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宗仁、白崇禧电邀张云逸过江
1938年10月，华北各大、中城市相继失守，长江流域日军占领华中重镇武汉，华南日军攻占广州，大半个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会议根据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新形势，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而新四军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全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做出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会议后期武汉失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东南局。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未到职前由朱理治代理书记，负责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四支队从党的领导来说，由长江局转到中原局，另外还要接受东南局的领导。军政上由五战区和军部直接领导。
党中央从全局考虑，特别是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越来越认识到华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力促新四军军部东进苏南，有条件时北上江北，四支队东进皖东。
武汉失守后，江北新四军四支队的一件大事，就是迎接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到江北指导工作。
“我们一直想扩展江北工作，一直找不到借口去。现在李、白邀请，为我们找到借口，真是天助我也！”张云逸在新四军军部和叶挺告别时，高兴地说。
叶挺说：“这是开展江北统战工作，加强对四支队指导的好机会，祝你马到成功。”
上海、南京、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在华北谋篇布局完成之后，关注华中，六届六中全会赋予华中局、东南局和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这里要进入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共产党决心坚持华中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牵制日军向重庆和延安的进攻。
中共中央关注华中，对江南新四军军部的要求是东进苏南后挺进苏北，而在江北重点关注的是四支队的东进。当时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为执行中共中央东进这一战略方针，决定从皖南派出部分主力到江北，推动四支队全部东进，收编中共地方党的游击武装，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起坚持皖中地区的抗战和皖南泾县云岭地区军部与江北各部队的交通往来任务，同时扩大对桂系的统战工作。为此，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根据党中央、中原局、东南局和军部的指示，于11月17日凌晨三时，率领近五百人的部队及一批干部，还有战地服务团七名同志，从铜陵以北的一处渡口渡江，天亮时抵达无为县的湖陇镇。两天后，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派部队前来接应。19日，张云逸到了庐江，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七团一营正在庐江，向张云逸汇报了部队情况，并表示完全拥护中央、东南局和军部东进的指示。
然后，林维先陪同张云逸前往四支队司令部。这也使四支队参谋长和新四军参谋长之间有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机会。
11月下旬，张云逸率部到达舒城县境内，在东、西港冲，他会见了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经理部主任吴先元等人，也见到了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政委汪少川。
张云逸是老粤军系统的，同广东、广西有着天然的联系。1892年生于广东省海南岛北部文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十六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第四期步兵科，张发奎、叶挺、薛岳、陈济棠等先后毕业于该校。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时为张发奎十二师的参谋长。南昌起义时为二十五师的参谋长。1927年11月张云逸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军长。后进入中央苏区工作，为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参加过长征。此时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是一个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阵营中杀出来的中共军事骨干之一。中共中央还认为张云逸是一个能够和国民党上层“说得上话的人”。
张云逸之所以能够率部到江北活动，还有武汉失守后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其过江的背景。
抗日战争，使中国的各种力量重新趋向联合，利益重新开始交换。中国共产党对桂系有着一种特别的关注。
蒋介石一生除了无法战胜共产党之外，各路军阀和他多年纠缠不清的就是桂系。广西的军政要人历来就没有服从过蒋介石的统一领导，无论是陆荣廷还是马君武，无论是李宗仁还是白崇禧，他们都自成体系，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是蒋介石的宿敌。1926年，李宗仁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共同北伐；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党桂系又积极支持。桂系坐大，蒋介石想将其主力第七军解散，李宗仁联系武汉、浙江、湖南的军阀逼蒋介石下野。1928年1月，蒋介石复位后桂系已达十六个军外加七个独立师，桂系军队之强悍闻名中外。此后为“削藩”先后爆发了蒋桂、桂粤蒋、蒋冯阎战争等等。1936年6月发生的反蒋的“两广事件”就曾得到共产党的首肯。李宗仁还派代表到苏联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呼吁李宗仁支持。李宗仁即派代表刘仲容到达西安周旋。西安事变后刘仲容又去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会见。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派张云逸访桂，就抗日问题与李宗仁进行过会谈。卢沟桥事变，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的主旋律。国共合作了，蒋介石与各路军阀也联手了。1937年7月13日，李宗仁、白崇禧在《珠江日报》发表拥蒋抗日电文，要求蒋委员长“发动伟大全民抗战”“抱焦土抗日决心”“桂省军民誓作后盾，为国效死”。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为五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11日，在归德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委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战区为天津、山东至浦口之华东一线。桂系由此入驻中原。桂系编为十一、二十一两个集团军。十一集团军守护在津浦线南段，总司令为李品仙；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廖磊，先后开赴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等地参加会战。武汉失守后，二十一集团军一路退居安徽，总部开始驻合肥，后迁舒城。
1938年2月13日，李宗仁在六安宣誓就职安徽省政府主席，开始了桂系对安徽的统治。在此前后，安徽省政府于1月13日，匆忙将省会由安庆迁往六安。2月中旬，李宗仁在六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宣布治皖方针，强调“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他表示这次到安徽来，目的在发动安徽省人民的力量来保卫安徽，保卫中华民族，以达到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
桂系主政安徽时，即宣布取消国民党特务机构“调查统计室”机构经费，停止“调统”机构活动。以李宗仁为首的安徽省政府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他们学习山西“牺盟会”的做法，提出“政治与军事打成一片”“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的口号，积极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军队作战。为了推动安徽的民众动员工作，李宗仁请上海救国会章乃器来安徽负责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工作。1938年3月5日，省动委会在六安正式成立。委员由省政府各厅、处负责人及安徽地方著名爱国进步人士组成。李宗仁兼主任委员，实际工作由章乃器负责。总务部部长朱蕴山，总干事童汉章；组织部部长沈子修，总干事周新民；宣传部部长光明甫，总干事狄超白；后勤部部长常藩侯，总干事朱子帆，大都是安徽籍进步的爱国人士。共产党员张劲夫当时在组织部担任干事。当时共产党人利用桂系暂时的进步姿态，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集中打击CC派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战时省政府所在地六安集中了一批各界的优秀人才，大街小巷活跃着抗日宣传积极分子的身影，青年人可以随便到省政府见主席见委员，可以随便给主席去信，而主席必定有答复。1938年4月，长江局派彭康到六安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统一领导皖北党组织的工作。古城六安的抗日救亡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他的报道中兴奋地宣布：“安徽政治在好转中！”热情地称之为“以六安为中心的新局面”。
武汉会战开始，李宗仁率五战区长官部进驻鄂西老河口，所遗安徽省主席一职暂由民政厅长、安徽人张义纯代理。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各战区作战范围，要求各战区拿出三分之一兵力，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五战区兵力基本不变，但战区作战范围新划到皖西北、鄂东北、豫东南三省地区，重点指向淮南铁路、津浦铁路、陇海及平汉各要线地区。在部署武汉周围参战的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国民党众多部队和党政军机构开始从武汉向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撤退。但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充分意识到了大别山的重要性，要求第五战区将一部兵力撤入大别山，坚守大别山游击根据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遂将第二十一集团军所属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第八十四军共五个师留在以皖西立煌县为中心的大别山地区，坚守敌后抗战。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廖磊毅然受命。集团军总部移驻金家寨红石岩村。
1938年10月24日，廖磊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要坚守大别山，立脚未稳，想进一步拉拢全国和安徽进步开明人士参加动委会和政府、学校工作，帮助他们站稳脚跟，发展势力，把安徽作为桂系的第二个实力地区。廖磊就任后，李宗仁、白崇禧正式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工作，一方面帮助桂系军队举办游击战术训练班，一方面统一指挥在皖中的新四军，以便与桂系部队配合作战。这对中共在皖东、华中的工作来说，也是天赐良机，给我党利用矛盾，有打有拉的机会。
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联名致电项英及周恩来、叶剑英：
“白崇禧已允许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部过江？”(1)
据此，新四军军部研究决定：由张云逸率部分干部战士过江，前往四支队所在地区视察指导工作。
张云逸到达四支队司令部后，根据党中央团结教育、争取改造、耐心等待的指示，奔走于四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和参谋处之间，进行调研，以极为慎重的态度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并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东港、西港之间山路崎岖，杂草丛生，颇不易行，但他仍穿行其中。大家看到张云逸态度和蔼，没有架子，但他是广东人，说的是广东官话，大家很难听懂。比如“很久没有和同志们见面”，就说成了“很够冒跟同格们格每”。虽说话难以听懂，他却非常喜欢和人说话，常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每次讲话都要有人翻译。随他前来的战地服务团的刘汉雄同志能够完全听懂他的官话，便成了他的翻译。
在东、西港冲，张云逸到的最多的是四支队参谋处，他和林维先是上下级，两人谈得也最多。
新四军在成立之初，对于江北的四支队，战略部署是配置在皖东，准备沟通华中，连接华北和华南。张云逸发现，新四军第四支队于1938年4月中旬挺进皖中后，在桐城、舒城、庐江、无为、巢县、合肥等县之间展开，至11月，该部虽然取得了蒋家河口、棋盘岭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初步打开了皖中敌后抗日斗争的局面，但没有适时地率支队主力东进皖东，失去了一次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说皖东了，就是皖中的六安、合肥、寿县、巢湖、霍邱、桐城及沿江几个县敌人后方，土匪蜂起，群众惶然无主，安徽省工委仍强调，利用地方开明人士共同发展武装，这当然是对的，但却没有独立自主地去放手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张云逸指着地图。地图的标志非常明确，代表四支队的是红色，代表国军的是蓝色，代表日本的是太阳旗。地图上除几个小红块和几面太阳旗外，其余都是泛滥的蓝色，将整个地图淹没。
“从过去和现在看，大别山和皖中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均对我有利，但友党友军不会放弃大别山和皖中，这个重要区域是他们誓死必争的。武汉失守后仅在大别山的桂系就有几万人，他们有合法的地位，地盘都是他们的，有人有粮有钱。而我们，人不过万余，地无一整片，政府军一翻脸，随时都可能将我们消灭！”
林维先不屑地说：“那我们就同他们争嘛。国民党各路人马我们都领教过了，桂系能强到哪儿去？”
张云逸微微一笑：“我知道红二十八军是打游击的高手。可现在是国共合作，不能打内战。我们不能在皖中和大别山打他的游击，那样会在政治上被动，失去人心！”
林维先点着头，自言自语地说：“那怎么办啊？”
张云逸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到皖东去！”张云逸看林维先还在对着地图深思，又接着说，“徐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桂系退到大别山，但皖东、皖北、苏中、苏北、沿江成为敌占区。而皖中、大别山发展条件较困难，皖东发展条件好。我们集中力量，到淮南铁路以东、津浦铁路南端两侧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皖东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绝不退后，也不逃避。在这样困难的地区，我们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就用事实证明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是能够发展的。这也是我此次前来军部赋予我的任务。中央说过，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派。桂系现在还是坚持抗日的，我们要争取他们，使皖中抗战的局面继续推进。我们把这里让给他们，到皖东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我们的抗日力量。”
共产党人要学会掌握历史发展先机，要善于认识到并掌握住历史的机遇，否则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最近一年的情况是：华中的南京、徐州、武汉失守。1938年1月，皖东的凤阳、定远沦陷。五六月间，日寇占领合肥后，接着进攻六安。桂系军队没有什么抵抗就向皖西大别山中心地带金家寨后撤，战时省会六安很快就被敌人占领了。日寇一直进攻到六安西南重镇大别山门户独山，桂系部队退守到麻埠。日寇又向西进占叶集。这时合肥、安庆、蚌埠、六安、舒城、寿县、霍邱、滁县、定远及安徽大部沦陷，皖中、皖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权全部撤走，一时间陷于无政府状态。沿途丢失的大批枪支散落在民间。皖中、皖东敌后空虚。当时大别山周围二十四个县，有十二个县的动委会是我们的。党的力量很强。那时霍山县无敌兵，我们畅行无阻，如果我们抓紧发展，就可以控制更多地方，掌握很多的部队。据说四支队不少干部向高敬亭报告过，他犹豫不定。许多青壮年来到部队驻地，要求参军，可是当时军部有令不敢擅自招兵，提出所谓精兵主义，说兵多了没有饭吃，一个支队有两个团就够了，多了会破坏统一战线，招兵的门槛比挑女婿还高。四支队也多少受到影响，把大批要求抗日保家救国的青年关在四支队的大门之外，使部队没有得到应有的扩大，更不敢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现在在皖中，四支队完全靠当地政府开明、群众拥护和士绅支持。国民党又不按时足额发给抗日经费，只好靠募捐、打汉奸过日子，部队每人每天从一角钱菜金降到五分钱也不能保证。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还告状说高敬亭四支队“扰民”。
高敬亭率四支队在皖中的局面打开以后，没有率领四支队主力在巩固皖中的基础上向皖东敌后东进。四支队武装力量虽然发展了，甚至超过其他各个支队，但远未达到客观上可能的程度，而且还把九团给撤了。仅有八团坚决执行命令，于8月根据军部和支队部命令率先东进至合肥东部地区和巢县、定远、全椒、滁州一带地区。10月下旬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当局改变了政策，由对日寇大规模正面作战到对日寇消极抗战，对内却开始积极反共反人民。日寇也改变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正面进攻，实行诱降，对中国共产党敌后武装进行扫**。国民党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四个军撤入大别山，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将其军政机关一同迁往立煌县后，一旦站稳脚跟，即以大别山为依托，陆续派兵向皖中、皖东敌后渗透。廖磊先后派遣专员赵凤藻、李本一，行署主任颜毅和桂军一个营及保安团，到皖东地区全椒县古河和定远县等地，打着中央正统的招牌，恢复国民党政权，收编游杂武装近万人，扶持反动势力，迫害抗日军民，甚至还缴了共产党领导的巢抗大队一个连的枪，以限制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在皖东的发展。在第八团进到皖东的同时，桂系一三八师副师长李本一率该师一个营的兵力，也进入皖东全椒古河镇设立了第五行政督查公署，李本一任保安司令兼专员，在定远设立了皖北行署，很快获得了在战略上的有利地位，控制了一些重要地区。第五战区要求第四支队开赴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地区去，在津浦铁路南部以西十五公里不大的地区以内活动，进行破坏铁路、公路，扰击敌人，并不得扩军、自筹军饷，收缴民枪。不准在大别山脚下留一兵一卒。这样，第四支队在皖中、皖东，在和日伪对抗时，还处于与桂系的矛盾之中。在皖中和皖东出现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形势。
皖东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淮南铁路以东，津浦铁路贯穿其间，也是华中的枢纽之一。党中央、现在的中原局和军部更需要四支队迅速向东挺进，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政权。如果这时四支队及时东进，领导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建立政权，组织几万人的队伍是可能的，而且可以吸收不少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下级军官参加进来。当时国民党部队军纪那么坏，责任不在士兵和下级军官，如果按照我们党坚持抗战、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去争取他们，会有许多人愿意参加的。那么就有可能早在1938年下半年或1939年春，在皖中、皖东组成上万人的游击队，建立皖东、皖北、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没有抓住时机，这个也不能全怪高敬亭。抗战初期，中共中央也要求各地及军队要与国民党保持良好的关系，“必须注意同国民党方面合作，一切游击队都应取得合法地位”“必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各地政权建设和军事活动要争取南京同意，以便取得接济和推广”(2)。毛泽东就发现，有相当的组织一说国共合作就偏右，不敢说独立和斗争。江北的地方党和四支队的关系是平行的，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党受长江局领导，四支队受军部领导。地方党和军队也做了大量宣传发动和建立武装工作，但是存在只讲统战，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只用“合法”名义替国民党组织保安队、替国民党发展武装，强调发展武装要经国民党批准、承认。他们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调查登记户口，甚至还提出“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虽然发展了一些武装，但不全是新四军领导的。高敬亭犹豫不决，行动迟缓，不愿去皖东，党的有关工作指导不明确这也是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对高敬亭的指责及高敬亭面临的两难困境，深刻体现了时势之下，一些领导机构指导的脱离实际，高敬亭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未达到相当的高度，以及国共双方阶级属性殊异下合作的貌合神离。中国的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既不像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也不是苏联的红军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说：“新的形势要求全党同志以最大的政治警觉性，严密地去注意全世界与全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狭窄的局部的观点与事务主义中间解放出来。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党同志学习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方法去细心地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提出适当的主张、策略与口号，慎重地正确地解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要记住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这样正确地去领导目前的革命运动，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每一错误常能给革命以损失。”(3)高敬亭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华中战的略地位认识不足，对向东作战、向北发展重大意义理解不够、贯彻不力。在四支队发展方针中，他依然以皖中为先。
通过一段调研，张云逸和高敬亭召开了四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明确指出：
第一，国民党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安徽省政府已进驻大别山区，四支队在大别山国民党的地盘很难发展，因此，四支队必须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东进皖东地区的指示，在皖东建立根据地，开展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的游击战争。这时，五战区和廖磊由于战区划到津浦线和鄂豫皖大别山区，已有意让四支队让开皖中和大别山区，到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作战。
第二，要尽快恢复九团建制。上海、南京失守后，不少青年学生向农村撤退，安徽、河南等地有很多人想靠近中共武装抗日。如果中共地方组织和新四军当时向敌后发展武装，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大别山周围有当年红军革命的基础，特别是皖中、皖北，皖东、江北，当年都开展过红军游击战争，中共地方组织和四支队是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大力发展武装，并不需要国民党承认，国民党也不会承认，只要群众承认就行了。可是四支队不但没有朝着这方面去做，还于1938年7月撤销了第九团。了解到上述情况，张云逸指示四支队要尽快恢复九团建制，同时创办教导队，把一些干部训练一个月或半个月后就放出去发展武装。
第三，张云逸还传达项英的指示：停止发展部队，需要精兵，使我军能够精，“一人要作两个用，一弹要作两弹用”，真是“精而强大”。到皖东也不忙于建立根据地，以免友党友军害怕。
第四，准备到立煌县找廖磊谈判。
同时，张云逸还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党的组织原则。那当然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了。
从这几条指示中，可以说，挺进皖东，是中央、中原局、东南局和军部一贯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高敬亭不是不执行，而是由于认识不到位，也就没有执行到位。
而恢复九团，是张云逸来到后才发现的新情况，原来军部还不知道九团对外保留，对内已撤销了。要求恢复完全正确，可以让四支队名正言顺地发展。
可是一边主张东进，让发展，一边又说停止发展部队，不忙于建立根据地，这就带有项英的“模糊”色彩。或者说那个时代对统一战线理解有误差。
在那个时代，正确与错误，总是在历史的纠缠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当时的宣传也有模糊不清的地方，说不要引起摩擦，不要破坏统一战线。谁破坏了统一战线，党员开除党籍，军人军法从事。
军部既要四支队东进，又对党中央大力发展武装力量的指示精神缺乏应有的领会，担心东进后建立根据地，可能刺激五战区，影响统一战线，所以在执行中央东进方针时，只让四支队东进后在国民党划定的地区，开展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之间的游击战争，这和中央的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决策是矛盾的。这两条铁路之间交通相当发达，日寇和伪军兵力强，据点越筑越多，限制四支队的作战回旋余地，将会给四支队的游击活动造成很大困难。
国民党五战区的命令，事出突然，也是必然。按国共协议，五战区有权向四支队下命令。不去接防，就是“抗命”；而去接防，困难很大；如果准备翻脸摩擦，现在不但力量悬殊，而且国共合作的形势也理不在我。高敬亭抵制，从情感上可以理解。他对国民党军队的警戒和仇恨是深入骨髓的。和国民党打交道，他是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吃点儿亏就要想办法报复。过去和国民党交手，一旦出手就招招都是辣手。现在让他无条件让出大别山，他感情上不能接受。高敬亭在武汉会战后，发现国民党桂系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他可真是心痛啊！为什么我们不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呢？自己长期战斗在大别山，过去一般都有山地游击战的经验，对大别山相当熟悉和十分留恋。大别山地处中原，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自古就有兵家必争之要地的条件。更何况四支队土生土长于大别山，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在此建立根据地更可谓是得心应手的。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听自己的话呢？！
高敬亭的想法有道理，但是时殊则势异，势异则备变。现在是国共合作初期的特定时期，双方虽有摩擦，但还未争吵。共产党武装属于国军序列，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在国统区建立根据地和发展武装。让你东进你就得东进。但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他们化被动为主动，顺水推舟，将国民党要我东进与我共产党自己的东进结合起来。五战区这个命令四支队完全可以利用，因为两条铁路这正好在东进方向，利用这个命令可以合理东进，去了，也不是死守，可以在两条铁路广大的周围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和武装……
此时，大权在握的项英，在处理军部东进与之前的长江局、现在的中原局、中央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他看不清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有时忘记了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将，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主席，他有时只把自己当作蒋介石的部下，三战区的下级，对蒋介石的“联红抗日”的策略和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相信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敌后游击战争能够在敌后发展。项英还担心新四军军部和一、二、三支队全部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会得罪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把四个主力团留在江南，而是只派一部东进苏南……当时共产党的武装，都划在国民党的战区里，如果老老实实待在防区只能持本。只有独立自主地开到敌后才能发展！但项英对江北的认识总体又是正确的。项英早在1939年1月至2月初在苏南敌后巡视时，就已经和陈毅交换了关于开辟皖东的意见。项英告诉陈毅，下一步，江北的力量将向皖东地区发展；四支队第八团的部队发展很快，拟以该团为基础组建一个新的支队，称第五支队，执行开辟皖东地区的任务。如获军委批准，他准备调罗炳辉指挥这个支队。
复杂敏感的局面，正确和错误交织在一起，使高敬亭一时看不清楚。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又要灵活处理统一战线的关系，还要处理自己和组织、大别山与全国战局的关系，难度不小啊。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后，徐州、蚌埠、合肥一线的皖东敌后空虚，皖东各县全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及政权机关全部溃逃，皖东敌后一片混乱，这正是挺进到皖中的江北新四军四支队向东发展的极好时机，故中共中央重申了四支队向皖东敌后发展的要求。新四军军部据此命令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部东进，建立皖东革命根据地。
高敬亭过去向来是一言九鼎，他一向认为自己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纵览敌我战场时，表现出一种明察秋毫的战略家的气概。可是，现在这么多人来批评他，和他争论。更主要的是，中央、长江局、华中局、东南局和军部对形势的分析，跟他背道而驰！
高敬亭认为，南方八省，只有他和项英独立领导了敌后三年游击战争，可是项英和其他各部远没有他的部队战功卓著。他对游击战争的经验进行过高度的概括，那就是两个字：“边”与“山”。
所谓“边”，就是两省两县或三省三县交界之处，那些“三不管”的地方：粤、赣边区，湘、鄂、赣边区，闽、浙、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哪个不来自“边”呢？
至于“山”，不言而喻。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到底的，哪支游击队离开过山呢？没有大别山就没有红二十八军的三年游击战争！我们是靠山起家，靠山生存，靠山发展的！
可是，中央、中原局、东南局和军部却让四支队离开大别山，进入皖东，进入淮南铁路以东至津浦铁路之间；然后接着进入两淮、苏北大平原、华中，不但有平原，而且还有水网。
高敬亭认为东进，有几不利：
皖东、苏北为日占区，日寇占领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蚌埠、淮南、滁州、凤阳后，此地成为敌占区，日伪的心脏地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皖东面对着日军主力，背后是蒋管区，去那里是替国民党站岗，让蒋介石借日本的刀杀四支队。我军必然处在蒋、日、伪三方夹击之中。
这个地区，多系平原水网，日、伪均占有火车、汽车、轮船等等交通之利，而我军则无处躲藏和隐蔽，不能像在大别山区丛林里周旋。
东进之后，创建的皖中根据地和大别山老苏区必然丢失，这就丢掉了江淮之间发展革命的支撑点。
高敬亭认为中央不理解他，不重用他，甚至不信任他，在新四军筹建之初，只让他担任支队司令，这绝不是信任的表现。他的负气，和这种对东进的不理解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