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等人一再提否定张国焘，否定“肃反”，高敬亭当然知道这种否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正是张国焘欣赏的、培养的、提拔的，他的“肃反”做法深受其影响，否定张国焘不就是否定他高敬亭吗？后来高敬亭与延安派来的干部没有搞好关系，既与其个性有关，也与郑位三及后来的戴季英等人的工作方式有关。就在郑位三等人从延安出发去鄂豫皖根据地之前，毛泽东就曾告诉他们“千万不要用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那一套去套他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可惜的是，郑位三、戴季英后来还是因为“肃反”等问题与高敬亭产生了很大矛盾，再加上长江局也要求纠正这里的“肃反”，这些都引起了高敬亭的疑虑，对郑位三、肖望东保持戒备，经常借故不让他们深入部队，后来发展到坚拒郑位三、肖望东到四支队任职的地步。
9月下旬，郑位三在七里坪镇西门外的河滩上召开了军民庆祝大会。集中在这里的鄂豫皖红军和近四千人民群众参加了大会。他们是赶来看望自己的子弟兵，看望高敬亭和郑位三、肖望东等首长的。
大会由高敬亭主持，郑位三做报告。郑位三从西安事变说到国共合作，从平型关大捷说到火烧阳明堡，还说火烧阳明堡是从这里长征出去的陈锡联指挥打的，讲得极为生动。会场上聚精会神的人群，时而惊愕，时而叹息，时而大笑，时而发出赞赏的啧啧声……
这些材料是郑位三最近收集和阅读各种文件及书报刊分析得来的。接着，郑位三又分析全国抗战形势和发展前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整编和准备抗日的指示；转达了党中央对红二十八军、地方武装、便衣队全体指战员，同鄂豫皖边区人民一道，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所做出巨大贡献的表彰；号召鄂豫皖边区军民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他的话，把大家说得扬眉吐气，信心百倍。
10月，郑位三作为共产党中央的代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在七里坪继续谈判。大别山国共和谈成功，但是高敬亭是和卫立煌谈的，卫立煌虽是三省督办，湖北和河南军政当局并不完全买他的账，致使谈判协议执行起来还有很大差距。这次谈判地点在七里坪西街区政府里一座建筑内。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山顶、布瓦铺盖、面阔三间、一厅两厢的民间公房，名叫丰豫仓。原是黄安全县当时的“五十会”(5)存放义租的粮仓。
共产党方面除郑位三外，高敬亭、何耀榜仍参加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除刘刚夫、李德保外，加派了黄冈专署专员程汝怀、黄安县县长蔡成。
郑位三等人走进会议室，看到已有一批人在那里议论纷纷，见他们进去就静下来了，但面部表情还是扬扬得意的，好像他们掌握了什么武器，保证谈判稳操胜券的样子。当郑位三等人坐好后，刘刚夫宣布会谈开始，说今天讨论双方如何保证严格执行协议的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
静了片刻，程汝怀开腔说：“协议规定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我方按照协议已经全部停止军事行动，但是高先生你们方面没有认真执行，有的游击队还在到处打土豪、捉人罚款，这是违背协议的行为。”黄安县县长蔡成提出质问：“高先生你们与我们签订的协议算数不算数？如果算数的话，应该督促所属的部队一体遵行。否则，协议对双方都将失效！”
谈判代表何耀榜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光明正大，签订的协议当然算数，并且认真执行，决不反悔。签订协议后，红二十八军军政委高敬亭发布命令，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人愿意抗战者，一律到黄安县七里坪集中。从8月开始，红二十八军各部和便衣队武装纷纷开进七里坪地区，途中仍屡屡受到你方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的阻挠。还有，你们把我们之间签订的协议，说成是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并且断章取义到处宣传，要我们的部队投降，由此，引起我们个别部队的干部对协议的怀疑而拒绝执行。加上你方表现敌对行动的对峙形势并没有改变，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因此，我们每次派通讯员和联络员去联系不能达到目的，派到罗田薄刀锋的几个联系员还牺牲了，这个后果归罪你们还是我们？协议说是让我们进驻七里坪，可是贵军仍未完全撤防！”
程汝怀说：“你们对部队有没有约束力？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派部队‘进剿’了！”
何耀榜榜笑了笑说：“‘剿’了三年，还不知道谁‘剿’了谁！”
郑位三语态庄严地说：“我愿意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供大家考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两党中央共同决定的，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里没有谁投降谁的问题。现在竟有人借此机会宣传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恶毒的诬蔑，不仅是违背协议，而且是违背全国人民愿望的破坏行为。请诸位先生考虑，对于这种宣传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一。第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从北方和东方大举进攻，快要打到我们身边来了，但还有大批靠人民血汗供养的政府军无动于衷，仍然把枪口对内，包围着要求迅速开赴抗日战场的红军游击队，这是执行协议的表现吗？第三，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使个别红军游击队怀疑和拒绝执行谈判协议，这是必然的结果。但有的人却借此攻击我们违背协议，问我们签订的协议算不算数，对部队有没有约束力，等等，其目的无非想宣布协议失效，重新进行‘剿共’战争。但是大家知道，十年‘剿共’，没有把共产党‘剿灭’，却把日本鬼子‘剿’到中国来了，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还要继续‘剿共’，把整个中国‘剿’给日本帝国主义吗？先生们知道，这是不容许的。当今之计，只有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方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我建议：一、鄂豫皖三省军政当局应明令禁止类似‘共产党投降国民党’等的宣传，以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二、迅速撤退包围红军的部队，转向抗日阵地上去，以取信于国民；三、在排除上述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加紧整编部队，开赴抗战前线。但应假以时日，因为已经造成误解，不能操之过急地采用命令解决。以上意见是否可取，请诸位先生三思。”
经过激烈的辩论，这次谈判双方达成了以下协议：一、国共合作抗日；二、双方释放被捕人员；三、七里坪为红二十八军整编地点，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这个地区；四、红军和便衣队停止土改和打土豪，国民党负责红军给养；五、救济失业人员和安置“跑反”回来的人员。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鄂豫皖地区正式形成。
鄂豫皖苏区，仅仅在黄安一县，十年内战时期，就被屠杀数以十万计的干部群众，弄得红军家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田地荒芜，庐舍为墟，这成为郑位三和高敬亭高度关注的问题。
国民党经扶县县长胡光麓听说红军高级干部且是老乡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从安徽省岳西县过来，到湖北黄安七里坪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便派和七里坪相连的箭河区联保主任、县财政委员、司法承审和县城城关联保主任等四人作为经扶县政府代表，到七里坪表示欢迎。他们没有见到高敬亭，何耀榜安排他们住在七里坪红军接待站。第二天，郑位三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五个警卫员，接见了他们。经扶县政府代表团说明了来意并代表县长表示问候后，郑位三严肃而又谦和地说：“现在国共两党正在谈判，不打内战了，要合作抗日。希望你们地方政府，今后要多多支援抗日部队，再不能敌视红军和红军家属了。据我了解，经扶县不仅未放政治犯，而且搞掉我们几个干部，同时下令在县城一带修工事、筑碉堡，出现了种种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责。你回去告诉胡县长，要他马上将国民党贵州部队一〇二师在天台山、老君山一带抓去的红军和便衣队人员都释放出来。现在国难当头，要让他们参加抗日，不能让他们老坐在你们经扶县的牢房里，这能叫合作抗日吗？”郑位三接着说出了“阮竹青”等一连串需要释放人员的名单。
后来，胡光麓根据国共双方谈判协议的条款规定，将关押在经扶县监狱里的红军和便衣队人员都释放了，刘刚夫在这次会谈后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1935年7月鄂东北红军医院遇袭时被俘的林之翰、张映卿、戴醒群、郑奇英等医院看护人员，还有红军手枪队的伤员殷绍礼等人被释放；并派人送他们回到七里坪。年仅十三岁的郑奇英是郑位三的女儿。在此之前，红军一位姓张的参谋长和鄂东北红军总医院女院长熊德安确实被杀害。
红军手枪团分队长殷绍礼，在连塘山与敌人作战掩护部队撤退时左腿中弹受伤被俘，被送到国民党经扶县监狱。一连五天，敌人软硬兼施，轮番审讯他，一天夜里，敌人将他押到城外一块墓地中新挖的土坑边，妄图以死威逼他交出红军和游击队的情报，殷绍礼仍拒不回答。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他投入地牢。经过此次谈判，他才走出监狱，重返部队。后来先后在新四军四支队和二师任职。1948年1月，在华野二纵队四旅旅长任上作战牺牲。
这次谈判也促进了国民党黄安县政府与共产党进一步合作。早在七里坪谈判之前，即1937年7月中旬，中共黄安县委就接到了我党交通员郑植惠从延安带来的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郑位三致黄安县委党组织的信。郑位三在信中介绍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提出“如果国民党军队不打我们，就和他们停战谈判”。县委曾通过关系致函国民党县长蔡成主动提出谈判，却遭到了蔡成的拒绝。七里坪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蔡成迫于大势，表面上同意合作，而实无诚意。因此，黄安的国共合作进展不大。不久，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任命余义民为黄安县县长。余义民为黄安人，1928年脱离共产党后转入国民党政界，但在家乡尚无劣迹。因此，由余义民出任黄安县长，国共双方都能接受。1937年11月，余义民到职履事。接着，曾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黄安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农协等组织领导职务的，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党和革命的一批人相继回县，充任国民党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区长、民教馆长和中学校长等。这些人尽管早已脱离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但他们对共产党比较了解，有的与共产党还保持着联系。于是，郑位三等人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黄安很快形成。
刘刚夫和郑位三同住在七里坪区公所内，彼此坦诚相见。郑位三为确保国共和谈顺利，还让何耀榜为刘刚夫住处派来卫兵站岗。国共两党的代表，常常就国际国内情况进行交流。
“我们驻在七里坪的红军并非为一种新异之军队。这支军队共有两千余人，可以说完全是老红军，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他们的任务，一为牵制国军对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之追击，二是保护苏区及所辖区域中之平民。”
“我们‘清剿’‘进剿’多年，红军之未被政府军消灭，此点并不可奇。最可奇者，即红军之根据地及其组织，始终能保持不坠耳。地处南京附近之鄂豫皖，三年来即为我心头之患，有时因政府军之进攻，不得不放弃某一点，但政府军因粮食不济，或一路受挫而失却攻击目标而撤退，红军又卷土重来。”
“红军本是星星之火，你们就是扑不灭啊，反成燎原之势。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们有政治信仰，知道为谁打仗。我们能吃苦。就说红二十八军吧，于此三年之中无日不卧睡于山林之中，部队每晚亦须走一百里之长途，每日所带粮食，足够三日之用，因此，政府军始终无法追上红军，更不要说有效作战了，因而其实力得以保存。高敬亭部红军之所以保持至今，亦由于当地人民支持，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
刘刚夫听了，久久为之不语。是的，国民党军队缺少攻坚克难的战力，是他们这些带兵的苦苦思考的问题。但愿在抗战中，国军这支部队也能吃苦，也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也是刘刚夫至今未加入国民党的一个原因。
有一次郑位三问刘刚夫：“想要点什么？”刘刚夫想了一想说：“我一样不要，你们边区苏维埃曾出过一种银圆，倒想要一枚做纪念。”刘刚夫对钱币收藏有兴趣，知道苏维埃共和国银行出的银圆在钱币史上将是有价值的。
郑位三就嘱何耀榜设法找到一块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发行的银圆送给刘刚夫。当年的鄂豫皖苏维埃银行也就设在七里坪。新中国成立后，刘刚夫于1951年将此币交派出所转送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保存。
四 退印
刘刚夫此番前来，报批少将的材料已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应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求战立功心切。然而这个毕业于保定九期工科，已到了不惑之年的军人，得意之时却没有忘形，仍是那么不急不躁，老成持重。特别是宣读了南京国民政府给高敬亭的委任状，也让他完成了一件大事。
可是郑位三、高敬亭和何耀榜为了退印，却大伤脑筋。当初，中共中央对南方红军怎么处置，也没有想好办法。董必武建议编为八路军补充部队，也未得到两党中央的认可。所以高敬亭和刘刚夫谈判时才取了现在这个名称。当时说清楚了，这是在红二十八军部队、各游击队、便衣队集中时的过渡名称，待部队集中后正式番号名称由两党中央决定。现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了，当然要退印！
何耀榜说，一定要退，退只有抓住刘刚夫的弱点。当然，金钱、女色、大烟等等，共产党都不能用。只有用酒，还是请人家喝酒。这些天接触，我发觉刘刚夫爱喝两杯。只有用中央代表团的名义请客，设宴招待，中国人讲礼，只要以礼待之，他会来的。等刘刚夫吃醉酒再退还委任状和关防大印。
刘刚夫的酒量很大，高敬亭、郑位三能喝点，可是酒量都不大。这边没有人喝得过他，再说，换别人，刘刚夫也不会和他喝，何耀榜最多喝过三斤酒，而刘刚夫据说能喝五斤酒。为了革命工作，只有拼了。喝酒如谈判，该争也要争；酒场如战场，该闯也要闯。
酒席仍然设在蔡家湾蔡氏祠军部里。刘刚夫一听中央代表团请客，也不推辞。菜上齐，酒倒满。郑位三说：“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国共和谈，红二十八军下山，大家在一起几个月了，都算得上是朋友了。今天这顿饭，是中央代表团专为欢迎卫督办代表刘刚夫刘高参来到七里坪而备的，来，让我们举杯先干第一杯酒，以示欢迎。”
从上午十二点开始，大家用小杯，你敬一轮，他敬一圈，直喝到下午两点钟。国共两党的人同属中华民族，喝酒的礼节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看看刘刚夫毫无醉意。何耀榜就提议说：“刘先生，今天是我党中央代表团请你喝酒，这样慢慢地喝真不痛快，我们用瓶子干，好吗？”
“好，用瓶子干，我没有问题！不过，白兰地喝多了容易醉。特别是只喝劣酒的人更容易醉！”他知道山里人喝的都是劣酒。
“刘先生英雄海量，我是知道的。我过去只喝劣酒，没有喝过洋酒，什么好酒、劣酒，喝到肚里都是水，来、来，我和你同干一瓶。”
何耀榜和刘刚夫每人抓起一瓶白兰地，用牙咬开瓶盖，用嘴对着酒瓶口，瓶底朝上，咕嘟咕嘟喝了个底朝天。再看看刘刚夫，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真见鬼了，他哪来那么大的酒量？”何耀榜在心里嘀咕。
何耀榜心一横豁出去了，大声喊道：“再给我和刘先生拿六瓶来！”
何耀榜和刘刚夫面前各放了三瓶白兰地，刘刚夫怎么也不肯再喝。大家齐声相劝，他只得接受了，说：“客随主便，却之不恭。”何耀榜和刘刚夫俩人同时拿起酒瓶，对着嘴灌下去，一口气，各人把三大瓶酒统统喝干了。
这三瓶白兰地喝下去，不由得他二人不醉。两个人同时躺倒在椅子上。刘刚夫口齿不清了，说：“酒……酒好喝，这山里的老……‘老孟兹’（合肥话：老母鸡）汤也好喝。”
这时，郑位三说：“刘将军，国共谈判，你费心了。我这次来，我党中央有决定，青天畈谈判中暂定的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番号是无效的，你代表南京国民政府送来的委任状，我们决定退还给你，关于红二十八军的番号，得由两党中央来决定。”
刘刚夫喝得真是烂醉如泥，舌头也打结了，迷迷糊糊地叫随他前来的黄安县三区区长王子发“收……收下”，说完就趴在桌上睡着了。随后由郑位三同志陪同，大家用抬椅把刘刚夫抬回了七里坪区公所。
这真是一场国共合作初期有特色的宴会。从摆设和阵容来看，也确实像个宴会。主请方是要通过吃喝，达到退印的目的。宾客刘刚夫并非全醉，他刚从南京国防部和武汉行营方面得知，国共两党中央已商定：南方红军游击队将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红二十八军编为四支队。9月28日，蒋介石已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高敬亭将会是四支队司令员，当然不便另外接受别种名义。刘刚夫也是将醉就醉了。
这一醉还真厉害，何耀榜昏睡了两天才起来，也把高敬亭和郑位三吓了一大跳，他们到处寻找解酒的方子，还叫一位老郎中来看看。何耀榜醒来后，见到高敬亭，忙问：“那退委任状的事办好了吗？”
高政委如释重负，高兴地说：“办好了，办好了。”
何耀榜酒量大，是远近闻名的。他刚参加宣化店工委时，酒量就屈指可数。工委负责人郑新民就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酒量也可吓倒对方。现在看这酒量还真是派上了用场。
郑位三、高敬亭巧妙地拒绝国民党的改编命令，退还了国民党的任命状，使红二十八军不至于被哪一个军事集团改编控制，仍牢牢掌握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红二十八军最终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奠定了基础。
刘刚夫于1937年9月底回到武汉时，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国共合作，你这次贡献不小，我要打电报给卫俊如。”在汉口，刘刚夫得知合肥同乡、一直在桂系任职的三期保定学兄张义纯被任命为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兼代省主席，便电贺之。张义纯随即来电叫他快回来。不久，刘刚夫即辞职离开卫立煌，回到安徽任职。1937年11月15日，他被南京国民政府晋升少将，任二十一集团军军官训练团少将教育长，终于在领章上加了一颗金星。1938年5月董必武先生来六安时，刘刚夫曾专程前去拜晤，同样受到董必武的称赞。在安徽他还陪同二十一集团军电台台长王立凡，前往四支队司令部帮助修复电台。1946年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刘刚夫退役定居南京。蒋介石溃败时未去台，新中国成立后刘刚夫为江苏省民革成员，自下区民盟主委副主任，鼓楼街道办事处会计。1961年6月，刘刚夫写下的回忆文章《我参加鄂豫皖边区和谈前后的回忆》，成为研究高敬亭、卫立煌和谈的珍贵资料。1971年刘刚夫病逝于南京。
五 秦基伟家祠堂成为“小抗大”
鄂豫皖国共和谈已经成功，大的框框已经定了。但有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细谈。
高敬亭与郑位三经常谈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一、因为粮秣及经费等问题未解决，现尚谈不上改编。
二、七万余家抗日家属尚在饥饿冻馁中，如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三、政治犯未放，不久以前在经扶县东还杀了我们几个干部，同时下令在县城一带修碉堡。种种破坏统一战线的事情与湘鄂赣方面如出一辙。应着力解决政治机构民主化的问题，否则没有一点保障。
四、适当解决土地问题，使当地的农民找些地耕。
五、农村中有许多纠纷，关于土地、以前被没收了的房屋、财产、婚姻等，要设立调解机关。
六、部队的卫生状况很坏，医药很少，最近发生了很多流行的疾病。
郑位三并把这些情况致信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董必武。
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鄂豫皖当局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后，面临着由反对国民党“清剿”的国内战争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为了跟上变化的新形势，全面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以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不待部队集中完毕，红二十八军即开始了整训。在七里坪镇蔡家湾北边罗畈秦基伟家的秦氏祠堂，创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红军排以上干部参加培训。
郑位三是个善于思考、观察和总结的人，这支部队已有四年多没有规规矩矩进行过正式的政治、军事训练了，因此需要时间进行休息和训练。
红军的部队是由地各游击队合编而成的，虽然有着长期艰苦斗争的历史和基础，有着顽强不屈的牺牲奋斗精神，有着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以及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但是我们应当承认还有许多的弱点，这些弱点正是我们赶不上八路军的地方，是妨碍执行抗战任务的障碍，这些弱点是：
第一，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使我们的指战员惯于小部队的动作，而不熟练正规军的大部队行动。
第二，养成许多不规则的生活习惯和作风，缺乏正规军的生活习惯。
第三，由于在各个独立的斗争条件下，小团体观念和本位主义的发展，部队缺乏大团体的精神和协同一致的动作。
第四，因处在经常战斗的环境中，不能进行教育和训练，使战士们军事技能和技术素养都较落后。
第五，因政治工作的不健全，部队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较低。
第六，部队老的基础在长期斗争中受了削弱，新的成分增加，以致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和优良传统的发扬。
为了完成我们在抗战中的伟大任务，必须以最大努力和斗争，迅速地克服我们的弱点。
他向高敬亭建议：“高司令啊，现在我们要抓整训，政治整训、军事整训。今年3月中央就提出，红军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好啊，政治工作，我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也没有放松过！现在我们实现了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为之奋斗了六年之久的对日作战的宏愿，更应该如此。”
高敬亭接受了郑位三的建议，也赞成他的建议。他知道，红军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这支从大别山下来的部队，根据敌后特殊而复杂的情势，根据抗日部队的任务和方式，要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提高思想觉悟和技术战术素质，掌握与日本人作战的本领，必须来个突击式的政治、军事大练兵。
训练，首先从政治上开始。
在政治上，主要是抓好思想转变。
在干训班学习的姚天成说当时他的认识是：一、打了多少年仗，和平了也好，可以休息一下；二、和日本人打仗是民族战争，不会像和国民党打仗那样苦；三、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可以发展力量扩大武装。
在部队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先后派聂鹤亭、郭述申、方毅、彭康等到七里坪，检查部队的集中整编工作。郑位三、高敬亭、肖望东、何伟、方毅、彭康等也给学员讲课。红军干部轮训结业之后，又回到部队去，给战士们讲课。
郑位三向大家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但我们仍然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不受国民党领导。从军饷一件事就可以看到我们和国民党的不同。现在国民党给我们发了一定的饷，可是在国民党那里是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他们上将每月八百，士兵每月才有十元，当官的是士兵的几十倍，这样当官的骄气，当兵的怨气，还打什么仗？到我们这里是平分，我们不要国民党的等级、华贵的服饰和尊荣的待遇，我们拿起武器革命不是维护优越地位，确立什么特权和什么尊荣的待遇，而是为了争取人民解放。我们接受国民党发给我们的薪金，但我们不按他的三六九等，官兵待遇完全平等。我们只要能吃饱大米饭、有衣服穿就行了。我们在给养方面，能做到保证部队的有效的战斗力就可以了。我们的朱总司令现在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每月才五元薪水，我们的高司令也是五元。战士们也是，每人每月扣除了三元作为伙食费，平均一天一角钱，每人每月发两元零用钱，节省下来的开支，用于养军，拿出来购买枪支、子弹、服装。作战，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我们部队来指挥，我们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愿意怎么打就怎么打，不受国民党的制约；我们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同样不受国民党的领导。
郑位三说：“西瓜，从外面看是青的，而里面却是红的。我们改编后，虽然穿国民党军队的衣服，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但还是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这就叫‘青皮红心’嘛！”(6)
而高敬亭的讲话有他的个性：“国共合作的目的在于抗日，绝不是不干革命，更不是妥协投降。国共合作，革命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革命没有成功前，我们武装不能放下，永远不能放下。我们的服装、军帽虽然要换，但我们还是我们，仍是共产党的武装，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队伍；我们一定要保持独立自主。现在国难当头，民族的敌人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没有国共合作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也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理解这个道理。但我们不能因国共合作而不革命了。我们要识大体，顾大局，听党的话，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
参加培训班的干部们的心都被这两位领导人说亮了。后来大家又组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央代表和军政委讲得好，要听党的话、听中央代表和军政委的话，革命的枪一定要扛着，党叫扛到什么时候，我们就扛到什么时候。
李士怀在参加轮训后，给独立团所属部队讲课，他特别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我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坚持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的本色……可是，他讲到最后，却说了有点出格而且受了批评的一句话，他说：“国共合作抗日当然好，可是，国民党反动派那些狗崽子们能真心合作能真心抗日吗？我信不过他们！”
当受到郑位三批评的时候他笑了，他说：“第一，我承认我说的是真心话；第二，我承认我说漏了嘴！”
四支队的同志们经过短暂的恶补，显著地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以前大家都是略微知道一些打土豪、分土地的道理，现在学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道理。经过政策学习，大家初步有了理论知识。
据当时的特务营二连指导员姚天成回忆：“随着在抗战民主风中大批新成分进入部队，政治工作开始出现了日新月异、越来越大的变化。最初我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而最先让我感到很不一样的，就是进入部队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特别是从武汉、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来了一批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张劲夫、汪道涵、彭康等同志就是这个时期来的，他们一来到部队，就被当干部培养，有的甚至一来就担任了营、团职干部。这种情况，使我一下子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在红军时期，我们甚至觉得‘知识’多了不是什么好事，除了‘肃反’可能找你的麻烦外，还让大家感到有文化的人思想复杂，遇到事顾虑多，战场决断力差，所以那时并不把‘肚子里有墨水’看成什么优点。但现在大不相同了，比如说，一个最实际的问题是，抗战时期需要做的大量社会工作，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这完全不像土地革命时期，一个简单的‘贫雇农路线’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抗战以后，要分‘敌、我、友’，分‘依靠对象’‘团结合作对象’‘孤立打击对象’，各类人进到统一战线，需要处理好各式各样的、复杂的关系，政治工作也就相应地变得极其复杂。记得我们刚到庐江、无为一带开展活动时，地方上接待我们的都是什么‘开明乡绅’，说白了，就是内战时期被我们叫作‘土豪劣绅’的人。我心里就很容易想到：我们过去打了多少这种家伙，怎么今天变成‘兄弟’了？他们开口闭口‘长官’，拱手作揖，更是让我们不舒服，不习惯。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有一个能否胜任政治工作的问题了。
“抗战开始后的政治工作，还给我带来了一个新的、也是最大的‘苦恼’，就是部队开始使用‘文件’这个东西了。在红军时期，别看我在地方担任过‘县级干部’（豫东南道委童子团副委员长），又在军（师）部工作过，但我所见过的‘最高级文件’，仅仅是标语口号而已，而且说来可笑的是，我作为一名军政治部宣传员，自己甚至还不会写哪怕是最简单的标语口号。但这都不要紧，因为在红军时期，我做的所有政治工作，包括调查贫雇农、土豪劣绅，包括在地方上宣传红军的政策，以及参加红色战士委员会的会议，都完全可以不涉及任何一种文件，全凭耳听心记口说就够了。可现在不行了，我在抗战时期做指导员工作时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要给战士讲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份当时叫作‘历史性文件’的东西。这可让我完全抓瞎了，因为直到这时候，我连‘姚天成’三个字都不认识啊。情急之下，我就让连里的文书给我一字一句地讲解，他一边讲，我一边背，再去给战士讲课，用现在的话说叫‘现炒现卖’，搞得真是挺狼狈的。这件事，算是让我知道了：眼下在部队做政治工作，没有文化是完全不行了。更麻烦的是，四支队政治部来了肖望东这批搞‘文化’的干部，还办了份党建刊物，要下发到连队，当然传达也是指导员的事了，这更是让我挠头皮。凡此种种，都使我开始有了自己做政治工作不是那么胜任的感觉。我要加强学习。”
在政治训练之后，开展了军事训练。在军事上，普遍进行了游击战争的战术、技术训练。七里坪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练兵热潮。稍息、立正、齐步走，还有排疏开和野外战斗，投弹、拼刺和夜间射击……
高敬亭一贯治军很严，很重视机关的正规化的建设，以克服指战员长期游击战争所形成的散漫作风。仅就早晨机关出操一项来看，现在司令部机关也坚持出操了。这种严格管理的成效十分显著。
这些来自大别山的红军战士，当初完全是因为受穷挨饿等很实际的原因，才跑出来参军的。现在他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军事学”“歼灭战”“击溃战”“合击”“兜击”“阻击”“战斗队形”“指挥位置”等等，第一次接触了现代战争的名词。具体教学首先是教育干部战士认识到战术技术的好坏，关系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问题，只有提高战术技术水平，才能克敌制胜。在战术上，进行了单兵到班训练，教会战士行军宿营、利用地形地物，熟练摸、爬、滚、打动作。在技术上，进行了射击和投弹训练，战斗骨干还讲授了许多打胜仗的战例，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增强了敢打必胜的信心。
军事干部有张体学、熊作芳等。熊作芳是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现在也被派回大别山来了。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来七里坪，专门给学员做了报告。
叶剑英说：“对日作战，既要胆大，又要心细。我今天专门讲讲日本军队的作战武器。日军的轻重机枪虽然次了一些，但射手训练极其有素。八九掷弹筒非常适合山地和丛林作战。九二步兵炮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步兵炮，既可以直射，又可以当迫击炮用，三个人拉着就能走。日军士兵一律端着三八大盖，口径之所以设计为六点五毫米，是考虑国内资源不足，省一点是一点。明晃晃的刺刀，悬挂着太阳旗。三八大盖射程远，精度高，你以为到了安全区域，其实还没有跑出它的射程。重要的是，日军士兵崇尚武士道，三八大盖枪身长，便于出击拼刺，我们不少地方惯于用大刀长矛，修长的矛身或许对付这样的敌手相对直接有效。从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以来，日军一路取胜，出现很多神枪手，给对手造成重大伤亡。此后，步枪在日本陆军中占了绝对主动位置。他们注重百发百中。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尽管在兵力上占优势，但由于没有空军掩护和足够的炮火支援，往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仍不能阻止日军进攻，得意之下，日军就认为他们的陆军战斗力是最强的，武器装备也是最好的。我们四支队将来和日军打仗，就要重视他们的掷弹筒和三八大盖枪。”
教员张体学是大别山出去的红军战士，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交通队队长。在著名的直罗镇战斗中，他率交通队穿梭于毛泽东、周恩来和军团首长徐海东之间。1936年，他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批学员，已经成为一个见多识广，久富实战经验的下级军事指挥员。他说：“我们八路军在华北是认真研究过敌人的战术。华北是中国的心腹地区，也是敌人占领中国的基地，是在敌人包围分割之中：敌人兵力大，运输快，指挥统一；敌我长期相持，因而更需要密切注视敌军的行动。日本军队模仿能力强，变化灵活。八路军战术上有什么长处，日军往往很快就能应付。八路军善于夜战，日军的夜战很快就有进步，由白天的多路合击变为黑夜奔袭，专走小路，突然包围。八路军的侦察警戒、情报强，敌伪军工作便进一步加强。八路军重视白刃格斗，日军刺杀练得更精熟，腰上还围着不易刺透的帆布护肚。八路军还利用日军刺杀时不顶上子弹的弱点搞格斗射击，出刺刀的同时击发子弹，使日军大吃其亏。八路军利用日伪军同守一幢建筑、同走一条路，首先把伪军打乱，波及日军；日军后来就和伪军分守不同碉堡，八路军便采用以一部兵力监视日军碉堡，大部兵力先迅速解决伪军，然后集中全力总攻日军的部署。”
大家在学习讨论时最关心的还是和日军作战。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听说日本的步枪叫三八大盖，枪身长，子弹会发出‘叭勾’‘叭勾’的叫声。”
“那不和我们当年缴东北军的双环马步枪差不多吗？没有什么可怕的。”
“听说，日本鬼子喜欢拼刺刀，一拼起来，他们就会把枪膛里的子弹卸下来，然后上刺刀拼。”
“日本鬼子这么傻？那咱们专等日本鬼子卸了子弹，然后开枪消灭他们，不跟打野猪一样！”
“这样做，是不是不厚道？”
“厚道？打日本鬼子还有什么厚道不厚道！你可知道小日本到中国杀了多少人，害了多少妇女！上海会战，一队日本人打出白旗诈降，中国兵以为他们投降，拥上去日本人就开枪了。平型关战斗，我们去背俘虏，被咬了耳朵，救伤兵被打了黑枪！”
大家讨论完，继续练兵，加强射击、刺杀，利用地形地物，冲锋动作、夜间教育以及防空防毒教育。
红二十八军老战士大都成了军事教练。个人技战术好的教差的，还有新兵，他们用坚决的、威风凛凛的声音，生机勃勃地喊着口令，使站在四周观望的七里坪居民，看到一幅奇异而激动人心的画面。不少人小声地模仿着他们的口令声。
在七里坪会合的红军部队都在执行高敬亭的命令，每天进行军事演习并学习使用兵器。战士们勤奋而心甘情愿地学习着过去他们所不知道的一切，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以及可以看到正义事业胜利的希望，让他们扬眉吐气，他们感到自己是民族解放大旗下的战士。过去他们是为阶级而战，为吃饱肚子而战，是恢复人的尊严。现在亲眼看到他们的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了，日本人入侵，怒火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极愿手执武器与日本鬼子在战场上较量。因此，在七里坪各营地，战士们都流露出勇敢、强壮、刚毅以及不可战胜的信心。这一奋发的局面，使红军将士对高敬亭更加信任、更加尊敬和爱戴。
高敬亭练兵要求非常严格，常常达到极限。战士们每天早上五时半起床，起身后爬山一小时，回来吃早饭。早饭后操练，上课，吃午饭。午饭后操练，练爬坡、翻障碍，晚饭后开小组会，政治教育工作也同时进行，几乎不能休息。有的人意见很大，还不敢提。大家就向郑位三反映，提出高敬亭同志抓得太紧了。
郑位三就做大家的工作。他认为高敬亭没有错，我们的战士勇敢、政治坚定，这没有话说，但要强化军事训练，应该这样练兵。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战斗频繁、残酷的环境，不这样练兵我们是站不住脚的，要求不严格，战场上怎么取得胜利？训练中受点苦，总比在战场上硬拼、牺牲好吧！大家都要想办法，怎样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让大家自觉地投入到大练兵运动中去。政治部按照他的要求，通过各种方式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保证了大练兵运动的训练效果，郑位三也被这些能够吃苦耐劳的战士感动了，即使在休息时间，他们也要把他们的精力全部贡献在自己的军事技能提高上。这对以后对日作战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此时，第二批从延安来的林英坚、高志荣、张学文、文明地等三十多名干部到达七里坪，与郑位三、肖望东等同志一起，协助高敬亭指挥部队。以后又陆续派了大批干部，这些干部，有从延安来的，有从长江局来的，有一、二、四方面军的，还有陕北等其他苏区的。七里坪的红军队伍中，有了戴着礼帽、脸色白皙、带着书卷气的人了，有的还是大学生，留过洋，红二十八军很多老同志说“他们是和平民主风刮进革命队伍的人”。
在秦家祠堂军政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们，常见一位头戴礼帽，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手拄拐杖的年轻先生给大家上课。门岗的哨兵向他敬礼时，他总是将礼帽微微扶动一下，微笑着点点头。他讲课时大手一挥：“每当我们伟大的祖国遇到重大危险时，黄河两岸的纷争就会平息下来。”从山沟里出来的红军学员们感到很好奇，就在背后打听他是谁，哪里来的洋先生。后来知道，他是从上海来的创造社大作家彭康，现在的老师，马上的安徽省工委书记。
这些外来干部与四支队干部，逐步走向融合，通过干部之间的重组和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四支队的提高极为有利。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在七里坪镇中演出了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一方面军干部卢文新，还在大别山娶了媳妇，他的夫人和四支队邓少东的夫人，是大别山中的一对姐妹花，是一对来自不同方面军的“将军老挑”，这也成为部队中的趣闻。
1937年冬，上海失陷后，南京保卫战正在进行。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但很多机关都设在武汉。上海、南京、华北大批青年学生拥向武汉。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从武汉各大学及流亡学生中组织一批大学生，通过培训，把他们培养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决定让省委委员、鄂东特委副书记方毅负责组织培训班的任务。组织上考虑，七里坪地处大别山老苏区，又有高敬亭同志的红二十八军掩护，条件很好，决定把培训班放在七里坪。
董老是湖北的革命元老，和高敬亭很熟悉，他给方毅写了一封信。方毅带着信来到七里坪，把董老的信交给高敬亭。高敬亭看了以后很高兴，说：“欢迎省委到七里坪办青年干部培训班，我全力支持。可是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将培训出来的大学生给我们部队输送一批。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爬山大学’毕业的，扁担长的‘一’字，认不得几个。革命理论懂得太少，得武装武装才行。”
方毅说：“那当然可以，高司令。我们办培训班就是为你们服务，为整个湖北服务，我们要培养大批的抗日人才，将来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
高敬亭同志热情地接待方毅，为他们解决了很多困难。他决定将部队使用过多次的罗畈秦氏祠作为青年干部培训班的教室，还派一部分部队驻在祠堂周围，以便随时应付突发事件。可见高敬亭对敌人警惕性是很高的。
1937年10月，青年干部培训班正式开训了。参加培训的男男女女青年学生，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由汉口接踵而来。这些学生有来自东北、平津、山东等沦陷区的，也有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大后方的。在青训班讲课的有郑位三、彭康、方毅、吴克华、余立金、聂鹤亭、孙毅、季方等同志。叶剑英同志从武汉到七里坪时,也到培训班看望大家并讲了话。抗日青年培训班每期一个月，到1938年1月先后开办了六期，共培训四百余人。培训班由彭康、方毅等主持。学员结业后除一部分分配地方工作外，大部分参加了新四军四支队，奔赴抗日前线。与此同时，方毅还秘密地集中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在七里坪农村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高敬亭也多次到训练班探望受训干部和学生，还给培训班讲红军战术课。有时湖北省委拨发的给养接续不上，高敬亭同志就送来米面、油盐、蔬菜、肉食、医药。高敬亭总是说：“一家人不要客气，我的给养来源还是三年游击战争时积蓄储备的，只要有我们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着。”有时高敬亭同志弄到好吃的，还把方毅他们叫去一块分享。大家聚在一起谈论党中央的决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义和前景。方毅原来听说高敬亭脾气暴躁，不易合群，现在一接触并不是这样。没有想到这个文化不高的将军很重视教育工作，肚子里尽是文章。因此，方毅对办好干部培训班更有信心了。
这段时间高敬亭同志已经在积极准备东进抗日。他紧张地进行组织调整，人员配备，部队整训，并从青年干部培训班要了一批大学生，后来这批同志都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
深山沟中的秦氏祠，也是秦基伟家的本家宗祠，抗战以来可谓聚集了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每天人声鼎沸，人气旺盛，歌声不断，很多同志回忆说，那是我们大别山的“小抗大”。
军政干部培训和青年干部整训期间，根据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通知的要求，部队一面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一面开展抗日宣传。在七里坪街头和附近各部队驻地，各部队派出人员同社会上各人民团体一起，深入山乡集镇，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保卫家园，控诉日寇侵华罪行，肃清汉奸；宣讲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形势；到处举行抗日军民联欢大会，各界代表抗日座谈会和抗日文艺晚会。四支队指战员的言行拨动了蕴藏在革命老区人民心中的抗日星火，使它如遇春风，顿时呈现燎原之势。通过广泛深入的抗战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忱空前**，坚决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行动，一面踊跃报名参军，一面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齐心协力从各方面支援部队东进抗日。董必武与武汉行营交涉到一些棉衣、军毯送来了。七里坪镇北王锡九村大地主王少祥，红军革命时跑到武汉，他的庄园成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现在抗战了，他在武汉为下山抗战的四支队筹集到的一些棉背心也送到七里坪来了。
红二十八军还在七里坪镇盐店河村秦罗庄的新屋岗，设立了新兵营的招兵处。大批鄂东青年由此走上抗日道路。
在七里坪周围，红二十八军老战士和刚招募来的新兵，几千个生气勃勃、充满了青春力量的青年在这儿整着队走来走去。他们行进时，不是高喊口号，便是大声唱歌，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口令声和歌声。共产党红军部队与国民党队伍的区别之一是唱歌。环境允许，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一听到歌声，老百姓就知道老红军又回来了。
在政治培训、军事培训和青年干部培训过程中，从陕北延安来人带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很快便在七里坪传唱开来。在营区，在街上，到处回**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人民群众拥护又欢迎”的歌声。来自中央红军的肖望东开始还不太理解这首歌在这里为什么传唱得这么快，经郑位三一说，他很快明白了，原来，这首军歌又回到了故乡。
鄂豫皖苏区创建后，冯玉祥的西北军曾长期在大别山和鄂豫皖红军作战，有的官兵成为红军的俘虏，冯部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也投奔到红军，冯部有的将领还和红军建立了统战关系，他们将西北军《大帅练兵》这首歌的旋律带到了大别山。大别山的红军文艺工作者化腐朽为神奇，用这个旋律重新填词创作了《土地革命练兵十要歌》，因这首歌曲第一句歌词是“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很多老红军战士又把《土地革命练兵十要歌》这首歌歌名记成《土地革命成功了》。这个歌的旋律非常适合队伍行进时齐唱，于是很快在鄂豫皖苏区红军中流传开来。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不久与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会师。十五军团在崂山、榆林桥战斗中增加了一批新战士，急需纪律教育。于是，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中央红军带到陕北的文件中，找到《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和《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本，并和郭述申、刘华清等人一道据此编写歌词。他们用曾在鄂豫皖地区流传的《土地革命练兵十要歌》的音调填写了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政治部《红旗报》上刊登。从此，来自大别山红军传唱的旋律和来自中央红军的军纪形成一首新的军歌。这首歌曲因歌词通俗易懂，旋律高亢，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很快在陕北各路红军中广泛传唱开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于1936年8月到甘肃豫旺县采访，访问过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十五军团，发现部队都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斯诺认为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原因，对这首歌曲大加推崇。
军歌回到大别山。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也是近现代百年抗争中，在救国图强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能历经困苦而生存，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鄂东七里坪军政训练热火朝天，郑位三，高敬亭也没有忘记皖西北。他们于12月中旬派商南县委代理书记徐其昌等六个同志到熊家河与杜立保便衣队联系，加强宣传。
徐其昌等人以“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抗日军属慰问团”的名义，随带着大批石印的慰问信和护照，专走大路，经过经扶、商城，从汤家汇、丁家埠来到金家寨，沿途散发慰问信。其目的一是向皖西北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烈属、军属和人民群众表示慰问；二是对各地国民党政府、保甲长及反动势力以示警告，不得把红军烈军属当“匪属”对待，他们现在是抗日军人的家属；三是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慰问信写进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际上也是驳斥共产党和红军投降的谣言。
徐其昌等人到熊家河很快联系上了杜立保便衣队，听取了便衣队近期工作汇报，传达了郑位三、高敬亭的指示，要求便衣队仍在原地待命，当前主要做好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为参军和支援前线做准备，还强调了党的统战政策，不要打土豪了；同时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捣乱破坏。
1938年元旦，当地保甲长联名请徐其昌等六人到熊家河孤山炮楼过元旦，予以盛情款待。徐其昌等趁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这些保甲长表示对共产党的佩服，今后不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积极支持便衣队的工作。
徐其昌，生于1918年，曾用名徐其华，金寨县吴家店乡下坳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儿童团分队长、中队指导员、少共区委委员、赤城县少共县委委员、游击大队宣传员；1935年夏，任商南游击大队秘书，中共商南县委委员。这次徐其昌也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他们也是红军家属。
徐其昌十三岁离家参加革命，闹革命求翻身。记得中间有次于晚上他偷偷回过家，母亲抱着他闷声哭个不停，可是不让他在家住，叫他赶快走，走远点。家里没有一点粮食，母亲知道儿子饿，把仅有的一斤花生种子塞给他，便把他推出后门。不怪母亲太狠心，而是白色恐怖太厉害了。邻村一个红军战士回家看望亲人，母亲下了一碗挂面，打上两个鸡蛋，可是他刚举起筷子，一口面还没有吃进嘴，保安团就冲进来把他抓去活埋了。
这次徐其昌回到了家，看到才三十多岁的母亲面容枯槁，双目已瞎，手捻佛珠，用枯如树枝的手抚摸着他的脸。这才知道，母亲为祈求他的平安，自他参加红军后就吃斋念佛，经常流泪，哭瞎了双眼。
红军称自己为穷苦人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自身受的一切苦难都集中表现在他们身上。那些跟着共产党从鄂豫皖大别山走出来的人，几乎都是因为穷困而投身红军。他们出生不久，就陷于穷困之中，贫穷的累积在这些家庭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了，有的是世世代代了。父母们叹着气说，孩子啊，人生可以认不得金子、认不得银子，可是不能不认得人。我们这辈子不行了，看你们这辈子的运气了，看是否能结交到贵人！愿神和老祖宗保佑你们。可是世世代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穷人又能认识谁呢？执政者高高在上，视他们为贱民，像寺庙中的恶神一样对他们龇牙咧嘴。亲戚中少数几个富者也是为富不仁，只有共产党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打土豪、分田地，要带他们闹翻身……那就跟着共产党闯天下吧！为解救苦难的大别山人民，他们咬紧牙关奋勇作战，杀出一条血路，让大别山人民永远摆脱苦难。大别山人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当他们在愤怒的暴动中，打土豪、分田地，或者冲向敌军阵地时，你很难分清那拼搏是为了共产主义，还是为了吃饱饭。用一双双被劳动摧残的手从地主家拿回五斗白米或在战斗中流血的刹那，他们忘记了农民的怯弱，从此成了真正的红军。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了顶天立地的人，成了有自由有自尊的人。他们既是单个人，又是整体的一个细胞，是一个连队、一个营、一个团的一部分。他们用上千个自我组成一个“大我”，这个“大我”叫共产党、叫红军。他们成了“大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体与整体，也许只有在这种生死与共的战火中，才能真正地融化在一起，才能让他们的人生岁月如此壮美，才能让他们从大别山的沟沟坎坎、田野山林中走向世界……每个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就在这力量过分悬殊的搏斗中熠熠生辉，感染着无数能够理解他们的后来人。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中国革命的史诗！
上苍似乎被这位大别山中最普通的母亲的虔诚所感动。在大别山，无数人为了翻身求解放参加红军，有的是战死的，有的是被国民党屠杀的，还有的牺牲于内部“肃反”，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统计，大别山老红军幸存比例是六百比一。在如此巨大的牺牲概率下，她的儿子得以幸存回到她的身边，还出落成一个壮小伙，这是多么万幸啊！母亲现在的泪是喜极而泣啊！徐其昌抚摸着母亲的手，说，妈，儿为了革命，我不能守在你身边尽孝。等革命成功了，我娶妻生子，我一定要把第一个孩子送到你身边，让你养，让他代我尽孝。徐其昌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调任南京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治委员，这时他有了第一个儿子，他把儿子送回家乡陪伴母亲，儿子一直到十八岁才回到他身边。
1938年1月3日，徐其昌等告别了熊家河便衣队，回到七里坪向郑位三、高敬亭做了情况汇报。
六 何耀榜来到“八办”
1937年11月初，何耀榜来到武汉汉口，走进安仁里居民区，在二号楼二层砖木小楼里见到了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董必武。郑位三介绍他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
听说从七里坪来的同志到了，董必武欣喜地从书房里走出来。他紧紧地握着何耀榜的手说：“你们在大别山搞得不错，很有成就，我在延安就听说了。这次郑位三推荐你调到我身边工作，主要是负责与各方面的联系。现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况要比在山沟里打游击复杂得多，相信你会干得很出色。”
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几个，何耀榜身兼多职，成了董必武的勤务员、通信员、联络员和警卫员。
此时，坚持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项英也从赣南来到武汉，何耀榜也向他进行了汇报。项英说：“我马上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十几天就回来，那时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来确定工作。”项英同志回来后，找何耀榜谈话说，“你仍然是鄂豫皖谈判的正式代表，在武汉公开。现在国民党的代表也在武汉，以后谈判的中心就在武汉。你今后不但要谈判鄂豫皖的问题，还要谈判长江南北有关游击队的问题，直到游击队的番号确定，部队出动抗战为止。”
何耀榜协助董必武, 以中共代表团和武汉“八办”名义, 同鄂豫两省地方当局交涉, 为高敬亭、周骏鸣等部争取到一定数量的军饷和服装。10月29日, 《董必武关于最近工作情形致张闻天、毛泽东信》中汇报了这个情况。董必武说：“ 高部已领得棉衣一千五百套（有五百套是自做的），现又领到一千套，不日起运。我在黄冈、麻城、黄安三县同乡中募了棉背心一千件。此外捐助毛线衣、袜子、毛巾的也很多。何成浚又为高部请准军帽、军衣裤、绑腿、腰皮带一千个。”同时，他们也为桐柏山周骏鸣部争取到了一定数量的军饷和服装。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团王明、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同志到了武汉。南京失守后，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并，在汉口原日本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四层楼的大石洋行办公，中共中央长江局也把秘密机关设在这里。谈判工作就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进行。
何耀榜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38年4月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共鄂东地委军事部部长、鄂东游击总队副总队长、新四军第五师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鄂东军分区司令员、鄂豫边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豫东南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6月中原突围后，任中原军区独立第二旅副旅长，继续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组建大别山区工作委员会，任书记。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包围，何耀榜领导所部顽强战斗，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大转折阶段的到来，完成了中央赋予的艰巨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历任湖北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1964年10月20日在武汉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