项英、国平两同志商量关于你的问题，顶好以尽到教育责任，把你挽救过来。大家对你都抱着坦白成全的态度。我会对你郑重警告，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保持你过去光荣的历史，服从中共中央，服从军部革命的道路。一条路与这相反的，如你过去在抗战过程中反中共中央反军部的反革命的足以灭亡你的道路。谁也不愿意你这样自陷绝境的。可是你竟至死不悟，余亦爱莫能助，只好遵守我的职责，昨日已请示委员长按照军纪国法给你应有的处罚。”“这段话完毕时，掌声震耳历时数分钟不绝。”
“短小精干目光灼灼”的张云逸也大声做了发言，“立时会场激昂慷慨的空气紧张万倍了”。张云逸是好人，大家都叫他“张善人”，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恐怕也不全是他的主意，也不是他能主宰得了的。
“继之，邓副主任做总结，共指出……高敬亭七大罪状，其中指出他的‘最大的罪过是’反党反中央，反军部，次之是违犯统一战线逃避抗战，又次之是贪污腐化，破坏优良传统……次之又次之是……’最后宣布中共中央和军部来电开除高敬亭的党籍和军籍。邓副主任以谨严诚挚的态度，接受三日来全体同志对高敬亭批评的意见，并把中央及军首长对高敬亭处置的指示容纳一起，做了一个历三小时的热烈正确的结论。”
“这时已是西山日落，黄昏已久，乌鸦归林的时候。只是树林下点燃雪亮的汽灯，白光与绿叶相映，人们觉得有些美丽悦目。乌鸦吓得绕林高飞，喳喳叫喊不敢近巢。恰当我们开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忽接到蒋委员长电令枪毙高敬亭，以正国法，以肃军纪的命令。……”(17)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早就对四支队不满，多次向第五战区和新四军军部诬告第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现在廖磊当即将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报告给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五战区又上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在重庆的白崇禧又转报蒋介石。可以想象，蒋介石接到这样一个可借以消灭宿敌劲敌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是大喜过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视高敬亭为眼中钉、肉中刺，曾悬赏重金要高敬亭首级而不可得，如今有人请处以枪刑，求之不得，焉有不照准之理，当即复电同意。白崇禧回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新四军也是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由于具体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人，来自各个方面，背景比较复杂，想法估计也比较难以揣测，在中共中央电示尚未到达时，在青龙厂，以项英、叶挺名义签署的死刑判决布告已贴出去了。对待共产党的大将，军部积极执行了蒋介石的军令，在青龙厂组织批高的负责人自然有了执行的理由。如果以国民党将领和蒋介石的意见为准，那共产党方面将领岂不是被杀光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既可悲又费解的事件。
不过，新四军四支队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理应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复电指示：“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18)可惜的是这个电报来迟了，距离高敬亭将军被杀已经过去两个小时。
对自己将要被执行死刑，高敬亭是知道的。凡是一个人遇到重大打击所应产生的强烈反应他都没有。没有捶胸顿足宣泄内心的愤怒，没有歇斯底里的颓然倾倒的情态。高敬亭性格内向，有着超常的坚忍，即使在迅雷般的打击下，也能竭力自持。
窗外，农历五月十五的月亮高悬空中，夏风刮过，枝条摇曳。在高敬亭的眼前却是一片黑暗，点着灯，可是他有一会儿却仿佛什么也看不见了，耳畔轰响着下午批判会上开除他党籍军籍的决定，还有死刑判决，回响着一些战友大声批判他的声音……
6月23日夜，黯然的灯光，从侧面把他的放大了数倍的变了形的身影，投射在青砖墙壁上。
窗外，月明星稀。褚老圩后围墙外“红军井”旁一颗巨大的橡树上，传来猫头鹰的叫声，给宁静的皖东的夏夜洒下一派恐惧的气氛。
高敬亭用一生中整整十年的光阴，用他的全部力量和全副精神为红军革命这一崇高、伟大而神圣的正义事业而奋斗，他曾经毫不畏惧地迎接了种种危险，而现在，正在他奔向抗日战场时，突然被宣判死刑！
难道我多年革命就落了这个下场？一股悲哀的浪头扑到高敬亭的心头。他本来是红军之星，抗战之鹰！可是现在随着蒋委员长一纸判决，来自大别山的龙将委身皖东的泥尘。这个和死神搏斗了十多年，一分钟也不曾失去自制力的人，这个多次战胜敌人也不曾暴露自己内心激动的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孤独而又无助，身陷牢笼的高敬亭凄然泪下。他思念亲人，特别是史玉清和孩子。他特地从看守人员那里要来毛笔和纸砚，用他那手漂亮的毛笔字给妻子写下诀别信。这在中国是个规矩，死刑犯也有给家人留言的权利。
高敬亭在写这封信时，他的内心是十分平静的。这封信是用竖行写的，有两个繁体字，他害怕史玉清不认识，还加了注释。信是这样写的：
玉清同志：已决定我24日上午八时处以死刑。孩子你要呢，就留着，你不要呢，就送给老百姓。敬亭亲笔。
军部宣判自己是反党反中央的叛徒，可是他仍以革命的名义，称史玉清为“同志”，表明自己内心的申诉：请你放心，我仍是革命的同志！
此时，在关押高敬亭的同时，史玉清也被关押在舒城四支队司令部钝斧庵的一间黑屋内，而且是带着九个月大的孩子被关押。苍天有情，大别山下着连阴雨，**雨绵绵，不时透出几分冷意。
舒城东、西港冲，原本是无数革命者共同的大家庭，无忧无虑，工作愉快，自然环境也美，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民风淳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声惊雷，山河变色。史玉清从人人尊敬的高司令夫人变为阶下囚，这对史玉清来说，真是天上地下，她好久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也不知道高敬亭出了什么事。她变得悲伤而又忧郁，孤立而又无助。最近她好像感到高敬亭的危险增多了，而且比以前严重了，可是她不能在极险恶的情况下和他一起承受悲惨的命运。此时，她怀抱着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儿，肚子里还有一个七个多月的胎儿，在囚室中苦挨。这个遗腹子就是后来上书毛泽东要求为父平反的，高敬亭的小女儿高凤英。
一天下午，在门口看守她的战士打开锁着的门，一位老乡打扮的人把一封信递给她，朝她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史玉清一看信封上熟悉的毛笔字，知道是高敬亭写来的，心里又惊又喜，急忙拆开信封，抽出信来，只有一张纸。
看了这张高敬亭的绝笔信，史玉清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遍体冰凉，脑子骤然麻木了，像被雷击一样呆立在囚室中，然后昏倒在地上……她失去了时空概念，仿佛看到高敬亭笑着走来，拉着她和女儿的手……她用全部人生希望和景仰所构建的精神殿堂倾塌了，悲剧把她人生的痛苦推向了极致，所有美好的装饰全部崩塌，化成一堆废墟压在史玉清的身上。她没有能力去救高敬亭，去为他鸣冤叫屈，空有着椎心泣血之痛。她也不知今日何日，等她醒来，看到女儿拉着她的手在哭。她抱着女儿，坐在漆黑冰冷的墙角暗暗地哭了一夜，泪水打湿了她穿的一件大襟黑褂子……
1939年6月24日清晨，高敬亭被从关押地捆绑着，被押着从褚家圩子最后一进穿过前后五进大屋的通廊，出了大门，一种决绝悲壮的激愤之情犹如泉涌。
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军部警卫班战士押着高敬亭，出了大门桥，再往右北拐，然后又右拐，顺着褚老圩护圩壕沟外向东的沙石道路往前走。这条路是高敬亭的黄泉路，不归路。押送人员押着高敬亭走过褚家圩子最后的围墙，公审他的会场和关押他的房子已在右侧身后，走过左侧四支队战士帮助当地居民挖的一口水井，现在被称为“红军井”。前面是褚家给牲畜饮水用的一口大塘，当地人叫饮马塘。在饮马塘边，有块洼地，当地人叫小东洼子，是当年青龙厂一带的乱葬岗。在一棵树下，放着一口漆得发亮的黑漆棺材。
军部警卫班两位警卫战士将高敬亭推向行刑之地，两声凄厉的枪声之后，子弹从背后击中高敬亭那高大的身躯。高敬亭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无边的黑暗，遮蔽了这位英雄的双眼。遗体装棺后埋葬在东洼子附近。小东洼众多有墓碑的坟墓中，又添了一座不能立碑、唯有黄土、野草相伴的新坟、大冢。
此时高敬亭年仅三十二岁，正是他人生的壮年、黄金季节。将军的满腔热血不是洒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而是洒在四支队开创的皖东抗日根据地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又增添了一宗不该添加的冤案。
惠特曼说过：“当失败不可避免时，失败也是伟大的，而且死和绝望也是伟大的。”一位伟人说过：“每当人类为新生活开辟通道时，其代价总是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战死也是牺牲，冤死也是牺牲。历史将会用沉重之笔记下这场悲剧！
一名在苏区曾让国民党军闻风丧胆的战将，蒋介石“剿共”电文里的“高匪”，在民族大敌当前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坚持抗战的优秀将领，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对高敬亭个人来说，是个莫大的悲剧。一个军人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敌人最后一颗子弹击中！可惜，生活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这对红二十八军这支英勇的部队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悲剧！
高敬亭被扣押的同时，八团、东北挺进团、九团、七团、特务营、教导大队、江北游击纵队和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亦东进至合肥青龙厂附近地区。这支英勇的部队，此时已全部东进，正在军部周围，随时听从军部指挥。可是此时四支队东进的举动，对改变高敬亭的命运来说，已经是太迟了！
张劲夫后来在总结这一事件的教训时曾指出：“高敬亭同志根本不存在反党、反中央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不抗日、不东进的问题。他的被杀是冤枉的，加给他的一切罪名是莫须有的。”他的被杀“造成我党历史上一桩大冤案”。“今天看来，假如没有发生杨、曹叛变事件，高敬亭同志也不可能受此厄运。要知道那是战争年代，前有日本鬼子，身后有国民党顽固派重兵。新四军四支队还处在游击状态，发生主力团团长和政委一起叛逃事件对部队震动太大了，它的严重性不能不引起新四军首脑机关的高度警惕。再加上高敬亭同志平时已暴露出来的那些毛病，为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和更严重的损失，这就促使了军首长采取了非常措施。这就是历史啊！”
高敬亭被杀，当时很多人受牵连，妻子史玉清被关押、开除出党；两个妻弟也被关押过；自己的娘家、干妈的家都受到抄查。
1939年8月份，史玉清生下高凤英，家里缺衣少食，西港冲有很多老百姓给史玉清送吃的穿的。送的人都不敢进门，就把东西偷偷地放在门槛上或窗台上。高凤英说，我们至今都不知道那些好心人的名字。1940年，史玉清随二师征战在江苏盱眙时，两个女儿送给老乡收养，大女儿不幸夭折，小女儿高凤英由贺长贵家精心照顾，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被母亲接回……史玉清仍坚持留在部队，1942年在新四军二师重新入党。
1939年7月中旬，江北指挥部主任邓子恢亲自率队到四支队，把“批高”搞成“肃清高敬亭遗毒”，杀了王占元、常海、郑长星等几个所谓高敬亭的亲信。百余名四支队的，特别是七团的连、排、班级干部战士对处理高敬亭同志不理解，认为革命无望而离队，减弱了四支队的抗战力量。九团的十几个号兵也集体离队跑了。在大别山，有人说高敬亭是条龙，有人说高敬亭是只虎。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自身被处决，竟然还得到这些身经百战、视死如归的血性汉子的衷心爱戴？！愿意为他去死！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人绝不是平庸之辈！
“反高”，四支队的人都被当作“高敬亭的人”而被怀疑。胡继亭等一大批人被撤职或送去学习。林维先、梁从学、詹化雨、汪少川等优秀将领，甚至从红四方面军派回来的林英坚，也曾长期受此影响，未受到应有的重用。新中国成立后授衔，有的战功卓著的高敬亭老部下被降授衔。而高敬亭指挥的三年游击战争、四支队下山抗战，也没有受到足够的研究和论证，如高敬亭军事思想，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对中国红军长征的贡献，四支队出山抗战对华中战局的贡献。甚至他指挥的几十仗，其中有许多相当精彩，却没有拿出一个能够体现他的战略战术思想风格的战例，比较详细地进行描述、分析。这方面的东西无人去做，难以留下来。直到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高敬亭平反。20世纪80年代初，林维先等一批红二十八军离休干部，紧赶慢赶，编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资料选编》《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还没有公开出版……
高敬亭同志被害后，万海峰等二十几个警卫战士，也受到株连。经审查后，万海峰才被允许进入新四军皖南教导队学习，后在粟裕将军指挥下作战并成长为优秀军事指挥员。1988年，他在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任上被授予上将军衔。此时的上将，已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衔了。这是红二十八军这支队伍中获得最高军衔的人。有人说，是万海峰代替高敬亭做了上将，是高敬亭在天之灵力荐他做了上将！
万海峰确实没有忘记高敬亭的教诲。他在获上将军衔后，曾在《首长、良师、慈兄》一文中写道：“一次我为高政委办了一件工作上的小事回来，高政委表扬我真有办法。我红着脸回答，为首长做点小事是完全应该的，算什么办法呢？高政委拍拍我的肩头说，小同志，任何人想要成就大事业，都得学会做好一件件小事。人生的道路很长，革命的事业很艰巨。让我们从小事学起，从小事做起吧！”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隆重举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庆典。9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及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三十位抗战老兵、国际友人代表颁发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纪念章围绕着“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题而设计，由抗日战士浮雕、延安宝塔山、黄河、橄榄枝、光芒五大元素构成。年届九十五周岁的万海峰上将赫然在列。
高敬亭被杀，杨克志、曹玉福叛变。由红二十八军主力团二四四团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处在严重的混乱当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任七团政委徐海珊带领一个营正在离凤阳不远的吴家圩子活动，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带领部队返回团部。他毫不犹豫地和新任团长秦贤安采取各种果断措施，稳定巩固了部队。徐海珊等同志分头下到连队，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并想方设法解决部队的给养，在这次事件中，徐海珊同志表现了他明确坚定的正确立场，稳定了这支红军老部队。这个部队后来就成了华野主力组成部分之一。
高敬亭同志被处决的消息传到特务营，副营长吴万盈找到营长李士怀、营政委李世炎哭道：“营政委，营长，高司令死得冤呀，看来军部派人来是不准备用老干部了，我们将部队带走，自己打日本人去吧！”
看着泪流满面的副营长，李世炎心如刀绞。四支队特务营就是红二十八军特务营，这个营有四个加强连，都是红军老战士，只有极少数新兵，当时火力配备也比较强。该营现在行动地区距敌人占领的淮南煤矿驻军据点只有十至十五公里，正在那里袭击敌人淮河水上交通线，有时打击蚌埠外围的日军据点。这支由军政委高敬亭亲自带大的部队，大多数干部战士对高敬亭都怀着一种特有的亲情。现在这位让他们推崇的领导却死在自己人的枪下，这不得不让四支队广大指战员感到悲愤。但副营长的话又让李世炎想起自己因“肃反”被免职后又被平反那天军政委对他的一席话：“你时刻要记住，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要经得起革命的考验，无论你受了多大的委屈，你的心要始终向着我们的党，时时刻刻听从党的召唤，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因为这是我们革命力量的源泉，革命胜利的保证呀！”
李世炎对副营长说：“在革命的征途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我们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领导这一条绝不能变！如果我们现在把队伍拉出去，做的岂不是令仇者快，亲者痛的事了吗？如果军政委在天有灵，是一定不会让我们这样干的。”李世炎镇定地对副营长说道，“不要听信谣言，不要害怕，决不能逃跑！”
为了稳定部队，李世炎又找各连干部谈话，要求各连干部听从统一指挥，不论何人来调队伍，没有他的签名盖章，都不要执行。关键时刻，李世炎以他坚定的立场，细致的工作，稳住了军心，保持了部队的完整和统一。新中国成立后，李世炎、李士怀均成为共和国少将。
高敬亭被枪杀的消息传到战地服务团时，程启文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脑子里一片嗡嗡声响，但他并没有失去思考的能力，他想：“就是凭高敬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一点，也应该是功大于过啊！”
他一脸惨痛地找到郑位三，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郑书记，你是参加过斗争会的人，高敬亭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啊？”郑位三现任鄂豫皖特委书记。
“启文啊，现在是肃清高敬亭余毒的时候，我们能说什么呢？”郑位三沉痛地说，“我只能和你一个人说，高敬亭不该杀！我一向主张评价一个人，应该公正。当他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忘了功绩；当他立功勋的时候，也不要忽视他曾犯过的错误。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像评功一样光讲过五关斩六将；也不能像整风一样光讲走麦城，应该像做鉴定一样，既讲优点也讲缺点，既讲成功，也讲失误。……”
郑位三受过高敬亭的排挤，但他不和高计较。参加革命多年来，战死了多少人？内部斗争又被“肃”杀了多少人？自己是个幸存者。他没有野心，那就让呗。高敬亭他是太了解了。这个人优点多，缺点也不少。他因为工农出身是上得太快了，没有受到挫折，有点专制、独裁，怕别人超过自己，对下级就更不像话了，张嘴就骂，有时还动手打人，再不就“肃反”。可奇怪的是，他在二十八军威信很高，全军的干部战士都很尊敬他，甚至是崇拜他。坦率地说，红二十五军走时留下的如果是他，要是没有高敬亭，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那种严酷的环境里恐怕连一个月也生存不下去。高敬亭是一个天生的军事家，统兵打仗有办法。如何带兵，我郑位三不能不服他！可是现在郑位三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只有随波逐浪的无奈和痛苦。
“郑书记……”程启文叹息了一声说，“我觉得总会有一天能实事求是地功过分明地对高敬亭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们等着这一天……”
三 毛泽东：我意此案处理不当
对待高敬亭同志的问题，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始终采取慎重的态度，以教育团结为主的方针。
1939年11月，在安徽定远的中原局，刘少奇同志对周骏鸣说：“有人反对招兵买马，反对搞人、枪、款，这是错误的。招革命的兵，不让出大别山，不是更好嘛，有这块根据地，跟敌人斗争不是更有力量吗？”
1943年，已是新四军二师参谋长的周骏鸣在延安学习。一天到党校看戏，戏前毛泽东同志派人把周骏鸣请到校部来，在了解了鄂豫皖边区和四支队的情况后，对见证高敬亭被杀的周骏鸣说：“周骏鸣，高敬亭不枪毙，送来延安学习好不好?”周骏鸣无言以对。据说毛泽东还说了，军部的领导好糊涂！
历史性的错误，只有历史能够纠正。当历史的进程终于从歧途回到它原本的路线时，常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共产党人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了。
新中国成立后，高凤英被从盱眙养父母那儿接回时已经十岁了。母亲把她送进学校读书，在合肥读完小学、中学之后，考取了安徽中医学院。母亲对她要求很严，教育她要热爱党，热爱祖国，好好读书，长大后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高凤英在大学担任班长、团支书，于196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母亲也是老红军，父亲的事对她的学习和工作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大学毕业后，她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因表现好被挑选入伍，在三〇七医院当眼科医生。1971年，为照顾母亲调回到合肥市一〇五医院工作，后任眼科主任，享受正师级待遇。
高凤英年轻的时候，父亲的死对于她来说一直是个谜。她曾无数次地追问过母亲，但是母亲一直不对她讲父亲为什么被杀——自己受的磨难太多了，小凤英刚刚走进生活大门，心灵纯洁得像张白纸，史玉清怕女儿知道事情的原委后，会对党有误解，以致站到党的对立面上去。母亲不说，她只好去问父亲生前的战友。但是他们开始也不肯说。到她上大学一年级时，住在南京军区合肥干休所的有的父亲的老战友们才含含糊糊地对她说：“小高，你爸爸的事是冤假错案。”但等她要求他们告诉更多的事时，他们又都缄默了。于是她又逼问母亲，但母亲还是死活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后来，高凤英断断续续地从知情人的谈话中了解了大致的情况。史玉清这时才对女儿讲了父亲被错杀的经过。母亲还说，她曾于1962年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但信没能到毛主席的手里，转到了安徽省委，被省委办公厅一位年轻的女干部教训了一通，要她讲清“高敬亭错误事实”，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1975年10月，来合肥南京军区第二干休所探望老战友的林维先及在干休所休养的一些老同志来看望史玉清。红二十八军这个群体的战友们有一种单纯的亲近感。有事没事走到一起，三句话之后就要谈到高敬亭。他们告诉史玉清，毛主席、周总理身体都不太好了，要她们母女抓紧申诉，为高敬亭平反。在四支队一些幸存的干部战士中，一直知道毛泽东主席不太赞成军部当年对高敬亭的做法。但另一方面，这些说法又无人向他们这些当事者、受牵连者证实。高凤英当时正好看了一部戏剧，名字叫《杨三姐告状》，很受启发和鼓舞，于是拿起了笔写上诉信。一开始她写的信很长，有好几页纸，母亲说，你写这么长，毛主席他老人家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呢？于是她又重新写了一封一页纸的信，请求毛主席重新审查父亲高敬亭的问题。信的原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一〇五医院任军医。我母亲史玉清也是红军中的一名妇女干部，因为我父亲的案件一度受牵连，在恢复组织生活后也一直在安徽省卫生系统工作，现因身体多病，离职休养。
敬爱的毛主席，我写这封信主要是向您老人家汇报我对我父亲问题的想法和要求。特别是通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您所制订的一系列无产阶级干部政策，在全国得到落实的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才鼓起勇气写了这封信，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对我压力很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遭受如此极刑？别人对此有许多不同看法，而我却一点也不清楚。据我母亲说，我父亲对党，对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在党的领导下，他坚持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红二十八军一直打到抗日战争时才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当然他在工作中，在执行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是不清楚的，但从他一生的主要方面来看，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然而既是革命的却又为什么被杀了呢？对此我曾听说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对来延安开会的原新四军四支队的有些同志问到我父亲的问题：“不杀是不是可以？”为此我们全家对您老人家是非常感激的，我相信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央是会有正确的结论的，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们母女政治上的压力。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高凤英
1975年10月10日 合肥
这封信是托人带到北京寄出的。
同年11月30日，这封信到了八十二岁的毛泽东主席手里。卧病在床十分衰老的毛泽东，看完信后久久没有说话。尽管岁月已经十分遥远了，但那些战争年代纷纭复杂的往事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想起来了！这个大别山的高敬亭，当年在延安曾激起一片赞赏。当年中共中央派人寻找过的那位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领导人，有一支两千余人的红军部队，率先在南方完成国共和谈并打响新四军对日作战第一枪的司令员……他当即在信中批示：“请汪（汪东兴）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诉我。”是的，怎么能把错误的历史传给后人？怎么能让一位功臣含冤地下久而莫申？
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查阅了1938、1939年间中共中央所有的电报文稿，均未发现中共中央有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文。1975年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的情况书面报告毛主席。14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这之后是动**不安的1976年。1976年1月、7月和9月，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毛泽东生前批示的对高敬亭一案的复议和讨论被搁置下来。一直到1977年4月27日，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决定对高敬亭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据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机密五号”《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的文件。通知指出：
“……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志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
不久，国务院民政部又专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蒙冤三十八年的高敬亭得到了昭雪，恢复了名誉。担任过红二十五军军长的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还亲自前来合肥慰问史玉清及高凤英。
1980年春天，在史玉清及高凤英的要求下，安徽省军区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在现在肥东县青龙厂小东洼旁，找到了高敬亭的坟墓。这座坟被保护在一座供销社的院落里。史玉清、高凤英母女哭倒在荒草萋萋的坟墓上。
1980年4月19日下午，“高敬亭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殡仪馆举行。有关单位及高敬亭老部下、老战士三百余人赶来参加。李先念、徐向前、粟裕、肖望东、郭述申、张劲夫、程子华等首长，以及高将军的部下林维先、万海峰、李世安等四十多人送来了花圈。
2015年8月25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民政部公布了全国第二批六百名著名抗日英烈，高敬亭作为新四军的代表位列其中。
他出生时一无所有，死时，却为如此众多的人所拥戴，并将永垂青史！
革命的征途毕竟是艰难的、曲折的、漫长的，历史的脚步声，似乎也固定在反复曲折的旋律之中，好让后人听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历史的足音！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394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398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99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396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398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398页。
(8) 《新四军抗日史料》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99页。
(9) 《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96页、第114页。
(10) 周进、张义华采访李士怀笔录，1979年2月，原件存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11) 许继慎许继慎，安徽六安县人。黄埔军校一期生。任过叶挺独立团营长，叶挺部下团长。红军革命时担任鄂豫皖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师长。1931年11月牺牲于张国焘的“肃反”中。
(12) 《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13) 赖传珠：《赖传珠日记》，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63页。
(14) 叶挺、项英致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26日，台北国史馆存。参见童志强《关于高敬亭错杀的几点思考》，载于《铁军》杂志，2011年第11期。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16) 朱玉：《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17页。
(17) 朱克靖：《第三天》，《抗敌报》第10期。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77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