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叶挺过江
1939年2月，张云逸率部与第四支队第八团会合后，曾先后与周骏鸣、林恺及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书记刘顺元等就如何开展皖东抗日敌后游击战争进行过多次讨论。张云逸还派林恺渡江，到皖南军部汇报皖东的情况，请军部对皖东敌后的工作给予全盘指导。同时，张云逸等人于3月15日致电中原局，征求关于开展皖东敌后工作的意见。
中原局成立于1938年11月，其领导机构是1939年1月刘少奇等到河南确山县竹沟后建立起来的。3月18日刘少奇奉召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原局由代理书记朱理治主持工作。
对于张云逸等人的来电，朱理治非常重视。他经过慎重考虑后，于3月21日复电张云逸、周骏鸣、刘顺元及中共鄂豫皖区委书记郑位三及郭述申，并报中央书记处，指出：
一、目前日人有“扫**”皖东的企图，国民党政权如仍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会在这次敌人进攻中遭受更大的摧残。因此，中共地方组织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必须抓紧目前时机，一面加紧自己的工作与准备，同时推动友军、友党进步，联合他们共同粉碎敌人的此次进攻与创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二、打开皖东局面的中心环节，在于江北新四军的积极活动。新四军愈能积极打击民众所痛恨的汉奸、土匪武装，愈能取得当地民众、知识分子及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同情与援助，愈能使统战开展，愈能使部队巩固与扩大。
三、安徽国民党当局在整个中原仍是最开明的，同时第八团队又有公开合法名义，故统战工作较其他各地都易建立，必须更加站在主动的地位，团结与推动抗日的军政当局，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与联合抗日分子，打击与日本有勾结的汉奸当局，并向上级政府控告他们。不过，唯我们与安徽抗日当局接近时，要多采取隐蔽方式，以免他们遭受打击。
四、关于开展皖东党的工作的建议，省委机关可设在总后方，经常开办党与群众训练班，在游击队中发展中共党员，并调出一批党员训练后派到地方工作，在目前应特别注意将地方上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经他们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及争取青年到我们一方面来。
五、可以用第四支队政治部的名义出版一个小报，宣传党的主张及政策。(1)
朱理治此电的中心意思是在与国民党联合粉碎日军进攻的同时，江北新四军四支队需积极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
由于第四支队主力迟迟没有开进皖东地区，延误了建立皖东根据地的时机。1939年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对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性进攻，对国民党政权实施诱降。蒋介石虽然还留在抗日阵营中，但对内对外政策也发生重大变化，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逐步转向对内反共。特别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后，时值撤退到大别山的桂系站稳了脚跟，在蒋介石的大政策下，于1938年冬开始转向反共。国民党第五战区鄂豫皖游击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又以抗日为幌子，开始向淮南铁路以东派出专员、县长，恢复旧政权，收编土杂武装，大力发展反动武装，与四支队争夺皖东敌后地区；同时拖欠和克扣四支队的薪饷，对四支队加以划定战区等种种限制，企图把江北新四军排挤出皖中、皖东地区，以达其扩展地盘，发展势力的目的……
高敬亭东进正在摇摆不定。4月初，身居皖南军部的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政分会主席、军政委、副军长项英，在《致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的电报中，对江北部队在东进行动的方式方法上又提出具体要求：
“在军事上，向北、向东发展，以津浦线为中心积极行动，控制该路，另以一部控制淮南铁路，目前，以大马厂（全椒西）为中心，第一步选择几个地区为后方，建立工作基础，然后由工作与军事发展而扩大成为巩固后方的基点。目前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口号做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防范和限制。……在政治上以巩固扩大统战为主，求得各方合作和配合，以便我军转展减少阻碍和限制，对行政采取多方赞助，对地方武装采取帮助扶持，争取由政治上达到组织上领导，勿用直接吞并办法，以免造成政府、地方与我对立。民运应与军事的发展以合法的合作方式为主，求得多方扩大发展，避免单独活动形式。”
这是个正确和错误并存的指示。正确的是东进，和中央一致。错误的是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加分析，正中桂系下怀，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有点相左。中共中央要四支队东进，一是和抗战时期中央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要求相符合，利用国民党当局要求东进之机，到敌后去抗战，发展壮大自己。四支队在皖中再停下去，在政治上将造成被动，军事上也会陷入绝境；可是军部要四支队的所作所为，正好和桂系要四支队东进的目标一致。桂系要四支队东进，要四支队替他们守门，和日本人相拼，还要画地为牢，老老实实听命作战。项英便要四支队东进还要偷偷摸摸地去，不让建立政权，不让扩充武装，那去干什么？不好理解，也不好执行。
项英在这封关于江北工作方针及干部配备致中共中央、军委并转中原局等电中，对高敬亭的情况也做了不利的反映：
一、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廖准其到后方休息，并给三百元。
二、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特别不愿回后方，致用各种办法，首先争取部队东进作战。(2)
项英在这份重要的电报中，批评了高敬亭，表扬了戴季英。关于高敬亭看望廖磊并请假休息这些无中生有的情况，实在让人不可理解，也为后来中央撤销高敬亭职务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共中央书记处针对项英的指示，于4月24日致电东南局并中原局转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队，电文名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这是一封决定新四军四支队命运的电文，对东进与否进行了最后的裁决。来自延安的目光可谓明察秋毫，看透了国共双方关键所在：
一、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固然不能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主动努力去做。
二、依皖东目前情况，必须我们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完成建立根据地的任务。
三、目前，军事上的目的是在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的战斗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而不是以单纯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因控制两条铁路，对我们工作无大帮助，也控制不了）。
四、要迅速扩大我军，大大发展地方党，开办教导队与党的训练班，分派干部到每一县、区去建立县委、区委，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
五、要特别注意推动地方政府进步，与行政人员合作，努力求得同志及进步分子去做县长、区长、联保主任，并操持严格的秘密。但对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顽固分子，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不要轻易让步。(3)
这封电报的核心内容是指出要坚持独立自主，迅速扩大和巩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大力发展地方党、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而不是单纯的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
中共中央这封电报应该说更全面，更准确。项英当然看出这封电报肯定新四军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努力，同时也批评了他的要四支队东进后只控制两条铁路的狭隘理解和不建立根据地、不说出自己的主张等。项英倒也光明磊落，也可能是看出自己的失误。他直到5月4日，才致电高敬亭并报中央，要求四支队“迅速东进、积极作战”，并把中共中央4月24日指示信转至江北的叶挺、张云逸，要求江北指挥部以此电报精神为准，推动四支队等江北部队东进。
从这些长电短电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围绕四支队东进问题，领导层与高敬亭之间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可以感受到高敬亭同级或之上的所有人对高敬亭不服从命令的焦灼。
而高敬亭本人，两眼也是带着无限的困惑，眉头皱成川字，常倒剪双手，陷入沉思，刚刚三十出头，似乎显得衰老，处境犹如时刻坐在火炉上。
当项英将此中央电文转发给张云逸等人时，已是5月中旬了。此时，叶挺军长已经来到江北。叶挺于5月10日在新四军四支队于西港冲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进行了传达。
当时，在江北活动的新四军，主要是高敬亭第四支队。此时，四支队已分为两块，东进到皖东的八团队、东北挺进纵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已达到四千多人，另一块是高敬亭手上的七团、九团、教导大队主力七千余人。另外，还有随张云逸过江的军部特务营几百人，以及彭雪枫领导的活动于豫皖苏边地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李先念领导的活动于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罗厚福领导的活动于豫南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等。另外，在鄂豫皖苏还有一些中共地方组织以不同名义创建和领导的游击队等等。这些部队远离军部，并有长江阻隔，江南江北分属不同的战区，指挥起来诸多不便。为此，军部于1939年3月30日向中央请示，拟设指挥机关于江北，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部队。
党中央、中原局和军部决定再次派人前往江北，全面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整理新四军江北各部队，解决第四支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做好高敬亭的工作，迅速打开皖东抗战局面；同时创建江北指挥部，指导江北新四军所有抗战部队。党中央、中原局和军部把这个重大使命交给了叶挺。
还在1939年3月29日，叶挺在南陵即以个人名义致电蒋介石：
委员长蒋：
职军江北支队现位置于沿江，为潜山、巢县、全椒、嘉山（今安徽省明光市）、定远县一带，担任津浦南段及沿江作战，总计高、周两部官兵九千余人，与军部隔江相距颇远，以往工作联系因之亦欠密切。现因该部急需调整及伤病兵员之救护治疗与军需之补充储积各项工作亟待解决，职拟4月间前往巡视，并将军部职员分拨一部于舒城附近暂设指挥部或办事处，藉资便利，是否有当，谨候指示祗尊。
3月30日，叶挺与项英联名致电毛泽东并告刘少奇：
甲：张云逸指挥周骏鸣部在全椒附近四千余人，高敬亭部有六七千人，合计约一万人。我们为调整江北部队及发展工作计，拟设指挥部或办事处于江北。
乙：彭雪枫部现在何处行动？最近情形如何？又拟用何种名义？请告，如果能与我们发生关系更好，盼复。(4)
3月31日，蒋介石复电叶挺：
“该军长拟巡视江北支队并设指挥部或办事处一节，准如所请。”同时电告白崇禧、顾祝同、李宗仁。(5)
中共中央的意图，通过叶挺的努力，蒋介石同意了。中共中央准备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建成华中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以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迅速批准，并提议以项英或陈毅主持江北指挥部。
4月初，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以项英、叶挺名义提出了一个组建江北指挥部及扩大新四军的方案，并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具体内容包括：
一、江北指挥部以张云逸为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
二、以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以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周骏鸣为副司令员；组织江北前敌委员会，张云逸为书记，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为委员，直属新四军军分会；
三、调第五团团长孙仲德及军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张树才到江北工作；
四、将第二支队第四团陆续调至江北，作为江北新四军的基干力量；
五、江北指挥部及第五支队政治部之主任均无合适人选，请中共中央设法解决。(6)
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于1939年4月18日，为答复项英报告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苏皖工作的意见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
一、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为便利与密切领导关系，中原局机关可以与指挥部同时行动。
二、张云逸加入中原局并兼中原局军事部部长。
三、在郑位三、郭述申、戴季英三人中提一人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另派一副主任协助之。
四、江北指挥部下辖五个纵队：以第四支队第七团为基础组建第一纵队，从第四支队提拔一进步团长任司令员；第八团为第二纵队，周骏鸣、林恺为正副司令员；戴季英领导的江北游击纵队为第三梯队，提议调江南第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为副司令员；彭雪枫部编为第四纵队；李先念部编为第五纵队。
五、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对高敬亭的三种处理方法：上策为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中策为给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名义，将第四支队改编为江北指挥部下属的一个纵队，交由其他同志指挥；下策为戴季英仍留第四支队工作，撤销高敬亭的职务。
当中原局、军部上报中央对高敬亭屡屡不满乃至严厉斥责甚至提出撤职时，高敬亭却毫不知情，更无法申辩。久而久之，高敬亭的形象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心目中越来越模糊……
身材高大的朱理治，1907年7月生于江苏通州余西镇。1927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等职。1935年7月，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到陕北，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组建了政治保卫部，任命戴季英为代理部部长。他和戴季英、郭洪涛、聂洪钧领导了陕北“肃反”，后被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纠正，犯下了历史错误，也背了一生的政治包袱。延安整风时说他阴谋陷害高岗、刘志丹，还说他拒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抗战初期朱理治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这次他关于高敬亭所提三条意见，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的，年仅三十二岁的朱理治已经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这三条措施完全符合党中央爱护干部和处理人要慎重的精神，可惜没有被采纳。
这两个方案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此，中共中央正在研究考虑，并于1939年4月21日答复说：“关于江北指挥部人员及前委委员调配暂缓发表，待商妥后再说。”(7)
两个方案的共同点，就是高敬亭不再是江北新四军的主角了！新四军成立之初的军分会委员，将要成立的江北指挥部已没有他高敬亭的位置。连戴季英、周骏鸣、林恺也成为江北指挥部前敌委员会委员。这对高敬亭来说也是极为不公的。“李广功高、封侯无分”，这未免太不公平了。
在这场文来电往的讨论中，奇怪的是一直没有听到高敬亭的声音。仿佛他注定就是被讨论、被安排的角色。抗日统一战线，除日本人外皆为朋友，而对高敬亭这样坚决打鬼子，而且特别能战斗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就容不得呢？
在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之后，1939年3月高敬亭到达合肥东北众兴集，这里是青龙厂褚老圩南面，皖东遥遥在望了。可是高敬亭又借故停止进军，率司令部和教导大队、九团返回舒城，公开对抗党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这可能是个重要原因。
中央坚持的是东进，从战略上来说，是合理的和正确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真理。高敬亭一而再，再而三地抗命，最后，事情已超出战略分歧，变成负气、倔强、赌气了。为此，高敬亭对中央、中原局及新四军军部以及准备成立的江北指挥部已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
中央对新四军有两个要求，就是江南的新四军军部和一、二、三支队向上海京沪铁路两侧挺进，并适时渡江北上；江北新四军四支队向淮南铁路东挺进。军部，特别是项英第一个任务执行得并不好，在军部本身，他犯着和高敬亭同样的错误，尾大不掉，不听指挥，软推硬磨，只以一小部东进至苏南。而军部对四支队东进却毫不含糊，屡次以命令相催……
1939年4月27日，正是农历阳春三月天，江南草长，春暖花开。叶挺等人来到新四军设在长江边的兵站，准备偷越日军封锁线过江。
新四军军长叶挺过江，组织江北指挥部，整顿江北部队和处理高敬亭的问题。这是他出发时军部和新四军军政分会的共同决定。同时抵达的有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参谋处长赖传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以及罗炳辉、孙仲德等人。
行前，叶挺与项英、袁国平讨论高敬亭问题时，商量“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主席的名义致电高敬亭，给予慰勉，提出希望，并具拟草电文报批，项英给中央代拟的是：
抗战正处于敌我相持苦斗阶段，四支队在战略上处于极重要的地位，可以阻隔日军南北联系，如果控制津浦线，可予敌在军事、经济、交通上极大的困难，对整个抗战起重大之作用。我们深望四支队全体指战员能够肩此重任，努力为完成此任务而斗争。我们相信，四支队全体同志以过去的光荣历史与斗争精神，必能完成任务。
四支队抗战以来所处之环境与困难，党中央甚为了解。这种困难是整个抗战中不可免的，以八路军及江南各支队的经验，只有积极行动，争取不断胜利，才能克服困难。
为在今天环境，不可能先解决困难，然后胜利作战，也不可能在后方对部队尽量扩大，这是统一战线环境决定的，与内战时不同，也不能以过去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困难。
党中央的同志始终相信你们全体同志能为党的路线而斗争，从来没有对你们有任何怀疑，同样也相信你们对党中央是坚信而拥护的。党中央详知你们的困难，而能帮助你们解决，更热望你们本着过去光荣战斗的精神，不受任何困难阻碍，而能坚决地完成任务。目前，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四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及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8)
此时，四支队司政后机关和七团、特务营等已于3月向淮南路东、合肥之青龙厂、白龙厂、定远县吴家围子、朱家湾、朱港等地东进。当时，九团、教导大队和高敬亭同志仍住在舒城、桐城、无为及东、西港冲这一带。
这段时间，叶挺、项英的心情似乎不错。1939年春天，在江南的新四军军部，叶挺曾经接到两次蒋介石的电报嘉奖，嘉奖四支队及各路支队。第一次，1939年4月24日电报是：
有线
泾县新四军叶军长、项副军长：
号午参电悉。（密）当我各战场正在积极反攻敌人之际，该军能相机策动，予敌以重大打击，殊堪嘉奖。仍仰转饬所属继续努力，以竟全功为要。
中〇。敬未，令——元。琦。印。
第二次，1939年5月31日：
泾县叶军长、项副军长：
咸午参电悉。（密）该军游击屡有斩获，至堪嘉慰，仍希继续努力，破坏交通，使敌兵无法运转为要。
中〇。世申，令——元。琦。印。(9)
蒋介石这两份嘉奖电，完全是一种官样文章，既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也不表明实质情况。虽是一纸空文，但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新四军各支队在皖中、沿江、皖东、江南这一系列胜利的确影响不小。新四军及四支队的确成为长江两岸对日作战的一支劲旅！
1939年4月25日清晨，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叶挺偕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朱克靖等人，带着二支队四团第一营和战地服务团三队二十一人，从云岭军部出发。这个行军纵队里只有四个人知道行军路线和出发时间。具体操作的是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他原本是叶挺独立团的，现在他是这个纵队的负责人。
叶挺一行沿着江南小道，经过两天行军，进入西北方向繁昌的长江南岸三支队活动区域。三支队司令员谭政林设宴款待了他们。
当时要从芜湖、繁昌、铜陵间偷渡长江，是相当冒险的事。新四军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长江南岸的繁昌县到北岸的无为县，设有秘密兵站。兵站的负责同志对叶挺说：“军长，过江是相当冒险的事。江中有日军汽艇往来封锁，入夜探照灯照耀江心，如同白昼；同时，长江两岸还有日伪林立的炮楼。”
“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小日本还能阻挡我们过长江？！”叶挺口气坚决，走出村庄外，望着暮色苍茫的大江方向，他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
赖传珠说：“长江两岸地下党组织建立的步哨，时刻侦察着敌情，并掌握了敌艇巡逻的规律和在不同天气、水流的情况下渡江所需要的精确时间。我们今天渡江的时间在午夜十二时整。”
午夜，叶挺等人在兵站负责人带领下，绕过一个村庄，来到了大江边的高埂桥渡口，队伍停在江边一片杨树林里。叶挺知道自己已经置身战场之上，满天星光灿烂。借着逐渐明亮的晨曦，叶挺看到持枪哨兵守护在四周村口的身影。
时近午夜，大地一片寂静。初八的明月当空映照，江边景物依稀可见。江水浩浩****，远处江面薄雾弥漫，看不到对岸。这时，兵站的一只木帆船驶过来，放下一块跳板，叶挺等人依次上船，排坐在船舱里。船便扬帆掉头驶向江北。大地静悄悄的，只听见江水有力地拍打着船帮。
月涌大江流。叶挺瞩望长江，心中暗想：是哪出京剧里有句词，奔腾的江水一时歇，鏖兵的江水油然热，这不是江水，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现在这江水可真是百年流不尽的英雄血。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北伐、南昌起义、红军革命到今天抗日战争，多少爱国英雄，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足可惊天地而泣鬼神！
一个多小时后，兵站的渡船在江北无为的复兴滩登岸，岸上已站着不少穿黄军装的同志，他们是先到达的二支队四团一营的，也是随叶军长过江，来江北工作的。
上岸后，夜行晓宿，步船并用，途经无为、庐江县城等地，沿途风景很好，春麦已快要成熟，油菜花一片金黄。叶挺在江北游击根据地里行军，心情极为愉快。4月29日，九团顾士多率队前来迎接叶挺等军部首长。
叶挺两年后因皖南事变被捕时，写了一首《被囚抒愤》：“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概括了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后的苦恼和经历。其实在四次辞呈之外，还有两次出走。此来之前，他第一次出走，是周恩来亲自把他送回皖南，这便是军部叶、项矛盾的具体体现，也是历史的一种错位。
两年前，在南京快要失守的时候，国内团结有很大的进步，西北的人民抗日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的第八路军。继此之后，东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在蒋介石的“南剿”之后受命集合，改编为新四军。当然得有人来当军长。有人说要张发奎、陈诚兼任，共产党当然不会同意。共产党提出彭德怀、叶剑英担任，蒋介石也不同意。只有叶挺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这中间有许多周旋、别扭，但是因共产党中央的诚恳和八个省区的分散的游击部队（琼崖除外）之忠实于中共中央与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以，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叶挺明知道有很多困难，但为了促进团结，为国内抗战尽自己的力量，他接受了现在的职务。但项英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是由红军游击健儿组成，由他来担任军分会书记、军政委、副军长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叶挺这个党外人士在这里却行使不了军长的角色，事实上只是二把手，甚至没有二把手的威权。所以他提出辞呈，出走，是一种不满。中央、中原局也想挺叶，可是改变不了项英的威权，也改变不了叶挺有职无权的现状。三年来，别扭、误会、摩擦，不断地在政治上、军事上来烦扰叶挺：饷款不济，军饷不足，军装不备，枪械不补，是在军需上克制新四军，还有党内的纷争，他却不把这些放在心头。大家只有一个志愿：打日本，救中国！军部对此的认识是一致的。1939年2月，周恩来陪叶挺到皖南军部，传达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还专门传达了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的地位的指示。周恩来在批评项英时特别指出：“像叶挺同志这样一位很有军事才能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又是北伐战争年代的名将，他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是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不能因为他现在不是党员而不信任他。他留在党内，不如留在党外工作，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像这样热爱党的事业的好干部，你不能团结，那还要团结何人？”
现在叶挺受命独立前往江北，整理江北部队，他下决心也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让这支钢铁部队更好地东进，迎接皖东抗战任务。
5月4日，叶挺在庐江会合前期到达这里的张云逸及九团团长詹化雨、政委汪少川和参谋长顾士多。5月5日中午，九团请吃饭。5月6日，叶挺来到庐江西乡东汤池，驻扎在这里的九团三营前来迎接，并请叶军长吃饭。
到达江北后，叶挺一直在研究四支队这支由老红军改编的部队。他当了新四军的军长，手下的指战员都是红军。四支队同样是如此。他们看上去显然缺少正规军人的姿态，动作不规范、不整齐，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装备也不好。可是，他们和国民党士兵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战士勤劳、质朴、敦厚，加上勇敢专注，打起仗来，“如人使臂，如臂使之”，上下同心，指挥机构指挥起来高度灵敏，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军官能打，战士不怕死，争着去战斗、去牺牲，一切私有观念在这里被唾弃。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介体系在这里都被破坏，更不存在金钱和利益集团。这个部队执行命令唯一的条件是到最险最重最苦的地方去。所以，蒋介石十几万正规军就是打不过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坐下来与之谈判。战士们之间如同亲兄弟。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像小老虎，仿佛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敢于和日本鬼子作战。他想：中国共产党真是伟大，通过土地革命，在鄂豫皖锻炼出来这样一支全新的队伍，有这样的部队，真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中国共产党政治清廉，这是根治国民党军队种种癌症的利器。新四军及四支队虽然没有和日军进行大规模的交战，但江北抗战部队能在连、排战术上克制日军的，只有共产党部队。这是战士们在红军岁月中搏杀出来的技巧。叶挺在想，东进，根据地和部队扩大了，这些红军老骨干，再加上正规化训练，将来都可以当干部带兵。事实证明，任何一支地方部队，只要放进去一个红军班，一个红军骨干，马上就可以上升为主力。
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受到各界父老和民众的热烈欢迎。群众敲锣打鼓，扭秧歌，舞彩旗，放鞭炮列队欢迎新四军军长的到来。当日，叶挺军长在东汤池月形地千余人参加的军民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人民团结抗日，并为群众照相留念。
大别山余脉从舒城、桐城向东延伸，舒城方向来的是大马槽，桐城方向来的是小马槽，形成一条巨大的山谷，中间是条马槽河。东汤池小街位于大、小马槽河谷的出口处的北边。这一带，红军革命时一直是共产党的游击区、根据地。高敬亭红二十八军也常到此处作战。在这一带，舒城县东南七十华里和庐江县交界处各有一处温泉，“泉出石下，沸而出，若釜中汤然”，古称“坑泉”。按方位舒城的称为“西坑泉”，庐江的称为“东坑泉”，民间称为西汤池、东汤池。清代桐城派大家戴名世来此写了《温泉记》，载入《南山集》，使这里名震皖中。
在大、小马槽出口处，马槽河边，东汤池街南边，有一处高坡，如同金龙含珠，又如狮子玩绣球，是一块风水宝地，被百年前的严姓人家看中，在这里兴建几处村庄，被称为严家淞园。现在新四军也把这里派上了大用场。
5月7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严家淞园成立。指挥部设在严家祠堂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内，八字门右边钉上一块木牌，上书“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指挥部”，用红布包着木刻长方形关防大印，放鞭炮，鸣枪二十一响。
政治部驻墩井虞家。供给处和指挥部在一起。警卫部队散布在周围地区，担任军部与指挥部的交通联络任务。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尚未到职)，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兼任书记。5月18日，由周恩来书写刊名，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处主办的《抗敌报》（江北版）5日刊，在东汤池创刊出版，社长为王阑西。
江北指挥部与江北前敌委员会的成立，使江北新四军有了领导核心，为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与此同时，江北游击纵队正式宣布成立，司令员孙仲德，政委黄岩，参谋长桂蓬洲、政治部主任桂蓬，所辖部队除原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和各地游击队外，刚到江北的二支队四团一营也编入江北游击纵队，共辖三个大队。
东汤池一带明显是大别山和沿江、皖中平原的分野。十里一乡风，这里半夜放炮，吵醒了叶挺，一问是居民搬家。清早，天空静谧，大地苏醒了，小鸟啁啾低飞着，几只灰喜鹊飞到门前一棵大柏树上喳喳地叫着。当地人说有喜，可是叶挺的心高兴不起来……
四支队主力东进的事，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此时，叶挺也深深感受到皖中、皖东形势的危急。从徐州及武汉外围撤下来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以后，要巩固自己的地盘。他们为了把四支队挤出皖中、皖东，扩大地盘、发展势力，一方面不择手段地限制四支队发展，另一方面趁四支队东进缓慢的机会，抢先向淮南铁路以东地区派出专员、县长，恢复政权体系，扩大土杂武装，竭力与四支队争夺皖东。
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军部在这一年中，先后对高敬亭当面劝谏、发电催请、电请中央力促、派干部带信……做了许多工作，有收效，可是效果不大。
5月9日早晨，叶挺派赖传珠到合肥东部青龙厂，为指挥部东进准备房子，筹备东进事宜。自己偕同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朱克靖等人由东汤池向西，经过大、小马槽之间的山谷，赶到舒城东、西港冲与高敬亭见面。当晚住在西港冲四支队司令部里。
在前往东、西港的路上，叶挺看到一位年轻貌美、飒爽英姿的女子，全身戎装，身背一支新式二十响驳壳枪，率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在行军。他便停下来站在路边看着过队伍。叶挺问戴季英：“这是谁的队伍？”
戴季英说：“是鲍有荪的队伍，舒城东沙埂抗日游击队。”
叶挺军长高兴地说：“啊！原来是小有荪的队伍！一个小姑娘，拉起这么大的一支抗日队伍，真是了不起！”
戴季英说：“这小姑娘现在已不是上海艺专只会画画的大学生，而成了能带兵打仗的女英雄了。”
1938年9月，鲍有荪这支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已发展到七百多人枪，有两个营，已成为很有战斗力的队伍。遵照上级的指示，队伍在鲍有荪的带领下，编入了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奔赴抗日最前线，是地方党组织为新四军成长壮大历程中做出宝贵贡献的一个突出范例。鲍有荪到游击纵队住了一个多星期，把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以后，又到舒城县委，把留下的一个班扩大为一个排，并沿用东沙埂抗日游击队的称号，继续坚持舒城县的抗日斗争。不久，鲍有荪与留苏归来的皖中工委书记刘顺元同志结为伴侣。1939年10月，鲍有荪被调到皖东巢县任中共巢县县委书记。为了装备好新组建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鲍有荪还前往巢县战时政府所在地柘皋镇，动员其堂叔鲍春谷捐资三千元购进了一批枪支弹药支援“巢县抗日游击大队”。这支武装从此便在我党领导下，活跃于巢县、合肥、和县地区，不久即被编入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八团第一营。鲍有荪对新四军的成长壮大，又一次做出了贡献。鲍有荪走到哪里，人们就说共产党“女县委”来了。舒城和巢湖大地留下她深深的足迹，也留下她人生最壮丽美好的记忆。
这之后，为人妻，为人母，鲍有荪的生命，在抗战之初经过一次猛然的爆发后，趋于正常和平稳。1965年2月，鲍有荪任中共江苏省委视察室视察员。“文革”中受冲击。1983年10月离职休养。1995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明确其职级为正厅级。2011年5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同年9月病逝于南京，享年97岁。
叶挺，在中国可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的勇敢无畏，在北伐战争时期其所部赢得“铁军”称号，早已众所周知。到新四军后，他曾亲临前线，遇到敌机轰炸，他不仅未进防空洞，反而用相机对空拍照，使周围同志又担心，又佩服。他那镇定自若，毫无畏惧的风度，神话似的在军中迅速传开。四支队司政后机关听说江南军部叶挺军长来了，都十分高兴地列队前往欢迎。
叶挺没有穿他的中将军服，也没有穿新四军的灰布军服，而是穿着皮夹克，骑马出现在舒城的东、西港冲四支队司政后机关，出现在这些大别山红军将士的面前。在自己的部队中，叶挺一直是这样穿戴。他本来有一套缀有中将军衔的草绿色将军制服，黑色长筒马靴，横扎斜吊的制式武装带，这些正规化装饰，他只在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时才使用。
叶挺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是指他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工作，可是他并没有参加十年红军革命。广州起义失败，责任落在他的肩上。他跑到莫斯科去申诉，共产国际却不分是非地批评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脱离了党组织，到了德国，流亡多年。用他自己的话说，爬山爬到一半，退下去了，现在又开始重新爬山。
叶挺在西港冲钝斧庵见到了高敬亭。
这是高敬亭自抗战以来第二次见到新四军军长叶挺。第一次在武汉见面，参加了叶挺的盛宴，但双方也没有多说话。叶挺的大名高敬亭大革命时在鄂豫乡间就知道。北伐时叶挺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是攻打武昌的先锋，他领导的部队被誉为“铁军”，后来任师长，担负武汉的警备司令。叶挺也是第二次见到红军名将高敬亭。最近，他在军部，听到高敬亭的名字更多了，有称赞的，有批评的，但更多的是军部在研究如何帮助他，促进他东进……
5月10日夜，叶挺召开军事会议。第四支队各团连以上干部、各纵队司令及游击队长共八十余人参加。
在支队司令部的会议室里，军长叶挺坐在正首，左边桌头坐着高敬亭、戴季英、林维先；右边桌头坐着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新四军军部除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外，主要领导都来了。身经百战的指挥员都用同一种姿势端坐在椅子上，身板挺得笔直，多年军旅生涯形成的气势都表现在神态举止中。
叶挺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建立江北指挥部的决定，重申中央的东进方针，要求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后方机关、教导大队和第九团迅速东进皖东合肥、定远、滁县、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会议开了两天。
会议期间，叶挺、张云逸收到了项英传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24日发给东南局、中原局和四支队八团队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可谓来得正是时候。叶挺遂将这一指示电的精神一并进行了传达。该指示说：
“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目前军事上的目的是在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的战斗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成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
中央立足新四军和四支队东进，这一战略在关乎中共生存和发展壮大这盘棋上，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这也更坚定了叶挺推进四支队东进的决心。
会议期间，同时得到政治情报：国民党军政当局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国民党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遵守划定的战区范围，随意开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编；不服从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任意破坏改变行政系统，不积极抗日却专事骚扰友军，等等。国民党对共产党要采取限制措施等。这样桂系也不可能持久地在安徽和共产党人和好。四支队必须尽快到敌人后方去找出路。
最后，会议决定：第四支队今后的方针应是广泛发展，于本年“八一”前在可能范围内扩大到二十个团，并与第三支队配合，做进攻南京、截断津浦线之新主力；在舒城与皖东各建一游击战的支点，并由新四军军部派得力干部五十人，充实四支队各级领导；四支队经费除原有及省储补助费外，军部从6月起每月补助第四支队津贴两万元，作为广泛开展游击战的经费；叶挺还敦促第四支队要按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命令，限三个月内撤出舒城，转到淮南铁路以东下塘集、定远一带活动。
有人在抽烟。大家都在静静地望着叶挺和高敬亭的脸。
由于以张云逸为首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式组建，高敬亭作为指挥万余人的支队司令员连指挥部委员也不是，他便认为只有保存实力今后才有希望。他与叶挺、项英、张云逸等原先工作上的矛盾发展成为贻误战机的消极抗命。高敬亭还是一如既往，对他认为不正确的指示置若罔闻，沉声陈述理由，说：“皖中自四支队进至后，战略地位越显重要。其既是抗战基地，可以指挥江北部队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又是保留下来的红军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可掩护鄂豫皖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还可以和江南淮北平汉铁路做战略上的配合。国共两党都很重视皖中。我真不理解，国民党和军部都让我们离开皖中，离开大别山，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坚守皖中、坚守大别山？”
叶挺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也在不断升级，四支队处境愈加险恶。皖中处于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包围之地，不是久留之处，至于将来是否坚持，还要看形势变化。在国统区，我们没有前途。国民党希望我们让出皖中，让我们到皖东，我们应将计就计，以退为进，一路东进，完成和加强进军皖东之步骤。我们不是盲目屈从，而是到敌后去寻求发展。皖东发展了，大别山今后还要落入我手。”
“现在的皖东，日寇正在扫**。”高敬亭再补充，“到那里，新四军、国军、伪军和日军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现在，四支队立足我们的根据地对日寇进行出击，是十分安全的。”
“这只是比较而言。”张云逸插话，“我到皖东八团战场看过了，在皖东敌后，日寇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县城及铁路沿线，城外就是各色武装的天下，少量日军不敢出城。皖东党组织力量较小，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日军到来后的客观形势，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给共产党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八团去了皖东敌后，可谓大显身手啊！若四支队全部东进，三个月即可发展部队一倍至两倍。”
“支队部有大机关、有电台、有医院、有修械所、有家属，在东进过程中如果遇到敌顽袭击，后果很难设想。特别是后方机关医院马上走不了！”高敬亭的这些担忧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这时提出来，显得有点强词夺理。
叶挺军长刚开始开会时，面色是中性的，现在突然充满了果决和冷酷，他把他的愤怒压抑下去，厉声地说：“高司令，东进，限两星期必须出动！请执行命令！”
久经沙场的战将，可以说情感是深藏不露的，可是这次叶挺对其深藏不露的感情也失去了控制。
叶挺对一个支队司令说出如此简短而又决绝的话语，是很少见的。这是对日战争，这是军令。军令不容儿戏！他的脸上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在会场产生一种强大的气场。大家都被叶军长的气势震慑了。
在江南军部，叶挺的自尊心常常受到严重的伤害，常常受到伤害的还有他作为军长的指挥权和谋略的发挥。自尊受到伤害的同时，又给他带来自行脱党的自责，自责又带来自卑，自卑又强化了这位北伐战将本来十分强烈的作为军长的自尊。这次在江北，他决不允许自己的自尊受到伤害，也不可能有人再会伤害到他的自尊。
叶挺发火后，看无人说话，便说：“军事民主，现在就四支队东进，我们进行举手表决！同意东进的，请举手！”
叶挺第一个举手。参会人员几乎全部举手表示拥护东进皖东的方针。高敬亭迫于形势，在会上也举手表示赞同东进。
叶挺真不懂高敬亭的固执。沦陷的中国国土，急盼共产党去成为主人。他和当时很多人一样，认为高敬亭对东进这一战略部署顾虑重重，优柔寡断。古语所说：“寇能往，我亦能往。”这是指于敌有利弊，于我亦有利弊，只要加上抗日的人民，加上自己的灵活指挥，皖东这个地区游击的课题，必然顺利解决……固然我们不否认地形是游击战有利的重要条件，但切不可变成人不去利用地形地物，反转来被地形地物所限制，人对地形失去主动性！
会议于12日晚结束，13日上午，出席人员相率返防，组织部队东进。
叶挺此行，是带着中央、中原局，特别是军部对高敬亭和四支队的一些误解而来的，是手握解决高敬亭问题和整理江北部队的“尚方宝剑”到达四支队的。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高敬亭的命运不会出现逆转。
5月中旬，九团于东汤池东进；继九团后，支队机关奉命陆续撤离舒城，东进皖东抗日。高敬亭于西港冲老华家设立留守处和交通队，共有一百多人。这个留守处和交通队，直到当年9月底才撤离。东、西港被桂系占领，成为国统区，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再坚持已不可能，东、西港使命已完成。
这是一个春天，江淮之间大别山的春天，本来也是繁花似锦。可是自古多情伤离别，四支队不能不向一年来同患难共生死的皖中同胞告别远行。四支队撤离的消息，像寒风似的刮遍舒城的东、西港冲，让人有点伤感。
离别的伤感，首先从东港冲刮起，从政治部、后勤部、修械所、被服厂，从战地医院到中共舒城县委，生机盎然的东、西港冲，传出了离别的歌声。大部队出发了，各单位留下少数人忙着捆稻草、还门板，并将居住过的村庄、庙宇清扫了一遍……东、西港冲的人民，采用各种方式和四支队的抗日将士们挥泪而别。
皖中人民对四支队的送别是奇异的，也是悲壮的，那就是一批又一批青年农民和学生，翻山越岭，向东、西港冲会聚。他们要求参军，要求随四支队到前线打鬼子。一个又一个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景不断出现。大别山的抗日山歌《送郎打冲锋》，在皖中大地到处唱响：
日头正中又正中，
妹送小郎去当兵。
一劝哥哥别留恋，
再劝哥哥打冲锋！
不是为妹心太狠，
只怪日本太欺人。
要想爱情保得住，
先从死里去求生。
这些皖中子弟，后来随着四支队走向皖东，走向华中，走向全国……
歌声传进西港冲钝斧庵高敬亭的窗口。西港冲暂时还是平静的，高敬亭的司令部还在，教导大队还在。但细心的人也看出，司令部和教导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在紧张地做着准备……高敬亭看着去年9月出生的牙牙学语的大女儿和身怀六甲的史玉清，倍感惆怅。部队要东进了，皖中这个家要丢了。叶挺军长的批评，同志们的举手表决，这都让他心中的忧虑和压力增大了。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是一言九鼎，独霸一方，叱咤风云……可是现在，他不能决定部队的作战方向，甚至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时高敬亭的干妈在结拜兄弟吕家政搀扶下走进来了。干妈有点拘谨地问：“敬亭啊，听说你们要走？玉清抱着一个，怀着一个，娘仨怎么上前线打仗啊？”
“干妈，玉清她们暂时不走。四支队在这里设立留守处，她们在这里还要待一段时间。”
1938年7月，高敬亭来到钝斧庵时，史玉清已快要临盆，刚搬来，洗漱日常用具短缺，特别是女人用的，高敬亭便向离钝斧庵最近的吕家政家借用木盆等用具。
吕家，土墙草房，无什么家当，可是收拾得很干净。吕母也是，巴巴头梳得整整齐齐。高敬亭语调亲切坦诚，使吕家政一家感到宽慰，觉得来的不是大名鼎鼎的高司令，而是一个温存随和的邻居。而高敬亭进出吕家，也使他想起了故乡，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大别山的山南山北，穷人的家境几乎都是一样的。他的生命，也是从这样的农家屋起步的。
吕家政母亲见高敬亭每天要忙于军政大事，但东西都是晚借早还，从不耽搁，于是主动把木盆和一些用具送给史玉清，并经常过去照料她。特别是史玉清分娩和坐月子期间，吕家政母亲更是忙前忙后，精心服侍。日子久了，高敬亭和吕家政两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高敬亭的心和穷苦大众贴得很近。想想自己十岁就死了母亲，吕母的这种母爱唤起了高敬亭对母亲的怀念。于是他便认吕母为干妈，和吕家政结为异姓兄弟。吕家政一家自是欢喜，更是惊讶。多少年前就知道的高敬亭司令员，居然和自己成了一家人！吕家也把此事视为无上的荣光。
1938年11月，吕母生日，高敬亭以义子名义送去寿礼，还亲笔撰写了一副寿对，并在寿对上盖上四支队司令部的大印和高敬亭的私章。高敬亭笑着对吕家政说：“兄弟，这副对子你不能把它搞掉了，今后我到了别的地方，不管什么军队看了，都不会侵扰你的。”这件事至今仍在东、西港冲到处传扬。
高敬亭又问吕家政：“有群众对我们提意见吗？”
“四支队不论住在谁家，挑水、担柴、扫地，样样活都干。农活季节更是帮助我们干活；部队医院给我们看病又不要钱。这样好的军队天下哪有啊，大伙感恩还来不及，哪还有什么意见！”吕家政想了想说，“要说意见也有，就是舍不得你们走！”
“非常感谢皖中父老乡亲对我们四支队的支持。没有你们，就没有这块根据地。”高敬亭停了停，说，“我们这是执行命令啊……”
“你们这一走，这里又像你们来之前一样，土匪盗贼横行，地主老财又要仗势欺人了。亲日投降派和坚决反共分子，也会在你们走后，来摧残团结抗战的民众，还不知日本鬼子会不会打进来。以后我们到哪里去找你们这样好的军队啊？”
高敬亭的内心，在这种骨肉深情的浪涛中浮沉，他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重荷和离别的惆怅。高敬亭实在有口难言，他转了一个话题：“我们还留有地下党组织，也有秘密游击队。到时，你们可以找他们。”
高敬亭通过吕家政，了解到群众对四支队的挽留，他认为这就是对他的评价。对四支队的一切信赖、留恋、拥戴，都是给予他的荣誉！他又想到红火热烈的鄂豫皖苏区和鹞落坪地区，那些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乡亲们。
考察历史要从表象进入人的内心，这样方可得知高敬亭固守皖中、不愿东进的真相。造成高敬亭冤案的原因极其复杂，完全无法用今日之是非观念去评判之。这其中涉及抗战初期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战略发展方向，新四军的指导思想、组织系统、友军关系、高层矛盾等各方面的种种问题，不仅有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还有北上部队与南方游击队之间的矛盾……1937年抗大“批张”时，就有红四军十师师长余家寿（麻城人）、十二师师长徐顺礼（红安人），要回乡投奔高敬亭……
自从国共和谈下山抗战，中央派人来之后，高敬亭感觉到一切都不够称心如意，几乎是动辄得咎，总是受到当头棒喝，总是不受到重用，派来的人似乎也是来夺权的……
提拔他的张国焘叛变了，重用他的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不是病死就是战死了。当初他们推行的“肃反”难道不是从共产国际和中央下来的吗？高敬亭苦大仇深政治坚定，服从并学会了积极“肃反”而被提拔重用，并且“肃反”起来也得心应手，可是现在屡屡说纠正“肃反路线”，对他的棒喝不言而喻。
新四军成立了，他只在四支队任职。四支队人多、枪多、战功多，可以说新四军就是吃四支队的饭的，可是他堂堂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不是军长也不是副军长，甚至不是军分会委员。而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是军分会委员，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任军参谋长！
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说透了十分简单：高敬亭之所以不听指挥，东进不积极，就是他认为他的战功与他的职务没有对等。1937年底，当高敬亭获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内定他担任支队司令员，郑位三为副司令员时，本来感觉不错，可是等他知道新四军和各支队的情况后，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鄂豫皖苏区和中央苏区，当年是两个战略区，项英是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高敬亭是鄂豫皖苏区的负责人。一个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常委、鄂豫皖省委的常委，独立领导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具有过人的历史优越感和过人的自尊，可是项英当了军政委，他只当了支队司令！你南方那么多根据地才编成三个支队，我两个苏区就编成一个支队，而且人数最多！我打过多少胜仗，你们打过多少胜仗？高敬亭认为中央给他的地位低了。江北指挥部成立，他更是认为自己受到人为的打击压制，因而产生抵触情绪。高敬亭的爱将李士怀，在1979年2月接受六安地委党史研究室采访时说：“他有骄傲自满情绪，认为四支队人数最多，而他只当个支队长，又看中央来了这么多人，想夺权的。所以说问题不在东进不东进，如果他当上军的司令或副司令，他一定很积极。”(10)他的种种反常、不满和对抗，是别人的“错”逼出来的。可是现在，这错误全部落在他自己的头上。这让高敬亭内心十分不平！
可是我们再换个角度思考呢？
高敬亭为坚持鄂豫皖苏区，组建和扩大新四军四支队立了大功，党中央很敬重他的才干和贡献，任命他担任四支队司令官、四支队军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让他独当长江以北，开辟皖中、皖东地区的重任。这个职务应该说是恰当的。横向比较，在皖南军部，连当时中华苏维埃中央办事处主任陈毅也只做了支队长，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只做了副支队长，他应该心理平衡了。他的支队和支队所处的地盘，实际上是独立守护在江北一个战略区，可谓责任重大。如果他跟潮流而进，跟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军部保持一致，和所有外来的人员搞好关系，运用这支部队，创造出像他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那样的辉煌战绩，他会和陈毅、罗炳辉一样脱颖而出，成为军事家，成为元帅或者大将。但高敬亭长期脱离上级领导，手握重兵且连续作战告捷，产生了严重的孤傲自满情绪；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他根本不把项英、叶挺、张云逸、邓子恢放在眼里，不尊重军部领导，居功自傲。
在叶挺新成立的江北指挥部，主力是四支队，高敬亭认为理当是自己为总指挥。可是不是，他连前敌委员会委员也不是，而周骏鸣和林恺却是。四支队不变，他的位置还是四支队司令员！
一个人越是在遭受挫折时，越容易想到自己的历史地位。
四支队是他一手组建起来的，四支队的指战员大部分是他的红二十八军的老部下，或者是鄂豫皖的子弟，突然要交给别人去统率了，而且接管这些家业的江北指挥部的人，与这个家族，几乎没有血缘关系。没有打过什么仗的人，也跑来自称领导瞎指挥。他不满张云逸，还有邓子恢、赖传珠，甚至叶挺，从江南跑到江北，你们知道江北吗？你们知道大别山吗？
高敬亭在拖，他希望通过拖来引起中央关注，让中央实现他朦朦胧胧的渴盼的公平与公正的愿望。在七里坪东进时，他拖了一下，把支队政治委员、副司令郑位三、军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两个中央代表赶走了。后来长江局确定的副司令何耀榜也没有上任，他要的戴季英也来了。高敬亭从表面上看是“赢”了。皖东现在已是“八团队”的天下，他还急着去干什么！对东进他现在还要拖一拖，他相信中央会还给他一个公平公正，像上次在七里坪一样！
四支队司令部撤离舒城东、西港冲后，便再也没有回来。从1993年春开始，当年高敬亭警卫班的班长、现在的共和国上将万海峰，曾三次回到舒城县东、西港冲，看望他战斗的故地，寻找自己的战斗足迹，并与汪道涵等北京、上海、合肥的十四名四支队老战士共同倡议捐资，在东港冲建造一座敬亭小学教学楼，竖立了高敬亭将军铜像，校名由汪道涵题写。2008年6月，在四支队东进七十周年之际，万海峰携夫人亲自参加了教学楼落成仪式和高敬亭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万海峰向高敬亭铜像多次鞠躬并敬献花篮，表达了他们对高敬亭和这块土地的感激与思念。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见高敬亭已接受了东进的方针，便离开了西港冲。
在叶挺的面前，升腾起一幅壮美的图画：铁流般的四支队，在高敬亭的率领下，浩浩****东进，走进皖东、走进华中，和整个新四军一道，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而拼搏。他已经感觉到这支钢铁部队在敌后横扫千军的英雄气概。四支队东进这个问题，曾久拖不决，现在易如反掌地解决了！
5月13日，叶挺应安徽省政府之约，准备去立煌县拜见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开展新四军和五战区的统战工作。在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大别山地区的桂系，还未明目张胆地推行《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新四军四支队摩擦尚未发生。当时中央、中原局和军部都认为在鄂豫皖苏四省中，安徽当局在整个中原仍是最开明的，同时四支队又有公开的名义，故统战工作较其他各地都易建立。四支队必须站在更加主动的地位，团结与推动抗日的党政当局，推动与联合抗日分子，来打击与日本有勾结的汉奸当局。叶挺决定还是要到金家寨去一次，把桂系作为中间力量进行争取。邓子恢和戴季英来到青龙厂，和赖传珠一起指挥部队东进。
从西港冲出发，叶挺和张云逸、朱克靖的马队纵马入山，一路上在高山峡谷中穿行。叶挺一生，生于南国，长于军校，发展于戎旅，侨居于欧洲，中国的三山五岳基本看过，外国的名山胜水也看过不少。大别山他是第一次来，来了才知道这里真是山的世界，遍地都是崇山峻岭。叶挺坐在马上，看到这里有着欧洲阿尔卑斯山似的明媚的峰峦和峡谷，山脚下尽是阡陌纵横的肥沃的原野。这里植被好，山势古朴雄浑，山高水长，每条山沟都有一条或大或小的河流。历史和传说早就承认这条三省边境山脉的重要性。现在叶挺穿行的是一个个古木参天的峡谷。开头是山陡崖峭似乎无路可走，但在山路转变的地方，视野忽然开阔。两岸山景和林霭相配，真是如一幅幅国画。齐云山大峡谷，远处重重叠叠的山谷刺入天空；在近处有一派陡崖，崖上有几株岩松，蛟龙似的探向深谷，在呼啸的山风中翻滚、腾跃、啸叫、低吟，好像要挣脱锁链向茫茫云海腾空而起。此时，正是大别山的春天。满山的映山红红得耀眼，树丛下的兰花吐着芬芳，山坡上的桐梓树和乌臼树挂着白花，山谷中的田野里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连空气仿佛也是香的。如此锦绣的祖国河山，我中华民族历代生息之所，誓必以死捍卫，不让敌寇的血腥所污染，才不愧为祖国的优秀儿女，才不愧为抗日救国的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