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更是一片热烈的掌声，特别是“肃反”这一段，董必武不是作为重点强调的，可是大家听得更来劲。
高敬亭做了表态发言：“董老这次来四支队检查指导视察工作，我代表四支队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坚决的拥护。董老传达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我坚决拥护，举双手赞成。原来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我由于对他迷信，不但不敢反对他的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他的错误路线，伤害了一些同志，现在也追悔莫及。不过，在抗日战场上，我愿意和同志们一起再立新功，以弥补原来的过失。”
董必武同志急忙纠正说：“张国焘是张国焘，我们是我们，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不是他张国焘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不要因为他的错误搞上挂下联。敬亭同志做了自我批评，认识上提高一步很好，但不要因此而有顾虑，我们即使平常工作中有些问题，但与张国焘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点请同志们注意。如果搞上挂下联，也会犯扩大化的错误。当前我们就是要集中思想，集中精力，一切为着抗日战争，这是头等大事，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高敬亭同志是我党的好干部，他坚持大别山是有功的。但在斗争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这是次要的。我希望你们总结多年斗争的经验教训，东进抗日，更好地消灭敌人……”
高敬亭听了董老这段讲话，感到心中无限温暖，更增加了对董老的敬佩和爱戴。
回司令部的路上，乌沙是一片春光，一片葱郁。董必武说：“皖中真是好地方，春和景明，人杰地灵啊！”
“我们大别山都是如此！”
“是啊，论自然环境，我们可是强于延安的黄土高坡了。但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全国各路大红军都在那里，是我们的指路明灯。你们这里近水楼台！许多仁人志士本来投奔延安的，只是路途遥远难行，就投奔到你们这里，这里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但可别忘记了延安对你们的重视和支持啊！”
“那当然啊。还请董老多提批评意见。”
根据高敬亭的安排，董老来到四支队手枪团，给手枪团的一、二、三分队的全体干部战士，还有司令部的参谋、干事等三百多人做了形势报告会。在形势报告后的第三天下午，在司令部旁边的树林里，董必武还给四支队司政后机关二百多名党员上了一次党课，阐述了党的性质、党员义务、党的组织与纪律、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对党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要求。课后，政治部组织科决定今后每周六为“党日活动”，各支部活动内容要报政治部。
第四天，高敬亭司令设宴欢送董老，特地把国民党舒城县政府的厨师请来做了个大蛋糕，一套餐具也是从国民党县政府借来的。手枪团汪少川和詹化雨都参加了。汪少川还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蛋糕，第一次吃过那么好、那么甜、那么大的蛋糕！穷孩子从小没有吃过，也不知道这玩意。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异常艰苦，哪吃过那玩意啊，见也没有见过。
董老第五天就走了，高敬亭派人送行，经过舒城县城时，还和鲍有荪等舒城地下党接了头。动委会工作团李竹平等几位负责人和倾向进步的县长陶若存，请董老在民众教育馆向青年做时事报告。
董必武在离开四支队，经六安、金家寨返回武汉途中，回到了黄安家乡，巡视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黄安县委的工作。董必武指示要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抗日武装。5月15日，董必武在郑位三等人陪同下，进入黄安城，受到了县长余义民等黄安县政府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董必武利用这个机会先后与黄安县三十多位知名人士谈话，促使各界进一步团结抗日，巩固统一战线。17日，董必武应邀到黄安中学演讲。当讲到黄安在土地革命战争已经牺牲了几万人，现在又将遭到日本侵略军的**时，他泣不成声，许多爱国人士纷纷流泪。董必武最后说，为了全中国人民的生存，同时也为了全黄安人民的生存，我希望黄安各界人士同心协力，团结抗战到底。18日，董必武冒雨乘坐一只木桶渡过波涛汹涌的倒水河，离开黄安返回武汉。
六 进驻东、西港
董必武走后不久，日军第十师团濒宏支队、第十三师团获州之一部、第十四师团一部、第十六师团之三十旅，共十万余众，入侵皖中、皖西，企图由江淮孔道攻鄂豫，掩护其主力西侵武汉。第十六师团坂井德太郎少将指挥的步十三、骑兵第六联队，野炮兵第六联队第三大队从芜湖出发，横渡长江，先后占领和县、含山、巢县，5月14日攻陷合肥。
在乌沙待了二十多天，高敬亭感到乌沙地势低，处在一条山洼之中，冲地也显狭窄，不利部队展开和驻扎。另外，由于日军抵进桐城和舒城，支队部离日本人也太近，于是决定重新选择驻地。他打开地图，看到乌沙东边东、西港冲一带山大岭多，就带领手枪团政委汪少川、团长詹化雨等人来到东、西港冲察看地形，并了解当地群众的情况。高敬亭一下就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东、西港冲，位于舒城县西南山区。此地群山环抱，峰峦起伏，在群山环抱中间形成一块开阔的冲地，坐落着几十处村庄，进可攻，退可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政治上看，这一带党组织建得早，群众基础好，红军时期有土地革命的传统；从军事上看，东、西港冲东邻庐江、合肥，南界桐城、潜山，西接岳西、霍山，北与六安毗邻。西南部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资源丰富，安庆、合肥公路横贯其中，乃为合肥、安庆交通之要冲，亦为大别山向皖中皖东行经之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时期，这里是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红二十八军和皖西北独立师多次转战此地。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师长孙仲德曾在此养病。1938年4月，在西港冲钝斧庵成立中共东、西港冲党支部，全支部有三十多名党员，辖西港冲等三个党小组。高敬亭到过这一带的山区，感受到人民的热情。这里文化发达，交通便利，物产富饶，人口稠密。不论是工商士绅、工农学兵，革命的热情都很高。
当四支队到了东、西港后，当地群众一听说当年红军“高部”回来了，待他们就像亲人。部队一到，当地群众就忙里忙外，帮助安顿部队，还向部队提供情况，配合部队开展宣传工作。有的人甚至带枪上阵，配合部队作战。
红二十八军之所以能够胜利地坚持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是因为有了大别山这个天然屏障。红军在此就像鱼游大海一样，来去自如，游刃有余。有山，就有了一切，有山，就可以打游击，就有了巩固的后方，就有了稳定的靠山，也就等于有了政权。抗战开始后，这里既是我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理想根据地，又有利于和新四军各部的联系。除此之外，东、西港与中共安徽省工委、党中央、长江局及军部联系，也较为方便。从军事上看，这里有手枪团精锐部队守护着，与自己三个团是等距离位置，适宜作为指挥部队的中心，也适合于设置后方。高敬亭要以这里为中心，指挥四支队的抗战。
不久，新四军四支队党政军群机构迁至东、西港冲。在舒城，有南港、东港、西港、北港等地名，这里没有大海大江大湖，也没有港口，可是为什么却会出现这几个颇带江河湖海意味的地名呢？
细说起来，这是沧海桑田、大地变迁在历史记忆中的折射。在东、西港的北边，有座高山叫钓鱼台，据说是当年姜太公钓鱼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见舒城县城。据说当年山下俱为汪洋，汪洋的四边就是东港、西港、南港、北港，后来天翻地覆，沧海变为高山平地，可是这几个地名仍然保留了下来……远古洪荒时代，这里确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迁，不远处阙店乡就有几座死去的火山口，至今还能找到散落在四周的火山弹……
四支队司令部驻东港韦家大屋，政治部设在河棚心开岭，参谋处驻东港冲小四湾，卫生部驻距东港冲不远的程河道，军医处（总医院）驻西港冲董家老庄和黄家祠堂，被服厂驻西港冲华家四房和老湾，修械所驻西港冲华家四房和东港冲毛竹园棵，手枪团驻西港冲静影庵。另外，还有经理部、交通队、特务连、通信连、学兵连、新兵连、司号连等均驻于东、西港冲。四支队战地服务团驻在一河一山之隔的六安县东河口小华冲村和南官亭村储姓地主储老庄、储新庄庄子里。
至此，舒城东、西港冲成为四支队在皖西、皖中、皖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高敬亭在这里创建了以舒城为中心，包括桐城、庐江、无为、巢湖、合肥、六安等县的皖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了四支队东进抗日斗争的新阶段。
东港冲坐落着一幢坐西朝东的徽派建筑——韦家大屋。韦家大屋当时是一个韦氏家族的居住地，共有二十多间房屋。门口有口月牙塘，这也是当时居住风水的必然要求，也就是“前有照，后有靠”。韦氏家庭是当地名门望族，也是开明士绅，坚决支持抗日。他们把大屋粉刷一新，让给军部，全家也投身了革命。5月下旬，支队司令部进驻东港韦家大屋。
高敬亭的司令部设在韦家大屋的右侧三间屋里，高敬亭在这里指挥了新四军四支队初期对日作战。
在与东港冲一山之隔的西港冲半山腰的一个山洼里，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寺庙叫钝斧庵。这是当地一户周姓大地主花钱为自己母亲建造的。钝斧庵坐东朝西，三进，每进九间，两边有包厢，前面有个大院，大院有门楼，门楼上有“钝斧庵”三个大字。很多四支队老同志在回忆中都提到这三个大字。当年周姓地主起屋建成大庵后，问两个木匠师傅，庵造好了，可还没有名字呢，你们给起个吧。两个木匠师傅想了想说，建造这个庵，用钝了多少把斧头啊，干脆就叫“钝斧庵”吧。也有传说是鲁班师傅用钝斧建造的。7月，四支队心开岭事件之后，根据高敬亭的安排，政治部由河棚心开岭移驻韦家大屋。高敬亭率司令部和手枪团移驻西港冲钝斧庵，手枪团居住在钝斧庵前后左右的村庄里。红军革命时期，这里也曾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高敬亭选择这里作为他的司令部，也算是一种回归，或者说是闹中取静吧。
从此以后，舒城东、西港冲成了华中人民抗日灯塔，犹如一面鲜艳的红旗，穿云破雾，闪耀在皖中大地上。东、西港冲成为华中人民向往的地方。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年、教师、学生、农民从四面八方，翻山越岭来到此地参加抗日队伍，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面。
在东、西港老苏区，四支队的干部战士像星星，撒满天，撒满地，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嘴里总在唱着抗战救亡的歌曲；吃自己带的干粮，喝井水和沙河里的凉水，开展着工作。和当地干部群众分别时，双方总是手拉着手，依依不舍。
还有零零散散的游击队员、便衣队员，还有当地和外地的进步青年，络绎不绝地来到四支队。高敬亭将他们放在新兵营、培训班、战地服务团里。这些新来的人经过培训后，都被高敬亭用从国民党那儿缴获来的武器武装起来。高敬亭把他们和红二十八军老战士合编在一起，加入新四军江北这支以老红军为骨干的四支队，这支部队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展成为一支对日本人来说极其可怕而且有战斗力的部队。
一位上海青年江岚，也正在往东、西港冲奔来。
江岚是安徽泾县人。1934年到上海求职，考入铁路系统就业。1936年3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江岚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抗战爆发后，他放弃优越生活前往延安考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被分到长江局，长江局又将他派往四支队。
1938年7月12日一大早，他只身一人从武汉江边踏上去团风的小火轮，从团风登岸后经黄冈境，从山路直奔战时安徽省会立煌县城金家寨。此时中共安徽省工委也设在此处。傍晚，他见到了彭康书记。彭康在竹林中新建的竹棚会议室给他说了四支队正在几条公路上打击来犯的日寇，连连得胜，令人鼓舞。第二天，在工委交通员带领下他们向舒城前进。江岚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着，爬上山顶，看那云雾缭绕的群山，山峰就如大海中的小岛；走下山谷，又好像陷入无底的深渊。路上，交通员说：“你到四支队，能上前线打鬼子了！四支队打鬼子，特棒，现在传得可神了，都是能文能武的人。枪法准得百步穿杨，在安合路上打鬼子，走起道来像阵风，连鬼子的汽车都追不上他们！鬼子也直喊他们是‘马虎子’！”日本人很迷信，认为他们是神奇的鬼神。
“真的？那敢情好！大家齐心合力打鬼子，就能早点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通过几道岗哨，他们看到西港冲左边小山坳里露出一座大庙，交通员一指：“到了。”江岚走到一座大庙前停了下来，见庙门上有“钝斧庵”三个大字。
门卫里面出来一位瘦小个子的同志同他们打招呼，领他到里面厅堂上坐下，然后进入里面房间。原来他是高敬亭司令员的秘书廖华，也是长江局派来的老干部。江枫喝着茶，一会儿，左边厢房走出一人，中高的个儿，穿着褪色的军服。廖华说，这是高司令！
这位首长就是高敬亭。江岚心想，他不像叱咤风云的武将，倒像个文人，看上去有点文弱，面色甚至有点蜡黄。这真是出乎意料。高司令和颜悦色地说：“路上辛苦了。”他又问了路上和武汉一些情况，有了两次去武汉的经验，他对武汉并不陌生。这时，警卫员陪着一位军人走进来。高司令员说，这是手枪团团长詹化雨，你以后就在他团里工作，做政治教员。
江岚虽然乍来到手枪团，但一见这些生龙活虎般的战士，他从心眼里高兴。
关于手枪团，他听得太多了：“手枪团，每个人长短两大件。”“还有轻机枪、重机枪。”“人人都是左右开弓，打两架盒子的高手，个个都能百步穿杨。”人们把手枪团描绘成《七侠五义》里的人物。江岚理解，人们苦受严寒，渴望有替他们伸张正义、保护他们的英雄。而在这些质朴的指战员的身上，确实能看到一种英雄的力量。这力量来自崇高的理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有坚强的意志，烈火般的热情。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热情，一切阻挡革命前进的东西，都将会被轧毁、碾碎。
江岚也由此成为一名四支队的军人，随后在人民军队中战斗了二十七个春秋。
七 《放下你的鞭子》
1938年5月间，担任四支队政治部总务科科长的程启文，奉郑位三之命率新四军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一百多人的队伍，追赶已经东进到舒城的主力部队。他们刚刚进到霍山县城，就见到国民党的川军和桂系军队大批地往大别山里撤退。此时的霍山城已被日寇的飞机轰炸过，留下的是满目疮痍、一片凄惨悲凉的废墟。前线战况如何，谁也讲不清楚。当程启文和他的队伍前进到六安县的毛坦厂小镇时，迎面而来的仍然是蜂拥杂沓的“国军”撤退的大军，而他们一百多人的队伍却迎着撤退大军向东挺进。这时，一位川军少校营长迎面走来，跟程启文打招呼道：“唉，新四军的弟兄们，辛苦了。我们都在往后撤，你们这么点人枪还在往前跑，不是白搭吗？”
程启文说：“不，我们虽然人少，但前面有我们的主力四支队，身后有千百万人民，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不收复丧失于敌手的大好河山，我们有何脸面生还？逃跑当亡国奴，那还算什么共产党，还算什么新四军？”
这位营长连连点头称赞说：“了不起，你们有毛泽东的领导，有旺盛的士气，有人民的支持，中国有救，可是，瞧瞧我们，真是很惭愧……”
他用鄙夷的眼光看了一眼正在向西奔逃的形同溃兵的国军，继续说道：“我们川军自从开到安徽以来，战区混乱不堪，士兵们有两个月没有发薪水，连吃饭也得不到保证，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又何谈抗日？他妈的，一个劲地往后撤、撤！不过，这回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打仗了，大家一块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是当着你的面说好话，要真的正儿八经打鬼子，还得靠你们啊。中国人嘛，还能让小东洋欺负着！”他情绪激动，很不满地骂了起来。
程启文和这位友好的川军营长握了握手后继续前进，很快就到达了政治部所在的心开岭小村庄住下，他急忙到东港冲去看望高敬亭司令员。
高敬亭一见到他，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你终于赶来了。我身体欠佳，未能随部队赴前方，暂时休息治疗一段时间，随即就去前线。”
程启文向高敬亭汇报了七里坪留守处撤销的详细经过，并把他从武汉带来的，由国民党负责供给四支队的薪金六千元交给了他。
高敬亭司令员接着向程启文介绍了前方的一些情况，他说：“国民党军队在合肥及附近驻有十几万部队，还说要保卫大安徽、大合肥，而真正在合肥前线抵抗的却很少，不敢同日寇正面作战，前方尚未打响，后面就惊慌逃跑。在大别山东线国民党左翼兵团就有六个军十三个师及一个独立旅，共十万人左右，还有几个保安团，而入侵这一地区的日军也不过一万多人，理应取得更大的战果。这主要是国民党多数部队畏敌不前，处处避战，节节败退，使侵略者如入无人之境。我们刚进到舒城县境时，蒋介石就下令要我们全部开到浦口前线，接替国军防线。蒋介石是想借日本鬼子之手把我们搞掉。但我们有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按中央的指示，在敌后用游击战术来抗击日寇，决不能同日寇打正规战。”
最后高敬亭对程启文说：“你来得好，休息一天到前线去，找政治部戴季英主任。我写信给戴主任，请他分配你的工作，你就不要回湖北去了。”
戴季英让程启文担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戴季英说：“你还是和我们一起来干吧，怎么样？不让你带兵了，也不让你管钱了。你在红二十五军长征时就是政治部下面的宣传队队长，你性格开朗，爱说爱唱，而且还耍过大刀，能文能武。现在新四军政治部有战地服务团，这个战地服务团经常要离开部队单独进行活动，要有一个军事指挥员去领导，所以派你去当团长。”
“我服从命令。那么团员呢？”
“团员可多呢，全国各地来的青年男男女女学生，有大学生、中学生、青年工人，甚至还有儿童。主要工作是宣传、教育，以及一切政治性的活动，甚至要进入到敌占区去工作。在七里坪上任的副团长汪道涵，那可是在上海上过大学的进步青年，吹拉弹唱、琴棋书画都会，又能编戏，也能导演，还可以演出。你要帮助他，培养他。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在东进路上演出、宣传、刷标语，每到一地，还召开群众大会唱歌演戏，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动员，做了大量工作。你可不要小看这项工作。”
战地服务团是四支队在3月初东进前几天于湖北黄安七里坪组建起来的。当时七里坪有一个中共鄂豫皖特区党委办的青训班,学员都是仰慕新四军之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在加强政治领导过程中，郑位三、高敬亭和戴季英参照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部的办法，将青训班第二期留下的部分学员、第三期学员及枣林岗教导队一部分学员合在一起,成立了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男女团员四十余人。成员皆为知识青年，大都是平津各地流亡学生和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地的青年学生。这是四支队首次吸收知识分子入伍，也是最多的一次。战地服务团成立后,立即随四支队从七里坪出发,东进抗日。
“你们和战斗部队一样，战斗是在最前线。你们的工作就是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抗日，深入村镇向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讲抗日道理，写抗日标语，散抗日传单，呼抗日口号，唱抗日歌曲，演抗日话剧，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你们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集镇上，大村庄里，大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等抗日口号，使沉睡中的人们惊醒，感悟到我们一定要抗战，打败日本鬼子，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战地服务团到达舒城后，立即深入六安、霍山、庐江、无为、巢县周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锣鼓一响，一会儿就聚拢几十上百甚至成千的人。战地服务团演出后演讲，讲日本鬼子进攻卢沟桥、北平、上海、南京、芜湖、安庆，马上就要到我们这大别山地界来了。日本鬼子占了东北、华北、山东，都干了奸掳焚杀的坏事。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把小日本鬼子赶出去！战地服务团还利用开会、贴标语口号，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并与当地一些抗日团体相互配合，做群众工作。一些偏远地区的群众，还不知道卢沟桥事变。这回听说了，都骂日本鬼子。说这还了得，可不能当亡国奴，咱们得拿起武器跟日本鬼子干！
这种宣传、教育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皖西、皖中大人小孩差不多都能唱《国共合作歌》《游击队》以及《生死关头》等，甚至会演说了。皖中一带的人民，至今还记得战地服务团副长汪道涵教唱的歌曲：
“共产党和国民党，他们现在站在一条线上。两党贡献全部力量，我们一起走上抗日战场。”
汪道涵，1915年3月出生于安徽嘉山县（现为明光市）明光镇，是同盟会元老汪雨相之子。由于津浦铁路开通，在明光设站，明光小镇成为皖东重镇，嘉山县新中国成立后也改为明光县。汪道涵本是明光镇“胡、李、汪、秦”四大家族中的汪家大公子。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才生，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努力向党靠拢。党组织很快就发现了他，并予以重点培养。1933年3月，汪道涵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因为宣传抗日被捕释放后，考入光华大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回乡组织明光抗日旅外青年战时服务团，创办《抗日快报》，报道抗日消息和日寇的暴行，组织“抗日救亡剧团”，到街头和乡村演出抗日救亡剧目。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汪道涵成立中共明光镇临时党支部，自己担任书记，并先后发展五位青年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明光临时党支部成立后，为与上级组织联系，汪道涵曾派人到南京寻找中共中央代表团，后因全国抗日形势日益紧张，未能接上头。1937年10月，抗日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随时都有攻陷南京的可能。明光与南京近在咫尺，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多年来在汪道涵的宣传、影响下，父亲汪雨相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政策的了解日益加深，已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在延安。因此，他们决定前往延安。10月10日晚，汪氏父子带领全家、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及家属，共二十八人，北上奔赴延安。路上一行人历经艰难，行程千里，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终于到达延安。汪氏父子为抗日毁家纾难，投奔延安，一时被传为佳话。到延安后，汪道涵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春，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中央先后派多批干部前往四支队工作。校长成仿吾找汪道涵谈话时说：“延安固然是个好地方，但是全国的抗日青年都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当前，最需要你们的，是投身到实际的抗日斗争中去，到杀敌的战场上去！”
汪道涵便于此时从延安来到湖北大别山中黄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到了这里，很多汪姓人士告诉他，他是唐朝越国公汪华的四十七代孙，和大别山中的汪姓同宗同祖。从此，汪道涵便和这支大别山诞生的红军部队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在鄂豫皖区党委的青训班学习，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成立后，被选中担任四支队战地服务团的副团长。在汪道涵自编自导下，他们赶排了《凤凰城》《迷途的羔羊》等抗日剧目，举行公演。他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战友》《秋阳》《战火》等抗日话剧，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他们还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深入城乡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演戏歌唱，散传单、贴标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大别山农民黯淡的生活增添了乐趣。团长程启文上任后，也和副团长汪道涵一道上台演戏，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中有了“父亲”的固定演员。每次演出都收到很好的效果，观众们时常被剧情所打动。由于演得逼真，还有人上来干涉，引来很多行人。战地服务团成为四支队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汪道涵感到，抗战前，皖西乡村生活枯燥无味，死气沉沉。但是，自从来了四支队，这里好像开始改变。旧世界土崩瓦解了。六安城乡很多女学生参了军，有一品斋笔店的、海峰女中的，成了战地服务团和各级动委会的工作人员。当她们跑到乡村妇女门口敲门时，封建的土豪劣绅家的太太小姐闭门不纳，打发男人出来应付那些“红色娘子军”。男人开门一看知道这些女性不坏，便将她们招呼进屋，让座斟茶，叫媳妇和邻家妇女陪伴她们。妇女救国会就这样在一个个村子里成立起来，到处都是抗战歌声。
程启文，十四岁时参加红军，一直拿枪战斗，不过他性格活泼，爱说爱笑，后来在政治、后勤部门工作时居多。这回戴季英也算是知人善用了。他的到来加强了服务团的军事力量。很多老同志回忆说：程启文你别看他“土包子”，也上台演戏呢。四支队战地服务团那时演《放下你的鞭子》，其中的父亲就是程启文最早扮演的。新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他成为共和国少将。
1938年7月，战地服务团到达无为县，一个十四岁的文艺青年胡士平参了军。胡士平从小就喜欢音乐、笛子、口琴、胡琴，是唱着歌曲来到战地服务团的。他后来回忆，程启文是我的领导，汪道涵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战地服务团的主要工作是宣传，发动群众。每到一地，住上三两天，到乡镇街头或到农村田间演讲、唱歌、写标语、串农户，内容只有一个：日本鬼子打来了，不能做亡国奴。新中国成立后，胡士平成为海军文化部副部长兼海政文工团团长，是红色经典歌剧《珊瑚颂》的作者。四支队战地服务团还是一支坚强的民运工作队，他们对驻地和敌后群众开展宣传，增强群众抗战救国的意识；帮助群众建立抗战组织，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以至建立抗日政权；帮助当地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战地服务团通过实际工作培养训练了干部。经过这所大熔炉培训的知识青年，输送给部队、地方担任军政干部和文化干部的在近百名以上。汪道涵和程启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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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39页。
(2) 《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3) 张明河：《赴武汉向周副主席汇报》，载于《周骏鸣自传》，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67页。
(4) 《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5) 《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6) 原文中误为张青萍。
(7) 《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8) 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编写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1985年11月版，第8页。
(9) 《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10) 《张如屏关于安徽工作谈话记录》，1938年11月20日，原件存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11)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