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大别山是五战区核心区域、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在日军并未侵占大别山广大地区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发展，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中央、中原局、军部向东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政府在内外政策上已有严重变化，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全国性的反共**必然到来。地处江北的新四军四支队必须更积极地向东、向北冲出五战区所设置的牢笼，才有发展壮大的可能。如果高敬亭在东进皖中之初，就开始筹划向东向北分兵发展的具体行动，那该多好啊。国民党有个先天性弱点，它守着国土和国民，可是却片面抗战。日寇来了，它的政府和军队就撤退。廖磊算是能干的，看到这一危险信号，便也效仿八路军、新四军四支队，委任许多“游击司令”，后来他们也派出人员和部队到敌占区建立政权和游击纵队，可是他们大多数的干部和士兵吃不了这个苦，不争气，很快就退回来了，不撤退的就成为伪军，失去了他们的防区。当时老百说广西军的游击队是“游吃队”“二日本”，编歌骂“第八挺进纵队”和“第十一游击纵队”，说“第八挺，大饭桶；十一游，笨猪牛。挺而不挺，游而不游，不到前线去抗日，专在后方抢老百姓的猪和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本来就来自于人民，来自于草根，有理想，有纲领，能吃苦，敢于牺牲。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四支队就是向着敌后进攻，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就是说，当敌人向我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取得不断的胜利，牵制敌人，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现在，我们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服从五战区的命令，积极策划东进，就可以开进皖东、华中日本鬼子占领区，到敌人后方去。这里是日战区，国民党管不了，管他什么不让建政权、搞武装，更不会在他们划定的区域里作茧自缚。日战区是共产党开展反侵略人民战争的乐园。这里敌人占城镇，我们占乡村，可以在广阔乡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抗日，组织抗日游击队，而且国民党还管不着你，日本人来进攻，就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先后派郑位三、肖望东、叶剑英、张云逸、戴季英、郭述申来四支队做高敬亭的工作，促其东进，但无结果。不久，中央派董必武来，传达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继续向东挺进的指示，协调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的关系。高敬亭对董老甚是尊敬，但东进仍不积极。
在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致刘少奇等电：“在皖南事变及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成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唯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中央肯定三三制抗日政权不变、统一战线原则不变，然后对军事上的布置有所改变；要求张云逸、邓子恢设法派人过江，收拢皖南失散力量；要求苏南方向胡服、陈毅：“注意收集皖南东移力量，暂时在苏南活动，准备将来出天目山。”“对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即应布置游击战争。在皖西之桐城、舒城、潜山一带，张、邓负责加强游击纵队的力量，以便不久能向大别山挺进；在鄂东之浠水、黄梅一带，在豫西现时敌人进攻地区（敌已占领泌阳），由先念负责布置；雪枫以准备两个精干的游击支队，以便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4)于是有人说，高敬亭很有远见，如果让高敬亭坚守大别山，就不会有皖南事变后，中央和中原局再派部队到大别山和皖南恢复根据地，就不会有中原突围，就不会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中国革命形势会发展得更快些。
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观，是离开国共合作之初的环境，用国共分裂之后的视角来说话。现在看正确，可是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当时是国共合作前期，蒋介石不敢破坏国共合作，全国人民盯着他；共产党也不愿彻底破裂，因为自己还不够强大。这样国民党是执政党，共产党是在野党。共产党所有部队都是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部下，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共产党和部队，不得在国统区搞根据地，建政权，发展武装，这是国共和谈时双方谈定的底线。此时，四支队留在皖中，就是不服从命令，必然被“剿”。部队可以上山打游击，但此时民族矛盾上升，这种打内战的做法在政治上对中共不利，军事上也未必能打赢，所以只能到敌人后方去。皖南事变国民党前后发动了两次反共**，国共两党局部翻脸了，共产党便采取了秘密工作的态势，进行局部反击，派人回到皖南和大别山，但还不是大张旗鼓地公开地进行这项工作。解放战争，国共内战再起，共产党才可以公开派武装深入大别山，派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和蒋介石逐鹿中原。
红二十八军和四支队老战士陈祥回忆说：“抗战时期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对此要历史地看。当时大别山被广西军占据。他们也不是傻瓜。我们能不能建立根据地，要现实地看问题。当时中央只提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只有发挥自己的优势，到敌人后方去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自己。而在蒋管区，是不能发展武装和建立政权的！”高敬亭当时那么做，就是抗命。
后人研究也肯定，如果四支队不离开皖中进入皖东，不仅难以坚持抗战，还有被消灭的危险。在后来国民党的几次反共**中，在政治上会更加被动。坚守大别山在国民党统治地域打游击，为国民党所不容，也是最大的破坏统一战线。军事上将会受重兵围堵，遭遇皖南新四军军部之惨剧。因为这里是国民党敌后孤岛，国民党在前期会战中失掉那么多地盘，现在中央军也有强烈的留恋地盘意识。桂系是远道而来，廖磊以大别山为据点，转战于皖西、皖中、鄂东、豫南之间，这是他们的根据地，必然是寸土必争。
再伟大的英雄也会有弱点。
也有人说，天不助高敬亭。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25日武汉失守。第五战区落在日寇四面夹击之中。如果当时日本人大举进攻大别山，将大别山变为日占区，从这里进攻武汉，桂系必然向云贵川陕溃退，那么大别山这里就是敌后，高敬亭在大别山的坚持就有意义了。这样，四支队就可以就地坚持大别山，在平汉铁路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东至东海的广阔地区，建立起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恢复起当年鼎盛时期的鄂豫皖苏区，部队可以发展到三十万人。可是历史没有假设和如果，蒋介石决花园口，迫使日军放弃沿淮河、经大别山进攻武汉的路线，这里变成辅助战线。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和第五战区没有轻易放弃大别山，而是以大别山为核心，在中原的大别山、大洪山、桐柏山、幕阜山及其附近地区，放下了四十多万正规军和十几支地方游击纵队，坚守住了大别山，使其成为敌后孤岛。日本人也没有力量全力进攻大别山。所以，新四军四支队只有东进，不能在大别山与五战区的合法主力桂系争锋，只得忍痛让出大别山这块老苏区。
高敬亭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从局部来看是合理的，创建皖中抗日根据地有什么不好？但与党中央东进皖东，然后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大手笔，是不能相比的。如果他仔细地研究抗战以来敌、我、友三方的形势，他就会发现，蒋介石阴险狡诈欲借抗战消灭共产党五分之二的力量；党中央对付他的两手是多么高明，通过抗战建立华北敌后根据地，八路军的兵力已翻了几倍。新四军仅陈毅、粟裕率小部东进苏南，兵力同样是成倍发展。今天的华中不就是昨天的华北吗？今日的华北不就是明天的华中吗？华中是共产党和日本人争夺的生命线！四支队八团刚刚东进皖东，就有巨大的发展。我党让四支队东进皖东是多么必要和英明，滞留皖中是多么短视和危险。
红二十八军很多老同志以后回忆，对于中央、中原局、项英、叶挺他们坚持要四支队东进，大家都没有意见，但不同意完全放弃大别山，都觉得高敬亭这一点没有错，只是感到高敬亭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布局上既以主力坚持东进，皖中留一个团，设轻便指挥机关，坚守阵地，和皖东可做战略协同，以主力在皖东敌后，让部队规模发展更大一些，这样既建立了根据地，又抓了武装，同时还用力保住大别山根据地，这样会更三全其美一些。
四支队后勤部经理吴先元，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的族人。他现在是新四军第四支队供给部长，他当时已年过四十了，被大家叫作“老主任”。他是高敬亭十分信得过的人，因为他忠诚和熟悉业务，在皖西北苏维埃时就让他主持后勤工作，到中原局后，李先念同样任命他为中原局后勤部部长。他知道军参谋长的分量，也知道下级服从上级，很负责地给张云逸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给他配备了马。他也为高敬亭的做法担忧，你应该去张云逸那儿汇报，怎么能让军的参谋长在支队的司令部和参谋处之间跑来跑去呢？他隐隐约约地知道，张云逸在新四军里是数一数二的元老了。张云逸年龄大，职务高，革命的资历、资格，丝毫也不比你差啊！有时他只有暗暗叹气。
张云逸路上观景，思绪万千。四支队在舒城与地方政府与友军，相处得不错，团结得似乎很好。如果敌寇不来扫**，日机不来轰炸，东、西港将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歌声的抗日根据地。这当然是高敬亭的一种政绩，但是这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四支队和安徽工委在建立皖中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壮大武装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政权和武装工作做得还不够。在皖中，我们没有自己的县、区、乡村政权，也没有自己的武装，所以，东、西港只能说是四支队的驻地，或者说是驻扎区，还称不上抗日民主根据地，远没有皖东敌后那种针锋相对、创建根据地的火红热烈的场面。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大别山是老苏区，在这两年也可算是抗日**的山区，只是政权在桂系手里，桂系部队主力驻在这里，是国民党的天下。我们的党处于地下，随时有遭受摧残的可能。而在抗战国共合作时期，要团结抗战。我们只能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放弃老苏区是痛苦的，长江以南红军游击队十二块苏区（琼崖除外），为了抗战集中到皖南岩寺，大家也是痛苦的，可是为了适应抗战的新形势，我们只有放弃。江北在理智上拥护中央的指示，而在感情上总是对大别山依依不舍，这可以理解，但感情要服从理智的，要东进啊，要向东发展啊！
早雪兆丰年，1938年12月20日，大别山就下了一场初雪。
为了协调与国民党桂系军队的关系，1938年12月下旬，张云逸在戴季英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立煌县，与廖磊谈判，实际上是执行中央指示，代表中原局和新四军与之进行统战工作。这本来应该是高敬亭陪同去的，可是他没有去。
1921年6月，广东当局为统一两广，张云逸作为粤军下级军官曾随军到过广西。红军革命时期他更是在桂系中创建了反蒋的红七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在派出周恩来等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相继派出代表赴西北、华北、西南、华南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就双方合作抗日等有关事宜进行接洽。张云逸以中央代表身份，于1937年5月赴香港，开展华南统战工作，推动桂、粤、港各方工作。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后，粤军陈济棠土崩瓦解，蒋介石重点挤压桂系，桂系也亟盼和中共沟通，并希望如第一次大革命那样，通过中共取得苏联的援助。张云逸从香港去广西代表红军和桂系建立统战关系，与李宗仁、白崇禧有过多次交谈，因而在桂系军人中很是知名，并与桂军、川军代表签订了联合抗日的“川桂红协定”。桂系从本质上说当然是与共产党为敌的，想攀进蒋介石的门墙，可是他们与蒋介石出于利益之争也是貌合神离，分分合合，甚至战场相向。抗日战争开始，双方再度携手，可是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张云逸感到由于蒋介石的压迫，桂系不少人对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确实有诚意，并希望通过与中共合作，借以巩固其在安徽和大别山的统治。
对和廖磊的见面，张云逸是做了精心准备的。张云逸听说四支队缴获的有日本战俘和战利品，特意从第四支队俘获的日军军马中挑选一匹膘满肉肥的枣红色军马，准备送给廖磊做坐骑。抗战之初，各战区、各部队之间，有把缴获日本战利品作为礼物互赠的习惯，大概是有共同分享抗战成果之意吧。与此同时，为了驳斥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四支队“游而不击”“逃避抗战”的诬蔑，张云逸还从日俘中挑选了三名，准备一并带到立煌县。正好，这次随张云逸过江的，有敌工部工作人员陈辛仁，他懂日语，也便于沟通。
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四支队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第一枪后，陆续活捉了二十几个鬼子。在椿树岗三次伏击捉了两个，在大、小关多次战斗中捉了七个，在棋盘岭捉了一个，在舒六路南段捉了六个，东沙埂游击队在南港街捉了四个……高敬亭觉得在战斗部队里不适宜关押战俘，下令将他们送到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东、西港冲集中审讯和教育。负责押送的曹正鸿来自立煌县汤家汇蓟庄。当时,他在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二营担任排长，才十九岁。他负责押送九团抓获的十个日军俘虏。
捉住这些日本兵真是不容易。史沫特莱曾采访过四支队教导大队指战员，他们说，日本人装备好、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抓一个日本兵一般需要三个中国兵，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把他打伤。(5)
出发的那一天，这些日军俘虏死活不愿上路，以为要处死他们。没办法，曹正鸿让战士们找来门板，把他们全都捆在上面，一路轮流抬着走！沿途抬着十个活鬼子，战士们又疲劳又紧张，生怕日俘半路脱逃，所受之辛苦，不堪言述！
押送日俘的路上，有一段难忘的小插曲：途中遇到一支国民党部队。他们看到新四军四支队押送的十个鬼子，纷纷拥上前来看个稀奇，并竖起大拇指连连对曹正鸿赞道：“你们新四军真厉害！”一个显然十分知情的国民党军官指着曹正鸿的手枪子弹袋说：“老兄呀，你的子弹袋里，多半插的都是小棍棒吧！”曹正鸿难堪地回之一笑。他见曹正鸿默认了，居然慷慨地掏出了几十发锃亮的手枪子弹，送给了曹正鸿！曹正鸿想，这也算是国共合作抗战中，我个人获益的一个具体事例吧。
到了西港冲，曹正鸿将日俘移交给了手枪团一分队看管。手枪团一分队把他们放在华家湾群众腾出的空房里。当时的看管人员之一雷伟和和曹正鸿是老乡，是立煌县果子园一带的人，也是红二十八军的老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安徽六安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活鬼子抓到西港冲”消息不胫而走，前来看俘虏的老乡像潮水般涌来，有的出于对日军暴行的痛恨，声言要剖开肚子，看看这些日本人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有的妇女想冲上去，咬几口，泄泄恨。要不是雷伟和等新四军战士死命拦住，唇焦口燥地做说服工作，这些日俘们早就被老乡们剁成肉泥了。
四支队士兵奉命不许杀害日军俘虏。捉到俘虏，一不打，二不骂，三不掏腰包，有伤的还给治伤。因此，对这些俘虏虽然严加看管，但是一没有上脚镣，二没有戴手铐。他们希望这样能引起日军的叛变，或者是促使日军士气沮丧，不愿打仗。
教育、瓦解日军俘虏的工作，有许多的困难和危险，但四支队相信这项工作有得到成功的可能。这些日俘现在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日本兵往往如此：当抱团成伙时，在极强的从众心理左右下随大流拼死顽抗，一旦被俘则听天由命，因为“耻辱”已经缠身，逃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为了教育日俘，动员他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随张云逸过江的、曾在日本留过学的陈辛仁，留在四支队政治部任敌工科科长。有他给日本俘虏做工作，雷伟和等人也轻松了许多。陈辛仁用日语向俘虏进行宣传教育，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完全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并非有利于日本的工农和民众，只有利于日本的资本家和富人”。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完全出于自卫，求得生存，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并没有仇恨。一次，陈辛仁在和日俘交谈时说，“我们都是被军阀资本家压迫的人，大家不要互相残杀，因此我们欢迎你做朋友”，“请想念你们的家庭吧”，“当你离家的时候，你们的家庭已无以为生”，“你们的母亲和妻子正在想念你们”。雷伟和看见有几个日俘低着头流下眼泪。经过些日子的教育，有几个俘虏兵大有转变，开始反对侵略战争，咒骂他们的长官了。说开了也是，这些日本兵，在家也是凭两只手找饭吃的穷苦人，是被迫来当兵的，所以转变得都很快。他们十分想念家乡。有个年龄较大的，在家是个开照相馆的，有妻子儿女，非常盼望能回国和亲人团聚。
开展对日军俘虏的教育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自信、博大胸怀的体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新军阀的斗争。”这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抓到的日军俘虏，确实实行优待政策——但并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俘获一个鬼子如果将他感化，他会带动这一批俘虏被感化；这一批鬼子被感化就会有更多的鬼子被感化。另一个原因，当时日军很多的重要情报是整个联队一起发放——从当官的到新兵，只要上战场全都知道。所以不杀他们的原因就是为了套出更多情报。大别山人民是纯朴的，他们对日军充满仇恨，可是对这些战俘，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看他们吃中国饭，觉得开心，在生活上，都想帮助一把，照顾一把似的。日军士兵喜欢洗澡，洗澡对日本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生活享受。看押人员都是农民出身的战士，虽然自己不常洗澡，却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日俘的洗澡问题。这大概也使日俘有了家的感觉。由于经常来往，战士们也学会了几句日本话，协助陈辛仁向他们做宣传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日俘思想感情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对中国士兵的敌意没有了，看管人员便解除了对他们的严格看管。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华家湾一家茅草屋突然着起火来，而且火势很大。有几位日俘发现后，毫不犹豫地爬上了房子，冒着烟呛火烤，迅速地切断了火路，将大火扑灭。穷凶极恶、杀人放火的形象也从他们身上渐渐消失了。
将要带走的三名日俘，得知他们将要到战时省会时，都难过得哭了。四支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陈辛仁随行。
雷伟和看押的俘虏，田田作造、香河正南两位还和叶挺一道在青龙厂留下了清晰的影像。后来他们中有的参加了中国日本反战同盟支部，参加了反战斗争。
张云逸和戴季英走的是当时舒城东、西港去立煌县金家寨的山中大道：由舒城上、下五显，到六安县毛坦厂，然后经霍山县诸佛庵，进入流波，从麻埠街进入金家寨。
一路上，尽是桂系的世界。桂军抗战换了装，草绿色的，钢盔也是新的，和大别山的颜色十分一致。有人说广西狼兵勇于天下。清政府晚期唯一打赢对外战争的镇南关战役，是广西人冯子才率领的广西兵打的。广西兵善爬山、善爬树、会游泳，跑起步来飞快，打起仗来如猴，所以大别山人也称他们为“广西猴子”。
此时，桂系处处标榜开明、清廉，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友好，对张云逸的接待非常热情。
张云逸和新桂系不少上中层均属袍泽，私人的感情，倒也不差。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历史上与桂系上层军官有联系的张云逸来桂系主持的五战区做工作，实在是成功之笔。新桂系从抗战开始以来就离开了西南故里，参加过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转战于几大主要战场。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李宗仁下令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留在大别山进行游击战争。李宗仁辞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兼职，将第五战区司令部迁到湖北的老河口。在李宗仁的推荐下，廖磊出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转进大别山，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建立抗战游击据点，统率鄂豫皖边区的游击兵团。
廖磊，1890年2月生于广西陆川县一个世代耕种家庭。穷苦中酷爱自学。少年从军，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后长期在湘军唐生智部队服役。这期间反满清、反袁称帝，投身北伐战争。从连长打到军长，从河南打到湖南，是一员年轻骁勇的战将。1927年宁汉战争，他投降白崇禧，加入新桂系，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参加过北伐和蒋冯阎大战，也参加过“围剿”百色起义部队，堵截过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军军长，转战苏浙鄂皖战场。1937年10月，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八军军长，在上海、徐州先后同日寇交战。1938年10月22日，他奉命赴立煌县，于24日上午七时就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鄂豫皖边区游击兵团总司令、省保安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所辖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军三个军和省内的地方部队，在大别山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负责贯彻执行政府法令。广西军在大别山的抗战还是坚决的。区寿年一七六师驻扎在皖西南潜山、岳西、太湖一带，打了不少恶仗。潜山老百姓有民谣说：要吃鬼子肉，就找一七六！现在他们和共产党的关系相对来说还是密切的，蒋介石准备反共，桂系还是采取中间立场。
金家寨在大别山中可谓赫赫有名。唐代末年，史河沿岸的黑龙潭一带就有人结市经商，用木船运出土特产，运进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已形成小街区，是大别山中古老的商镇。1929年，这一带先后爆发了商南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创建了豫东南和皖西北苏区。1930年至1932年，金家寨是中共皖西北特委和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2年7月，蒋介石以三十万嫡系兵力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9月，卫立煌率先攻占金家寨，为表彰其功绩，于当年11月以金家寨为县治设立立煌县。这个地区曾经是鄂豫皖老苏区，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都在这里战斗过。此时是华中国民党敌后抗战的一个孤岛……
张云逸、戴季英到达立煌县的第一分钟，就感觉到进入了一个充满政治阴谋的世界。抗战还在进行，但是老百姓那种激奋昂扬的热情和同仇敌忾的斗志似乎消失了，就像冬天的史河一样死气沉沉。
张云逸说：“廖总司令、诸位将领，今日，我们江北新四军四支队首次拜访集团军总部和省政府。我们带来一点战利品，一匹日本战马，三名日本俘虏。”
张云逸随行人员把缴获的油光闪亮、坐鞍齐备的日本战马交给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部人员。马见生人，似乎是有所不满，喷着鼻子把前蹄在地上连跺了几下。
金家寨的群众见四支队俘虏了日本兵和日本战马，纷纷赞扬新四军四支队是真正抗日的部队。
张云逸到达立煌县的当天，廖磊率军政官员和各厅厅长宴请了张云逸一行，欢迎他的到来。国共双方在立煌县会谈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战时省会各界的关注，成为一条轰动山城的大新闻。当时由桂系二十一集团军主办，在立煌县影响非常大的《大别山日报》，专门派记者王炳南对此次会谈进行了采访，并在报纸上刊发了这一消息。
1939年1月2日下午二时，廖磊与张云逸、戴季英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张云逸首先祝贺廖磊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坚持敌后抗战有功。
张云逸说：“去年春天我和你在广西南宁、梧州一别，转眼又是一年多了。那时抗战未起，家国仍在，现在是国破山河在，我们又会聚中原大别山中，实现我们当初议定的共同抗战，为国家效命疆场的愿望。”
“自卢沟桥日寇开战以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长官奋起拥护蒋委员长抗日。我们的口号是，纵使全国化为焦土，也要抗战到底。只要有最后一颗子弹，我们也要抗战到底。作战一年多，因军队装备太差、民众无组织训练，虽云全面抗战，实是部队抗战。故牺牲大、失利多。今寇又陷我武汉，大举南进，寇焰仍张，然我领袖抗战坚决。为了抗日救国，二十一集团军奉命坚守安徽和大别山。安徽全省六十二个县，日本人占了其中的四十一个县，可以说是彻底破坏了这个省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安徽有三千二百万人口，处于中国的心脏地区，是一个富庶的省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可是我们现在可谓无后方依托，无粮饷弹药供应，且距日伪统治中心南京很近，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啊！”廖磊的乡里乡音，也很亲切。
“抗战军兴，将军率部从广西转战前方，屡树勋绩。现继领军符，兼主皖政，艰难筹措，建政尤多。安徽民众说，廖主席主政安徽，比镇嵩军刘镇华主政安徽口碑好多了！”
廖磊哈哈笑着说：“党国信任、李长官信任。武汉会战之后，李长官在湖北老河口开会前对我说，燕农，我率战区总部驻在鄂西老河口，捍卫陪都。你有没有兴趣留在大别山打游击呢？国民政府和抗日团体向四川方向转移，但大别山地区必须要坚持住。我决意将精锐之二十一集团军留在平汉路以东的大别山。我答道，好得很啊，我愿意在大别山打游击！当时安徽大部已沦陷，我在就任时对部下说，吾人应死守大别山，其有怕死者，望速他去。我想一德一心地干，硬干苦干是我们的出路，若再干不好的话，照道理说，是说不过去的，故敢于大胆地说，不能不干好。”廖磊看了看张云逸和戴季英，又补充说，“我决心守土抗战，与共产党合作，守住大别山。”
“我来一段时间后，感受到廖主席确实积极努力，做了不少有利抗战的工作。坊间说你经常布衣素食，或赤脚草鞋，或轻骑简从，以致相习成风，各地来省会开会的干部，到了麻埠，先换成布衣布鞋才敢来金家寨开会，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啊。”
廖磊见有人称赞，也便来了精神：“我们主张国共合作，不应摩擦，应该抗战，不应投降。我们桂系到安徽来，首先是建立基层政权，推行自治、自给、自卫的‘三自’建设。就是用新人，行新政。再次是整理财政经济，大经济学家章乃器做我们的财政厅厅长，增加税收，设立地方银行，发行货币，兴办官办企业，增加税收。现在国民政府入不敷出已不再向安徽拨款，本省富裕地区大部沦陷，收入不及原来半数，而支出如故。不仅是你们四支队，我们省政府职工、军警欠薪已两三个月了。钱不够花啊！”说话时廖磊脸色显得红润，有点威风凛凛、盛气凌人。
双方寒暄客套之后，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张云逸摆了大量事实，充分阐明四支队深入皖中敌后以来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迭受蒋介石电令嘉奖；批驳了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等不实之词；也申述了敌后斗争的种种物质困难，民众奋起而从军抗战致部队超过原来编制，军饷不正常，再加上物价飞涨，法币贬值，装备差，作战地域受到控制，友军摩擦……可谓凿凿有据。
当提到兵饷时，廖磊说：“你们没有钱，兵要精，不要多嘛。当初国民政府批准四支队是两个团，可是你们非要搞成四个团，国民政府只能每月按两个团发饷。按月补助四支队三万元，在我来之前由省务会议定的，现在不可能增加了。你们一直不听政令军令，明里暗里在扩军。最近听说人数已经过万了，如果我们给你们多发军饷，只是一味扩军罢了。你们并不拿来改善士兵的待遇。”这是廖磊最担心的，在他五战区部队建制表上，四支队只是两个团三千余人，现在悄悄地发展过万。尽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但国民党很多人则希望借刀杀人，在抗战中消灭或削弱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