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军首长派他去找商南县委，李世炎禁不住想起去年秋冬，手枪团三分队在林维先同志的率领下，和张泽礼领导的便衣队一起，在熊家河一气摧毁了敌人十一座碉堡的事。现在不知张三铁匠他们怎样了。
高敬亭说：“我们和商南县委有半年多没有联系了。敌人的‘清剿’很残酷，不知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张泽礼是我任命的县委书记，是红二十八军最重要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对游击战争贡献很大。过去你们和张泽礼同志一起战斗过，比较熟悉，所以派你们去。”
李世炎比较了解张泽礼同志，他出身贫寒，早年参加革命，对国民党有着刻骨仇恨，现在一听国共合作的事，思想弯子会不会转过来？李世炎迟疑地说：“万一张三铁匠不相信，怎么办？”
高敬亭想了想，立即写了一封致商南县委的信，又叫秘书拿来很多张布告，一并交给李世炎，并嘱咐他们：“将这封信亲手交给张泽礼。记住，第一，虽说国共合作了，一些反动家伙还想搞阴谋，你们的任务是找到商南县委，不要和敌人正面接触。一定要找到便衣队。第二，便衣队都住在大山沟里，不容易找到，可以问群众。第三，通过敌占区时还是晓宿夜行，保守秘密，不能暴露。第四，对金刚台上的许多女同志，要动员她们回家，她们在便衣队的时间久了，感情深厚，一时舍不得离开部队是正常的，你们要耐心说服。”
高敬亭经过慎重考虑，又加派石裕田、雷文学两位同志和李世炎一道去。石裕田是赤南一带的人，曾担任过赤城县委书记，还是张泽礼的老上级。雷文学同志在赤南地区打过游击，对那里的地形、道路比较熟悉，有他们在一起，李世炎心里就踏实多了。前往金刚台寻找商南游击队的队伍规格够高的了。
离开鹞落坪后，一行人经霍山、立煌县境，到达金刚台下大小伏山一带。这里群山起伏连绵，浓荫遮天蔽日，就是看不到村庄，看不到人烟。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村落，进去一看，却只见屋倒墙塌，茅草丛生，鸡鸭鹅毛乱飞，墙上布满弹痕和蛛网，树上留有刀痕。有的院子里苋菜秆长得如同小树，锅台上结出了南瓜。山这么大这么深，找不到群众，摸不到线索，谁知道便衣队在什么地方呢？
在卫立煌的“三个月清剿”中，商南一带的革命根据地经过了异常艰苦的斗争。1937年5月底以后，敌人扬言“在三个月内，要消灭金刚台上所有的共产党”。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和便衣队的游击根据地，成为敌人的重点“清剿”区。国民党军队深入山区，并村筑寨，采取步步为营、层层包围、搜山掏窠、放火投毒、伐树断路、设“递步哨”、半路埋伏、深夜袭击、安插坐探、伪装欺骗、逼迫自首等手段，疯狂“围剿”游击根据地，反复“搜剿”商南地区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便衣队、游击队，血腥屠杀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金刚台周围地区处于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在这极其困难的时期，各地便衣队控制的地区大都被敌人占领，金刚台地区也成了无人区。中共商南县委、便衣队和游击队，基本上处在与上级党和友邻地区失去联系的境地。
4月间，商南县委又重新组建了商南游击大队，大队长雷维先，指导员姓杨，全队六十余人。他们在敌人层层包围、日夜“搜剿”的大山中，与敌人“捉迷藏”。敌人声称捉住张泽礼“一两肉一两银，一根骨头一两金”。敌人加强了“进剿”，这次的斗争形势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从山下通往半山腰铁瓦寺的三条羊肠小道被白军和民团封锁了。敌人在金刚台的山顶上和要道口都修起了碉堡，严密地封锁了各个山口。商南游击大队在金刚台上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商南县委决定撤离金刚台，向南溪葛藤山槐树坪山区转移。商南游击大队经过十多天的辗转跋涉，避开了敌人的主力，到达了目的地槐树坪，于7月间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在这次反“清剿”期间，商南县委领导下的便衣队，先后拔掉了银沙畈、火炮岭、胡店等地碉堡。部队活动在悬剑山、熊家河、挥旗山、槐树坪、西河桥一带。情况紧急时，部分同志曾游击至麻城龟山。
商南县委在领导人民对敌斗争中，除了军事方面的胜利外，在实际斗争中还执行了打击首恶、区别对待等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和调动更多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些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为了利用与红军有联系的联保主任、保长和民团首领掩护红军人员，商南县委还始终掌握着西河桥、熊家河、桃树岭等地的“两面政权”，将女同志和小孩全部送到熊家河，有的还住在地主家的炮楼里。
李世炎等人来到金刚台脚下，离开山下的村庄和大路，进入密林中的小径，他们越往峻峭的地方走，周围的景色就越荒凉，山林也就越显得寂静。渐渐地，灌木丛和矮小的树林代替了原来的杉树、槐树、松树、梓树、百年以上的银杏和檀树。他们攀上了金刚台高耸的山巅，在他们眼前展开的是连绵的高山，青翠的林海竹浪，飞旗山如同一面大旗，正在“浪涛”上摇晃着。他们隐伏在金刚台山顶敌人刚刚放弃的碉堡里，认真地观察着，盼望能看到一缕炊烟，以便发现便衣队的踪迹。但是，四下瞭望，只见山连山，树连树，茫茫一片。山上的风特别大，虽说时值炎夏8月，却呼呼地吹得人浑身生寒。难怪当地人说这里夏天也能冻死鸡。金刚台山顶没有，他们接着又找了一山又一山，寻了一处又一处。他们坚持一天走上几十里，鞋子磨烂了，脚上打起了血泡，仍然继续不停地寻找。干粮吃完了，就吃生南瓜。同志们一边嚼着南瓜，一边爬山越岭寻找，从金刚台到大小伏山，又从大小伏山到金刚台。
这一天，太阳还未出山，他们在一座山脚下，终于发现了一位身穿破衣烂衫的老人。石裕田连忙上前问道：“老大爷，我们是红军，请告诉我，你们这一带有没有便衣队？”老人打量了他们一番，摇摇头，不理睬。后来又向几位老乡打听过便衣队的下落，老乡们也总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然后扬长而去。
李世炎在寻找商南游击队时，一路在要道口上张贴起那张人们熟悉的署名红二十八军的布告，奇怪的是，四周很少看到人，可是他们转身回来时，那一张张布告都被人揭走了。这奇怪的现象，给了他们希望。同志们都肯定：便衣队可能就在附近。
已经是第二十一天了。清晨，他们继续向山林走去，一路仔细观察动静，寻找便衣队的踪迹。山林间，清新空气沁人心脾，树梢上飘动着乳白色的晨雾。突然，有人发现树梢上空有一缕黄烟在缭绕，李世炎高兴地推了一下石裕田同志：“你看，黄烟下面肯定有人，说不定便衣队就隐蔽在那里。”
石裕田认真地看了看，也说：“是的，雾是白的，没有这样黄。”
同志们听说看到炊烟，一个个都嚷着赶快去找，可是一直到了第二天，才在大伏山离敌人并村的围子很近的山沟里，找到了一个草棚子。草棚外面是一片竹林，仅门口一条小路直通山上。都是游击队员，一看便知道这是红军游击队的宿营地。他们决定在树林子里守候，等天黑后看个明白。
天快黑时，果然从山上下来几个人。他们身着便衣，倒背着枪，悄悄地钻进了草棚子。许多迹象表明这些人是便衣队，于是李世炎等人立刻向棚子拥去。
李世炎等人突然出现，使草棚子里的人大吃一惊，几个人把枪栓拉得哗哗响，警惕的目光直向李世炎等人射来。李世炎急忙说：“不能打，我们是红二十八军手枪团三分队的，你们是商南便衣队吧？”
便衣队的一位同志认出了李世炎，他们立刻被迎进了草棚。原来这几位同志是大小伏山便衣队二分队的人。队长叫沈晋堂。
便衣队长沈晋堂，是李世炎的老战友，一见面，老沈就哈哈大笑：“原来是你们啊！早几天群众报告说有人找便衣队，我还以为是敌人玩的诡计呢。”
“哎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差点把我们找死了。”李世炎也笑着说。
久别重逢，他们各自向对方介绍了许多情况。老沈忽然想起什么，问道：“那些布告是你们贴的吗？究竟是怎么回事？”说罢，他拿出一摞叠好的布告。
“这些布告都是你们揭下的？”李世炎惊讶地问。
“是群众送来的。送来时上面糨糊还没有干呢。”
原来李世炎等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冷冰冰的面孔，都是深藏着对党对革命满腔热情的苏区群众！李世炎告诉老沈关于目前形势的变化，必须及早见到张泽礼同志，并掏出高敬亭同志的信。沈晋堂同志说：“你们先休息休息，我查问一下，这会儿张三铁匠大概在葛藤山的槐树坪。”后来李世炎才知道，他们已经暗中派人送信给商南县委书记张泽礼了。
路上，便衣队的同志们向李世炎说着当地斗争情况：自“三个月清剿”以来，敌人对商南地区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搞起移民并村，把山区的群众赶到了平畈，修起圩寨，派兵把守；又在山顶上修筑碉堡，经常向山沟滚放石头；还采取放火焚山等极其毒辣的手段进行搜山……总之，敌人千方百计企图搞得便衣队无处存身，无路可走。便衣队的同志自豪地说：“敌人搞来搞去，没有伤我们的一根毫毛！”
李世炎想：很快就要见到张泽礼同志了。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这位县委书记持什么样的态度？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李世炎等一到葛藤山的槐树坪，就看到一个人挥动手臂，大声呼喊着“三分队队长”朝他们跑来。他正是李世炎等人寻找了二十多天的张泽礼同志。在他的身后，跟着拥过来一群游击队员。久别重逢，大家分外高兴。李世炎等一下就被战友们的热情包围了。有的紧紧握手，有的搂抱摔跤。大家见了面，都激动不已，经过风风雨雨，再一次见面，实在不易。接着，是便衣队员们的一连串问话：“我们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军政委派你们来的吗？”“上级有什么指示？”
张泽礼把挎在胸前的驳壳枪甩到身后，笑着说：“上级到底没有把我们忘掉啊！”
“我们找你很久了，军政委有信给你。”李世炎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递给了张泽礼。这时，几十双眼睛一下都集中在那封信上。
张泽礼同志双目炯炯放光，一面小心地拆信，一面问李世炎：“你们从什么地方来？”
“岳西的鹞落坪。”
“路上可遇到什么情况？敌人一路上严密封锁，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李世焱说：“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有卫立煌的通行证，路上可以畅通无阻。”说完将通行证递给张泽礼看。
“什么？”张三铁匠拆信的手停住了，脸上的笑容突然收敛了，眼里闪过一道怀疑的光。
李世炎拿出护照给他看，并说：“这是卫立煌签发的护照。”
张泽礼拿过通行证一看，脸色骤变，厉声问道：“你们究竟是谁派来的?”他的话音刚落，“卫立煌？”便衣队的同志差不多一齐叫喊起来。张泽礼怒视着“卫立煌”三个字。这三个字，大家是很熟悉的。几年来，许多缉拿共产党和红军的通缉令上有他，各种判决书上有他，各种禁令上有他……便衣队怎能一下理解印有这个名字的护照，竟会在一个红军手枪团分队长身边带着，并且在大别山通行无阻呢？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由于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又无电台，敌人严密封锁，在皖西商南老苏区一带坚持斗争的红军便衣队，对什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等，一概不知。只知道敌人加大“进剿”力度，搞了一个“春季清剿”的秘密计划，妄图消灭大别山的革命力量。“春季清剿”不成，又加了一个“三个月清剿”计划。事实上整个1937年前八个月，他们都在和敌人进行着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
张泽礼抑制着怒火，将信递给了秘书徐其昌：“念！”他昂首挺立，像是要承担什么重大变故似的。他身后便衣队的同志也互相交换着警惕的目光。李世炎的心怦怦地跳动，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望望老石、老雷和其他同志，他们也露出紧张的神色。
这时候，秘书徐其昌结结巴巴地念道：“……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已经起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已全面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国难日亟，民族垂危，我党为拯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已同国民党……”小秘书念到这里停了下来，用惊疑的目光扫了李世炎等人一眼。张泽礼迫不及待地追问：“下面说什么，快念！”
小秘书结结巴巴地念道：“信上说，我们……不，他们已和国民党合作，叫我们停止……停止活动，到黄安七里坪集中。”
张泽礼听罢，一把夺过信，脸色陡变，厉声问道：“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说着，便衣队员们也一齐喊起来：“要我们同敌人合作，你这是搞的什么鬼！”“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是谁派来的？快说！”
“哼！停战？合作？鬼话！今年这几个月他们一直都在凶残地‘围剿’我们，合作？谁相信！”
便衣队唰地一下子散开，哗啦啦拉开枪栓推上子弹，在李世炎等人身边形成一个包围圈。“哗——”李世炎身边手枪队的队员们也一个个端起枪，拉开枪栓，推上了子弹。平静的山林变得异常紧张，如若处理不当，局面就要失控。跟李世炎来的手枪团的人都用紧张的目光瞅着李世炎，像是在问，怎么办？霎时间，气氛紧张极了！连山上的空气仿佛也都凝固了。
“不能开枪！”李世炎对战士们说，“你们不要动，便衣队是不会打我们的，他们为革命吃尽千辛万苦，对党对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对敌人是有深仇大恨的。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道理没有讲清，一旦讲清楚，他们是会理解的。”听李世炎这样一说，手枪团战士们的情绪镇定下来了，放下了枪，便衣队也放下枪，空气开始缓和了。
李世炎正要向张泽礼说明原委，只见他挥一挥手，下了命令：“干部集合，队伍原地不动！”几个便衣队员站到了李世炎的身边，对他们严加监视。张泽礼和几个干部围坐在草棚里，研究着什么。李世炎只看到张泽礼一会儿蹦起来，一会儿又蹲下，显得十分不安。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审查信的真假，拿出军政委以前写给张泽礼的信加以对照。开始，发现图章一个鲜红，一个黯淡，张泽礼以为这封信是假的，气得一蹦老高。
郑位三后来回忆：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文化水平都不高，像商南县委书记张三铁匠，只能看图章颜色、大小，但是不认识上面的字。他最老，安徽没有暴动前，他就在那里工作，威望很高。
这时，小秘书徐其昌已想到印章颜色不一样的原因，便轻轻拉了一下张泽礼的衣服，示意他出去说话。出了草棚，徐其昌便对他说，以前的信最迟的是去年10月收到的吧，你想想，快一年了，那印泥的颜色，不就变淡了吗？张泽礼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商量后，他们又细细核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也找不出什么疑点。
但是，张泽礼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跑过来，气冲冲地说：“到底国共合作怎么个合作法呀？你说说。”李世炎把和平谈判的经过，军政委给各县委的指示，详细地说了一遍。李世炎见张泽礼渐渐地冷静下来，便进一步对他说：“张书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适应新的形势，要服从党的决定，你们一定要下山，到七里坪去集中。”
张泽礼仍不表态。
看到张泽礼没有什么反应，李世炎有些激动了：“张书记，我们不是反革命、叛徒。你们可以找国民党的报纸看一看，有没有西安事变的事，有没有国共合作的事，有没有高政委和卫立煌和谈的事。要是你们还不相信，我们可以把枪交给你们，就是把我们当作犯人看管起来也可以。请你们自己选择路线去七里坪，到了那里，一切就清楚了。”
石裕田也说：“张书记，三分队队长说得很坦率，很诚恳，请你多从大局着想！目前的形势变化很快，要相信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雷文学同志平日为人老实，不多话，这时倒有点沉不住气了：“军政委的信是伪造的吗？你们不去是你们的事，请打个收条给我们，我们回去，好向首长交代。”
商南几个便衣队员也活跃起来，从旁劝说：“张书记，即便李世炎叛变，高政委不可能叛变啊。更不可能高政委、李队长一起叛变啊！”
“张书记，他们三人曾跟我们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可不能将自己人当作仇敌啊！……”
张泽礼听了大家的议论，用征求意见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干部。商南大队队长雷维先站到他的身旁，说：“怕什么，我们便衣队还有七八十条枪，出了问题，还可以打嘛！”
这时，只见张泽礼果断地说：“好！既是上级的决定，我们坚决服从。马上下通知，集中商南县委的便衣队，前来开会，准备开赴七里坪！”
一天的工夫，中共商南县委便衣队和商南大队及金刚台妇女排的全体战士，共一百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了，特别是还有二十多名女红军。槐树坪森林中沸腾了，大家互相传递着，军部来人了，下山了，抗战了！战士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有的还随便找来一根树棍做道具，乐得在棚子外面打起“连响”(1)跳起舞来。
“李队长，队伍都到齐了，你给大家讲一讲吧。”
聚集在金岗台一带的只有一百多人，分成三个横队，欢迎军部来人，李世炎看到，这支队伍是杂凑班子组成的，有原来皖西北道委的，赤城、赤南县委的，还有几个游击师的。他们都是坚持豫东南和皖西北的红军英雄。
李世炎在热烈的掌声中和他们会见了。他含着笑经过前排每个战士面前，绕场一周，仔细地看。战士们虽然个个面黄肌瘦，但精神却异常饱满。大家都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对他微笑，向他致敬。
张泽礼开始致欢迎辞了。他说：“李世炎队长、石裕田书记、雷文学连长，是从军部来的，也是我们的老战友，到我们这里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
张泽礼每一句话，都像洪钟一样地响亮。他腰部别着一把驳壳枪，说话不时用手摸摸枪柄，仿佛身上有一股不可抑制的劲头要涌出来。谈到末了，他举着他的一顶军帽说：“党给了我们重要指示，要我们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那我们就要离开金刚台，出山抗战打日本！”
“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一片口号声。
“下面请李队长做报告。”又是一片掌声。
李世炎走到队伍中间，说：“今年的7月7日，小日本鬼子越过卢沟桥，对我们中国发起进攻，小日本认为他钱多，火力强，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占领我们全中国。”
李世炎讲到这里，引起了全场哈哈一阵轻蔑的笑声。
张泽礼暴跳起来骂道：“他娘的，小日本做梦，想送死。有我们红军在，他休想！我们大别山，早在1931年冬就唱过一首歌，叫《打倒日本佬》。”
张泽礼这么一说，有几个女红军就唱起来：
“东洋的三岛，巴掌大和小，小人小头脑，小国小枪炮，多么灵巧。真好笑，居然要做东亚的，世界的英豪。瞧，出兵东三省，瓜分中国开始了，哈哈！奉张吓跪，老蒋也吓倒。同时中国军阀统治自不保。打的打，吵的吵，闹的闹，哭的哭，笑的笑。叫的还是叫，无产者革命赶快团结好。先把军阀倒，再打日本佬！”
李世炎接着说：“对，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我们共产党中央决定不计前嫌，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下山抗日。高政委已在鹞落坪和卫立煌进行和平谈判成功，我们大别山各路红军，全部到鄂东的七里坪集中。我们是来接你们下山抗日的！”
口号声响彻森林，震撼了山谷。
9月20日凌晨，东方已经发白了。从枝枝叶叶的缝隙里，漏下一缕缕阳光。商南县委便衣队和商南游击大队在葛藤山下槐树坪集中，准备开赴七里坪。妇女排的二十多位女战士坚决要求下山参加抗战，一个也没有被劝回，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高敬亭夫人的史玉清。
几天以后，他们到了七里坪。李世炎注意到接着就有人来找张泽礼，其中一位是赤城二区区委书记、熊家河便衣队队长杜立保。他们装扮成茶叶贩子，挑着担子跟在这支队伍后面观察情况。在七里坪看到了高政委，还有来自鄂豫皖各地的便衣队弟兄们，他们才放心地回去了。原来张泽礼还留了一手，跟他打了埋伏，以防万一。杜立保回去后，他的便衣队主要活动在熊家河、悬剑山、大合冲、金院子等地。这也是张泽礼在金刚台留下的革命的种子。
回到军部，李世炎向高敬亭同志说：“军政委，这次找张泽礼同志，差点送了命。”高敬亭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们有危险，但对你来讲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我们不仅要有拿枪杆子的本事，还要有拿着枪但不能开枪只能讲道理做工作的本事。整个鄂豫皖边区人数最多的商南便衣队，你去收集起来了，任务完成得不错呀！张泽礼是个好同志。他在离开金刚台的时候仍不放心，留下一支精干的杜立保便衣队以防万一。也符合我们的要求。”李世炎听军政委这么一说,他意识到，在革命队伍内部做思想政治工作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关键时刻。
“只是妇女排的同志没有劝下来，都来了。要参加抗战。”
“噢？”高敬亭看了看李世炎。
“不但她们不同意，张三铁匠也帮助她们说话。说她们的确太不容易了。在‘三个月反清剿’中，在县委委员史玉清、妇女排长袁翠明等的领导下，妇女排带着伤员、家属，为避开敌人的搜捕，藏遍了金刚台上所有的山崖石洞、树林岩缝，生活极为艰苦。有时，妇女排的战士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喝不上一口水，但‘宁死不当叛徒’的誓言牢牢地刻在她们的心头。由于妇女排的领导坚强，有分有合，机动灵活，终于保存下来二十多位女战士。现在下山了，就不要她们了，是不对的。我也赞成他的观点。”
高敬亭笑了笑，说：“那就留下吧！”
高敬亭这一决策，使四支队多了一群女兵。这些朴实的大别山姑娘穿了军装，显得分外美丽，普通女装虽然也能够衬托出她们那青春的容貌，但是穿军装却比她们穿便衣的时候英俊漂亮多了。高敬亭这个决定也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夫人。
后来，张三铁匠见到高敬亭，在汇报商南工作情况后，还对他不久前怀疑石裕田、李世炎、雷文学是“叛徒”，致使他们受到委屈，并险遭杀害一事，进行检讨。
高敬亭说：“在斗争复杂的情况下，你们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是对的。石裕田、李世炎是我派出去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及和平谈判有关情况的，搞不清楚时慎重处理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你要好好地学习领会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接受经验教训，适应战略转变的形势。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吧，还要好好努力，革命胜利了，你还要去掌大印！”
由于阶级仇恨而投身革命的红军战士，有不少人还是为十年内战而心存芥蒂，似乎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受高敬亭的指派，皖鄂特委蒋本兴、陈明江及便衣队队员黄子香和一分队司务长等五人从鹞落坪到罗田薄刀峰便衣队，通知罗田便衣队到七里坪集中。
薄刀峰便衣队队长董麻子，是二四四团新二营手枪队的队员，不久前部队被打散后来到这里。这一带便衣队长时期与外界隔绝，不知道西安事变，不了解当时时局变化，不清楚高敬亭和卫立煌和谈情况，由于国民党的宣传，有的群众也以讹传讹说，红二十八军投降国民党了！见到了陈明江，董麻子问：“你们真投降了？”
“什么投降？国共合作了，不打了，统一战线，抗日！”
“打了多年为什么又不打了呢？你们投降我们不投降！”
不相信国共合作，加之受坏人挑拨，董麻子竟将陈明江他们当叛变投敌分子绑起来，还将陈明江等三人杀害。蒋本兴等人被放回。董麻子说要高敬亭自己来信才相信这是真的，否则不信。
薄刀峰便衣队直到1938年5月，四支队东进后弄清了情况，才来到四支队。青天畈国共谈判的功臣陈明江被杀，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四 “青松永伴眠”
从9月上旬起，皖鄂特委近二十个县所属的红军便衣队员、游击战士到岳西大岗岭土门集中，然后前往七里坪。这是高敬亭和何耀榜临去七里坪时反复考虑后定下的。
转眼中秋节快到了，田里的水稻、地头的玉米等庄稼已经快要成熟，树枝上坠着沉甸甸的果实。
9月17日晚，正是农历八月十三。明月在天，秋风习习。徐文初、宋青云带领一百多人的队伍来到土门。第二天，又有一部分红军战士、游击队和便衣队员来到土门集中。
土门在现岳西河图镇境内、大岗岭脚下，位于鹞落坪与凉亭坳，大岗岭与金龟畈之间，离磨刀坪不远，是便衣一分队的活动区域，也是皖鄂特委办公地点。当地群众在1930年就参加了金龟畈暴动，建立过苏维埃，便衣队员和当地群众关系十分融洽，亲如家人。选择土门作为皖鄂边区便衣队、游击队的集中地，十分安全。土门的胡氏支祠被安排为战士们集中时的驻地。这是一进两重连七的祠堂，有上下两个厅堂，左右有两个包厢，可容纳三百余人。
土门扎起了彩门。到土门集结的游击健儿们个个兴高采烈。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终于胜利了，战友们欢聚一堂，将要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谁不豪情满怀？但是，便衣一分队指导员宋青云心情却无比沉重。自从和谈达成协议后，宋青云同志第一个下山，同当地联保主任和驻军王修身、潘桃万部进行交涉，向他们提交了我方被捕人员名单。在这名单中第一个人就是陈彩林，其次就是查瑞林等十七人。该地联保主任接名单后，立即呈递太湖、岳西县县政府。岳西县长方少石按协议条款，不得不将关押在狱中的全县三十七名“政治犯”，除将他们最仇恨的徐再新连夜活埋掉外，其余全部释放。太湖县政府特别是王修身的部下，因吃过陈彩林同志不少的苦头，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他们碍于协议条款，不敢公开加以杀害，而是用开水将陈彩林队长活活烫死于狱中。
陈彩林，湖北省英山县西庄畈河西岭人，生于1908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了英山“三二暴动”，后调红军工作，历任连长、营长；1934年10月派到英山、太湖、霍山边区组建第一便衣队，任便衣队队长。在这一带战斗长达四年之久，他在潜山组织了五支便衣队，后发展为十支便衣大队，每队十六人左右，十三支小便衣队，每队五至十人。队伍在英山、太湖、潜山、霍山各县活动。陈彩林是一位斗争坚决、精明能干的便衣队队长。他和宋青云领导的便衣一队活动在以大岗岭为中心的凉亭、土门、雷家店、石门山、鹞落坪地区，在掩护皖西特委及后来的皖鄂边特委开展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磨刀坪办红军小学，在黄泥凹办红军商店，在大岗岭等地办山林医院，都有陈彩林的功劳。
1937年6月27日，陈彩林在岳西桦树河执行任务时，由于叛徒出卖，被三十二师逮捕了。敌人对他施尽酷刑，他仍坚贞不屈。7月底，陈彩林在太湖县监狱中被秘密地杀害了。在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陈彩林可以说是坚持斗争到最后，但他没有来得及看到最后的胜利就牺牲了。他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磨刀坪红军小学老师查瑞林也来到了土门，他是来看望红二十八军首长和红军战士们的。查瑞林是金龟畈村人，生于1917年；193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红二十八军第一便衣队号召大岗岭、磨刀坪二十八户居民办学校，暗称为红军小学。查瑞林任教师兼第一便衣队文书。他在便衣队指导员和秘书赵竹帮助下，编写《先苦后甜三字经》。1937年6月20日，敌人秘密“清剿”磨刀坪，红军学校被烧。这位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仅仅因为在红军小学里教了一年多的书就被挂上“赤匪”的牌子关进岳西县大牢里，并被定为死刑。刚好国共停战谈判及时举行，查瑞林才大难不死。他是岳西县释放的三十多名“政治犯”之一。查瑞林在土门见到徐文初、宋青云等人，握住他们的手，热泪纵横，泣不成声，心中要说的话都变成泪水奔涌而出。新中国成立后，查瑞林从1954年至1964年在家乡担任金龟畈村党支部书记。他在任职期间领导人民走合作化道路，开荒自救，扩大耕地，改造冷浸田，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报纸采访了他，其事迹见诸各报端。他于1997年病逝。
八月十五定收成。一年只有一个的八月十五快要到了。9月18日清晨，土门、金龟畈、大岗岭等地群众纷纷来到胡氏宗祠，慰劳红军战士。有的提着鸡，有的带着刚铲下的蔬菜，有的带来了珍珠似的黄豆，有的带着刚刚饱浆的牛犄角似的玉米，有的送来粉红皮的和白皮的大鸡蛋……此时的土门便衣队集中地，真正是一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图。这天，原来被白匪打伤的、跑散的队员也陆续地来到胡氏祠堂，与亲人团聚。
凉亭乡农民查永安一家十四人，节衣缩食支援红军，三年中总共献出大米五十斗、食盐三十斤、猪油二十斤，宋青云登门道谢，并写了一张证明，查永安及后人保存至今，现在存放在岳西大别山革命纪念馆里。
中午，为了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友和群众，宋指导员特地在土豪叶尧阶、胡家凯两家买了三头猪宰了，安排人磨了豆腐，准备军民进行大联欢，既欢度中秋节，又为红军送行。
每人面前盛着碗满满的扑鼻香的白米饭，桌上摆着一盆椒红葱绿的香喷喷的猪肉烧豆腐……未动筷子前，宋指导员端出购买的当地自制的米酒。这种米酒是糯米做的，晶亮，蜜甜，不会喝酒的也能喝。便衣队的战士们和穷苦乡亲们平时哪吃过这样的好东西！真是喝在嘴里，甜在心里。
军民会餐，没敬没让。人们都大筷子地夹猪肉，大口地吞着饭，每个人都吃了三大海碗。吃得真香甜，真痛快！
接连两天，皖鄂特委下属的各路红军便衣队清还了向当地群众借用的物品。那几天，土门四周尽是三五成群的人，有的是来看望慰问战士们的乡亲，有的是去看望慰问乡亲们的战士。山沟里遍地是火把，秋天的山谷犹如仙境一般。
便衣队还到吴长春、余正民两位烈士家里进行了慰问。他们来到烈士墓前环地而坐，在坟墓前用石块压着他们送上的挽联：忠魂不怕鬼，青松永伴眠。
9月20日上午，徐文初、宋青云带领在土门集结的便衣队员和游击战士，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挥手告别。查瑞林、查永林等十余人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到七里冲，这里还是安徽的地界。当红军队伍跨过湖北八里排山脊后，查瑞林等人还站在七里冲路边久久凝望，挥泪告别。
别了，土门岭！别了，大岗岭！别了，鹞落坪！
在大别山诞生，后随红四方面军西征，1947年随刘邓大军征战大别山的郑国仲将军，在1984年6月15日上午对采访者说：“皖西与大别山、鄂豫皖斗争是个整体，但皖西有皖西的特点。皖西的特点反映在红四方面军走后，红二十五军坚持斗争，最后是红二十八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因为大别山主要山脉都在霍山、英山、岳西、金寨县。这里的山最大，便于活动，皖西的斗争没有停。二十五军走了以后，二十八军又组织起来，主要在岳西一带活动。那里山大，最高的一千七百公尺，这是大别山最高峰，大别山的特点是回旋余地大……大别山革命之所以坚持到胜利，主要是这里的人民群众有革命的意志、革命的斗争精神，这个问题，是哪里也比不上的。革命斗争最残酷的是大别山，付出代价最大的是皖西！”
五 大崎山风云
在鄂东大崎山，也进行了一场国共两党最基层的和平谈判。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早饭后，黄冈中心县委设在进出大崎山西边门户淋山河交通站的联络员林冬英，也是漆先庭的弟媳，提着鸡蛋在淋山河大街小巷中叫卖，这是她搜集情报的一种手段。这天，有种异样的情况引起她的注意。街上的人们交头接耳，神色严峻，一些国民党士兵神色惶惶，来去匆匆。她有意往人多处挤，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内容，大部分她不懂，只悟到一点，那就是日本鬼子已进攻卢沟桥，大举向华北进攻，战争要打到南方来了。国共要合作抗日了。林冬英赶紧把情报送回大崎山。此时漆先庭外出到浠水巴河一带开展活动。根据地内汪少川和便衣一、二队在内线坚持斗争。
汪少川对当前大崎山的时局感到费解：既然日寇入侵，国共已合作抗日，为什么国民党驻黄冈的国军和地方武装仍这样死死围困我们？他决定到黄安、麻城，寻找军政委高敬亭了解真相。他安排一支便衣队坚守大崎山，自己前去寻找高敬亭。
汪少川与十几名便衣队员在离开黄冈时，被敌三十二师发现，敌人派了一个连和民团昼夜追击，在麻城县白果镇附近被敌尾追骚扰。双方打上了。这时从鄂豫边作战归来的林维先、胡继亭、詹化雨率领的特务营、手枪团一分队来到这里。林维先和汪少川决定打击这股敌人，由营政委带一个连和黄冈便衣队在山岗附近隐蔽设伏，营长带两个连拉开距离继续行进。待民团进入红军伏击地段时，营政委指挥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毙伤民团数十人，其余人员当即溃退逃窜。民团大队长被黄冈便衣队同志击毙。
战斗结束后，他们率领部队到达七里坪。刚从皖西归来的高敬亭告诉汪少川：“现在抗战了，要合作，不能打了。全国红军都不打了，所以，我们也不打了。国民党军的这次‘清剿’即将结束，现在国共两党又开始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对外。大崎山也要这么办。”
1937年8月底，农民已开始收割玉米。汪少川从七里坪回到大崎山，他派人去寻找漆先庭。
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黄冈大崎山区在这种变化中也发生了一系列反应。前期分散在浠水的漆先庭等黄冈中心县委委员得到上级指示和山里的情报后，立即准备返回大崎山。他对同志们说：“回大崎山，去迎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