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何耀榜口述、夫人陈苏波整理的反映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口述历史。它向人们展示了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和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精神风貌，教育和影响了共和国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七 多彩的秋天
1937年10月，已是深秋了，七里坪大道两边，尽是连绵不断的大山，上面有着茂密的灌木和高挺的青松。乌桕树上的叶儿开始红了，结着一簇簇的有壳的白色粒子，快要到成熟的季节了。
七里坪，当时中央代表郑位三、肖望东，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何耀榜等领导人经常在那里活动。一方面，同国民党当局联系，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当局官员和士绅，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另一方面，接受各地党组织来人的汇报请示，联络各地失散人员，扩大革命队伍，指导各地开展革命活动。七里坪蔡氏祠红二十八军军部，当时可谓门庭若市。
国共合作，红军下山。如今转眼进入秋天了。
高敬亭跑遍了大别山，可是他感觉秋天最美的还是七里坪倒水河两岸的群山。在这天高气爽的季节里，地里除了晚秋的棉花、红薯和荞麦，剩下的就是掰摘玉米棒后团成一团的玉米秸秆、稻田里高高的稻茬。黄叶覆盖的山坡和地头摆放着一些熟透的南瓜。家前屋后的乌青菜和萝卜熟了也没有收，为的是等着打霜，霜后会更甜更香。
七里坪山川两边的梓树叶开始红了。当地的群众正在忙着收割打场，战士们也一面休整，一面帮助群众打场，到处充满着丰收的欢声笑语。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别山物产丰富，“蚕吐丝、蜂采蜜、树结油”的古老民谣，就是这物华天宝的真实写照。桑养蚕，木本和草本花养蜂，树结油点灯。时值农历九月，“蚕吐丝”的日子早已错过，“蜂采蜜”最后一茬也基本结束，唯有一年一次的“树结油”正在进行着。秋天，正是树上果实成熟的收获季节。镇旁、山坡、田头、路坎、河边，满山遍野的木梓树，经过“霜降”后几场秋霜，形如枫叶一般的圆叶儿，要么金黄金黄，要么变得红赤红赤，同时也纷纷坠落在地。春天摘茶叶，秋天柯木梓，大别山有情的男男女女就盼着这两样。这是他们的鹊桥会、情人节。
国共合作了，“跑反”的人也回家了。人们又像战前一样，将那白花花的、如玉似珠的野生木梓，收回家去。在大别山，在七里坪，最赚钱的是皮油和梓油，柯下来捡回去的木梓筛干净后，先用水蒸，再用石碓舂，还要再上木榨，以榨点白生生的皮油汁，夜晚点灯照明，间或以木梓换取几根梓油蜡烛，作为年底祀神供祖之用。抗战开始不久后大批武汉商人来此，大家才知道，木梓还是一种工业原料。每百斤木梓，用机器可榨取白油、红油各二十斤，用途颇为广泛。
柯木梓、榨皮油是一年中最后的农活。史玉清知道，山里的穷人都用这种蜡烛照明，当初妈妈就带着她经常做白油蜡烛来卖，以补贴家用。
就在这收获“树结油”的时节，高敬亭也迎来他人生的大喜之日：洞房花烛夜。即使在极端困难的岁月里，爱情也是不可缺少的。
这天，蔡家湾蔡氏祠军部里热热闹闹，留在军部里的几位同志忙着打扫庭院，张贴大红喜字，为高敬亭筹办婚事，布置新房，新房在蔡氏祠北部一间偏房里。新娘就是商南金刚台上下来的红军女战士史玉清。
史玉清，1916年3月9日出生在当时的商城县黄龙保九坊村(7)，是个头生子。奶奶说：“先开花，后结果，养个丫头抱小伙。”果然，在史玉清后面，她母亲接连生了两个弟弟。史玉清的父亲青年时就双目失明，原本贫困的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日子更难过了。史玉清五岁时便跟着妈妈去外村讨饭；六岁学纺织；七岁操持家务，人小够不着锅台，就站在板凳上洗锅做饭；八岁开始兼干农活。1928年冬天，母亲得了重病，十三岁的史玉清到门口大河里砸开冰层，给母亲洗衣服，衣服被冻结在石板上揭不下来，史玉清急得大哭起来，失明的父亲闻声摸到河边帮助史玉清解决了难题。1929年，共产党在她家乡闹暴动，十四岁的史玉清参加革命，担任了儿童团分队长。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3月入党。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为金刚台妇女排干部，商南县委委员。抗战下山来到七里坪后，史玉清成为驻在方家湾军卫生部医务处的医生。
下山后的高敬亭经常患疟疾还有肺病，常常折磨他。秋天，正是疟疾多发季节。这次高敬亭的疟疾又来了，浑身烧得火炭似的，满嘴都是泡，昏沉沉地睡了。在朦朦胧胧似睡非睡之中，听到一个人坐在屋门口，哼着一支民谣，听声音，断定她是商城人，她哼的是大别山女孩子都会唱的《妇女谣》：
正月里相思艳阳天，
百草萌芽遍地鲜；
柳如烟，
我郎革命常常在外边。
……
妆台无心上，
菱花懒照颜；
奴郎、夫君，
你本是革命人，
不灭敌人不要回还。
……
听到这里，高敬亭心里升起一股柔情，想到忍辱负重支撑全家的父母，想到被土豪劣绅卖了的前妻王氏，想到被内部“肃反”杀害的继任妻子张宗杏，不知不觉间，他的眼圈湿润了……
高敬亭穿衣坐了起来，他看到一个年轻而又俊秀的姑娘，大眼睛，细身腰，白白的圆脸盘儿，有一双亮晶晶的又大又黑的眼睛，两条大辫子搭在腰上，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气质上显得纯洁而又质朴、勤劳而又贤惠，刚才听歌声知道她有一条大别山清泉一般亮的嗓子……
女看护看他坐了起来，欢快地说：“高政委，你醒了？汪运富医官派我来看护你……”她想看又不敢看高敬亭的样子，脸上泛起少女才有的那种娇羞，脖子上也跟着红了。
高敬亭看着这位红军女战士，秀美的脸庞显出勇敢、坚决的表情，与一般农家姑娘不同。他想起来了，张三铁匠、商南县委书记张泽礼从金刚台带来的队伍，有个红军女战士叫史玉清，是商南县委委员、妇女排的女干部，有着八年红军军龄，在金刚台上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高敬亭现单身一人，没有个异性贴心人照料，自己从来不会关心自己，所以史玉清便经常来给他看病。这时史玉清是高敬亭的兵，她敬佩他的智慧、勇气。他就是一个神、一位战将。由于高敬亭的战功，现在他是七里坪，不，整个大别山的核心。她不仅敬佩他，甚至还爱慕他。
一开始，高敬亭问军医处的情况。史玉清说，我们军医处处长阮汉青，副处长是有名的红军医官林之翰，1929年就在大别山参加红军，医术最高。医务主任汪浩，原来叫汪运富，他说名字还是高政委给改的……政委詹化雨兼。军医处有秘书、医官、司药、看护、挑夫、担架队、炊事班、通信员、勤务员，共五十多人。
高敬亭说：“从二十八军建立到现在，我们总算有了固定的简单的医疗服务机构。我们战胜了那么多的敌人，也战胜了那么多的疾病。有疟疾、肺病、痢疾、天花、大腿裆溃烂、脚气、胃肠溃烂，此外，还有皮肤癣病、沙眼和钩虫寄生虫等病，多啦。”高敬亭扳着指头一一说来。
“最困难的是没有药，我们去摘蜡树子熬水做凡士林。”
时间长了，两人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建立起深厚的感情。高敬亭一颗久经征战的心，经过钢星铁火的锤打，已经无比坚硬，可是此时，一片温情的潮水漫上心头，让他的一片钢化成绕指柔，感到有点甜蜜又有点惆怅……
在第一轮政治培训班里，商南县委书记张泽礼榜上有名。在学习过程中，高敬亭抽空找他了解培训班的情况。一次高敬亭开玩笑地说：“你张三铁匠有点不像话，我派李世炎、石裕田两位大将去传你集中，你倒好，差点把他们杀了！”
“这个弯子拐得太大了，高政委。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居然合作了，我脑子实在跟不上形势。”张泽礼笑了笑说，“现在好了，培训受教育了，什么都明白了，现在是白皮红心，如同宋朝金兵打来了，梁山好汉招安，不过宋江他们就是死心塌地地做了朝廷的命官，我们将来还要革命！”
俩人说了一会儿，高敬亭突然问：“金刚台妇女排史玉清你认识吧？”
张泽礼打量着军政委，问：“高政委，史玉清不是留在军医院医务处吗？你没有见着？”
高敬亭脸本来是黑而黄，这下也被闹个大红脸！
“不错，这姑娘不错。很漂亮，也很活泼，在金刚台上又当战斗员又当宣传员。她非常机灵，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她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熟悉环境，查看地形。三年中金刚台上有不少女战士被敌人抓住牺牲了，我的老婆、林维先的老婆都牺牲了，但她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这个史玉清同志，年岁不大，倒是挺能干的。”高敬亭讪讪地说。
张三铁匠看准时机，从中牵线搭桥，才有了这段姻缘。在那个收获木梓的季节的秋夜，高敬亭与史玉清结婚了。
马克思说，只有妇女的解放，才是劳动人民真正的解放。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鄂豫皖苏维埃条例也规定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可是古老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病根，在偏僻的大别山，根深蒂固，男女间“授受不亲”，岂容人们不慎。共产党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可是真的自由了，解放了，却容易从生活问题变成政治事件。人们往往知道革命者牺牲生命，却不知道许多革命者还牺牲过爱情。在偏僻的大别山，那时革命队伍对男女关系非常注意。作为军人，不能违反战士不准谈恋爱的规定。如果违反，后果很严重。不论谁看到苏维埃干部和部队同志同老百姓妇女有不正当关系时，立即可以开枪将他打死，哪怕下级对上级。有很多是正当恋爱，也被当作反革命处死。在红军时代，红军干部战士的婚配是罕见的，随时都潜伏着不幸的阴影。史玉清已是高敬亭第三任妻子，他们度过一段幸福时光，可是，也给她后来的命运带来巨大的逆转。
高敬亭第一任妻子是父母包办的，她姓王，是富农家的女儿，还裹着一双小脚呢。她人生得俊俏，皮肤白净，胖胖的令人喜爱不说，到了高家后，对公婆和他都很好，纺纱织布，洗衣做饭，什么都干，后来又生了个男孩，可是因为高敬亭参加革命，她受到株连，被坏人活活打死，也有人说是被卖了。那个儿子也不知下落。
第二任妻子张宗杏，1929年她才十七岁就参加革命。她泼辣大胆，活泼可爱，能说会唱，一直从事苏区的妇女工作，当过鄂东北道区妇女部部长和光麻特委书记。高敬亭同她是自由恋爱结婚，可是婚后很少见面，都忙于工作和打仗。她是苏区的杰出代表，不但高敬亭爱她，还有其他人爱她，爱而不得，给她扣上个反革命帽子杀了。高敬亭后来把杀她的人也都“肃反”杀了。
第三任妻子史玉清，这桩婚姻在给她带来幸福的同时，也给她的人生带来巨大的悲痛。这是后话了。
婚礼就在蔡家湾军部所在地的祠堂里举行。
当地有句民谣：“要得发，择个八。”也就是最好的双日子。10月15日，正赶上农历九月十二。就当地民俗风情来说，确是个成双成对的喜庆日子。
新房很简陋，除了一张鄂东老式架子床和一张小方桌外，只剩下不多的空间了。桌上放着一只搪瓷盆和一只小茶壶，**还是两床打游击时的黑土布被子和包着换洗衣服的枕头，还有高敬亭自己随身带的小皮箱。
唯有房门上贴的红对联给人一种喜庆之感：
为民族解放敌后坚持数载
求社会平等边区奋斗十年
老主任吴先元和从长江局派来的廖华秘书一边忙着一边说：
“这像什么新房？除了新郎和新娘外，一样新东西也没有啊！”
吴先元要杜副官想想办法，看能否借到直贡呢被子用一用。交通队的一班长罗映臣一边张罗着一边也在议论，战争打胜了，局势也开始稳定了，军政委结婚嘛，也总得像个样子。可是现在除两个人沾个“新”字外，其他都是旧的。这话恰好被军政委听到了。他说：“结婚两床被子足够了。”然后他诙谐地说，“杜副官，你可不要叫我当‘老财’啊！”大家都被逗笑了。史玉清穿的是与乡村姑娘一样的青布镶着边的褂儿，红红的脸蛋，水汪汪的一对大眼睛，越发年轻漂亮了。大伙也都喜欢她。她的思想也很开朗，说：“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打起仗来搬家麻烦。”
极其简单而又别出心裁的新式婚礼，却又是那么富有乡土情趣，充满着热烈而欢快的气氛。
战争年代的婚礼是没有什么手续要办的，有个证婚人就行了。高敬亭和史玉清一边出一个，老主任吴先元和张三铁匠张泽礼当证婚人。
这天早晨，史玉清也只换了件新的青布褂子，把头发变成参加革命的女青年时兴的剪发头，大别山人称之为“二道毛子”，梳了梳额前的一蓬刘海，耳边别了两个黑卡子，拎着自己的行李，离开方家湾军医院医务处的姐妹们，来到蔡家湾高敬亭的住处。没有花轿乘坐，不要亲朋陪送，无须搽脂抹粉，更不须盖头披红。她手上只拎着自己的行李，里面包着几件换洗衣服，还有个梳妆盒子，别的什么嫁妆也没有，翻过一座小山包，就来到了蔡氏祠。她把自己的行李和高敬亭的行李放在一起。高敬亭有个小皮箱，装着他的印信和几件衣服。
军部里的同志合伙为他俩筹措了十块银圆、一双银筷子和一副小孩戴的银项圈，送给他俩当礼物。这也是当地的习俗。
婚礼在蔡家湾军部举行。高敬亭和史玉清为表示对同志的谢意，当晚也特意做了一桌菜，打了酒，把红二十八军的老干部请来吃一顿饭。1955年授衔为解放军大校的罗映臣记得，菜有红烧肉、萝卜烧肉、青菜烧豆腐、咸菜炒辣椒等菜肴，香喷喷的惹人流口水。大家好久没有尝到油腥了，都馋得要命。
老主任吴先元举杯敬酒：“这第一杯酒，我要代表后勤部向玉清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日子，我们后勤部有不少武器，可是女人用的像样的东西一件也拿不出来，就是有高政委也不让拿。哪个新娘子没有件花衣服？真委屈你了。后勤部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再给你们补办一次！”
大家都沉默了。史玉清含着眼泪说：“老主任，看你说的，我从小就差卖给人做童养媳了，后来参加革命才活得像个人，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今天。我要感谢大家！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张泽礼也站起来，说：“我来敬第二杯酒。这第二杯酒，敬新郎新娘。祝你们幸福美满，白头到老！”他一口干了一大碗，说，“咱商南金刚台游击队出了个女兵，一家有女万家求，有多少男人想着史玉清啊！高司令，你今后可不许欺负她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
这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礼，是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比较新派的新式婚礼。身边没有亲人，两个人只有自己的老战友、老朋友，尽管没有红灶新房，但是不大的新房里却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漾着一片庆贺的欢笑声。同志们祝贺新郎和新娘并肩携手，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自由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大别山人的闹洞房本来是很热闹的，也是很大胆的，可是战争年代，移风易俗，军政委的洞房只能是简单地闹了一下，便把蔡氏祠里这个幸福的小天地交给了他们。
抖动的红烛驱散了蔡氏祠新房中的黑暗。
明亮的月色，似乎被抹上了露水，变得清凉而又柔润。夜空清碧，万里无云。夜已深了。堂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的声音，安静极了。山湾里，隐隐听得到倒水河川流不息的声音……
外边是倒水河的声音。身边是新郎急促的心跳声，充满了生命力。新郎新娘的喃喃细语，切切动人。
“玉清，我在金刚台铁瓦寺住过，怎么没有看见你？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早啦，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就知道你。那次在铁瓦寺，我可看见你，你怎么看得见一个小女兵啊！”对于史玉清来说，高敬亭就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1934年11月，随着中央红军的长征，红二十五军也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离开苏区西进。这样，鄂豫皖苏区便立即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史玉清等人属于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和零星武装，整天处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剿”之中，形势十分险恶。
可是她听说了：在红二十五军离开苏区时，高敬亭带着一些部队掩护主力转移和护送伤员。于是他便将红二十五军留下来的部队和地方武装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打这以后，史玉清这些留下来坚持边区斗争的同志便明显地感到鄂豫皖的形势有了好转，鄂豫皖边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敬亭从此就成为大别山人民心目中的红旗，也成了女红军史玉清心中的偶像。在金刚台上，只要听到高敬亭率部队过来了，大家的感觉就像过年。
高敬亭当时在鄂豫皖同志们和老百姓中威望都很高，大别山人把高敬亭的勇敢和神勇捧上了天。史玉清虽然和他不认识，也没有接触过，但他在什么地方打了胜仗，大别山区的老乡和地方工作者都知道。高敬亭不但使大别山三年红旗不倒，而且红二十八军的队伍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国共合作后，高敬亭领导的队伍下山抗战。……她的夫君，就是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她真正为之骄傲。
“我们大别山老百姓都说你是一条龙，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我可是普通的农家姑娘，十四岁参加革命。1935年5月任中共商南县委委员，分工负责金刚台妇女排工作。我们在金刚台三年可苦了，我经历饿死、冻死和病死的危险。有一次，我和一位女同志受到敌人追击，偏又遇到河沟挡路。我看到沟中间有一块尖石，使劲一蹿，一脚搭到尖石上越过河沟，脱了险。那位同志只差一步，没有搭到尖石上，结果被敌人逮去杀害了。连张书记的爱人也牺牲了！还有一次我得了伤寒，在那种形如野人的生活中，得了这种病，只有等死。我日夜发高烧，实在受不了，就睡在石板上降温。没有药治病，没有食物充饥，渴了就喝点山涧水。别人都以为我没有救了，可是两个月后，我又慢慢地好起来。”
“那你们跑散了怎么办？”
“我们把妇女排分成若干小组，指定了各小组组长，进行分散突围，这样目标小，便于突围。又规定了集合地点，如敌情有变化就到另一个集合点去集合。集合点只有组长知道。”
“化整为零，集零为整，你们在金刚台上做的和我们主力部队一个样啊。”高敬亭笑了笑，然后又说，“我和你一样，是穷苦人出身。父母分别被打死和逼死，弟兄六人，有三个死在国民党手里。家穷，读过几年私塾，便回来帮助父亲种田和杀猪，也是逼上梁山参加革命的。”
“听你做报告，看你写的字，真不知道你只念过几年私塾。”
“我读过六年私塾。参加革命后，勤学苦练。跟你这么说吧，我练字用过的本子，可以堆满半间屋子。可是，现在抗战下山了，我感觉我知道得太少了。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有猴子变人，这些我都不知道！”高敬亭叹了一口气。
“听了社会发展史，才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才懂得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人类社会本身是平等的，由于阶级的出现，便划分为两个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是剥削无产阶级的，地主是剥削农民的，旧社会的政权和枪杆子，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我懂得这个道理，才懂得穷人为什么会革命，懂得中国共产党人存在的意义。”
高敬亭此时正好三十周岁。此时国事和家事，对他来说如同神话。七里坪会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有的带来了高深的学说，有的带来了卓越的思想、崇高的德行及伟大的心灵，这些都在他面前闪光碰撞，令他目不暇接，让他有点眼花缭乱。
“我也是，参加革命多年，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别看我在宣传队还演过戏，可是我不认识台词，台词由别人念一遍，我就能背下来。”
“以后，每天，我要教你认三十个字，写十遍，天天如此。我们共同学习。”
“好，我听你的，保证完成任务。过去我家虽然穷，但我从小就很能劳动，父母亲很少打骂我。参加革命后，工作非常积极，从未受过批评。这次学习我也不会受到你的批评。我知道，只有学到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革命，做你的好学生，好妻子。”
新婚夫妇说着连绵不绝的知心话，不知不觉军号响了，天也亮了。高敬亭走出蔡氏祠大门口，看到东面山顶的白云变成了玫瑰色和紫色，现出了金色的霞光，在四周山峰上，一下奔泻出无数条生气勃勃、辉煌灿烂的阳光湍流，像倒水河一样流动着。接着，七里坪四周庞大无比的群山的轮廓显露出来，也照亮了眼前蔡家湾门前几棵柳树和池塘，照出了方家湾和秦罗庄四周的岗峦峰岱。倒水河河谷和河边大小悟仙山的沟壑深渊，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能享受爱情，真是一桩奢侈的事情，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它。
鄂豫皖红军，打了十年仗了，全军几乎清一色光棍。在战争这个纯男性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时间和女性打交道。高敬亭的婚姻，给那些终日在战场上厮杀的汉子们带来一种女性的温馨。
结婚的第二天，红安城区的群众做了一些糍粑，由区委书记派人送来，东西不多，却表达了群众的一片诚意。高敬亭紧拉着来人的手，连声说：“谢谢同志们！谢谢同志们！”这些糍粑大概是同志们在这次婚礼上看到的最有喜庆意义的东西了。
新婚的日子是甜蜜的。高敬亭最私密的空间里多了一个女人，便多了一分新奇和新鲜。史玉清每天从方家湾下班回到蔡家湾来，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显得格外俊秀。微风吹动她帽檐下的黑发，有些蓬乱。高敬亭意识到，史玉清不仅是自己的妻子，还是抗日队伍里的一名女兵。虽然俩人都在各自的食堂吃过了，可是她晚上围上围裙，替他做一碗鸡蛋汤或葛根糊。然后，高敬亭把她拉到桌边，桌上放着纸和笔，说：“写作业。”
史玉清便听话地点点头，坐到桌边，微笑着拿起笔写字，显得更美、更纯真、更朴实了。她的每一个言谈举止，都流露出充溢在心中的快乐。这成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高敬亭感到最近几个月，一切快乐的感情达到了顶点，和谈了、下山了，他在严酷的战争中获得胜利，史玉清又给他添上了爱情。
婚后，高敬亭为红军家属的安置而谈判，为留守处的未来谈判。史玉清除了医务处工作外，看到丈夫的身体消瘦，面色发黄，心里颇为不安，她千方百计搞些调味的饭菜，让他多吃点，调养他的身体。两个人就这样恩恩爱爱，情深意长。
一天高敬亭正在忙着处理文件，警卫员突然进来报告：“军政委，有位老妈妈要求见你。”
高敬亭急忙起身迎到门外一看，一位白发苍苍、鹑衣百结的老大娘，像个讨饭的叫花子似的走过来，便问：“你是？”
老大娘一见高敬亭就扑上来，拉着他的手哭诉：“宽毛呀，我可把你找到了。你不认识我？我是你婶娘啊！”
高敬亭急忙双手扶住老大娘问：“婶娘，你是怎么来的？”
婶娘仍然抽泣着说：“国共合作了，我们这些红军家属也自由了。听人家说你做了司令，我才来看看你啊！我是一路要饭过来的。”
高敬亭一听，真是又怜又痛，自己闹革命，给家族带来的可全是灾难啊。当年在他的影响下，高家有十几个叔伯兄弟参加革命，其中十人在战争中英勇牺牲。连婶娘家也给拖累成这个样子！
等史玉清回到家里，高敬亭对史玉清说：“玉清，这是我唯一的亲人——婶娘，请你费心好好侍候她老人家。”
婶娘上前握住史玉清的手说：“你就是我侄媳妇。多俊俏的姑娘啊！宽毛，你有福分啊！”
史玉清也亲热地说：“婶娘，你这么大岁数，从董店来到这里有近百十里的山路，能找到这儿，真不容易！”
一会儿，史玉清从里屋提出一瓦壶热茶，茶色碧绿，散出沁人心脾的桂花香气，婶娘渴得赶忙喝了一碗。
高敬亭笑着说：“我这个共产党的官可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两个碗、两双筷子和两个行李包、一张床，还有这口小皮箱，是装书籍文件用的。就这样，我们两口子过得也还挺快乐。你别嫌弃，既然来了，就和我们一块生活吧。家里少不了一个老人啊！”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的官都很艰难，住几天我就回去。若跟你们一块生活，就要多花钱，增加部队的负担！”老人十分体谅侄儿的难处，恳切地说道。
高敬亭搀着老人的手说：“我的好婶娘，你现在无依无靠，我也没有父母，我就是你的亲儿子呀！你回家怎么过呢？”
老人说：“别担心，前几年国民党屠杀我们高家，我们东藏西躲地也过来了。现在国共和平了，共产党和红军被国民党承认了，指战员家属才有了一点自由。地方党对我们也很照顾，也在组织老百姓恢复生产，我还可以种菜、拾柴，再喂几只鸡，比在这里生活方便。再说，你们还要去打日本鬼子，我不能拖累你们。我只指望侄媳妇早生儿子，给你高家这支留条根。到时给我捎个信，我再来照料她坐月子。”
山风习习，秋凉如水，一轮银盘样的圆月从山背后爬上来，渐渐挂在门前一棵大银杏树上。高敬亭夫妇只得同意婶娘的要求。
婶娘住了几天后，执意要回去。高敬亭没有办法，只得让她回去，也没有什么好送的，给老人包了几块锅巴，作为回去路上的干粮。
婶娘走后，史玉清说：“她老人家真不容易啊！等以后形势转变了，革命胜利了，我们可要把婶娘接来，让她好好过几天舒心日子呀！”
高敬亭抚着史玉清的肩膀，轻轻地点着头。
当时不少在七里坪的红军战士都看到了这一场景。
现在的人，无法想象那时环境的艰苦。红军时期在敌人几十万大军“围剿”中生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生活上也是找着上顿没有下顿，饥一餐饱一餐的。当时上千人的部队，吃的穿的花的还有弹药补充，没有一点来源，就靠打土豪筹款和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物品。当时红军无论干部还是普通士兵，都没有工资，生活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国共合作下山以后，条件好一些。高敬亭是支队司令员，穿的衣服也跟战士一样，都是由经理处发的，没有一点儿特殊。吃的东西，按当时规定，高敬亭可以比战士标准高一些，吃得好一些。但当时还是艰苦啊，所以高敬亭只吃咸菜、豆角、辣椒这些大别山小菜。高敬亭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嗜好，只是烟瘾大，好抽烟。他同战士一样，叼个老烟袋，用大别山地区产的一种烟叶吸。国共合作后，他才偶尔吸吸卷烟。
对自己抠，可是对待革命队伍的战士，高敬亭却很热心，充满了人情味。灵山便衣队指导员黄锦思带着便衣队到七里坪集中，给军部带来两万元大洋。高敬亭让黄锦思做后勤部的出纳，保管经费。高敬亭听说他全家六口人被杀害得只剩下一个妹妹，本想让黄锦思回家探望一下，可又怕他出危险，于是就批给三元钱让他托人捎回家给妹妹补贴生活开支。
黄锦思手捧这三块银圆，感激地说：“司令员，我一定听从首长的安排，为革命管好钱！”
婶娘和黄锦思妹妹的遭遇，让高敬亭又想到千千万万个红军家属……他像红二十八军时期考虑伤员的安置一样，在和国民党谈判时费了很大的心血，落实红军家属的安置问题。
战士老刘是军政委的贴身警卫员之一，是喂马的能手。他喂的黑马膘肥体壮，滚瓜溜圆。这匹马跑起来四蹄腾空，快捷如风，天长日久，战士们只要听到熟悉的“嘚嘚嘚”的马蹄声，就能辨别出是军政委来了。
一天，老刘受凉病了。晚上，军政委知道后，马上叫史玉清下了一碗面条，并亲自端给老刘吃。这时，战士们都睡了，只有老刘还在哼哼唧唧的，高敬亭悄悄地来到老刘床前。老刘是放牛娃出身，从小失去父母，在苦水里泡大，参加红军后，才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看见军政委来了，老刘坐起来说：“司令，我这身体不争气，耽误工作了。”
高敬亭眼一瞪：“你怎么客气了？谁没有个头痛脑热的时候？”军政委来看他，又亲自给他送面条，老刘感动得直流泪，连连推说：“军政委，我不吃，我不饿，你吃吧。”下山了，很多红二十八军老战士仍喊他“高政委”，老称呼潜隐着一种深情、信赖、友谊和爱戴。
军政委亲切地注视着老刘，又摸摸老刘的太阳穴，边摸边转过身来对史玉清说：“退烧了，退烧了。”然后对老刘说，“老刘啊，心放宽些，哪有吃五谷杂粮不生病的呢！人是铁，饭是钢，这碗面条是玉清为你做的嘛。”
史玉清也在一旁轻声劝老刘：“我们家乡有句俗话说，‘头痛脑热，干饭紧咽，一咽下饭，马上就好’！”在军政委和史玉清的劝慰下，老刘病容顿减。他坐起来，将一碗面条吃了下去。不久病情果然好转了。
————————————————————
(1) 程启文：《重上七里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40页。
(2) 即郑位三、徐海东、郭述申、王宏坤四人。王宏坤是麻城人，曾任红四方面军师长、军长，此时长征到达陕北。
(3) 即信开头的“位海述宏”，可能是因为这四位都是高熟悉的鄂豫皖老同志，所以会以他们的名义给高写信。
(4) 红二十八军和国民党谈判时临时番号，有几种说法，卫立煌致蒋介石电报称为“鄂豫皖边区第一挺进军”，红二十八军战史资料称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詹化雨回忆为“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
(5) 黄安民间对大致是乡级机构的俗称。1879年即光绪五年，全县五十会共向民间征稻谷二万六千石，在县城、七里坪、八里湾三处设立丰豫仓，是农民丰年捐谷以接济荒年的义仓，却在官僚和豪绅地主的把持下，成了他们剥削农民获利的一种手段，管理者大斗进小斗出或放高利粮，甚至高价外卖从中渔利……1927年春，大革命运动兴起后，农会会员手持大刀、长矛砸开了丰豫仓，夺回了自己的血汗粮，粮仓现成了区政府的办公机构。
(6) 李长如：《怀念郑位三同志》，载《星火燎原》，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版，第1期。
(7) 现属安徽省金寨县，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