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自大别山东西战线的会师
凛冽的寒风像利刃一样刮在人的身上，把战士们的脸和手割出一条条血口。高敬亭带着二一八团顶着寒风，从潜山、太湖边境，北向霍山、六安边境疾进。
2月1日，这支队伍由南边的立煌县燕子河北进，来到六安县与立煌县交界处的青山镇的抱儿山下的抱儿山村。
在一片气势磅礴、横亘天际的群山之上，有一大一小的两座山峰，成为当地一处景致。它们好似母亲抱着孩子，紧偎在一起，故而称为“抱儿山”。有地名必有地气。抱儿山地处南来北往的路口，散居着几家茶行和几个大村庄，见证着过去的繁华。
天还未破晓，高敬亭命令经过一夜急行军的战士们在山脚下村头就地休息，不要惊醒尚未苏醒的村庄，也不要因为红军住过而给村民们带来后患。在风雪如刀、滴水成冰的夜里，红军战士就露宿在村头。
鸡叫三遍，东边的山口吐出了半轮红日，山村从睡梦中醒来。群众打开门一看，墙脚边、屋檐下、大树旁蹲着三三五五持枪的士兵，吓得又把大门关上。同志们忙迎上去，向他们解释：“老大爷，老大娘，不要怕，我们是红军。”
“红军？”群众半开着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自从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先后从这里撤退以来，有的白匪经常冒充红军来这一带活动。群众以为是自己人，十分热情地接待他们，结果上了当，遭到血腥镇压。
经过解释，部分群众才迟疑地让他们进到屋子里休息。红军战士按照老传统，一进屋就帮助房东干活，有的挑水，有的劈柴，有的打扫房屋。政治部宣传队的同志找老年人谈心，教小孩唱歌。大家的行动，很快扫除了笼罩在群众心头的疑云。他们确信这支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部队是红军。他们互相传着：“是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红二十五军走后，敌人十几万大军“围剿”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被国民党实行“三光”政策以后，给红军坚持斗争带来了恶劣的困难。战斗在本地的一路游击师在一次突围战中产生几十名伤员，交由红军女护士王明玉护理。敌人来了，王明玉为掩护伤员转移被敌人抓住，被活埋在抱儿山下。但是在国民党进攻面前，老根据地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凡是能扛枪的、能走的，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拿起武器来打仗，不能扛枪的，老、弱、病、残就上山躲起来。他们相信红军会胜利的。他们拿梭镖、片刀、红缨枪，少先队员和赤卫队就拿锄头、菜刀，就是用这样一些武器和敌人拼打。红军是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这时，忽然听得村外人声鼎沸，一阵阵口号声由远而近：
“向老大哥部队学习！”
“红军万岁！”
“共产党万岁！”
正在一家村苏维埃干部房内休息的高敬亭愣住了。怎么？红二十五军真的回来了吗？他心里有些纳闷。去年11月6日红二十五军离开皖西南溪后，曾相约在今年1月回师皖西北，难道他们真的回来了吗？
这时，警卫员推开门报告：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向这里开来，说是来寻找皖西北红军、寻找高敬亭的，但似乎又不是红二十五军主力。
刚刚打开的门，晨风裹着寒气拥进屋内，直向高敬亭脸上扑过来。他打了个寒噤，朝艳阳高照的门外走去。
迎面而来的是几个青年军人。为首的人个子中等偏高，身材壮实匀称，浓黑的眉毛下，一双大而圆的眼睛炯炯有神，嘴角还挂着稚气未脱的微笑。作为一支队伍的指挥官，他显得比手下几百号人都年轻。
“我是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方永乐，高政委，还认识我吧？”
高敬亭一眼看到方永乐、徐诚基、陈守信，这几个人他都认识。他和方永乐在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时共过事，方永乐是师的少共书记，他实实在在是方永乐的上级。陈守信、徐诚基他也认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时期的干部，现在是鄂东北独立团的政委和团长。
方永乐他们是奉鄂东北道委命令率领鄂东北独立团，从鄂东北前来皖西北，寻找高敬亭，送达省委指示信的。
中共鄂豫皖省委离开鄂豫皖苏区后，敌人东北军第五十七军指挥所部向鄂东北根据地大举“进剿”，大悟山、老君山、天台山、仰天窝等老根据地都受到进攻。中共鄂东北道委会领导苏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各部队、地方武装、便衣队利用深山密林和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避开敌军的“清剿”，积极活动于敌人的据点之间，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分子，破坏敌人交通线，使敌军处处扑空，疲于奔命；苏区人民群众踊跃参加部队，使各部队逐渐发展起来。1934年11月底，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离开鄂豫皖苏区时的指示，将罗山教导营、光西战斗营、原鄂东北独立团留下的三十余人、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收拢的已痊愈的红军伤病员及要求参加红军的群众，组成新的鄂东北独立团，全团共三百余人。团长为熊先春，政委为徐诚基。鄂东北独立团的组建，使大别山西部地区有了一支新的骨干武装。
为完成中共鄂豫皖省委临行前交付的任务，将省委指示早日传达给地处皖西北的高敬亭，12月下旬，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留下熊先春在鄂东北工作，派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新任团长陈守信、团政委徐诚基率领独立团，从经扶县茅草尖出发，前往皖西北，寻找高敬亭。
此时的方永乐才十九周岁，但在红军革命的队伍中已奋战了五整年了。鄂东北道委为什么派方永乐这个年轻人来皖西北完成这项任务？因为他是皖西人，并和高敬亭共过事。
方永乐原名方云辂，参加革命后改为现名。1916年出生于六安县九公山北麓石板冲保砚瓦池村（现属裕安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砚瓦池，地处淠河的岸边和大路边，土地肥得流油不说，而且前有水后有山，也是个富丽山湾，只要舍得下力气，旱涝保收。这些山民苦巴苦业地劳作一天，只想吃个饱饭睡个非常香甜的好觉。他们实实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乡野农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方永乐兄妹四人，均以农作为生。方永乐为家中老大，幼时从祖父读过两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在家务农，仍然不能解决家庭困难。其父忍痛卖掉砚瓦池祖传的一亩二分田和三间小瓦房，举家搬至村外路边前厂村一个叫郭家塝的山坡边落户。他家穷，只在路边盖了三间草房，屋后有一片松林，故又称卢家松林。
在卢家松林，方永乐和周围小朋友一个样，都爱传统的竞赛项目——玩弹弓，都很崇拜猎人和砍柴高手，是个精明强干、心灵手巧的人。庄稼活上，犁田打耙，收割扬晒样样通；秋冬替人抹房墙、垒灶、糊屋顶、打柴、打猎样样会。他没有拜师学过木匠活，凭自己心钻手勤，学会了做各种木器家具。当地有一座名山九公寨，山上有九公大庙，香火鼎盛。门前东、西淠河航道河运繁华，上下游的苏家埠、西两河口、独山、石板冲、望江寺、潘家岔、郝家集、陶冲、独山、麻埠街等大大小小的村镇，寺庙众多，在这一带产生了泥塑匠这个职业。可是方永乐的时代，是个国家衰败、民不聊生的时代，寺庙里也拿不出几个工钱。方永乐常常因为工钱和寺庙里的主持发生争吵。几番争吵之后，心高气傲的方永乐改为替人干泥瓦工和木匠活，练就两臂好膂力，参加红军时和敌人拼刺刀才会显得那样神勇无比。他还会玩弹弓，所以后来成为红军中的神枪手。
1927年，从武汉回来的霍山县但家庙人舒传贤、从芜湖回来的六安县苏家埠人周狷之、土门店人许希孟（黄埔军校一期生、共产党员许继慎的弟弟），他们在东、西淠河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对方永乐影响很大。方永乐门前的山道，成为他们来去六安中心县委办公地，当时六安县西两河口郝家集的必经之地，这里也有了党组织和农会。1929年11月，年仅十三周岁的方永乐，参加六霍起义的独山暴动，然后加入少先队，在淠河岸边站岗放哨。不久由当地游击队编入工农红军三十三师。在红军部队里，他才知道什么叫立正、稍息、运动战、遭遇战、游击战、伏击战，他学会迅速地拔枪射击，指挥队伍展开，抢占制高点……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春任少共六安县委书记。1932年9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残酷激烈的战斗中，皖西北苏区失陷，方永乐带领皖西北道委少共武装从大别山北坡转移到大别山南坡的鄂东北，途中打了数次胜仗，初露其指挥才华。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少共书记。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在鄂东北工作，此时，担任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
奉命寻找高敬亭的方永乐、陈守信、徐诚基率领鄂东北独立团向皖西北前行，在光山凌云寺西北的何家洼，潢川县仁和集东北的张大庙，商城县余集、灌河，先后与东北军及地方保安部队遭遇并发生激战。而后，经过立煌县平顶山，罗田县僧塔寺、青苔关，立煌县东界岭、中界岭、燕子河，于 2月1日到达立煌县青山镇的抱儿山，与高敬亭所率部队会合。
“认识，你们我都认识……”高敬亭有点意外，他们不是主力红军，而是鄂东北独立团。鄂东北独立团打到皖西北来了，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鄂东北独立团和红二一八团，此时是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东西战线的两支兄弟武装，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兄弟各在一方，现在会合在一起，无疑是一件大喜事。但是，高敬亭心中总有些疑虑：红二十五军呢？不是说他们在鄂东北吗，为什么他们不来皖西北呢？也许鄂东北独立团知道他们的消息，特地赶来同他们会师的吧？如果真是这样，那该有多好啊。
村里的老百姓也受到两支红军部队会师的感染，涌出来站在村头，端茶倒水迎接远来的亲人，欢声笑语把军民融成一体。他们高兴：“好，好，红军真的回来了！两支大红军会师了！”
见到高敬亭后，方永乐从棉衣胸部最里层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取出两张淡黄色的“八行纸”，递给高敬亭。这就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写给高敬亭的亲笔信。为送这封信，鄂东北独立团可谓费了千辛万苦，转战千里，吃尽苦头。
高敬亭拆开信，眼不离纸地一口气把信看完。信的大意是：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苏区西进，打远游击，建立新根据地，以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中央给的新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省委决定留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负责组织鄂豫皖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为基础，加上地方武装，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和苏区工作。信中并说明了这是省委花山寨第十四次常委会议的决定。
偌大的鄂豫皖苏区，现在只剩下他高敬亭一个省委常委了。要他率领留下的部队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红二十五军主力去年10月从这里转移到鄂东北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了，打远游击去了！高敬亭感到太突然了！
徐海东后来回忆说：我们红二十五军和郑位三、程子华、戴季英同志会合后，他们看中央指示，让我去看阵地，布置警戒、搞粮食，我没有看到中央指示。后来，吴焕先拿出一张小纸条念给我听，鄂豫皖苏区经过五次“围剿”，人力物力皆空，应该寻找地区重整旗鼓。“重整旗鼓”这四个字徐宝珊专门给我解释，所以记得清楚，至于什么地方，中央不做决定，因为不熟悉具体情况，由鄂豫皖同志自行选择。然后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央指示是正确的。陂孝北等地区不是长久之地，群众失败情绪严重，部队不易扩大，转移阵地是正确的。往哪一方向去？向北是平原，又有淮河、黄河，不行；向东，有津浦铁路；向南，有长江，也不行。只有向西，豫西党的工作比较强，桐柏山、四望山还暴动过几次，桐柏山、四望山不行就到伏牛山，当时没有谈到陕南。当时看的是大地图，还提到钻边界好。国民党的特点是这省不管那省。中央指示还说，苏区应留独立团、便衣队、地方武装活动。留谁呢？当时高敬亭未来得及到会，鄂豫皖省委就决定他留下来。
高敬亭掏出旱烟袋，装上毛烟，吸了几口，吹出烟核。接着又装，又吸，又吹，动作熟练而灵活。但从他的神态和眼神中可以了解到，他吸烟完全处在下意识的状态中。他既没有看着去装烟，也没有看着去点火。他在深思。
关于中央要红二十五军转移根据地，高敬亭大致是知道的。1934年3月中旬，省委收到中央批转的“军委一个同志”《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建议红二十五军应实行战略转移，到平汉路以西桐柏山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省委经过讨论认为桐柏山区情况不了解，红二十五军力量有限，通过平汉路力量不足，创建新根据地没有老根据地的支持有很大困难，决定仍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并向中央写出报告。高敬亭当时也是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赞成省委决策的。同年7月1日，省委收到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和6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给鄂豫皖苏军的军事训令》。高敬亭知道，这是中央在听取了鄂豫皖省委派出的成仿吾的汇报后做出的指示。中央要求鄂豫皖省委实行战略转移，主力红军重新创建新的根据地。同时也提到扩大游击战，恢复原有苏区。省委经两次讨论，决定执行后条，即继续扩大和巩固鄂东北、皖西北根据地，扩大鄂豫皖游击战争。可是现在形势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传达中央的指示。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从皖西北这里回师鄂东北后，于1934年11月16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撤出大别山了。
战争年代，地处皖西北的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高敬亭没有参加省委常委会议。常委会做出决定送来一封信，言简意赅，也难以当面问个明白。没有见面的省委对自己的常委显得有点武断，以信的形式传达决定，管你通与不通，都得坚决服从。
对于鄂豫皖苏区来说，方永乐、陈守信、徐诚基送来的是一封重要指示信，它指明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的任务。对高敬亭来说，这封指示信是奠定他作为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人的法理依据。
随军送信的鄂东北独立团手枪队政治指导员余明，也是商南人，新中国成立后为共和国少将。随同送信的还有郑维孝，当时是鄂东北游击司令部总务科长，是郑位三同乡同村的一个族中兄弟。新中国成立后为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他们回忆说：他们当时见过这封信，被方永乐当作宝贝装在贴身内衣口袋里。
当时随军转移的鄂豫皖省委常委郑位三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这封信是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起草的。信中要求留下的人坚持斗争，注意保存力量，争取胜利的前途，相信革命一定会在中国取得成功。将来，红二十五军也可能再转回来。
中共鄂豫皖省委也随红二十五军长征西去，鄂豫皖苏区顿失领导中心。这时，省委指示信的精神在部队战士中传开了。干部战士猛然听到红二十五军已经转移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像一盆冷水泼在大家的心头上，高涨的情绪顿时冷了下来。怀疑代替了欢笑，失望爬上了心头。
大家议论纷纷，说什么话的都有，有的话还特别难听。
“红二十五军为什么要离开大别山，难道就不要大别山了吗？”
“红四方面军走了！红二十五军又走了！主力部队都走了！主力在时我们尚且如此艰难，现在我们这些小部队怎么坚持斗争啊？”
还有的慷慨激昂：“不想活了，豁出去了！和敌人拼了！”
也有消极的声音：“鄂豫皖红军完了！”
一些红二十五军部队的、因为执行任务没有跟上主力的干部战士十分后悔，自己怎么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跟主力红军一起西征呢？
残酷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环境，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放弃也是没有办法的。鄂豫皖苏区自建立以来，大的战略转移有两次，一次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走，一次是这次红二十五军走。就党的领导来说，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张国焘走了，还留下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沈泽民病逝了，又产生了新的省委书记徐宝珊。军事上徐向前走了还有吴焕先、徐海东，可是现在鄂豫皖党和红军只有高敬亭一人了。高敬亭就在此严峻时刻，被推上大别山游击战争的历史舞台，独当一面支撑起鄂豫皖苏区这一块天地。
高敬亭紧锁眉头，猛吸旱烟。说句实话，猛然听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主力走了，真是感到愕然，高敬亭有点抱怨省委常委全走了，却把他一个人丢下。他还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到皖西北来担任道委书记？可是这种不满很快就过去了。命令就是命令。高敬亭是个军人、他要执行命令。他不愿离开这块洒满同志们鲜血的土地，他相信鄂豫皖的斗争火苗不会熄灭。革命人民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转移从决定到开拔仅仅五天，思想动员和准备工作不足，对于边区在主力部队离开后如何开展工作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划。鄂豫皖省委仅在临行前指示鄂东北道委送信高敬亭，就政治军事领导做了简单交代，至于游击的具体方略和鄂豫皖今后的发展规划和期许，无论是鄂豫皖省委还是党中央都没有详细提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鄂豫皖苏区事实上沦为自生自灭的状态。
方永乐冻得搓着手，双脚不停地踏着步子以取暖。他接着又说：“高政委，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呀，东绕西转，整整一个月，总算找着你了。”
团政委徐诚基又补充说：“现在鄂东北也不知形势如何了。恐怕我们也不容易转回去了。”
高敬亭正在抽着旱烟袋，使劲地吸几口，烟锅里的小红火儿一闪一闪地在放亮光。高敬亭烟瘾大，打胜仗有缴获时抽卷烟，最近只得抽旱烟了。高敬亭望着年轻的方永乐，问：“鄂东北那边情况怎么样？”高敬亭也想揣摸一下鄂东北的家底。
“我们鄂东北那边不乐观！”方永乐说。他和徐诚基、陈守信七凑八凑，便把鄂东北的情况说清楚了。高敬亭也把皖西北的情况对他们进行了通报。大家对鄂豫皖的家底、对敌人的部署基本清楚了。
高敬亭对方永乐这几个人说：“我们这几千号人，得和敌人十几万人马对抗。现在我们主要党组织还保存着，只要我们加强武装的活动，就能把敌人拖在大别山，配合全国红军的作战。”
“我们是有信心坚持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走了，有红二十五军，二十五军走了，现在只有靠我们了。”方永乐说。
在蒋介石、刘镇华和梁冠英眼里，这不过是一些残兵败将。对前赴后继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堆火种。鄂豫皖红军就是这样的队伍，黄麻起义、商南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创建了红军。徐向前走了，带出了徐海东、吴焕先；徐海东、吴焕先走了，又带出了高敬亭、方永乐。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在这里薪火不息，手手相传！
现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大别山开创红军革命以来，鄂豫皖局势最为严峻、大别山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日子。
“高政委，我们独立团的任务完成了，我们是回鄂东北还是留在皖西北？一切听你指挥！”方永乐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高敬亭。
高敬亭想了想说：“你们过来了就不要走了。我们一块干，等力量大了，我们再打回鄂东北去不是更好吗？根据省委指示，我们当前主要的任务是集中鄂豫皖苏区的全部武装力量，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大别山苏区的游击战争，没有主力是不行的！”
“那太好了。你现在是鄂豫皖最高领导。我们按你的指示办！”方永乐、陈守信、徐诚基高兴地回答。
清晨，朝霞满天，树枝上的雪花和冰凌在阳光照耀下，熠熠发光。树林里，山道旁，河溪边上，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士兵，正在忙碌地埋锅造饭，缕缕炊烟从林中升起。二一八团的战士们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干粮，送给鄂东北独立团的战士们，大家在一起做顿饭，也算是庆祝胜利会师。
下一步，高敬亭与方永乐、陈守信、徐诚基认真分析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跳出敌人的合击圈。高敬亭下定决心：“根据前段时间的游击经验，皖西南敌人力量薄弱一些。南下，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向潜山、太湖方向前进！”
当晚，高敬亭、方永乐率领刚刚会合的大别山东西两路红军，再次隐蔽地向皖西南方向潜山、太湖一带转移，抛开敌人的“追剿”。路上，高敬亭和方永乐等同志不停地交换意见，研究重建红二十八军的方案。一路疾行，到了太湖县的凉亭坳（现属岳西）宿营，并且严密地封锁消息。
群龙无首，大别山需要有威望的领袖出来收拾残军、残局，重振信心，继续高举红军革命的大旗。
二 临危受命
历史对每个人的选择，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种偶然性同必然性又形成最巧妙的联系。高敬亭这个大别山农民的儿子，就在这时被推上了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行列，一个中国革命战略区党政军负责人的高位。红二十五军的匆忙远征，使高敬亭面临历史的机遇。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高敬亭，没有工农红军就没有高敬亭。但没有高敬亭，鄂豫皖红军的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神奇。
在大别山北坡崇山峻岭之中，经过河南省光山县南部重镇新集(1)，再往南走十华里，有个小村子，人们都叫它董家店。清朝末年，董家店南头坐西朝东的山坡上，有一片茂密的山林，林荫里坐落着一个单门独院的农舍：三间土坯瓦屋，两间茅草房，构成一间小院子。这家的户主姓高名维来，前不久带着妻子和儿女，从南边邻近的湖北省黄安县高家桥逃荒要饭来到这里，租种了新集地主曾氏的土地，以种粮谋生，落脚定居下来。
高敬亭，1907年8月12日出生在董家店。奶奶给钟爱的孙子起了个雅名叫志员，希望家里的生活能像芝麻开花那样节节高，长大做个光宗耀祖的员外郎。高敬亭兄妹七人，他最小。他十岁丧母，全家靠父亲高立祥佃田种地为生。父亲农闲时又在河南、湖北交界地区搞点贩运，做点小本生意，在董家店街上摆了个小杂货铺，经销烟酒糖盐、香蜡纸草之类；有时还在杀猪行里做个帮手杀猪卖肉。经过几年的经营，家庭的光景渐渐好起来。父亲见高敬亭聪明，让他读了六年的私塾。这样的人家，当时在中国农村遍地都是。农耕生活，原始劳作，把人们紧紧地吸附在土地上，也维系着传统大家庭。父亲带着他和几个哥哥拼命劳作，原来勤俭可以持家，可是现在怎么也持不了家了。这时，整个国家是风雨飘摇，统治者和富人多年的巧取豪夺，伤害了多数人基于公平正义而生的基本感情，甚至是生存权，于是，革命便爆发了。高敬亭也因家庭贫困辍学在家，重复父亲的命运。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把家中喂的猪杀了卖几个钱，或者帮助别人杀猪挣几个工钱。他和父亲有时被人称作“高屠夫”。由于高敬亭和父亲一道走南闯北给地主和富户杀猪，又念过几年私塾，使他比一般乡村少年更有见识。他与董家店老街“春和畅”杂货店管账梅光荣是十分要好的私塾同窗。两人常在一块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梅光荣又介绍他认识南边箭厂河的傅梅臣、方贤进。原来他们早是共产党员了。神圣和正义的思想在高敬亭脑海中开始生根，高敬亭和他们以走亲访友为名在鄂豫边区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由一个普通的大别山农民、一个被人蔑称的“杀猪屠户”开始觉醒，写标语、散传单，宣传革命道理，成为进步的革命青年。1927年12月，黄麻暴动失利后，麻城县乘马岗范姓民团进驻董店，高敬亭和起义队伍转战外地。地方民团在高敬亭家中搜出一些革命传单和标语，便借此杀害了高敬亭的父亲、三个哥哥，并放火烧了他的房子，稍有姿色的王姓妻子被卖了（也有说是被杀）。他的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也随之下落不明。敌人还扬言要挖他的祖坟……高敬亭由此决心要和国民党血拼到底！
1928年夏，鄂东工农革命军开辟了柴山保根据地，中共鄂东特委派共产党员石生才建立弦东区（光山县古称弦国，下同）工作委员会，在新集和董店一带发动农民群众，高敬亭任工作委员会委员。1929年3月，经石生才、戴季英介绍，高敬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光山县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政府成立，高敬亭被选为乡武装委员，后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久任区苏维埃政府武装委员。参加革命就与枪杆子结下不解之缘。高敬亭积极发动与组织群众，率领他创建的弦东独立团，近一年时间攻克了蜂子笼等地主大小山寨八十多座，使方圆几十里的地主土豪闻风丧胆。成为名震一时的农民英雄，也展现了他英勇顽强和足智多谋的指挥才能。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这场农民革命必然会造就一代农民英雄。家毁人亡，高敬亭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起义和造反之路。在不断的农民暴动和夺取政权过程中，他凭着粗通文墨、超人的胆略和卓越的组织活动能力，再加上中共六大后根据共产国际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大胆提拔使用工农干部，高敬亭作为鄂豫皖根据地农民英雄的代表，又沾着工人的边，有着工人和农民的天然优势，开始崭露头角。1930年5月，他被选为光山县苏维埃主席。6月下旬，高敬亭升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粮食委员，后任特区苏维埃主席并兼中共光山县委书记。这是在李立三执掌中共中央大权的时代，鄂豫皖特委书记是郭述申。此时鄂豫皖苏区红一军已有红军一万二千余人，赤卫队十万余人，苏区面积东西长约二百里，南北宽有一百五十里，总人口一百四十万。高敬亭已是这块苏区的最高行政首长了。
1931年5月12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权力大于省委。高敬亭是这个权力很大的机构中七个分局常委之一。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同年7月1日，鄂豫皖苏区在新集召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高敬亭当选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同时兼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是在当时鄂豫皖苏区十分严酷的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新星。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刊登着1931年8月22日，鄂豫皖苏维埃主席高敬亭发布的布告：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一号）：
军阀豪绅地主 到处压迫穷人
利用国民政府 要税要捐不停
地主白占土地 厂主垄断资本
农人租到土地 每年租课不轻
收到一斗稻子 地主就要六升
出了租课不讲 还有佃礼租金
若遇天干水旱 租课不少毫升
军阀战争一起 田地就不能耕
还要派些柴米 又要拉夫抽丁
豪绅害怕革命 成立枪会保身
穷人若不加入 刀下概不留情
厂主开办工厂 下乡来请工人
一旦进了工厂 如同进了牢门
生活如同马牛 每月工钱极轻
工人要加薪水 警察就来捉人
这是工人痛苦 真是说述不清
大家要免痛苦 只有参加革命
广东广西福建 湘鄂赣豫各省
穷人一致奋起 组织工农红军
免除苛捐杂税 都是有吃有剩
每人每日工作 只做八个时辰
还有社会保障 还有养老恤金
他们得到利益 都是自由斗争
商人服从法令 生意由你经营
这样一个政府 真能解放穷人
军阀豪绅地主 吓得胆战心惊
想来夺回土地 设法来把命拼
一次二次包剿 进攻工农红军
工农红军配合 屡次打败敌人
捉了几个师长 扩大我们红军
军阀豪绅地主 真是气得要命
各地工农群众 赶快参加革命
实行抗租抗税 发动秋收斗争
消灭军阀混战 打倒地主豪绅
建立工农政府 快把地主田分
工农组织工会 快同厂主斗争
大家一致努力 完成中国革命
主席高俊亭
这个布告，采用六字歌的形式，便于人民群众背诵和记忆。文字内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鄂豫皖省苏维埃的执政理念的体现。“高俊亭”这三个字，随着这张布告，传遍鄂豫皖苏区的山山水水，也到达了上海中央。但设在新集的中央分局石印科把“敬”字刊成“俊”字，致使以后人们的回忆，包括国民党战报和命令，有时也把高敬亭误作为高俊亭，导致“俊”“敬”有时误用。
1932年1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召开，高敬亭又被选为省委委员、常委、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光山县委书记。沈泽民任省委书记。因高敬亭已担任省苏维埃主席兼光山县委书记，组织部长便由周纯全代理。河南商城县城被红军解放后，为加强豫东南的领导力量，高敬亭调任中共豫东南道委书记，成为鄂豫皖三个最有权力的道委书记之一。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沈泽民率省委坚持斗争，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高敬亭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率师参加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著名战斗，军事素养也得到提高。1934年1月至2月，高敬亭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当时全国各苏区共产生执委一百七十五人。鄂豫皖苏区七人，高敬亭是七人之一，只不过当时高敬亭并不知道此事。1934年9月，省委派高敬亭出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高敬亭受命率部分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
大别山红旗不倒，三年中，高敬亭一直掌握着一支主力在一千人以上的队伍，**时超过两千六百人。他毅然挑起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重担。红二十八军成为红军仍战斗在大别山的象征。鄂豫皖苏区由此进入高敬亭时代。
当天，高敬亭和方永乐即率部队，穿过大别山的崇山峻岭，自北向东南方向转移。此时节令正处在四九、五九之间。正像《九九歌》里唱的那样：“三九、四九冰上走”，或者“三九、四九，冻死猪狗”。
这几天正是农历腊月底，大寒前后，三九、四九寒天，好冷的天气啊。一路风吹雪撒，很多战士都在想，高敬亭可能是把部队拉到南方一块安定的地方过春节吧。
大别山崇山峻岭，莽莽苍苍，看似无路。可是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商旅羁客、贩夫走卒、荷戟负甲的军士，就在这崇山峻岭中走出一条条山道来。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高敬亭率领的部队走的就是从立煌县、霍山县南下太湖县山中的官道。
战士们单衣薄衫，有的只好把能御寒的布被单裹在身上。少数有条件的穿着拥军的布鞋；有的布鞋穿烂了只有草鞋，这山道长牙，再好的布鞋、草鞋，磨上三天，保准鞋底穿，只有用破布包着走。山风把这支苦难的军队的脚步声卷到空中，然后吹散到风雪覆盖的山林中去。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率部转移至国民党军防守力量薄弱的安徽太湖县凉亭坳，决定在此住下来。
凉亭坳当时属太湖后北区，现位于岳西县城西北七十五公里九龙河的上游，雄伟的明堂山余脉之中的河图镇。这里地形险峻，南北两山衔接，构成马鞍形大坳，东西一条山中大道穿坳而过。因坳上原有一座让人歇脚喝茶的凉亭而得名。
当时的凉亭坳是皖鄂两省的边陲，是皖西南通往鄂东南的山中古驿道。在皖西南又地接英山、霍山、潜山、太湖四县交通要道，统治阶级鞭长莫及，控制较弱。鄂豫皖的红军在立煌县抱儿山会合后，自北而南一路南下，经霍山到达这里，便把部队停了下来。高敬亭准备在这里建军。
凉亭坳上有一条二十来户人家组成的东西向小街，街中有几家商店，周边有不少自然村庄。东边村头有一棵高大的千年古枫。坳岭正中有一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汪胡氏宗祠。红军部队也不像往日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而是在驻地封锁消息。
谁也没有想到，凉亭坳这个默默无闻的皖西南的小山村因为高敬亭的一个决策，立即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这里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革命接力的新的接力站。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战争史在凉亭坳翻开了新的一页。
凉亭坳古村落沸腾了！这个地处深山皖鄂古道上的驿站，这种沸腾出现过三次。
早在1930年春潜山请水寨暴动成立红军之后，这里也举行过大大小小的起义，高举起苏维埃的旗帜，那是第一次群情激愤。
1934年9月，吴焕先、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太湖作战胜利后，挥师北进到英山北部山区陶家河，军部就设立在凉亭坳南边上坊田村的张家老屋，军各机关驻在四周。在短短两个月内，陶家河区苏维埃应运而生，下辖有两个乡苏维埃，凉亭坳成立了村苏维埃，建立了便衣队。这是第二次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