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团经桐城天林庄、金神墩、挂车河、舒城庐镇关进驻舒城心开岭（现改为新开岭，下同）、河棚、廖家湾地区。
第七团进驻舒城县晓天及中梅河镇附近。
战地服务团在拂晓通过公路时，敌人发现并向枪支不多的服务团男女团员开火。当时敌情严重, 天下大雨, 行军困难……程启文团长镇定自若, 指挥果断, 大声地说：“只要我在，就有大家在。大家跟我突围。”大家看老红军在，精神一振，有组织地迅速冲过了公路。团员范达夫有诗记其事曰：“衔枚疾走夜深阑，涉水翻山过小关；任尔强虏枪林急，游击健儿岂畏难。”
林维先、戴季英率领支队部机关和七团到达东、西港冲，与高敬亭会合。司令部驻在东港冲，政治部驻心开岭。
四支队一撤走，巢湖、无为、含山一带土匪蜂起，人心惶惶，加之扼巢湖出江咽喉的运漕镇郭挺部伪军助敌为虐，祸国殃民。高敬亭决定，四支队主力七团从桐城孔城折返无为，剿匪安民。
回到东、西港的四支队，遵照中央各部队均向各自当面之敌交通线袭扰，从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保卫武汉作战的指示，以小部的动作，开展最广泛的游击战争，主要是伏击、袭击日军的运输部队，破坏其交通。
此时的安（庆）合（肥）路上，几乎每天都有大量日军行动。高敬亭决定在挨近四支队皖中驻地安合路、舒桐路两侧作战，给日军以极大杀伤。
当然，高敬亭命令东进后的四支队西撤，深入国民党地区，在战略上违背了中央、长江局、军部要四支队东进的指示，在政治上是个失着。国共合作抗战初期，共产党不到国统区打游击，这是共识。但是在皖中日军侧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战略战术上又是符合当时国共合作实际的。
1937年底，在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结束后，日军连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中国核心城市，占领中国政治经济最为重要的华北、华中要地，之后又占领山东半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并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自从华北和华中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
1937年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当时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一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
陆军上将陈诚主持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的高级将领军事作战会议上，确定不会再如南京、上海与敌人作城下决战，认为“武汉会战应置主力于外围，首先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敌作战，以空间换时间”。而当敌人接近武汉外围时，中国军队在撤离武汉后，依然可以利用武汉的外围山脉险阻与敌人周旋。由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指出：“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之无险可守尽人皆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在武汉北边的大别山，驻守这里的新四军四支队上演了一出出“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拿手好戏。
七团返回无为后，攻打运漕的郭挺伪军，歼其一个大队；接着在无为石涧埠袭击汉奸武装百余人，缴获步枪五十一支，驳壳枪二十三支；又到巢湖中的姥山围歼土匪几百人，而后才转回舒城地区。七团在淮南铁路南端的战斗，牵制了日军沿江西进。
6月12日下午，进犯南港的日军一个中队宿营于南港街，敌人在镇东南打谷场设有一个骑兵班，担任警戒。七团一营获悉情况后，即令三连一排轻装袭击南港街之日军。一排受命后，在连长率领下，当日夜即由东沙埂出发，13日凌晨一时秘密进至南港南侧小高地，发现打谷场上有三个日军正架火烤牛肉吃，其他八九个日军抱枪躺在一边。据此，连长命令一排长率二班从高地东南侧向打谷场侧后摸去，一班配轻机枪一挺占领高地北侧，对南港街实施警戒。三班配轻机枪两挺占领高地东北侧，以火力支援二班战斗。二班趁夜向敌运动至三十米处，突然向敌投出一排手榴弹，趁爆炸硝烟大喊杀声冲向谷场，一、三班也乘机以猛烈火力向镇内射击，顿时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谷场上三个烤牛肉的日军，当即被炸死。其余敌不敢恋战，仓皇逃往镇内。镇内日军不敢近追，只是向镇外盲目射击。是役，击毙敌军三名，炸毁帐篷五座，缴获军马七匹，步枪三支。部队迅速向东沙埂西南方向山区撤退。
不久，九团一部与手枪团三分队组成两个便衣侦察班，再次袭扰驻南港之敌。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摸到敌军驻地，割断拴有十几匹军马的缰绳，悄悄牵出一匹，其他十余匹随后跟来，不料，被敌发觉，交火片刻，缴获战马十余匹、枪十余支，即撤出战斗。
东沙埂游击队除了主动抗击日寇外，还多次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八团在舒桐山区和安合公路上打鬼子，埋地雷、毁桥梁、砍电杆、割电线，破坏鬼子交通和通信，阻滞日寇向南进攻。他们把军埠梁山桥拆毁了，把大关、小关、沟二口、军埠、黄泥坎子、沈家塘埂、南港一带的公路挖成沟渠状；还配合了四支队七团“夜袭南港”，八团“大、小关伏击战”等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还广泛地开展了缉私、没收鸦片土、打汉奸、打击贩卖日货的商人等活动，所查收的日货及物资全部送四支队后勤部。
四支队游击战显神威。更有趣的是四支队捉住的日军俘虏，也公然抗议说：“中日战争要堂堂正正，不应该用这种无耻的游击偷袭办法。”这说明统治者总想把弱者聚而歼之，总喜欢用硬战强攻，总讨厌这种游击的办法，所以轻蔑地诅咒它，加以“匪”和“马虎子”等恶名。但是被压迫的人，力量较弱的人，总是善于使用避实击虚的游击办法，一面可以保存自己，一面可以逐渐发展壮大自己。
三 “峡口大道连群峰”
四支队派出的侦察兵报告，日军运输车队，每天在安合路上运送士兵或物资，川流不息，最近一个月来，天天如此。
这是敌人在调兵遣将，运送物资，准备武汉外围会战。
1938年6月11日，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的建议，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
早在1935年晏勋甫在武汉行营任职时，曾根据“焦土抗战”的理论制订过“以水当兵”的计划：在迫不得已之时，通过黄河水将敌人隔绝在豫东，使之在短期内无法加速前进，同时也能避免将中原古城郑州变为战场。
花园口决堤之时恰逢黄河上游的雨季。这一“焦土抗战”的行为，使河南皖北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沦为一片沼泽，以冲毁一百四十万民房、淹没近两千万亩耕地、八十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流离失所的代价阻止机械化日军的行动，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进攻武汉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了防线，以第一、第三、第五战区的部分兵力和第九战区的全部兵力，计一百三十多个师，约一百二十万人，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
四支队所处的大别山北麓是其中一条防线。进驻在桐城和舒城交会处的四支队各团，正在积极寻找战机。
6月下旬，八团准备在安合公路桐舒段的大、小关之间伏击日军车队。团长周骏鸣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团二营。周骏鸣知道，当时二营的干部战士都憋了一肚子气，一定要找个机会与日军交锋，看看日军究竟有多大本事。八团二营也只有同日军打一仗，才能消除上次过路发生惊慌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抗战时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还停留在19世纪，红军战士大都没有见过汽车。现在要和装备汽车、坦克的部队打仗，人们都感觉到没有底。
为确保在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二营长朱绍清对部队及时进行了动员。
他问大家：“老八团二营的同志们敢不敢与日军打？”
大家齐声回答：“敢打！”
“支队司令部和团长让我们在大、小关一带打好伏击战。这次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这也是我们八团二营的翻身仗！”
团长周骏鸣也说了话。周骏鸣对上次二营发生严重的惊慌失措情况进行了狠狠的批评：“没有看过汽车、坦克，就相信它厉害得不得了。还没有和鬼子打过仗，就说他枪打得准，真是活见鬼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的新四军，在敌人面前绝不示弱，要以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战胜日本鬼子。记住，日本鬼子厉害，我们比他更厉害。”
二营营长朱绍清，湖南华容人，是位来自贺龙、任弼时二、六军团的干部，参加过长征。抗大毕业后他来到新四军八团二营工作。
八团到了大、小关附近驻下后，果然发现敌军运输频繁，每日均有敌数十辆乃至上百辆军车，不时从安庆至合肥桐舒段的大、小关公路上驰过。此时的安合公路已成为敌人进攻武汉的重要补给线之一。南面还时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周骏鸣即派出侦察人员沿公路进行侦察。
日军在安合公路上大小据点很多。为了选择离据点较远的有利地形设伏，朱绍清派出侦察员，化装成当地农民，提前出发察看地形，最后选定舒城、桐城之间靠近舒城一方的大、小关为设伏点。大、小关四面环山，十分隐蔽。
动员之后，战士们都积极地进行战斗准备，擦枪弹，磨梭镖、大刀。营干部立即着手研究敌情，并准备抓一个日军俘虏让大家看看。在部队行动前，部队重申了严格的设伏纪律，如隐蔽运动，到达设伏地区就位后不准走动，不准咳嗽、吸烟、讲话等等。
地处桐城县北部的大关、小关，古称北峡雄关，最早记录见于东汉建安九年，是京省孔道，是沿江进入大别山的古驿道，是历史上九省通衢的古大道，近代修建的安庆至合肥公路纵穿其中，为安庆、桐城之北大门。两边群山挺拔，崖陡壁峭，峰壑争秀，气势恢宏，成为天然险隘关口。大关、小关西北边与舒城接壤，东临庐江，三面环山，南北通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遗留的古关城垣记下了历代威武壮观的战争画卷，有史以来此地就是两军交战的天然场所。桐城典籍中有诗叹曰：“家住龙眠鹿起中，峡口大道连群峰。多少干戈生灵炭，史簿啼血听悲声。”
不久前，川军杨森部驻守战略要地大关、小关，以阻止日军南下。在大关街周边三个独立的山头构筑阵地，形成掎角之势。1938年6月中旬，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分水路两路进攻安庆，其中陆路是华中派遣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由合肥南下，在大、小关前，遇到川军有力阻击。后来有一汉奸带路，日军从侧面庐江穿过不设防的小路攻入侧背，川军只得往山区撤退。鬼子分别从大、小关口而入，向南推进。13日，日军侵占桐城县城，打通和控制了安合公路。
八团二营担任主攻。二营六连为主攻前卫部队。在现场，团长周骏鸣还分别布置了各营连的任务，对设伏地段、长枪和射击位置、射击和冲锋的信号及撤出战斗的道路，都一一进行了布置。二营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势，设伏待敌。这一夜，周骏鸣也待在前线，倒不是紧张，头一回和日本侵略军交手，生怕哪里想不到，会误事。
这一带是大别山余脉，桐城至舒城公路贯穿南北，两边皆为关山。两山夹一沟，公路在沟中间。沿公路埋伏打鬼子，地形很有利。顺公路向北靠近舒城方向，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石拱桥，这里正是一个理想的设伏阵地。部队隐蔽在路左山根处。
武器是战争的载体，可是敌我火力差距是巨大的。八团此时连一挺轻机枪也没有。战士除三百多名骨干为豫鄂边游击队的，其他大都是1937年10月以后扩军而来的。由于八团武器少，梭镖、大刀是列入装备的，每天都要检查。战士们主要是靠大刀、长矛等冷兵器与手拿热火器的日军作战。指挥员要有相当的勇气，才能对敌人可怕的现代化武器，想出打伏击的办法。
战前的准备是紧张的。二营进行了周密的战场准备。首先是查清敌人的行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搞到准确的情报确实困难，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观察。他们还是采用刚刚学会的手旗通信。二营在前面高山上派出三个侦察员，带红白旗各一面，观察从北边舒城方向出来的敌人，并将敌情用手旗信号发往部队驻地，驻地有专人观察高山上的手旗信号。
二营以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六连埋伏在路边，这个连装备有“中正式”步枪，配备了手榴弹及长矛、大刀。连长吕笑吾、指导员胡炜带着部队，对运动接敌的道路进行了详细的观察，选定在距公路桥六十至一百米的小树林里设伏。这是到安庆必经的公路桥梁。
八团二营四、五连部队，都埋伏在公路两边山上的森林里，做掩护和牵制敌人。
部队于夜里进入阵地。星斗撒满了藏青色的天空，初夏的夜晚，还残留着白天的余热。
第二天上午一早，朱绍清忽然看见北边高山上的观察员发出信号，一个担任联络的战士持枪回来，低声报告：“营长，在距我约十五华里处发现敌人的先头骑兵部队，正由舒城方向朝南开进。”
朱绍清立即向部队传达命令：“敌人来了，马上准备去打！”
八团将士个个摩拳擦掌，卷起袖子，整装待发。年轻的卫生人员也背着急救包轻装集合了。部队按照规定的道路，龙腾虎跃似的快速前进，约半小时即进入设伏阵地。
进入阵地后，朱绍清仔细而又紧张地观察敌情：敌人在公路北面露了头，成三路纵队，浩浩****像分列式一样，在二营设伏部队面前开过。鬼子走得齐刷刷的，钢盔挤匝匝的，远远望去，在太阳下闪着光，还听得见大皮靴咯咯响。敌军队伍庞大，有骑兵、炮兵、步兵，大约一个师团。他们首尾相接，二营不好动手，只好手握手榴弹，眼盯准星，冷静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战士们都等得急了。但他们隐蔽得很好，敌人没有发觉。
正在这时，山上观察哨发出信号：敌人后面没有大部队了，只有一个排离本队较远。好极了！朱绍清就决心打敌后卫排。等敌人主力一过去，在前沿设伏的六连和二营部队就做了出击准备。
敌人前面的部队，确是做了战斗准备。后卫却是放松了，只见稀稀拉拉的敌后卫排到了二营六连面前，未做战斗准备。这些日本兵罗圈腿多，身材壮实，扛着枪，挺吓人的。可他们不像去打仗，而是正常行军，当官的叽里呱啦说着什么，他们没有想到今天便死到临头了。当他们快走到大桥南头之时，营长朱绍清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战场的沉寂。“打！”“打！”平地骤起惊雷，六连的长枪、短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也飞了过去。日本鬼子措手不及，不知奇兵从何而降，弃尸满桥。
“六连冲啊！”埋伏在大桥两侧的八团二营部队的喊声和密集的枪声响彻大、小雄关的山谷。战士们勇敢地向公路桥奔去。朱营长下着命令：“日本鬼子就一个排，老子一个营，踩也要把他踩死。记住，团长说留个活的，我要让大家看看活的鬼子。看看他是否有三头六臂。”
敌人残兵回头就跑，退到大桥东北边。鬼子的指挥官手拿指挥刀，大叫部队散开，占领大桥两边抵抗，用机枪、掷弹筒一齐向六连阵地打来。这时二营所有的掩护部队也齐向敌军开火，步枪、手榴弹齐发，与敌人展开激战。鬼子弄不清伏击的军队有多少人马，更不知伏击他们的是什么军队，只是乱放枪炮，喊着“马胡子，马胡子”，一通乱叫，一会儿便支持不住了。
六连一排排长王文山拎着丈把长的红缨枪率领全排战士钻进烟雾里，往前跑，往前跳，终于，他们直冲上大桥，手持红缨枪同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几个敌人看到二营六连一排战士攻上来了，挺起雪亮的刺刀，嗷嗷叫着冲上来，准备与二营六连一排拼刺刀。日本的三八大盖步枪刺刀比八团最先进的中正式步枪刺刀还要长，但是八团的梭镖又比他们的三八大盖长，这类极具古典风格的兵器在中国传统武术中具有枪和棍的双重功能，在精通中国武术的士兵手中，这种兵器所发挥出的杀伤力是日本兵手中三八式步枪没有办法比的。只见红缨飞舞，木柄闪举，吼声、拼刺声，搅成一团。王排长直冲敌阵，他一出场就捅倒一个日本兵，然后接连刺死几个日本兵。日军马上发现这个对手不一般，几个日军在向他逼近，王排长身上也到处是伤是血，战士们冲上去，将他抢救下来，他已身负重伤……
这时二营四连、五连部队也冲上来了。日本人对拼刺刀有种喜爱。火力不强的八团二营，拼刺却是强项。敌人没有料到对手有比他们更长的刺刀梭镖。八团不仅是因为武器少才配备梭镖，还因为这些河南人大都精于武术，全团有几百人喜欢使用一丈多长的梭镖，梭镖磨得非常锋利。没有枪的战士配备了梭镖，持短枪的干部也配备了梭镖。有枪的不光重视刺刀和枪托的杀伤力，还注意武术中腿法的运用。有的还把武术中使红缨枪的套路糅进了刺杀训练。手持梭镖的英雄们一冲而上。敌人见对手的梭镖那么长，拼劲那么猛，只好把背包一甩，扔下死亡和重伤的同伴，拔腿就跑。
二营六连立即追击。手持中正式步枪和大刀长矛的士兵就跟赶羊群一样，只管满山遍野地追。这个后卫排的日本兵架不住人多，很快被消灭了。
有个日本兵已被六连围住了，枪也被缴了，六连的战士以为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一样，打狠了就会缴枪投降，他们停止了射击，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眼前的这个日军可能不懂中国话，而且是个经过法西斯军国主义训练的顽固派。他只是挥着刀在做最后的顽抗。指战员们高声呼喊：“抓活的！抓活的！”就在部队乘胜追击和捕俘之际，山上的侦察员用树枝报告：敌人的援兵来了！最后竟让这个家伙跑了。
就在八团二营部队乘胜追击和捕俘之际，大、小关南北两头传来了枪炮声。山上的侦察员派人前来报告：舒城方面来了大批人马，正由北而南跑步而来；向南进的敌人也回头了，并开始用炮向八团阵地射击。
日寇占据地方多，兵力不够，他们的防御是点线状，但机动能力却很强。它的每一个据点都不是孤立的，一处受到攻击，其他据点会不顾死活地增援，绝不像国民党部队，各部之间为保守实力见死不救。
情况对八团很不利！为了保存自己，朱绍清让二营四、五连掩护六连撤出战斗。这一仗打死鬼子近二十人，一个俘虏也没有捉住；二营六连排长王文山同志牺牲，伤八人；缴获三八大盖三支，捡回敌人十几个背包。这是八团抗日出征后打得第一次有规模的大胜仗，锻炼了八团部队。
王文山同志牺牲在异乡的土地上。这也是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后，第一个有姓名记载的牺牲的排级干部。
团长周骏鸣去看了他，他已经奄奄一息了。这个河南青年年轻的面孔，已泛出惨白的死亡颜色。但是在这严肃安静的脸上，没有任何后悔和痛苦的表情。他注视着周骏鸣说：“周团长，我们终于打死鬼子了。我到处看见新四军，看见我们的同志，真高兴。只要有新四军有共产党，我们就会胜利，不会失败的。你们去吧！我会活着的，会同你们一同去战斗的！”说完不久，他头一歪，双目紧闭，就牺牲了。
团政治部宣传队长樊西曼和唐觉民、王典训、杨寒四位女兵，用白毛巾蘸水，把这位从河南邢集一路征战过来的战友身上的血迹和汗水泥污擦干净，埋葬在安徽桐城大、小关的土地上。
被称为“四大金刚”的四位女兵，本来都是女学生，出生于小康之家，现在怀着对日本强盗的刻骨的仇恨，在抗日部队中从事宣传工作之余，忍受着扑鼻的腥臭味，为伤员们洗衣、喂饭、倒尿、倒屎，包扎伤口，还替伤员写信、寄信。当大家忙乎了一天，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驻地，有人禁不住呕吐起来，咽不下饭菜，但第二天仍坚持着护理伤病员。
如今这里已建起一座大、小关伏击战战斗纪念碑，纪念八团大、小关战斗的业绩，也纪念为国壮烈牺牲的先驱者们。
大、小关战斗，是抗战初期，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皖中，在安合路的首战，是安合公路后来系列伏击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锻炼和考验了新四军四支队这支新组建的抗日队伍，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大、小关是天然的雄关，仅1938年9月份，四支队就在这里打了几次伏击战。9月19日，四支队特务营一部在大、小关伏击日军，毙敌四名，夺回一批被日军抢掠的民间物资。9月20日，四支队手枪团又在大关地段设伏，毙敌六名，俘敌三名，毙敌战马十匹。
大、小关战后，桐城、舒城的抗日团体纷纷前来慰问，民众抬着一头头刚刚宰杀的生猪及其他食物。生猪全身披红挂彩，被抬到八团驻地劳军。
对于八团这支年轻的无作战经验的部队来说，敢于同日军交锋，是一个了不起的考验。没有抓住活的鬼子，大家都冲上去看鬼子尸体。一看死鬼子，有五官，有了伤口也流血，是人嘛，哪是“鬼”？！死了也是平摔在地上，从那以后，大家就不怕鬼子了。
团长周骏鸣称赞八团二营经过短期整训以后出现了新面貌，在大、小关打得好，指战员的士气高，技术、战术有明显提高。八团由此成为特别能作战的新四军团队，在河南党史和军史上被称为“老八团”和“红军团”。
大、小关战斗，使得日军从安庆进攻六安、合肥的活动被拖延了几个星期。
胜利的消息不但传遍了皖中大地，也传到了八团抗日出发地，河南信阳邢集和确山县竹沟，竹沟八团留守处编歌传唱：
打仗数咱老八团
竹沟南山到北山，到处驻有老八团。
八团团长周骏鸣，留守主任王老汉。
刀出鞘，弓上弦，八团出征一千三。
头站开到大别山，二站霍山和六安。
舒桐公路打一仗，鬼子大败窜了圈。
群众见面比指头，打仗数咱老八团。
战后，在庐江县当地群众请求下，朱绍清率二营一枪未发，即将庐江县祸国殃民的保安大队吴可庄部全部缴械。这个吴可庄的保安队是由反动地主和土豪劣绅组织起来的。它以前主要的任务是对付红军和游击队，镇压苏区的百姓；现在利用抗日的名义扩大自己的势力，收缴国民党溃兵的武器，残杀抗日退下来的溃兵。此次围歼，共缴获长枪六十支，手枪四支，机枪一挺，军衣五百余套，其官兵经教育愿回头抗日的则收编，余皆遣散，从此二营全部换上新军装，并换上了清一色的钢枪。还有了全团第一挺精光发亮的捷克式轻机枪，士气大振。当时八团内也有一句话赞颂这次战斗：打了吴可庄，有了机关枪。
大、小关战斗结束后，朱绍清即率二营西去立煌县四支队兵站，接运由兵站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交涉来的夏季军服。那时蒋介石还在履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协议，负责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朱绍清在流波巧遇国民党西北军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何基沣约朱绍清会见其旅长和团长吉星文。朱绍清看到了国民党的正规军，这个队伍更加整齐、威风，服装是尼头细布的，一色蓝油油的中正式步枪。吉星文是原冯治安三十七师何基沣旅二一九团团长，卢沟桥事变时该团首当其冲，率先奋起抵抗日军，很为国内舆论界和有识之士的称赞。会见时，朱绍清赞扬了他们的抗战精神。他们的旅、团军官亦盛赞四支队装备虽差，但有灵巧的战术，对四支队敢在蒋家河口和大、小关作战的精神极表钦佩。因军情紧迫，朱绍清当晚把部队拉走，返回皖中归建。
日寇在战而难胜的情况下，转向和平居民泄愤。几天之后，日军派部队将大、小关一带的村庄焚烧殆尽。
四 心开岭上不“开心”
1938年的7月、8月，一场台风和暴雨刮过大别山，有的地方合抱古树竟被吹倒。
国共和谈，出山抗战，高敬亭和四支队在鄂豫皖大别山和皖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可是在四支队下山东进抗日轰轰烈烈之际，发生了几件不那么高明的事件，让人为之扼腕。
第一是挤走了鄂豫皖国共和谈功臣何耀榜；第二是挤走了中央代表郑位三、肖望东；第三是和一些外地来的干部搞不到一块；第四是心开岭事件。
这些事，不仅影响高敬亭的形象，也说明他的性格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高敬亭过去一直在大别山，人与人之间相互熟悉，对对方的思想意识和指挥特点及为人都非常了解。作战时配合默契，工作起来很顺手、很愉快。再加上当年全军处于激烈的战争时期，这些问题被掩盖在频繁的战斗之中，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到下山抗战了，到了七里坪和东、西港冲后，有了稳定的环境，来了一些中央派来的领导和同志，矛盾像遇见了温床似的，迅速发育生长。
四支队东进前，中央根据高敬亭的要求，派戴季英来四支队帮助工作。本来，高敬亭与戴季英是红二十五军时期的老战友。戴季英去四支队似乎是合情合理，但这恰恰是对历史的误读。因为这二人都是疑心很重的人，个性都很强。戴季英在二十五军当过军政委和政治部主任，而高敬亭只当到师政委。但高任过省苏维埃主席、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后来又任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独立主持一方工作，加之在四支队高是主戴是客，又未设政委一职，所以戴只能任政治部主任，这就等于是制造出了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戴季英来到四支队，为这支部队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东进抗战的确做出巨大的贡献。高敬亭虽然接受戴季英为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但戒心仍大，总是不大欢迎政治部干部到部队进行工作，使得政治部工作很难开展，这对于红军部队来说，是不正常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戴季英的个性和工作方法也有问题，同高敬亭对抗争权，而不是忍让和帮助高敬亭树立威信，因此高、戴共事不久便使高敬亭非常疑忌。郑位三在和高敬亭的冲撞中，为了不让党和革命事业受到损害，采取忍让的政策，高敬亭看上去“赢”了。可是他要来的戴季英，就没有那样的好性格了。戴季英在性格上也很激烈，同高敬亭是刀对刀、枪对枪，互不相让，来不久就和高敬亭发生过几次冲撞，导致置高敬亭于危局的“心开岭事件”的发生。
1938年7月，四支队领导层在舒城东、西港会合后不久，高敬亭发现与上级来往电报有些问题，怀疑政治部发报向长江局告他的状，高敬亭率领警卫部队前往心开岭支队政治部，他要把这件事查清楚。他铁青着脸，一边走一边向四周的群山观察。夏天，这一带群山植被茂盛，青草野花，飞瀑流泉，风光甚好，可是高敬亭无心欣赏这些。队伍里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他身边的人都了解他，他心情恶劣时，容易发火。
蒋家河口之战，大、小关之战，等等，虽然让高敬亭高兴，可是最近他的心情有点恶劣，因为江腾蛟，因为戴季英这些人。他现在后悔不该向中央要戴季英来，不该让戴季英过多指挥部队，让他和长江局直接联系。他有可能在部队中拉山头……
坚持大别山斗争，高敬亭搞的是家长式的领导，讲的是绝对服从忠诚。可是现在队伍里却有了两个中心，天上哪有月亮遮住太阳的，居然还有人跟着那个月亮跑……司令部译电员江腾蛟在中间充当了很不好的角色。高敬亭就要把他抓起来审问。
四支队政治部驻扎在舒城县西南山区心开岭小村。这里有群山峻岭，南边连着西汤池和河棚山区。相传，此处水域有蛟龙作祟，吞噬童男童女。有神人作法，用钢刀放入喂食的面人腹中，蛟龙误吞下被划破肚皮，疼痛难熬，翻江倒海将下游搅成豁口，最后心脏破裂痛死在上游山上。后来人们就把那个豁口称为龙河口，与此相关的还有“红血畈”“乌沙”“心开岭（心脏划开）”“化龙尖（伤口化脓）”“龙骨冲（蛟龙在此地化为白骨）”等一系列地名。这个“心开岭”现在是八团和政治部的驻地。
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发明了电波，20世纪30年代电波也进入了大别山中的四支队。一种崭新的电报语言提高了作战效率，可是只言片语的细微差别，又造成很多不该发生的事。只有当事人才能清楚预见其中可能要拥抱或可能要拔枪的含义。
1937年11月份，长江局为给四支队配电台，要四支队派两个人去学译电，因为江腾蛟机灵、好学，被高敬亭选中了，另一个叫吴文先，是经理部“老主任”吴先元的侄儿。他俩一块儿到了武汉长江局，在长江局机要科学习译电。
江腾蛟，1919年11月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穷苦人的家庭。1930年加入共青团，不久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黄安县区儿童团大队长，鄂豫皖苏区陂安南县儿童局书记起步，到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空四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不少红二十八军的老战友总结江腾蛟这个人，说他是一个“人很聪明，为人不坏，为官不好”的人。江腾蛟在“**”中因与林彪集团靠得近，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公开承认自己参与谋害毛泽东，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好像是盖棺定论了。但很多人说他是此处坏，而彼处未必就不好。有人就说，江腾蛟聪明，好交往，重感情，会“公关”，放在一般朋友相处中，可能还真不错；但是一旦放到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之中，就可能成了“拉帮结伙”。稍微不注意，就会卷入政治斗争旋涡。所以，江腾蛟最后成为历史罪人，不少老战友说“这里有必然性”。
国共合作红二十八军下山到七里坪集中，年仅十七周岁的江腾蛟所在的鄂东北道委特务队解散了，特务队代理司务长江腾蛟被分到支队政治部总务科当科员。他在“肃反”时被开除的党籍，也在郑位三来后被恢复。
教他俩电台密码的是长江局机要科科长童小鹏，后来是周总理的秘书。童小鹏告诉他俩，译电员和报务员是极为重要的工作，你们选择了这个职业，生命就不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四支队。一旦情况危险，报务员必须抢在被俘前销毁密码，砸毁电台，然后把最后的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这段学习对提高大别山两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的视野和阅历，有很大的好处。那时江腾蛟也不识几个字，不过当时的密电码很简单，像字典那种，用阿拉伯数字，一弄乱，就成了密码。他就拿个字典，一个个地去对，去查，慢慢地掌握了密码翻译工作。江腾蛟很快成为这个行当的高手，不光发报的手法熟练，而且每换一套新密码，不出三天就能背得滚瓜烂熟，再也不用翻密码本了。他自然成了四支队第一报务员。后来华中选派六十人赴延安党校学习，江腾蛟入学的考试成绩较好，进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中高级干部的二部，其他同去的则在四部学习，这对他的快速发展起了相当作用。
过了两个月，他们和郑位三一起回到七里坪四支队。江腾蛟和他的电台成为四支队的宝贝。高敬亭知道，如果把四支队比作一个人的话，江腾蛟和他的电台就是人的眼睛和心脏。他告诫手枪团，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发生什么危险，你们必须首先保护好电台和报务员。失去眼睛，队伍就会迷失方向，不知所往，如果被敌人击中心脏的话，你们都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嘀嘀嘀……”随着一串串神秘电波飞向深不见底的太空，高敬亭足不出户就可以便捷地指挥作战，可是便捷又带来不必要的纷乱。
这时，高敬亭就感到江腾蛟这小子不大“听话”了，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走得近了。江腾蛟也感觉高敬亭对中央和长江局派来的人不能够很好地配合。照道理讲，译电员应该与支队首长住在一块，但他们回来以后，高敬亭却不让他和吴文先与他们住在一块，而是把他们安排与电台住在一起，似乎不想让他们靠近。于是江腾蛟他们心里就有点怀疑：高司令是不是认为从延安、从长江局来的那些人“不可靠”，是监视他的。不过，心里虽然那样想，嘴上还是不敢说的。
后来从七里坪东进抗日，江腾蛟他们还是与电台住在一起，不与首长住在一块儿。3月底四支队继续东进，到了流波，一个多礼拜后继续东进。高司令请假留后方休养，部队就由戴季英、林维先等其他领导同志带着继续东进，到了庐江盛家桥，司令部就驻在那里，电台当然也随司令部行动。江腾蛟当时与戴季英接触较多，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戴秀英是前线最高领导，按照制度，每次电报他都必须送给戴季英。
这时候出了一件事：七团的团长曹玉福、政委杨克志给高敬亭发了一个电报，说是中央来的人在下面搞“活动”。高敬亭当即回了一个电报，大意是：这些情况我知道了，怎么解决，等部队回来以后再说，你们暂时不要管他们，只要掌握好连以上干部就行了。这一来一去的两份电报，底稿江腾蛟都抄给了戴季英。但是这份明显制造高、戴矛盾的电报稿，交给戴季英，也确实危害性很大，这样处理也有问题。戴季英看了这两个电报稿后，也没有毁掉，就夹在一本《联共党史》中。那时《联共党史》是很新鲜的。有一天，曹玉福和杨克志去戴季英那里汇报工作，中间戴季英有事出去了一下，他们俩看到《联共党史》挺新鲜，就翻开来看，结果就看到了两封电报底稿，他们就把这事报告了高敬亭。
东进以来，甚至更早，高敬亭感到他过去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左右局面的权威，正在受到挑战。三年游击战争使高敬亭的威望空前提高，面对鄂豫皖内部各个山头的英雄，他的远见卓识都能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决定他们的命运。他的身边只有对他绝对服从的人，他的一切指示都畅通无阻。中共中央从延安、长江局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出一批干部到四支队工作，高敬亭却和他们搞不到一块。郑位三为顾全大局，主动退让。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则毫不退让，和高敬亭处处争权。还有中央派来的一批干部，也不如原有干部对自己那么尊敬。江腾蛟这小子也离心离德。高敬亭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更不能任其发展。……
在后方的高敬亭早忍着一肚子火，部队回来后，高敬亭就派手枪团部队到政治部把江腾蛟抓起来了。对他进行刑讯拷问。江腾蛟自己回忆说，翻来覆去地问他两件事：第一件事，问：“戴季英给你多少钱？你这样为他卖命？”江腾蛟说，我是听党的话，为四支队工作的。戴季英什么也没有给。一个月给五块钱办公费，加上零花费，都是支队给发的。第二件事，问：“戴季英请你吃了几次饭？”江腾蛟说一次也没有，没有不能乱讲啊。并且他们还逼他承认是托派，戴季英也是，江腾蛟被打急了，只得承认自己是的，戴季英也是的。他们还问中央和长江局派他们来是否为监视，江腾蛟说是的，并胡说中央派来的都是的。当时是夏天，江腾蛟穿的白衬衫都被血染红了。参谋长林维先在旁边坐着，也不敢说话。
打完以后，高敬亭就让人把江腾蛟押着，到支队的各直属队驻地去“示众”，以宣泄他的愤怒和权威。“示众”完了以后，经过政治部时，高司令写了个条子给戴季英，说：“你们说不搞‘肃反’了，可是长江局文件说鄂豫边不是有托派吗？江腾蛟承认自己就是托派，送你处审问处理。”正好戴季英与八团政委林凯在谈工作，老主任吴先元也在那里。戴季英一看，皱着眉毛说：“这不是要‘肃反’吗？实际上是要把中央派来的干部赶出这个部队。”戴季英对这一套太熟悉了。当时托派是中共天字第一号大敌，肃杀的重点。先安个罪名，找人逼供到你头上，就可以抓你！你不承认，是顽固，死罪；承认了，更是死罪！于是，戴季英当天晚上派人到七团和九团，通知从延安来的九团政委高志荣、七团参谋长林英坚、政治处主任文明地等二十多人，当晚就离开部队，到西汤池八团团部那里，暂时避开一下。当时八团团部离心开岭不太远。八团政委林凯还派参谋长赵启民连夜去前方找周骏鸣，要他把部队立即带回来，说高司令要缴他们的枪，还说工事都做好了。当时周骏鸣正带一、二营在舒桐公路上寻机打鬼子。周骏鸣分析说要冷静，高司令还不至于马上下命令打八团，双方部队都在一起行动过，关系都很好，就是下命令部队也未必打。如果把八团马上集中起来倒使高司令有借口。周骏鸣的分析得到参谋长的同意，所以部队没有开回去。(4)后来事态发展证明周骏鸣的分析是正确的。可见戴季英也确是过于紧张，把事情弄大了。
红二十八军改编成四支队下山抗战，“肃反”停了，可是心开岭这一出，弄得东、西港人人自危，处处笼罩在一种恐怖气氛之中。后来那些延安来的干部陆续离开了七团、九团部队，有的留在了八团。当时也安排了其中一些人到安徽省工委工作。
当时很多人就说由于高、戴关系闹僵导致“心开岭事件”，高敬亭、戴季英两人都有责任。戴季英这么做把事件不好的一面放大了，可以说是给高敬亭抹了满脸黑灰。“心开岭事件”对红军来说，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事件。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四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姚天成后来回忆说：心开岭事件最直接地诱发了“高敬亭事件”以及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使一些同志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某种“宗派”之中，也影响了一些同志的成长，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后，如江腾蛟还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高敬亭认为九团和戴季英走得近，九团的主要干部都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将抗战之初立下赫赫战功的九团撤销，对外保留九团番号，将九团一营改为四支队特务营，活动范围转到怀宁、桐城一带；九团二营调到七团，为该团二营；九团团长顾士多调任七团副团长，参谋长唐少田调支队部任参谋；九团后勤处调归支队供给部。九团打了蒋家河口之战，在前后战斗中活捉了十个日本鬼子，现在被撤销了，这也是心开岭事件后，高敬亭特立独行的一个错误结果。
不久，高敬亭也表示了高姿态，将自己的司令部东港冲韦家大屋让给政治部，司令部搬到一山之隔的西港冲钝斧庵。他派八团政委林凯和漆德庆去做工作，戴季英等人又从八团驻地心开岭，搬到东港冲韦家大屋办公。
戴季英回来后，江腾蛟就不在司令部当译电员了。戴季英给了他一支枪，五十发子弹，五块钱，让他到程启文的战地服务团去当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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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这次战斗的歼敌数字，还有十余人、二十余人、四十余人等说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4) 《周骏鸣自传——百年征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