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先庭一向机警，从不贸然行事。由于对黄冈、浠水两地国民党军的具体态度还不十分了解，为安全起见，他化装成收烟的老板，闯过巴河大桥的岗哨，回到大崎山，隐蔽到“清剿”较松一些的贾庙漆家河观察动静。9月24日，汪少川派来的人在这里找到漆先庭。
汪少川告诉漆先庭，时局已发生重大变化，斗争方式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于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中国人民由此转入抗击日军侵略的民族斗争阶段。7月份，在安徽岳西，军政委高敬亭和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与卫立煌谈判成功。国共两党在大别山确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方针，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二十八军主力已进驻黄安七里坪一带。高政委给我们的新任务是在大崎山完成谈判，将所属部队、地方党组织和武装队伍，带到黄安七里坪集中整训。
遵照高敬亭的指示，汪少川和漆先庭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去和那些“清剿”红军多年、双手沾满红军鲜血的国民党黄冈县军政当局取得联系，敦促他们放下反共屠刀，枪口对外，共同抗日。正在这时，国民党黄冈县政府也派人给漆先庭送来信，联系和谈事宜。
在场的人见此情景，议论纷纷。一个便衣队员抢上前去，左手一把揪住送信人的前胸，右手扬起驳壳枪指向他的脑门：“老子把你拖出去毙了。”一时间，群情激愤，屋子里几乎要炸窝。
漆先庭心里十分明白，与国民党打了多年仗，那么多战友被杀害，在场的便衣队员与国民党反动派都有深仇大恨，现在与国民党握手言和，他们在感情上的确难以接受，要做很多工作才能让大家转过弯来。于是，他笑了笑，缓步向前，轻轻地拉开便衣队员的手，说道：“哎，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古人都能做到，何况我们共产党呢。高政委有指示，要我们和国民党谈判，我们坚决执行。”
这时，国共两党上层早已宣布合作，国民党正规军已经撤走，和黄冈中心县委谈判的国民党方面是驻扎在贾庙的国民党贾铁地方联保处和省保安八团第三营。黄冈中心县委和便衣队所在地杜皮嘴，距贾庙约六公里。由于双方对峙多年，现在要坐到一起谈判，谁都不愿到对方的驻地。经双方交涉，最后把谈判地点定在两地中心的贾家塘。
贾家塘就是传说中南宋丞相贾似道家的鱼塘。谁也不曾料到，贾太师府、贾家之大庙早已不复存在，而遗留下来的贾家塘却在七百多年后见证了黄冈地区对峙十年的国共两党举行的和平谈判。
此时的贾家塘，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谈判地点定在村子边的小杂货店的客厅。店家程老板是个厚道人，只守生意场上的本分规矩，与国共两党都不沾惹。联系人找到他说要在他家举行国共和谈，他二话不说，买来鸡鱼肉蛋，置办一桌酒席，热情招待双方和谈代表。
10月上旬的一天，谈判正式举行。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代表有漆先庭、汪少川、林少怀、石坤山，国民党黄安县政府代表有贾铁联保处主任王济安、副主任李楚雄及丰雪华，还有当地驻军湖北省保安八团第三营营长谢绍永。国民党方面来得稍早，当漆先庭、汪少川等到达时，国民党代表放鞭炮以示欢迎，倒让漆先庭和汪少川感到意外，双方礼让一番，走进店内。王济安和漆先庭他们早在游击战争时期就有统战关系，他边走边打趣说：“你们共产党也真是厉害，我们部队‘清剿’，搞移民并村，到处搜山查户口，可‘清’也好，‘剿’也好，就是找不着半个共产党和红军的人影；现在国共一合作，你们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真是怪啊。”漆先庭顺着王济安的话笑着说：“你说得不错，我们一直就在大崎山，找不到我们的影子，那是你们没有用。”
“哈哈哈。”一行人被逗得大笑。
谈判协议的主要条款是按照青天畈谈判协议议定的。一切都很顺利，形成的原则共识是，对十年内战不再计较，一致对外，团结合作，携手抗日。只是在具体条款上，为“释放政治犯”这一条前面是否要加上“无条件”三字双方互不相让。王济安的理由是，对有命案的政治犯不能放。他所指的“命案”，是指现在被关押的杀过国民党人或地主豪绅的地下党员和红军战士，并说漆先庭要加“无条件”这三个字“是对谈判没有诚意”。
对此，漆先庭等毫不让步。他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地说：“要照这样说，你们多次‘剿共’，杀人如麻，血流成河，那是不是可以把国民党中凡杀过共产党人的先杀了，才叫有诚意呢？”对方一时语塞。
漆先庭见火候已到，便顺势缓和语气，真诚地说：“国共两党的这次合作，是不计前嫌的。这次两党的中央都做出了表率。我们在座双方的上级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到这里和谈就不能这样做呢？”漆先庭的一番话，有理有利有节，直说得王济安和在座的国民党代表暗暗佩服，连连点头。在这种气氛下，王济安只好表示同意。谈判结束后，双方代表共进午餐。
离开程家小店时，谢绍永、王济安和汪少川、林少怀纷纷争着要付账。程老板见国共双方前几天还斗得你死我活，如今坐到一起，握手言和，共同打日本鬼子，心里很高兴，坚决不收饭钱。他双手抱拳，朝着双方代表频频施礼说：“不用，不用，这点小意思，就当程某对国共合作成功的贺礼吧。”王济安见此情景，嘿嘿一笑，大手一摆，说：“算了，算了，就记在我的账上吧。”
漆先庭心想这家伙倒会开空头支票，做顺水人情。他从衣袋里掏出六块大洋，往桌子上一丢，说：“这几个钱我们掏得起。进门时你们放了鞭炮，来而不往非礼也。这顿饭就算我们请客，也算公平。”王济安一脸的尴尬，很不自然地笑着连声说：“那好，那好，多谢，多谢！”
贾家塘谈判，是国共两党最基层一级的党政军组织负责人之间的谈判，是两党两军上层谈判的继续，对结束黄冈这块红色区域的内战、促成黄冈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并迅速掀起抗日**起到重要作用。此后这里也成了新四军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此后几天，汪少川、漆先庭带着党和便衣队的负责同志等到黄冈、浠水等地转了一圈，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扩大中共黄冈中心县委的影响；接着，又将分散隐蔽在三庙河、铁冶、杜皮等地养伤的红军伤病员集中起来，加上便衣队，包括区委干部和党员共一百六十多人，于1938年1月18日，农历腊月十七，由汪少川带领，全部到七里坪集中，漆先庭也赶到七里坪，参加红二十八军军政干部轮训班学习。
六 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
高敬亭还在记挂着鄂豫边的红军游击队。在青天畈谈判时，他就为这支部队要了确山县这个集结地点。
到达七里坪后，高敬亭又派鄂东北道委书记胡继亭、二四四团副团长林维先率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二分队去平汉路西桐柏山，寻找周骏鸣游击队，向他们传达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停战协议的情况，同时接济鄂豫边游击队两千元钱，并通知他们到七里坪讨论鄂豫边游击队整编问题，同时派人来领取被服。
这时，林维先已知道国共和平谈判是怎么一回事了。9月初，胡继亭、林维先率领部队从黄安县天台山下高山岗出发，经应山县北武胜关越过平汉铁路，在谭家河与大高畈之间，见到了鄂豫边省委的两个交通员，随即由他们带路，翻越四望山，向随县北境行进。这两个交通员上次也为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杨克志一营带过路。
一天上午，行至河南、湖北交界处随县小林店附近的七龙山，这里相传是炎帝神农氏故里。此地北望桐柏山，南近大洪山，东瞰信阳，是个交通枢纽。部队在路边休息，突然发现前面的公路上烟尘滚滚，尖兵赶来向林维先和营政委漆德庆报告，公路上有敌人。
林维先一时摸不清这股敌人是从哪里来的，命令部队退缩到公路的南侧，在一个小山丘的旁边暂时隐蔽起来。他同营政委漆德庆同志一起赶到前面观察情况。他们举起望远镜一看，敌人由西而来，成三路纵队向东行军，骡马、大炮络绎不绝。漆德庆对林维先说：“老林，你看，前面有这么多的敌人，怎么处理？”
原来正遇东北军的一个师由南阳开往信阳，准备上火车北上抗日。
林维先看了一会儿说：“敌人只顾行军，还没有发现我们。我们隐蔽。”
林维先等人正在研究，公路上的敌人继续行军，后卫约一个团的兵力由小林店方向开过来时，发现山上有部队集结，即向红军开炮。当时明显是敌强我弱，可是林维先看到东北军用炮火向红军阵地猛烈开炮，他笑了，说：“还是老一套！”
胡继亭气得快要冒火：“大敌当前，这可是东北军，你还有心思笑！”
林维先说：“这就是东北军，我们赢定了。你想想，和我们遭遇后，他们不是先去抢占有利地形，而是先拿炮对我们猛轰一气，这说明他们没有进攻的士气！东北军的团一级部队都配备有山炮或者重迫击炮，所以，一开打，他们就要来个猛轰。这种打法，对正规的大兵团作战可能有效，但对我们这种游击部队，作用就很小了。你看他们炮火这个劲头，就是想靠炮兵猛轰给自己壮胆，他们轰了这么长的时间，但一直也不发起进攻。士兵并不想出击。这是吓不倒我们的，结果只会是错过战机，制高点被我们轻易占了。我们和他们打了几年了，了解他们的脾气。下面我军将以极迅速的动作，在敌人的炮火中穿插。”
只见敌人的步兵大队已走过，紧接着是辎重，辎重后面又有几十匹马组成的马队，从他们的服装上看，都是当官的。林维先说：“好机会，从这里杀过去，打他们的尾巴。”
按照林维先的命令，红军迅速部署兵力，占领了七龙山附近的陡山头、冷水井、莲花山等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全营和手枪队的轻重机枪对准敌人的辎重和骡马开火，用手榴弹狠狠打了他们一下。枪法准的同志，还一家伙打掉他们两个军官。结果对方的队伍一下子就乱了，相互之间也失去了配合。过了一阵，敌人叫喊了：“误会、误会，不要打了，我们知道你们是红军，是自己人！”
“我们哪里有你们这样的自己人！”战士们笑开了。
特务营一连和手枪团二分队从莲花山、冷水井直插徐家畈东南，将其拦腰截断，并迅速向两翼攻击，同时以一个连的兵力从陡山头的南侧冲下山去截击，打得敌人到处乱窜。敌人有的骑着马狂奔，有的往炮车下乱钻，千方百计躲避战斗。激战约一小时，红二十八军四百余人打他们一千余人，东北军伤亡近百人之多，而红军只牺牲了两三个同志，缴获武器弹药几十箱，骡马三十多匹。朱国栋还得到一把小手枪。东北军向游河东岸逃去。
红军撤出战斗回到七龙山后，重新整顿一下队伍，防备敌人的反击。可是不久，监视敌人的哨兵跑步来向林维先报告：有两个东北军军官打着白旗向红军阵地走来。红军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阵势，林维先不解地问：“敌人玩的什么花样？”
“别管他，把他带过来，看他讲什么？”胡继亭回答了一句，又对通信员说，“你去传达，叫各连提高警惕，监视敌人的行动，再把打白旗的敌人带来！”
没有多久，敌人的两个军官被带到面前。一个是参谋，一个是副官。他们见了林维先，唰地一下立正敬礼，然后报告：“东北军五十七军一〇九师参谋，奉本师参谋长李亚光的命令，前来向你军联络。”
“你们有什么事要同我们联络？”林维先回答。
“东北军同红军是友军！”他回答。
“哼，好一个友军，”胡继亭冷笑了一声说，“友军开炮打友军！”
敌军官一时答不上话来，周围的气氛显得有点紧张。林维先心里想：我们冲过了公路后，敌人还没有什么动静，现在派来两个空手不带枪的军官，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摸不清楚，这样相持下去不好，必须迅速了解敌人的来意才行。于是林维先掏出香烟，递了两支给他们，有意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对他们说：“你说我们是友军，我想贵我之间应该成为友军，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吗？”
“是的，是的。一点也不错。”东北军参谋殷勤地对林维先笑了笑，又忙替他点上火。
“那么，你们的炮口就不该对着红军，应该对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抢占了东北，东北是你们的家乡，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红军一向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
“对不起，这一次完全是误会。你们的朱总司令和我们张副总司令订有协定，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东北军愿意同红军一起抗日，收复失地。现在我师奉命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前往信阳集中，路过这里，把你们错当成小股土匪，所以打了几炮。可是一看你们的火力和战斗力，就知道是红军。这实在是一种误会，一切的责任后果由我师承担。”
林维先看到东北军一〇九师参谋毕恭毕敬地陈述，态度相当地诚恳，没有一般国民党反动军官那种傲然狡黠的神情，因此不由得想起了西安事变以后，东北军在鄂豫皖对“剿共”采取消极态度的一些事实。例如就在不久前，杨克志率红二十八军一营转入外线作战，在桐柏、泌阳一带活动。一个反动保长知道东北军不愿同红军作战，就向东北军做假报告，说一营是土匪，领着东北军向一营进攻。接火后，他们发现打的并非是土匪，而是红军，就马上撤走了，回去后杀掉了那个打假报告的保长。因此，林维先又问道：“你们来，就是为了向我们解释误会吗？红军的态度你们是知道的。但我还要再说一遍，我党中央早就有声明，红军愿意同国内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可是现在，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加紧对红军的‘清剿’。”
“那是蒋介石，不是我们东北军！打红军不是张副总司令和东北军的本意，我们是要回东北打日本的。我们东北军要披甲还乡，收复失地。”一〇九师参谋继续说，“东北军参加‘清剿’是被迫的，这么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抓我们少帅的冤大头，拿我们东北军替他‘剿共’，西安事变后我们的总司令张学良送蒋介石返京被这个不讲信义的人扣了，东北军现在惨了。九一八时，东北军尚有四十万人，至西安事变时，只剩下二十多万人了。蒋介石一贯的手段是消灭异己，对我们是分而灭之，现在我们只剩下七个军的番号。让我们把步兵军全部东开至鄂豫皖外围一带，我们缪征流的五十七军驻在河南周口一带，把骑兵军等留在陕甘，这是蒋介石有意分裂东北军的一个举措。我们东北军不愿打内战了，给我们的命令是要北上挺进华北抗日。所以要请你们原谅。”
“你这样说，我们是可以原谅的。”林维先说。
“我们现在有困难，要请你们帮助解决。”
“你们有什么困难要我们帮助呢？”漆德庆奇怪地问。
“很不幸，你们向我军进攻时，正好打着了我军的司令部，使我师受到了不小的损失……”一〇九师的参谋似乎还有许多难言之处。林维先也不便多问，表示同情地说：“啊呀，那真是太不幸了！”
“我已报告过了，这是由我师的误会引起的，不能怪你们，我们现在也无心打内战，要奔赴抗日战场。但是现在无论如何要请你们帮助。”他几乎用哀求的语气对林维先说，“我军的牲口被你们牵走了几十匹，重武器没有牲口走不了，所以请你们把牲口还给我们，我们可以用子弹同你们交换，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林维先看了看停在公路上的东北军，的确没有进攻红军的模样。他便同胡继亭、漆德庆商量了一下，三人都觉得，虽然因敌人的封锁，红军对西安事变的具体内容知道得还不多，但对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还是略有所闻，对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来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也是略知一二。鄂豫皖苏区已实现了国共和谈，为了共同抗日，对东北军这种态度，应该表示欢迎，对他们的要求不能拒绝。因此，林维先对那个参谋说：“你们去抗日，可以把牲口全部还给你们，子弹我们也不要。红军以团结友军、共同抗日为重，但是，请你们务必记住，枪弹只能用来打日本帝国主义，不能用来杀害中国老百姓。”
“那当然，那当然。”东北军参谋高兴地笑了，“我们东北军是抗日的，要打回老家去的！我们和红军打了几年，不打不相识，你们红军够种！但愿我们后会有期。”东北军参谋带着他的几十匹骡马走了。硝烟尚未散尽的阵地上，这些东北军的身影渐渐远去。
当天下午，林维先、胡继亭率领部队继续向随县北境挺进，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9月中旬在鄂豫边区信阳县邢集西北约八公里的吴家尖山地区与豫南游击队会合。这支部队原来叫鄂豫边游击队，现在“鄂”的部分基本没有了，所又被称为豫南游击队。这里还有两个从北方局来的干部，一个是胡龙奎，一个是张明河。
这是林维先第一次见到周骏鸣。周骏鸣身材高大，智慧机警，一口很重的河南地方口音，那种饱经风霜、顽强斗争的坚强意志，给林维先留下深刻印象。
胡继亭、林维先向游击队长周骏鸣说明了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停战谈判达成的协议，以及鄂豫皖边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战略形势，传达了高敬亭关于豫南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一起接受改编的指示，并告诉他们，鄂豫边游击队国共和谈后可以到确山县集结。
周骏鸣介绍了桐柏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他于今年4月去过延安，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苏区五次党代会和白区工作会议，对国共合作精神比较了解。他苦恼的是，国共合作了，由于自己力量太小，河南国民党当局一直不把他们当作一回事，不愿和他们谈判。他们和国民党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张钫及南五县专员及县长进行了和谈，但收效不大，当地反动武装妄图以武力消灭鄂豫边游击队。周骏鸣要求大别山老红军协助他们拔掉泌阳县马谷田、邓庄铺两个反动据点，打开局面，迫使国民党地方政府早日同意和豫南游击队进行谈判。
前次杨克志和曹玉福率一营取得蔡家冲战斗的胜利，鄂豫边区形势一度好转，游击队也有些发展。然而，当地的反动武装却时时不忘以武力消灭这支游击队。特别是泌阳县马谷田、邓庄铺等反动据点的敌人，不顾民族危亡，经常袭扰游击队。林维先、胡继亭当即决定帮助他们消灭马谷田、邓庄铺反动据点里的敌人，以扩大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影响。
从泌阳以东向北，沿途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许多较大的围寨，都是高墙耸立，栅垒重叠，为地主豪绅所盘踞。每一座围寨之内，都拥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武装，多者有数百条枪支，并配以土炮防守。在寨墙外围，还筑有几丈深的城壕，四周深水环绕。围寨的进出口处，架有一座座随时可以起落的吊桥。围寨之间平时则以烽火报警，遥相呼应。
马谷田是泌阳县东南十八公里处的一个较大集镇，驻有马谷田乡、张岗乡、焦岗乡三个乡的联保处和一个武装自卫局，有二十余人和二十余支枪。镇的周围有土围墙，围墙四周有十二个碉堡，有三层的有两层的，围墙外有一道一丈多宽的壕沟，东南西北各有一个寨门。
9月中旬的一天拂晓，特务营、手枪团二分队和豫南游击队分三路将马谷田寨子层层围住。西门一个姓马的乡丁首先向红军开火，红军当即用机枪进行了还击。此时寨内之敌看到红军大部队来了，闻风逃窜，红军乘机自西、南、北门冲进寨内，缴了乡丁的武器。战后，豫南游击队指导员王国华同志在桃园开了群众大会，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红军和游击队当天在马谷田吃了午饭后向东转移，转移时将首先向红军开火的马姓团丁处决。
邓庄铺据点位于泌阳县铜山冲出口处，东与确山交界，上次红二十八军西征时曾经路过这里，但没有打仗。邓庄铺是这一地区最反动的一个联保处的所在地。据点四周筑有一人多高的高墙，墙外有一道设有鹿寨的壕沟，据点内有七座碉堡，其中东北角的一个是三层碉楼，其他为二层。东西南北各有一寨门，内有联保处主任王廷杰指挥的民团武装十余人。
9月17日上午，特务营、手枪团二分队和豫南游击队三百多人进至邓庄铺据点南门，冒称是东北军“剿匪”部队，要在这里吃饭，令门卫向联保主任报告。
王廷杰当然看不出来，赶忙出迎，把部队让进了寨门，来到乡公所所在地。他向林维先报告，说不久前他把北山沟的“共匪”吴镢头砸死了，又把鄂豫边著名的红军游击队队长陈香斋打死了；说豫南游击队有多少人，经常在什么地方活动，当地有多少共产党员等，还开了一百多人的名单，交给林维先，要“国军”部队帮助“剿共”。林维先当然很有经验的，看清楚了他是个最反动的家伙，为了不使他看出马脚，当面还奖励了他一番，说他反共有功。于是这个联保主任更积极地招待红军了。
吃完午饭后，一个当官模样的“东北军”手提文明棍，借对王廷杰单独训话之机，将其俘获。与此同时，部队动手缴了反动民团的械，而后将双手沾满红军游击队员鲜血、作恶多端的王廷杰押到邓庄铺东北侧的王楼附近，用镢头处死，给吴镢头和陈香斋队长报了仇。周骏鸣说，这两个游击队员在他去延安时牺牲。吴镢头是个光棍汉，他来豫南创建游击队时有时就住在他家。陈香斋队长对党忠诚，是游击队的骨干。一次突围时丢了三百块大洋，被撤职，每天扛着大米随队行军，也没有离队。他牺牲时全队都哭了。
红军和豫南游击队两战两捷，这个消息传开后，真是大快人心。从此，邓庄铺就成了豫南红军根据地。
这之后红军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又转到信阳县西北部的邢集，在此住了三天，还到邢集街上做了宣传。根据国共和谈确山县为集结点的意向，部队不久后攻占了距邓庄铺三华里的确山县焦竹园，鄂豫边省委机关就设在焦竹园。
胡继亭和林维先的这次出击，使豫南游击队这支原来不足百人的武装很快发展到三百多人，编成了几个中队。省委在邓庄铺西河旁大树下召开会议，公开树起“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的大旗，周骏鸣任团长，为后来成立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打下了基础。
此战后，鄂豫边省委机关也由流动转为固定，由隐蔽转为公开，省委所辖十六个县党组织的工作也普遍地活跃起来。以焦竹园、邓庄铺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迅速发展，最后成为南方八省游击战中举足轻重的十五个革命根据地之一。1938年10月，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手枪团二分队和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打下确山县重镇竹沟，在这里活动了个把月，这里也是高敬亭在和国民党谈判时为鄂豫边游击队争取到的集结地点，红军在当地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掩护豫南红军游击队发展。部队扩大到五百多人，建立了两个营。
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及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进驻竹沟的举动，在后来华中抗战中起到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
竹沟镇位于确山县西三十公里，挨着焦竹园，在伏牛山、桐柏山余脉交会处，其周围群山属于桐柏山余脉。1926年这里就建立了中共党组织。1927年4月，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豫南，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杨靖宇、张家锋等同志带领确山五万多民众举行了震惊中外的 “确山暴动”, 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创建了确山县农民革命军，开展在确山、汝阳、正阳、信阳边区的游击战争，从而揭开了河南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1938年1月，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这里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东进抗战。竹沟设立八团留守处这一公开合法机构，我党先后在竹沟培训了3000多名各级党政军骨干，大大充实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力量。同时这里又是新四军成长壮大的重要基地，从1938年3月到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河南省委(豫鄂边区党委) 在竹沟先后派出十六批计四千八百多人，从竹沟东进、南下，壮大了新四军的二师、四师、五师，成为坚持华中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此外，新四军的三师、七师，都有这里输送的人员。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机关搬迁竹沟，建立起以竹沟为中心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竹沟因此被人们称为“小延安”。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整个地球，而在抗战中，竹沟就是这样一个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支点。
人们在总结历史时，特别是在河南省党史军史部门的材料中，都会提到：高敬亭指挥的红二十八军，先后三次有组织地前来桐柏山，在鄂豫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给予了支援帮助，这对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支队伍的存在和发展，与大别山高敬亭的重视支持是分不开的。
高敬亭重视桐柏山，是有着相当政治军事远见的。支持桐柏山鄂豫边，反映了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对周边区域地方党组织形成并壮大的需要，也反映了大别山、桐柏山两块根据地之间相互呼应与依存的关系。红四方面军是从这里西征的，红二十五军也是从这里西征的，红二十八军也到过这里。这里是连接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中央、省委的纽带。红二十五军长征和红二十八军西征经过这里以后，鄂豫边工委多次派人往返于鄂豫皖、陕南地区传递信件，为沟通红二十五军与鄂豫皖红二十八军的联系做出了贡献。桐柏山和大别山两块地域的党和红军，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长江以北中原地带两块根据地互相呼应，两地红军相互支援，进一步推动了大别山区和桐柏山区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抗战时以这两块山区为基础，组建了新四军的四支队，并扩展为新四军的几个师。后来率刘邓大军南下的邓小平说过：“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含桐柏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逼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
靠近鄂豫皖的鄂豫边游击区，很自然地注视着鄂豫皖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心所在地的变化。这里的领导人通过胡继亭、林维先的介绍，知道了形势变化和党的政策调整，就派其省委负责人之一胡龙奎和一营营长张明河，带一个连的部队，随胡继亭、林维先来到七里坪，向高敬亭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并领取被服用品。路上，胡继亭让朱国栋把在七龙山战斗缴获东北军的一支手枪送给了胡龙奎。
胡继亭、林维先这支部队回到七里坪后，高敬亭向随队来的胡龙奎、张明河讲了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胡龙奎感到事关重大，让张明河带豫南人民抗日军独团前来领取衣被服装的一个连先回去，他决定留在这里的政治培训班学习，掌握国共和谈精神和部队改编办法。
胡继亭、林维先率部归建，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是红二十八军中最后结束内战的正规部队。
当特务营要到驻地枣林岗驻防时，高敬亭对林维先说：“你们去时，一定要把群众工作搞起来，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联保主任来干涉时，好的可以争取，一般可以不理，他干涉他的，我们搞我们的。”并一再告诫说，“你们到驻地时不要轻易去与国军其他部队接近，防止他们搞我们。我们的驻地不许他们部队经过。他们去时把城门关起来，要他们从城外走。我们不要吃他们的亏。要时刻注意，虽然合作了，还要严格注意。他们虽然发给我们护照，但绝不能拿这些到处跑。”
高敬亭最后告诫说：“我们虽然和他们合作，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和他们一样，发饷他们照上下等级发，我们不分等级，还是和过去一样拿回来平均分。我们要保持过去的阶级友爱，过去的红军作风。我们还是我们。”
特务营营政委漆德庆说：高敬亭领导我们坚持斗争是正确的，对干部和战士也是不错的，可是我们怕他，他一般不大说话，也不大笑。他要批评你，就骂几句。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根本没有，大家对他又爱又怕。
高敬亭对于革命斗争形势与任务的分析估计，向来很少泛泛空谈，倒是有那么一种立足现实、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同时也能够从现实出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这跟他的出身经历分不开，多年来他就在家门口拉队伍，打游击，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当地群众有着血肉一般不可分离的联系。因此他能够注重斗争实际，实事求是讲出个人看法。
自1937年8月上旬开始，红二十八军所属部队及地方武装、便衣队，告别他们战斗和生存的地区，告别那里的父老兄弟姐妹，日夜兼程，先后开赴以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的地区集中。他们都驻在七里坪的四周。
军部和手枪团从天台山的高山岗上下来，进驻黄安县七里坪北蔡家湾。蔡家湾，背依群山，面临七里坪通天台山的大路。这里绿荫如云，四周村庄驻着手枪团、交通队。在这里，出击、养息、侦察、陈兵、指挥都十分有利。在南边隔个小山有个方家湾，军政治部和军医院驻在那里；二四四团一营进驻礼山县宣化店；鄂东北独立团进驻礼山县黄陂站；各地便衣队进驻黄安县两道桥；军、师特务营驻七里坪枣林岗。
高敬亭也是第一次看清自己全部部队和便衣队的实力。二四四团一营、手枪团、特务营一千余人。鄂东北道委机关特务队和独立团、黄冈中心县委部队、光麻特委部队、商南县委部队、皖鄂特委部队，再加上一百一十支大小便衣队，其总兵力达到一千余人。至此，红二十八军各部队和地方武装、便衣队大部分集中完毕，整编训练暂命名为“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共约两千余人。
高敬亭的军部，设在蔡家湾的蔡氏祠堂。这是一座坐东朝西、砖木结构、硬山顶的大别山建筑，面阔五间，东西宽九米，南北长近九米。但大门不是开在西面，而是开在东南面的山墙处，高两米，宽一米。门前有一块打谷场，可供交通队厉兵秣马之用。打谷场下有一口大塘。塘埂上栽着两棵高大的柳树。这也是鄂东很多大户和公共建筑的特色。
鄂豫皖三省边区游击健儿，一时都齐集于七里坪。
自从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创建鄂豫皖大别山苏区和红军以来，红二十八军这两千余人，武装坚持到红军革命的最后胜利。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是后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红军靠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意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战胜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敌情。红二十八军各路武装，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在大别山坚持下来了。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把几千个农民变成作战勇敢、军纪严密的精兵，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共在华中保留了抗战支点，为新四军四支队的诞生做了准备。
中共中央、长江局、新四军军部、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大别山老苏区人民，都在为这一支支铁流，行将汇集成强大的抗战部队，热切地期望着，紧张地忙碌着，准备让他们尽快地走上抗日前线。
此时，国民党驻军黔军也很配合，从七里坪的阵地营房退出，让“友军”填防。当然，他们也是接到命令要奔赴抗日前线。七里坪各界敲锣打鼓，夹道欢送一〇二师、一〇三师奔赴抗日前线。
七里坪老苏区人们盼望已久的红军回来了，经过了十年内战，被战争弄得冷冷清清的红色山镇七里坪又沸腾起来了。七里坪人从列宁市那里承袭了红色的基因。乡亲们兴高采烈，来到军部，看望高敬亭和队伍，给红军送来了铺草、干柴、蔬菜，战士们又忙着为乡亲们挑水扫地，帮助红军家属重建家园。高敬亭很忙，可还是抽出时间同乡亲们见了面。
高敬亭、何耀榜对部队到达后的驻地、给养保障等事项，进行检查布置，东奔西走，穿行于七里坪周围宣化店、两道桥、枣林岗的各个营地之间，亲切地看望来自四面八方、说着各种方言土语的指战员们，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在那一段时间里，高敬亭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他领导或亲自去谈判，要做游击队的内部工作，要做游击区的群众工作，甚至连和各地便衣队联络的信函也要亲自起草，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而，高敬亭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国民党军队通过三年的“围剿”，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卫立煌先是春季“清剿”，然后是三个月秘而不宣的“清剿”，这些措施确实给鄂豫皖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没有能消灭红二十八军，还被迫坐下来谈判，合作抗日。红二十八军三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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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别山一种古老的民俗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