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说：“廖主席，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四支队编成四个团，是因为豫鄂边的红军部队没有地方放，是我党长江局和贵军军政部会商后决定的。如果让他们单独在河南编成一个军，贵党又不同意。你们省政府为什么要驻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委员长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鬼子打！我们四支队不是力量太多了，而是太小了，如果不是我们在敌后拖住日本鬼子的尾巴，日本人早就来进攻金家寨了。只有我们壮大了，才能保证你们在大别山的坚持。考虑民众抗战热情，请钧座对四支队编制额数，酌为增加，以慰前线将士之心，亦为国家增养一支可靠的抗战力量。”
廖磊此时也看出，四支队是绝不甘心长期在“国军的战斗序列”里向委员长俯首称臣的，对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可能就要分庭抗礼，不如现在抑制他们，免得将来兵戎相见。他打着哈哈：“战区为顾全事实起见，允与酌为扩编。但扩编要报中央和李长官批准，我不能肯定答复，操作起来还要一段时间。”
张云逸知道，廖磊怕四支队在他身旁发展，让四支队到皖东去，又怕皖东成为四支队的天下，毫无理由地限制皖东部队只准在淮南铁路以东、津浦铁路南段附近行动，企图借刀杀人，让日军打我们。
张云逸说：“到皖东的命令我们执行，但只准在津浦铁路两边十五公里附近范围内行动，我们不能执行。活动区域比较小，几无回旋余地。捆住手脚打仗，肯定是会打败的。如果我们与日本打仗打败了，你当总司令的也不光荣。”
共产党和新四军并没有威胁到廖磊的安全，而是支持他抗战，反之，威胁着他生死存亡的是日军包围大别山，同时，国民党CC派又和他争权夺利，使他不得安宁。因此，廖磊在大别山没有站稳脚跟之时，为了维护与扩大桂系势力，不得不利用共产党、新四军共同对付日寇的侵略，他需要与共产党的合作。
廖磊说：“四支队是我们在江北的友军，四支队是有理智的。你们帮助我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诚有未可厚非者，我们不但不应该猜疑你们，还应该诚诚恳恳地向你们拜谢。”
这是他的外交语言。接着，廖磊代表蒋委员长和五战区提出五条建议：一、要四支队撤到津浦路东来安、天长、盱眙地区；二、工作人员也全部撤走，皖中地区由皖中专员李本一接管；三、国民党的一七六师进驻皖中地区；四、四支队立煌兵站要撤退；五、同意成立江北游击纵队，但江北游击纵队要在无为、庐江一带活动。
有了这五条，大别山应是国军政府统治下的清一色的大别山，桂系治下的大别山，决不容忍共产党有一兵一卒。
对这五条，张云逸表示同意。戴季英说我做不了主。张云逸说这是叶挺、项英叫办的。
廖磊当即在立煌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宣布五条协议，张云逸和戴季英也参加了大会。
最后，双方就新四军四支队下一步行动的有关问题达成了以下协议：一、第四支队向淮南铁路及津浦铁路南段活动，限三个月开拔完毕，只留一部在无为与军部保持联系。二、第四支队米津及经费不足，由安徽省政府设法发给，不得就地自筹。三、第四支队要尊重行政系统，不得收缴民枪。四、江北游击纵队以地方部队名义成立。请李宗仁批准。
张云逸和戴季英此次立煌之行，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谈判，对方承认了四支队新组建的江北游击纵队；四支队挺进到淮南路以东，以津浦铁路的蚌埠到浦口一段的两侧为活动区域;江北游击纵队以无为地区为活动区域。这个协议的达成，有利于四支队和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符合党中央、毛主席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精神。
此时，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时期。毛泽东认为“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行动”，这是因为桂系为坚守大别山，还要同共产党方面加强联络。(6)桂系和新四军的统一战线还在维持着。
1939年1月4日，项英将张云逸与廖磊所达成的上述协议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
不久，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副团长汪道涵也以四支队联络参谋名义来金家寨和桂系联络，向有关方面介绍四支队东进打击敌人的情况，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澄清了对我军“游而不击”的诬蔑。
张云逸此次立煌之行，既为第四支队东进皖东铺平了道路，又争得四支队在津浦路南端放开活动的权力，还初步解决了国民党方面拖欠的军费问题，为第四支队争取到了一个团级游击纵队的编制，将庐江、无为等地区部分游击队和自卫军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令其担任皖中地区抗战及和军部联络的任务，壮大了皖中地区抗日力量，可谓一举三得。
在此期间，廖磊还邀请张云逸到他的干训班讲演，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桂系也准备成立游击纵队，坚持大别山，开展游击战争。
离开金家寨后，张云逸一行并没有立即回到舒城东、西港，而是经舒城、合肥东进，前往四支队八团视察。
该团自1938年9月越过淮南铁路后，于11月进至全椒、滁县、和县地区活动。日军自1938年5月占领淮南铁路后，就在铁路沿线及周围重镇设据点，修碉堡。淮南铁路成了日军重要交通线。八团便展开破路活动，一度以梁园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连续三次袭击桥头集据点，共破坏铁路数十里，运走螺钉、电线百余斤。12月又扩大到合肥以东及巢县、含山一带活动。八团此时实力更加壮大，有轻机枪二十四挺、重机枪八挺、迫击炮两门。八团东进之处，皖东燃起了更加炽烈的抗日烽火。
在八团团部，张云逸见到了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林恺等人，周骏鸣和林恺汇报说：“这下放开手脚了，我们不受桂系限制，不稀罕他的军费，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和作战。……”
“好啊，杀进皖东，在敌、我、匪、伪、友五方力量犬牙交错的地方战斗，这对我们是个新课题，但我们有信心把皖东敌后建成抗日根据地！”张云逸告诉他们，他此行奉命来江北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四支队东进皖东敌后。他要求八团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东进后将来到华中没有高山地，但平原也可以打游击，而且津浦路铁路两侧是大别山余脉，也有山，地势好，可以打游击。“你们现在已经进来了，就不要回去了。你们八团要继续东进，开展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以西的游击战争，津浦铁路以东也要先去一部分力量，打开局面，逐步建立路西、路东根据地。你们今后在敌后，主要是对敌伪作战，尽快发展我们的队伍和根据地。我们四支队的主力也要过来。”
“皖东是日军主攻方向，可这不影响我们生存。有了根据地和政权，我们打鬼子也就有了依靠。当然，我们还要防着国民党和我们闹摩擦！”戴季英说。
听了张云逸和戴季英的话，八团指战员更加坚定了东进皖东的决心。看到八团东进的战果，也坚定了张云逸推动四支队东进的信心。
二 高敬亭谋兵布阵
在张云逸前往立煌县时，1938年12月，高敬亭根据军部东进抗日的指示，从舒城东、西港冲来到庐江东汤池召开会议，部署对日军作战。越过安合公路往东就是皖中和沿江平原了，东西向的大、小马槽连着大别山，是进出大别山的门户。红二十八军时期这里就是游击根据地，可是现在抗战了，高敬亭的足迹还是第一次踏上这里。
会议在庐江东汤池大马槽原八团驻地严家淞园召开。
高敬亭说：“前段时期，我们四支队为配合华中战场作战，在安（庆）合（肥）、六（安）合（肥）公路两侧及沿江一带展开，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今天我们的会议，是研究四支队下一步作战方案。”
关于东进，高敬亭积极性不高。他对国民党险恶用心洞若观火，国民党所给任务，目的是把四支队送到敌后去自生自灭，含有借刀杀人之意。但开辟皖东敌后，可以牵制向皖中地区进犯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他以抗战大局为重，先派东北抗日挺进团和八团东进。作为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央、中原局和军部指示的不可抗拒性。高敬亭不愿意离开大别山和皖中，但是没有办法再拖了，党中央、中原局和军部不允许他拖，蒋介石和桂系也不允许他拖。好像敌我双方伸出的巨手，把他推向深不可测的皖东。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中原局和军部东进方针，会议决定：一、七团东进到皖东以东，以合肥青龙厂为中心开展抗日斗争；二、派汪少川、梁从学组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并尽快开赴淮南铁路下塘集、朱家港一带活动；三、恢复九团建制，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驻庐江东汤池；四、撤销手枪团番号，改为教导大队，大队长李世安，政委江岚；五、八团仍在皖东全椒大马厂一带活动。
现在高敬亭摆出的是坐镇皖中，指挥部队向东发展的架势。派出四支队主力团七团东进，又派出新组建的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尽快开赴淮南铁路下塘集、朱家港一带活动，高敬亭又令在怀宁一带活动的特务营返回舒城，向皖东滁县进发。这样，司令部、东进部队和舒城、庐江九团形成一个鼎足之势。
这次会议，四支队进行了整编，恢复第九团建制，下辖两个营。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其一营由七团三营改编；支队新兵连和陈友谅大队编入七团三营；二营以七团二营的四、六连及五连的一个排为基础，补充庐江、无为地方党组织的何泽洲、林宗圣、叶雄武等游击大队新兵组成。九团驻庐江东汤池地区。1939年3月份，四支队部队进一步扩大，七、九团分别组建了二、三营，成为齐装满员的团。恢复后的九团由于作战勇猛，被称为“钢九团”。
此次改编，高敬亭把他十分钟情的手枪团改编为教导大队了。红二十八军手枪团这支“特种部队”，在红二十八军开始建军时就有了，一直延续到了新四军四支队的初期。每当看到这支威武雄壮的特种部队，高敬亭都感到亲切和安全，甚至产生一种超常的自信和魅力。
抗战以来，在与日军作战时，红军又遇到了战争形势的新变化：首先，日军无论是集群还是单兵作战能力，都大大强于国民党的部队，特别是其作战意志不易动摇，因此类似手枪部队的突击作用，对其难以明显生效。其次，抗战时期红军作战对象的规模又有所缩小，四支队一般很难与超过一个中队大约相当于一个连的日军作战，只能进行小规模常规作战。其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与日军作战缴获非常不易，特别是手枪和子弹，缴获得更少。这样一来，要想再保持三百余人“一长一短”的装备，也就不那么容易了。鉴于这种种的原因，高敬亭忍痛将手枪团改编为教导大队，结束了鄂豫皖红军的最后一支“特种兵”手枪部队的历史。手枪团不少干部战士分别充实到七团、九团，一部到地方武装工作。詹化雨同志调任九团团长，汪少川调任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政委，李世安同志调来教导大队任大队长，政治教员江岚任政委。教导大队除保留手枪团原来三个分队外，又扩建了一个学生队，是地方党送来培训的。改编以后，教导大队成为以干部培训教学为主的保卫机构了。课程增加了，教员也增加了。除政治教员外，教导大队还设了专职的军事教员和文化教员。
让七团东进，肯定八团东进，改编手枪团为教导大队，这都是正确的。高敬亭在东进的道路上，按照中央、中原局和军部的指示，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可是局部的正确，仍然不能改变战略上的失误。
这支部队现在的一切是高敬亭精心打造的。高敬亭深爱这支部队，三年游击战争，两年皖中抗战，他就是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就是他。他与部队融为一体。
会议没有完全按照张云逸参谋长传达的中央、中原局、军部要求的东进战略，讨论四支队全部东进皖东问题。高敬亭认为自己是这支部队的直接负责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大家还讨论了在舒、桐、庐一带创造背靠大别山的根据地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条件是好的：一、形势有利。日军西侵，国民党军队向西溃退，这个地区陷于敌手，四支队英勇抗战，收复了这个地区，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二、地形有利。这个地区属大别山余脉，地形险要，进可攻、退易守。三、党的基础好。地方党组织工作活跃，并掌握武装。四、群众条件好，有光荣的斗争传统。五、人民生活富裕，是我们赖以斗争和生存的好地方。六、有利于我军各部的联系配合，可以与军部、李先念、彭雪枫部和江北游击纵队连成一片，鼎足大江南北。
这是很巧妙的设想。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扩展革命势力，这是无可指责的！中央、中原局、军部指示四支队东移皖东，去争夺华中，高敬亭乘此机会争取皖中，不是应该的吗？立足皖中，并不与抗日革命利益相对抗。这说明，高敬亭在思想上只想在皖中建立根据地，而没有考虑如何全力开展皖东、然后发展华中的问题。
一个成熟的指挥员是要排除感情因素的。因为感情冲动和意气用事，往往会影响理智的判断，犯决策性的错误。但是高敬亭怀有一种大别山情结，无论如何摆脱不开，特别是和他的个人待遇问题纠缠在一起，他就生出了一种欲望：宁肯冒险，也要抗命。抗命，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后来戴季英就反对这几条：你好歹是个共产党的司令员，怎么老是这么不听指挥？怎么连原则也不讲了？这已经不是你我个人之间的矛盾了，这是直接对抗中央、中原局和军部了。你这是拥兵自重，对抗中央，你太不识时务了，这绝没有好下场！人们对戴季英的评价多有指责，但是对四支队东进和发展壮大他还是做出了贡献的。
如果这次会议后，高敬亭不研究出这个在舒桐庐建立根据地的六条，毅然地率部东进，新四军四支队会在皖东打开一个新局面，高敬亭个人的命运也会有大改变。可是高敬亭以七团陆续东进，让支队司政后机关和九团、教导大队仍留在舒城的东、西港冲和庐江东汤池一带。
1938年下半年，当庐江、无为战役取得胜利，八团进到淮南铁路以东，与当地游击队和东北抗日挺进团取得联系，创造了向东前进，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极好形势时，高敬亭没有积极执行党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按住主力不动，再次丧失了最有利的东进发展时机。现在由于高敬亭的摇摆，七团也是进进停停，没有到位。这显然违背了党中央、中原局关于新四军东进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精神。高敬亭东进的决心又动摇起来。
问题的核心还是大别山。当国共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大别山是坚持还是放弃，这一问题在四支队东进皖中时就提出来了。
大别山地处中原，中原地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平汉、津浦与陇海铁路贯穿其间。红军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和国民党斗争了十年。
国共合作，抗战之初，中共中央指定的四支队作战区域是合肥、蚌埠、徐州三点之间，国民党划定的四支队防区大致是大别山东部立煌、霍山、舒城一带。双方的意图差不多。四支队确也东进至这里。可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各参战兵团、军、师分别转移各战区，各指定区域，转移布防及进入游击区根据地。二十一集团军11月初进入大别山根据地。本来人们认为日本人将向大别山大举攻，五战区之国军会西进，可是日本人没有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大别山，这里成了五战区的核心区域，安徽省省政府驻扎在这里。二十一集团军第七军驻鄂东、豫东，控制大别山西区，第四十八军驻岳西、霍山，控制大别山东区，共五个师驻扎在四周，立煌县经常驻军两个团，成了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敌后根据地。五战区最初的作战方向在津浦线北端，现在他们的战区重心在大别山，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他们便让驻扎在大别山脚下的四支队前往津浦线南端。
从1938年4月，高敬亭率新四军四支队进至皖中并局部挺进皖东后，特别是日寇大举挺进华中后，皖中和大别山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起来。一是，它成为国共两党在华中抗战的基地。国民党要坚守大别山，使它成为敌后抗日基地。共产党也要坚守大别山，在这里可指挥四支队各团和鄂豫皖三省边区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二是，它是国共两党坚持抗战的战略支点。在华北、华中、华南相继沦陷的情况下，大别山是国民党的战略支点，国民党要凭借这里准备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反攻，也要凭借这里准备同共产党决战。中共中央也把大别山作为保留下来的坚持长江以北及原鄂豫皖苏区的战略支点，掩护中共中央、中原局及鄂豫皖三省党的工作。抗战初期，中共中央为应对日军“西进派”，准备了一套方案，如果日军渡过黄河西进，中央准备迁至大别山区，这里可支持各地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最后因日本“南进派”占上风，故而作罢。三是，国共两党都把它看成是可进可出之地，它与皖东、苏中、皖北、江南以至华北各地区的行动，可做战略上的配合。由于国共两党都很重视大别山，因而当国共两党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时，大别山这个抗战基地是坚持还是转移的问题就尖锐地摆在中共中央、中原局、新四军军部和高敬亭等人面前。
抗战时期并非所有人的错误，都可归入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样简单。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世界的、东方的、中国的各种矛盾激化得趋于沸腾。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刻，一个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刻。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各种政治力量、武装力量，包括苏联和英、美、法等在中国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都在既谨慎又顽固、既坚定又犹豫地表白自己的立场，审视、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势下占据有利的地位。中国革命是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命题，面对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只有充满政治智慧的人才能在这个政治命题面前做出分数较高的答卷。
在延安运筹帷幄的毛泽东，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军事才能，把握国际国内机遇，感知抗日战争，筹谋对日作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7)“中国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8)
大别山农民的儿子高敬亭也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面前。历史期待他用主持三年游击战争和青天畈谈判时那样的政治智慧和军事经验，以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憧憬，在中国抗日战场和以后的征程中，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演绎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做好这张答卷。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认为“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华中是目前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
皖东敌后、江南敌后的抗日工作如何做，当时党内高层因理解不同有着不同意见，又是在国共合作初期，中央的意图还不能完全说透。这个意图，直到1940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向东南局、新四军军分会、项英、陈毅，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极为重要的指示中，才说得十分明白：“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持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西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关于华中，“中央要求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淮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央著名的“五四指示”，批评了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军令的错误观念，也指出了以为只要一旦发生重大摩擦，则国共合作就不可能继续下去的想法是不对的。“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更好做。”
兵不厌诈，谁老实，谁吃亏。可是在1938至1939年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人把话说得这么明确，这就导致理解和执行起来有偏差。东南局有偏差，军部有偏差，安徽省工委有偏差，在对四支队指导上有着不够准确的地方。
高敬亭同志是出色的红军将领，也是很有威望的革命功臣，深受鄂豫皖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的革命实践贯穿着整个鄂豫皖边区的历史，他不仅具有革命的胆略，而且具有革命英雄的气概。他在敌人重兵进攻的险恶环境中能冷静驾驭战局，使红二十八军立于不败之地。他能在敌人“追、堵、驻、围、清”的多次“围剿”中率部队声东击西，驰骋大别山。因此，他素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于大别山，有许多国民党将领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在这支部队打败的对手里，有国民党黄埔嫡系、东北军、西北军、镇嵩军、黔军、滇军，还有地方保安团、民团、土匪等各色武装。高敬亭对国民党各部队作战特点了如指掌，有时他从对方枪炮声中就能判断敌人是哪个部队。高敬亭同志打过各种各样的战斗，既打过阵地战，也打过运动战；既打过进攻战，也打过防御战；既打过游击战，也打过歼灭战、阻击战、远距离奔袭战、遭遇战等。他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往往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化险为夷，使部队免受损失。这是红二十八军全体指战员、便衣队、游击师人所共知的。“高敬亭”三个字不但给敌人以强大的压力，也成为大别山人心目中的军神、战神。跟着高敬亭，就能打胜仗，这使他的威信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使他的自尊达到了顶点。
抗战了，国共合作了。中央开始对高敬亭十分器重和尊敬。只把他划归新四军下面的一个支队，实在是迫不得已。把地处长江以北的鄂豫皖划归“南方”，在地理概念上是勉强的。毛泽东在抗战之初，把黄河以南设想为两大战略区，长江以北的鄂豫皖是其中之一，由高敬亭负责；和高敬亭相对应的是江南战略区，由陈毅负责。毛泽东不让四支队到南方军部集中，独立在江北战略区支撑，可见毛泽东对他是器重的。高敬亭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怎样的一个历史关口，处于一个怎样有利的地位。而在这样一个关口，他若能把握住，只要正常前进，历史将会向他提供多么丰厚的报偿。可是，在面对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对国共两党既要合作又要独立，四支队既要战斗又要壮大，放弃苏维埃还要建立抗日根据地，领了国民党的饷还要发展自己的部队，他还不能完全领悟。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至关重要的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中共中央应当对国民党继续有原则地让步，采取不决裂的方针，但又要在政治和组织两方面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既不能过左，又不能过右。国强共弱，中共中央奉行以和为贵，既联合又斗争，这个分寸很难掌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局面大了，接触的人和事多了，过去在大别山就他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上有中央、长江局、中原局、东南局、安徽省工委、军部，身边还有中央派来的代表，下面还有一批中央派来的干部，都要发表意见。手下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只听他“高政委”一个人的意见，唯他之命是从了，现在还要听别人的意见！还有，总有一些人要突破他表达意见，向其他人汇报，挑战他的权威！……面对新的局面，党内时时呈现缓急之别、向背之殊，他不是努力去适应，而是紧张、警惕、焦虑，他感到有点不太适应，本能地捍卫自己的权威，红二十八军老战士都知道他有个绰号“抱鸡婆”，红二十八军是他的，不容别人染指……因而，他就未能从红军游击战争中那单一斗争的藩篱中挣脱出来，他还未能跨越红军革命岁月获得的荣光、未能超越旧我……
1939年1月上旬，张云逸和戴季英从皖东视察了八团和地方党组织后回到舒城，即令林维先将庐江防务交给安徽省保安七团，以避免引起摩擦。林维先执行了，率七团一营返回舒城西港冲，然后再准备东进皖东。
戴季英向高敬亭汇报和参谋长张云逸前往立煌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高敬亭思想不通，拒绝了，并向张云逸陈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张云逸带回来的协议涉及要四支队让出大别山，这对高敬亭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生在大别山，战斗在大别山。国共和谈，他要的集结地点是大别山，东进抗日后他仍占着大别山的边。而现在都要完全断送了。后来，许许多多的历史事实证明，高敬亭当时的考虑有其战略上的合理性，但未必没有一点私心在其中。不难看出，戴季英对张云逸的做法是支持的。此事对高敬亭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抵制东进”是后来高敬亭的重要罪名之一。
高敬亭东进不积极，不仅仅是因为有几大不利，更主要的是他不愿放弃与他个人休戚与共的战略基地大别山。有些人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却都跑来指手画脚，要我带着这支红军老部队离开大别山，到谁也不了解的鬼地方去送死。可是在大别山，我高敬亭只要有几十支枪做基础，就可以一仗一仗地重新打出千军万马来。
高敬亭不认为坚守大别山有什么过错，他的远大的谋略，他的辉煌灿烂的业绩就在于坚守大别山。
高敬亭留恋战斗多年的大别山。在三年红军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对这里熟悉，有感情。这里群众基础好，有红军根据地，这里地形好，山高林又密；地理环境也十分有利，特别是他的上百个便衣队，都是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已经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这支部队熟悉大别山的情况，是一支善于山区作战的部队；这支红军部队生长在大别山，战斗在大别山，善于山地作战，不习惯平原作战，不愿远离大别山根据地。所以，他一直想把部队留在大别山，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认为这里会为四支队的大发展提供许多皖东所没有的条件，遂决定了以大别山为依托，创建以舒城庐江桐城一带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高敬亭从本能上知道只有做好与往日对手重新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才能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高敬亭说：“坚决不听廖磊的指令，他想让我四支队全部向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转移，让我们以劣势装备和日本人作阵地防御战，这是借刀杀人。皖东地形不熟，不一定能立足，太冒险。以舒城桐城庐江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是四支队及共产党人首先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是流血牺牲所铸成的，现在就这么让给桂系军队占领？让我们放弃有根据地的抗日游击战？根本不可能！四支队要继续依托舒城、桐城及身后大别山脉，开辟抗日战场。”
张云逸说：“你可以不听五战区廖磊的命令，不听我的命令，但不能不听中央、中原局和军部的命令。这是叶挺、项英的命令！你不东进，就是违抗军令！”
“党中央2月指出，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是英明的。军部命令也有错的，不让我们招兵买马！不让我们创建根据地！我们到皖东去干什么？安徽省工委还派那么多的人去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恢复保甲组织，简直是扯淡！”
“可是，现在大别山和皖中毕竟是人家的地方，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蒋介石现在是站在反日立场上，现在是国共合作，他是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我们不能在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游击战争。靠着老虎睡觉，迟早要被老虎吃掉！广东东江游击部队的失败、赣东北苏区磨盘山红军游击队被‘剿灭’，就是明证！再待下去，对民族抗战大局和部队自身巩固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记得我们四支队初到舒桐庐时，四面都是敌人，而所谓国军者，又皆远走高飞，不知去向，只剩我们孤军奋战。辛辛苦苦打下的根据地现在就这么放弃？大别山应该有一支军队做核心，来团结与领导鄂豫皖三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桂系给我们划的一块防区，是让我们四支队去替他们堵口子，同时也可借刀杀人！我真不明白，你们军部和桂系为什么同时逼我们走！”
张云逸虽然是军参谋长，可是说服不了自己的部下。他也甩下一句气话：“你要这样想，那就等叶军长来时再议吧。”
林维先作为高敬亭的参谋长，在一边急得直叹气：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高政委屡次抗命道理何在呢？要是吴焕先还活着，徐海东在这里该有多好啊。红二十五军时期，一物降一物，在大别山只有吴焕先和徐海东能降得住高敬亭的倔强脾气啊。可是吴政委却牺牲在长征路上！徐海东远在华北！
林维先在多年的战争实践中，显露出过人的才智与胆魄。他所处的观察局势的角度，比别人更为有利。他既了解上情，也了解下情，又不是当局者迷的位置，所以，他比别人冷静客观。通过学习中央、长江局、军部的电报和文件，通过和张云逸的交谈，林维先已经明白了：我们这一支队伍，虽然数量还不够多，质量还不够强，可是去皖东敌后收复敌寇占领的大好河山，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在皖东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更好些、方便些、放手些。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皆可派部队去行动，不患无回旋余地。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听说八路军在华北大平原就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红二十八军时加强营不也多次进入平汉铁路以西的平原地区作战吗？现在与日本人作战，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这是对的。敌后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支持，活动地区充分，指挥得机动灵活，也是能够克服这种困难的。这是华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后，四支队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淮南铁路、津浦铁路及浦信公路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建立政权，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皖东站住脚后，四支队再分一部进入津浦铁路以东和苏北，和进入江南、江北的新四军连成一片，再向华中发展，和华北连成一片……廖磊当然是不怀好意，他的命令是用军令政令统一下的，不想接你也要接。我们现在不在乎与廖磊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是服从我党大局和抗战大局，毫不动摇地退出皖中，为着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业而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皖东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而后，也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就行了。委曲求全，有利于谈判，使党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真正英明的决策，还是军事上以退为进，集中兵力，去跟敌伪争夺皖东，将来进入华中。
高敬亭的反对不是没有道理的。国民党要四支队东进皖东，这样，皖中就会完全成为桂系的势力范围，既可使四支队在皖东为其筑起一道安全屏障，又可使四支队在与日军的互相厮杀中彼此削弱力量，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军部和桂系一样，要求新四军东进皖东，但二者的目的却截然不同。前者是想借刀杀人，后者是将计就计实施东进的战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存发展地区是在敌后，敌进我进，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而在蒋管区，这是做不到的。再坚持下去，对民族抗战大局和四支队自身的巩固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如果高敬亭当时能够留一部原地坚持，然后以主力东进作战，向北发展，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高敬亭该是何等伟大啊。我们可以想象，四支队在皖东，然后再挺进华中，人枪会成倍地增长，政权建立了，成为控制华中的中坚。高敬亭会在中央和中原局的领导下，成为一个更大的战略区的负责人，为中国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历史让人沉思，因为它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历史的演绎逻辑，是一种最复杂的逻辑，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有其因则必有其果”，而往往是“多因多果”，甚至是“因果不定”。所以，对于历史，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总结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但无论如何，历史是难以用一个“如果”去推理的。因为历史的严酷，就在于它没有假设！
张云逸多方争取，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高敬亭自从参加红军革命，就是一路顺风顺水。一颗勇敢无畏的心往往能帮助一个人避免灾难，不但如此，命运之神还一直眷顾着他。可以说，在整个红军岁月，他没有失败过，无论是对敌，还是残酷的党内“肃反”斗争。可是抗战下山后，他变成一个处处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几乎注定了悲剧性的命运。
高敬亭对东进不听指挥，也确实让延安对他很不放心。对于高敬亭三年游击战争的贡献，在延安的中央给予充分肯定。高敬亭在缺少上级党组织支持和指导的情况下，依然成功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和国共和谈，在一支强大的、钢铁般的红军部队里形成了个人绝对权威，这让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上级组织质疑甚至担心。
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又指出：“关于鄂豫皖二十八军即新四军第四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四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
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的影响。”
项英于4月21日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在这封电报中，项英充分肯定了戴季英的工作，批评了高敬亭，有“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发给中央的，它们真实反映了项英、叶挺等军部领导对高敬亭错误的深刻分析和解决高敬亭问题的迫切心情。
当时，中央、中原局、军部与高敬亭，就东进这一问题反复商讨的过程，虽然不能说是争论，但屡次争辩是明白无误的。令人焦灼的是，共产党人的商讨，恰恰发生在东部沦陷，国民党准备限共溶共的时候。于是在整个1938年乃至1939年前五个月，共产党内部及共产党与五战区就四支队是否东进问题上所进行的争辩，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较量，也是关乎内部关系的严峻的政治考量。当时的情势是，作战双方，谁最早在统帅与将领之间取得思想和行动上的完全统一，谁就赢得东进及华中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
种种压力、刺激、批评……有的高敬亭知道，有的高敬亭不知道，四周对高敬亭的舆论，可以说是压力极大。
历史的发展本来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进程。但是历史有时会跳离逻辑的轨道，受到某些人物的摆布和戏耍。然而历史最终还是要回到正规的。人间正道是沧桑！
三 “吃菜要吃白菜心，参军要参新四军”
新四军及四支队战斗的胜利，迅速传播到江淮大地。爱国青年在胜利消息鼓动下，纷纷奔赴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部，要求参军。
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高敬亭的面前：目前与日伪军英勇作战的四支队不仅兵员不足，而且粮饷短缺、装备不继。他决定就地组织游击队，收缴土匪枪支，发动群众，扩大和补充兵员，必要时也罚一些不法地主豪绅的款，以补充军饷之不足。
皖中各地人民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参军要参新四军”的歌谣，掀起参军参战的热潮。
在西港冲华家湾，有个叫华景程的士绅，家庭财产颇丰，虽然年龄只有三十开外，可他识字看书，知道国内一些大事，在这一带颇有威望，影响大。
四支队手枪团随司令部从乌沙移到东、西港冲时，他主动邀请手枪团住在他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又是腾住处，又是打扫房间。开始，汪少川还认为他出身士绅，只是慑于新四军的军威和抗战形势才请部队住在他家里的。两人有事无事谈得投机。有一次汪少川和他谈心，准备同他谈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谁知汪少川刚打开话匣子，他便激动地说：“抗日保家，人人有责，我可不可以参加你们的队伍？”
这一出乎意外的提问，使汪少川感到很惊讶。
“你还有老婆孩子，一家人靠你一人生活，你就不要出来了。”
汪少川这一说，他大概真的生气了，脸涨得通红，说：“过去国共两党打架，现在日本来了，哥俩就得抱团打日本鬼子，我看你们共产党有眼力，将来能得天下。我们与其坐在家里等死，不如跟着共产党起而抗战，我们要拿起枪杆子出去打鬼子！”又说，“将来打走日本鬼子，共产党得了天下，能让我当个自由农民吧？”
汪少川被他的话感动了，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说：“你就不想为新中国多做点事儿吗？”
“好啊，我就从现在做起！”他果然不食言，毅然甩掉长衫，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到处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参加新四军，常常忙到深夜才回来。在他的带动下，东、西港冲一带有五六十人报名参加新四军。以后，他又协助手枪团做抗日宣传工作，陆续又有三百多名青年参军，组成了抗日游击大队，他任大队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间，此大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游击纵队第四大队，他继任大队长。1940年春，他随四支队东进皖东，开创定远、凤阳、怀远抗日根据地，成为新四军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戴季英将战地服务团也派出去招兵。副团长汪道涵和七团民运科科长陈绍堂，在晓天、三元观一带拉队伍，通过发动群众，打造刀矛，组织群众放哨、除奸、游行示威，帮助建立三元观联保抗敌协会，建立起巡逻队和一百余人的游击队。夏天, 汪道涵等人将六安县国民政府抗日自卫军三百余人,收编为四支队先遣一大队。1938年秋冬服务团进入六安县西两河口镇一带，在这块红军时期的老苏区，动员组建了抗日游击支队,有一千多人(枪), 实力很强。团长程启文兼任司令, 副团长汪道涵兼任副司令, 郑时若任参谋长, 曹俊梧任主任。许多团员到连队当指导员、副指导员, 连长、副连长一般都由地方武装头头担任。还成功地改造了民团等地方武装,这些队伍后来都编入四支队。服务团还建有一个强有力的警卫连, 连长胡洲, 指导员钟剑平。
当时，第四支队和皖中、皖西中共组织发展的地方武装，除有一部分人已编入第七、八、九团外，还成立了游击纵队、第二游击纵队等。
1938年7月，四支队司令部将舒城、庐江、六安、潜山、岳西、无为、巢县等地游击队改编为游击纵队，共一千五百余人。纵队司令员林英坚，政治委员刘海燕，政治部主任何绪荣，参谋长龚同吾；下设四个大队。
第一大队大队长杨世忠，教导员汪登科；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为六安游击队整编而成；第二中队为舒城东沙埂和无为游击队整编而成；第三中队为潜山、岳西游击队整编而成。
第二大队为庐江游击队整编而成。
第三大队大队长汪伯民，教导员裴先白；下辖两个中队。它以舒城县秦家桥游击队为基础，后借第三督察公署人民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一大队的番号整编而成。
第四大队大队长华景程，为舒城县东、西港冲抗日游击大队整编而成。
游击纵队成立后，奉命在舒城的程河道整训两个月，然后在舒城的西南山区晓天、河棚以及张母桥、秦家桥一带活动，发动群众，壮大队伍。纵队迅速发展，仅汪伯民率领的第三大队就发展至一千余人。
不久，司令部决定成立第二游击纵队，活动于无为一带，司令员龚同吾、政治委员曹云露。
张云逸在和廖磊谈判后，和高敬亭、戴季英研究了上述几支游击部队的情况，决定以第二游击纵队第一大队为基础，加上中共皖中、皖西地方党领导的游击队，扩编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以戴季英为司令，下辖两个大队。同时，张云逸又以第二游击纵队第二大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三游击纵队，并把巢县地区踊跃参军群众成立的抗日游击大队，扩编为第二游击纵队。
纵队是由一个团的地方部队编制组成。为什么要用纵队编制而不用团的编制呢？国民党只是想在抗战过程中，借外力消灭共产党，它根本不希望也不愿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在抗战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
汪少川通过发动群众，组建的准备东进的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于1938年11月正式成立，共四个连，每连百余人，纵队长梁从学，政委汪少川。游击纵队移驻舒城程河道训练。
地方纵队扩大了好几倍，物资困难更是突出。当然，这种困难是发展带来的困难，是使人高兴的困难。一时打不到土豪，也不让打土豪，经费不足。天气凉了，没有防寒的衣服。特别是老游击队员来得早没有带棉衣，到冬天还都穿着夏天的单衣，有的穿两件，甚至三件。晚上大家就靠烤火过冬，烤得大家满脸和脖子都是烟灰。虽然如此，但大家没有叫过苦，仍是干劲十足。
眼见冬天来了，阵阵冷风，吹秃了树，吹秃了山，可淮南游击纵队四百多新战士的冬季服装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新战士看到老战士有钢枪，心里非常羡慕，问什么时候可以发给他枪。可是这么多人的衣服、枪支到哪里能一下子解决呢？这时，汪少川向高敬亭汇报了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工作的情况，得到他的赞扬。汪少川对国民党卡我们脖子，不给经费、不发装备、限制兵员编制的做法甚感焦虑和不满。高敬亭说：“不要紧，蒋介石不是说了嘛，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有守土抗战之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我们就利用他说的话，去动员国民党各级政府及地方上的豪富捐献，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高司令又说，要尽快把要求参军的人组织起来，扩大我们淮南抗日游击纵队。
几位负责同志一协商，还是按高司令的话，想法让国民党各级政府及地方上的豪富捐献。
于是，汪少川手持一张高敬亭的名片，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到中梅河、晓天等地，上到国民党县政府，下到联保主任、地方富户，动员他们募捐。高敬亭的名气可大了，所到之处，应声如潮。经过宣传动员，汪少川从各地很快募集了一批经费和物资，解决了纵队的日常费用和冬季服装问题。经过多方努力，仅在舒城地区，群众和地方党组织就支援了部队一百多万斤粮食和三千多套棉军衣及八百多支步枪。但是枪支弹药仍较困难。高司令让支队后勤部从库存的枪支中解决了一部分，不足的要他们上前线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取。不久，这支部队开赴寿县、定远皖东抗日前线。
至1939年5月，四支队已发展壮大至一万一千余人。当然，四支队此时的扩军和从民间筹措抗战物资，在桂系安徽省政府眼里，又是一条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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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页。
(2) 《周恩来年谱》，第391—394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
(5)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6) 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关于张云逸可率部过江活动致项英电，1938年11月10日。
(7) 《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7页。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