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汉之行
1937年12月中旬，高敬亭应召到武汉长江局汇报工作，同时研究新四军及四支队整编工作。和他同行的有在七里坪学习的胡龙奎，还有周骏鸣派来找胡龙奎的张明河和谭建林。他们一行从七里坪骑马来到湖北广水车站登车，南下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
平津陷落以后，日军步步紧逼，前线烽火连天。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淞沪地区，蒋介石投入参战部队七十万人，日军投入兵力九个师团约三十万人，和日本人死拼硬打了一场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也是伤亡惨重的淞沪会战，日军伤亡五万余人，中国军队也付出十万多人伤亡的代价，最后不得不放弃阵地。上海、南京接连失陷，武汉的战略地位明显提高。鉴于时局变化，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筹组新四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12月21日，国共双方就成立两党委员会问题达成协议，参加委员会成员中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不久，中共代表团和中央长江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长江局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组成。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并报中央政治局批准。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共党和军队的工作。在人员集中增多的情况下，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由原安仁里搬迁到日租界八十九号的大石洋行对外办公。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重点讨论组建新四军问题，认为南方各省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
华北抗战和淞沪抗战及以国共两党两军为基础的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有力地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但蒋介石最后不得不放弃上海。日寇突进江浙，当时的首都南京也暴露在敌人面前，直接威胁着蒋介石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地位。鄂豫皖等南方各省红军和游击区周围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和国民党蒋介石等人的谈判中，已多次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但没有达到结果。南方各省自行谈判后，红军队伍仍分散在各个省区，这也是南京军事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必须把这些“钉子”拔出去。同时，中国共产党亦有把这些队伍集合起来参加抗日战斗的愿望，于是成立新四军的设想，才在南京提出来。经过两次谈判，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第二次谈判之后来到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上海的叶挺。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国民党也许能够接受。周恩来就与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并向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的建议。蒋介石在国内外压力的逼迫下，同意了国共合作，但对南方这些红军，他也是一直拿不定主意，“剿”又没有“剿”掉，又不想让它成军，壮大共产党的力量。现在由叶挺来整编，也许是个好办法。蒋介石在没有和中国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抢先于1937年9月28日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并拨发了五万元活动经费。蒋介石想在冠冕堂皇的“团结抗战”的旗帜下，通过叶挺对红军进行控制、削弱，达到新四军“国军化”的目的。可是叶挺到延安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路线，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抗战到底。中共中央也同意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10月6日的一份电令：“民密。顷奉委员长鱼侍参京电开：一、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二、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三、湘粤赣边区项英部；四、浙闽边区刘英部；五、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除分令叶军长外，希分别查照为要。”把南方八省鄂豫皖边高敬亭部等多支红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交由叶挺指挥。(1)
这是国民党的中央政府首次公布新四军的番号，宣布了新四军的诞生。鄂豫皖等南方各省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使党与红军取得合法地位。新四军只有取得合法地位，部队集结、服装发放、物资供应、经费来源等实际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也才能开赴抗日前线。“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在蒋介石的命令里第一次变成中性词语，没有了恨之入骨、杀气腾腾的“匪”字。
汉口，是新四军军部进驻的第一站。现在的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过去叫汉口大和街，从街名不难看出这里原来是日本的租界，每个房间地板上铺着榻榻米。有意思的是，1937年11月，叶挺就是在这里挂起新四军的招牌，开始筹建新四军军部，可见，新四军就是为抗日而生的。
新四军下辖四个旅级支队，四支队是唯一处于江北的支队，高敬亭可谓是独当一面。
在抗战之初，四支队和高敬亭一直没有淡出过中共中央的战略视野。
1937年12月14日下午，也就是南京失陷后的第二天，党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等问题。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陈云、康生等出席了会议，李富春、曾山列席了会议。会议确定了改编的原则：“各游击区将来要求得发展，须留三分之一的武装，尽可能多留些，不要绝对集中。”这个原则，是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提出的，也正是高敬亭的想法。
12月14日，毛泽东、项英从延安联名复电叶挺：“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2)
1937年12月23日，项英从延安来到武汉，向中央代表团汇报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和组织领导的决定。长江局一成立，第一次会议第一项议程讨论新四军组建问题，决定南方红军各游击队迅速全部集中，开赴抗日前线。12月25日下午，在叶挺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叶挺、项英在汉口召集军部机关干部大会，宣布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南方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八省十四个地区（琼崖除外，下同）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设在汉口大和街二十六号。叶挺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军分会书记和东南分局书记。
1937年12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就新四军编成及高敬亭部出动参战事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高敬亭日内要到汉与叶军长商定点编、出动参战事。该部出动津浦、平汉战区。该部要暂归李宗仁指挥。行动、战斗俟高来此商定后再报。28日，在延安的毛泽东复电项英，同意新四军为四个支队及支队以上干部方案。
此时，高敬亭正在从七里坪来武汉途中。
露天火车的车厢里，从湖北广水登车的高敬亭等人，身着军装，盘腿坐在乌黑潮湿的煤堆上。列车在江汉大平原上奔驰如飞，沉重而有节奏的车轮滚动声，把他的心带到了武汉三镇。
1937年12月26日下午，高敬亭到达武汉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一到武汉，吸引他目光的就是这座火车站。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是京汉铁路的南端终点站，20世纪初亚洲最雄伟、最现代化的火车站，被视为平汉铁路全线最耀眼的亮点。车站建成，火车开通，汉口的面貌也跟着改观。《夏口县志》记载，“后湖筑堤，芦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土寸金”。在中国铁路史上，大智门火车站也是非常繁华的地方。《汉口小志》名胜类中如是记述火车站前的景象：“繁盛极矣，南北要道，水陆通衢，每届火车停开时候，百货骈臻，万商云集。下等劳动家藉挑抬营生者，咸麇集于此。”因为火车站的缘故，车站周围人口稠密，商业繁荣。
是城气死镇，是府赛过城。武汉三镇的繁华，高敬亭可是从小在家中就听人口口相传过的。下汉口是他童年时最大的梦想。红军时期也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打下武汉过中秋节”的口号，可是这次他是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来到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三镇，东接苏皖，西邻巴蜀，北毗豫冀，西连湘粤，是中国的核心地区。长江、汉水水道和平汉、粤汉铁路在此交会，这里是连通东、西、南、北、中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是洋务运动和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上海失守、南京危急，这里已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
这是高敬亭第一次来到武汉。这次出门不用动腿就跑了几百里路，真是大开眼界。可是高敬亭的感觉也很复杂。此时的武汉，自1843年开埠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现代都市规模的繁盛商埠。在这座冒险家的乐园里，一方面，现代工商业和文化的萌发生长，给旧中国注入了生机活力；另一方面，社会的丑恶与弊端随处可见。武汉和七里坪可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高敬亭等人在大智门火车站下了火车，站台上充斥着煤灰、蒸汽、人汗和机油的混合味，让高敬亭感到很不习惯。他随着人流穿过大厅，从正中的三洞六扇门出来，坐黄包车，一人一辆的那种，迎着冷飕飕的东北风，沿街而行。他们先是到汉口安仁里，经过江岸大道时，看见江面上都是林立的塔吊，还有那么多的英国、美国的兵舰和国旗，中国的很少。这时，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由安仁里迁到汉口日本租界中街八十九号。武汉“八办”机构扩大, 人员骤增, 安仁里的房子不够用。于是, 董老出面找他的学生武汉市市长徐会之帮忙, 经与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多次协商, 由徐会之批准，将汉口中街八十九号(现长春街五十七号) 旧日租界大石洋行( 一幢四层楼房) 拨给武汉“八办”办公; 洋行对门的九十号拨给武汉 “八办”做招待所; 路东的一百二十号拨给武汉“八办”办干部训练班; 成忠街五十三号拨给新四军武汉办事处办公。高敬亭他们又调头向汉口大石洋行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转去，不多时就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外。这里原是武汉日租界中街日商大石洋行，是一幢日式建筑，砖混结构，中日开战后已被没收。高敬亭看到了门口八路军办事处的招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是啊，这里同他们所见过的国民党军政机构不一样，这里没有大门楼，来来往往的人都是那样年轻、热情、诚实，没有虚伪的成分。从楼里走出的人，个个春风满面，精神抖擞。八办所处的街道，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宾客盈门、水泄不通，这个势头，增加了高敬亭对八办的仰慕。八办本来不高的楼房，也显得雄伟壮观，仿佛为高敬亭的到来而精心打扮一番。高敬亭看了片刻，他可是从来没有上过楼房啊，便让张明河先进去报告。张明河正正军帽，兴奋地向办事处里走去。
张明河上了二楼，看到周副主席十分繁忙，不敢上前。周恩来听说是鄂豫边区省委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代表来了，马上答应见面。张明河刚要走进周副主席的办公室，他已迎到门口。张明河不禁怔住了，忙立正敬礼。周副主席点点头，热情地和他握手。张明河稳定了情绪，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后，周副主席说：“我想你们省委的周骏鸣同志早就该来的嘛！他没有来，你来也行。没有电台真误事，你回去时带部电台去。”
张明河忙说：“周副主席，鄂豫皖高敬亭政委还在外边呢！”
周副主席一听，立刻笑着说：“怎么不进来？快让高政委进来啊！”说着就往楼下走去。
张明河抢先几步出了大门，对高敬亭说：“周副主席出来了。”
高敬亭惊讶地“啊”了一声，忙走上前去，刚要举手敬礼，就被周副主席迎着拉住了。周副主席对他说：“位老来电报说你动身了，我正要派人去车站接你，你就到了。”(3)
几个人一道上楼后，周副主席和高敬亭握手，给他让座。接见是在一个较宽敞但不是会议室的房子中进行的，室内摆有写字台、椅、凳、茶几，还有两张沙发，全是高敬亭没有见过的。周恩来蓄着短发，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穿一身整洁的灰色中山装，一见面就感觉到他平易近人，谦逊和蔼，豪情奔放，有一股引人敬仰而又令人愿意倾情倾吐的感染力。他那政治家的风度、热情的眼神、亲切的谈话，使高敬亭由衷敬仰，两眼不住地望着他，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高兴地对高敬亭说：“敬亭同志，你的功绩很大，干了件很了不起的事，红二十八军。”周恩来看到高敬亭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自己所说的话，便解释说，“当年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中央决定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组成第二抗日先遣队，率先长征，程子华去了，还是我谈的话。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你们的功绩很大。坚持了三年，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保留了一个战略区和一支红军部队，这是很了不起的。”
高敬亭一边听一边点头，激动得有点热泪盈眶。他说：“周副主席，我们是不是把鄂豫皖的情况汇报一下？”
周恩来说：“不急，你们先休息休息，准备准备，咱们明天再谈。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要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
办事处的对面，就是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晚上，高敬亭吃到了过去听过但根本未吃过的新鲜的武昌鱼。
这天夜里，日机飞过武汉，尖厉的警报声划破江城的冬夜，探照灯也在江城上空划来划去。水门汀、木地板、钢丝床、抽水马桶，宾馆卧室里的一切，显然让高敬亭感到很生疏。室内的电灯光那样明亮，让高敬亭睡不着，钢丝床太软，他睡不惯，就把铺盖搬到地板上睡。后来有人说他土，不能接受新事物，还讹传他打地铺睡在长江局走廊里。
高敬亭此时感到一种紧迫感，满心期待着自己回去，带着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根据项英1937年12月27日致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可以知道高敬亭和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傅秋涛、鄂豫边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一营政委张明河等，“均已来汉，正在商讨各种工作”。长江局为研究这三个地区的工作，也召开了专门会议。
晚上，大家谈得更多的是：“南京沦陷了！万恶的日本人在屠城！很多的中国妇女被强奸！”现在日本人三面围攻徐州，李宗仁在台儿庄与日军展开大会战，这也更增加了高敬亭对日本人的仇恨。
第二天上午的会议是在武汉长江局二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进行的，高敬亭与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等人见面后做了自我介绍，同叶挺、项英这两位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也见了面。
这是高敬亭第一次见到王明、周恩来、博古这几个中共领袖级的人物，高敬亭早已听说过他们。特别是王明，是立煌县县城金家寨上码头人，在家乡素有“神童”之称。来自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战士，在打游击经过金家寨周围时，几乎都知道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有大别山王明这个人。长江局的中共领袖们，对高敬亭等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表示欢迎，对在南方浴血奋战的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
端坐中间的是王明。周恩来、博古分别坐在他的两边。主持会议的是周恩来。王明做报告，简要地分析了抗战四个月时局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及如何争取抗战胜利。
王明报告后，安排下午和晚上分别讨论。然后，傅秋涛同志首先汇报湘鄂赣苏区情况，该区因在前期整编中全部集中下山，并同意国民党派人去而受到中央的批评。他讲的时间比较长。
接下来是高敬亭同志汇报。他汇报的重点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后，苏区被分割，他们与中央和上级失掉联系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及国共和谈、会合七里坪的问题。高敬亭不善言辞，可是人们还是从他简短的发言中，感受到鄂豫皖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中，富于传奇色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得到各位领导的赞扬。
胡龙奎刚来，不太熟悉情况，由张明河汇报了鄂豫边区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当鄂豫皖边区红军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达成停战协议之后，鄂豫皖派部队前往鄂豫边帮助作战。1937年10月，省委公开打出抗日的大旗，豫南游击队改名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委。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为了争取实行停战谈判，团结抗战，同国民党驻豫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及张钫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河南的国民党政府，对红军力量的发展既怕又恨，信阳公署专员武旭如一面集结一个保安团和几个县的反动武装，准备对豫南红军发动“五县围剿”，一面又约红军举行谈判，阴谋通过谈判，扣押独立团主要领导人，逼红军缴械投降。边区省委和独立团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边谈边打，于1937年10月至12月，先后派刘子厚、文敏生、张明河为代表，与国民党省、地当局进行了四次谈判。前三次谈判，均因对方一再玩弄手法、毫无诚意而未达成协议。在第四次谈判期间，省委让张明河前往七里坪，和高敬亭、胡龙奎等人一道来武汉汇报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大江南北的红军游击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两部分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担任支队司令，郑位三为副司令，对内即为政治委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豫南独立团改编为第四支队第八团，由周骏鸣同志任团长。
会后，周恩来致电河南张钫。中原大战时，河南宿将张钫投蒋，蒋给了他个二十路军的番号，又让他参加“剿共”，在和红军作战时部队损失较大。他本来想当河南省省政府主席而不得，早就有点烦蒋。抗战开始蒋介石给了个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役军总司令，但张钫手下并无兵，所以他哭笑不得地说：“蒋公真是妙人。”周恩来解释了独立团不再接受河南军政当局改编的原因，取得了张钫的谅解。
汇报会一直进行到中午才结束，高敬亭一直很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下午，项英会见了高敬亭。新四军参谋处长赖传珠与高敬亭谈了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政工作组织情形。新四军四支队，按照国民党规定，每个支队只设两个团，可是四支队人数太多，便下设七、八、九团和手枪团。这时传来消息：杭州已失守。
夜晚，武汉的天空是昏黄色的，灯光将武汉三镇照成个不夜城，而在大别山，一般城镇乡村，晚上八点以后，基本上是家家户户关门睡觉了，静如止水。高敬亭的根基在大别山。他有点讨厌城市，他属于那座实实在在的大山。只有在武装割据的大别山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军蚌埠、滁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以文字形式明确高敬亭四支队东进作战方向。东进，这也成为高敬亭人生的转折点。
新四军成立后，中共中央根据抗战以来在华北取得的经验，对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提出明确的指示，即“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建军后，江南新四军军部和几个支队东进，沿京沪铁路向南京上海方向挺进；江北新四军四支队向淮南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东西两边挺进。
同一天，毛泽东还去电批准了长江局和新四军关于南方红军改编为四个支队的方案。
1937年12月29日，项英致电中央：“高敬亭、傅秋涛均来汉，情形甚好。正在讨论各工作及部队改编出动等问题，高部准开安徽所指示作战地。”(4)也就是说，高敬亭部准备开往中央和国民党战区所指示作战地点，也就是“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此时，高敬亭尚在武汉。
可见这时，高敬亭和中央、长江局及军部的合作是密切的。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五人组成，项英任主席，陈毅任副主席。不久，项英根据新四军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的实际情况，提出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陈毅、周子昆、傅秋涛、张鼎丞、刘英、高敬亭、谭余保、曾山九人组成。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高敬亭在中共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中也有了应有的地位。
此次武汉之行，可以说是长江局、新四军的领导和各游击区负责人的一次聚会。1938年的元旦即将到来，28日，叶挺把他在南京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时，经何应钦批准领到的五万元开办费，拨出一部分，给延安和各地来的干部每人发了八元大洋作为过年费，中午在德租界味腴别墅宴请军部和各游击区来的干部。大厅里灯火辉煌，气氛十分热烈活跃。
宴会开始时，叶军长举杯说：“我代表周副主席再次向大家问好！”顿时，全体起立，举杯以致谢意，然后他接着说，“今天是我们新四军的聚会，我们从天南海北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将来的作为是不会小的！”
怎能描写出所有参加宴请人员的兴奋心情呢？十年红军革命，三年坚持，九死一生，谁能想到会有今天的相会？天南地北，口音不同，可是方言阻碍不了大家相互了解。大家互相交谈着，寻找对自己有用的思想和信息。
29日中午，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也在这家饭店设宴答谢。
这些活动既是欢迎来汉口联系改编的高敬亭、傅秋涛、胡龙奎、张明河等各部队负责人，也含有军部干部联欢的意义。
29日下午，赖传珠又与胡龙奎、张明河谈了鄂豫边军事组织与干部情况。
除了招待以外，高敬亭在八路军招待所吃饭，上街购物、理发、洗澡。高敬亭在武汉拍了一些照片，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高敬亭的仅有的几张照片。
12月30日，赖传珠再次与高敬亭谈部队整编、物品补充及部队教育情况。
1937年12月30日，在延安的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提出了中央《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意见如下：
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
（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
（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路及沿江之敌。
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是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5)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及四支队战略部署的最早文献。
可见中央在抗战开始对日作战构想时，是把地处江北的鄂豫皖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区来设置的。中央决定的新四军军分会委员高敬亭是这块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8年1月2日，高敬亭从武汉动身，回到大别山七里坪。1937年12月25日至1938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前后十天时间，高敬亭几乎完全见证了这个时期。
高敬亭回来之后，就接到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做出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对鄂豫皖、鄂豫边、湘鄂赣三区目前党的工作决议草案》：
长江局听了傅秋涛、高敬亭、张明河(6)等同志关于湘鄂赣、鄂豫皖和鄂豫边三区党和军事工作的报告以后，一致认为：
一、湘鄂赣、鄂豫皖、鄂豫边三区的同志在劳苦群众积极帮助之下，数年来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完成了党中央所给予的任务。
二、在目前抗战紧急形势和各游击区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直接参加抗战前线的情形下，三区党的组织担负着更光荣而严重的革命任务。
三、三区党组织目前的主要任务为：
（一）尽一切可能去巩固和扩大部队，迅速开赴抗日前线，以便增强抗战力量；
（二）用一切方法与当地国民党组织、驻军、民团及一切地方武装队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达到亲密携手共同进行抗敌运动之目的；
（三）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使之积极参加救国保乡的自卫工作；
（四）建立小规模的军械厂；
（五）健全各区党的领导机关，征收新党员，培养大批的党员和我党的干部人才。建立真正保障公开与秘密联系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方式。
四、为保障上述各项主要任务的实现，三区党的领导机关必须进行下列工作：
（一）将中央1937年12月25日所发表之对时局宣言上所提出之更加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达到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之总方针，在全体同志和群众中做广泛深入的解释工作；
（二）加紧党的组织和武装队伍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
（三）加强全体同志的马列主义学习和队伍中的政治教育工作；
（四）教育党组织和游击队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如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艰苦生活，英勇奋斗，尊重民众利益，等等；
（五）提高革命警惕，进行无情的反汉奸土匪的斗争（日寇已在鄂豫边利用其走狗土匪分子勾结反动武装向我们抗日游击队进攻；日寇将来在各地均采用这类方法）。
中央长江局坚决相信：三区同志定能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完成目前紧急战斗任务而艰苦英勇地奋斗。
高敬亭从没有走出过大别山的千山万壑，这次一下来到九省通衢、华中重镇，这是他在党内生活中第一次有这样广泛的接触面。他第一次接触这么多党中央和长江局的领导，还有来自其他苏区的领导，其中有的是中共领袖，有的是中共军事骨干，有许多是斗争历史长、参与创建全国各地苏区和红军的党政军领导人，地下斗争中经验丰富水平较高的同志，如果高敬亭善于交流，从他们的经历及发言中受到教育和启发，他的思想境界，在这样全新的人和生活中，会得到猛然的提高。可是高敬亭认为红二十八军人多枪多，功劳和贡献大，对他只担任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司令员，心中十分不满。这也为他后来和军部、长江局、中原局甚至中央相处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对他未来的政治命运产生了负能量。
张明河于1938年1月10日带着长江局派往豫南游击队任职的二十多名营团级干部回到确山县竹沟，还带回了长江局发给的电台、密码和经费等，传达了中央关于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的决定。1月14日，长江局也为鄂豫边党和红军的工作做了专门的决议。决议中说：“鄂豫边的领导问题，决定四支队第八团队在未行动前归特委领导，特委属于河南省委（省委须以该处为中心发展工作）；第八团队的行动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开东作战时归高敬亭同志指挥；林恺同志代表河南省委指导该地工作。”(7)“八团队”的番号在此时就出现了。
鄂豫边红军部队遂即遵照中央和长江局决定进行了改编。2月，部队开赴信阳县北部邢集进行整训，罗炳辉由汉口前来传达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动员东进。
二 抗战支队
1938年1月，根据两党中央关于统一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1938年1月8日，叶挺按程序报批，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正式核定批准：“该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四个游击支队，所请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俊［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一节，准与照委。”每月各支队及军部发给经费一万五千元，加上军部费用，全军每月总共六万五千元，自3月份起，每月增加两万元。全军发给五瓦特无线电机五架。
在这个共产党提名、通过叶挺的努力使蒋介石同意的庄严的任命书背后，有多少仁人志士的心血，充满着共产党人的智慧和无奈。
蒋介石是竭力想压缩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的编制。国共谈判初期，国民党要求朱、毛解职出洋，北方红军部队为六个团。卢沟桥事变后，让步为陕北的红军设八路军，只给了下属一级为师的编制，每师设二旅四团，为小乙种师。像徐海东这样的军团长也只当了旅长。南方的红军，原来中共中央在新四军范围内想划分两个大军区，六个辅助军区，江北红二十八军就是其中一个大军区；只让叶挺指挥江南闽粤边的张鼎丞部或闽浙边的刘英部；再以其他地方为基础扩大部队，国民党未同意。仓促间，大江南北合为新四军一个军，统统交由叶挺编配指挥。南方各省的红军健儿，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四军，这是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番号。从北伐战争时期被称为“铁军”的四军、毛泽东朱德的红四军、鄂豫皖的红四军、后来的红四方面军，到现在的新四军、四支队，都是革命急先锋的代表，是光荣传统的代表……而他高敬亭就是新四军的四支队司令员。这是高敬亭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
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办公地点在陆象山路三眼井左侧巷第一号院内。首长和参谋处则住在书院街高升巷张兴公馆内。
武汉之行后，高敬亭要做的就是克服国民党的重重阻挠和重重限制，将鄂豫皖红军整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然后尽快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东进方针，也就是毛泽东电报指出的东进到“蚌埠、滁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迅速地向广大敌后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而恰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四支队的高敬亭与中央代表、长江局、军部甚至中央出现了意见分歧。新四军建立之初，人员来自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原来在大大小小战略区独立活动的书记、司令、政委一下降格为支队司令、副司令、团长、营长，有的人想不通，加上各个山头的人合在一起，多少存在着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的情况。高敬亭心中隐隐感到他作为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却只被任命为支队司令员，是一种不受重视的表现。还不如红二十八军当初在大别山坚持革命，他任军政委，和平谈判后成立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他任军长独霸一方。他对改编东进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在新四军四支队向七里坪集中的过程中，日本侵略军已先后占领上海、南京、太原、徐州、蚌埠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对广大乡村尚未控制。这是江北新四军四支队深入沦陷区广大农村、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的极好时机。中共中央在新四军及四支队从各部队集中时起，便不断地发电报给予新四军军分会和苏皖豫鄂等省的党组织，明确指出，新四军担负的重要战略责任，应是在陇海路以南、太湖以北、皖中、皖东北及苏北等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党中央还明确指出，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所有的新四军部队都不要在集结地区停留过久，只要稍加整顿，江南各支队即向江南和苏南，江北四支队向大别山的皖中、皖东前线，迅速开进。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党中央这个立足于摆脱国民党控制、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游击战争和着手发展我党我军力量的战略意图，竟然得不到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正确理解。高敬亭没有按照中央和长江局部署果断行动。究其原因，现在总结出几条：一是高敬亭还没有把部队整顿好，特别是八团还没有编好，大别山的红军家属还没有安顿好；第二，他还要和国民党拖一拖，要立足大别山，讲讲条件，不准备放弃大别山；第三，是他嫌弃官小。按高敬亭的贡献，按鄂豫皖的地位，如果当时允许多设几个军，高敬亭完全可以成为抗战部队一个军级领导人，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但是，当时番号权是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新四军番号能谈下来也是经过政治、军事斗争的。党中央为了能尽快使南方红军得到整编，只有将江南江北十四块战略区的部队合并在一起。这样一开始，连陈毅、张云逸、张鼎丞等红军时期做过多年军级领导人的都只能做个支队司令。粟裕、罗炳辉等人也只做个支队副司令。做了支队司令的高敬亭，提出一些不能成立的诸如部队不能离开大别山作战，尚需从国民党方面争取补充一些武器物资，干部需要训练提高等似是而非的理由，滞留七里坪。这样，中央和长江局不得不给他做思想工作，说一些对于一个战略区领导来说根本无须多讲的道理。
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关于高敬亭部暂归第五战区指挥致朱德、彭德怀电：“高敬亭部在建制上编归新四军，在指挥上暂归第五战区李宗仁，并已得何应钦、陈诚同意，即开进霍山、立煌附近集中行动。剑英明日即去整理。”此时何应钦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囿于国民党编制和番号的控制，新四军只得把江北和江南两块红军部队整合在一起，而且还分属于两个战区。
抗战爆发以后，为了协调各作战区域和作战方向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国民党军委会于1937年8月，先后将全国各战场划分为六个战区，由战区司令长官代表最高统帅部对该战区内所有抗日军队实施统一指挥，协调战区内各集团军、各军团之间的战役行动，共同对日作战。各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由军委会负责。1937年9月11日，李宗仁被命名为五战区司令长官。作战方向在山东、苏北（长江以北）、淮北地区。此时新四军和四支队都还没有编成。1938年1月，山东、江苏相继沦陷后，国民党军事委会员重新划分战区。刚成立的新四军隶属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作战地区为苏浙方向；而在江北刚列编的新四军四支队隶属于五战区，作战地区为长江以北之湖北、安徽、河南南部方向。第五战区初划时共辖六个集团军、十一个军、二十七个步兵师、三个步兵旅。其时，划入五战区的四支队刚领到番号，是个旅级单位。
1938年1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共代表团成员、长江局参谋长叶剑英从汉口到达七里坪，住在蔡家湾高敬亭住处隔壁。身材魁梧奇伟的叶剑英视察了红二十八军整训情况和东进抗日的准备工作。
以前听说红二十八军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打仗，因而缴获颇丰，保障比较充裕。现在所见确实不虚。指战员不仅穿戴整齐、士气高昂，而且装备良好。每个连都有九挺轻机枪，有的还是捷克造的，步枪也是捷克式、马步枪，还有中正式，锃亮瓦蓝。装备在整个红军中，可谓是绝无仅有。
叶剑英和高敬亭做了长谈，向高敬亭详细讲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分析了皖中、皖东地区的形势，部署了东进抗日的作战意图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并指明他们的作战方向是安徽的霍山、立煌县附近，归第五战区李宗仁指挥。
叶剑英说：“目前形势很紧张，亲日派活动频繁，我们要积极抗战。我这次来主要是交代任务。你们四支队要尽快向东挺进抗日，南京失守后，日军先头部队已到达安徽东边的芜湖。你们东进到安徽淮南路东，向华中敌后发展，推动全国抗战，推动友党友军抗战。”最后，叶剑英指示高敬亭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长江局会议。
陪同叶剑英来到七里坪的还有吴克华、余立金同志，这两位1955年俱获中将军衔。他们三人还到中共湖北省委在黄安七里坪主办的青训班主讲了“论持久战”和游击战争的课程。
在这次见到叶剑英时，高敬亭向他提出要把中央代表郑位三调离出去，将在延安的戴季英调来四支队工作。
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鄂豫皖地区的工作，做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的决议，要求鄂豫皖党组织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以增加抗日力量；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党的集体领导机构军政委员会，决定由高敬亭、郑位三、吴先元、郑维孝、林维先、胡继亭及政治部主任等七人组成，高敬亭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同时，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郑位三、郑维孝、吴先元等五人为委员，郑位三为书记，工作由军政委员会指导。特委的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加紧培养干部，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尽可能在最近期间内集中队伍加以训练后参加抗战；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以保障进行党和群众工作及训练干部工作。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高敬亭在江北战区党政军工作的绝对权力。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是高度关注地处江北鄂豫皖老苏区的红二十八军改编成立的新四军四支队的。虽然它只是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可是它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其他支队。中共中央并没有要这个支队过江去皖南集中，而是留在江北鄂豫皖战略区，为之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和党的工作机构特委会，以支持高敬亭作为一个战略区负责人的工作。
在这份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决议中，“提议特委须讨论一次关于过去四军时代一部分工作人员‘肃反’工作的错误问题，并向群众解释此问题，以便消除误会和坚定群众对党和新四军的信仰和拥护”。这等于局部否定了高敬亭所执行的张国焘所遗留下来的“肃反”路线，针对性很强，也是对高敬亭的敲打。据林维先回忆：郑位三同志同高敬亭谈到红二十八军“肃反”扩大化，高敬亭非常恼火，同郑位三闹翻了。这让郑位三很难开展工作。
长江局在这个决议中还有一条：“电中央，请求调戴季英同志到四支队做政治工作。”可见，郑位三和高敬亭之间，已产生深深的裂痕了。长江局经过慎重考虑，报经中央同意，采纳了高敬亭的意见。
1938年2月6日，是农历正月初七，高敬亭与黄冈大崎山来的汪少川、林少怀、张建月、石坤山等人谈话时说：“长江局要我交出黄冈中心县委党组织关系，要了两三次。我本来不想交出去，因鄂豫边数黄冈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能为我们部队提供经费，当年黄冈便衣队曾十几万地供给红二十八军，还大量补充兵员，但现在他们催得很紧，只好交出去。这件事就由林少怀和石坤山去汉**接办理。过了初八，你们可以出门了。”
林少怀提出请漆先庭一道去更妥当。高敬亭当即同意。
第二天，漆先庭、林少怀、石坤山三人从七里坪出发，10日到达汉口中街八十九号，与董必武和湖北省委书记郭述申等见面。漆先庭向长江局和省委上交了黄冈中心县委和各区党组织的人员名册，其中包括在十年内战中牺牲的党员名单。
第二天，董必武将漆先庭单独找去，对他说：“漆先庭同志，有项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完成。”
漆先庭一听董必武给自己安排工作，而且是重要的工作，立即就来了劲：“董老，你说，什么工作？我保证完成任务。”
董必武略沉思一下说：“我们已经两次通知高敬亭同志到汉口汇报四支队整编工作，叶参座也通知了他，可他就是不来。红二十八军改编东进的事至今尚未落实。你与他关系不错，又是鄂豫皖的老同志，你回七里坪去做做工作，说服他要以抗日大局为重，到汉口来商量一下红二十八军改编的事项。”
听董必武这样一说，漆先庭感到有些吃惊。来汉口的头天晚上，他只听高敬亭说长江局要他交出黄冈党的组织关系一事，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还有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事，就说：“请董老放心，我一定尽力去说服他！”
董必武连连点头称赞：“那好，那好，我相信你能办好这件事。”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奇怪。高敬亭和漆先庭都是鄂豫边参加红军革命的农民的儿子，两人在革命队伍中地位差距很大。可是漆先庭敢于向高敬亭进谏，高敬亭基本能够纳谏。这固然因为两人出身相同，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经历相同，更因为在敌后三年的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和漆先庭更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高敬亭一直难忘的是这样一件事：1936年6月他率部进入大崎山，临走时丢给漆先庭二百多名伤员和五担银圆，再次见面时，所有伤员全部治好归队，而五担银圆一块不少。高敬亭从此相信他是忠臣，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可以依赖的战将。
按照董必武的指示，漆先庭等人离开汉口后，回到七里坪，找到高敬亭，汇报完工作后，漆先庭支开旁人，真诚地说：“高政委呀，你是高层领导，不是我说你，下级服从上级，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呢？”
漆先庭并没有指什么具体事，可高敬亭早已心知肚明，一时无言以答。
“你的做法不正是给人以口实吗？你仔细想想，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说你高敬亭居功自傲，闹独立王国，晓得吧？”漆先庭有些激动地说。
高敬亭惊愕地抬起头，两眼惊讶地盯着漆先庭。
“还有，现在国民党也在散布谣言，说你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想借刀杀你，晓得吧？这两条加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下，你能扛得起？”漆先庭极其认真地说。
漆先庭因势利导的一番话，使高敬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次与漆先庭的交谈中，一向固执的高敬亭没有辩驳一句。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整整一个通宵。第二天，高敬亭带上红二十八军的花名册和一个班的警卫人员，启程来到汉口。
到了长江局，董必武听取了高敬亭的汇报后，对高敬亭创建红二十八军，坚持敌后三年游击战争，壮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再度给予高度评价，对他在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也做出批评，对红二十八军改编为四支队的事做出明确指示。
高敬亭这次成功化解危机之行，又给自己增添了新的危机。他再次向长江局提出，要求调走郑位三，改派戴季英来。
当初，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鄂豫皖大别山区红军整编及开创华中战略区的重大任务，托付给高敬亭和郑位三，这是考虑了他们各自的经验、资历和特长等诸多条件做出的决定。郑位三具有宽厚而崇高的品性，是鄂东和鄂豫皖革命的领导者，红四方面军时的鄂豫皖省苏维埃财政局长，红二十五军时期的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参加过长征，在延安工作过，和一、二、四方面军及中央领导都有接触，对党中央统一战线和敌后游击战争等军政战略有很深的理解。而高敬亭文化不高，是革命的参加者，因为工农出身，很早就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常委、鄂豫皖特苏和省苏维埃主席、鄂豫皖省委常委，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统管鄂豫皖党政军工作，不仅在参与领导鄂豫皖边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为党保留了一个军番号的武装力量，而且熟悉组成四支队的各路部队情况，“高政委”的声望至今仍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对于驾轻就熟地领导这支部队，较快地形成全支队的团结核心，极为有利。两人如果能互为合作，取长补短，可以说真正是一种互补。他们是鄂豫皖战略区一对天造地设的军政领导人。可是现在，郑位三和高敬亭两人仅仅在一起工作几个月就闹得个不欢而散，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高敬亭同志开始对郑位三是尊重的，人们称郑为“小诸葛”。后来高敬亭很固执，不尊重人家。高敬亭和郑位三、肖望东两位中央代表之间因为工作已经出现了“疙瘩”。
红二十八军很多老同志回忆：高敬亭不大看得起知识分子。小白脸，能打仗吗？也就是搞搞政工，练练嘴皮子。四支队没有你们，他照样带兵打胜仗！
他认为这些人不是来帮助他工作，而是分他的权，甚至向长江局和中央打他的小报告。特别是在他受到中央和长江局批评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郑位三是德高望重的好同志，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多做调查研究，对同志要谦虚谨慎，多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少主观地决定问题；遇事要和同级干部多商量；对打仗方面的事，决不能马虎，既要认真负责地参加研究，又不要包办代替高敬亭的军事指挥。他是真心地关心、爱护高敬亭这位小老弟、小老乡。他对高敬亭的一些不合适的言语和做法能够理解。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高敬亭失去了和中央、省委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考，领导鄂豫皖的武装斗争，历尽千难万险，有几次还险遭灭顶之灾，这也养成了他独断专行的性格。郑位三真想大声地对高敬亭说：军政团结、军民团结、上下团结，是我军必胜之本，也是你高敬亭事业成功之本。可是，看高敬亭这个劲头，这话是说不进去了。
结果两人争执得非常厉害。以后高敬亭对郑位三处处设防，抱有戒心，不让郑位三在公开场合讲话，不让他参加支队司令部有关会议，也不给他看电报，并对周围的人说，郑位三离开鄂豫皖几年了，对鄂豫皖情况不了解。
据朱国栋回忆：郑位三在1943年给我们讲过一件事，当时中央要调高敬亭到延安学习，董必武、叶剑英把高敬亭从七里坪叫到武汉，给他和他带去的一个班租了个高级旅馆，想让他多住些时间，好解决思想问题。住了一个星期，高敬亭怕“调虎离山”，要回部队。董必武、叶剑英等人挽留也不行，叫他去延安学习也不干。
张劲夫在回忆录中说：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有功，有坚定的革命性，但由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认识受到了局限。因此，编成四支队后，他总觉得这支队伍的编成是他个人的功劳，而对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尊重不够，对党中央派军政干部前来加强部队工作，不甚欢迎，存有戒心，怕影响到他的地位。党中央派郑位三同志来帮助他，不受欢迎，结果只得由高自任政委。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苏区创始人之一，是黄麻农民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在鄂豫皖苏区是有威信的领导干部。郑位三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后，由党中央派回四支队帮助高敬亭同志，而高敬亭却怕郑位三到部队后影响他对部队的掌握，抓一些小问题做借口，使郑位三同志很为难。
高敬亭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派来了德高望重的郑位三，而高敬亭却说郑位三要“抢夺”他的位子，两人很快就闹翻了。郑位三在鄂豫皖理论水平较高，修养也好，可是高敬亭坚持要求把郑位三调离出去，将在延安的戴季英调来四支队工作。长江局采纳了高敬亭的意见。高敬亭为何不愿与郑位三共事？郑位三当年在鄂豫皖的地位不在高敬亭之下，红二十五军长征时，他是参与对留守干部谈话和省委致高敬亭信的起草者之一。郑位三之胞弟郑植惠就在红二十八军而且担任红二十八军的交通员，当郑位三刚来到鄂豫皖时，还帮助高敬亭起草致中央的电报和信件。郑植惠的女儿称高敬亭为干爹。高与郑有何恩怨？他们为什么反目成仇？这是因为第一次见面，郑位三批评高敬亭不该擅自接受国民党的任命，还在干部大会上说“肃反”是错误的，中央正在批判张国焘路线，要停止“肃反”等，这让高敬亭感到动摇了他的威信，接受不了。还有，在高敬亭开始不满何耀榜时，郑位三居然把他放走了，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党中央代表和高敬亭出现了矛盾，恐怕会让鄂豫皖出现分裂局面。这个责任谁担得起？长江局和中央也怕这支部队出现分裂局面。鄂豫皖可是一块重要的战略区，高敬亭手里有几千号人马，可谓举足轻重啊！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独揽大权虽有失误，可往往又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只要听高敬亭的话就是胜利，这就让他形成巨大的权威，主观而又固执，没有人的意见他能听进去。郑位三开始还说几句，最后往往是不欢而散。后来高敬亭向长江局提出换戴季英来代替郑位三的工作。连从中央红军来的肖望东也被他拒之门外。
党史学家和军史学家现在已清醒地看到，对于四支队的组建工作，高敬亭同志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殚精竭虑，力排阻难，把那些来自鄂豫皖三省和鄂豫边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一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军容严整、战斗力很强的正规部队，要花去多少心血？高敬亭把四支队当作自己的家。他对于这个家付与了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热情，由于他是四支队军政委员会主席、司令员，由于四支队指战员都是他的部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家长式的领导，也就很容易形成。所以四支队干部战士不少人说他是“抱鸡婆”。一说“抱鸡婆”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
形势和命运的急剧变化，往往把人的性格推向两级。抱窝的母鸡为了维护自己的鸡蛋和鸡雏，它可以高扬尖喙，向着扑下来的兀鹰和任何企图靠近拿走鸡蛋和鸡雏的人发出威胁。强烈的爱憎给它以意想不到的变形的勇气和力量。高敬亭也不容任何人动他的四支队。
为了调整鄂豫皖这块战略区的领导关系，党中央和长江局对高敬亭是迁就的。他们决定将郑位三调离四支队军政委员会去担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留做地方工作，将肖望东调到河南彭雪枫部工作。根据高敬亭的要求，将戴季英从延安调至高敬亭部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此时，中央和长江局陆续派出一批军政干部到四支队任职，充实骨干力量。
郑位三仍在坚守自己的职责。
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的命令下来了，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发给新四军一些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革命军的制式服装。四支队由武汉后勤部门领来三千套单、棉军衣，以及帽子、皮带、绑腿、挎包、军毯等成品，还有青天白日帽徽。当战士们听说改编还要取下红军五角帽徽，脱下红军衣服，穿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戴国民党十二道辉光的“狗牙帽”时，有的摔帽子，有的流泪，甚至有的骂娘。战士们拒绝穿国民党发来的服装，更不愿戴青天白日帽。红军战士想不通，一戴上这种帽就马上落泪痛哭。同时红军战士又拒绝上交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后来，郑位三和高敬亭只得下去做工作。郑位三同志到了部队，耐心地给同志们讲，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我们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后来做了妥协，红帽徽和红领章可以不交。大家收起了军帽上的，用红布做的、桐油浸染过的红五星，珍藏起党证，镰刀和锤头的图案在他们怀里熠熠生辉。
这样，红二十八军几千号人马顺利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穿上了新四军的灰布军装。
1938年2月，为做好四支队东进支前和扩军工作，郑位三在七里坪主持万人集会，成立七里坪人民抗日后援会，号召人民支援四支队，动员青年参加四支队。仅七里坪地区就出动了四十余部手推车和三十多头毛驴为部队运送粮草。黄安县报名参加新四军四支队的青年有四百七十余人。
1938年2月中旬，高敬亭同志从汉口长江局返回七里坪，遵照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于2月16日正式将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以及鄂东北独立团等地方武装、便衣队，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一起，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经理部主任吴先元，军医处长阮汉清，医务主任汪浩（原名汪运富），下辖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手枪团和直属队。
第七团，由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时一直存在的第八十二师第二四四团、部分便衣队和新兵组成，下辖两个营。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参谋长林英坚，政治处主任胡继亭。
第八团，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组成，下辖三个营，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处主任徐祥亨。
第九团，由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特务营，鄂东北独团、部分便衣队和新兵组成，下辖两个营，团长顾士多，政治委员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处主任郑重。
手枪团由红二十八军手枪团、部分便衣队和新兵组成。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汪少川。
直属队以原红二十八军司、政、供、卫人员为基础，组成了支队参谋处、政治部、经理部和卫生部。直属队有特务连、通信连、交通队，还有一个被服厂和医院，全支队共三千一百余人。还有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和体弱的同志被动员回到原地坚持党的工作。
抗战初期，国民党不让共产党部队设政委，而代之以“副职”，如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实际上是军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其实就是该师的政委。新四军其他支队团级也是如此。可是四支队高敬亭在团一级都设立了政委，以示“我们还是我们”，靠我军特有的政治委员制度，来维护部队政治上的一致。可是由于高敬亭没有处理好和中央代表的关系，郑位三的副司令兼支队政委、肖望东的政治部主任都没有到任，是四个支队中唯一没有副司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支队，还有从延安来的张体学、程启文都没有参加四支队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四支队整编工作的一个缺憾。
高敬亭率领的四支队是新四军的一支劲旅。整个新四军有四个支队十个团，一万零三百余人，六千二百余支枪。据统计，四支队兵力占新四军各支队总和的百分之三十七。新四军其他三个支队则各有两个团，两千余人。而四支队成为唯一有三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建制的部队，长短枪数占全军百分之三十八点四，轻机枪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成为新四军四个支队中建制最整齐、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部队。
在新四军的代码里，一支队为团结支队，二支队为坚决支队，三支队为英勇支队，四支队为抗战支队。新四军全军共一万余人，国民政府给的编制很苛刻，每个支队下面只有两个团。新四军在组建的初期，为了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全军开展了发扬优良传统运动。于是，新四军军部确定把“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作为八个主力团队的代号：四支队的七团为传团，八团为统团。九团和手枪团是超编的，没有代号。
四支队这支部队不仅人数多、装备好，而且军政素质也比较好，战士大部分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出身，向以能征善战、决不向敌军低头著称。而高敬亭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支队司令员，年仅三十岁。当时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三十六岁，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三十九岁，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四十五岁。军长叶挺四十一岁，副军长项英三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