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有荪出身于安徽合肥的名门望族。其祖父为李鸿章的管家，合肥总商会会长；合肥包公祠即为其主持所建。其父鲍哲文，早年为安徽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安庆马炮营起义的炸弹队队长，民国以后为冯玉祥的高级参谋。其母为“包青天”包拯的后代。
鲍有荪，一个如花似玉的富家小姐，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亲眼看见国民党在安庆自家后门口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心中十分同情和愤怒。在共产党人不断被逮捕、被杀害的白色恐怖中，出于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她在合肥省立第六女中读书期间就参加了“朝曦读书会”、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积极组织学生会参加抗日救亡和反帝爱国运动。1932年12月，十六岁的鲍有荪经共产党员、老师谢立惠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刘敏任书记的中共皖西中心县委领导, 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严峻形势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她的父亲此时在安庆组织安徽名流至京控告刘镇华“祸皖”，而鲍有荪却要通过武装斗争来彻底消灭刘镇华和他的军队。1934年9月，因中共皖西中心县委被破坏，鲍有荪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5年夏，鲍有荪离开家乡，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因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被列入黑名单，后转入上海新华艺专读书。在此期间，她积极参加一些进步活动，并担负沪东区的秘密交通工作。她下决心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解放中国人民而奋斗和牺牲。1937年7月，鲍有荪放暑假回到合肥奶奶家中期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她被迫羁留家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然而，日寇的枪声催促她要尽快地找到党，当南京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一传来，她就匆匆扒上了去淮南的煤车，准备去南京，可是路上听人说南京被炸，铁路不通，八路军办事处已迁往武汉，不得已又折了回来。此时，全国抗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她心急如焚。因为鲍有荪曾在中共皖西中心县领导下工作过，知道舒城是大别山老游击区，那里一定有党的组织，同学也多，可以找到落脚的地方。决心下定后，她写了一封信给家住舒城桃溪的女同学韩同华，向她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韩同华马上回了信，表示欢迎。此时，母亲病逝，父亲新娶，她们三个姐妹待在合肥奶奶家，家也没有什么好留念的。于是，鲍有荪打起背包，冒着炎炎烈日，步行来到了舒城韩同华家。在舒城很有实力的韩家，将她介绍到舒城桃溪第二高小任教。
抗战爆发后的舒城，由于内战时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国民党主张片面抗战，抗日的浪潮还没有波及这个大别山东麓的县城，这里一切如常。舒城的党组织还在吗？怎样才能找到党组织？一个多月来，日寇**，国土沦丧，山河破碎，多少同胞呻吟于日寇铁蹄之下，惨死于倭寇魔掌之中。豺狼入室，疯狂至极！舒城岂是世外桃源？形势迫使她要迅速行动起来。在没有找到党组织之前，她决定，首先将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在桃溪二高，她教五年级的语文和全校的美术音乐。在教学中，她把能看到的抗日救亡的内容材料编成教材，在课堂讲授。教学生们唱《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以前舒城城乡听不见抗日救亡的歌声，现在像“千万人的歌声，高呼着反抗，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大家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朝外放！”之类的歌曲，在校园内外到处传唱。
她的专业是美术，便教学生画抗日漫画、宣传画，并举办全校四五年级的抗日画展。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抗日必胜”的演讲，控诉日寇罪行，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在生活上一个月只领十六元生活费，多余的工资全退。艰苦的斗争和艰苦的生活，磨砺了鲍有荪的意志，也使她完成了从富家小姐到革命战士的转变。
鲍有荪如果知道她的战时舒城桃溪之行，在桃溪少年们的心里播下多少英雄的种子时，她一定会满意地感到不虚此行了。
白衫、黑裙，她的才，她的貌惊艳了桃溪小镇。她的演讲，把学生们感动得痛哭流泪。学生们很积极，个个都很机灵、聪明、可爱。他们的艺术禀赋由于没有教学条件而埋没了。现在在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充满**的老师的点化下，歌一学就会，画也画得相当好，很有独创性和想象力。他们宣传抗日的劲头可大了，桃溪镇处处可以听见他们的抗日歌声，看到他们的抗日漫画。桃溪守旧势力惊呼“桃溪快要被赤化了”。后来这个学校有四十多位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桃溪也成为舒城县抗日宣传最红火热烈的地方。鲍有荪也引起了舒城各界的关注。
10月，鲍有荪同时接到县民教馆、舒城县中学的邀请，分别要她去搞宣传教育。一个给月薪八十元，一个给一百元。关于钱她根本不考虑，她答应了县民教馆的邀请，因为民教馆比县中更易开展宣传活动，可以开展抗日工作。她每月只领十六元吃饭，其余皆交回！
到了民教馆，她到馆长韦伯英那里报到，向他提出了如何进行抗日宣传的一些要求，提出要买一些画笔、颜色、纸张等宣传用品的建议。韦伯英一一同意。以后，鲍有荪同样用画画、教唱歌、出墙报等方法在城关进行抗战宣传。
这时，全省各县纷纷成立抗敌后援会，鲍有荪机智勇敢，见过世面，活动能力强，她以民教馆名义出面，成立舒城县抗敌后援会，这使舒城抗日宣传工作更加热火朝天，宣传的范围也由城关到农村。这时，鲍有荪更加迫切要求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她找到在上海结识的舒城籍共产党员傅承铭请教。
“你应该到东沙埂去，去找金飞霞的家人，那里一定会有党组织。”听了傅承铭的话，鲍有荪感到茅塞顿开。
傅承铭，1904年生于舒城城关，老家在春秋山，父母早亡，被送人做童养媳。为反抗旧式婚姻，她青年时离家出走，来到安庆女子职业学校半工半读，每周三天劳动，三天读书，不交饭费和学费。穷苦人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傅承铭便在这里投身革命。1929年她在安庆因宣传马列主义被捕，经鲍有荪父亲营救获得释放，后到上海华德印染厂做工，进行地下活动，并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她和舒城籍的共产党员吴云邨及金飞霞都有接触。她因1933年在上海欢迎巴比赛的大会上散发传单再次被捕，被投进苏州监狱。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后，傅承铭和金飞霞同时获释。经组织批准，金飞霞已奔赴延安，她则于1937年9月回到家乡舒城。此时，傅承铭也正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发愁。她们在舒城的相见分外地高兴，谈得很多也很久。
金飞霞，1910出生在舒城县东沙埂乡（今属南港镇）一个较富有的家庭，1924年进舒城城关第一高等学校读书，1926年考入南京安徽公学，1929年秋考入武汉大学。在校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天金飞霞由武昌过江到汉口参加党的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当场被捕，虽受酷刑，但始终未暴露身份。后由武汉大学教授陶因出面担保，改判五年徒刑。两年半出狱后，回到家乡，继续宣传革命，在东沙埂等地组织农民协会，号召贫苦农民起来斗争，铲除封建剥削。1932年他考入上海大厦大学政经系，不久与沪西党组织取得联系。因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被校方勒令退学。1933年五一节，他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组织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局逮捕，在苏州监狱关了半年，因无“罪证”而获释。1934年，他进上海中国公学读书，任中共法南区委负责人。一次在电车上被查出携带党的宣传品被捕，虽经多次酷刑，但他拒不合作，被转入苏州反省院。1935年4月，他由苏州反省院获释后，参加大厦大学师生集会，声讨汉奸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罪行，遭到特务殴打，头部受重伤。1936年春，他先后在上海两所中学任教，参加上海工联工作，并创办进步报刊。1937年4月，他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八一三”以后，金飞霞被释放，由夏衍介绍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不久，调山西省临汾市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学兵大队二区队任政治教官，1938年2月，调八路军总司令部任秘书，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领导下工作，负责起草函电，接待国民党方面人员和社会民主人士，宣传抗日工作。舒城不少人都知道东沙埂有个金飞霞，何等了得，他在八路军总部工作。
经过傅承铭的指点，鲍有荪想，东沙埂那儿是金飞霞同志的家乡，红军时期又是苏区。那儿一定有群众基础，有坚持下来的同志，到那里又可以深入农村，接近群众，便于发动和组织。主意打定，她就以县民教馆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去了东沙埂。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日朗风清。出了县城往南走，空气倍觉清新，泥土气息甚浓，鲍有荪涉过宽约二十米的南港河，径直朝东沙埂群山中跑去。
东沙埂位于南港西南部约五里处，这里山峦起伏，岗岭纵横，翠竹耸天，青松盖坡。踏上这块光荣的土地，望着那山上田间劳作的群众，一种活泼生动的异样的感情涌上鲍有荪心头。
鲍有荪捋了捋额头的发际，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在山塝边的一个小村打听到了金飞霞的家。
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一片竹林，鲍有荪来到依山傍水的金飞霞的家门前。这是一个开阔的前后两进宅院。屋里一个五十开外的老人正在忙着什么，见鲍有荪来到门前，探出身来，迟疑地打量着她，问道：“姑娘，你找谁？”
“大伯，我是来找金飞霞的。”鲍有荪说。
“他不在家！”他说完转身想走，忽儿回来，冲她问道，“你是谁？”
鲍有荪想，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长者面前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她干脆地答道：“我叫鲍有荪，县抗敌后援会的，是共产党，到这来是组织抗日游击队的，请您老不要对外人说。”
这是个精神矍铄、干练、机警的老人，听鲍有荪说自己是共产党，惊疑的脸上露出一丝欣喜的表情。金飞霞的父亲金沛之是当地开明士绅，因倾向革命，营救过共产党人。
金老伯放下手中的活计，把鲍有荪领到家中，像待亲人一样接待她。这工夫屋里走出一位老妇人、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姑娘，原来是金飞霞的母亲、媳妇和妹妹。鲍有荪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身份、经历、来此的目的后，他们都消除了顾虑，待她非常热情，向鲍有荪介绍了当地过去闹革命红火的情景，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等等。他们说这里不少人是被迫自首，“人自首，心不自首”，盼着红军回来。他们还告诉她当地只有一个人没有自首，名字叫陈先朝，四十多岁，是个木匠；还有一个于胡子，虽然被迫集体自首，但心没有变，没有干坏事，原来是我们“摸瓜队”的，可以依靠。另外，缸窑一带的一些木匠、篾匠、烧窑工人是主要的建党对象。
在金飞霞父亲及全家的帮助下，鲍有荪很快弄清和掌握了东沙埂一带的基本情况。一天晚上，她让金大伯把陈先朝、于胡子等进步分子找来。油灯如豆，光线微弱，但却照亮了围坐案桌前每个人的心。她说：“同志们，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我们的华北、上海、南京，侵占了我们大片国土，进行疯狂的掠夺，屠杀人民，奸污妇女。日占区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多少亲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同胞背井离乡，无家可归。这血海深仇、国耻家辱岂能不报？我们一定要赶走日本强盗。但是，要赶走日本鬼子，就得在共产党领导下，拿起刀枪，依靠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党有了大发展。现在我们虽然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必须组织起来，把一些隐蔽下来的党员和基本群众联系到一起，拧在一块。如果我们不立即组织起来，日本鬼子一来，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不都做了亡国奴了吗？那中国还有何指望？”
大家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嚷道：“鲍同志，你就把我们组织起来吧，你当头，我们绝不会当孬种！”鲍有荪想不到，这些看上去个个普通的木讷的农民，一说起党组织和革命斗争，都讲得头头是道，很有水平。
金大伯霍地站起，将桌子一拍，“好，今后我们就听鲍同志的。”他指了指鲍有荪，接着又继续说，“鲍同志，你就放心大胆地领导大伙儿干吧，我们跟着你。这儿的人是一直不怕死的！”
多么好的群众，多么英勇的人民！鲍有荪紧紧地攥起拳头，凝视着一张张激愤的面孔和充满期望的目光，说：“我决心和你们一起干，不怕死。我有信心。谢谢同志们的信任。我们都是中国的儿女，我们都是失去党的孤儿，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我初到这里人地生疏，各方面工作都得依靠同志们。”
根据鲍有荪的提议，大家一致同意陈先朝同志负责东沙埂一带党组织发展联络工作，于胡子协助陈先朝同志工作。会议规定，主要发展对象以隐蔽的党员、进步群众、手工业者、缸窑一带的烧窑工人、篾匠和贫雇农为主；自首分子待查，暂不吸收；叛徒坚决不要。
东沙埂地处鹿起山下，路通西汤池和河棚山区。1930年6月，东沙埂乡相连的桐城县欧家岭起义爆发，为舒城县革命吹响了号角；这里过去是红军征战过的苏区，这里的人民和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有着血肉联系。纵然牺牲了许多先烈，这里的青年还是踊跃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这一带的群众本来就像一堆干柴，一有火星即会燃烧起熊熊烈火。这里有红军时期的地方武装，有丰富的战斗经验，鲍有荪在东沙埂一带很快便发展了六十多名党员。鲍有荪因考虑到自己还没有同上级组织接上关系，这些党员组织起来以后，就暂定名为“东沙埂抗日突击队”。金飞霞父亲金沛之，共产党员陈先朝、金得鹏等四十余人都投入东沙埂抗日突击队。
东沙埂抗日突击队组织起来了。怎样带好这支队伍，上级党到底在哪？连日来在鲍有荪头脑里一直萦绕着这样的问题。鲍有荪更加感到脱离了党的领导宛如盲人行走在无际的沙漠和茫茫黑夜的苦楚。金大伯好像看透了她的心思，对她说：“小鲍同志，突击队成立了，要是能找到党就好了。”
“是啊，金飞霞也不在……党在哪儿呢？……”
此时，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眼看战火就要烧到包括舒城县在内的皖中地区。自己一鼓作气发展了这么多党员，拉起了队伍，可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支队伍还是“黑户”。这对那些以命相托的人，该如何交代啊！
一天，鲍有荪又去找傅承铭，将组织东沙埂抗日突击队的情况告诉了她，并说出自己的想法：“看来，舒城党组织确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探听，都没有消息，如果同上级党接不上关系，舒城工作进一步开展有困难。……形势燃眉，我们必须立刻找到党，不能再拖延了！”鲍有荪说出自己的想法，胸口像憋着什么似的急剧地起伏着。
傅承铭没有吭声，在屋里来回地踱着，陷入了沉思。鲍有荪也默默不语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傅承铭猛然回转身，说：“小鲍，你有毅力和决心吗？”
“有！”鲍有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同时，她也被傅承铭这一问弄得有点莫明其妙。
“走，到武汉去，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党去！”傅承铭沉稳从容地说。
鲍有荪高兴地跳起来说：“早就该去了！你我皆无家，我为了找党，愿意随你走到天涯。”
她们经过匆匆的筹备，马上就走。与她们同道的还有舒城县的青年高艺林和程宜萍。
程宜萍，1909年出生在安徽舒城桃溪镇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是傅承铭在安庆女子职业学校的同学。在傅承铭的影响下，她一心追求妇女解放。1934年在老师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专攻蚕的遗传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虽然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留学学业还未结束，但她决心弃学回国参加抗日。回国后，她找到了朋友傅承铭，要求参加抗日。她向傅承铭讲述了自己在日本的情况，并把自己的日记本拿给傅承铭看，傅承铭决心把她带上革命的道路，要把程宜萍介绍到延安去。
高艺林是舒城孔集人，此时也才二十一岁。他自小喜爱书法，酷爱读书学习。1935年，他漂泊上海，有幸认识了在沪上推行国难教育的陶行知先生，谈话十分投机，遂留在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里，积极宣传抗日。高艺林的抗日热情及其才干受到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注意，他们派人与他联系。来人就是长他几岁的老乡傅承铭。傅承铭请高艺林为党组织办刊物。高艺林有文才，书画皆行，办的刊物质量很高，在党内受到好评。卢沟桥事变后，高艺林也回到家乡，他的抗日热情陡然高涨，一心想当抗日英雄，傅承铭也同意介绍他到延安去。
路漫漫，天寒冻。12月底，鲍有荪和傅承铭等三个女青年、一个男青年，近乎空囊，穿着布鞋，徒步从舒城沿着向西的公路，踏上了远征武汉的旅途，经过上、下五显，迎着扑面的寒风向霍山方向行进。
几个人身上只带了少许的旅费。虽说鲍有荪在民教馆每月月薪八十元，但她除了用十六元维持生活外，其余全部交公了，更不知道存钱。傅大姐刚出狱，囊中可想而知。程宜萍和高艺林所带的钱也不多。他们以难民的身份，从县政府拿了“难民条”，准备靠难民救济和乞讨步行到武汉。
他们走得太急了，酸软的双腿已拒绝服务了。快到六安县的毛坦厂时，他们穿的单衣已经被汗水湿透，冷冰冰的。傅承铭的脚也打起了血泡，加上做了几年牢，身体本来就不行，走不动了。鲍有荪比她好，当时才二十二岁，年轻也不在乎，大家轮流搀着傅承铭一瘸一拐向前走着，活像溃兵。
到了毛坦厂，傅承铭说：“小鲍，大姐实在走不动了！歇歇吧。”鲍有荪搀扶着傅承铭来到路边上一个破草棚里坐下来。可是，一歇下来觉得更冷了，汗湿的衬衣顿时结了冰，全身像被凉水浇了一般。鲍有荪穿着冻衣冰裤，冻得牙齿直打战。
没有多会儿，公路上驶过来一辆卡车。鲍有荪想也没想，飞也似的跑到路中央，张开双臂强行拦车。汽车嘎的一声刹住，司机探出头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逃难的，要到武汉去，身上没有钱，又冷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请把我们带一截吧。”鲍有荪央求说。傅承铭、程宜萍、高艺林一见，连忙跑上来随声附和。见三个姑娘和一个小伙求助，司机把他们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看他们是一副逃难相，就招呼他们上了车。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过河遇上了摆渡人。他们可高兴了，互相拉扯着翻上了大车厢。
这汽车是要到湖北广济的。汽车在白雪皑皑的山林中穿行颠簸。大家起初还兴致勃勃地看着车外的山山水水，指指点点大声说话，但随着汽车翻山越岭，冷风扑面，割耳刺心，眼睛难以睁开，脸也僵了，手也麻了，双脚冻僵了，他们瑟缩着、战栗着像筛糠似的挤成一团取暖。肚子也凑起了热闹，咕噜直响，闹个不停。路过霍山，鲍有荪等人拿着舒城县政府开的“难民条”，下车到难民救济站狼吞虎咽地喝了两碗稀饭填饱了肚子，还领到了救济站发放的背心，是新棉花的。有了它毕竟暖和多了，那股高兴劲没法说了。大家穿上后，浑身是劲。
司机态度挺和气，有时下车吃饭也招呼大家一块吃。司机听说她叫鲍有荪，还开玩笑似的半真半假地说：“是‘鲍罗廷’吧！”“武汉共产党搞得很厉害啊！”听他的口音一定是湖北人。鲍有荪猜出此人八九不离十是个共产党员或者是个受过共产党影响的人，因为他对共产党很熟悉，也好像知道他们底细似的，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汽车继续向广济方向前进。
在车上，鲍有荪用身子尽量给傅承铭挡住风，她还是很虚弱，但她是很有斗争经验的。她一边搂了搂鲍有荪，一边若有所思地说：“小鲍，这车到广济后要往别处开了，我们的路还远着呢。我们这样下去是很难到达武汉的，必须想办法弄点钱。”
“是啊，到哪里弄钱呢？老天爷要是像下雪一样降给我们一点就好了。”鲍有荪说。
“别说傻话了。太湖专员杨月笙是舒城人，我们认识，到太湖后，我想找他借点钱用。”
“什么，找那家伙借钱？”鲍有荪一听要找杨月笙借钱，睁大了眼睛瞅着傅承铭。
“嘿嘿嘿……”傅承铭笑了笑说，“不管他当官不当官，若是对我们有帮助，何苦拒而远之，自己树敌呢？何况我们处境艰难啊。不妨试他一试。”
“那……”鲍有荪无话可说了。汽车在太湖停下了，司机办他的事情去了。鲍有荪跟着傅承铭忧心忡忡地来到了杨月笙的家。也巧，杨月笙不在家，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女儿。他的女儿和鲍有荪还是同学，他的母亲也认识鲍有荪的母亲，听说他们逃难到武汉，他女儿拿出二十元钱接济了他们。
从杨家出来后，他们心里踏实多了，继续跟着车子经过宿松、黄梅、九江，到了广济，谢过司机，他们又开始了步行，经过艰辛备尝的十多天的忍饥受寒、跋山涉水、晓行夜宿、日夜兼程，终于来到了武汉。鲍有荪站在繁华的街巷面前，一股对城市久别重逢的情绪油然而生。
一进武汉，就看见大街上满是抗战游行的人，是一群群性别、年龄和阶级各不相同的人，手拿小旗，循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像两条大河一般缓缓地移动着。原来是“保卫大武汉”献金游行活动。可见华中重镇武汉，抗战气氛确是很浓。
然而，偌大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哪里？鲍有荪、傅承铭和高艺林、程宜萍几个人还算是见过世面的，可是一进入武汉，不知西东，盲目乱撞。傅承铭累得坐在街边上直喘气，鲍有荪急得团团转。傅承铭说：“小鲍啊，革命胜利了，你以后如果写小说可得把这些都记下来啊。”她要鲍有荪去找八路军办事处。
战时的武汉气氛很紧张。鲍有荪走在街上东张西望，左顾右盼，被来往穿梭的人扰得眼花缭乱，找了半天仍是空手而归。正当她沮丧地往回走的时候，忽然，一个军人迎面而来，一见他臂章上有个“八”字，就像遇到了救星一样，鲍有荪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臂膀，急促促地问道：“同志，八路军办事处在哪里？”
在大街上被一个大姑娘猛然抓住，而且是问八路军办事处。那人睁大眼睛，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找八路军办事处的，党的关系断了，来接关系的。”
这个战士二十多岁，也可能是看她穿着难民背心、风尘仆仆的样子，相信了她的话，说：“跟我来。”一直把她领到一个边上站着两个警卫、没有挂牌的大门口，说：“喏，这就是。”这就是刚刚从安仁里搬来长春街的八路军办事处。
鲍有荪的心咚咚像鼓槌似的，蹦得厉害，好像要跳到嗓子眼儿了，憋得她喘不过气来。是激动？是辛酸？是悲感？是快乐？她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
鲍有荪跑回来把这一喜讯告诉傅承铭，傅承铭唰地从地上站起来，一把将鲍有荪紧紧抱住，连连捶着她的臂膀，泪水从傅承铭的眼眶里涌了出来，滴落到她的肩上，她结结巴巴地说：“好，小鲍……小……鲍，好……好……好啦。”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部长、中共元老董必武接待了他们。董必武和蔼地招呼他们坐下，给鲍有荪和傅承铭他们各倒一杯水，然后俯身在他们对面坐下，微笑着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问他们：“你们从哪儿来？是东北伢吧？辛苦了！”
“不是，是从大别山的舒城来的。”
“啊，难怪，你们是淮上健儿呵！”董老笑道。五十多岁的董老，面容慈祥，身体很好。
鲍有荪递上以东沙埂党组织名义写的报告。报告要求：第一，成立舒城党组织；第二，在舒城组织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第三，要求民主选举县区长，建立舒城抗日根据地。另外，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赶快到大别山来等等。
董老详细地看着，一边看一边赞许、点头。他看罢之后，平和地说：“你们留在武汉好不好？”
“不好！”鲍有荪答道。
“怎么不好，保卫大武汉不好吗？”看着年方二十、充满革命**的鲍有荪，董老笑着说。
“我要到舒城搞武装，打游击，如果没有武装，日本人来了还不是要跑？”鲍有荪说。
“哈哈……”董老非常高兴，他笑着又说，“好，我同意你们的要求。新四军四支队很快就要到舒城。你们回去后，首先建立特支，后再建立县委、工委。同时，要组织工农武装，搞好统战工作，有事和长江局派到那儿的桂蓬同志多联系。”
他们在武汉待了几天后，董老还发给他们回去的路费。
与她们同行的程宜萍和高艺林，经傅承铭的证明，由八办介绍都走向延安。当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疑惑程宜萍留学日本的背景时，傅承铭坚定地说：“我用脑袋担保程宜萍是来参加革命的。”程宜萍于1938年11月在延安入党，后为延安保育院的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重操旧业，成为中国著名的蚕学专家。高艺林进入陕北公学学习，一年后奉命回到皖江抗日根据地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调到新四军二师。抗战胜利后，高艺林调到中共山东军区任军官团团政委。南京解放之初，他在南京市委统战部工作。1951年6月他调任中山陵陵园管理处处长兼任中山陵区党委书记。傅承铭后来也到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任辽宁省总工会副主席。
1938年1月底，时入隆冬，朔风凛冽，铜钱大的雪片一个劲地朝地下砸。山岭、沟壑、村庄、田塍……全部掩映在晶莹剔透的白雪之中。鲍有荪和傅承铭在一派冰天雪地中从武汉返回舒城，虽然天寒地冻，但是她们的心里却像揣了一团火在熊熊燃烧，简直要将这冰雪世界融化。
回到舒城，鲍有荪就来到东沙埂，立即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传达董老的指示，宣布了以前发展的六十几名党员为正式党员，成立了以陈先朝为书记的东沙埂党支部。紧接着，他们成立舒城中共特别支部，鲍有荪为书记，傅承铭和李默予二人为委员。他们先后建立了秦家桥等六个支部。由于舒城党组织迅猛发展，3月，根据上级指示，舒城特支改为舒城县工委，桂蓬任书记，鲍有荪任副书记。
1938年5月，皖中工委书记、合肥人李世农前来舒城指导工作时告诉鲍有荪：日本鬼子就要来了，你们的中心工作是尽快组织游击队，准备抗击鬼子。听说你的父亲已带着安徽一批学校，内迁湘西了。你们父女二人都在用不同形式抗战啊！
家早就不足挂念了。鲍有荪现在急的是发展武装，“东沙埂抗日突击队”还算不上什么游击队，因为几乎没有枪支。金飞霞的父亲也提醒她：“小鲍，你要建立武装，国民党说变就变，到那时不是你摸他们的瓜，而是他们要摸你们的瓜了。”于胡子也向她建议：“鲍同志，光这样宣传不行，没有武装不行啊！”鲍有荪深深地认识到，当侵华日军很快向舒城进攻时，再这样下去怎能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战斗呢？可是从哪里搞枪呢，这里的群众闹红军革命时不少人有鸟枪、红缨枪、土枪、土炮，就是缺少钢枪。有了人，有了党，没有武器打不了鬼子。枪从何来？人们期待着新四军来发枪。鲍有荪说，不能等，要靠自己想办法。
一次，鲍有荪随韩同华到她的本家弟弟韩延龄家去。韩延龄时任西沙埂联保主任，有二十来条枪的武装。鲍有荪就亲自去做工作，谈抗日，讲形势，动员他参加抗日。韩延龄在她的宣传引导下，明确了抗日的意义，主动将枪支交给了鲍有荪掌管。
南京失守以后，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军等一度驻防安庆、桐城、舒城、合肥一带。国民党的一个别动队从上海退到舒城。他们有枪无人，拉人扩军。鲍有荪正愁无枪，看到他们屋子里挂着清一色崭新的手枪，她一口答应帮他们拉队伍，派了一批突击队员参加进去，后来派去的突击队员大部分把枪带回到东沙埂。
1938年5月，农历四月豌豆开花的时节，日军两架意大利造的飞机轰炸县城。舒城局势已经紧张，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大有日寇陷城之势。6月初，日寇从安庆向皖西进攻，国民党川军二十军杨森部队从安庆北撤，一部退守舒城南港、马家河口一带，另有工兵营在东沙埂后的鹿起山构筑工事。鲍有荪和东沙埂党支部在一起共同研究，决定发动群众支援川军，上前线给他们送茶送饭，帮助他们运弹药、抬伤兵。如果他们不战而退，就设法拾他们丢弃的枪支。川军看到这些老百姓，便笑着说：“你们是不打仗不晓得鬼子的枪炮厉害，打起仗来才知道锅儿是铁打的。鬼子的机枪厉害极了，子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直往人堆里钻，打得人抬不起头来。”
东沙埂抗日突击队的队员们当时对川军的精良武器是非常眼红的，每当见到他们清一色的捷克式、中正式、花筒手提、二把盒子、三把盒子等家伙，队员们心里就直痒痒，像猫挠一样。对共产党武装来说，这些已是极为先进的武器了。
果然，当日寇向桐城、舒城进攻的时候，川军纷纷撤退，只有工兵营在舒城南港东沙埂鹿起山孤军阻击，最后惨败。川军撤退的时候，鲍有荪组织二十多民夫帮助其运送枪支弹药。川军一直往西跑，为跑得快些，有的枪也不要了。不要说中国军人，就是刚涉军事的鲍有荪也知道，枪是军人的第一生命。按照军法，丢失武器是要杀头的！她不理解这些川军为逃命怎么把武器丢了。但游击队落个高兴。在混乱间，民夫们瞅准时机将这二十多挑枪支弹药全部挑回来。同时，鲍有荪率领东沙埂突击队员上鹿起山，捡取了工兵营丢下的七十多支枪和子弹，送金沛之家保管。他们当即宣布成立了以鲍有荪为大队长的“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又以大队的名义贴出布告，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保国保家，还召开地主士绅大会，请他们无私捐献。当地开明士绅表现进步积极，不仅杀猪宰羊进行慰问，还买来几十匹灰布做成军服供给部队，使游击大队马上成为一支崭新的军队。当地群众更是积极捐献，并纷纷报名参军。仅几天内，东沙埂游击大队就收到捐献的枪七百多支，子弹若干箱，吸收参军的游击队员二百多名。至此，舒城县党组织领导下的第一支地方抗日武装——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终于在抗日的烽火中诞生了。1938年8月，中共舒城县委成立，书记鲍有荪、组织部部长徐平、宣传部部长林轩三人都是女的，这便是在皖中广为流传的大名鼎鼎的“舒城女县委”。由于鲍有荪等舒城女县委的影响，县城女工孙富云及李光葵、杨斌等十多名女青年，还有一批童养媳也都积极参加了革命。
四支队司令部一开到舒城，鲍有荪立即向戴季英主任汇报了她组织队伍的经过，她还恳请戴主任派得力干部协助她领导这支土生土长的舒城地方武装。戴主任欣然同意了，派出几名干部来帮助工作。县委也就住在四支队政治部旁，有利于请示和帮助工作。鲍有荪后来在高敬亭和戴季英的帮助下，在四支队驻地举办了四期党员训练班，每期二十天左右，为舒城培养了大批的干部。
五 董必武来到四支队
1938年4月底，高敬亭从立煌县双河镇率司令部东进，就近指挥部队。他身后跟着强大的手枪团。
高敬亭率队路过舒城西南山区的九井，休息了一两天。九井地势开阔，两面是山，中间是冲，部队选定在此休息。两天后，部队前站到了中梅河镇上游万山丛中的乌沙。高敬亭决定将四支队司令部设在这里。
乌沙街位于舒城西南乌沙河上游河南岸，南临洪家畈，是西去桐城、潜山、汤池及高峰乡的交叉路口，为舒城西南一座颇具规模的山镇。小镇上有一百多户人家，常住人口一千多人。街内设有东西南北四道闸门。镇上的人家主要沿伏龙堰东西两岸排列。伏龙堰通龙河，龙河又通巢湖达长江。小镇上的人以做手工业和小商业为主，镇上有铁匠铺、木匠铺、篾匠铺、茶馆、饭店、糕饼店、油坊，大多是前店后坊，临街多为二层楼房，木板门面，是一个繁华的商镇。红二十八军时期曾多次在这里打过仗。
此时的乌沙，由于新四军四支队在，镇上仍是太平景象。街上挤满了赶集的人群，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很是热闹。商店照常开张亮铺，吆喝连天。铁匠铺打铁的叮咚叮咚声与人们的喧哗声交织在一起，显得更加热烈。大街上，身着新四军四支队灰军装的前来赶集买菜的同志，手提肩挑，和赶集的群众买卖公平，有说有笑。乌沙和山外日占区的混乱局面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高敬亭决定将司令部移驻乌沙，指挥四支队作战。
中共中央、国民党第五战区和长江局给四支队划定的战区，是合肥、徐州、蚌埠三点之间。现在四支队所到达的地区，舒城、庐江、巢县、无为、桐城一带，是在这三点之间的偏东南处，可以谓之为皖中。三个团分散在皖中方圆百把里的区域中，有电报联络，偶尔也用得上交通队去通信联络。可是人们盼着高司令去各团驻地巡视，高敬亭暂时还没有时间去，他要替支队司令部安个家。
高敬亭来乌沙后，先期率四支队东进的戴季英和林维先回来向高敬亭做了关于挺进敌后的情况汇报。
1938年3月，日军矾谷师团主力沿津浦路南进，企图占领台儿庄，进而迂回攻打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按预定计划在台儿庄附近集中几十万优势兵力，从3月24日起，与日军在台儿庄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一举歼灭敌军一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台儿庄战役后，日军按照原定意图，加紧部署进攻徐州。5月上旬，敌华北方面军由北向南，华中派遣军由南向北，对徐州周围中国军队发动疯狂进攻，蒙城、阜阳、宿县相继失守。为避免与敌人在不利情况下作战，保存实力，第五战区司令部下令主力向徐州西南撤退。此时，广西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驻皖中合肥，安徽省省政府已由安庆迁至六安。川军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二十军和四十四军伍泽竣部也退守大别山，归第五战区指挥。四支队此时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就近归廖磊二十一集团军指挥。大别山的党组织和新四军四支队，既要打击侵略者，也要关注与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关系。汉奸政权安徽省省政府于4月1日在蚌埠成立。四支队东进到达皖中时，面对的是复杂的民众心理与混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秩序。
皖中，当时是华中抗日战争的前线，是日本侵略军南北通道和长江交通的一个重要翼侧，将是四支队作战歼敌的重要战场。
新四军四支队刚到乌沙街不久，董必武就来视察了。
中共中央很重视四支队的发展，对它在华中敌后抗战寄予很大的期望。中共中央考虑到徐州将会失守，华中成为敌后，新四军要及时挺进到华中敌后，高敬亭支队将会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为此，长江局特地派董必武到舒城传达中央指示，帮助、教育高敬亭理解中央指示，服从中央指示，积极东进抗日。
另外，中央特地派董必武来传达张国焘叛党及开除其党籍的经过，以消除张国焘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影响。1938年4月张国焘叛党后，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考察提拔的干部，长江局让董必武前来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在1938年的5月，已经有一股不利于高敬亭的言论，在长江局散布。有的人认为高敬亭对党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不理解；排斥中央派去的干部；不愿开赴抗日前线，把一个战斗力很强的手枪团留在身边。高敬亭的选择和态度如何，让中央十分关注。(11)
董必武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高级参谋边章武陪同，从武汉来到舒城视察四支队。董必武在边章伍的陪同下，沿着龙舒河（现名杭埠河，下同）河边的大道，慢慢地进入龙舒河的上游山区。初春时节，丽日融融，惠风和畅；漫山遍野，杜鹃怒放，染红了山林；林泉沟壑，兰花吐蕊，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馨香。行进在山间小路上，董必武第一站，是有舒城第二镇之称的中梅河镇。
董必武，辛亥革命的元老，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鄂豫皖三省早期共产党人，大都是在他创办的武汉中学培育的。李先念说过：“董必武是我们大别山共产党人的老祖宗。”对高敬亭来说，董必武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了。国共合作以来，他们在武汉也见过两面了。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生于黄安县城关。1905年11月，考入武昌中学堂，1919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1914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神田区日本大学法律科，后来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奉孙中山命令回国，谋划反袁军事行动。1917年再赴日本攻读法律，毕业后回国，在武昌与人合开律师事务所，利用律师职业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20年又在武昌创办武汉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积极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官至湖北省政府农工厅厅长。他在武汉积极团结国民党左派，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经日本抵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进入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政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以中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到武汉，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并参与筹备中共湖北省委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这次他又亲临四支队视察指导工作，高敬亭心中又兴奋又激动，决心搞好接待，绝对保证董老的安全。
边章武也是个有着不凡经历的人，1900年生于河北辛集市，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31年任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师参谋长，同年底参加宁都起义后，任红十四军四十师师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胜利后任军委第一局局长、延安城防司令。现在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任高级参谋，军事组成员，兼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官。他的军事素养极强，只要董必武在场，他的坐姿就是挺胸并腿，双手扶膝。他和周骏鸣是宁都起义时的战友，周骏鸣专门来看望过他。
听到董必武来了，高敬亭司令派副官带着驮马，到了中梅河，把董必武接到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乌沙。
董必武当时有五十多岁，化名张先生，戴着礼帽，身着华达呢长袍，下马后手执文明棍，这也是通过国统区的需要。高敬亭在汉口见过董必武两次，这次是在根据地第一次接待这位革命元勋。高敬亭知道，中央有五老，董必武是其中之一。董老一到四支队，就跟高敬亭进行了个别谈话。董必武熟知高敬亭的性格，对于存在的问题，只能个别说，而且还要婉转，既不失原则，又便于高敬亭接受。
高敬亭亲自给董老打水洗脸，又泡上了香茶。董老微笑着说：“现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这是中央的方针。四支队东进，你们转得很快。听说队伍也发展了几百人。”
接着，董老专门和高敬亭谈了张国焘的问题。
“中央红军自长征后，经湘、黔、川、滇而入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可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和中央闹分裂，中央红军只得单独北上，抵陕北与徐海东之红二十五军、刘志丹之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当时正值华北事变之后，中共中央获得湖北黄冈人张浩从莫斯科送来的国际七大文件，因而决定采取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张国焘率部南下，导致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人员损失过半。历经许多波折和战斗，然后中央红军终和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合了。至西安事变，获得了内战的停止，中国革命出现了抗日民主救国的新局面。去年3月中央在延安批判了张国焘路线，今年清明他借祭拜黄帝陵之机，出走武汉，当了可耻的叛徒，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为清算张国焘的叛党罪行，延安各界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的大会。在大会和小组讨论会上，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用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张国焘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大家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张国焘叛党后，向红四方面军旧部写信招降，只有何畏一人去了。中央和长江局是相信你的，但我必须给你打个招呼！你们是新四军中最大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过去的老底子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部队，张国焘在这里工作过。他张国焘现在还有迷惑性。希望你们要保持警惕！”
高敬亭听了，深为震惊，也十分气愤：“请董老放心，我会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去办，和张国焘划清界限。”
晚上，高敬亭请董必武一行吃晚饭。他们在饭桌上聊得十分亲热。高敬亭说：“董老，您可是我革命的引路人啊。”
董必武笑着问：“这话怎么讲？”
高敬亭说：“您与陈潭秋、萧楚女主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武汉省党部期间，组织黄安工作组，向黄冈、黄安、麻城派出一大批学生党员，扩大党的影响，宣传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宣传共产主义，并在黄麻内地发展共产党与青年团的组织，把黄冈、黄麻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我的家乡董店挨着黄安、麻城那里。我认得的有郑位三、戴克敏、徐朋人、王平章等，他们把工作做到河南光山南部，我就是您的学生石生才、梅光荣等人领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当年在办乡村平民夜校时就向我转述过您的大名。”
董必武呵呵一笑，说：“是啊，是啊，王平章我记得，高高胖胖的，是个人才啊，可惜牺牲了。我在延安时就听鄂豫皖来的同志说过你。国共合作后在长江局见到你。你是值得信赖的同志，我们党内都高度评价你。”
“谢谢董老。”高敬亭激动地说。
“你这几年怎么熬过来的？真是不容易！你给我说说，前两次也没有时间说。”
高敬亭向董必武简要地讲述了自己艰难的历程。当时来光山发动革命的党员是找亲戚朋友，找自己的佃户或同学。你发展你的亲戚，他发展他的同学。我们开始什么都干，做小生意，卖香烟、油条等，搞活动经费，也要胆大心细。后来参加了红军暴动……
最后高敬亭说：“这些年，是党的信任，让我做红二十八军军政委。我是个农民，领导水平不高，亟盼党中央派人来领导。”
“不容易，不容易，的确不容易。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南方唯一一支保留军师级建制的红军部队，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达成共同抗日协议最早最成功的部队。”董必武边听边点头说，“你是个革命意志很坚定的同志。中央、中央军委和长江局的同志对你都很钦佩！”
“我是个穷苦出身的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大别山。受剥削、受压迫，对党有感情！听党的话。”
“我虽然不是穷苦人出身，可是我也受剥削、受压迫啊！”
高敬亭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董必武。
董必武看到高敬亭不解，便解释说：“我家也是明朝从江西移民来到湖北的，经过多少代奋斗，在黄安城内置下一片房产，产业主要是酱菜园，所以被称为‘酱园董家’。我父亲为了光宗耀祖，下决心培养我读书。1903年，我第一次出远门到黄冈参加乡试。乡试完毕后，我在街上闲逛，一天逛到一个衙门口，好奇地伸头望一望，不想却挨了一个衙役的一顿拳脚，从此我恨透了当官的。这个衙役没有想到，他的一顿拳脚，打出一个革命者。我们最初革命，就是从反清开始的。”
“我家在当地原本也算小康人家。父亲也就想叫我和他一道种个田，跑个小生意，闲时杀个猪，娶个老婆，生几个儿子，让他老了抱个孙子。可是我们成年时，这日子是怎么也过不下去了，还尽受富人的欺负，所以我要革命。1927年11月黄麻起义时，我只是跑跑交通，跟着后面喊喊口号，可是国民党几乎把我全家杀光，老婆孩子全没有了，房子也烧了，所以我铁下心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我和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后生可畏！”
“您老正值壮年，是我们的革命领袖，我们还指着您领着我们闹革命啊……”
“是啊，我也是一直在奋斗，没有停过步。我常常在想，这么多年来我在革命斗争中也没有发挥过大的作用，不像你，红军时期做过一个大区的苏维埃主席，现在是一个战略区的领导。我自己就是党内的一块抹布，只要党需要，往哪里擦，都是发挥作用。这些年是随人过岭与过河。年轻时也气盛过，可是现在我想明白了，在我们革命斗争中，人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有时是帅，有时是将，我们不能总是当主角，当帅，要学会当配角、当将啊。配角和将，就要服从主角和帅的指挥啊！过去你是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的领导，又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红二十八军的政委，你做得很好。现在你的领导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部，你就要做好配角，当好将，听帅令。”
高敬亭看了看董必武，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你的老朋友漆先庭，鄂豫皖苏区的元老，也是我的老朋友。创建大崎山革命根据地的黄冈中心县委书记。现在抗战开始了，根据中央、长江局的意见，重新任命了刘西尧为中心县委书记，他只担任中心县委委员。可是漆先庭仍满腔热情地支持刘西尧的工作，把那里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汉留会’改造成一支抗日的武装力量。先庭是农民领袖，尽管不识字，但聪明绝顶，一辈子忠心耿耿。他最使我感动的是两件事，一是从不动摇共产主义信念。部队打垮了，重建；再垮了再重建，一直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二是大公无私，乐于助人。他如果有两件衣服、两条裤子，一定会给你一件衣服、一条裤子穿。张国焘在鄂豫皖‘肃反’、沈泽民在红二十五军‘肃反’和红二十八军‘肃反’，他都没有被肃掉，就是因为他对党忠诚，不谋私利，肝胆照人。如果有半点私心、贪心，有十个脑袋也给杀掉了！”
这回临到高敬亭睁大了眼睛看着董必武……
“高司令，四支队整编，你做得很好。我这次来，主要是和你谈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的问题，军部的、长江局的，都有人反映你不听命令啊！”
“去年12月28日，中央有电，让我在合肥、徐州、蚌埠三点之间作战。我这不是率部队东进过来了吗？”
“可是你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你们谈判成功下山得早，可是出山东进有点迟了。你们从湖北黄安七里坪东进到皖西、皖中，就没有再前进了。现在你们的作战区域，位于皖中，有点偏西南了。中央和长江局让你到合肥、徐州、蚌埠三点之间作战，是在你们的东北方向，这还是国共合作之初期战略上的考虑。徐州估计要失陷，中央曾要求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平汉路以西、津浦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你部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力。徐州失守后，敌人必然南进，整个皖北、皖东必然失陷，此为敌后。敌后才是我们的战场。中央和长江局考虑，四支队在江北战略展开于皖东，配合新四军其他支队开辟苏南苏北，就是要以创造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党中央、长江局三令五申东进的战略方针，是国内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正规战争向此时要进行的游击战争转变过程中，八路军和新四军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崭新课题。各个战略区负责人谁领会得深刻，他们就会带领部队从实际出发，适时地完成这个转变，创造辉煌的战绩。”
“立足山区、老苏区，我们作战有取胜的把握。我们东进第一步先立足于舒城、桐城、庐江、巢湖、无为一带，背山面水而平原，创建皖中抗日根据地，再伺机向东发展。”
后人总结，四支队集中东进最早，到皖西流波是3月，新四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在皖南岩寺集中是4月，迟了一个月。
四支队向皖中敌后挺进是4月上旬，江南新四军向敌后进军最早的是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是4月下旬，一支队是6月，二支队是7月，三支队是8月，四支队比东南各支队东进的日期都早。地处江北的四支队，本来东进的位置和时机比江南更为有利，但他们东进的位置还没有达到中央和长江局的要求，那就是合肥以东，津浦铁路以西。
离开七里坪，高敬亭并没有忘记大别山。大别山区是中国腹地，战略要地。抗战之初，中共中央曾准备搬到大别山来，这并非天方夜谭。当时日本军部一直有北进和南进之争，当时北进派已放出消息要沿着当年清兵入关的路线，西渡黄河进攻陕甘，如果北进派得逞，中央为安全计准备搬到大别山区。这里当时地处中原，靠近武汉，东接南京，西接川陕，处第五战区，国共关系较为融洽。1938年2月，日寇大举进攻晋西北，逼近陕甘宁边区。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彭雪枫致电毛泽东，建议中央迁到大别山区来。3月6日，毛泽东复电：“中央目前仍应坚持陕甘宁边区，但准备转移到鄂豫皖边，望大力发展该区工作。”后来，由于日寇大举南进，此议作罢。可见，大别山在毛泽东心目中分量之重。
当时身为新四军四支队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四支队司令员的高敬亭，对国民党有着本能的仇恨和警觉。我们是合作，不能只是服从，在内心也对国民党留一手。高敬亭此时还想把大别山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大别山，鄂豫皖红军的摇篮。东慑南京西连武汉，南扼长江北临淮河瞰视中原，像一把铡刀直插入中原心腹，为兵家必争之地。人红、心红、地也红三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怎么能拱手让给蒋介石和新桂系！那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烈士、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所以，他高敬亭还要在这里占个边，占个山。大别山不能让国民党和桂系独占！
“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之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多种优势。但是同志，‘舍得’是一个词，有舍才有得啊。为了抗战，江南几个省的苏区，特别是偌大的中央老苏区我们都放弃了，部队集中到皖南的岩寺；贺龙的洪湖苏区也放弃了，部队全部在华北！我们也要舍弃鄂豫皖，东进到皖东敌后，将来还要进入整个华中。将来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我们要明白中央的意图，要从战略大局来看问题。”
“我担心我们这些战士到平原地区作战，牺牲会更大。每牺牲一个老红军，我都会流泪的。”
“敬亭啊，最近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长江局、东南分局及项英，说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立。从你们这里走出去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现不都是在华北平原一带作战吗？我们在敌后更能自由地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我们自己不犯严重错误，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正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积极地深入东进到江南敌人的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力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你们四支队在皖中发展得快，已达到六千多人，可是东进后，将会更快地扩大自己，坚强自己，更好地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将会收到更为巨大的成效。”
“我们这里地形条件好，群众基础好，我们同样可以大力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政权，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等在皖中作战一段时间，我们再东进。”
“好，我希望你尽快东进！”
第二天，高敬亭在乌沙召开四支队军政干部会议。
据当时手枪团三分队二排排长蔡家帜回忆：连日黄梅雨把人憋得够呛。这一天早晨，我起来开门一看，云消失了，太阳也出来了，空气显得清新。部队出操后，队长用严肃的口吻说：“你们今天站岗放哨要注意，不准人随便进司令部去。室内外要打扫干净，室内要收拾整齐，外出要注意军容军纪，看见首长要敬礼！”队长以前不爱讲话，今天话特别多，同志们感到好生奇怪。当我正叫各班打扫卫生和整理内务时，突然队部通信员前来通知各排长到司令部开会。一到会堂，司政后与各团的负责同志都来了。连在前方作战的戴季英和林维先也都回来了。整个屋子都坐满了，恐怕有一百多人。会场里十分安静，连咳嗽声都没有，大家都很严肃。
不一会儿，高敬亭司令员陪着董必武走进会堂。会场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高司令把司政后负责人向董必武一一做了介绍以后，便宣布开会。高司令说：“今天召开司政后和各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欢迎中央领导人董必武同志前来我们四支队指导和检查工作。”
会上，董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是党中央派来看望大家的。高敬亭同志和红二十八军在远离中央领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与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敌人用几十万兵力‘围剿’你们，你们没有被消灭，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使大别山的红旗不倒，这就是很大的胜利。你们与敌人进行了数百次的战斗。今天保存的这三千武装力量，既是抗日骨干力量，也是将来的建设新中国的领导力量。你们的成绩很大，很得民心！军民关系特别好。这跟红军的工作作风、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有着直接的关系。党中央对四支队的工作很满意，让我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敬！”
与会同志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董老传达了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介绍了张国焘叛党的经过，并对张国焘的功过做了恰当的评价：“张国焘是率着红四方面军从你们鄂豫皖的土地上走出去的。在长征路上和中央会师后，仗着人多枪多，先是和中央闹分裂，然后是另立中央，与党中央相对抗，结果在中央的大多数同志帮助教育下，他的分裂活动破产了。到了陕北后，他还是中央军委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可是他却于今年4月11日，私自经西安逃跑到武汉。为了挽救张国焘，王明、周恩来和我都先后找张国焘谈话，进行耐心教育，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张国焘毫无悔改之意。16日见蒋介石，称‘在外糊涂多年’，后即出走。17日竟以书面声明自动脱党，公开投奔了国民党。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张国焘被中央派到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以后，搞‘肃反’扩大化，杀害了我党我军很多骨干力量。和中央闹独立，这是他个人的错，不是红四方面军的错，更不是我们党的错。中央开除他的党籍是十分正确的，这将使我们党的组织更加纯洁，更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当前，全国抗战的形势一片大好，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要求四支队努力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