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士多决定以四个连组成战斗部队，于是日午夜十一时，在新坝集集合出发。二营长黄仁廷率六连由北向南直插伪军司令部，教导员李士怀率四连从东向西攻击，二营五连抽出一个班，向运漕河对岸南岸佯攻，一营一连沿堤埂西上。各连队受领任务后，立即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并在出发前与地方党组织派来的向导周详地研究了行军路线，确定了联络的信号和协同的办法。大部队分为两路。第一路第二营经从方家桥过渡，进抵周巷，再分成两路进入阵地。凌晨四时开始进攻。第二路也在凌晨四时进攻。三官坝附近民众三百多人，为两路进攻部队架设两座浮桥。支队直属游击队一百五十余人向黄墩进攻，钳制敌军。
当夜，二营两个连的作战部队进至灯光映天的运漕附近。远处车站楼顶上的一对探照灯，灯光如同光柱射向远方；火车头进站的喘气声，也听得更加真切。侦察员前来报告：运漕昨晚增兵两个中队，人枪俱有增加。
二营长将情况报告顾士多，顾团长当时判断运漕虽增加兵力，但不知我之行动意图，未及充分准备，而且伪军战斗情绪低落，我应坚决进攻。
第二日凌晨四时，二营四、六两连由王家庄开始行动。李士怀率四连在行进过程中，遇到一位去赶集卖豆腐的老乡，当李士怀给他说明部队来意后，老乡非常高兴，紧紧握住李士怀的手说，新四军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们去打那些狗日的，这伙土匪可把我们害苦了。他搁下担子，热情主动地给部队带路，并绕近道向运漕东面前进。四连前卫排在镇东发现了伪军的巡逻哨兵。战士们立即扑上去，一把捂住哨兵的嘴，缴了他的枪。接着，四连长带领部分战士轻手轻脚、悄悄地潜入敌人的街头碉堡里。战士们端着枪，对着正在被窝里睡大觉的敌人高喊：“我们是新四军，不准动，谁不老实就打死谁！”愚蠢的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穿上衣服，就光着身子披着被褥当了俘虏。同时，全连迅速地包围了镇东的守敌。经喊话，开展政治攻势，镇东之敌一百余人投降。
黄仁廷率六连在右翼作战，部队借着朦胧的月色，悄悄地摸到北街伪军司令部以西两米处，连指导员和二排长一个箭步向前，还没有等警戒哨兵发问，就猛扑上去，将哨兵刺死。全连指战员趁机冲进敌人司令部，将伪军一个中队完全缴械。此时，按照部署，五连从东街口冲进来，一营一连也冲进西街。伪军听说四支队来了，大部闻声溃散，躲避潜逃。
黄营长从俘虏口中得知，运漕西北角发电厂还驻有伪军一个中队，就立即同六连长率一个排赶到发电厂，向发电厂内的伪军发起攻击。黄仁廷带着通信员、号兵从正面连续向厂内投掷手榴弹，号兵端起机枪猛烈扫射。六连长率领一排战士从敌侧翼突然开火，一颗颗子弹，一枚枚手榴弹像雨点般地落入敌人阵地。激战半小时，毙俘敌人两个小队。
战斗历时一个半小时结束。是役击毙伪军五十余人，生擒一百六十余人，其中伪军副司令一人、大队长二人、分队长六人、中队长四人；缴获步枪一百五十余支，轻机枪六挺，其中有日军新送伪军的一挺，驳壳枪二十一支，日造盒子枪三支，左轮七支，小手枪十支，日造马步枪四支，手榴弹二十余个，子弹数百发，机枪带十二条，钢盔五个……七团二营和一营无一人伤亡。可谓收获颇丰。
第二天，黄墩、三汊河、雍家镇各处伪军完全退向铁路线上的铜城闸、裕溪口两处。四周群众敲锣打鼓送了许多米粮粽子、猪肉白酒等来慰劳七团二营。地方政权重新恢复，人民自动组织起来。同时，在这场战斗中，救出肉票百余名，被掠妇女四十余人，真正解除民众的痛苦。
七 越过淮南铁路
根据高敬亭的军事会议，八团准备东进。
八团的东进，是四支队东进的一部分。新四军军部本身，在执行中央东进指示时并不得力，可是在催促江北四支队东进作战上却和中央、长江局保持一致。
中共中央、长江局，还有军部，对四支队东进的战略目标，一开始就是明确的。
1937年12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关于高敬亭部出动参战事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出“该部出动津浦、平汉战区”。28日毛泽东回电：“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说得更为明确。1937年12月30日，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致电陈绍禹、周恩来、项英、博古、叶挺：“鄂豫皖军区，以舒城、桐城、黄梅、广济、商城、固始为中心。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3)
1938年5月21日，叶挺关于徐州失守后第四支队应向皖东发展致毛泽东、周恩来电：“徐州已失，敌后空虚，四支队在庐、合、无三县间一带地形情况均不利迅速开展，应挺进滁县、全椒以西，嘉山明光以南，巢县以北，定远以南，依靠皇洽山脉，向〇〇山(4)定、滁、巢、全四汽车道及滁临铁道交通线活动，袭击敌少数运动部队及辎重运输，破坏沟通并建立支点更有利。”
1938年5月22日，毛泽东根据叶挺来电发出指示，成立鄂豫皖省委，强调在津浦铁路以西、平汉铁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工作中心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并使四支队成为这一地区抗战的主力。他也十分赞同叶挺的意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出现了既斗争又团结的复杂局面，需要重新认识形势，善于掌握政策。
四支队第一步东进皖中之后，第二步东进皖东，事实上是中共争夺华中的第一步。日本人已经占据东北、华北，在华南也占领了前进基地，终归要对华中发动全面进攻。日本人认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武汉、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了中原地区，实质上即是统治了全中国。为了和日本人争夺华中，193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着手为武汉撤退做好宣传和舆论上的准备：“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保卫，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中共中央已在运筹帷幄，要和日本人打持久战。从飞机坦克到机枪大炮，不管什么武器都是日本的好，硬拼硬打，我军根本不是对手。拿主力和敌人决战可以说是一点不起作用。换一个战法，到敌人后方去，先将自己的实力保存下来，同敌人进行独立自主的持久的山地游击战再发展壮大，可以达到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支队东进皖中开辟了一块根据地，作战有功。可是舒城、桐城、无为根据地，南边当着日军长江交通要道，西边挨着国民党军队驻扎着的大别山，北边有淮河，有日寇占领的蚌埠、寿县，东北边有合肥和淮南铁路、津浦铁路，既有日寇扫**的威胁，又受国民党“不得越界”行动的限制，又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实在是违背我党独立自主原则的作茧自缚，实际上成为替国民党大别山外围阵地站岗放哨的哨兵。
大别山，是三省边区。抗战之初，共产党能进，国民党也能进，红军能进，国民党部队也能进。共产党和红军在这里甚至还占着优势。可是随着国共合作、武汉失守、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第五战区把它作为重要根据地，安徽省省政府和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都设在这里，这里就成了国民党政权和国军的天下了。五战区和安徽省省政府以正统的名义命令你离开，就不得不离开。如果党和部队要在这里开展一些活动，也是地下的，不能公开。
朱国栋在2007年对来访者曾不无惋惜地说：“抗战初期，高敬亭还是有点局限于大别山的思想，其实当时扩大队伍的形势是很好的，国民党放弃的地方很多，日军无力一一侵占；国民党及土匪乱兵多，便于缴获。所以，如果决心大一点，动作快一点，四支队可以迅速发展到万人以上。”
叶剑英和董必武先后来到四支队，也有催促四支队东进的任务。很多老红军回忆，在戴季英和张云逸来之前，四支队干部战士不知道四支队上层还有个东进之争。他们相信服从高司令就是胜利，在哪里还不是一样打鬼子。
1938年8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新四军军部要求四支队迅速向皖东挺进，但四支队一时难以全部东进皖东，在上催下促的情况下，八团总算获准离开皖中，向皖东前线开动了。高敬亭也同意了。戴季英根据中央、长江局和军部的指示，找八团政委林恺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说：“尽管敌人封锁严密，但只要我们深入广大的皖东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不会让敌人完全占领这个地区。”同时，从政治部的经费中拨出二百元大洋作为八团的东进经费。
各地环境、条件及领导人性格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部队不同的特点和战斗作风，有时对同一种事情的处理和理解方式，也有差异。来自鄂豫边的八团对东进就十分积极。用周骏鸣的话说是：中央和长江局叫咋办就咋办。军部及后来的江北指挥部，乃至中央和中原局对此十分满意。
被称为四支队“老八团”的周骏鸣团在经过动员教育和短期整训后，准备东进。当时他也有担心，到日军顽军众多的皖东，是否凶多吉少。的确，那里是平原地区，公路、铁路、航道交叉连接，主要交通路线都控制在日军和伪军手里。八团去那里，稍有不慎就会吃大亏。可是周骏鸣敏感地感受到中央、长江局和军部的决心和国共合作抗日整个局势的变化，必须坚定地抓紧东向发展。军事上他相信，有如此优秀的红军指战员，部队不会被消灭。他决心东进。
在整个新四军四支队中，八团应该说是东进较早、意识较强的一支部队。
1938年8月17日，“大约是稻子成熟的季节”。八团遵照支队司令部会议决定，从舒城县河棚西汤池出发，在舒城、合肥交界处开始东进。一进入合肥西乡中派河的严家店，周骏鸣就感受到老区人民的热情。
严家店是当年鄂豫皖苏区的边沿地带，也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皖西北特委和皖西北红军独立师的活动地区。由于这个地区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很多人家被国民党和鬼子杀了，因此，人民见了红军改编的抗日部队格外欢迎。当地农会组织群众送了几头大肥猪。送猪都是有组织的，一个庄送一头或两头。但鸡、鸭、鹅是自发送的，成群结队地往部队送。红军不收还不行，只好统统收下。这说明老百姓是真诚地拥护红军改编成的新四军，拥护抗日。这里的群众也很勇敢，有的日本鬼子下乡偷鸡，有些老百姓就把他的枪给偷跑了；有时鬼子到农村找花姑娘，也有老百姓装花姑娘把鬼子干掉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的抗日故事很多。
在严家店，有四个聚众抗日的民间武装头子来见周骏鸣，都说是来抗日的。开始他们有些不放心，恐怕四支队缴他们的枪，来时驳壳枪都装上子弹张着嘴。周骏鸣以诚相待，欢迎他们抗日。周骏鸣理解这些人。这些年轻人，还未失去正直和善良，政治无道，经济败落，再加上日本人入侵，他们只有揭竿拉伙，起来替天行道，保家护乡，主要还是抗日。这几个人都有绰号，一个叫茶壶，可能这个人是姓胡，一个叫叩弯子，可能是姓张。一个叫洗把子，一个叫绊子，就不知其意了。他们劫日本人的兵营。日军从合肥到六安的车队、马队，枪和物资都被这些人偷去不少。日本鬼子叫他们“马虎队”，有点神话的意思。因为他们来无影、去无踪。日本鬼子问“马虎队”住什么地方。老百姓怕他们报复，就说住在树上。问吃什么呢？老百姓答吃石头子。这些下层日本鬼子也好糊弄，很愚笨，也都相信。后来这四个抗日的民间武装头子也都参加了抗日部队。
八团在合肥西部休息侦察了几天，准备穿过六（安）合（肥）公路。当时正是农历七月间，天气很热，田里稻子开始收割了。日本鬼子第二军第十师团刚刚占据合肥、六安，准备从合肥沿公路向六安、罗山、信阳进攻。日军白天行军，到了晚上就宿营。
第十师团，是日本陆军的一个甲种师团，是日军在二战爆发前十七个常备师团之一，装备精良，被日军作为现代化师团的样板。因师团长的更替，曾经先后被称作矶谷师团和筱冢师团，该师团在作战中经常违反国际战争法使用毒气战。
战争中意想不到的奇迹是常有的，要么是福星空降，要么是大祸临头。八团是夜里行军，不小心走到第十师团一支驮马部队中去了。有很多战马，枪一堆一堆地架在一起，日本鬼子惊得都抱着马脖子不敢动，搞不清这是哪支部队。日本鬼子没有命令是不敢开枪的。由于情况不明，为准时到达皖东预定地点，周骏鸣决定不与敌人进行战斗。他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但不轻举妄动，要服从指挥。整个部队轻手轻脚，几乎没有一点响声，静悄悄地从鬼子的宿营地摸过来了，乘隙进入寿县。
八团进了皖东的寿县地区，一边休整，一边调查了解情况。在寿县，正好安徽抗日自卫军郑抱真带着队伍在这一带活动，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了情况。周骏鸣派一营到无为老牛铺送教导员祝世凤去皖南军部领取经费和弹药。同时，团部率二营、三营继续前进。
9月，经过寿县吴山庙，从寿县、合肥交界处下塘集翻过淮南铁路，初步进入了中央、长江局、军部指定的淮南铁路以东地区。开辟了四支队东进走廊，成为以后四支队各部东进的主要通道。
淮南铁路，修建在江淮平原地带。此时，淮南铁路路基已被破坏，火车已停驶。部队越过淮南铁路，进至合肥以东梁园地区，这里有丘陵和小山分布。八团在石塘桥和柘皋一带与最早挺进皖东的东北抗日挺进团会合，并且和皖中工委委员张恺帆、冯文华同志领导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会合，先后在合肥东乡、巢湖、含山、全椒、滁县一带初步开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进军到皖东的八团，眼前可谓出现另一番景象。
到了这里，周骏鸣感觉真是来迟了。国民党部队撤退时丢了不少枪，都叫老百姓捡去了。八团来后，老百姓同他们比枪，说八团的枪不如他们的好，他们有很多机关枪，而八团却很少。
东进后，虽然失去了在老根据地的许多有利条件，以致一到敌后，便面临着日伪维持会、国民党特务武装以及名目繁多的游击队和武装土匪捣乱的复杂局面，但因进入了敌后，摆脱了蒋介石政权的管制，我军独立自主战略方针的优势，很快显示出来。八团协同合肥东部地区、定远、巢县、含山等县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帮助主张抗日、同情我党我军的巢县县长马忍言恢复县、区、乡政权，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在周骏鸣率领下，八团打击日军，打击残害人民的土匪，改造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团结开明士绅和民族工商业者，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获得敌后人民的广泛拥护。党领导下的工农青妇抗会，全力支援八团。八团向淮南铁路两边、津浦铁路西和各条公路沿线的薄弱之敌展开了游击作战，在合肥、全椒、巢县一带很快打出了声威，并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其中轻机枪特别多。不久，八团以团特务连、侦察队、通信连为基础，组建了警卫营。朱国华任营长。不到两个月，人枪翻了好几倍，由东进时一千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枪支弹药和经费还源源不断地往支队部运送。11月，部队到全椒大马厂、滁县曲亮地区活动，并解决冬衣问题。12月，八团从全椒、滁县回师合肥东部地区和巢县、含山地区后，先后在花家集、烔炀河和夏阁袭扰敌人，打死打伤日军十余名；在龙城，打垮葛传江七百余人的土匪武装，毙伤百余人；在店埠全歼汉奸武装二百余人，生擒匪首刘孟乙，缴获大洋马十四匹。部队的抗日情绪更为高涨。可以说，四支队分兵东进的第一个大步骤完全成功了。
当时，军部、长江局及后来的中原局和中央认为四支队八团对中央的信赖和服从是没有问题的，认为高敬亭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东进很慢，因而对八团比较放心，尽力支援。除动员群众参军外，有些游击队也改编到八团去，扩大了八团。从此以后，八团即归军部、长江局及后来的江北指挥部、中原局直接领导指挥。
新组建的警卫营，以特务连、侦察队、通信连为基础，朱国华任营长、郎清荣任教导员。几个连长都是老红军干部。他们于1938年12月4日，在巢县夏阁镇，与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打死了十几个日本鬼子。那时在皖东打日军可是件了不起的事。老百姓只见国军撤退，地痞流氓祸国殃民，没有人真打鬼子。开始有人不同意打鬼子，主要怕打了鬼子以后，当地老百姓遭殃。因为日军一吃亏，就回来进行报复。警卫营后来权衡了利弊，决定还是狠狠地揍他们一下。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皖东军民的抗日志气，大灭了日军的威风，在当时震动很大。
可是，历史往往是复杂的。正确的东西往往把握不住就会出错。被认为常错的人有时坚持的又是对的。
最早进入皖东敌后的东北挺进团，已在巢县、合肥东部、全椒、和县、含山一带打日军、剿土匪、维护社会治安，用自己的战果，说明它是一支抗日武装，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在皖东地区威名大振，并扩大了部队。六七月间东北挺进团与冯文华、张恺帆领导的巢县抗日游击队合编，收编了全椒县赤镇区后备大队刘子清部，不到两个月这支部队由初来的七八十人发展到两千人，有十几挺轻机枪。
1938年7月，四支队高敬亭将其改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并派高志荣、文明地、周利人等同志到该部工作，加强领导。当时司令是韦郁周，政委刘冲，政治部主任高志荣，下辖三个大队。原东北挺进队为一大队，巢抗为二大队，刘子清部为三大队。
如果高敬亭早点率支队过来，加强对东北挺进纵队的领导，当时部队就会多发展几千人。当时这个地方正处在混乱时期，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的枪很多，人多枪多，但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两千人的东北挺进纵队，八团指挥起来难免有点尾大不掉，甚至有点担心。不久，因刘子清率部叛变，冯文华将巢抗大队拉到巢县单独行动，全纵队只剩三百余人。1938年9月，东进的八团与挺进纵队在合肥东部石塘桥会师，挺进纵队即归其节制。根据支队决定，挺进纵队又改为挺进团。挺进团还支援了八团几挺机枪和部分弹药。
11月，八团转移到了全椒大马厂一带，缴了东北挺进团的枪，将人员大部遣散。主要原因是误信了国民党特务放出的所谓“东北抗日挺进团要投奔国民党东北军缪征流部五十七军”的谣传所造成的。八团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的。事前虽然得到戴季英“可以自行处理”的暗示，但是没有报告高敬亭和支队司令部。高敬亭对八团此种做法很有意见，并给予严厉批评。现在看高敬亭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让一个有番号的名头很响的挺进纵队消失了，殊为可惜。当时如果不采取缴械、改编的办法，而是加强领导，使挺进团和老八团并肩作战，就可以在皖东形成两个拳头，局面很有可能早就打开了。那时从国民党那里要番号很困难。不过八团将其缴械混编后，干部、兵员和武器加强了，他们在皖东的政治影响也扩大了。
11月16日，加强后的八团在巢县庄集附近，袭击出扰日军百余人，敌不支逃窜，毙敌十二名，伤敌二十三名，并破坏铁路一段，八团伤四名、亡五名。
八 攻克无为、庐江
最近常挂在高敬亭嘴上的一句话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枪支弹药，四支队能够消灭多少日军啊！
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国共两党反复协商，国民政府曾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一定数量的军饷。四支队相当于一个丙种旅，编制只有两个团。1938年1月，国民政府核定新四军四支队每月一万五千元，包括经常费、战务费、补助费、医疗费、米津及兵贴补助费。在倾向进步的省财政厅长章乃器的运作下，安徽省政府后来核定每月增为三万元。由于国民政府军饷不正常，再加上四支队多出一个多团，所以他们不得不力求紧缩，从上到下都不拿薪饷，只拿津贴。在七里坪刚开始时战斗员每月拿津贴两元，按次递升，五毛钱一级，到支队司令高敬亭那儿拿五元，最近扩军了，再加上国民党克扣，不得不实行节约运动。战斗员每月津贴减到一元五角，高司令减到四元，除此之外，每人每天一斤八两米和一角钱的菜金不变。对这样的生活指战员们甘之如饴，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是该从他们的传统上找解释的。抗战前，他们都是红军，那时他们不从哪一方面领一个钱，全恃当地民众的同情与各地人士拥军的接济而支持着。自然现在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是不苦了。但是，既然是抗战，国共合作，还得向国民党要粮要饷。
四支队老主任吴先元曾拟给高敬亭一份让他过目签字的给安徽省政府及二十一集团军的报告：
关于补给者，子弹与医药用品等件，尤为缺乏，职部几个月未蒙发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虽知战区亦处艰难境地，然职部之特殊困难，不能不上达聪听，曾列款上陈，敬求一并核示。
东进皖中后的高敬亭，编入五战区战斗序列，按两个团列入预算。所获得的武器弹药和军饷被四个团平分，可谓少得可怜。新式武器更是见不到。国民党安徽省军政当局还借口困难克扣四支队的经费，被装弹药兵员补充不及时而且数量极少。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以后，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出现了变化，防共、限共行为明显增强。国民党打着“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旗号，给新四军四支队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饬令只准打仗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不得攻城略地。不得招兵买马。筹款、扩军和越界都被视为违犯“军令”“政令”的行为。外部日伪军也对四支队实行封锁阻挠采购物资。国民党是既不愿帮助中共解决困难，更不愿看到中共的发展。武器和弹药消耗得不到补充，军饷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每仗下来，高敬亭都要和指战员算敌我伤亡人数账、弹药消耗账。四支队都是些红军老战士，过惯了艰苦的日子，他们对武器装备极为不利的形势，已习以为常了。在过去几年里，他们经常挨饿、受冻，有时甚至以吃草根度日。但红二十八军时，部队是缴获不大不打，国民党部队有什么红军有什么，红军基本上没有感到作战中出现过武器装备匮乏的情况。再加上打土豪，物资也解决了。抗战下山时，每个连轻机枪有九挺，少的也有六挺，营还有重机枪。现在国共合作，这两条路断了。日本人作战能力和意志坚强，难以大量缴获其武器。伪军虽然可以缴获，但其装备不良。国民党的补给，又常不到位。四支队扩军多出部分还概不认账。四支队的装备呈下降之势，部队里每人平均只有五发子弹、四枚手榴弹。再这样耗下去，连一场小规模战斗也打不起来了。还有，过去指战员由公家买鞋袜发给或打土豪补充，现在完全靠买。近来因经济困难，津贴不能按时发放，有些战士连鞋袜都没有了。四支队要想发展，就受到武器弹药和经费的限制。如果这些问题不想办法解决，四支队可谓无法生存也无法发展。
可是特殊的局面，特殊的时机，又给新四军四支队创造了一个机会。
日军侵占舒城后，除四支队所在的西南山区外，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绝大部分群众亦跑反躲难于西南山区。是时，土匪四起，匪患横生。土匪各霸一方，鱼肉百姓，侵扰乡里。白天敲诈勒索，夜晚打家劫舍，强拉民女，无恶不作。舒城县北乡以吴少夫为首的一百余匪徒，盘踞在张母桥、秦家桥一带；西乡以罗大刚为首，号称三千兵马，盘踞在范家店、长冲地区，匪巢设于天龙庵；东乡以王大拖刀为首一千余匪徒，盘踞在舒城、庐江、合肥交界的三河地区；东南乡一带的土匪以赵奇为首，有人枪数百，盘踞在百神庙等地。另有小股土匪数支。百姓深遭匪难，恨之入骨。在众股匪中，其中危害最大的是西乡天龙庵罗大刚股匪。该股匪鱼肉乡里，侵害百姓，特别是侮辱妇女，当地群众日不能生产，夜不能安寐，对其恨之入骨。
天龙庵土匪，还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舒城县政府所在地的安全。舒城县城沦陷后，县政府迁于中梅河镇二区区署内。天龙庵土匪于1938年7月集中三百余人枪，企图攻打战时县政府梅河镇，而负有保境安民责任的舒城县常备队对此却束手无策。不久，舒城县政府县长陶若存和二区区长李德保（即参加岳西国共和谈的李区长）到高司令那儿求援，说天龙庵土匪危害很大，群众昼夜不安，严重地影响了抗日运动的开展，要求四支队把他们消灭掉。舒城县长陶若存，是个来自桂系皖籍的爱国进步人士，积极主张抗日。广大群众也纷纷请求四支队为他们消灾弭难，为民除害。高司令鉴于日军进攻，国民党的溃散官兵四处流窜，敲诈勒索，土匪蜂起，到处抢劫，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苦难深渊。为了安定抗日的社会秩序，拯救人民群众，四支队必须在积极开展对日作战的间隙，给土匪以狠狠打击。消灭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既能为民除豁，又能得到缴获和补充。他亲自把詹化雨、汪少川找去，面授了清剿天龙庵土匪的任务，并指点着地图，详细交代了清剿方案。之后，他说：“他们号称三千人马，实际上有三百余人。守庵匪兵不到一百人，你们能把他们彻底吃掉吗？”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回答道：“没有问题，打土匪还不是像抓小鸡一样，保证连锅端掉，一个不剩。”
高司令用信任的眼光望着他们，笑了。
江岚也跟着团长和政委，参加了这次剿匪战斗。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战争是净化人类历史的洗涤剂。
手枪团一听说要打仗，个个喜笑颜开，争着冲锋陷阵，争着牺牲，说那叫“光荣”！一支不怕死的部队，肯定是天下无敌的部队。大家都知道，打这样的仗有缴获！打日本鬼子，缴获少。国军都是友军了，更不能缴获。只有这些土匪，枪支子弹在他们那里只能做坏事，拿过来可以武装自己，增强抗日力量，也可以保境安民。
江岚是初上战场，跟随这样的部队，他信心百倍。
从高司令处回来后，詹化雨和汪少川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任务交给一分队就足够了，不需要更多的人去。一分队战斗力强，一百多人，相当于一个连，配有六挺机关枪，战士们除有清一色的驳壳枪外，另配有马步枪，火力很猛。他们一听说要进剿天龙庵，个个兴奋不已，摩拳擦掌，决心打一个痛痛快快的漂亮仗，包个“饺子”过个“瘾”。
天龙山原名孟潜山，位于县境西北三十公里，今张母桥镇内。天龙山形势险要，其主峰海拔五百米，支脉伸延四方，北至丰乐河岸，南起七门山，西南丘岗连绵。山中原有皇家庵和天龙寺，香火鼎盛时，游人如织，名传舒、六、霍三县。天龙山匪巢，设在山顶的天龙寺大庙里，四周沟壑纵横，洞穴深邃，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可达上面。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守巢的匪兵装备也不差，亦较强悍，实为亡命之徒。一分队在地方党的配合下，进行了近一个星期的战前准备，在掌握了其装备、匪首、人数、地形、活动规律等情况后，决定行动。过去听说四支队这支部队，几乎个个都能带些人独立军事行动，很多排长可以了解地形、判断地形指挥作战，搜集粮食，安排宿营地点，能独立指挥。而来自便衣队的干部战士更是人人能够指挥。江岚这次真是得到了确证。
7月10日，一个星夜，一分队队长武坤山率领武装整齐的战士，像离弦之箭，直插匪巢。他们在夜色掩护下摸到了山顶，干掉哨兵，然后上刺刀，全部压上去。匪徒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末日来到了，美梦被枪声、呐喊声惊醒时，战士们已冲到山顶，出现在他们面前。抵抗的当即毙命，想活命的举起了双手。在土匪密集冲锋时，战士们两把驳壳枪，在左右手之间来回交换，短发点射，就像走马灯一样。不大会儿工夫，匪巢整个被端掉，土匪全部被歼灭。战士们痛快地包了一顿“饺子”，释放了被掠的“女票”“男票”。这之后，分驻于周家圩，贺家院的股匪，有的接受招安，有的自动解散。至此，危害多端的舒城西乡三百余人枪的土匪被彻底消灭，解除了当地人民匪患之苦。这一带土匪，再也无兴风作浪之力了。
年底，东乡匪首王大拖刀死去，匪徒活动更加猖獗，公开抢掠，危害四乡。县长陶若存带领自卫队前去追剿。该匪勾结淮北几伙土匪，先行埋伏，将陶若存包围。陶县长在危急中派人向四支队求援。考虑到土匪人多势众，詹化雨团长亲自出马，带领手枪团二、三分队奔赴清剿，歼灭一百余人，取得很好的战绩。从此，东乡匪患被平息。
活动在北乡的土匪吴少夫股匪接受招安，弃恶从良，改邪归正，招安后主动袭击日寇，并被派往国统区搞统战工作。
从此，舒城境内的股匪被消灭，匪患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安定了社会秩序，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
但是，剿匪安民，后来在五战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眼里又是一条罪状。
1938年8月至9月，安庆、合肥、六安相继沦陷后，无为、巢县、庐江等县已成为抗日前线。该年夏，日机两次轰炸无为，国民党县长韦延杰惊恐万状，置全县人民于不顾，带着常备队逃亡无为西南乡，一路上还大肆搜刮抢掠。一时间全县境内土匪横行，盗贼猖獗，民怨鼎沸。当时庐江县县长李志强独霸专横，辖有四个大队共千余人武装，驻扎在城内外，鱼肉人民。巢县县长因县城失守，也不愿坚持抗战。为了保卫大别山安徽抗日根据地，发展进步势力，在省动委会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劲夫、周新民、史迁等同志以及安徽进步民主人士朱蕴山、光明甫、史超卿、沈子修等同志的努力下，大家推荐一批进步人士担任这几个县的县长。此时，李宗仁到老河口指挥武汉保卫战，安徽省政府主席由安徽合肥人张义纯代理。由于无为、庐江、巢县县长不事抗日，行为反动，在中共安徽省工委和各界民主人士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迫于社会压力，于当月撤销了这三县县长职务，任命翟宗文为庐江县县长，马忍言为巢县县长、胡冰竺为无为县长。这三人都在安徽省动委会担任过主任干事，是靠近共产党的民主进步人士。张义纯要求四支队“压交”和护送新县长到任。
三位县长于1938年10月同时离开金家寨赴任。马忍言是冯玉祥的侄子，在巢县有声望有武装，从六安的毛坦厂便分手自行先去赴任了。翟宗文和胡冰竺事先了解到，庐江、无为两县原县长不仅不抗日，还暗通敌伪，确有抗交县长一职的动向。为慎重起见，翟宗文和胡冰竺决定先奔赴舒城县东、西港冲新四军的第四支队司令部，把这一情况向高敬亭司令、戴季英主任反映，请四支队予以支持。
高司令、戴主任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与他们就如何接任问题进行了磋商。戴季英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军不干政。四支队司令部不对外。我们虽然支持你们接任无为、庐江县长，但必须你们亲自写个书面文字，说明要求友军协助。不然，安徽省政府指责下来不好交代。”
翟宗文当即写了一函，大意是为了推行政令，根据省政府任命，前往就职，抗敌锄奸，要求友军支持他们去接任。他们同时还研究了接任方法。
翟宗文，是巢湖柘皋镇人，五四运动时期安徽爱国学生运动领袖，日本留学生进步人士。他此时是安徽省动委会委员、总干事、宣传部副部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的妻子石锦昭子是个日本人，也随同赴任。
高敬亭有过党政军一把抓的经验。他说：“你们放心地去吧。如果他们聚结地方土匪，以武力抗交，我们就派部队以武力解决，把庐江、无为两个县城拿下来。”四支队要给养、要武装，这样的仗，高敬亭也爱打。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由新任庐江县政府秘书陈国栋带人前往庐江县城。一进入庐江县境内，就发现关口要道布满哨兵。县城更是戒备森严。陈国栋通报有公事，对方说县长不在家，谁也不见。陈国栋被扣押，后设法逃脱。
看来和平接任已不可能。高敬亭、戴季英迅速做出了武装接任的布置。
1938年10月初，在怀宁、潜山、无为游击的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接到司令部电报：无为、庐江两县不服从省政府调动，新县长去接任均拒绝移交，其组织的反动武装勾结敌伪，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破坏抗战。你们要确保“压交”和护送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命的新县长到任。
10月5日，林维先即令七团（欠二营，该营在东、西港执行保卫任务）、手枪团、特务营及新兵营向庐江黄屯地区集中，各团、营指挥员迅速到黄屯开会。各团营接令后，即组织部队开进。指挥员先于部队到达黄屯。林维先传达了支队部电令，研究部署攻打事宜，开展了无为、庐江讨伐战斗。
无为、庐江的县长早已听到消息，他俩勾结在一起，也做了抗交的准备。他们判断新县长来上任时，一定先到紧挨着舒城的庐江，为此将两县武装及部分湖匪全部集中到庐江对抗。针对这一情况，新四军四支队参战部队在林维先率领下，舍近求远，避实就虚，决定绕过庐江城攻打无为城。
10月22日，七团两个营，抵近无为，团部和一营配置在北门，三营在西门，负责攻打县城。手枪团、特务营和新兵营经湖陇进至无为外围的襄安镇。手枪团负责围歼襄安东侧大庙的保安大队；特务营负责围歼襄安西北侧的警备司令部；新兵营负责后勤保障；支队前指位于襄安南侧。
襄安是无为当时的一个大镇，是与敌占区物资交往的要镇，商贸繁荣，为敌我控制要点。10月23日上午，手枪团包围了襄安镇东侧大庙保安大队驻地，政委汪少川带团部一名参谋和两名警卫员，将生死置之度外，进入大庙劝降，积极开展政治攻势，兵不血刃地将这个保安大队降服。与此同时，特务营攻占了襄安西北侧的警备司令部，活捉警备司令。襄安反动武装六百余人全部解决。
下午三时，参谋长林维先率特务营赶到无为，指挥攻打县城。七团一、三营从北门和西门突入城内；特务营从东门和南门突破，攻占了县政府，旧县长韦廷杰当场被击毙，歼灭驻守县城的一个保安大队。而后，特务营又相继解决无为以东三官店保安大队、无为东北苍头保安大队、无为以北石涧埠保安大队、无为以西开城桥保安大队，至此，除无为西南黄姑闸保安大队同情共产党主张抗日保留不动外，其余六个保安大队全部被解决。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无为集中，新县长胡竺冰上任。胡竺冰是出生于无为的进步青年，1918年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来投身安徽、上海的学生运动。1938年2月，安徽省动委会成立，胡竺冰应章乃器、朱蕴山、周新民电邀，赴任省动委会文化委员会委员，开始从事全省范围内的抗日动员工作。他经常公开宣传鲁迅，对鲁迅佩服得五体投地，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鲁迅式的战士”。他到任后任命延安来的张学文为县总队长。
攻克无为后，林维先从缴获的武器中留下了几百支枪给无为县组建总队，后来编入江北游击纵队，其余武器运回四支队后勤部，然后率部队向庐江进发。特务营、七团两个营沿开城桥、盛家桥、二十里铺，进抵庐江。特务营部署在西关，七团一、三营分别部署在北门和东门；手枪团从襄安出发，进至庐江城南埋伏；新兵营乘船运输军需弹药。
11月2日上午，七团团部写信给庐江县旧县长李志强，阐明四支队奉省府命令护送新县长上任，不得抗交。李志强不搭理，并将保安团千余人收拢到城内进行顽抗。于是，部队于深夜十二时发起攻击。攻城部队从农村借来了许多木梯架梯登城，特务营首先从西关突破，敌人反突击，营长陈克明负伤；七团一、三营相继从北门和东门攻入城内，进行激烈的巷战，经十小时激战，占领县政府，活捉警备司令，旧县长李志强从南门化装潜逃。新县长翟宗文上任。林维先从四支队缴获武器中拨给步枪五十支组建了县中队，其余全部运回。四支队除留七团一营留在庐江担任警卫外，参战部队陆续返回原驻地。
翟宗文进城后，全城老百姓奔走相告，鞭炮齐鸣，热烈欢迎新四军和新县长。中共党员陈国栋任县府秘书，职权相当于副县长，三位民主进步人士任科长。翟宗文还主动与中共庐江县委书记联系，积极锄奸，广泛开展抗日工作，一时庐江出现了新局面。
无为、庐江战斗，共歼灭反动武装两千八百余人，缴获枪支一千六百余件。缴获武器大部运回四支队东、西港冲裴家圩子后勤部仓库，为武装新兵和后来组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解决了部分武器。
四支队在无为、庐江经过连续作战的胜利，取得了人民群众的完全相信和支持，部队在江北享有极高的威望。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要求武装起来保卫家乡。四支队在这里扩了军，部队发展到八千余人。
此战，省政府有令，所以完成后，四支队又给省政府回电复命，说“收复巢县、庐江，进军无为”。正好刘刚夫来到张代主席办公室，看到这封电报。刘刚夫说，这是鼓励士气、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赶紧发表啊。可是张义纯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张电报，是汉口侍从室发来的，大意是对共产党胜利的消息，一切停止登载，刘刚夫倒抽一口冷气，灰心极了。(5)
新四军四支队自1938年3月至11月初武汉陷落前后，在皖中、沿江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高敬亭根据自身人数少、装备差的特点，化大为小、以小对小，即以自己的小股部队，对付日军的小股部队和辎重部队，积极打击日寇、汉奸和伪军，剿匪安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数十次大小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仗仗都有可观的战果。装备有了改善，部队由刚集中编组时的三千余人扩大到八千余人。同时还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群众抗战热忱空前高涨。新四军四支队纪律严明，深受群众爱戴。对于各地游击武装，新四军四大队正确地执行了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先后在庐江金牛地区发展了何泽洲大队，在庐江柯家坦、大凹口地区发展了叶雄武大队，在柘皋、千人桥地区发展了陈友亮大队，在三河与白石山之间的林家圩发展了林宗圣大队，在潜山王家河发展了张春宴大队。新四军四大队由于积极打击敌伪，大力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因而迅速打开了皖中、沿江敌后的抗战局面。
新四军四支队七团一营三连二班班长童逑亭，于1938年12月8日写信告诉父母：“我们在舒庐巢县打下日本汽车几百辆，活捉鬼子几十余人，得新式武器和军用品甚多。儿现在为国当兵，为中华民族求生存造幸福。”(6)
国民党是紧盯着四支队发展壮大的。他们的特务暗中窥伺，将获得的情报逐级上报。
1938年11月2日，“中央秘书处电蒋中正，新四军高俊（敬）亭部在岳西暗中招兵，请饬查核办”。
1938年11月8日，刚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十多天的廖磊在日记中写道：“据左县长松歧由毛坦厂来电云，新四军又攻庐江县城，县长李志强不知下落，并缴枪五百支等语。当饬速赴并电高敬亭制止，不得再起干戈，至扰害民众。”14日又写道，“乃劝导高敬亭部队，勿行扰乱行政。”
国民党谍报股股长蔡慎初于1939年1月18日报告：“新四军第四支队李士怀营商同怀宁县长丁耀中，于16日夜十二时将常备大队马学礼部，在月山文殊寺及野塘两地包围缴械，计缴步枪一百五十余支、机枪两挺。马在野塘队部被格毙。查该部原有人枪三百余，短枪四十支，电力机枪两支，自动步枪五支，逃出约二百。”(7)
1938年6月以前，即四支队开赴皖中、沿江、皖东展开作战以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很安全，驻兵很少，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到芜湖，经常只驻两个多联队，将其大部兵力用于进攻徐州、合肥、安庆、武汉。四支队进入皖中、沿江、皖东作战后，积极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迫使敌人增兵防守，到1938年底，日军以芜湖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南京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有一个旅团，另外还从华北、东北调来五千多名伪军协助防守。这可以看出，新四军四支队迅速挺进皖中、沿江、皖东的行动，打破了日军当时集中全力进攻武汉的战略意图，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减轻了保卫武汉正面战场的压力，迟滞了日军的西犯行动；同时，也打乱了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稳固沿江、皖东和皖中农村根据地，反日限共的企图，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深入华中、沿江，扎根农村，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写过《西行漫记》的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1939年5月在美国《亚细亚》杂志撰文《中国的新四军》中写道：“四支队是由著名的吴王苏区（应为鄂豫皖边区）生存中的一个老战士名陶吉英（应为高敬亭）的指挥着。他在吴王同项英在福建一样，担任着重要职务，在那里保护他的几个干部，抵抗了三年的许多攻击。新近他带了那些生存的党员，从安徽进入扬子江流域下游，就在那里组织了一部分他现在所指挥的军队。这一师在扬子江以北蚌埠和枞阳之间的安徽的山岭里活动着，这地带陶是很熟悉的。”(8)
四支队现在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四支队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高敬亭和四支队肩上的任务也就更重了。
10月中旬，武汉失守前不久，中共中央长江局，派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伟，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从武汉来到皖西立煌县。他的任务是,传达长江局关于大别山地区党的工作部署和周恩来的有关指示精神。对于大别山地区党的任务,周恩来提出主要是加强同国民党桂系在安徽的抗日统一战线，避免摩擦,在有利的条件下,大量建立党的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何伟到皖西后，当时安徽省工委机关和新四军四支队兵站已迁到金家寨镇南约三十华里的荞麦河边的白水河村汪家老屋。他及时找到了中共安徽省工委机关，传达了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根据中央决定，长江局将在武汉失守之后，西迁重庆。在敌人占领武汉后，由于情况变化，中央准备将湖北省的鄂东北地区两个特委、河南省的豫东南特委和安徽省的安徽工委，合并成立鄂豫皖区党委。鄂豫皖区党委今后改由中原局领导。随后,他专程前往舒城县东、西港冲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参加营以上干部会议并发表了演讲，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东进抗日的重大意义。何伟完成任务回到立煌县时，武汉已告失守，大别山地区成为敌后。何伟请求组织同意，留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敌后斗争。不久，何伟陪同美国作家兼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来舒城和庐江东汤池采访新四军四支队。
10月24日，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同时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南海大亚湾登陆，并在10月24日切断了粤汉铁路，占领广州。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放弃某些据点的战略认识方面，国共双方所见略同。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令放弃武汉，并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此役未能让中国军队保住武汉，却实现了蒋介石预定的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目的，使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新四军四支队在江北战场，为抗日战争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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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77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4) 原文如此。
(5) 刘刚夫：《第二次国共合作我参加鄂豫皖边区和谈前后的回忆》，载《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27页。
(6) 原件存六安大别山革命历史陈列馆。
(7) 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编写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第62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