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西淠河，进入麻埠街淠河上的木桥，叶挺看到几座高大的碉堡，让他想到国共两党十年内战的岁月。据说这里当时是中共皖西北特委所在地，现在抗战了，桂系一三八师师部驻在这里，很多碉堡仍在使用。叶挺把他的相机探向云雾迷蒙的齐云山，红军和便衣队就是在这里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在这种惨烈的斗争中，红军战士们又有多少胜利的欢欣啊，又观赏过多少奇异的风景啊！
如果广州起义之后我坚持下来，能否像北伐战友(11)一样，在鄂豫皖大别山这里创造一支红军？或者，像高敬亭一样，在这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叶挺真没有想到，在皖西深山里有处如此古老繁华的集镇。麻埠为六安县西南山区重镇。北魏时为霍州边城郡，镇上广福寺建于隋开皇十九年(599年)。麻埠水陆交通便利，南傍西淠河，终年可通排伐，经过淠河正阳关可入淮河；西面有公路，步行一日可抵霍山县城，半日可达独山、石婆店，一日可达苏家埠，两日可达六安。由于物产丰富，经济发达，街上人口密集。沿街店铺连连，生意兴隆。每天早上三四点钟，镇上商家就开始做生意了，商贾往来，十分热闹，素有“小上海”之称。麻埠以产茶著名，古时为全国十二大茶市之一，当时有“苏家埠的麻、麻埠街的茶”一说。麻埠除茶、麻外，还有木材、生漆、桐油，而且当地的竹梢子做的扫把远销外地，加上合肥、六安的米，正阳关之税，均为战时安徽的大宗收入。
大家坐在街口一处茶馆中，吃了午饭，一位眉清目秀的姑娘，上身穿着黑丝绒绣花外套，用生漆描花的托盘送上香茶，每人一杯盖碗茶，茶色碧绿，片片茶叶在碗中翻腾，散发着兰花的香气。茶馆的主人给他们讲齐云山蝙蝠洞的神茶树，祝家楼小姐的闺密茶。麻埠镇以出产茶著名，唐宋至明清，广植茶树，产量渐增，销往京、津、鲁、冀、晋等地。明、清两代，设茶卡，有巡检司保护，麻埠附近山上所产片茶入贡宫廷。这里是中国十大历史名茶六安瓜片的主产地。采摘时以叶片取胜，揉制时不需加任何香料，只需开水一冲，就散出浓郁的兰花香味。喝过后两颊生津。民国时期麻埠有大小茶、麻行三十余家。叶挺此行，正是茶市经营的旺季，春茶采毕，已杀青、炒制、烘焙、装桶。沿淠河而上的外地茶商纷至沓来，歌馆茶肆，顾客盈门……叶挺在这里买了两大方筒六安瓜片茶，不久后到重庆，还送给周恩来一筒。
叶挺的马队穿过麻埠古镇向北而去。麻埠古镇的历史文化和风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路的街口、村口、道口，一座座碉堡耸立在那里，像无数的鬼怪，排列在那里张望着天空和山林。这是国共两党内战时期的遗存。
叶挺的马队跨上了一座山口，在山脚下往北方向，有一块狭长的河谷小平原，源远流长的史河，流贯其中，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亮。那片河谷，就是叶挺此行的目的地，战时省会金家寨。
进了战时省会金家寨，叶挺没有想到，这座大别山深处的小城如同世外桃源一般安定繁华。战时省会迁来后，立煌县城人口已达到八万人。金家寨原长约一华里的一字长蛇街，为增强容纳能力，便两头拉伸，主街长达十余公里，两边还呈放射状进行拓展，增加了很多竹子搭建的茅屋。街上穿蓝色中山制服的男人和女人增多了。一时间，偏僻山野人头攒动、车喧马叫。夜晚来临，村村寨寨沟沟岭岭，繁灯如星篝火熊熊。那些曾以“柴火街”“猪屎街”隐于市井的小街小巷，一夜之间就成了中正路、德邻路、中山纪念堂……省府八大处建筑高耸街中。夜晚来临，电灯、油灯、烛光、松明各自发出光明，将茶坊酒肆照得一片明灿，宛若人间仙境。正如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最初在我们想象中，在敌后打游击是件极艰苦的事，孰知事实证明大谬不然。大别山根据地后来竟变成敌后的世外桃源，比大后方还要安定繁荣……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
1938年1月，国民党在武汉掀起所谓“一党运动”。这时，国民党已在搞《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顽固派到处在叫嚷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在全国有的地方顽固派部队已和我军发生摩擦。抗日阵营内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日益分明。党中央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正在全党贯彻。大别山地区的桂系，在1939年上半年，还未明目张胆推行《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我军摩擦事件尚未发生，叶挺和张云逸仍把桂系作为中间力量进行争取。廖磊是上将军衔，集团军总司令，叶挺是中将，一军之长。叶挺知道，国民党军政界最讲究等级和礼节。叶挺见到廖磊，紧走几步，举手敬礼。廖磊见到叶挺也执礼甚恭，按规矩肃立还礼。这固然因为叶挺是北伐名将，更重要的他是共产党方面新四军的军长，属于三战区的一个军事单位的负责人。各个支队在敌后英勇杀敌、屡建奇勋，特别是四支队的作战，更是与他统治安徽关系十分密切，使他内心对叶挺军长十分敬重。此时国民党政府政治已开始倒退，桂系仍持中立。
通过张云逸的介绍，叶挺对廖磊主政安徽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安徽省主席、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统治下的安徽省，除以皖西立煌县为中心的大别山一带外，加上河南省潢川、商城以及湖北的英山等县，总共不及三十个县，其余如长江以北的皖北、皖东、皖中大部分地区均为日寇占领。在国民党桂系统治的三十多个县中，廖磊的政治对手主要是国民党蒋介石嫡系的CC系，CC系当时控制着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和教育厅。廖磊在省、地、县三级政权组织中，尽力排除CC系分子，但在反共反人民的根本立场和政策上，廖磊和CC系又是一致的。所以，廖磊将三个军的兵力用于大别山，其中一个军部署在淮南路以西、涡河以南，另两个军则布防在皖西、鄂东和豫东南，既防日又防共。不同的是，CC系分子坚持反共反人民，公开反对同共产党合作抗日，而桂系和廖磊为了借助进步力量巩固其在安徽和大别山的统治，却比较重视同共产党维持关系。廖磊获悉高敬亭率部连战皆捷，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可以说是羡慕嫉妒恨。这也是当时国民党当局统治者大部分人的心理。国民党五战区也抽出人组织游击队，到敌人后方去。可是需要吃苦的游击战术的专利，古今中外，从来都不是属于统治者的。廖磊的游击纵队不是战败就是退回来，要么就是投敌当汉奸。可是共产党的部队到那里却是如鱼游大海，连战连胜。这也让国民党安徽当局内心充满了怨恨！
廖磊毕竟是集团军司令、省主席、上将一级的高层人物，比叶挺年长几岁，两人也有着共同经历，反清的、保定的前后同学，共同北伐。国共分裂后虽分道扬镳，但相互知名。尽管廖磊心里装满了限制四支队的计谋，但表面上还是装成很讲礼仪的样子。他穿上上将军服，扎好武装带，佩枪和委员长赠的中正剑，一左一右披挂好，亲自接待叶挺、张云逸。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主办的《大别山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欢迎叶挺将军》，说是拥护国共合作，共赴国难。新四军和四支队在皖中和皖东的发展，伴随着日伪军被大量杀伤，迫使敌人不得不从大别山周围抽出兵力转向淮南铁路和沿江地区。这对廖部和桂系政权是很大的支援。廖磊深谙国共两党合作团结御侮的道理，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不断释放着善意，还搞了欢迎仪式，举行了欢迎晚宴。
会谈时，廖磊首先对叶挺到来表示欢迎，感谢新四军对安徽省政府工作的支持。省财政厅在武汉订印的公账和地方银行小额钞各二百万元，还有国民政府协款八百万元，安徽地方银行新印辅币五十万元，运到皖南后，是由新四军派人掩护送过长江的。
叶挺说，这是国共合作应有之义，也是部下应该做的事。
双方从家务事说起。叶挺先发言：“钧座，听说嫂夫人千里寻夫，从柳州来到安徽立煌？”
“抗战，把我们也弄得妻离子散。吾妻胡慧，和徐参谋长、张义纯副司令夫人结伴，离开柳州柳江边的故宅，从广西大后方，辗转半个中国，于5月8日来到抗战前线。现在正忙着成立立煌县妇女抗日后援会，她们现正忙着抗日宣传。抗战打鬼子啊，我们这些军人打仗的生活是过惯了！听说你的夫人也不在身边？”
一段家常话，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中国为救亡与求三民主义之实施，故以革命精神对日作战。我们本国共合作之意旨，精诚团结，不怕艰苦与牺牲，抗战到底，必得最后之胜利。”这是叶挺的话语。
“抗战开始，1937年9月1日，桂七军在《南宁民国日报》发表‘第七军奉命出发抗日救国告别柳州各界书’后，便北上奔赴抗日战场，光我们桂系，就有上海会战、台儿庄会战、徐州大会战、武汉大会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然，也消灭了数万日军。特别是上海一战，我们桂七军损失不少。我撤了两个师长，枪毙了一个副师长。”
“是啊，抗战之初，军民共振。中日双方军队都具备大规模交战能力，为了迅速决出战争的胜负，双方进行了太原、淞沪、南京、徐州、武汉大会战，我方以巨大伤亡消灭日军达十五万人。现在终于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实现了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将来，我们还要转入大反攻，收复沦陷的国土！”
“民间有谚，两广不动，抗战无用。王师北定中原日，青春结伴好还乡啊。到时我们再回两广，优游于邕江和珠江大地之间，岂不快哉！”说罢，两人欢快地笑了起来。
“钧座，职军之四支队，抗战以来，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一年以来，四支队抗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明令所嘉奖。希夷前来，一是看望廖长官，谢谢廖长官对我江北新四军四支队的重视支持。二是上次云逸参谋长来说过，四支队粮饷不齐，给我们的经费时断时续，以万人之众，领三千人之饷，而且还拖欠不付。四支队是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但却未受到国民革命军之一般待遇，希望长官能一如既往，视为自己部下。”
廖磊看了看叶挺，笑了笑说：“希夷，关于军饷，省政府向中央要钱，答复是平衡预算，暂时没有，说目前军饷增补困难的问题，要求各军自行就地解决，解决不了的，报请长官部另想办法。财政厅也在想办法增收节支。李长官要我们撑这条破船，我们是不能推卸的。困难很多，你们来面谈是对的。上次说过月支三万，应该兑现。关于作战指挥，四支队游击战士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也都是抵抗日本的同胞兄弟，我一直把江北四支队视为自己的部下。可是有人说你们的抗战是独自标新立异，不肯听从命令。想想也是，我四支队让开往皖东津浦路一带，你们听话吗？上次张参谋长来就议过这个话题！还开了大会进行宣布的！到现在也未完全兑现。你们的皖中防地也未与我一七六师做好交接。”
叶挺脸涨得血红：“我党中央、军部也指示四支队前往皖东，我四支队已有相当部队前往皖东。希夷此次前来，一是整理江北部队，二是督促部队东进。四支队将全部开赴皖东，在淮南铁路、津浦铁路和浦信公路之间广大地区作战。不过，四支队奉命到淮南铁路东、津浦铁路南段，要完成这一巨大严重之责任，四支队的扩充与充实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部队要扩充。我们已把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程度，但如无最低限度的必要的物质经济的供给保障，就难以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
“希夷，请你理解我吧，军饷的拖欠，是普遍的现象，国难当头啊！但我一定要兑现上次张参谋长来时我的诺言，实付省政府每月拨给四支队经费三万元。”
廖磊不敢公开破坏统一战线，但心里楚河汉界是很分明的。1938年4月，他接到命令四支队由二十一集团节制，他在合肥就打电话给舒城县长，告诫舒城县长防止四支队“游而不击，不听指挥”。在这次会见期间，廖磊也向叶挺告了高敬亭“在皖省横行骚扰”七条罪状。他把国民党有的县政府告四支队的报告拿给叶挺看，说四支队破坏统一战线。在旧社会有这样的说法：“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一旦入公门，无赖不成词。”意思是写状纸一定要扩大事实，很多都是国民党方面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廖磊显然懂得诉讼的奥秘，所以，他在叶挺面前重重地告了高敬亭一状。
国共合作，两个敌对集团为了民族利益联合在一起，共产党只要坚持独立自主，国民党说共产党的坏话是正常的，如果国民党不说共产党的坏话倒是反常了，也不能怕国民党批评。关键是共产党人如何看待，如何分析。1938年上半年皖中、皖东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已撤走，大部分县城和大的集镇被日本鬼子占领，地方就成了无政府状态。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借抗日之名扩大自己的势力，实行封建割据。如设卡收税，甚至于十里八里就有一个收税的卡子。什么东西从这里经过都要收税，搞得民不聊生。特别是没有盐吃，老百姓痛苦极了。高敬亭对这些武装，采取两面政策，能做统一战线的就同他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抗日。太坏的，群众最痛恨的，争取不过来的，就采取消灭政策。这样做当然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地方秩序也开始好转。庐江县盛家桥国民党的乡公所甚至要留下来，跟着四支队干。当然，高敬亭也没有意识到只有建立武装、建立政权和根据地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国民党政权对此却不满意。国民党的抗日本来就是被动的、动摇的、靠不住的，他们想用统一战线来压制、限制共产党，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他们自己不作为，却又怕别人有作为。国民党安徽省当局一方面在两党中央诽谤高敬亭“无视统一战线”“擅自行动”，一方面下令新四军四支队全部向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转移，将淮南铁路以西和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让给国民党军区寿年第一七六师，想把整个大别山据为桂系所有，同时限制四支队的发展。但这时双方的矛盾还没有激化。
当时是国共合作初期，叶挺虽然领导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两大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和总指挥，但叶挺毕竟没有红军土地革命战争的经历，他对廖磊的话不会全信，可是心中对高敬亭也不免心生芥蒂。共产党内部，也有人认为高敬亭在皖中、皖东敌后行动过火，消灭土匪，发展了武装，刺激了友军、友党，是什么不讲统一战线的“人、枪、款主义”。
国共合作期间，可谓崇高与卑下同在，天堂与地狱共存，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表面上，蒋介石、白崇禧对叶挺所作所为一切照准，可是在暗地里又使绊子，1939年5月28日，白崇禧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告了叶挺、高敬亭一状：
“白崇禧电蒋中正，据廖磊称高敬亭部欺骗税收购买枪支，破坏基层组织，摧残保甲人员，派粮派款。又叶挺近渡江煽惑民众扩大实力，应速饬防范。”
这就是廖磊对叶挺前来立煌县的回答。
叶挺关心四支队的东进，急匆匆离开金家寨，前往青龙厂。
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四支队只有东进才有发展、才有前途。大别山处于蒋介石和廖磊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按国民党方面的要求，高敬亭可谓动辄得咎。
3月，林维先带领支队司令部和李士怀、李世炎的特务营，东越淮南铁路，到达合肥青龙厂附近。此时，七团一部已开至定远一带。九团人数最多，仍在舒城、桐城、庐江一带。
四支队团以下干部战士，并不知道此次东进的背后有这么复杂的政治背景。
东进了，高敬亭是举过手的。此时，四支队主力八团、东北挺进纵队、江北游击纵队已东进敌后；七、九团继续东进。1939年5月，方毅同志率领八团朱绍清为营长的第二营四个连，越过津浦路东，到达来安、天长、六合、盱眙一带活动侦察，为支队主力东进津浦铁路开辟道路。
高敬亭东进迟缓的作为让所有的上级机关都大为着急，他手下各部队主要负责人，对东进的意义早已心知肚明，尽自己的努力在推动着四支队东进，用自己的努力，改变这支英雄部队的命运，用自己持之不懈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心目中那尊战神的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英雄不是神仙。革命使高敬亭从一个农村青年，种田、杀猪、卖豆腐的能手，变成一个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英雄部队的领袖。他权高位重、责任重大，但由于和上级及身边人缺少沟通，再加上个性和种种误解，有时使高敬亭变了形。
笼罩在高敬亭心头的，仍然是孤独、沉闷、悲苦的浓云，非常的情绪之下，难免产生非常的举动。此时高敬亭那不满的情绪被点燃，使他无暇站在更高的瞩望点上，用更深远的目光，来看待这支队伍和自己的前程。他感觉到他本人和所献身的事业，正受到极大的威胁。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高敬亭背着叶挺、张云逸等，擅自写信令第七团、九团停止东进，公然抗命。(12)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高敬亭居然和必须绝对服从的军长、军部及江北指挥部叫起板来，倘若军部向蒋介石告一状，会有什么结果呢？
高敬亭的突然改变主意，让叶挺极为失望和恼火。在此情况下，叶挺与张云逸于5月18日直接下令，限第七团、第九团接到命令后，于20日开始陆续东进；限九团于月底到达合肥东部地区的草庙集、梁园集中，担任向淮南、凤阳地区游击之任务。同日，戴季英来电给在青龙厂的赖传珠，说七团一、三连长对杨、曹不满，要求回家不干了。郑位三到九团找胡继亭谈话。郭述申也和胡继亭——当年他任皖西北道委书记时的秘书，进行了谈话。
此时的高敬亭，身边无人协商，他也不愿和人协商，深感没有可以委任的大将、托以心腹的军师。此时，他内心有着一种突发的冲动。当权者的一意孤行，往往是在反对者的刺激中形成的。三年游击战争以来，高敬亭习惯于周围的人不加争辩地赞同他的意见，这已经成了常规。他忘了自己现在已不是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而是有着很多上级的部下。有那么多的不同意见，来自中共中央、来自中原局、来自五战区、来自军部，还来自一些下级，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在红军时期，他就是二十八军，二十八军就是他。高敬亭积极参加大别山红军革命，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和国共和谈，他推动了历史，现在却被历史所推动，他感到再次受到命运的拨弄与损害，倨傲的心自然产生出抗拒的情绪。
他不愿看到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国民党要我们退出皖中，东进皖东淮南和津浦铁路，他们是对我们在皖中的战绩和发展害怕了；中共中央和军部也指示我们到皖东敌后去抗日，我们可以走，但是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五战区和廖磊必须先发给我们军饷、服装、弹药，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四支队不是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作为江北战区的最高负责人，高敬亭的任何谨慎都是合理的。大军出动，将士用命，高敬亭必然承受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因此，无法也不能要求一个战区将领能像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军部那样对战争的全局拥有明晰的判断。但是，擅自下令抗命，确是下策。
叶挺和张云逸被高敬亭的抗命深深激怒了，可以说是大为愤怒！高敬亭抗拒军令、藐视上命、抵制东进的行为，在战时为任何军队的军纪军法所不容。
后人在分析，高敬亭作为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为何做出擅自抗命的不明智之举。他的内心一定隐忍着不愿为人所知的隐衷与秘情，一定是被什么事给气昏了。让高敬亭不明白的是，新四军在江北的部队只有四支队，现在发展已超过万人，其他三个支队都在江南，何必再成立个什么江北指挥部？这不是机构重叠吗？而这个江北指挥部的组成人员，包括指挥部前委组成人员，连戴季英、他的部下周骏鸣和林恺都赫然在册，可是却没有他高敬亭的名字，这是什么意思？一个鄂豫皖红军英雄；一个工农运动领袖，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省委常委；一个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一个具有光荣斗争历史坚持敌后三年的游击战争的英雄；一个在新四军四支队中享有崇高威望和绝对权威的人，怎能受到这种强烈的刺激？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是不难想见的。这种抗命，就是屡受压抑和打击后的一次爆发。
第九团政委胡继亭是高敬亭信赖的人，团长詹化雨、参谋长顾士多也是高敬亭信赖和提拔起来的战将。詹化雨接到这两个矛盾的命令，召开团的军事会议，征询政委胡继亭和参谋长顾士多的意见。结果，大家决定应该服从军部命令，继续东进，不执行高敬亭的命令。
詹化雨，在高敬亭手里也是一起一落，“肃反”时被抓过，后又被放了。此时他颇为高敬亭所信任。可是他想不通，围绕东进，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是非和纷争？拖延迟缓，进退失据。最近几个月来，四支队关于东进的军事行动有哪一点表现出谋略？有哪一点表现出四支队的勇敢和机智？当时四支队不少团级干部及有识之士也感到高敬亭和军部及上级党关系“不协调”。高政委啊，你的军事才华和作战经验到哪里去了？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你？局限了你？让我们红二十八军的弟兄们赶快东进，打日本啊，到那里去施展我们的军事才华和作战经验啊！
过去他们对高敬亭的果断和气魄十分敬畏，服从他就能打胜仗。可是现在他们的心情十分复杂。他们尊敬高敬亭，习惯于服从他，即使不尽同意，也不折不扣地去执行。说句实在话，离开大别山，实在舍不得，这里曾经是鄂豫皖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摇篮，是全国有名的苏区，是他们的故乡。在这两年也可算是抗日**的山区。只是鄂豫皖的政权是在桂系手里，桂系部队主力驻在这里，我们的党处于地下，随时有受摧残的危险。打桂系我们并不怕，可现在是抗战时期，要团结抗战，不能在桂系地区公开搞武装起义，引起内战，我们只能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明确强调东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以争取时局好转是对的。四支队东移，江南主力向东开进，正是十分有力的一着。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当前在敌后的战略任务，是将整个华北直至华中、华南打成一片，使之成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四支队东进，发展华中，连接华北、华南，是关乎生死成败的大问题，而且命令来自中共中央、来自军部，是不能随便改变的！
詹化雨对团领导说：“现在，我们在江北有了更高的指挥系统——江北指挥部，上面还有军部，部队的调动，就必须经过指挥系统发号施令。执行上级命令只有执行最高的和最后的。我们只有听军部和江北指挥部的命令。军情紧急，不能犹豫！”遂坚持率部队东进，并将有关情况报告了江北指挥部。赖传珠参谋长指示九团继续东进。
19日，九团团长詹化雨率一个营经舒城九井，到合肥东部的撮镇。到月底，该团全部到达青龙厂地区。6月中下旬，整个九团东进到全椒大马厂一带。
冥冥中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唯恐四支队和军部之间乱子不大，原来的纠葛没有解决，又添新乱。此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与高敬亭关系密切的第四支队主力团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在接到高敬亭的信后，却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他们是高敬亭的亲信，不执行高敬亭的指示，是“背主”；执行高敬亭的指示，又是违抗军长的军令。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他俩的思想崩溃了。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于5月20日，各带一个不明真相的警卫班，跑到了立煌县金家寨国民党桂系军队那里。他俩不知道，他们的选择将改变高敬亭的命运！
这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轩然大波。杨、曹逃跑，最先也是戴季英向军部报告的。
据四支队老红军回忆，杨、曹这次出走，是因为他们获悉了叶挺这次前来是为了严惩高敬亭的密报，为逃避株连而出逃。殊不知，他们这一跑，也加速了高敬亭命运的逆转。
在这之前，这两人就犯有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
1937年6月12日，高敬亭决定派一营和新二营去平汉铁路以西活动。可是杨、曹二人却认为新二营是新部队，是累赘，不想带他们，所以在遭敌一〇二师截击时，一营冲破敌之截击越过了平汉铁路，新二营被敌隔断。刚由地方部队升编的三百余人的新二营独立作战，几乎全军覆没。高敬亭也没有处分杨克志、曹玉福二人。
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后，高敬亭让这两位最信任的人担主力七团团长、团政委。这两个战将率领七团在抗日战场连打胜仗。1938年9月下旬，七团一营在与六安县交界处的合肥西乡又打下了汉奸武装盘踞的周家老圩，缴获长短枪一百余支和大量财物。谁想到就是在周家老圩这一仗出了事。1939年2月20日，有人告发杨克志、曹玉福率七团一营在攻打合肥西乡周家老圩时缴获很多钱财，没有全部上缴，私自留有黄、白之物。
四支队在长期游击战争中形成一个传统，部队打了土豪之后，由全连或营选出检查人员进行检查，打土豪没收的东西都交出来。凡战士能穿的衣服，由士兵委员会分配给战士，不能穿的和金银首饰都充公。个人一个钱也不准留，也不发饷和津贴。当时谁也没有对此质疑过。可是抗战改编后主力团两位负责人却栽在这个问题上。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说士兵委员会。红二十八军及四支队，仍然保持红军时期士兵委员会制度。这个制度源于国民革命军的个别部队，建立于红军初创时期的探索和实践中，随着出现的问题及时得到调整，至1930年9月臻于完善。其历史作用主要包括：密切新型官兵关系；瓦解敌军；有效开展基层政治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帮助维持军纪。因而，这一制度成为红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于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意义深远。这一制度于1932年根据共产党国际指示被取消。但是在鄂豫皖，特别是红二十八军时期，仍然保留并执行着。高敬亭坚持了军队政治工作、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制度，充分发扬政治、经济、军事民主，突出官兵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保证了这支部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高敬亭接到检举信时，怒火冲天，责令七团调回舒城干汊河镇休整一周，处理杨、曹问题。高敬亭召开军政委员会，戴季英、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杨克志、曹玉福七团团长、政委职务，由秦贤安、李世炎接任。可奇怪的是，和高敬亭近来不睦的戴季英却大力说情，认为杨、曹在鄂豫皖革命斗争中有一定的贡献，希望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高敬亭便没有宣布处理决定。这两个人也是小红军出身，是跟高敬亭三年游击战争过来的警卫员和秘书，而且在红军革命和下山抗战等多次战斗中都能舍生忘死地拼杀敌人。在承认错误后，高敬亭又让杨克志、曹玉福带七团去皖东青龙厂一带活动，也打了一些胜仗。可是他们现在却突然携带侵吞的金银财物出走。人们认为高敬亭应负全部责任。
在四支队东进的关键时刻，发生主力团两个主要领导出逃的事件，这是个放下去鹅毛轻，提起来千斤重的事件！对于思想刚刚统一但还不稳定的四支队来说，其影响无疑是恶劣的，马上引起四支队的军心混乱。对于高敬亭的命运来说，这更是个转折点。人人都知道七团是高敬亭的宝贝疙瘩，团长和政委是高敬亭极为信任的人。高敬亭在干部政策上，用了很多好干部，可是也存在无原则的提拔，无原则的打击的现象。被打击者，极大部分将思想错误夸大为政治错误，以致被肃杀；提拔的往往都是他身边的他觉得比较信任的人。杨克志任过高敬亭的秘书，曹玉福是高敬亭的警卫员，为高敬亭抬过担架。俩人字都写得好，枪也打得好。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他俩都被高敬亭重用过，也被关押过，升升降降关关放放过好几次。杨克志、曹玉福他俩逃跑时一人有一个警卫班，都是十二个人，都有驳克枪，再就是一支缴获日本的小“三八式”马步枪，两个班都给他俩带走了。这激起四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强烈不满。这起本与高敬亭无直接关系的突发事件，无形中却增加了叶挺、项英对高敬亭的猜忌。当时军部已明确，“杨、曹逃跑是反党背叛革命的行为”(13)。当时军部有人认为高敬亭拒不执行中央和军部命令，杨、曹叛变是高敬亭的授意，是为高敬亭叛逃探路的。军部因而判断高敬亭有反党反革命阴谋。高敬亭对此至少负有驭下不严的直接领导责任。
杨、曹两人到了五战区，先是休息，据说还在报上登了声明。后来听到跑回来的徐其贵说，国民党利用他们打共产党，自然形成了敌对关系。1939年10月9日，项英在一份电报中提到“廖磊隐蔽叛徒（前七团正副团长）专事破坏”，后来在第一、二次反共**中，曹玉福、杨克志被桂系在金家寨南部古碑冲枪毙了。
自古至今，变节者比奴才还要卑贱三分。新主子会把你挤扁压弯逼疯的。他们不会相信一个背叛自己团队的人能忠于新投诚的团队。杨克志、曹玉福是，李德保是，丁少卿也是。他们的价值在离开本党、本阶级和本队伍之后就消失了。
四支队的很多老战士都为杨、曹感到可惜。在三年游击战争时，大家曾和他们并肩战斗过，那时候，他们同样过着栉风沐雨、忍饥受寒的艰苦生活，斗志都很旺盛。抗战之初，四支队七团和日本人打了那么多的胜仗。而现在刚刚改变了当时艰难的环境，他们就如此快地蜕化变质。表面上看是蜕化变质，其实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大家既对他们的无耻行径表示痛恨，又为他们丢失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和丧失了革命的品格表示痛惜。这是当时很多人共同的感觉。
杨、曹出逃后，七团部队仍驻青龙厂一带，由参谋长秦贤安和政治处主任徐海珊主持工作。
5月22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来到合肥东部的青龙厂。此时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决定立即在七团部队中开展“反杨、曹斗争”，以平息这一事件对部队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稳定军心。由于杨、曹二人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七团部队在批判杨、曹叛逃事件时，很快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领导责任问题。加上高敬亭“肃反”期间杀掉了根据地很多优秀的军政干部和游击英雄，现在见军部批“杨、曹”了，大家纷纷揭发他。这就牵扯到高敬亭了。
二 青龙厂悲歌
安排这一切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是历史的纠缠和报复。
1939年5月26日，叶挺尚在江北，在江南的项英以叶挺、项英署名，发自泾县呈蒋委员长的密电中，在汇报整理新四军四支队并请求增发军费时，有“拟请准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富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14)。当时叶挺正在江北，此电应为项英所发。这可见当时军部对高敬亭的态度是撤职，以示警诫。
1939年5月底，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以军部名义发出命令，令高敬亭到淮南下塘集军部开会，军部要听取东进情况汇报。那时从舒城东、西港去下塘集，必经青龙厂。这也是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戴季英布置的。军部同时命令九团开赴寿县吴山庙整训，并派郑位三、郭述申前往九团解释并督促执行军部命令。军部同时派赖传珠去舒城县东、西港冲，以整理四支队后方问题。七团由参谋长秦贤安任团长，徐海珊任政委。
高敬亭这次是认认真真地动身前行，他带着万海峰等二十余人的警卫排，把他的教导大队也带上了，前往下塘集参加会议。这时高敬亭本人也东进了。杨、曹事变，可能让他也有点心虚。
据史玉清回忆：高敬亭是“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家”，告别才九个月的女儿出发了。万海峰率二十多名警卫战士跟随他走在前面。李世安、江岚指挥的教导大队三百余人，跟在后面，向青龙厂前进。东、西港这里还设有留守处，负责人为王占元、叶雯，另有交通队一百余人。
这是一次悲壮的行程。这时已是初夏，农历小满之后，芒种之前。白天，皖东平原一片生机，杨树满身翠绿，路边秧苗含苞孕穗，大地瓜蔓绵绵充满生机；夜晚，皖东平原天空是满满的圆月和繁星闪闪的天河。一路上，村庄和树林里不时传来歌声：
“太阳照红了东方，春风吹动着麦浪。我们自由地走，纵情地唱，在这广大的平原上。……”
可是高敬亭却感到霜重露冷，秋风肃杀，战马嘶鸣。在路上，高敬亭说：“为什么杨、曹逃跑之事，前指不向我报告？我到下塘集怎么向叶军长报告呵！”
可是事已至此，一切都迟了。6月4日，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扣押”。
合肥东乡的青、白龙厂（现属肥东县）地区，相传是明代官军的养马之地，曾有良马白龙驹、青龙驹在此死后安葬，故有青龙、白龙之地名。民国时期，这里已成为两个小集镇，设有青龙厂乡和白龙厂乡乡公所。这里早在抗战初期就有了游击队的活动。
青龙厂小街西边的核心建筑是褚老圩，是当地开明绅士褚俊斋兄弟三人的庄园，建有五幢七架一百多间青砖小瓦房。庄园坐东朝西，原因是这一块地形东高西低，只有因地起势，就地造屋。整个庄园五路通后，每路十六间。褚老圩四周有围沟护庄，当时开挖的围沟有近四丈宽、一丈多深。沟的南面建有高大的围墙，北面开挖两道水沟，一般人难以逾越。围沟南北筑有坚固的闸门吊桥，内放土炮两门及五十多支火筒枪用作自卫。沟的四周三百多棵枝叶繁茂的橡树，遮天蔽日，绿荫浓浓，从远处几乎看不见房屋，封闭性强。在家乡已遭沦陷，四支队挺进敌后的形势下，四十八岁的褚俊斋毁家纾难，尽以圩内房屋田地粮食支持四支队抗日，并积极协助进驻部队发动群众，筹办军需。
1939年3月，新四军四支队司政机关和特务营到青龙厂及定远吴家圩一带活动。四支队七团团部带着一个连借住褚老圩。未几，林维先率四支队司令部移驻褚老圩。戴季英率政治部到达离青龙厂不远的李家圩子八团驻地。当时，新四军四支队在这里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政权，成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先后成立了中共青龙厂支部、青龙厂区委、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从此，褚家圩子就由地主庄园变成了合肥东部地区抗日中心，褚氏家族也由地主家庭转为革命家庭。这里被称作江北“小延安”。褚俊斋也于同年参加新四军四支队，新中国成立后为安徽省政府文史馆馆员，1977年去世。
周骏鸣后来回忆：有一天军部电召我从津浦路东来到军部褚家圩子附近八团驻地。我去见叶挺军长。叶挺军长说你同高敬亭同志没有什么矛盾，你去把他请来。我当然服从啊。我带一个警卫班，骑着骡子在青龙厂四周寻找，因高司令行动秘密不易找，找到下午快到一个村庄余家圩子时，看到有个部队散开，对我进行防御，等见了面才认出是李世安带的教导大队。他认识我，我也认识他。这样就找到了高司令员。
一见面高敬亭首先问我：“你来干什么呀！”
“很久没有见到司令了，来看看司令员。”周骏鸣依然保存着团长对支队司令的尊敬和亲切。
“我现在搞得不好呀，杨、曹叛逃，于我不利呀。”接着高敬亭又说，“戴季英主任要负责。当时我要处理，他不让处理。”杨、曹出逃震惊了高敬亭，他的头上好像压着一大团愁云惨雾，周骏鸣的看望也没有能驱逐掉他的忧愁。
周骏鸣知道高敬亭和政治部戴主任矛盾很大，没有多说话。
晚上周骏鸣就住在高敬亭的司令部里。他说：“高司令，叶军长在褚家圩子等你，要我来请你。”
“这次去，军部不知是要关我的禁闭，还是要摘我的兵权！”高敬亭显得有点沉重。
此时，周骏鸣发现高敬亭流露出一种悲哀的、柔弱而又善良的表情。
第二天吃罢早饭，周骏鸣约他一同去军部，高敬亭说：“你头里先走吧，我后边就跟着去。”
身经百战的高敬亭没有从空气中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对自己的军部和军的领导人是充分相信的。虽然他和他们有争论，可是他相信军部对他来说是绝对安全的。
褚家圩子曾作为四支队司令部，高敬亭来过。现在作为军长临时驻地，大门口架了机枪，圩子四周布满了哨兵，戒备森严。哨兵都换成军部特务营的，高敬亭一个也不认识。高敬亭没有多想，带着三名警卫人员刚进了褚家圩子大门，连叶军长的人影还未见着，警卫人员就被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和唐参谋部署好的警卫战士缴了械。又上来几个人把高敬亭揪住，他的佩枪也被下了。高敬亭感到不妙，他吃惊地大声喊道：“你们要搞什么鬼把戏，我是来开会的，我要见叶军长！”
但根本没有人答他的话。比高敬亭大三岁的黄序周厉声吼道：“我们这是执行军部的命令！过一会儿你就会明白！”然后将高敬亭自前及后，送到褚家圩子最后一进住宅的门房里关押起来。门外放了双岗。
与此同时，黄处长派部队包围余家圩子，缴了高敬亭留在青龙厂的万海峰等二十多名警卫战士的枪，并把他们也扣押起来。
而后，叶挺军长请教导大队队长李世安和政委江岚去褚家圩子。叶挺说：“李世安，你是高敬亭的卫队长，也是光荣的红军战士和新四军战士，现在我以军部的名义命令你，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否则，拿你是问！”李世安当时蒙了。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来了，叫李世安和江岚回去将教导大队集合起来，向指战员说清楚，高敬亭违抗命令已经被关押。叶挺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你们要稳定情绪，确保部队不出问题。
李世安当然不能违抗军长和支队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否则不仅他个人处境危险，整个部队也将面临危机；因教导大队是高敬亭的基本队伍，一旦激化矛盾，后果不堪设想！李世安按照要求，回去安定部队，做教导大队的工作。
李世安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三百余人集合，由政委江岚和自己分别讲话，传达叶挺军长的指示精神，要求部队保持稳定。
这个教导大队就是红二十八军时期赫赫有名的手枪团。对高敬亭的警卫排和手枪团来说，这是第一次面临两难的选择。这是些久经考验的，由大别山纯朴农民组成的警卫部队，人人身怀绝技，二三十人也别想近身，而且对高敬亭绝对忠诚。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敌人只要听到高敬亭司号员的军号，手枪部队的枪声，就会吓得屁滚尿流。如果此时高敬亭是被敌人所扣，他们会拼命，会凭自己的勇敢冲进去，会用自己的生命，从百万军中抢回高敬亭，抢不回高敬亭，那是他们的耻辱！可是此时，下令缴枪的是军部，是他们熟悉的戴主任，来缴枪的又是自己的战友，他们满心狐疑，可是又不得不束手听命……很多战士都流下痛苦而又委屈的眼泪。
三天后，戴季英指示抽**导大队的一批手枪，装备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同志想不通，这些枪是手枪团干部战士的珍爱之物，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比生命还要珍贵，多年征战，双方有了很深的感情。因为不满缴枪，有二十余人离队。接着，军部又派从延安来的原红四军第三十六团团长杜国平来教导大队接替李世安担任大队长。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这李世安是来自六安县的“红小鬼”，后来在战争中重新崛起，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一开始扣押高敬亭是和平的，叶挺还要周骏鸣去看他。周骏鸣去看他时，高敬亭正和一个红二十八军的干部在谈话。高敬亭坐在一把椅子上，像个大病初愈的人，一向坚毅的脸上挂满了迷茫和疲惫。周骏鸣一进屋，高敬亭就把脸转过去对着墙，根本不理周骏鸣。高敬亭一脸怒容，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周骏鸣想，高司令，不能怨我啊！
叶挺将扣留高敬亭的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军部。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5日致电新四军军部。
四军：
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中央书记处
十五日(15)
在皖南的军部立即将这封电报转致江北指挥部。
中共中央的电报虽然没有说撤职，但事实上撤销了高敬亭的职务，只是没有明说，可能担心对高敬亭本人和部队震动太大。因为部队处于危难之境，是非常时期，应从稳定部队情绪考虑，宜慎重。我们从这封电报中感受到中共中央对高敬亭的失望，认为四支队屡次抗命，显然是由于高敬亭的错误造成的，对他不再采取挽救的方针。
这封电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在那个特定时期放弃了高敬亭。现在很多人说中共中央有电报同意杀掉高敬亭，很可能正源于这个电报。
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对红二十八军这支红四方面军的余部是不怎么放心的。加之叛逃了的张国焘到处招降纳叛，杨、曹叛逃突发事件的背景下，更使中共中央担心四支队陡生其他变故。撤高敬亭的职就是一种临机的必然选择。万海峰有个回忆：当时有人告诉他，抓高敬亭是因为兵多不由将！高敬亭的悲剧发生在全党上下批判张国焘逃跑后，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对张国焘的余毒十分警惕。当时毛泽东虽然提出要把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与整个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分开来，但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的使用与看法多少有些负面影响。高敬亭原是张国焘手下大将，此时又听说他和张国焘、陈昌浩有联系，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从延安的角度思考，认为高敬亭与张国焘的错误源于一脉，所以怕他也有“逃跑叛变”的可能，故下手不再留情，撤了他的支队司令职务。如郑位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说，判断这个问题要分清楚。第一，反党，全面反党，他真想长期搞个独立王国，不想与中共中央发生关系。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确有大功。第四，当时假设不杀危险性非常大，不仅怕他到国民党那里后成了国民党的宝贵材料，最大危险是几百干部盲目支持他，他可能造反。光第一、第二、第三条就决不能杀，但危险性非常大。当时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就不会有危险。但交通不便也不能送去，所以决定杀他。杀了他，就有把握挽救那几百干部。不杀他，几百干部如果跑到国民党那就危险了。当时研究不够，实际上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
这几天，叶挺也研究了四支队的材料。这真是一支特殊的钢铁部队。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都进入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进攻者与我们的力量对比悬殊，同时又面临着一个大的根据地放弃之后，由大的斗争转到小的斗争，由大的进攻转到小的退守。在革命运动遭受挫折之际以及转变关头，要保持力量收容部队，是十分困难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这方面的艰苦远远超过了长征，斗争环境是空前的艰苦。可以说，项英所在的中央苏区，只有一个坚持阵地保持基干力量的任务，等待革命**的到来。可是高敬亭仍然保持一个军的番号，是在不停地战斗，成营建制地消灭敌人。因此其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战术上的收获非常大，也超过其他地区。扼要地总结来说，他善于在大的失败之后保存自己，善于由大的进攻战局转变成退守战术。他善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局部反攻来掩护退却，收容自己。他更善于团结群众，以群众的掩护作为保存自己和发展的基础。他善于把一切群众斗争的方式如秘密的、公开的、半公开的、搭棚子的与游击战术和动作综合到一起来灵活使用，所以能在大的“清剿”和严重进攻的局面下坚持到底。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在改编成四支队奔赴抗日战场后，他的战斗力也是最强的。指战员对日作战勇敢，是抗日战场战绩最辉煌的部队。看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新四军联络参谋孟繁纶编制呈报的新四军1938年游击战绩统计表就知道，四支队仍然是新四军各个支队中歼敌最多的。他们在日寇的翼侧处处主动出击，战略总是主动进攻，经常保持进攻状态，经常保持主动的无不胜，反过来说，凡专力防守的无不败。他又是独立坚持作战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以至于有的敌酋说，共军的战术为十年来百战磨炼的战术……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战功，中共中央对你才是一再迁就，大家也都佩服你，一再耐心说服你！但你高敬亭就可以骄傲吗？共产党中央对于你是仁至义尽了，你还不痛改前非啊！
江北指挥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高敬亭职务的电报后，对高敬亭由内部审查转为公开批判。6月21日至23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褚家圩子东围墙后一片大树林里，连续召开三天公审高敬亭大会。每天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
禇家圩子，坐东朝西，前后五进，叶挺军长住在中间一进，是褚家老二住宅的正屋。高敬亭被关押在最后一进中间大厅的门房里。屋后围墙外就是一片橡树林，批斗会就在这里举行。参加批斗会的同志先在围墙外树林里坐好。然后高敬亭被从圩内押出。
那几天，太阳落山后不久，在褚家圩子的天空，现出了一颗金星，当地群众叫它“黄昏星”，天象被称作“黄昏晓”，星光灿烂，像个小月亮。遥远的天幕中，浩瀚的银河里，一颗流星穿过夜幕，划过天空，紧接着又是一颗，还伴着远处隐隐的雷声……老百姓说，这打天鼓，是要落将星啊！
红二十八军的，谁不是在高敬亭领导下工作，岂能没有点联系。可这是上级组织的批斗，不少人转舵，先划清界限，再揭发一下老上级，也就可以过去了。高敬亭主要的罪名是“对抗领导”“不服从命令”“排斥中央来的干部”“反党反中央”“拉山头、搞宗派”“和叛逃的部下有勾结”，是“张国焘的高足”“同张国焘亦有来往”，还有“与广西军密有通电及派特务来”“想叛国降日”等，帽子一顶比一顶吓人。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妖魔化一个人是很容易的。
江岚回忆说：到会人无不张口结舌，十分惊讶，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问题。大家都低着脑袋听着。中下层同志对高敬亭是有感情的，高敬亭二十八岁就成为军政委，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跟随他历经三年游击战争、种种危险和几百次战斗中锻炼出来的老兵，一致拥护他。战士们思想不通，也不敢讲，但大家相信党中央，相信军部。这几大罪状如果成立，不就成了反革命了吗？江岚看到高敬亭板着面孔，感觉到他倔强的内心如同地火在奔流。高敬亭的脸上掠过一阵**。高敬亭有时向发出责怪喊声的地方望过去，他用他那燃烧着憎恨火焰的两眼，找寻着发出责难喊叫声音的人，江岚内心认为，这样对待高敬亭是不公正的。高敬亭成年后的全部岁月都是在革命运动中度过的，并终于成了鄂豫皖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之一。他所受的教育全部都是在革命和党内得到的。他全程参加了红军革命，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使鄂豫皖红军凤凰涅槃般再生的三年游击战争，还领导抗战近两年时间。红军革命运动磨砺出他严肃而又倔强的性格。虽然江岚也听到一些对高敬亭不满的说法，但他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文化水平不高、农民出身的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某些缺陷也是难免的。是高敬亭把四支队组织和训练成为江北最有效、最文明、最有战斗力的抗战部队之一。没有这一点，新四军四支队和江北的革命形势便无从谈起！
诚然，高敬亭有没有错误呢？有，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高敬亭冤案平反后，又加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一批红二十八军和四支队的老战士，筹备编写《新四军四支队简史》。
1985年12月10日，原红二十八军老同志万海峰、李世安、汪少川、肖选进，给时任总长杨得志、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写了一封信：
杨总长并杨副主席：
林维先同志在生前同我们商量，由他牵头并亲自主持，组织几个同志把新四军四支队的一段历史写出来，填补新四军战史的一段空白。林维先同志曾报告杨总长和张副总长，请求到有关部门查阅资料。
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搜集了有关历史资料二百一十八份，约二十一万字。走访了一些老同志，还请一批老同志进行了座谈，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讨论初稿。林维先同志逝世后，为了继续完成这项工作，11月初，我们又请了一些老同志在成都进行了座谈讨论，现已定稿付印。
《新四军四支队简史》的编写，现已基本结束，特此报告。
报告中提到的林维先，三次救过高敬亭的命，又三次差点被高敬亭杀掉，可是他是高敬亭事业的继承者和同情者。在1984年他主持编写的《新四军四支队简史》中，他在充分肯定高敬亭功绩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高敬亭是有错误的。
高敬亭最大的错误，在红军时期是“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很多好干部。
一是“肃反”，高敬亭最坚决，曾杀过不少同志。仅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1935年秋、1936年初和1937年初，高敬亭在部队和地方三次进行集中“肃反”，还有一些随时随地的“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路线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作战伤亡，甚至于丢一个枪支部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罪论处。他的心眼太小，手下容不得能人，哪位领导威望或战功超过了他，就会被排挤或肃杀。师政委方永乐、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鄂东北道委书记陈守信、光麻特委书记张家胜、被称作“驼二爷”的郑以宽等先后受到迫害……他爱杀人，连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知道了。(16)但那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那是时代的错误，是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下来的，这是当时一个普遍现象。鄂豫皖的张国焘、沈泽民和戴季英执行得都很坚决，高敬亭也只是一个执行者，“肃反”被看成政治是否坚定的试金石。只要坚持“肃反”的都受重用，不“肃反”的受打击，甚至有生命危险。据说，鄂豫皖省委给高敬亭的信中，任务之一就是“肃反”。杀AB团、第三党、改组派，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狠，党内长期缺少民主空气。现在，张国焘、沈泽民的“肃反”，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了。一些同志难免对高敬亭心中怨气比较大，特别是一些被伤害得很重的人，心中甚至会对高敬亭产生一种怨恨。在“反高”时，这种情绪被有些人利用。在回击戴季英“肃反”指责时，高敬亭说：“搞‘肃反’扩大化，我曾错杀过同志，但我也杀对过。你不要忘了，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你从白雀园一次就抓走十五个人，我得知被抓的都是好同志，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从你的屠刀下把他们保了出来。现在的张顺安同志可以做证。”现在不少战友来批他，整他，这是高敬亭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肃反”的悲剧。
二是东进行动迟缓。高敬亭未从政治上认清深入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对我们发展有利，因此不愿到平原地区作战。开始不让部队出山，后来部队出去了，司令部还留在后面迟迟不动。他这个人的特点是见了上级就要发发牢骚，明明执行了命令，还要表现得桀骜不驯，好像不发牢骚就吃了亏似的。对于中共中央和军部的东进战略，不能笼统地说高敬亭“违抗军令”“抵制”，而应该说高敬亭对东进战略贯彻得不够坚决。高敬亭所部原来在鄂豫皖一带活动，编入新四军四支队后不久，即东进皖西，开创皖中抗日根据地，这不是遵守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东进指示在行动吗？若不东进，哪来新四军的蒋家河口之战和安合路、合六路破袭战？当然，在当时的抗战严峻形势下，高敬亭还应该更加主动、坚决地将部队继续东进到皖东、津浦路铁路一带。中共中央屡次电令东进，而高敬亭行动迟缓，执行不积极。这是高敬亭在抗战开始、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大失误。
三是不尊重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东南局和军部。高敬亭是个顺毛驴，在大别山和这个军里称王称霸惯了。红军革命中，他是工农干部，作战勇敢，积极性高，又坚决“肃反”，谁个不护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高敬亭扶摇直上了。1931年4月，张国焘来后，中共中央分局成立，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高敬亭等七人为常委。后来筹备召开鄂豫皖苏区代表大会，在分局领导下，成立了由高敬亭负责的筹备委员会，当年的7月1日，高敬亭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从理论上来说，外交人民委员王平章、军事委员会委员张国焘、财政委员会委员郑行瑞、革命法庭委员会委员魏祖圣、内务委员会委员郑位三、土地委员会委员戴季英，粮食委员会委员甘元景、文化委员会委员张克斌、交通委员会委员李昂茨、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都是他的部下。1932年1月选举产生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员会，由沈泽民、高敬亭、郑位三等七人组成常委会，高敬亭担任组织部部长和光山县委书记。这么多大人物惯出来的高敬亭，把这种习气也带入红二十八军、四支队。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后，巨大的落差使他对军部不够尊重，不顾大局，说军部吃四支队的饭；对中共中央派来的干部有歧视，不尊重，郑位三、肖望东被他挤走了；戴季英是他要来的，这戴季英有个性，来鄂豫皖后，对四支队发展壮大的确做了不少工作。可是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高敬亭的意见。只是把高敬亭作为一个平级，既不亲密，也不疏远，他根本不在乎高敬亭的态度，没有你我照样干事，而且干得很好。在张云逸的支持下，戴季英组织了江北游击纵队，还支持八团收编了东北游击纵队。这些都使高敬亭内心很不满意，不久也想挤走他。可是这回高敬亭碰上了对手，出现了心开岭事件，把中共中央派来的同志吓跑了。事情闹大了。他与戴季英、军部和中原局之间那种深层次的不信任和提防，便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