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以其历史地位和在大别山的影响，使鄂豫皖三省紧紧相连的两块苏区红军和游击队形成铁的力量。
四支队整训后，同七里坪人民和来自鄂东、豫东南各县的许多烈属军属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了个元宵节。元宵节里，看了七里坪的狮子、龙灯和旱船，部队准备整装东进抗日。
当时，四支队广大将士对于上海、南京、徐州、芜湖失陷非常焦急，要求立即出动抗战，甚至整团整营的指战员签名上书，主动要求到前线参战。
当部队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的时候，国民党中一些坚持反共立场的人就妄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借口第四支队驻防地区在安徽省蚌埠、合肥以东，要四支队尽快离开七里坪老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军队又在黄陂、麻城、光山等地监视四支队行动，妄图挑起事端。郑位三、高敬亭对国民党的破坏活动做了不懈的斗争，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挽救民族危亡，准备尽快地向抗日前线出动。
据朱国栋回忆：四支队成立后，我们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双方毕竟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以说有血海深仇。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信任我们，即便是双方协定签字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与国民党军队多次作战。后来搞统一战线，那是民族战争的需要。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警惕，我们是一直不敢松的。他们来人搞点验一类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有一套办法对付他们。我当时是七团保卫股长，就承担过监视国民党来人的任务。
1938年2月24日，高敬亭要的、中央派的戴季英，经武汉来到七里坪，开初见面，两人十分高兴。高敬亭对戴季英说：“从参加革命，你就是我的领导。红二十五军时，我俩都是师政委，都是鄂豫皖省委的常委，后来，你在鄂东北，我在皖西北。现在我们又并肩战斗了。”
“你是鄂豫皖特苏和省苏维埃主席，是我的领导啊。”戴季英谦虚了一下。接着他向高敬亭传达中央的指示。中心内容是：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将部队改编后迅速东进开赴安徽合肥一带作战。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的赞许：“在鄂豫皖奋斗了三年，很不容易，是很大的功绩。”(8)在戴季英的帮助下，高敬亭最后完成新四军四支队的改编。3月4日，戴季英离开七里坪去汉口长江局汇报四支队整编情况。
后人都说，高敬亭不满德高望重的郑位三，要来戴季英，是他人生的一大失策。郑位三同志，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和人相处富有包容性，不具攻击性，对有些问题见解高，善于分析，有说服力，被称为“小诸葛”。和这样的人处不到一块，责任又在谁呢？谈到郑高关系，人们总爱想起郑李（先念）关系。同样来自大别山的李先念，本来被毛泽东派往四支队担任参谋长，可是在从延安来四支队的路上，被中原局代理书记、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看中，留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李先念率领竹沟留守处两个中队和从延安来的六十多名红军干部，南下鄂豫边，两年时间打出了一个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李先念任边区党委书记、五师师长和师政治委员。1943年冬，由于有人对五师提出不实检举，中央两次任命郑位三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边担任边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治委员，并负有对五师领导层整肃的任务。可是郑位三没有宣布中央对自己的任命，而是以中原局代表的身份指导李先念的工作。他告诫李先念要吸取高敬亭的教训，服从中央领导。两人珠联璧合，查清问题后共同前进，硬是把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发展成为有六万余人的中原战略区，成就了李先念的盖世功名。郑位三是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后，看问题、处理问题谨慎得体。他不当钦差大臣，而是埋头深入群众和部队中，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加深对红二十八军和边区的了解。他肯定他们的成绩，又愿意指出他们的不足，帮助他们前进。郑位三是高敬亭和中央、长江局和军部沟通的最好桥梁，可是高敬亭非要拆了这座桥梁。高敬亭在红军革命时期很快成为军政新星，太顺了，几乎没有受到挫折。三年游击战争中虽是九死一生，可是他没有经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三过雪山草地和西路军的失败、红二十五军的艰苦长征，没有经过延安批张运动，没有经受过复杂的党内斗争的考验……不知道在革命征程中，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引路人对自己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说到戴季英，红二十八军的干部战士大都知道他。他也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是早已载入党史军史的人物。此人身材高大，方头大耳，看上去是个白面书生，此人活到九十一周岁，到老时人们还说他面带佛相。他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时期及长征到达陕北时期，立过功。但数落他短处的人不少。戴季英是湖北黄安人，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担任过红二十五军军政委和七十四师政委，长征时任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等职。据他回忆：“我和高敬亭是1928年冬认识的。那个时候，他跟石生才在他家乡工作。他原先在家里宰猪、卖肉。1928年秋石生才参加革命了，他就跟石生才一起。那个时候就成立了弦东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是党和群众在一起的，好像农民协会这样的。书记是石生才，高敬亭是委员。当时石生才是党员。他经常和石生才在一块工作。1929年3月间，经石生才介绍，我批准，高敬亭入的党。高敬亭入党以后，就参加了弦东区区委。”两人早就熟悉。
在红军时期，两人政治坚定、革命性强是共同的特点。戴孝英任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政委、高敬亭任七十五师师政委，两人在“肃反”问题上都很积极。戴季英早在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时就是“肃反”的积极参加者，担任过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审讯科科长。红四方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担任鄂豫皖省委委员。当时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对“肃反”很狂热。一次徐海东看着戴季英将七十四师主力二二〇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借口“反革命”而杀害。徐海东急了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高敬亭任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在他的师也积极“肃反”，连黄埔出身的师长姚家芳也未能幸免。高、戴两人都被当时的省委和军领导封为“肃反专家”。1934年4月，高敬亭代表省委在检查皖西北工作时夸大敌情，向省委报告“皖西北是反革命者在领导”，省委撤了道委书记郭述申的职务，让高敬亭继任。高敬亭上任后高举“肃反”大旗，先后杀害了皖西北道委和两个县委一百余名地方干部。高敬亭当了红二十八军军政委时仍然是“肃反”不放松。那时两人可谓是一对“黄金搭档”，红军中的“肃反专家”。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北后，在“肃反”方面颇有经验的戴季英，历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中共中央驻陕北代表团成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中共陕甘晋省委竟然下令开展起所谓“肃反”，逮捕、杀害陕北苏区党政军领导人。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党中央去瓦窑堡接管戴季英控制的保卫局。后来经过审查证明，那些关于陕北党和红军负责人的“口供”，有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的，其余大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于是，刘志丹、习仲勋等得以出狱并恢复工作。1935年11月30日，党中央决定撤销戴季英的职务，并给他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迫害刘志丹”成为戴季英政治生涯上的“败笔”。此时戴季英还在抗大学习并被中央审查，高敬亭指名要他来，倒解放了他。中央这时大批向鄂豫皖高敬亭部派干部，特别是和高敬亭熟悉的高级干部。这样，在郑位三之后，便选中了戴季英。可是谁能想到，高、戴虽早在鄂豫皖时期就认识，而且在“肃反”上还有共同的语言，但戴季英来后不久，由于性格原因很快就和高敬亭彼此猜忌。高敬亭便想方设法排挤戴季英。戴季英也不甘示弱，暗中和高敬亭较起劲来，两人矛盾愈积愈深。戴季英的所作所为，成为压断高敬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后来有人说，就高敬亭的命运来说，戴季英是高敬亭的“送命阎罗”。
三 东进皖中
早在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关于高敬亭部东进作战致电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
毛泽东确是战略大师。全国抗战开始到1937年10月中旬，八路军在毛泽东天才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一一五师进入晋察冀地区、晋西南地区，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1938年春，八路军更向东进，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和冀鲁平原，一部进入冀中平原，另一部进得更远，到冀东配合了二十万人的抗日大起义。在华北敌后，创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之后，八路军部队成倍扩大。毛泽东的目光又转向了华中。探向华中的第一个触角，应该是地处江淮之间大别山区的新四军四支队。所以，毛泽东不让四支队南下江南军部集中，而是向东、再向北发展，明确了四支队的发展方向，是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这个三点之间，既是五战区的作战范围，又是台儿庄、郑州、徐州失守后敌人必然的进攻方向。随着日本人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大军将会从那里仓皇溃退，那里将会是华中的敌后。根据华北的经验，敌后日军兵力不足，不可能控制广大农村，而且溃退的国军遗弃有大量枪支弹药。新四军四支队去占领后便成为抗日阵地，在那里发动游击战争，搜集弹药枪支，并组建游击队，建立政权，变日寇大举进攻成为发展抗日力量的好时机、好地方。
高敬亭决定率新四军四支队东进。第一步是东进到安徽的立煌县、霍山县和舒城县这一带。
七里坪的乡亲们为了能让部队整队并排走过镇西的倒水河，进入出征誓师集会的西门外广场，从各家各户抽出门板、铺板，一夜之间就在河上搭起了一座便桥。
四支队司政后机关上上下下及当地干部群众都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了准备，以便东进开赴皖中，完成这次历史性的战略转移。司号员的军号声，手枪团的威武队列和口号声，震撼了七里坪山镇。整齐雄壮的队伍从四面八方走来，一幅幅醒目的“拥护军委会命令”“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等大字标语，高高举过头顶，随着各路队伍进入广场。队伍四周围满了手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小彩旗的各界代表和群众。
东进，它将给多少人带来振奋，可是又会给多少人带来离别的痛苦？将会使多少人的命运发生剧变？它会改变多少人的生活格局？它将使多少大别山人完成他们人生的重要转变？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未知，生活才呈现出它的波澜壮阔，它的曲折复杂，它的惊心动魄，它的丰富多彩。也许正因为这样，生活才显示出它的神秘，它的瑰丽，它的壮美！
这里的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他们限制群众和学生到场，但这里是老苏区，他们限制不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和他们对红军的热爱。
七里坪周围的人们当天都感觉到轻松愉快，特别在西门外那片广阔的河滩上，更显得活跃有生气。红绿色的标语点缀了周围的树林，场子的中央搭起的台子前横悬着“欢送四支队开往前线杀敌誓师大会”的横匾。从高敬亭所住的蔡家祠堂到七里坪东北边的王锡九湾，沿途聚集着数千群众，热烈欢送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震**着大地。指战员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群众一起拥上去，鞋呀、鸡蛋呀、花生呀，硬往战士们的口袋里塞。就和当年老苏区群众拥护红军一个样。高敬亭感动得掉下了热泪，破例吩咐大家收下这些慰劳品。
四支队东进誓师大会，在七里坪镇西河滩上召开，这里正是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的地址。
1938年3月8日，上午九点钟。军队、民众如潮水般地拥进了七里坪西门外这座宽大的会场。群众纷纷扶老携幼赶来送行，欢送黄麻起义后战斗至今的人民子弟兵开赴抗日前线。有的爬到附近的树上、屋顶上，观看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
首先是七里坪镇抗敌后援会和各联保送来了几千条毛巾和几千双鞋子，之后是不断地从各村庄上来了白发的老人、年轻的女人，提着鞋子、鸡蛋、饭、菜……还有整排列队的学生，人数愈来愈多。队伍被潮水一般的民众团团包围起来，说话声，呼喊声，小孩唱歌声，连成一片。
“给，这是一双鞋子！”
“给，这是一点吃的！”老乡们从他们的提篮里拿出了饭、菜和茶水之类的东西。
“谢谢，你们真是太费心了！”
“哪里的话，自家人。”
大家都微笑着，交谈着，在他们的热情的面孔上充分表现出：“上前线去了，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朋友！暂别了。我们以后会不断把胜利的消息送给你们！”情感是那么真挚，没有一点虚伪。
郑位三仍然为四支队的东征主持了誓师大会。高敬亭那高大的身影和严肃的面孔，在台口一出现，台下便是一阵雷鸣般的鼓掌。**的人海平静下来了。
“同志们，我们所希望的日子来到了，我们要到前线去。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子子孙孙，我们要东进抗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誓不罢休！”
全体指战员跟随高敬亭高声朗诵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亲兄弟，**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正。谨此宣誓！”
掷地有声的誓词，是从每个同志的肺腑中喷涌而出的，声若洪钟大吕，所有同志的心情都激动异常，会场四周的观众无不为之震撼和感动。
肖望东宣布《抗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和红军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明显不同的，是把“实行抗日救国纲领”作为第一条。抗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过十一条，但却包括了争取民众，影响友军，创造模范抗日军队的大道理，是新四军四支队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
台下的人群里，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怒吼：
“上前线去！”
“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口号过后，民众欢送大会开始了，七里坪抗敌后援会的委员以及从乡间来的农民代表、工商界和学生代表都到台上讲了话。最后是郑位三慷慨激昂的讲话：“四支队的全体同志，你们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已经在这里奋斗十年了，现在更为了保卫鄂豫皖，保卫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家乡，去和中华民族的死敌拼战！今天我们欢送你们东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更要欢迎你们胜利归来！”
一次一次鼓动情感的演讲，都被雷鸣般的鼓掌声和响彻云霄的呼喊声吞没了。
最后，高敬亭司令员向群众做了答词：“亲爱的鄂豫皖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我们向你们这种热情致敬！我们感谢你们送来了这么多的慰问品，但我更希望，你们以后对抗日军人家属要给以更多的帮助！”
“高司令，你放心！”从台下千万个喉咙里喊出了呼声，“我们将用一切力量帮助他们！”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很多的战士都流下了眼泪，连高敬亭也流泪了，是感谢和兴奋的泪。从红军革命到现在，大别山、七里坪人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这泪水仿佛来自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深处，仿佛同大别山千沟万壑的溪流汇聚在一起，汹涌澎湃，不可阻挡。战士们纷纷举起了铁拳：
“用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报答民众的关怀和期待！”
“不打败小日本决不回来！”
高敬亭同郑位三、肖望东等同志亲切握手，互道珍重，然后带着队伍出发了。郑位三目送东征的队伍，直到出征队伍隐没在群山深处。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人民子弟兵挥泪告别众乡亲，离开了大别山西线七里坪，东进皖中地区抗日，成为新四军进军敌后最早的部队，参加了保卫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在准备四支队东进时，高敬亭、郑位三遵照党中央关于保持战略支点的精神，根据周恩来、董必武和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达成的协议，在七里坪设立四支队留守处。由郑位三、何耀榜、罗厚福、刘名榜、吴名杰、江子英、田东等三十三人组成，郑位三任书记，田东任主任。留下三十个战士和二十八支枪，以便就地坚持斗争。四支队留守处总人数达到七十余人。留守处的目的，一是为了照顾四支队留下来的红军伤员、烈属和家属。二是负责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及其他各方面进行联系，成为大别山共产党党组织与武汉、鄂东北、皖西北和豫东南之间的“合法”交通联络支点。三是掩护中共在鄂东新的领导机构鄂东特委。鄂东特委机关与留守处并在一起，对外称留守处。四是尽可能保卫老苏区七里坪。高敬亭派他的战将罗厚福担任七里坪留守处警卫队队长，中央派来的张体学任警卫队指导员，保卫留守处的安全。这两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少将。高敬亭还留下部分便衣队和一批共产党员在七里坪边区根据地应变，据董必武向中央报告，鄂东留下三百多人，以保存大别山区的革命力量，巩固大别山战略支点。
东进誓师大会后，1938年3月8日，高敬亭首先率支队机关、七团和手枪团从七里坪出发，沿着豫鄂山中大道，北上不久就到达经扶县境。
高敬亭骑着马，走过人群，路过经扶县南边的董店。看到了故乡，但高敬亭没有回家，他是无家可归了。他激动地想到，共产党和红军革命，让他们这些大别山人觉醒了，这成千上万的人流，将卷起历史的洪波巨澜，去击碎、去冲垮旧世界，去开辟自己的新天地。
3月8日下午，经扶县城新集城南大街，排满了整齐的欢迎队伍，这里包含经扶县县长胡光麓及县政府全体公务人员、县党部全体工作人员、警察、常备队、保安警察队、学生、妇女。县长胡光麓站在前面。队伍的前面横着一面条幅，写着鲜红的大字：经扶县全体民众，欢迎上前线杀敌的将士们！
新集，高敬亭太熟悉了。当年鄂豫皖苏区的首府、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鄂豫皖军事委员会、鄂豫皖省委、鄂豫皖省苏维埃、鄂豫皖政治保卫总局等机关都在这里。欢迎的人群唱着《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保卫大河南》等歌曲，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欢迎抗日的新四军”“欢迎上前线杀敌的新四军”“军民合作、抗战到底”等，震动山城。
晚上，县政府举办宴会，招待四支队团以上干部。县长致欢迎辞，四支队官兵代表讲了话。
第二天早晨，四支队出北门东进，全城老百姓又热情相送，有的老百姓还向四支队的战士送了鞋和袜子等慰问品。当时现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东门外小潢河流水声响成一片，山谷为之震动，人心为之沸腾。
由于抗战历史使命的重压，由于对未来的遐想，部队产生了新奇感。一种狂热、激越的情绪，控制着战士们的感情，不管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不管目前风雨给他们带来多大的艰辛，大家依然感到无比兴奋，一种高涨的不可抑制的喜悦，鼓舞着他们向大别山东部前进。
高敬亭这一路，经经扶县、商城县，翻越飞旗山到达安徽立煌县的汤家汇、双河镇一带驻扎。司令部驻在双河街双河大庙里。
3月10日，林维先率九团作为第二梯队，从七里坪出发，经经扶、商城县西余集，翻越飞旗山，进入立煌县汤家汇、南溪，到达与双河一山之隔的张家水圩驻扎。
戴季英到达汉口后，向长江局报告了四支队的整编和东进的情况。长江局表示满意，同意肖望东另派工作，由戴季英接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同意在七里坪组织留守处，并发给五瓦电台两部。戴季英从武汉返回七里坪后，四支队已出发东进。他便立即出发追赶部队。
此时，国民党武汉行营提出，四支队东进皖中，设留守处于七里坪没有必要，要撤离，七里坪应全部让出由国民党军队布防。在此情况下，根据长江局的指示，郑位三与肖望东研究后，一是让郑位三移驻武汉，在武汉领导鄂东特委和留守处的工作。二是大幅度减少留守处的工作人员，把原属于四支队留下来的有影响的红军干部送到延安学习。这其中就有何耀榜、易元鳌、黄宏儒、官楚印、刘名榜、张泽礼等二十余名领导干部，他们于3月下旬去了延安学习。三是留下张体学、罗厚福、郑维忠等三十余人组成游击队，坚持鄂豫交界地区工作，后来成为创建新四军五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原红安四区区委书记刘本华夫妇和三区便衣队队长吴维和等被“精兵”，复员回了家。留守处其他人员随程启文一起到安徽立煌县双河镇和高敬亭会合。国民党军七十四师即来填防，占据了七里坪。
高敬亭待戴季英到达后，于3月14日即率四支队七团、九团部队继续东进。部队以三路纵队，像一股铁流在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中流动，向东前进，到达立煌县流波、苏口地区。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等待第三梯队第八团的到来。
流波，位于立煌县东部、麻埠镇南面十八公里处，原属霍山县，地处西淠河支流燕子河与青龙河的夹角处，古为吴楚通道，后为由江北淮南去武汉的必经之路，因而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当年红军时期这里就是老苏区，人民富有拥军热情。现在镇内镇外热情的民众，拿出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米饭、鸡蛋、花生来慰劳东征的四支队抗日将士。四支队的指战员们都说，人民这么热情，如果不努力打日本，还有何脸面见老区父老！
此时，安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爱国民主人士，目睹了这支仁义之师东进的情景。
这位著名学者、爱国民主人士，姓操名震球，安徽怀宁人，此时三十五岁。操震球为五四运动时安徽爱国学生运动领袖，陶行知那副“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的对联，就是写给他的。此时他由冯玉祥推荐，李宗仁引荐，从上海来到皖西大别山中，担任位于流波的安徽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校长。安徽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校舍是流波的大王庙和五个茶行。大王庙做教室，五个茶行做师生宿舍和厨房饭厅，于1938年3月初开学上课。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现在这所学校真正是和“生活”“社会”天天在一起了。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西撤重庆，安徽逼近前线，皖江南北首受其害。安徽省政府由安庆首迁六安，继迁立煌。1937年秋季开学不久，很多学校奉命停课，开始疏散。安徽省教育厅命令临近战区的省立中学，组织师生员工，连同图书仪器档案等，集体转移到皖西大别山和湘西继续办学。在皖西共设三个临时中学，其中一临中设在立煌县流波，二临中设在舒城晓天，三临中设在宿松。
当时，中共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部长张劲夫，公开的身份是安徽省动委会干事，此时，安徽战时省会正从六安内迁金家寨，动委会也随迁。张劲夫经过流波，前来看望操震球，他们在上海时都是陶行知的学生。操震球说：“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上海一别，大别山里相见。杜甫的《春望》好像就是为我们这代人写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国破家亡之际，没有接到家书，但能见到老友，也是快事一桩啊！”
“你现在所居之处是淮河支流西淠河上游，从这里入淮三百里，可谓佳境千万曲啊。花开时节又逢君，一路上所看，如同春游，红白花开山雨中。要是在和平时代，真是一幅美好的山居耕读图啊！”
“是啊，现在谁还有心看风景。在不到一年的对日作战战场上，国军以空前惨烈的血战抵御着日军对中国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进攻，并使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上海、南京、徐州、芜湖、安庆、合肥、郑州还是相继失陷，各路守军急急向安徽西部大别山区撤退，因而形成不战即溃、日蹙百里的局面。在城市和交通线被敌人控制以后，国军更是溃乱不堪，和难民一道争先恐后往山里退，而难民伤兵，军需器材，全被遗弃！大好河山将失，人民目睹心伤，悲愤莫名。”
“我们的新四军四支队东进过来了，准备到前线抗战！”
“四支队军纪极好，很少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不仅个个忘我无私，勇敢无畏，而且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路过流波时，没有房子住，他们就睡在露天的屋檐下。群众对路过的新四军沿路送茶水送饭食，很欢迎。可以看到这支部队和人民群众是有鱼水之情的，是一支新型的部队。他们穿着很简朴，态度和蔼，群众一点不感到可怕，愿意亲近。这些战士纯洁热诚，可爱可用，实在是没有丝毫可以害怕的地方，可以说是一群世界上最有出息的人，最有希望的人。”操震球停了停说，“这些抗日将士，都是‘草鞋军’啊，几乎全部穿着草鞋。”
“国力贫弱，军饷不够。再加上国民政府不能正常发放军饷，我们只有自力更生。打草鞋、缝补军衣是每个红军战士都会的。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自于红军，当然不同其他各路的私家军。”出身于安徽肥东的张劲夫知道，四支队战士人人都会的手艺是打草鞋。他们年幼尚在地上爬时，家里人就会塞一把没有用石碾碾过的稻草在他手里，一般四五岁就能在草鞋耙上为自己打草鞋了。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有言：‘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国家受难了，人民不会改变志节。共产党能教育出来这样优秀的部队，一定会天下无敌！陶行知先生说过，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看来只有共产党能做得到！”操震球内心十分感动。
“你也在实践陶先生的教导，到我们大别山，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见笑了。在我来说，‘大事’就是兴办农村教育，我没有把一临中办成第二个‘晓庄’的雄心，但终生从事农村教育，是我的誓言。”
张劲夫说：“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们省动委会和共产党人都会支持你。”张劲夫对他没有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然后，张劲夫又往金家寨走去。
高敬亭停留在流波，也是等待从河南信阳邢集出发的由周骏鸣率领的四支队八团。
可以说，高敬亭为四支队八团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次派部队到豫南作战，帮助豫南游击队打开了局面，壮大了队伍。根据中央和长江局的命令，该部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团长。部队下辖三个营，每营三个连。团部一个特务连、一个卫生队、一部电台，共一千零一十五人。
3月9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在团长周骏鸣、政委林凯率领下，从确山县竹沟转移到信阳县西北边的邢集（现属信阳市平桥区），在镇北一处高地上的土戏台举行誓师大会，准备开赴皖东抗日前线。周恩来副主席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罗炳辉前来送行，还发给经费五百元。罗炳辉这位来自云南，担任过中央红军红九军军团长的大汉，从此就和新四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八团走过自己的诞生地吴家尖山，经罗山县、商城县，3月25日，到达安徽立煌县流波与支队部会师。
这也是新四军四支队三个团第一次面对面会聚在一起。在大别山东部山中，桐柏山豫南红军部队的到来而引起的快乐、欣喜和狂欢是无法形容的。四支队七团、九团、手枪团指战员像迎接亲兄弟一样迎接他们。至此，四支队的全部兵力，在东进途中，于安徽立煌县的流波集结完毕。
八团的干部战士很谦虚，称七团和九团为老大哥团。高敬亭也前来看望这支来自桐柏山的红军部队，询问部队的情况，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高敬亭看到，八团队伍是扛着红旗，背着背包，推着独轮车，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踏上抗日征途的。这些人饱经风霜，穿着草鞋，**着双脚，用桐柏山人所特有的那种摇摇摆摆的姿势快步行军。八团这时没有整齐的军装，有一半都没有军衣，穿的是长袍短褂。一、二营好一点，也有个别人无军帽。三营几乎全是便衣，无军帽。高敬亭立即批了二百元钱，将战士们的军帽配齐。全团没有一挺机枪。一千多人，只有六百余支枪。枪支也不整齐，是各种杂色步枪，一个班十二名战士，好的只有七八支枪，有的只有三四支，还有一大半人拿的是丈把长的矛式梭镖、鬼头大刀。带梭镖、大刀，不仅因为武器缺少，还因为在豫西南一带，家家都练武，每家都有祖传的绝招。梭镖、大刀，是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
但部队政治工作很强，朝气蓬勃，纪律非常好。歌声嘹亮，一片新的气象。
八团的政治处还有四位受过高、中等教育的女兵，是从北平、开封来的女学生。她们是樊西曼、唐觉民、王典训、杨寒。1937年底，日军沿平汉线**。一些进步青年便来到确山县竹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也包括这几位女学生，八团东进时她们坚决要求参军参战。
知识分子出身的团政委林恺不要她们，嫌女同志累赘、麻烦，不愿意她们留在部队。林恺是河南郾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军事政治班排长、远东边防骑兵五十八支队翻译。1934年3月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政治委员。参加过长征。现任河南省省委委员、组织部长，说话颇有权威，而且有不少人赞同他的意见。可是军人出身的团长周骏鸣同意她们参军东征。林恺说，那你要替她们准备担架。周骏鸣说，我相信她们不会的。当年江西苏区就有女兵，鄂豫皖红二十八军也有。
这四个女兵年轻又有抗战热情，身着戎装，理短发，戴军帽，腰扎皮带，樊西曼还背着周骏鸣团长送给她的一支手枪。东进一路边走边分发宣传品、贴传单、写标语，教部队唱抗日歌曲，鼓舞部队战斗意志，显得十分活跃。有时开军民联欢会，她们登台演出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樊西曼演青工大老李，演得十分逼真，从此同志们又称她“老李哥”。由于她们一路非常坚强，从不见有半点不满和闹情绪，处处事事带头干，被干部战士称为“四大金刚”，成为八团部队中的一道风景。她们参加了抗战和解放战争，度过了战火中的青春，全部活着见证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八团干部战士在流波见到了如雷贯耳的高敬亭司令员。周骏鸣啪地一个立正，向高敬亭敬了个礼。后来周骏鸣回忆这次会见：“我们去了，第一次见到了支队司令高敬亭同志、参谋长林维先同志。林维先外号林大麻子，很会打游击战，在部队里威信很高，到我们游击队去过。高敬亭司令请我们吃了饭，他们很多干部参加了。”
四支队三个团集结完毕，高敬亭在流波五大会馆中最大的东岳庙广场上集合三个团，召开四支队抗战誓师大会，由戴季英主持，部队加上群众有近万人参加。这一带是老苏区，群众革命热情高。高敬亭讲了话。
高敬亭说：“多年来，我们远离党中央，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现在我们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不再靠钻山洞、吃树皮草根与敌人周旋了。鄂豫皖大别山的红军、鄂豫边桐柏山的红军现在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战。我们要克服过去那种游击习气，要讲究军容风纪，大踏步地奔赴抗日前线。我们部队现在很困难，经费困难，武器短缺，但我们提出‘一切到前线去解决’，到日本鬼子那里去夺取，过去红军时我们亦是如此。我们虽然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但我们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继续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根据中央关于四支队前往合肥、徐州、蚌埠三点之间作战的方针，这里还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四支队要继续东进。现在出发！”
随八团东进的胡炜，是河南新蔡人，刚满十八岁。此时是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后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1961年晋少将军衔。他回忆：高敬亭的大名早就知道。他善于指挥，政治性强，可是没有想到他的演讲非常有水平，我们当时听他做报告，都为四支队有这样年轻高水平的将领而高兴。
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对动员大别山老苏区工农学商各界投入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老苏区人民用欢庆的锣鼓队和狮子队，欢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别山红军子弟兵团——现在下山抗战的四支队。
四支队由分散到集中，先是七里坪鄂豫皖苏区的集中、桐柏山确山的集中，然后是流波的集中，标志着四支队组建的最后完成。四支队东进没有铁路、公路和水运之便，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这是四支队创建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有了这次集中，才有四支队深入皖中敌后大发展。
高敬亭还主持召开了四支队干部会议，戴季英传达了长江局的指示，宣布经长江局批准成立的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和在七里坪不同的是，政治部主任换成戴季英了，他后来担任政委和副司令。
会议还研究了部队继续东进的问题。由于高敬亭有病，再加上牙龈出血，经长江局批准，率手枪团从流波转回双河镇，在双河大庙里养病。部队由戴季英、林维先率领继续东进，并由他俩代替高敬亭指挥。
根据很多老同志回忆：在三年的游击战争中，高敬亭身患多种疾病，严重的肺病、胃溃疡经常使他大口吐血，疟疾来了还发高烧。高敬亭的肺病、胃病，还有疟疾，既是他身体上的病，也是他的心病，也成了四支队的心病。抗战以来，高敬亭有时觉得自己的心正被一种不习惯的忧愁榨得隐隐作痛，这个刚毅的坚强的战将有时竟然被病魔折磨得垂头丧气了。
四支队东进的第二天，流波来了一群特别引人注目的东北军军人。为首的一位身体魁梧，操东北口音，肩上斜披着一条黄军毯，他叫刘冲，是一位中共党员。
他们是在淞沪会战昆山战斗中失散的缪征流第五十七军的四十余名官兵，在政治教官、中共党员刘冲和营长董东翘的带领下来到武汉，找到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希望在共产党领导下组成部队继续抗战。周恩来向他们说，八路军、新四军是东北军抗日的亲密朋友，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抗战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不过汉口不是久留之地，你们一定要尽快回到前线去。此时，四支队政治部总务科科长程启文，正在长江局请示工作，筹办经费物资。周恩来、叶剑英写了信，介绍他们就近到江北新四军四支队地区活动，归四支队领导。程启文把这些东北军官兵，步行带到七里坪。这支部队过去也在鄂豫皖和红军作过战，熟悉这里的情形。他们从武汉来到黄安县七里坪，看到四支队已出发。次日，他们继续东进，一路上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到达流波时，找到了高敬亭。不久，在六十七军做电台工作的周复生和东北军一一七师副官韦郁周又率一些东北军士兵赶来。这些人都保存有短枪，还有些手提式冲锋枪。次日，高敬亭主持召开了军政委员会讨论这些人的问题，刘冲也参加了会议。由于这支队伍是东北人，他们想打回“白山黑水”去，并要求将他们编成一个单位，归共产党领导，在四支队活动地区打游击。高敬亭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他们的意见，同意他们组成“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同时任命董东翘为司令（董负伤后由韦郁周接任），刘冲任政委，给了他们点经费，命令挺进团继续东进，在舒城县干汉河镇与支队部会合，归四支队领导，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的战斗行列。
1938年2月27日，叶挺关于新四军各部行动情况致朱德、彭德怀电：“四支队高、周两部分由黄安、确山向合肥集中，为李德邻指挥，本月完全出动。”(9)事实上，四支队是3月初才完全出动。可见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急盼四支队东进心情之急迫。
双河镇位于立煌县西北部，史河上游。境内层峦叠嶂，山水皆备，是个山中大镇。双河在红军革命时期就是皖西老苏区的中心苏区之一。红二十八军时期，这里是高敬亭十分钟情的全军庙、铁炉冲、熊家河地区外围阵地。另外，在双河镇不远处的黄龙乡九坊村，是史玉清的家乡。
双河镇西有座圆形小山，临河耸起，面积约三万平方米。此山与四周山脉不相连，而周围群山中又有九座小山宛如巨龙拱向此山。这就是被称为“九龙攒珠”的风水宝地双河山。一山独秀，群峰呵护。就在这块宝地上，从隋朝开始在“龙珠”上建有一座金碧辉煌的道观，有九十九间半房。古观南向，河水北来，群众习惯称之为“双河大庙”。这里成为鄂豫皖三省十几个县的一处道教名刹。
道家相传农历三月二十八为东岳大帝诞辰，为纪念东岳大帝生日，在双河道观形成重要庙会，远近十几个县闻名。正会期间，融宗教、文化娱乐和经商贸易为一体，热闹非凡。高敬亭在驻扎双河道观之际，赶上了1938年春的庙会。街上很热闹。高敬亭上街喝了一碗辣糊汤，吃了几块油炸臭干子，然后去看庙会。双河道观的香火很旺盛。
双河山山上山下、上店下店的街头巷尾，人流如潮，摩肩接踵，街道和沿路两旁摆满着香蜡纸炮以及山区土特产品、木竹制品、铁木家具、大小百货、生活用品和儿童玩具等，人声鼎沸，叫卖不歇。固始县和商城县的京剧班，六安和霍邱、霍山县的倒七戏（现名庐剧），湖北省罗田、麻城县的楚剧等齐聚这里演出。有舞狮、旱船、花挑、花鼓、棚灯、高跷等表演，火树银花，山乡不夜。
高敬亭在双河这一停，长达一个多月，这又让不少人议论纷纷，说他装病，闹独立，向党伸手。这里离史玉清娘家不远，有人说他贪图享受，革命意志薄弱。
高敬亭在立煌县双河养病期间，并没有停止工作。长江局为他们配了两部五瓦电台，高敬亭支队司令部一部，前方指挥部戴季英、林维先一部。再加上八团出发时，长江局也送去一部。整个四支队共有三部电台。在他的住处旁，可以听见支队电台在“嘀嘀嘀”紧张地工作着，“嘀嘀嘀”“嗒嗒嗒”，一串串神秘的无线电信号通过报务员的指尖飞向遥远的外地。在高敬亭的作战室里，接起的两张方桌上，铺了块蓝布，上面展开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四支队部队所处位置及作战行动，高敬亭了如指掌。
高敬亭按照谈判协议，抽调支队参谋处秘书罗志达、手枪团特务队队长周昆等二十余人，在双河桃树岭的秦家湾建立四支队立煌兵站。高敬亭知道，金家寨这一带是皖西红军革命的核心区域，是红二十八军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地区，这里地形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日军向中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这里更显得重要。高敬亭将中共商南县委改为立煌县委，为了方便工作，县委成员也参加了兵站工作，站长为郑维孝，是刚从七里坪四支队留守处过来的。郑维孝一只眼在土地革命战争时受伤瞎了，只有一只眼，大家就亲切地叫他“郑瞎子”。他挂中校军衔，还有张泽礼、徐其昌、罗志达、史玉清等，均着新四军军装。新四军四支队立煌兵站，一方面保障前后方通信联络和前方部队的物资供给，向驻立煌的国民党省政府要粮要饷、要服装、要武器。国民党省政府虽百般为难，但也不得不拨发部分物资以敷衍塞责四支队，兵站便组织人力运送到四支队各部队去。另一方面，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当天晚上，高敬亭又召集张泽礼、徐其昌开会，布置商城、麻城、固始、立煌等县党的地下工作，准备派一些负责同志下乡活动。后来的安徽省工委也从六安迁到兵站内办公。郑维孝成为安徽省工委委员。
在双河镇，高敬亭让张泽礼派人通知熊家河杜立保三十多人的便衣队，来双河参加了四支队。杜立保新中国成立后为华东军区营房部副部长，授大校军衔。不久张泽礼赴延安学习，由徐其昌任立煌县委书记。
按照不成文的条例，主官生病，就是暂时停止行使指挥权，再加上高敬亭授权，戴季英和林维先完全可以主持工作。3月底，新四军四支队在戴季英、林维先的率领下，从流波出发，七团为前卫，支队部率九团为本队，八团为后卫，经诸佛庵、黑石渡、霍山县城、毛坦厂，向中共中央同意、国民党五战区划给四支队在安徽活动的地区进击，也就是东进至合肥、徐州、蚌埠三点间作战。
高司令没有等他戴季英从武汉回来就率主力东进了，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戴季英就可以看出这个极具个性的老高不是个好共事的人。此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支队司令和政治部主任之间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的。不过自己是中央派来的，不会在乎他。俩人在七里坪刚见面，戴季英也是小心翼翼的，尽量表现出很尊重高敬亭，其实戴季英内心未必就看得起高敬亭。自己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参加过长征，担任过红二十五军军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后来在西北担任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保卫局局长、西北中央代表团成员，见过一、二、四方面军和中央领导，上过抗大，现在完全有能力指挥四支队作战。
从流波再往东，四支队看到自东往西向大别山山区撤退的国民党部队和军政人员，还有车辆迎面而来。由于道路狭窄，四支队有时还要停下来为他们让路。皖北、皖东、皖中、沿江一些县已被日寇侵占，一些政权机构和难民往山里撤；一些国民党部队在经过大别山外围几场激战后，有的也奉命往山里撤。他们的惊恐神态表明，战火已越烧越近。四支队将士却如蛟龙临海，直奔中央和战区划定的目标，这就和退军和难民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路上，每个村镇路口都挤满了人，无论商人、学生、工人、农民，都拼命往前挤，观看四支队行军。其中有不少从沦陷区来的难民，衣服褴褛，眼含热泪，期待四支队去收复他们的家乡。本地群众则祝愿四支队能挡住日军，使家园免遭战火。有许多人送茶水、鸡蛋和糯米粽子等慰问品，挤上去塞到战士手里，送到战士嘴边，其亲密之情在别的军队里是见不到的。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又是高敬亭红二十八军和皖西北游击师战斗过的地域，红军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强敌压境，危难中重逢，真像多年未见的朋友。目睹这番军民亲如家人的情景，人们无不由衷地称赞，新四军四支队才真正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
越往东，前线接连传来令人焦虑的消息。北线日军连进开封、郑州，相继攻占淮河两岸的蚌埠、淮南、凤阳和津浦铁路线，南边占领上海、南京，**……安徽沿江的芜湖，皖东的滁县、嘉山、全椒相继失守。安徽省省会安庆岌岌可危，已开始撤往大别山门户六安。北边日军正攻占徐州，国民党军队一拥西进，有的是调整战区，有的是在节节撤退……有的县乡政府，竟乱说日军已到，当即遣散政府人员，自己也卷款逃遁，各种可怕的消息，在难民中流传……
形势的危险令人愤慨，四支队全体指战员心急如焚。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诞辰，这一天，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日本兵营、机关、企业、学校等一律放假一天；连伪机关、伪军营里担任顾问、指导官的日本人，也都放了假。敌占区，中国的土地已成为日本人的故乡和家园了。四支队的战士，恨不得插翅飞上前线，煞住日军猖狂进攻的气焰，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戴季英、林维先率领四支队，根据中央、长江局和第五战区的命令，于3月28日到达舒城、桐城大别山边缘地区后，沿着大别山往东延伸的大小马槽两条大山形成的山谷，经过庐江县东汤池、冶父山，挺进到庐江金牛镇、盛家桥地区。盛家桥镇商会会长说：“现在此地无中国政府机构，不仅使人民无所依恃，而且政府之政令与抗战国策，无从转达于人民，更没有见到中国军队了，恳请共产党大军留在此地抗日”四支队即以盛家桥为中心，把部队迅速在四周展开，准备在这一带迎敌。其具体部署是：七团进驻无为县石涧埠地区（后移至任家山一带）；八团进驻庐江东汤池、沐家集、魏家坝地区；九团进驻巢县高林桥、散兵镇、望城岗地区；不久，支队部移至八百里巢湖南边的槐林嘴一带。
戴季英向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和安徽省政府致电：已军次舒城、庐江、巢县、无为、桐城。此时驻扎在六安的二十一集团军军官教育团少将团长刘刚夫，在代主席张义纯那里看到了这封电报。但是，张义纯没有发电鼓励。
此时，节制四支队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驻合肥。戴季英派四支队八团一营营长成钧为代表到合肥同国民党驻军接洽。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徐启明接见了他。
皖中重镇合肥这时正热闹着。日本鬼子占领南京以后，准备由南京向合肥、安庆进攻。在这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几经鏖战往合肥撤退，有的溃兵沿途到处抢掠老百姓。合肥是出大官僚的地方，清末的李鸿章、民国的大总统段祺瑞是合肥人，其他大小官僚就不知有多少了。国民党军队退到合肥后还开庆祝胜利大会。主持开庆祝会的司令也是合肥人，叫宋世科，是卫立煌的表兄，安徽独立四十旅的旅长，和红军打了十年仗，外号叫“宋疯子”，现在是合肥城防司令。在庆祝会上，一位中学生上台发言说宋世科是不战而退，何功可庆，庆祝会也不了了之。
成钧向廖磊的徐参谋长提出两点要求：一是给我们部队作战任务；二是给我们部队补充枪支、弹药。二十一集团军的徐参谋长答复是：部队开到浦口外，在浦口到合肥公路上设防，阻止日军沿公路前进。补充枪支弹药的事是小事，要多少给多少，但必须要部队经过合肥时才能领取。待四支队到合肥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
成钧回部队后，向戴季英汇报了接洽情况。戴季英说：“我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了，政府对我们仍很苛刻啊。”戴季英认为廖磊要四支队去浦口打阵地战，是不用我军善于打游击战之长，而用我不善于阵地战之短，也是有意让日军消耗我军，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能执行。当时徐州会战正在紧张进行，前方急需补充兵员，四支队尤其是八团武器差，服装很不整齐，还有穿长袍大褂的，好似地方武装集合起来的农民。广西军有人把我们当成新兵，途经合肥有被他们吃掉的危险。为了不受制于人和免受暗算，戴季英和林维先决定宁可不要补充枪支弹药，也不能上当。于是将四支队七、八、九团开赴巢县、无为、庐江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
戴季英、林维先这些和国民党打了多年仗的红军干部，对国民党有着本能的警惕。
在不断东进的路上，四支队的战士看到，原本富庶的、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巢湖南部、东部流域地区内，留下的是一片凄凉和混乱的局面。无数同胞被野蛮屠杀，妇女受凌辱。城镇村庄变为一片废墟，少数未能逃离去的居民在遍地瓦砾的街道上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乡村，人口几乎跑光。在最恶劣的情况过去后，一些老弱病残的农民才慢慢回到被破坏的家园，救出财物，重新生活。这里几乎变成无人之地，盗匪猖獗。血债要用血来还！战士们的眼睛都冒出了火焰，行军不愿休息，住下不想吃饭，心里想的只是复仇。
八团到达庐江时，和地方党组织没有接上头。当地群众听了坏人的宣传，对八团有误解，人们都逃到外面去了。这些豫南人组成的抗日部队在当地也没有熟人。周骏鸣便把部队集合在一个空地上休息，让政治部宣传队几个女兵去宣传、去唱歌，没有一个进老百姓家里，就这样在外面过了一夜。开始出来几个老人看战士们在外面过夜，表情上有点过意不去，但他们还是不放心。经过宣传队讲道理，再看看战士们秋毫无犯的行动，他们被感动了，几乎掉下眼泪来。于是去把逃出在外的人们喊回来，把门开了，欢迎八团指战员到屋里休息。小孩子先来，看部队很好。两天过去了，当地人们慢慢地对八团热情起来。大姑娘和小媳妇也来了。因为她们看到“四大金刚”都是女兵，吸引了她们奇怪和羡慕的眼光。
1938年5月，九团驻地庐江县附近有个严家桥区。国民党区长为了发国难财，纵容奸商大量囤积食盐，造成盐荒，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地方党组织找到九团团长顾士多，要求他们惩治奸商，当即得到顾士多的支持。他们研究决定由地方党组织出面，组成由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参加的请愿团，直接与国民党县政府交涉，由九团直属队去发动群众，组织了几千人的游行示威，迫使国民党县政府撤换了包庇纵容奸商的严家桥区区长，责令奸商将囤积的七万斤食盐全部按市价出售。这次斗争大大提高了地方党的威信，扩大了四支队的影响。
在这混乱而又恐慌的时日中，沦陷区的人们对东进而来的四支队抗日部队寄以无上的信任和极大的希望。
根据高敬亭、戴季英、林维先的安排，东北抗日挺进团，4月上旬就从庐江槐林嘴渡过巢湖，东进至皖东的巢县、全椒、和县、含山、合肥一带抗战，是四支队第一支挺进到淮南铁路以东作战的部队。东北抗日挺进纵队6月与中共皖中工委委员张恺帆、冯文华领导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合编，后又收编了全椒县的地方武装刘子清部，部队不断扩大，很快发展到两千余人，并拥有机枪二十挺。7月，第四支队将该部改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并派出部分干部到该部工作。从增幅上来说，这个纵队比四支队每个团发展得都要快，可见东进具有无限生机。
四 沸腾的皖西北
皖中，也就是原中共皖西北特委，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的活动范围，现在也在中共中央、安徽工委领导下，恢复了抗日游击战争。
高敬亭司令回来了，现在带着的是新四军四支队，这个消息顷刻传遍了从前的皖西北苏区。
1935年6月，红二十八军店前河会议之后，由于敌人加紧“清剿”，致使皖西北特委及其领导的皖西北独立游击师，迭遭挫折。1935年5月23日，皖西北特委成员李德保被捕叛变，特委受到破坏；7月，红二十八军派来的皖西北独立游击师于副师长被叛徒杀害，并被叛徒带走十几个人投敌；9月，留在合肥西乡坚持斗争的独立游击师百余名战士在中派附近遭合肥县保安队的围攻，游击师受重挫。1935年冬天，刘敏同志在庐江宋家小圩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决定埋枪，人员分散隐蔽，待机集中。由刘敏带杨银声同志去巢县乡下；曹云露、顾鸿、奚业圣等同志去庐江；张世祥、凤照庐、韩祖功三人去浙江长兴县；张如屏去巢县城内建立特委机关；孙仲德等六同志去无为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会议结束前大家在党旗下宣誓：忠于党，忠于革命，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叛变，不出卖同志。随后各路同志陆续到达各地的工作岗位。
1936年夏，与中央失去联系的皖西北特委派交通员薛汉章去上海接关系。不料薛汉章被捕叛变，带领国民党特务破坏了合肥南乡的彭家圩子交通站。为尽快恢复与中央联系，刘敏抱病与张如屏赴沪，得知上海临时中央局早已被敌全部破坏，未接上关系，但得知中央红军长征已经到达陕北。刘敏、张如屏回来后决定派孙仲德到延安去找党中央汇报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师情况，听取中央对这个地区今后工作的指示。1937年春，孙仲德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达西安，找到了党的办事机构，接上了关系，他被送到了三原县云阳镇，柯庆施向他传达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并交代了党的有关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任务。有趣的是，鄂豫边的周骏鸣此时也从桐柏山来到延安。柯庆施还转达了中央组织部的决定，要皖西北特委的主要骨干到延安学习，党中央派宋天觉接任皖西北特委的领导工作。5月孙仲德同志回皖后，与特委同志一起研究决定，刘敏、孙仲德、曹云露、杨银声、奚业圣、顾鸿、张如屏、陈郁发等同志先后赴延安学习。行前他们自筹了一千五百块银圆，随身携带，打算到延安交给党中央，表达对党中央的深情厚谊和皖西北共产党员的赤胆红心。
皖西北特委这批同志到达延安后，分别进入中央党校和抗大学习。1937年底，中共中央为了迅速恢复皖西北老根据地的各级组织，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抗日形势的需要，把在延安学习的中共皖西北特委委员曹云露、张如屏等提前派回安徽工作。
1938年1月的一天，曹云露在寿县杨公庙叔父张正修家“张同泰”杂货铺楼上（现属合肥市长丰县），成立了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由曹云露任书记，张如屏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宋天觉任宣传部长。工委主要活动于寿县、霍邱、六安、合肥、凤台等地，恢复了一批同志的党籍，建立了霍邱特别党支部和中共六安县委。三年游击战争后期，他们在这里还保留有六十多名党员，十二人的小游击队，当月底便拉起了一支“皖北抗日游击支队”武装，近二百人，由张如屏担任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游击队发动了攻击日占凤阳县城的战斗，影响很大。就连当时的国民党《武汉日报》也发表了皖北游击队“进袭凤阳城颇为得手”的消息。安徽工委带领这支武装英勇作战，深受地方群众的好评。群众常拿这支队伍与当地国民党军队做比较，说，“政府他们光喊抗日，实际不干，你看人家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的”(10)。
凤阳战斗后，皖北抗日游击队转移至寿县、凤阳、定远三县交界处的炉桥一带活动。这支队伍，后来编入新四军第五支队特务营。
在舒城，还出现了一位英姿飒爽、俊美非凡的抗战女英雄，她是中共舒城县委书记鲍有荪。生于1915年的鲍有荪，此时年方二十二岁。当时在舒城、在皖中，她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