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团来到青龙厂
国民党五战区要求四支队防守淮南铁路以东及津浦铁路南段之间，限制在东西不到三十华里的地区，显然是要借刀杀人。以四支队的装备，是不合适在皖东平原地区进行阵地防御战的。从高敬亭的角度来说，他是想不通的。
但是，高敬亭说归说，干归干。1939年3月1日，他和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支队司政后机关，东进皖东，开始四支队第二次东进。部队行至合肥以西张家圩子附近时，突然遭到驻合肥日军的袭击。部队打退日军袭击后，高敬亭率支队前方机关及特务营，用三天时间经寿县吴山庙（现属长丰）、下塘集过淮南铁路到达定远县吴家圩子一带。
一路东进，高敬亭感觉到，自己是从山区进入了广阔的平原，地形地貌和他战斗过的大别山确是迥然不同。平原上散布着一些坚固的建筑群和掩映在乔木绿荫里的庙宇，地面上多了一些牛羊。回首向西南，可以看见逐渐远去的大别山山脉。高敬亭自小从说书人那里就知道，他面前的平原在历史上就很著名，远在三国时期，曹操就曾在这里屯兵、练兵。张辽大战逍遥津，才高八斗曹子建……从小就听人说过。现在自己也来到这个地域。这里到处是村庄，四面八方都是人，人口稠密，物产富饶。他看见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合肥东部青龙厂褚老圩集中，有些是军人，有些是平民，但是全都排成了队，喊着欢迎的口号，唱着《先锋进行曲》……第四支队司令部的同志和当地的干部群众，出来热情欢迎自己的司令员，欢迎久负盛名的高敬亭将军……
青龙厂，现属于肥东县。据现在的《肥东县志》载：“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旧址位于县城北青龙乡褚老圩，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部从舒城东进，在青龙厂一带休整，司令部驻褚老圩。”
高敬亭第一次来到青龙厂褚家圩子，住在褚明安家。戴季英率支队政治部到达青龙厂附近李家围子八团驻地；同时，四支队七团已经越过淮南铁路到达合肥青龙厂和下塘集等地活动；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也来到寿县、定远地区活动。此前，张云逸参谋长直接领导第八团开辟皖东地区工作。四支队东进的局面已经形成。
青龙厂是高敬亭率部由皖中向皖东进军的重要一站，是四支队东进抗日的见证之地。随后，四支队在青龙厂周围开展民运工作，并展开连续作战。
肥东县青龙厂一带，地处大山东延的江淮分水岭，历史上就是缺水易旱地区。高敬亭发现了这种情况。为了解决部队和群众饮用水困难，他派出一部分部队，夜以继日地在褚老圩北面田埂上开挖一口井，井面用砖块砌成。这口井正好挖在泉眼上，一股股清泉往上涌，而且水味甘甜，越用越多，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井”。至今仍在使用。
此时，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列席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受命来到鄂东、皖西、皖中，一路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在大别山建立中共鄂豫皖特委，郑位三任书记；同时撤销中共鄂东特委和四支队留守处。
东进到达合肥东部地区的高敬亭在青龙厂的八团驻地李家围子主持召开了会议，郭述申在四支队和皖中党组织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的会议精神。
在武汉沦陷前后，为总结中共五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五个月以来的抗战经验，制定和部署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16日，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十七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三十多人。这是党的六大以后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还没有来得及印成文件。11月6日中央全会结束，中央决定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不回湖北工作，随同刘少奇到中原局工作。郭述申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鄂豫皖边界地区和新四军的江北部队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郭述申是根据笔记做的传达。
六届六中全会认为，日军在占领武汉等地后，抗日战争将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全国的抗战形势将发生重大转变。会议批评了统一战线问题上迁就主义的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会议还指出，华中是目前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根据武汉失守和华中的实际情况，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任务。”为此，党在敌后的任务是“扩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方占领地区”。会议根据这一任务和党在敌后方游击战争的开展情况，决定党在敌后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对于正在开始发展游击战争的华中地区，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鉴于武汉失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华中地区的领导，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决定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共中原局委员，刘少奇兼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敌后抗日战争。中原局成立后，为适应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决定撤销河南、湖北两省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等省委。
后人认为在这次全会上，实际上是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坚持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还是毛泽东的“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后人总结的“坚持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展武装，建立以我党为主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可是当时，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2)很多话没有说开，这种“党内的不协调”局外人看不出来，所以，下面很多人还是不得要领。
在前期国共合作的蜜月期间，一些共产党人认为，合作、抗日、统一政令军令就是主调，对“统”与“战”的分寸掌握不住。会议在讨论时有人认为皖中的工作有成效，部队扩大了，四支队已有一万余人。张云逸说，叶、项有指示，部队不再扩大了，现在看这是军部很矛盾的地方，要发展，又不敢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武装及建立根据地。注重抓人、枪、款的，主张对国民党斗争的高敬亭也受其掣肘。据林维先回忆：高敬亭说谁发展部队谁管饭吃，招兵控制得严，从而错过了大发展的有利时机。(3)
会议传达中原局指示，提出四支队要撤往淮南铁路以东，皖中和淮南铁路以西由国民党一七六师接管。我党在淮南铁路以东成立皖东工委，帮助新四军和四支队推进向东开辟工作。
此时，中共中央对新四军江北部队挺进皖东、华中的要求更为迫切。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说：“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成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中央除要求从陕北、北方、东南局抽调干部外，曾考虑项英或陈毅前去担任总指挥。
高敬亭对命令四支队东进皖东，放弃大别山有意见。
后来有人认为“高敬亭长期在大别山区打游击，对平原作战无把握，应该允许他对东进战略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高敬亭对当时长江局和鄂豫皖区党委提出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帮助五路军建设大别山根据地’的错误口号，抱有抵触情绪，这本是对的，但他留恋大别山区和他的抗命交织在一起，则是造成四支队东进迟缓的原因之一”(4)；当时在安徽省工委工作的龚意农同志认为，有人说高敬亭“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抵制了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发出的别有用心的命令，即要新四军第四支队将淮南铁路以西以舒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地区拱手让给国民党军队”“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拥护者，亦强令第四支队全部转移皖东，并给高敬亭同志加上不服从命令的罪名，要加以处理”(5)。这个立论有点不够准确。因为东进，这是中央、中原局和军部的一致决定，并非来自王明或王明路线。历史的推演，在这里打了一个旋涡。
现在有人把高敬亭当年的反对东进离开皖中上升到抵制王明路线的高度，并且编造了高敬亭在长江局会议上反驳王明讲话的言论，这是转念一想就能弄明白的好心的“编造”。王明当时仍是党的领袖，他的报告当时很有影响力，直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党内还没有分辨出谁对谁错，只是从正面肯定一些东西。大家都在探索第二次国共合作之路，共产党如何在抗战中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然后达到最高纲领。有的文章只讲高敬亭对国民党的“抗命”而不讲国共合作背景下的“遵命”，这是既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又缺少辩证唯物主义，必然把历史面貌弄得矛盾百出。
传达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家就贯彻意见争论了一番，决定等叶军长来后再说。最后部署工作时，安徽工委还说，广西派廖政权是进步政权，这为大别山形势基本特点，要帮助桂系建立大别山根据地，实现共同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人认识到这样说有什么不妥，结果都同意了。
合肥东部地区的青龙厂，应该是高敬亭新的指挥中心，是他展示自己才能的舞台，可是他放弃了。当四支队各路部队于1939年3月刚由舒城地区东进到合肥东北众兴集一带时，他又带着九团、教导大队和特务营、警卫部队返回原四支队出发地舒城，因口腔大量出血他仍留在舒城东、西港冲，又一次搅乱了部队的行动。高敬亭自己也想象不出，时代的旋涡将把他拖向何方。
高敬亭留下的七团仍在皖东开展抗战。
七团一营在淮南铁路附近夜袭伪维持会，俘获该地著名的维持会会长，敌甚恐慌，互相射击，彻夜枪声不绝。3月2日，一营又在淮南铁路的太平巷袭击敌据点，敌甚恐慌，终夜枪声不息。一营接着攻打寿县朱龙镇的敌伪军，又到定远打颜圩的叛军，后返合肥青龙厂打谢家圩的反动武装。3月23日，一营在淮河附近袭击敌汽艇三艘，毙敌十余名，伤五名，获鸡蛋四十担及其他军用品甚多，自身无损失。26日，一营在蚌埠南马头城夜袭敌伪军三十余名。此战一营猛投手榴弹将敌全部击溃，敌施放催泪性毒瓦斯，我军亡战士一名。一营一面撤退，一面将中毒人员运走，此次缴获马步枪十七支。这也是四支队第一次领略了日本人的毒气战。
5月6日，敌伪步兵三百余人配合日本淮河海军五十余人，向七团二营驻地进攻，我部队因早得到报告，转移至敌包围圈外，使敌企图落空。当敌大部返退之际，二营以一部向其中一路猛击，毙敌六名，缴获步枪三支，手枪一支，毁汽船一艘，俘警察四名，二营亡排长一名。20日，七团一部在怀远西南黄疃窑袭击敌汽艇五艘，当即击沉一艘，敌兵二十余全被淹毙，余四艘狼狈驶去，我无损失。
4月24日，七团三营在蚌埠南四十公里之南岳庙，夜袭维持会武装十余名，缴获马步枪六支。蚌埠之敌乘八辆汽车赶来增援，行至秦家桥又遭三营伏击，敌伤亡惨重，旋仓皇逃去，三营安返无伤亡。
二 淮南游击纵队东进
1939年1月，淮南游击纵队扩大到六百多人，不仅着装整齐，而且大多已配备了武器。3月，奉高司令的命令，该纵队开赴淮南铁路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红军英雄汪少川、梁从学率队进入寿县东北，一面看见沿路同胞所受敌寇的压迫与战争的痛苦，另一方面又看见地方上小派别的斗争异常紧张，许多自封的游击队因此而发生内战，民众对所谓游击队的厌恶恐慌心理，达到异常程度。抗日游击队本是光荣的头衔，但确实被一部分不法的游击队搞得信誉扫地了。人民盼望四支队东来如大旱之望云霓。
淮南游击纵队活动的寿县境内有个周家圩子，圩主姓周，自称少帅，拥有不少武器。他的祖先在清代时跟着刘铭传打过台湾、驻守过台湾。部队决定向他开展抗日宣传，动员他出来抗战。于是。梁从学把部队开到周家圩子附近，由汪少川进圩子拜见圩主周少帅。
古色古香的皖东大宅子，家具都是古色古香。
周少帅大高个，敦实，由于平素保养得好，真是红光满面，膀大腰圆，很像个清代的小武举。“请坐、请坐，新四军官长。”周少帅很客气，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寒暄过后，汪少川说了：“少帅，守土抗战，人人有责，没有国哪有家。少帅的先祖曾驻守台湾，早就抗过日，实在可敬。今日国难当头，少帅当继承先祖爱国精神，支援抗日军队。”
周少帅先是一个劲地点头称是，接着激动起来，说：“多年战乱，我也是深居简出，不问政事，闭门耕读。日本人来了，我们圩子也守不住，当汉奸卖国贼是没有出路的。早听说新四军来了，今天算是见到了。幸会幸会。认识了就是朋友。只要用到我，尽管说话，我能办就尽量办。在抗日工作上我哪点做得不好，也请多指教。”
“根据我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现在要东进，到敌后打鬼子，我们正在做东进抗战的准备。”
“东进，我们这里也是一条必经之路。今年春，日军占领合肥后，沿淮南铁路北进，进攻皖北，这一带寿县城、凤阳城、凤台城还有蚌埠府，都被日本鬼子占了。四周有不少伪政权，敌人探子常来。遵先祖抗倭遗志，我也要为抗日做贡献。你们就先在我这里驻几天，摸摸情况再东进。”
周少帅执意留下部队在他家圩子里驻了一个礼拜，管吃管喝。部队临走时他还拿出两挺轻机枪、三十多支步枪、上万发子弹和一些手榴弹送给部队。
淮南游击纵队在寿县吴山庙、杨公庙活动期间，还同爱国进步人士郑抱真领导的安徽抗日自卫军一路军第二支队取得联系。
郑抱真，1897年生，寿县吴山庙人。幼时父母双亡，小学毕业后随兄闯**江湖。曾参加江淮地区的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1929年，郑抱真赴上海参加王亚樵反蒋抗日集团，参加了系列反蒋活动，成为上海“铁血锄奸团”的骨干分子。曾参与策划爆炸日军旗舰“出云丸”舰，炸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大将，炸伤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活动，震惊中外。1932年，任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救国义勇军军需主任，积极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抗战。七七事变后，郑抱真回到家乡寿县组织抗日武装，担任石寅生为总司令的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部队驻寿县、合肥交界处，常向日伪军占领的合肥城周围和淮南铁路沿线的下塘集、土山、双墩、三十岗一带开展游击战，对日伪军很有威胁，成为一支远近闻名的抗战爱国部队。
郑抱真身材魁梧，言行庄重，态度和蔼，有长者和将军的风度。他说：“当大军败退，贵军未到皖东之前，这里全被敌人占领了。社会陷于极度恐慌的境地，社会和人民的心理一部分是悲观失望，垂头丧气，一部分是动摇妥协投降的。加上汉奸、失败主义者从中蛊惑，更助长了这一投降妥协的倾向。绝大多数的人民怀着对鬼子的愤怒情绪，盼望中国军队来救他们，可是没有国军来，我只有揭竿而起了。听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到了舒城，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现在你们总算来了，真是如大旱之盼云霓啊。”
汪少川说：“先生为民元革命老将，又一直是抗日的皖东豪杰，人称郑三爷，能揭竿而起如你的，真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我们要携手合作。”
“新四军号召皖中、皖北、皖东各界团结抗战，可谓理直情切。华夏抗战有高人。有道是，与其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定当遵从。”
在此期间，汪少川与郑抱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互交换情报，共同采取抗日行动。汪少川还常带干部到郑部去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官兵，启发大家认识民族解放的重要意义。
1939年初，在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下，经高敬亭批准，两支部队进行合编，联合抗日，番号仍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共一千四百多人。四支队任命郑抱真为纵队长，梁从学任副纵队长，汪少川仍为政治委员。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军政训练，驰骋淮南，打击日伪，使四支队东进的力量更加壮大。
后来，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根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命令，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十四团，另将原纵队第一大队编为四支队司令部特务营，成为徐海东领导下的四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中屡建战功。郑抱真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首任合肥市市长。
三 神勇的“八团队”
1939年1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第三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共两千余人，从舒城东、西港向皖东进发。走在前面的是张云逸从江南带过来的特务营，张云逸骑着马走在中间，后面是战地服务团的警卫连。一路上看起来浩浩****，威风凛凛。战地服务团东进前每人发了五角钱草鞋费。驻地六安县高家牌坊的草鞋全部被买光了。每个人都是脚上穿一双，背包上还插着两双备用的。
一路上，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唱着“别了别了同志们，我们再见在前线”，使东进充满了勇壮不凡的气氛。张云逸率领的这支队伍，像闪电一样，夹着雷火，裹着疾风，冲破1938年的严冬，冲进了皖东抗战的历史风云之中。
寒冬腊月，大家向着东方前进，明显的是地平了，山小了，人们说话的声音也“侉”了。大家眺望着远远近近的村庄、田野、河流，有着一种奔向遥远未来的喜悦。大家过淮南铁路时，看到天地之间灰蒙蒙的，树上的叶子落光了，显露出树上的团团鸟窝；地上铺满青色的麦苗，麦地中有着各家各户的祖坟。大家对这里的风情更感到神秘。
据战地服务团作曲胡士平后来回忆，连续行军，我们肩上的背包渐渐沉重起来，于是领导动员轻装。在动员大会上，汪道涵说，不要舍不得，胜利了中国都是我们的。他富于鼓动性的语言，激发了同志们的热情，大家纷纷站起来发言，共同表达了一个思想：日寇侵略中国，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但这也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伟大时代。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是我们的幸运。肩负历史重任的我们，不要辜负伟大的时代。为了新世界，生命都将随时献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胜利了，我们将获得一切。那时激动得大家热血沸腾，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打开背包仔细清理多余衣物，轻装行军。
大家精减的主要是个人物品和一些不必要的道具。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在汉口置办的洋鼓洋号还是舍不得丢。大家把它看作是战地服务团的重机枪、大炮，是宣传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派了几个人专门负责。还有两副挑子，一副挑幕布，一副挑两只大汽灯。
2月18日，正是大年三十，随张云逸东进的两千余号人马在合肥东北的梁园与第四支队第八团团部会合。热情的群众，把刚来的这批抗日战士请到各家吃丰盛的年夜饭，共度除夕。
张云逸向八团领导干部阐述中央和军部关于“迅速东进、积极作战”的战略方针。八团东进了，可是力量有限，皖东抗战局面仍未完全打开。现在中原局和军部打算以八团为基础组建第五支队，以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推动整个四支队东进。张云逸在营以上干部会上讲了话。
张云逸对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东进？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皖东，应由我们和人民合作而迅速恢复起来，使敌后变成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前线。这样，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从此在敌后代替了国民党退出之前单纯防御的地位。把国民党所丧失的陷入黑暗的广大沦陷地区，逐步经过我们之手，恢复过来，变成光明的解放区。凡是国民党当局丢掉的，每个中国人都有光复的责任。”
从此以后，张云逸代表军部，直接指挥八团的战斗行动，筹划扩编部队，揭开了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新篇章。八团，当初从豫南出发的一支军装不齐、枪支不多的队伍，很快成为新四军的劲旅，成为恢复祖国山河，挺进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主力。
当时中央、中原局、军部也认为四支队司令高敬亭不大听指挥，他控制着七团、九团和手枪团东进不力，只让八团东进，对发展抗日力量、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当时的情况，我党不得不依靠八团扩大东进力量。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在致项英并转周恩来、叶挺的电报中，同样把“四支队及八团队”并列，在八团后加了一个“队”并不是笔误，而是把八团和四支队并列了。1939年3月21日，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关于打开皖东局面加强党的工作致“张、刘、周、林并转郑、郭并报中央书记处”电中，把八团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和张云逸、刘顺元、郑位三、郭述申并列，其中说道：“打开皖东局面的中心环节，是在于我们部队的积极行动。……安徽当局在整个中原仍是最开明的，同时八团队又有公开合法名义，故统战工作较其他各地都易建立。”再次强调了“八团队”在东进中的作用。这一段时间在中央、中原局、军部、四支队来往的电文中都是称“八团队”，为什么称“八团队”而非“八团”？这也从另一个层面上表明八团由于坚持东进，已不同于七团、九团，使八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
高敬亭对此也有所不满，这不是将四支队支队部和部队分为两半吗？但迫于中央和军部的压力，他表面上又不好发作。但这些不满的因子，积聚在心里，会慢慢地发酵的。
张云逸知道，八团在来皖东后，已和日本人打了一系列的胜仗。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来的第二天，八团就打了著名的东山口战斗。
四支队八团东进严重威胁日伪中心据点合肥、巢县和淮南铁路的安全。日军视之为眼中钉。1939年2月18日，大年三十，日军纠集合肥、巢县、烔炀河、桥头集、撮镇驻军近千人，分两路偷袭八团。一路由合肥、店埠、撮镇出发，偷袭第八团团部驻地、合肥东乡梁园镇西南角的小刘庄。另一路袭击八团主力部队。在巢县的昂集和合肥的桥头集之间，有个叫东山口的方老人洼地区，有些不大的小山。八团参谋长赵启民率领三个营驻扎在这里。
2月18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除夕。人们忙于杀猪宰羊，熬糖磨豆腐，准备过年。大家吃完年饭，没有什么热闹，早早就睡了。旧历年下大雪，大年初一早晨下得更大。大风大雪打得人们睁不开眼睛。这时，梁园镇外传来枪声，镇内也响起急促的哨声！
驻合肥、巢县的日军，自夏阁战斗以后，小股部队就不敢出来了。这次以为新四军会因为过春节而放松戒备，便出动了两路袭击八团。他们采取夜晚出动、黎明袭击的老办法，突然蹿到八团面前。
原四支队七团参谋长、现任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第三大队长的林英坚获悉敌一路偷袭驻梁园镇的团部，即率三大队一百余人和八团三营七连一道，连夜开到梁园正南面埋伏于公路两侧等候敌人。年初一早饭后，日伪军步骑兵二百多人从店埠向梁园进犯。三十余名骑兵在前面开路。当日伪军途经距梁园二公里的邓岗村头时，林英坚指挥埋伏在雪地里的指战员突然开枪，打得敌人人喊马叫，乱成一团。当敌人清醒过来组织反扑时，林英坚率部和八团部队撤离战场。八团七连归队。此时敌人又重整队伍，继续进至梁园镇骚扰，驻梁园镇国民党保安团一连和商会的自卫队，不敢抵抗闻风而逃。日伪军冲入镇内打劫。梁园是个繁华的大街镇。除夕这一天，天上下大雪，初一早晨雪下得更大。满天飞扬的大雪，使年味更浓。老百姓因为身边有新四军，便都在家过年。这前一段，他们可是受苦了。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都提心吊胆的，有点儿风声就赶紧藏起来，平时则把锅底灰抹脸上，尽可能穿破烂点儿。这次过年，老百姓都把新衣服、花衣服穿上了。听说日本人来了，一时人呼马叫，穿着过新年衣服的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地“跑反”。和平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了。
周骏鸣和林恺住在梁园镇西南角约一里多地的小刘庄的谷有信家。房东老太太非常热情，年初一大清早就把用挂面做的圆子送来了，正吃着，突然听到了枪声。原来日本鬼子悄悄地进了街，团部的游动哨发现敌情，因来不及向领导报告，就鸣枪报警。清脆的枪声，把睡梦中的老百姓和指战员都惊醒了。当时团部只有一个特务营。
闻讯赶来的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面对此情景，热血沸腾了，当即命令特务营要坚决地打。周骏鸣一个箭步跳到路旁的石头上，高声喊：“乡亲们，莫乱跑，我们一定能打垮日本鬼子，你们不要怕，先躲一躲。”
林恺拍着胸脯说：“乡亲们，刚才说话的是我们的周团长，我是团政委，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垮！”
周骏鸣、林恺一面指挥警卫营参加战斗，一面组织群众转移，并派通信兵飞报驻在后一个村庄的张云逸参谋长，让江北指挥部机关和战地服务团转移。
张云逸得到报告后，他坚定地说：“这一仗必须打赢，打输了或者打个平手都不行！合肥东乡人民都在盼着我们新四军的战报。”接着，他下令调整战区周围的兵力、部署，把军特务营也放进去，做好发起全面出击的准备。他率指挥部当即于风雪中转移到定远的栏杆集。
敌人在梁园遭八团和特务营痛击。周骏鸣带队伍把敌人压至距梁园五华里的大刘岗，亲率精锐分队向敌反击。在镇西南截击敌人的林英坚也率部赶来向敌发起进攻。敌人不支向北撤退。可是特务营最好的连长褚学忠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是长江局第一批派到八团来的老红军，年纪很轻，打仗很勇敢，在部队里威信很高。他牺牲在大年初一，全连战士没有不哭的。周骏鸣和林恺在铺上用被子蒙着头号啕大哭。
另一路敌人主力偷袭巢县柘皋以东战略要地老人洼八团三个营驻地。战斗一开始，日军用炮、用机枪打得很猛烈。可是八团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和敌人打。在团参谋长赵启民的指挥下，一营正面迎敌，打得顽强；二营占领高地侧击敌人；三营在营长李木生的率领下，打得更勇敢。三营七连在连长张有德带领下，在一片开阔地上，凭着一个小坟包打了一天。八团各个营打退敌人的反复冲锋，压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八团各营坚守阵地到黄昏，在游击大队分途堵截的配合下，敌混乱不堪，不敢夜战，黄昏时开始背着死尸撤回据点。
正月初二就是个大晴天。经历了风寒雨雪的昨天，见到了胜利的今天，大家有说不出的舒畅。
此战毙敌一百五十余名，伤二百三十名，我军亡三十八名，伤五十四名。
八团付出了代价，也打出了威风。他们在大白天和敌人又是枪又是炮地打了一天，大大教训了日寇。新四军不光能在游击战中战胜敌人，阵地战也能取胜！
张云逸看望了参战部队。此战，让八团在皖东声威大振，从此他们在这里扎下了根。军民关系，如鱼似水，对八团的发展壮大巩固和创造敌后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八团英勇作战的行动，赢得了皖东人民的热烈拥护，迎来了皖东抗战的春天。
为迅速打开皖东的抗日局面，东山口战斗之后，第八团于2月下旬由淮南铁路东侧进至津浦铁路西侧地区，和军部特务营、第三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在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展开。3月，张云逸在皖东扩编成立第三游击纵队第二大队。
东进后，八团真是愈战愈勇：
3月16日，八团一部在滁县常山岭袭击汉奸武装余弼臣部步兵五十余人，匪首当场被击毙，余匪大部被消灭，缴获长短枪四十余支，马十匹，我无伤亡，民众甚为欢喜。
23日，八团一部在津浦路营店至县城三界车站段破坏铁道四里，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
5月16日，八团破坏公路数段。
6月7日，八团一部夜袭滁县城郊之敌二百余，敌不支退守城中，因城防坚固未强攻，仅将敌在城郊买米粮的三家店铺焚毁；同日另一部夜袭中淳车站伪区署，将区署完全炸毁，毙敌区署人员三十一名，防共团员十三名，日军九名，并俘虏维持会首领六名。
8日，八团一部在滁（县）全（椒）公路徒岗镇附近伏击敌运输汽车十四辆，战约一小时，因敌增援，即撤退，此次敌伤亡二十余，我伤亡各两名。
9日，在滁县东北肖家岭伏击敌巡逻队三十名，激战后因敌增援，迅即撤退，敌伤亡二十余名，我亡排长、战士各一人，伤战士二十一名。
14日，夜袭蚌埠附近伪军四十余人，敌一击即被全歼，缴获马步枪二十三支，俘敌八名，伤两名。
新四军四支队老八团，在皖东迅速打开抗日的局面，部队已扩展到四千余人。
4月17日，张云逸派八团政委林恺到江南军部汇报工作。20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讨论以八团为基础，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问题。
4月24日，张云逸以军部特务营，加上八团一营，恢复成立被撤掉的东北抗日挺进团的番号。团长成钧，政委祝世凤。这使八团扩为两个团，真正成为八团队，扩大了四支队东进的力量。
刚恢复的东北挺进团再展雄姿。6月2日他们在怀远南码头城夜袭该地汉奸部队百余人，将敌击溃，缴获马步枪二十二支，子弹百余发，手榴弹二十余枚。5日，他们再袭该地汉奸三百余名，缴获马步枪十九支及其他军用物资甚多。8日，他们又猛攻淮南火车站敌之守备队，给敌以大量杀伤。
至1939年4月，在张云逸的推动下，高敬亭四支队进至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的，计有第七团、第八团、挺进团、第三游击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以及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这就为江北新四军四支队开辟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东进下山抗战至1939年6月罹难的一年零四个月里，指挥所部先后同日伪军战斗九十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四次；阻击八十至五百辆汽车的车队六次；毙、伤敌两千三百余人（包括日军一千七百余人）；俘敌四百余人（包括日军四十余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三千七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四百余支、轻机枪十七挺、军马二十匹；击毁汽车一百五十六辆、汽艇两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并积极协同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部队得到了发展。新四军四支队在江淮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总数达到一万一千余人。
高敬亭和四支队指战员常常将自己的行动、部队的调度、运动及转移与地形、局势以及敌人的位置合在一起考虑。他把红军时期最简单、最合理、最有利的“四打四不打”的游击战术，应用到打日本的实践中，而且更趋完善。再加上将士用命，这支部队可谓屡战屡胜。
更让人惊奇的是，在四支队的战报中，从蒋家河口战斗开始，屡屡有缴获日军军旗的战报。仅1938年军部的统计就达三十一面。
日本军旗，系明治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布告”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称作“陆军御国旗”。它是从日本国旗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十六道血红的光芒线，又被称为“旭日旗”。陆军军旗三个边饰有紫色流苏，木制烤漆旗杆顶部，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三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十六瓣**纹浮雕族徽图案。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一、第二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按照日本陆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中是个了不得的重要军品，要挑选联队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
正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和盟军都渴望缴获日本军旗，但是大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场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焚烧军旗。而四支队缴获的，虽然不是从日军战斗部队手中夺得的，是后勤部队运送的，但也是最值得称道的！
四支队与日本军的这些战斗，现在看上去战斗规模不大，但每仗都是完胜，而且是都有缴获。枪支、弹药、面粉、罐头，还有军鞋、雨伞，吃的用的样样俱全。有的说，日本有什么装备，四支队就有什么。而且日本人吃的也跟着打牙祭。缴获成箱的罐头，战士们用石头砸、刺刀撬，开了“洋荤”。
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宣传员，四支队特务营二连指导员的姚天成，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他善于总结经验。离休之后，他曾用很长时间思考新四军特别是四支队的对日作战。
针对有人说“抗战期间新四军就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姚老说：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是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留下的小规模游击部队改编而成，装备远远比不上八路军，像我们新四军四支队，装备在全军四个支队中算是好的了，但是也没有炮兵，甚至连重机枪也很少。而日军的装备，则大大优于我军，所以，与日军作战规模相对小一点，应算是一种正常现象。新四军与日军的第一仗，就是我们四支队打的蒋家河口战斗，袭击从巢湖乘坐两艘汽艇开来的六十余人的日本守备部队，毙敌六十余人，伤敌十四人。二支队粟裕指挥的韦岗战斗，也只是歼敌四十余人。都属于小规模战斗。
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新四军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显然就有点信口开河了。自1938年到1939年，仅我们四支队与日军作战即近百次，毙、伤日军千余，还抓了几十个俘虏，怎么能说“没怎么打”呢？这种看法，可能是出于对我军的一种偏见吧？
不过，日军不仅装备强于我军，而且他们训练有素，所以与其作战相当困难，他们士兵个人训练好，射击准确，也有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顽强。日军很有战斗力，单兵作战能力远远高于中国士兵。因为他们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这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其实，在内战时期，我们红军的顽强作战意志，就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使其怯战。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日军的战场协同配合是非常好的。1938年秋，我们在棋盘岭公路上进行过一次伏击战，袭击日军的一个车队，本来打得还是比较顺的，但日军的救援部队非常迅速地赶到，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战斗。就协同作战这一点看，国民党军队就差得很远。
新四军四支队与日军作战，确实会有很多困难。但是，四支队还是做到使敌军的伤亡大于我军。四支队以大别山和皖中有限的国内资源和近乎零的外部资源，多次打垮人数和兵力极不对称的敌军。不夸张地说，新四军四支队与日军作战，比起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真是要难上一百倍。所以，在开始一小段时间里，我军对日军作战还是感到比较吃力。但是自我参军以来，就一直有一个深切体会：我军从来就有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好传统。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总结“四打四不打”，还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总结的“三点一面”“四组一队”“三三制”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因此，经过不断地摸索，我们还是逐渐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对付日军。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寻机与日军的小部队作战。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兵力严重不足。在最初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战役后，便转入常规性占领，这时，它的兵力就开始分散，往往是靠一个中队甚至靠一个小队，去占领一座县城，这就为我军寻机与其小部队作战提供了方便。
从另一个角度看，日军武器配备的特点，也与其他军队类似，越是小规模的部队，其火器配备就相对不那么完备。像一个大队（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营），一般会配备有“九二”式步兵炮，而中队（连）配备的，最多也就是六〇迫击炮了，到了小队（排）一级，一般就没有迫击炮而只有掷弹筒了，火力就差了很多。1938年到1939年间，我所参加的对日军作战中，多是与日军中队以下的作战单位作战，所以很少遇到过日军大口径炮对我军形成的强大火力压制的情况。要知道，日军作战效率高的一个重要表现，还不只是它的步兵枪法准，其火炮的射击精度也相当高，一般完成一次试射修正诸元后，第二发就大致可以击中目标。这对我们机枪火力点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要尽可能与日军小的作战单位作战，以避免其强大的炮兵对我形成过大的火力优势。日军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装备上，还体现在其火炮射击也极其准确。比如说，日本人爱用的那个掷弹筒，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手榴弹的简易发射器，不需要做什么射击诸元设定的，但日本兵就是能打得很准，这一点让你不能不佩服。比起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哪怕是精锐部队，其作战效率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与我军作战还是难占上风。
第二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寻机与日军孤立无援的部队作战。一般人都知道对敌人要实行分割围歼的常识，我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一般都可以比较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哪怕是对它的主力部队，也不难做到。但是对日军就很难。前面已说过，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我参加过的与日军作战，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以最快的动作，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再要穿插分割它，难度就非常大了，有时候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日军作战，须要以极大的突然性对其发起袭击，进而快速分割，以避其形成战场协同。抗战初期我带的那个连，之所以可以在第一战就抓住一个日本兵（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日军早期作战比较顺利，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以老红军为骨干的战斗力很强的主力部队（特务营是红二十八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有点麻痹大意；二是，因为我军发起袭击非常突然，战场穿插又极其迅速；三是，那个日军小队毕竟是一个押车护卫部队，战斗力相对要差一点，所以会很快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孤立单兵，最后终于被我们的战士抓住了一个俘虏。
第三个办法，在初期的作战中，尽可能与其战斗力不强的部队作战，例如辎重部队（即后勤部队），在与这类敌军作战中，可以锻炼和提高战斗力，积累作战经验，再与战斗力强的部队作战，把握就大得多了。我们四支队自1938年开始对日军作战后，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指导原则进行的，这可能也算是高敬亭同志的聪明过人之处吧。实际上，八路军第一次对日军作战（即平型关大捷），就是与日军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一支辎重联队作战，以强对弱，这也算是当时指挥员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吧。
第四个办法，力求短时间结束战斗。当年我们与日军作战，一般都必须在三个小时内解决问题。超过这个时限之后，不是打成双方的胶着战，使我军弹药供给困难，无力续战，就是敌援军很快到来而改变战场形势，使我军无法再战。这里再说一件有意思的往事。抗战初期，中央从延安给我们四支队派了一些干部，包括程启文、张体学、赵启民、成钧、杜国平等等，他们与日军作战比我们早一些，所以部队就请他们介绍对日军作战经验。客观公正地讲，当时这些同志确实谈了不少对我们很有用的经验教训，但是，可能是出于“鼓劲打气”的善良愿望吧，有的同志说起话来就有点言过其实，比如说有人就这样告诉我们：“日本官兵都穿大皮靴，跑不动山路，我们一上山，他们就没有办法了。”那时候，我们这批年纪二十岁上下的毛头小伙子也都比较幼稚，听了这话还就当了真。例如在某次作战时，我们就根据这一“经验”，特地选择了背靠山地的地形。当时我军的干部战士，多是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四支队多数干部战士是红二十八军出身），山地作战经验丰富，心想这样该可以算是进退有据了吧。结果，当战斗进行到我军快要达成作战目标时，敌人的援兵赶到了，因为有延安来的那些同志的“经验”，所以我们当时也不慌张，开始主动撤离战场，沉着、迅速地向山地转移。然而，当敌援兵对我实施追击时，我们才发现，日军官兵虽然都穿着皮靴，但跑起山路来，一点也不比我们慢，结果造成了我军一些不必要的伤亡。后来我们才知道，山地作战能力，是日军训练的基本科目之一。日本兵穿皮鞋是为了防止腿脚受伤，但由于他们经常穿皮鞋训练，所以穿着皮鞋爬山一点也不笨。由此事，我们对日军作战的机动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四招，当然不是一两天就总结出来了的，这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可以说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而且，由于上述战法无疑是一种“以小胜积大胜”的方式，所以会使抗战具有持久性。所以，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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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党的文献》，2014年第4期，第60页。
(2)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63页。
(3) 《走访林维先同志的谈话记录》，1979年3月9日，原件存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4) 《中共党史人物传·高敬亭》第8卷，第280页。
(5) 《纪念龚意农同志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6) 姚天成：《我们是怎样对付日军高效作战的》，红二十八军网络史馆，200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