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来信
这期间，国民党武汉行营给红二十八军写来一封信：友军进驻我区防地，我军绝不与友军发生任何冲突，但希望友军能够停战，收回军队，早日集合。另外，南京代表刘刚夫先生不日将经武汉至友军驻地。
根据谈判条款，红军的集合期限是三个月，从签字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月了，中央没有派人来，也没有明确的指示。红二十八军进驻七里坪后，同国民党打交道由军事斗争转到政治斗争上来，面临的形势更为尖锐和复杂，许多问题需要充分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从反内战到反侵略战争的战略转变关头，中共中央对鄂豫皖边区的党和红军极为关注，对于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鄂豫皖边区的斗争和国共和谈，党中央十分关心，并给予了具体指导。
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让姜术堂送信，这次姜术堂在西安办事处取得联系后，徒步经富平、银川、黄陵、洛川，一直到了陕北红军集结的云阳和延安，找到了从大别山长征出去的红四方面军和二十五军部队，由他们向中央递交了何耀榜的报告。大别山还有一个军的红军！高敬亭还活着！在延安，中央和来自大别山的红军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高兴和震惊。中央决定派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到大别山指导红二十八军的工作。
1937年7月2日，毛泽东在他的驻地，延安凤凰山下凤凰村中的“吴家窑院”，接见了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四人，郑位三、张体学、程启文是跟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肖望东是跟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让他们作为中央代表，前往鄂豫皖，指导大别山红二十八军开展国共合作各项工作。毛泽东说：“真没有想到，大别山还保留红军一个军，真让人振奋！从他们送来的报告看，红二十八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拖住了敌人几十万大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和各个方面军的长征。现在我们转入抗战，这支部队又为我党在华中保留了一个战略支点和战略部队。党中央高度赞扬红二十八军同志们所取得的成绩，请你们代表党中央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问候！”(1)不久，郑位三等人即从延安启程奔赴大别山。
1937年9月7日，高敬亭、何耀榜收到由姜术堂带来的由郑位三、徐海东、郭述申、王宏坤四位同志给高敬亭的一封体现中共中央精神的信件，而且还有他们身穿制服的照片，真是喜不胜言。这坚定了高敬亭继续和国民党谈判的信心。姜术堂这次回来国共和谈的形势已经明朗了。共产党人可以公开在国内自由行走了。姜术堂没有回皖西，而是从武汉直接到的七里坪。他回程的介绍信，有老红军回忆是由肖望东开具的。
收到了老战友的联名信，高敬亭可谓喜上眉梢。
三年多了，没有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现在终于有了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消息，就像游子找到亲娘的感觉。
9月9日，高敬亭即将鄂豫皖边区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做了详细的报告，并向中央请示与国民党谈判的有关问题。
中共中央：
兹有位、海、述、宏(2)四位同志给我一封指示信，我于9月7号收到了。我接到这封信就欢天喜地地详读一番，但对客气套言一概不叙，主要将我这里的情形一一简单报告。
一、自红四方面军向外开展以后，二十五军亦于二十三年即退出了鄂豫皖的苏区，那么我们就算是干干净净地脱离了上级，孤孤单单地在这一片广大的被破坏了的苏区内，东爬西奔地领导坚忍的同志向敌人决一死战。可是自二十五军走了以后，这老苏区内只剩下东一点西一点地方的零细武装，群众在敌人统治势力的压迫下受了不小的残害。
二、对于一切地方工作布置，在未接到中央的文件和这次信以前的几年到现在，我们的便衣队散布在这三省边区“赤”“白”交界之间，不过非常零细的，大约要占二十多县的范围，固然是叫他代替执行苏维埃的政纲法令，但成绩却异常不够。说到正式武装部队，直到二十四年春季才集合一部分力量，正式成立二十八军，其数量不满一千人，但在任务上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也得到了相当的胜利。可是，这几年经过敌人的几次“围剿”以及“追剿”“堵截”，在长期的斗争中，我们亦是采取持久战术，积极的游击行动以对付敌人，大的损失也未受到。
三、自脱离上级这几年中，我曾派了很多的交通来找上级的关系，恳请指示，但未得到回音，而且每次受绝望损失的结果。同时据这次来信上说，上级派很多的人到我处，并带有许多文件，我全无收到，但不知其中到底是何阻隔。
四、在皖西（潜山、太湖）方面我派榜同志在该方照料地方工作，方有他派姜同志直接去找到上级，得到了两种文件。我方知道目前中国革命有了新政策的转变，但我没有具体把握去执行，继而姜同志仍然复去，后来才又得到一封指示（此外，于9月5号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
五、关于鄂豫皖的交通我当然要紧急布置好的，以便与上级取得交通的方便。不过该处得前次中央寄来我处的文件，他处迟钝多时，直到我特务团去该方游击遇碰而拿来的。
六、既已得中央的几种文件及两个信，我已开始提出与国民党议和，停止内战，现也在进行谈判。此时谈判的结果，是白军久驻七里坪、宣化店、黄陂站等地已经撤退，我们已驻扎这一线的地方。
七、各处的地方现已准备集中，但是到处地方工作亦有保持实力的布置。
八、同国民党的议和，现在呈缓和的局面。我们虽然驻在坪、店一带，但白军还有二十五路全部及一〇一、一〇三、八十二、一二七、一〇五等师和一个独立旅、混成旅，还有十余个保安团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很多，形势是企图对峙的情况。上级若不及时派人前来指示，恐马上还有要受到挟制，是因他说要马上调往前线抗战。
九、经过长期的战争到现在，干部完全缺乏，对于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均是极端困难的。
十、这次陈同志送信给我，我依着该同志送一报告前来，大约内容比这一封信还要详细一点。
十一、对于党的组织，只是下层零细组织，上层未有建立具体机关，遂以我一人一面充当二十八军政委，一面应付地方各种工作的一切。
十二、因信不详，故特着植惠同志前来，将这几年经过的详情当面报告。
此外，同国民党谈判时，他要我们收集各处便衣队，我尚未收来。以上情形及一切问题，祈上级急急地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做主张一切，是为至盼。
此致
敬礼
高敬亭、何耀榜
9月9日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为详尽的高敬亭致中央的文字，是研究红二十八军和高敬亭三年游击战争政治及军事思想的最好的资料。高敬亭是在接到郑位三、徐海东、郭述申、王宏坤四人(3)发来的信后给中央复信的。由于该信主要是急盼中央给予工作指导，对自身情况汇报稍少，只简单地介绍了地方、主力、便衣队三方面的概况，让我们从中看出高敬亭所思所想之一二。
高敬亭对中央写信和派人联系是那样的兴奋：“我接到这封信就欢天喜地地详读一番”，而且要求中央尽快派人来。我们从中看出高敬亭的“孤孤单单的在这一片广大的被破坏的苏区内”“绝望损失”“东爬西奔地领导坚忍的同志向敌人决一死战”的意志和决心。正是有着这种基本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高敬亭才能够带领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游击根据地。
令后人感兴趣的一点，是高敬亭的信谈到了便衣队等地方工作。概括地说，也就是依靠便衣队这种基层武装组织，活动于三省“白”“赤”之间，“代表执行苏维埃的政纲法令”。也就是以半隐蔽半公开的形式，围绕军事斗争的需要，坚持地方党组织建设。权威地、深度地解答了他发展壮大便衣队的想法，有了便衣队，打游击战有“眼线”，部队损失后有补充，伤员有养伤病的地方，都与高敬亭在军事斗争为主的特殊时期，仍然做了大量的地方工作有关。在高敬亭这封给中央的复信中，关于军事斗争的部分，其中用的两个词让人印象很深：一个是“采取持久战术”，一个是“积极的游击行动”。前一个说法是战略性的，就是必须考虑到斗争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要有这种思想准备，要善于吸取四方面军和红二十八军不能坚持的教训，思考新的坚持办法；而后一个词则是战术性的，就是要以游击战为主，不再搞什么阵地战一类的消耗战。高敬亭的文化不高，这封信，大概不是胡继亭就是杨克志代笔的，但这两句战略战术概括，一定是出自高敬亭的亲口，如果对红二十八军这段历史稍有研究，不难理解这完全是高敬亭的意思，或者说是高敬亭的军事思想的体现。
鄂豫皖送信的是郑位三的二胞弟郑植惠。他一直随高敬亭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政治军事斗争，并为二十八军的工作人员。他的口头报告当然十分详尽。临行前高敬亭还一再叮嘱：请转告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守住了大别山，占据了中原的桥头堡。
中央来信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要派人回来了。这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七里坪、鄂豫边。人们奔走相告，喜气洋洋。
远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在未接到高敬亭报告前，有两封电报提到鄂豫皖高敬亭在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
9月14日，以洛甫、泽东名义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并告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关于各边区统一战线问题：一、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二、一定的军饷。三、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并严嘱“郑位三依照上述之点进行鄂豫皖谈判”。
9月19日，毛泽东又单独致电林伯渠：
林：
高敬亭9月9日报告已收到，除昨天所述各点请兄函告外，并请指出：
一、不要收回各县便衣队。
二、部队不要集中，依原有区域分驻。
三、要求国民党发给养，如不发给仍打土豪，但改取捐款办法。
四、一切大问题听候两党中央谈判解决。
五、不许国民党插入一个人。
六、时时警戒，不要上国民党的当。
七、8月24号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
八、问郑位三已到否。
毛泽东
15日
此时郑位三未到，在鄂豫皖边游击区的高敬亭，并不知道党中央的指示以及对他们的做法总体肯定也略有批评。但高敬亭和卫立煌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和中央指示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高敬亭的“同国民党谈判时，他要我们收集各处便衣队，我尚未收来”，这倒与毛泽东的想法相吻合。
高敬亭不知道在长征路上发生的草地惊变，因为政治和军事路线之争，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枪多人多分裂中央，甚至要加害中央。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来说，张国焘成为一个罪恶而又恐怖的符号，也让不少人对来自大别山的红军部队产生误解。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也是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老部队，原来一直受张国焘指挥，高敬亭也是这个时期成长的。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到底怎样？他们的“陈同志”竟然在中央来信前就给高敬亭送信！现在抗战了，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高敬亭没有真正理解以前，心里并无多大把握，所以要求高敬亭把“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这个“陈同志”，很可能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
高敬亭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到了这封“陈同志”的信，并写了回信，后来也成为影响他政治生命的一个阴影。对此，毛泽东极为重视，1937年9月15日他在致林伯渠的电报中，特别交代了一句：“8月24号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说明毛泽东对张国焘等人对红二十八军这支红四方面军余部是否施加影响不怎么放心，而高敬亭后来对中央东进指示执行不到位，对中央干部的拒绝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剧了中央对高敬亭的不放心。
二 七里坪的较量
国民党方面也加强了对红二十八军的联络。
很快，武汉行营派人将进驻七里坪的红二十八军部队的驻地电话安装起来了。刘刚夫到了七里坪，就打电话通知何耀榜。
此时，高敬亭和何耀榜都还驻在七里坪镇北山区。高敬亭驻在蔡家湾蔡氏祠。何耀榜驻在一岭之隔的方家湾。何耀榜汇报后，高敬亭决定请刘刚夫吃饭。
刘刚夫到南京向卫立煌汇报安徽青天畈谈判情况，卫立煌说已呈请南京军委会任命高敬亭为抗日联军挺进军司令，并嘱刘刚夫留南京具体办理高部给养、被服、弹药及委任状和关防等具体事务，领得后再赴七里坪，并说和谈是你一手经办的，最好等高部集合出兵到抗日阵地才竟全功。
刘刚夫在南京向有关部门洽领高敬亭部军需。国民党军政部问高敬亭部每月军饷多少，刘刚夫答以目前每月暂给两千元。刘刚夫认为高部只有二百人，每人每月平均十元，故有两千元就够了。其余被服各项也照此基数洽领。委任状和关防领到后，刘刚夫于9月上旬启程前往湖北七里坪。
刘刚夫此次前来七里坪心情不错。他穿着一身上校军服，袖口上镶着代表校官阶级的黄色袖线，左胸上方佩着两排五颜六色的略表，他对自己的上校肩章很不以为然。这副上校肩章不会戴得很久了，刘刚夫已报批少将，他快换副少将肩章戴了。再加上大别山国共和谈屡有进展，得到了卫立煌的表扬，他这几天显得特别兴奋。刘刚夫到黄安时，湖北第四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程汝怀和七里坪的绅士多人，前来要求刘刚夫将高敬亭部另择集合地点。该处是红军老根据地，今红军重来，地方上官绅怕再有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发生。刘刚夫愤然对程汝怀说：“这是国共和谈协议上双方签过字的，卫督办同意的，不是你我所能变更的。”
高敬亭的宴席设在蔡家湾蔡氏祠堂里。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刘刚夫带领着随行人员赶到。一见面，刘刚夫就说：
“高政委啊，你真是贵人不露相，见了几次面，今天才知道‘李守义’就是你高敬亭啊！”
高敬亭也哈哈大笑着说：“失敬失敬。当时隐姓埋名，实在是迫不得已啊！”
吃了大别山的饭菜，双方也饮了几杯酒。饭后休息时，刘刚夫说：“高政委，我这次来，第一是请友军进驻七里坪，黔军一〇三师留下的一个团急需开赴抗战前线，我来请你部填防；第二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向高军长贺喜。”
何耀榜回答说：“刘先生，我军进驻七里坪，这是谈判条款上规定的，在我军集结的过程中，如果不是友军三番五次的阻碍和阴谋，早就应当进驻了。刘先生说贺喜，我们不敢当，现在还不是贺喜的时候。”
高敬亭也说：“我有几千名战士，各路国军都知道他们的勇敢。你们最多时集中十七万人来打我们，而不去打日本，现在应该离开大别山去打日本了。”
刘刚夫却面对着高敬亭说：“恭喜你，今天，我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来宣读委任状的……”说着，他站立起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卷圆筒形的委任状，像宣读圣旨似的读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状：特任命高敬亭为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4)挺进司令部司令长官。此状。”读毕，刘刚夫将委任状放在桌子上，朝着大家笑了笑，说，“这个官衔，可以报批少将了！”
屋子里一片沉寂。没有人表示态度。当着刘刚夫的面，何耀榜也不好对高敬亭说什么。他模模糊糊觉得这个番号和委任状似乎于红二十八军不利，和青天畈议定的又有点不同，却一时还想不透究竟是什么不好。何耀榜走出屋子来到一棵大树下，一营营长杨克志随在后面，何耀榜让他把高敬亭唤了出来。三人走到树荫下，何耀榜对高敬亭说，这个委任状我们不能收，党中央和王稼祥主任再三叫我们不要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要接，也要经两党中央同意。国民党这样做，目的是使我们和党中央分裂，也就是使我们向国民党投降。
高敬亭却回答说：“陕北全国的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才仅仅三个师；我们在鄂豫皖打了几年游击，就能组成一个师，也算对得起中央。再说，工农红军改为工农抗日联军，仅仅改掉一个‘红’字。你们懂得什么？”
杨克志听到高敬亭要接印，就在一旁哭了起来。
高敬亭对杨克志的态度十分生气，他说：“你哭什么？何耀榜说什么，你就听什么！”说完，气冲冲地回到客厅了。
何耀榜回到刘刚夫面前，看了看放在桌上印有“国旗”的、按有关防大印的那张又厚又硬的道林纸，对他说：“你带来的委任状，我们不能收；我们在谈判条款上是有明文规定的，我军的番号，由两党中央决定，这就不单是南京一方的问题。”
刘刚夫看到何耀榜拒绝，站起来走动了一会儿，而后便独自走进了高敬亭的房间。当两个人出来的时候，高敬亭笑着说：“我收下了。”而且还交给刘刚夫一张收条。刘刚夫十分得意地回去了。
在当时，在整个南方红军游击部队完全不明白中央意图，或者说中央也还没有来得及和国民党谈妥南方红军部队编制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合作抗日的需要，高敬亭确定鄂豫皖红军部队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虽说不太妥当，但也是并无大碍的一步。中央对南方红军的改编，思路一直在变化，西安事变后，为了使南方红军得到尽快改编，曾设想可以改成民团或保安团。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提出：“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在未与当地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活动。”这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就向国民党提出南方游击队改编的问题。中共中央曾提出，将其改编为正规军，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但蒋介石不同意改编为正规军，更不同意彭、叶任军长。项英在没有得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曾和国民党江西地方政府协议，将在江南的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高敬亭和项英可谓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当天下午，刘刚夫亲自扛着国民党的旗子，带着一群七里坪老老少少的百姓们，前来迎接高敬亭、何耀榜进驻七里坪。高敬亭下令让何耀榜带二四四团一营进驻七里坪。何耀榜带着一营驻进了七里坪。
这一天，岳西县三区区长李德保来到七里坪，他暗中告诉何耀榜：“刘刚夫接到南京的电报，说是共产党中央已派郑位三先生来鄂豫皖为代表，不日就到七里坪。刘刚夫先生他今天叫我写信，请附近的县长来慰问你和驻七里坪部队。”
果然，刘刚夫和武汉行营派代表及黄安、礼山两县的县长一起前来红军驻地参观慰问。何耀榜事前让人贴了许多标语，组织部队和群众欢迎他们。在请他们吃饭的时候，何耀榜首先说道：“今天，刘先生和武汉行营的代表、两位县长都在这里，我有一件事情和诸位商议。根据签字的条款，各级政府应立即释放政治犯，根据我们的了解，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地方政府不讲信用，在签字两个月后的今天，不但没有释放政治犯，反而在暗杀政治犯。如经扶县在三天前的夜晚，还在暗杀政治犯；安徽省的岳西县和湖北省的黄安县、礼山县等，最近也暗杀了不少政治犯。我军殷绍礼负伤后被友军抬走，押在经扶县大牢里，我们收到了他们的请愿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杀害我军伤病员，按期释放政治犯。礼山县监狱亦有请愿书送来，刘先生如不相信，请看请愿书。”
何耀榜把请愿书一一放在桌子上。
刘刚夫无法抵赖，只得说：“我已写信给南京国民政府设法处理……”
吃过饭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何耀榜知道刘刚夫他们在天黑后不敢离开七里坪，便说道：“诸位不是要参观部队吗？我陪大家去看一下吧？”
刘刚夫忙说：“今天谈了很多事情，大家都很疲劳。何代表，还是休息吧。”
当夜八点钟，刘刚夫通知何耀榜：贵党中央已派全权代表郑位三先生率代表团经过南京，昨天到达六安，今天可能到达潢川。南京国民政府要我转告何先生，这一带由何代表负责接待。
何耀榜随即报告了高敬亭。
三 “董必武、郑位三，组织人民把身翻”
1937年9月中旬的一天，天高云淡，金风送爽，张体学和程启文来到了七里坪镇。
张体学是河南省经扶县八里畈乡柳林河村人，家离这里不远。而程启文就是黄安县七里坪附近程伍德村人，这里正是故乡。阔别三年了，他们终于又看到巍峨的大小悟仙山，涓涓的倒水河，方方正正的香炉寺……正当他俩流连顾盼的时候，过来了几位红军战士。他们见这两个人一身学生打扮，觉得很新鲜，以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俩，问道：“你们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找谁？”
急于想找到高敬亭的张体学说：“我们是从延安来的，找老首长高敬亭。”几个战士听到这话，吓了一跳，问：“你们是从中央来的？找我们高政委？”山外的世界离他们实在是太遥远了。可是听他们说话也是大别山口音，说得也不像是假的。真的假的，这事都怠慢不得。赶紧把他们送到一营营部。一营营长杨克志认识他们，知道来人是谁，立即打电话告诉军部，还备了两匹马送他们。
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张体学7月初离开延安，卡车开出延安城不久，天就下起了雨，道路变得泥泞，车速很慢。由于道路不平，汽车颠得厉害，爬行三天才来到泾阳县云阳镇。由于西安红军办事处没有电报来，他们只好在云阳红军前敌指挥部招待所住下。
云阳古镇，属泾阳县，地处八百里秦川的西北边陲，泾河支流冶浴河在镇北流过，距西安六十多公里，南临泾河，北靠嵯峨山。西安兰州公路从古镇穿过。村里虽然只有一条街，但长达十二公里，俗称“十里烂云阳”。当时这里已成为红军重镇。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驻扎在这里，中共陕西省委也在这个村子里。红一、二、四方面军正在四周集结，准备出动抗日。一时之间，这片纵横二三百里的国土上，山山岭岭里，大路小道上，到处有战马奔驰，有步兵跋涉。响亮的军号声，高昂的抗战歌声，飞扬在正要收割的关中田野里，震动着每个爱国军民的心。
抗日军兴，群英会集。这一期间，周恩来、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董必武、刘伯承、林彪、贺龙、徐向前、叶剑英、邓小平、宋任穷等人都经过云阳，奔赴抗日前线。
在云阳，他们从报纸上知道，7月15日，中共中央将《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国民党中央。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战。14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蒋介石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奔赴华北前线抗战。郑位三等人根据西安方面的来电，于8月15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按照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18日，他们从西安乘火车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办理去鄂豫皖大别山的有关事项。由于敌机轰炸，火车上旅客很少，到了河南开封以后，往东行的大概只有几十个人了。他们8月20日下午到达南京，找到了设在南京中央路鼓楼附近的傅厚岗六十六号（今青云巷41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参谋长亲切地接待了他们。他说：“八办刚设立，你们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第一批客人，从延安到南京很不容易，很辛苦，你们先好好休整一下。”
大家忙乎了好一阵子，才把他们安顿下来。晚上他们打地铺睡觉。临睡前，叶参谋长对郑位三说：
“我和周恩来、朱德不久前参加了南京国防会议，从接触中，可以亲身感受到，南京政府主战空气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8月13日后，日军进攻上海，国军在上海和日军打得很激烈，南京天天有空袭，很不安全。明天你们到南京中央商场去买些日用品，待我们同顾祝同联系，办好手续后，让你们早日离开南京。”
21日上午，叶参谋长交给郑位三同志一封信说：“这是八路军办事处给你们开的介绍信。你们到安徽六安找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接洽。根据我们前期的了解，高敬亭部主要驻扎在皖西，你们从六安去联系比较方便。希望你们早日同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同志取得联系，我在这里等待你们的佳音。”
叶剑英还嘱咐他们沿途注意事项，并口头转达了对高敬亭的指示。郑位三等五人在当日下午又从南京踏上了北上大别山的征途。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来自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副师长徐向前；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也就在这一天，郑位三等人从南京来到安徽西部的六安。六安是安徽西部一座古城，人口有两万多人，靠近淠河，是个水陆码头。在城西老衙门台，据国民党督办公署的一位处长说，红二十八军在岳西境内同国民党军队达成了停战协议，已向湖北七里坪、宣化店集结。
郑位三和肖望东立即将这一情况用明码电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他们同国民党督办公署办完了一切手续继续上路，从六安西门外码头上船，经淠河航路乘船到达淠河入淮口寿县正阳关，又从正阳坐小火轮沿淮河西上三河尖，经固始县到达潢川。在潢川停留一天，郑位三、肖望东就派程启文和张体学先到黄安县的七里坪去找高敬亭同志。他们留在潢川等待。
潢川是豫南一带的大县，有南北两座城，中间横着一条潢河。南城是商业中心，北城是县府驻军所在地。这里暂时成了红二十八军和外界的联络点。
张体学、程启文从潢川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沿着潢河，先到新集，来到七里坪。从延安7月2日毛主席谈话算起，经过两个多月的行程，围着大别山绕了大半个圈子，终于来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家乡——七里坪。
高敬亭站在七里坪西北四公里的蔡家祠堂大门边，等呀盼呀，渴望见到自己的战友，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他整整盼了三年的时间，现在亲人就要到了。此时此刻，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苦打苦拼，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里，等于是孤军奋战，现在中央终于派人来了，而且是从红二十五军部队中来的，他是多么高兴啊。接到电话后，他就站在大门口等着他们。
只见两匹快马载着两个年轻人飞奔而来，绕过塘埂，到了蔡家祠堂门口。两个年轻人翻身下马，正准备向老首长敬礼，高敬亭几乎是扑过来，用一双铁臂把他们俩紧紧抱住，左右上下打量一番，说：“原来是你们！张体学、程启文，你们两个小鬼都长大了，长高了。”两个人高敬亭都认识，这张体学还是高敬亭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师政委时的警卫员。就这样，高敬亭把他们一边抱住一个，并排走进他的住房。这时天已黑了。万海峰点燃了蜡烛，端上来热茶。
中央组建这个代表团，可谓经过精心考虑。郑位三在路上对他们说：“高敬亭同志和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大家觉得必须有一两个高敬亭所熟悉的，信得过的同志随我和肖望东一起去，便于搞好关系。毛主席找原红二十五军在延安学习的高级干部谈话，问大家派什么人去好，如何去法。大家首先推选我，我就提出张体学和程启文同志可以同去。”
张体学和高敬亭是老乡，此时才二十二岁，1931年11月加入儿童团，1932年入党，同年8月参加红二十五军。1933年10月，张体学由独立营调入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师部任高敬亭警卫员、交通员，后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他是红二十五军改编成的十五军团七十五师特派员兼交通队队长，现在是抗大二大队一队二班副班长。
程启文，生于1915年，十四岁离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二十五军时期，任过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员、巡视员，二一七团党总支书记，长征到达陕北后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和郑位三还是姑表兄弟。
程启文、张体学在红二十五军时，曾在高敬亭手下工作过，深得高敬亭信任，因而成了派往红二十八军的最佳人选。
郑位三说，中央派我们来，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三个都是从大别山成长起来的干部，熟悉那里的情况；第二，那里坚持斗争的一大批人如高敬亭、何耀榜和漆先庭、张三铁匠等，有的就是红二十五军留下的，我们都熟悉，有利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三，肖望东是中央红军的，有利于我们大别山红军学习中央红军的经验。
这时，张体学和程启文把一封密写的信和一瓶显现字迹用的碘酒递给高政委后，便围着小桌子坐下来，向高政委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问候和对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中做出贡献的肯定。
对于与党中央失掉联系达三年之久的高敬亭来说，看到党中央派来的亲人真是无比高兴，这是长时间梦寐以求的啊。特别是张体学、程启文，这两个机智、勇敢、灵活的红小鬼，当年不过十六七岁，个子还没有长起来，可是现在经过长征的考验、延安抗大的学习，已成为能独当一面的基层军事指挥员，高敬亭真是打内心感到高兴。
张体学说：“党中央、毛主席这次派来四位同志，我和启文同志先来接头，郑位三和肖望东同志在潢川，等着我们的回话。”
“郑位三，郑大胡子？位老？他也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开创鄂豫皖根据地也有他的份。我同他是老相识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他是省委常委、秘书长。没有想到三年后我们还能见面。肖望东，你们说是中央红军的？那可太好了。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中央苏区的经验了。”
接着，高敬亭给他们讲起了三年来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简要情况，介绍了和平谈判及各路部队下山情况，还有最近和国民党方面交涉的有关情况。张体学和程启文感到：这位老首长真是劳苦功高，率领留下的红军部队在这里坚持了三年，这是今后在大别山进行革命的重要依靠，将来一定要听从他指挥，遇事多向他报告。
正说着，一个干部进来把高敬亭叫出去……不一会儿，高敬亭回到座位上说：
“你们的介绍信还没有显现出来呢，可能是技术问题。不过这没有什么，我是相信你们的。”
张体学连忙从衣包里取出一把扇子交给他，说：“你看看这是谁送给你的？”
高敬亭展开一看，认出是当年同是鄂豫皖省委常委的郭述申的笔迹。高敬亭笑了笑说：“这是郭大个子郭述申的字，老首长、老战友，是不是？上次和郑位三、徐海东、王宏坤一道给我写了信。好哇，你们真有心眼。”
这郭述申，是1930年春天中央派来的鄂豫皖第一任特委书记，高敬亭正是在他的任上成为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和省苏维埃粮食人民委员的。红二十五军时期，两个人因为“肃反”有过争论，高敬亭取而代之担任了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五军长征离开鄂豫皖时，郭述申是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现在长征到了陕北。
程启文说：“高政委，如果不是我们先联系，换个不相识的人，你打算怎么办？”
高敬亭说：“我们离开中央领导这么久，这里的情况又很复杂，要是换个人来，我不会杀他们，但要关起来审查审查。”
三人相视，一阵大笑。过后，高政委继续向他们介绍红二十五军长征后边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和卫立煌谈判的经过……整个晚上，高敬亭和张体学、程启文都沉浸在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无比欢欣之中。谈着谈着，房外传来手枪团的指战员们起床出早操的军号声。
高敬亭在七里坪住下后，就命令他的队伍每天用很长的时间进行操练，研究日军战术。
天亮后，高敬亭和张体学、程启文走出司令部的大门，站在门前小广场上。高敬亭对他们说：我这里的北边是秦罗庄，是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走了的秦基伟的家乡。他家的秦氏祠，现在是我们开大会的地方。我们招兵站也设在秦罗庄。再往北，就是天台山了，那是我们红军的老根据地。南边，是七里坪了。七里坪南边是黄安城，七里坪东北是经扶县城，国军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的耳目啊。他说得三人都大笑起来。
吃过早饭，高敬亭派易元鳌带手枪团一个班，带着骡子和张体学一道，赶到潢川，从大路去接党中央代表团。程启文被高敬亭派到七里坪，协助何耀榜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刘刚夫打交道。五天后，郑位三先来到七里坪。肖望东在潢川住了个把月，负责中央、南京办事处和七里坪的联系，他向中央和南京八办报告了他们到达七里坪的情况。不久，张体学和李占彪把他接到七里坪。他到了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持开展政治工作。肖望东办了油印的《党的建设》，还派人到汉口买了几支铜鼓铜号，让战地服务团开大会前演奏一番，对支持抗战的相关人士和单位还搞了一些送锦旗之类的活动，让红军战士和七里坪居民大开眼界。
郑位三回来了！
郑位三可以说是鄂东革命的元老了。当地有首歌谣：“金银出在大别山，英雄来到鄂豫皖。董必武、郑位三，组织人民把身翻。”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镇的马鞍山村。他十六岁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出榜时名列第三，遂改名为位三。在武汉读书时，他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黄麻起义，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郑位三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1934年2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位三和高敬亭一样，当选为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届执行委员。
1934年11月，郑位三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南，被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留下担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鄂豫陕特委书记，创建与坚持了鄂豫陕苏区的游击战争，组建了七十四师，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1937年春才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到达延安，七十四师两千余人被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兵团第四警卫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他则参加抗大学习。
郑位三的家是大别山典型的革命家庭。父亲郑维翰是乡苏维埃主席，在县苏维埃财委工作；二弟郑植惠、四弟郑椿棣、妹妹郑成香均参加红军，妻子曹梦云也参加革命工作。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中，父亲长期在荒山野外坚持斗争，长了一身毒疮，病死在山林里。母亲吃野菜中毒而死。妻子曹梦云最后在跑反中冻饿死于山洞里。撇下个八九岁的女儿郑奇英，只好由二叔郑植惠带着背在身上，东奔西跑，就在深山老林里打游击，后在鄂东北红军医院当看护，1935年春医院被破坏，被捕，国共和谈后，经和国民党方面交涉，得以释放，由程启文接出狱。父女俩才得以见面。死里逃生的郑奇英，后来与四支队经理部主任吴先元的儿子吴世敏结为一对恩爱夫妻。吴世敏后来官至云南省副省长。
郑位三中等个头，形体比较魁伟，一张国字形的四方脸，颧骨突出，棱角分明，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大嘴唇上，同样也蓄着两撇浓密的八字胡。也许是他面目过分威严，也许是他资格老、功劳大，老成持重、德高望重，才三十三岁时，便被人们称为“位老”。他现在年近四十，满嘴胡茬子，吸烟不断，因长期过度劳累，比较苍老，同志们更是几乎都喊他“位老”了。又由于他足智多谋，被人们称为“小诸葛”。
郑位三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鄂豫皖大别山苏区，回到家乡。他的出生地马鞍山村就在附近，父亲郑维翰在七里坪街中经营“大生祥药铺”，他就是在七里坪老街中长大求学并投身革命的。
清清的倒水河，高耸的大小悟仙山，带有江南风味的七里坪老街……家乡，真是美不胜收。七里坪倒水河两岸冲积小平原，泥土中没有一根杂草，肥沃得可以捏出油来，庄稼耕作精细极了。水量也充足，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倒水河上修建水电站，两岸建立集体农庄，让老区人民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
一位老游击队员见到郑位三后，走上前去，激动地拉住郑位三的手说：“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大别山坚持了三年时间，风餐露宿，与狼为伍，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们真是太高兴了！”老乡们听说“位老”回来了，也自发地站在道路两旁，热烈地鼓掌欢迎他。郑位三看到这种场面，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高敬亭见到了郑位三，这是他在1934年10月和省委在皖西分别后，第一次和鄂豫皖省委的人恢复联系。但此时，郑位三不是省委领导，而是中共中央代表，也等于高敬亭和中央恢复了联系。
郑位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久负盛名的创建和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的到来，高敬亭打心眼里高兴。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红二十八军孤悬敌后三年，高敬亭受命担任红二十八军的军政领导，他深感责任大，担子重，只担任了军政委，并多次希望中央和省委派人来指导工作。在与延安恢复交通后不久，高敬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请求“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做主张一切”，现在中央终于派代表来了。
一个从延安来的中央代表，一个渴望找到中央的鄂豫皖党政军负责人，现在见面了，都是无比高兴，热情地握起手来，热泪盈眶，激动异常。当年，他俩共同参加黄麻起义，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都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一个跟随红二十五军主力长征了，一个留在大别山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七里坪重新见面。他们相互为对方的幸存、健康而感到高兴。三年未见，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酝酿着醇酒般的友情。两个不苟言笑的人互相紧紧地握着手，开怀大笑。
“罗山县何家冲一别，啊，不，我和你分别是在1934年9月，当时你从红二十五军到皖西北担任道委书记，我们就分别了。长征一分手，又是三年了。好多年听不到你的消息，我还以为你的坟头上长了青草呢！”
“那怎么可能。长征临走时你们让人送信来说，让我坚守大别山，把部队带好，等着你们回来。我还要等着你回来，打日本鬼子呢！怎么能去死呢？”
郑位三说：“高敬亭同志，党中央派我来做代表，看望你啦！临来时，毛主席还夸奖你领导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有功。我理解毛主席的这话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以少量部队牵制了国民党的十几万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做出了巨大贡献！还保留了两千多名红军健儿！装备虽不能说很精良，但比较整齐，弹药也比较充足，营、连、排干部素质好，在整个南方游击队是占第一位的！第二，在和国民党谈判中，出手快，成效大，而且还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样的成就，除了共产党人是做不到的！”
高敬亭对郑位三说：“贡献谈不上，功劳也不大。一别就是三年，你们长征确实是艰苦，但你们毕竟还有休息的时候，而我们三年敌后游击战争中，几乎就没有休整过一个整天，天天不是走路，就是打仗，打仗，走路，再走路，再打仗……简直达到了人的忍受极限！”
郑位三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坚持大别山三年，真是不容易。你们坚持斗争意义重大。我们听到你们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的种种英勇事迹，真是敬佩不已。红四方面军转移了，红二十五军又在大别山打了两年游击后长征，然后留下了你们红二十八军。留下的环境比其他苏区都坏。其他苏区大队伍都走了，所以敌人也只有小力量清乡。鄂豫皖两次长征，敌人留的队伍也多，数全国第一位。我们走后，你们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第一，整个鄂豫皖苏区始终是一个党政军一体化的区域，始终有着统一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机构。第二，有一支大红军，不仅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手枪团、特务营等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始终保留，与之相呼应的地方部队游击师、独立团、战斗营、便衣队等编制，大多保持形式上的存在，而且还在不停地作战。第三，有几十个县的游击战争活动，又是武装斗争又是群众工作，规模大。游击队主力部队战斗力强，打仗像老红军一样。第四，坚持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我们来后有了立足之地，有了一块战略基地。这为我党的革命力量、抗日力量，保留了一个战略支点！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历史会记住，红二十八军牵制住近二十万国军，死死地绊住敌军，有力地支持了全国各路红军的长征。”
高敬亭此时有点激动，有些哽咽地说：“鄂豫皖，你们在时就苦，靠打粮过日子，我们连打粮的力量都没有了，变得这样苦！小后方不能存在，只能把病号、小的、老的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里，群众普遍饿肚子，没有粮食，饿死了好多人。我们不能做交通，敌人力量太强，是单纯游击战的局面。我们总算挺过来了。只要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大别山还有红二十八军，有我高敬亭，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从今天起，我们红二十八军的一切工作就是整编、抗战。”
郑位三也哽咽了：“在延安的同志，特别是鄂豫皖出去的同志正为寻找你而着急。后来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你们送去的报告和报纸上得知你在残酷的斗争中没有牺牲，并且正在和敌人进行战斗时，就曾设法联系，准备告诉你当时党的政策以及你们谈判中应注意的事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联系上。”
“是啊，战争苦、生活苦，这都不算什么，最苦的是得不到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一切靠自己，心问口，口问心，自相商量。独立工作，自己出政策，找方向，也不知哪是对了，哪是错了。”
“真佩服红二十八军，作战能力很强，特别强，特别是表现在一个班单独作战能力强，每一个班都有轻机枪，有的班有两挺轻机枪。有时守一个山头，倘若地形好，一个班守一个山头，敌人来一旅打一天不打紧。因为有机枪，敌人估不透。因为作战能力强，一般人不怕打掉，打掉了可以单独搞几天。干部战士对游击战争这一套工作都大致成熟了。两三个人守一个山头便能独立打起来。别的部队能带些人独立进行军事行动、独立指挥的只有几十个人，最多一百人，鄂豫皖能做这些事的有好几百人，好多排长可以了解地形、判断地形指挥作战，搜集粮食，安排宿营地点，能独立指挥，便衣队人人能当指挥。因此，小部队能独立活动。另外，没有炮能打下碉堡，靠勇敢，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混到民团碉堡里去，胆子大，进碉堡，割掉电话线就搞下来了。三年时间不算长，苦日子确实不好过，我处劣势，要解决这个问题，斗争要坚强，又要巧妙。对敌斗争坚强是主要的，但只有坚强，没有巧妙就难坚持，难发展，这种残酷的斗争是以前苏区大斗争也不可比的。这个斗争不是创造了好大的部队，建立了好大的政权，而是在人民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威信，在失败当中仍然坚强领导革命，让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大的威信。”
“红二十八军打得好，还是先有红二十五军军事、政治上的帮助锻炼。红二十五军是大部队，消灭敌人整旅、整团，能搞个把星期的训练，有交通联络，能发文件，这样就把军事上的能力提高了。红二十八军作战、政治都好，是红二十五军带出来的。红二十五军留下了坚强的干部战士，都是老骨头。我们提拔勇敢的工农战士当干部。鄂豫皖工农战士勇敢就可以当干部。这是作战力强的原因。”
说句实话，郑位三此时对高敬亭只有衷心的敬佩：当初整个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走了，把他一个人丢下来。人怕当面树怕剥皮，如果当时高敬亭也在鄂东北，是否留下他来还很难说。拿个大别山人熟悉的杜鹃鸟来做个比喻吧，就像大杜鹃过境时于路边丢下一个蛋，至于能不能孵化养育成功，那就看别的同类鸟儿怎么营巢护蛋了，决策者是不考虑结果的，即使被石头击个粉碎，也是没有办法的！可是高敬亭坚持下来了！南方十几个苏区，最后以鄂豫皖成绩最大，把大别山这支红军部队保护下来了，下山老战士最多。干部战士对游击战争这一套工作大致都相当熟练了。打个比方吧，别的苏区搞游击战争就像不太熟练的工人，而鄂豫皖是熟练的技术工人，有一套本领。高敬亭审时度势，谋形造势，纵横捭阖，横扫强敌，真可谓是军事家，是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功臣，是坚持游击战争的英雄！
这是当时郑位三对红二十八军的感受，应该是很真切的了。
“张主席、陈总政委、徐总指挥都好吧？红四方面军的各位战友都好吧？”高敬亭因与中央隔离太久，当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不久前接到“陈同志”的信，高敬亭也很高兴，便回了一封长信。
郑位三看了看高敬亭，说：“国焘和昌浩同志在此次长征中犯了错误。”郑位三把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闹分裂及另立中央的事，还有陈昌浩、徐向前组织西路军西征失败的事说了一遍，“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反‘国焘路线’斗争，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延安的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干部都参加了。这是一次深刻的党内路线斗争教育，以干部为重点，紧密联系历史实际，着重清算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及危害，特别是他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肃反’的罪行。通过这场斗争，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一致表示要坚决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抗战建国新任务而奋斗。红四方面军现存的部队，现在主要在八路军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的一二九师编制中。”
高敬亭点了点头：“那我们红二十五军呢？”
“红二十五军离开你们后，先后在桐柏山和陕南创建苏区，多次打退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完成了战略性转移，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胜利完成了长征，并以崂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们红二十五军的部队，主要在林彪为师长的一一五师部队里。可惜的是，我们的军政委员吴焕先在北渡泾河时作战牺牲。从这里出发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除徐宝珊、吴焕先牺牲外，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和我都长征到了陕北，参加抗战。”郑位三停了停说，“我在来的路上得知，8月26日，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三个师，蒋介石按四万五千人编制发饷，每月得饷六十三万元，担任独立自立之战略任务，子弹方面稍得补充。今后我们南方的部队也是这么办。”
“我们这里和谈成功了，七里坪我们驻进来了，但是附近这一带，还有国民党二十五路全部及一〇一、一〇二、八十二、一二七、一〇五等师和一个独立旅、混成旅，还有十余个保安团及很多的地方反动武装没有走，当然他们也说马上要开赴前线抗日。我亟盼中央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做主张一切。你来了，我更高兴。”
当夜，他俩彻夜促膝长谈，诉说了分别后各自度过的岁月。郑位三首先传达了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对红二十八军干部战士的思念之情，并交换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和看法。接着郑位三又告诉高敬亭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和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及改编为八路军的情况，交换了全国抗战展开的情况及鄂豫皖对国共合作抗战的看法。
第二天，高敬亭、何耀榜向郑位三汇报了鄂豫皖三年来游击战争的情况。
郑位三说：“中央本来派我们来是指导鄂豫皖红军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没有想到你们已独立和卫立煌完成了谈判，而且不让国民党插进一个人，从他们那里领到了军饷，驻地也是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这些都符合中央要求，可以说这是南方八省游击队最早成功的一次谈判，可喜可贺。中央说过，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运用全力想拔去它，不过他们失败了。现在抗战了，我们更应该保留这些战略支点。我来鄂豫皖时经过南京，叶剑英传达洛甫、毛泽东的电报，叫我们不得重蹈湘鄂赣边及闽粤边之覆辙。”
“湘鄂赣边？闽粤边？”
“湘鄂赣边苏区派人至武汉谈判，接受武汉行营派军需主任、副官等许多人到部队中去，被中央纠正了。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何鸣，于6月25日与国民党军一五七师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比你们还早。但他们接受国民党的要求，将部队开到洋浦县城驻防。7月16日，一五七师以点编发饷为名，将八百多红军游击队骗入体育场，全部缴械。现在中央正在和他们交涉。这些都是教训啊！中央提醒各游击区在谈判中应注意，包括防止类似何鸣事件的发生。”
“看来，我们往七里坪集中时一路警惕是对的了！”高敬亭看了看何耀榜。
郑位三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低限度问题，中央指出最低限度之三点：一，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这为保证军队独立性及我们的绝对领导；二、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军火与经济之补充接济；三、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这为了掩护当地农运之开展，不受骗。我来这里时，中央再三交代，不要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你们不了解情况，受不了国民党的政治进攻，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委任状，现在要想办法退回去。我这几天先了解一下干部和部队的情况，再来处理此事。”
从中央的高度来看鄂豫皖国共和谈，自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高敬亭文化水平不高，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加之在大别山区消息闭塞，情况不明，除看到姜术堂带回的几份文件外，高敬亭对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谈判改编方针、原则以及具体办法等不完全了解，因而在谈判过程中有不妥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在当时是南方八省地方性国共和谈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当时南方红军改编后番号问题，国民党不同意共产党增加新的番号，中共中央一时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董必武建议为八路军补充部队，没有得到响应。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其他各地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
对于高敬亭、何耀榜领导红二十八军及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历史已经证明它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有鄂豫皖、鄂豫边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改编，才有新四军四支队的诞生，才有可能成为后来战斗在华中、华东、江淮之间和黄河两岸的抗日劲旅。因而，高敬亭、何耀榜关于鄂豫皖红军和便衣队谈判改编的做法，是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符合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的，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他们在不了解情况下接受了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番号，也不是大错，况且还把最后决定权交给了中央。
郑位三到达七里坪，通过一段时间调查后，在军部北边的秦氏祠堂里召开干部会议。郑位三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解释国共合作后党的路线的转变：
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发生和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目前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阶段；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打倒帝国主义是实现中国革命任务的中心；日本帝国主义是现阶段最主要、最凶猛的敌人，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达到中国民族的解放，无法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更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共合作正是为了联合全国力量实行对日抗战，削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力量，保证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放弃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政策及改变红军名称，是为了取得全国团结一致抗日、达到革命的目的，并未放弃这一阶段中的其他革命任务。
据当时鄂东北道委代理司务长江腾蛟回忆：“当时我们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部队的很多人都集中到一个祠堂，由中央来的郑位三，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政方针，传达了陕北开展了批判张国焘活动，这真让我们震惊。当年张主席在我们大别山‘肃反’杀人如麻，现在也犯了错误。还有一条更让我们高兴，就是郑位三传达了中央关于过去‘肃反’是错误的指示，说‘肃反’把不少党组织都搞垮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群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要求把过去打成什么‘AB团’‘第三党’‘改组派’，什么‘反革命’的帽子，统统撤销。其中还讲到，凡是党员、团员因‘肃反’被开除的，党籍、团籍都恢复。这一条，把大家的思想顿时都解放了，好像春潮冲破了万年冰封，仿佛黑夜中突见光明，人们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再也不担心被‘肃反’了。我就是会后由程启文帮助恢复党籍的。没有了内战时期‘肃反’所造成的紧张空气，现在大家感到轻松愉快了。整个七里坪可以说到处都是歌声。”
张国焘，来自鄂豫皖的干部战士都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元老之一，那时对鄂豫皖根据地所有干部战士来说就是天神。高敬亭在张国焘、沈泽民的时期一路走红，现在张国焘犯错误了，沈泽民病逝了，但红二十八军时期“肃反”的影响还在，持续多年的“肃反”在大别山这块土地上延续下来，常常泛滥。现在纠正了，不怕了。
郑位三反复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并且以张国焘破坏党内民主生活最终造成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恶果，说明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性，使鄂豫皖的同志们感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