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二一八团
面对南下作战的失利，高敬亭在熊家河召开了皖西北道委会议，研究对策。高敬亭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说：“目前由于敌情严重，道路险阻，至今皖西北道委还没有同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联系上。红二十五军到鄂东后，敌人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向鄂东的黄冈、麻城集中了一部分，但敌人主力仍没有放松对皖西北苏区的‘清剿’。反动民团、保安团正在各地赶修碉堡、增设据点，苏区大片的土地被敌人占领了，许多区乡苏维埃政权被敌人破坏了……情况是严重的，但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我们该如何坚持呢？”熊大海问。
“要坚持斗争，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高敬亭同志讲到这里，伸出了他的左手，说一个便用右手按拢一个手指头，提高了嗓门，“第一，就是要捏紧拳头，迅速建立我们的主力部队，作为我们斗争的骨干力量。第二，解决粮食问题！”
1934年12月21日，高敬亭为了集中兵力对敌斗争，在金寨县熊家河东出口的沙河店，也就是赤城县苏维埃所在地，整编部队，宣布成立二一八团，团长罗成云，政委熊大海，下辖第一、第二营和“苦工队”。高敬亭将并非自己属下的红二十五军留下的二四四团的两个连编为第一营；将从长山冲战斗中突围出来的红二十八军属下的八十二师余部、三路游击师余部编为第二营；“苦工队”的任务不变。全团七百余人，算是一个只有轻火器的“中等团”。
中共皖西北道委在重建主力红军的同时，领导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加强地方武装建设。11月间，赤城县委将商北大队由两个中队一百五十余人，扩编到四个中队两百余人。12月，六安县第六区委将长山冲战斗中负伤已经治愈的七十余名指战员，同洪家大山游击队和丁埠、南石塘两个乡游击队，再次合编为洪家大山战斗营，下辖三个战斗连，共两百余人。六安县第三区区委将游击队和从长山冲突围归来的伤病员合编为龙门冲战斗连。1935年1月，赤南县委将银沙畈战斗营编入第一路游击师，增强了该师的战斗力。这些地方武装仍保留部队建制，统一归道委指挥。高敬亭的命令畅通无阻，各路红军未加思索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从建立时起就没有那种复杂的指挥关系和人事关系的掣肘。
皖西北道委和二一八团团部设在熊家河中部的陈家庄。赤城县委、赤南县委及各游击师师部设在熊家河山冲各处村庄。
红二一八团是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内一个团的番号。可见高敬亭的情结还是红二十五军。高敬亭不知道他现在是鄂豫皖苏区最高党政军领导人，还认为自己是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七十五师师政委。不过，这个团的组建，使鄂豫皖、特别是皖西北有了主力红军，为红二十八军的重建打下了基础，成为后来红二十八军的骨干力量。
战史学家都觉得高敬亭成立二一八团这个决定非常正确，这来源于对敌情和形势更加准确和更深刻的思考。它抓住了坚持革命斗争的主要环节：建立主力红军。皖西北苏区虽然还有一路、二路、三路游击师和商北大队等地方武装，但他们分散、指挥不统一，形成不了拳头，对敌斗争起不了骨干作用。红二一八团的成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蕴藏在同志们心中那种失望、忧虑的情绪，减轻了不少。
有了主力和地方部队，现在，高敬亭考虑的是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过冬的粮食问题。没有饭吃，威胁着部队和人民的生存。
四 下骆山打粮
大别山本身是个缺粮的地方。战前太平日子，除了地主富农和大户人家丰衣足食以外，中等以上农家也还有半缸稻谷，准备过年。一般人家是过了年就没有粮食了，闹起漫长的春荒。皖西北，特别是熊家河这一带，土地贫瘠，产量很低。深山里根本不种粮食，只有小山坡上栽上一点红苕、玉米。本来一年收成极有限，加上连年战争，田园荒芜，粮食就更困难了。现在又突然增加了这么多部队、伤兵和逃难来的群众，粮食问题就更加突出。当时根据地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部队、群众大都靠吃野菜、树皮为生，这时连山野菜都吃光了。
怎么办？高敬亭夜不能寐。夜晚，听着熊家河流水冲击着纸坊里的水椎，发出单调的咚咚的响声。寒冬腊月将至，可是部队和苏区居民都没有粮食。粮食成了他的第一需要，因为只有生存下来才能战斗。
红二一八团成立后，苏区的人民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拥军的热潮。在敌人清剿极端困难的日子里，群众哪怕只有一把米、一点菜，也要省下来送给伤病员吃。形势再紧张，他们总是先把伤病员转移。
1934年12月7日，节令是大雪。然后是冬至了。可是这几天，天气转暖，气温升高，燥热的阳光把山林照得黄澄澄的。有经验的老农说，这是焐雪天。老天爷要焐一场大雪啊！
熊家河军民在皖西北道委和赤城县委的领导下，开展冬季生产运动。劫后的苏区，没有犁耙，没有耕牛，就用烂镢头刨，用破铲子铲。没有镢头、铲子，就用木棍撬，挖野菜或树皮蕨根。经常吃的有野芹菜、苦菜、地菜、马齿苋、蕨根、野山楂、野酸枣，甚至树皮、草籽、草根也用来充饥。他们说，为了支援红军，我们用手刨也甘心！现在是冬天，有人就设法挖掘动物的洞穴，如松鼠、獾子、田鼠的洞，夺他们过冬的食物。部队也同样地参加了生产运动，但还是解决不了眼前的缺粮问题。整个熊家河周围，西风萧瑟，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颤抖、摇曳，发出令人生悲的鸣响。大路旁、山坡上，散布着三三两两的人群，提着竹篮，在艰难地挖草根、剥树皮。
快进入腊月了，农历年关一天天地接近了。按照过去的惯例，该着手准备年货了。
高敬亭决定派部队外出打粮。这时冬至刚过，进入数九寒天了。如果此时不下山打粮，大雪封山后，整个苏区就有断粮的可能。“打粮不是解决吃穿的根本办法，更不是我们党的正确的经济政策。”高敬亭说，“但是苏区的粮食被敌人抢光了、烧光了，我们军民到了断炊的地步，现在也只好这样办了。只要能搞到粮食，只要一天有两餐，环境再艰苦，也能坚持下去，打出个局面来。不过，要严格地掌握政策，只能打地主老财的粮。”
1934年12月24日晚，二更天，二一八团团长罗成云、政委熊大海带着队伍，在陈家寨门前河滩上集合了。他看到黑压压一河滩人，大都穿着褴褛的衣服，打粮队伍中还有几个妇女，饿得脖颈像雁鹅一样黑瘦。可在这水冷草枯的寒夜，一听说去打粮，却是个个精神抖擞。
红二一八团在熟悉当地地形的皖西北道委和赤城县委机关交通队配合下，带着近千名群众，从熊家河朝阳山北边的石关山中的一条小道出山。前几天持续升温，风是热的。现在西北风来了，开始降温了。风挺冷的，吹过山林发出骇人的呼啸声，空旷的山野里一片凄凉。在连野猪都躲进山洞里的头九寒天，他们走出石关那修有碉堡的山口时，竟然不见敌人人影。事实证明高敬亭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山口的悬崖上，曾有敌人修的临时碉堡，严冬一到，敌人便放弃了。
高敬亭由此悟出一个道理，敌人兵力强，武器好，为什么仍然不能战胜红军呢？因为他们没有理想，没有奋斗目标，犯不上为当官的和地主老财土豪劣绅去卖命；革命者就大大不同了，他们是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战，为了革命理想而敢于牺牲的人，所以人民拥护红军。革命力量弱小是暂时的，红军受挫也是暂时的。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可战胜的！
红二一八团和道委、县委机关人员及打粮队伍，利用夜色跨过史河，前往固始县、霍邱县、立煌县和六安县四县交界的立煌县白塔畈地区打粮。上千人的群众，带着扁担、箩筐、笆斗、口袋跟着部队去搬运粮食物资，军民的情绪很高。
这一带是史河冲积平原，为豫东南、皖西北粮仓之一，有粮的大地主、富农多。二一八团于25日清晨来到白塔畈地区西侧三公里的九棵树村。九棵树村是一个百来户人家的村庄。它的东、西、南三面丘陵起伏，北面是一块大平畈，漫流河从它的西面绕过。往南看，蓊蓊郁郁的是松林；向北望，绿茵茵的是麦苗。红军革命以后，这一带曾是苏区，白塔畈地区发动过王家老楼暴动，建立了霍邱县苏维埃、红军游击队和红军医院；附近的大顾店是霍邱县委和县苏维埃所在地。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走后，地主恶霸又回来了，恢复了他们在这里的统治。要债、要租钱、算倒账，剥削的花样翻新，抢去的粮食堆满了一仓又一仓。
“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九棵树村沸腾起来了。老苏区的群众像赶庙会似的拥挤在街头欢迎红军，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打粮的队伍。
打粮的任务由道委和赤城县委机关干部和骨干群众负责，四散开来。地主和富农家的粮，还有盐，全部包走。
罗成云、熊大海同志将团部安在九棵树村，部队撒开，担负外围警戒，掩护机关人员和群众打粮。准备挑粮食的二一八团“苦工队”近百号人，原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师长丁少卿等，当时都因被“肃反”而放在这个队中。“苦工队”由道委交通队队长吴大友带着二十多人十来支长枪、短枪看管着，来到白塔畈东北七公里的下骆山，利用有利地形，向北方警戒可能由霍邱、六安来犯之敌。
林维先，1912年9月8日出生于河南商城县南溪丁家埠（现属安徽金寨县）。他17岁时参加红军，先后任鄂东北游击司令部特务营指导员、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二二四团政委。1934年4月，皖西北道委领导的红二十八军主力并入红二十五军，留下红八十二师坚持斗争。懂军事、会打仗、年仅二十二岁的林维先被提拔担任红八十二师师长。上任伊始，为掩护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回师鄂东北，林维先奉命率部于4月19日夜出发，先后攻打豫东南商城县长竹园、四顾墩、叶家墩等地的反动武装，以吸引敌军兵力；5月又率部返回皖西北，途中在西界岭、张家嘴、石头嘴、金家铺、杨柳湾等地歼敌七个中队；6月攻克黄栗杪、诸佛庵；7月攻克徐集、江店子、南岳庙，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五军主力在鄂东北的作战，也为巩固发展皖西北苏区做出了贡献。
1934年9月，红八十二师跟随红二十五军到英山县陶家河，红二十五军在陶家河搞“肃反”，林维先被打成“第三党”，职务撤了，党籍也开除了。在公审时，有几名战士和两名排长冒着生命危险站起来发言，说：“师长整天和我们一起打仗，很坚决，很勇敢，不是反革命。”全师官兵跪地痛哭作保。这样，才免他一死，罚他到红二十五军经理处“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接受劳动改造。
“苦工队”大都是被怀疑为“反革命”的指战员，他们都是戴罪之身，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在交通队的严密监督之下，他们搬辎重、扛枪支、运粮食，净干累活、脏活、重活。不干活的时候，被捆绑起来反剪着双手行军，遇到作战，再把手解开参加战斗。打完仗，再捆绑起来继续行军。林维先曾经对采访者说过：部队多次经过我的家门口，家乡的人都知道我曾当过师长，现在却当了挑夫，纷纷为我抱不平。我对他们说，当挑夫也是革命。只要能留在部队，什么活也都能干，什么困难都能熬过来。
“苦工队”的同志没有枪支，扁担成为他们手中的武器。他们把自己的扁担看得比什么都宝贵。随时拿在手中，睡时枕在头下，打仗和生产更少不了它。有的同志在扁担上写上消灭白匪的誓言，有的用红布缠在扁担的两头，把它像武器一样装饰打扮一番。
下骆山位于霍邱县南乡大顾店、姚李庙、白塔畈一带平原之中，本来与六安县石婆店紧紧相连。1932年10月成立立煌县，白塔畈划入立煌县，现在这座山变成了三县边区。下骆山海拔一百二十七米，在一片平原丘陵中可谓是突兀而起，山高林密，也是当地的一座名山。据说当年有个僧人骑着骆驼，来到这座山前，看到这里风水好，便下了骆驼，在这里选址建寺，因此山叫下骆山，寺叫下骆寺。下骆山主峰沿东南延伸三公里与梅子山相连接，形成一道山岗，也宛如两座驼峰，是从皖西平原进入大别山的必经之地。下骆山北面地形开阔平坦，东西南三面均为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山的北侧有条河叫道河，西南侧是漫流河，横贯山脚。山上林木丛生，地形隐蔽复杂，利于部队出击歼敌。道委交通队和“苦工队”隐蔽在山上丛林中间，居高临下，待机歼敌。
25日上午平静地过去了，没有发现敌情。中午忽然听到一阵清脆的枪声，接着一个老人前来报告：从大顾店据点里出来一股敌人，向白塔畈进犯。原来在下午二时左右，驻霍邱大顾店的安徽保安三团听到白塔畈有红军“抢粮”，立即赶去“保境安民”。由大顾店向红军筹粮的白塔畈地区进攻，这样就必经下骆山，道委交通队和“苦工队”一面派人向团部报告，一面将部队隐蔽在下骆山西南侧后山脚下准备战斗。
下骆山西南侧，正对着大顾店方向。漫流河绕过下骆山西南侧山脚流向汲河。这条河是霍邱县南乡的母亲河，穿过白塔畈、姚李庙、大顾店、下骆山的村庄、田地，两岸生长着茂密的水竹，也成为这一带的特产。匪兵们穿过竹林愈来愈近了，眼看就要靠近漫流河了，团主力还没有来！怎么办呢？是打还是撤呢？撤退是绝对不行的。这里的群众睁眼看着红军，看你们到底是英雄还是孬种。还有从熊家河来的老苏区群众正在周边打粮，红二一八团主力正在掩护群众打粮，一时没有办法收拢来。如果交通队和“苦工队”一撤退，就会使打粮的群众受到难以估计的灾难。打吧，交通队只有二十来个人，武器只有十几条枪和手榴弹。“苦工队”的人虽然多一点，但又没有武器，真叫人着急。
“你们看，穿黄衣服的，是保安团。”“苦工队”的小克好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高兴地叫了。
“对，对，是保安团。”“苦工队”的黑大个也叫了起来。
这些久经征战的战士对保安团太熟悉了。保安团在国民党战斗序列中属三流部队。维持治安尚可，真刀真枪打仗可不行。再加上他们不是维持治安，而是为害乡里，可谓臭名昭著。
黑大个对交通队的同志说：
“狠狠地揍他一顿吧，你们同意吗？”
交通队的同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回答。从他们的神情看来，他们并非不想打，而是怀着寡不敌众的心理，还有对“苦工队”的担心，他们毕竟是被判劳教的“犯人”啊，为此犹豫着。本来吗，十几条枪，几十根扁担，还有一群“劳改犯”，怎能同多于红军几倍的敌人拼呢？
这时黑大个用激将法了：“交通队的，你们打不打，不打就把枪借给我们打！”黑大个身为“犯人”敢这么说，因为他们和交通队毕竟是战友，是大别山的乡里乡亲。况且大家都知道，“肃反”是什么玩意。
“对对对，你们不打把枪发给我们，打完仗，加倍还你们！”“苦工队”其他同志也跟上来。
“苦工队”的同志可以说是什么样的敌人都打过，也曾经多次同保安团交过手，深知他们的底细。保安团的成员，除了少数是被拉丁的农民外，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子弟和一些地痞流氓。他们身上披着一件“老虎皮”，靠着手里的一杆枪，打着保护地方治安的旗号，称王称霸，横行乡里。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欺软怕硬，经不住红军的几拳头。
正在“苦工队”服苦役的林维先也看清楚了，前面的敌人确是保安团。他同样熟悉他们的脾气：他们完全是一窝地头蛇，经常窜扰苏区，袭击赤卫队员，残杀苏区的群众。现在的确是教训他们的一个好机会。因此，他补充一句：“保安团来了，你们把枪借给我们，我们跟他们干！”林维先原来是红军师长，是这支部队的一员骁将。
交通队虽然经历过的大的战斗不多，但他们常常是单枪匹马来往送信、传递消息，深入白区探听情报，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哪里肯吃这一套呢？一个个被撩拨得直喘粗气：
“‘苦工队’的，别太小看人了，谁是孬种？你们能上刀山，我们就敢下火海！”
吴大友说：“林师长，就你指挥我们干吧！等主力来恐怕迟了！”吴大友本来就是林维先的部下。
就这样决定打了。林维先抓紧部署战斗。下骆山是起伏地中突出的一座小山，面临漫流河，由山脚至河边是一块狭长的山坡田冲，林维先就选择这里作为敌人的坟场。他把交通队布置在正面高地隐蔽设伏。“苦工队”埋伏在两翼准备包剿。交通队的枪当然舍不得让给“苦工队”队员，但赶紧分了一部分手榴弹给“苦工队”，用于作战。
团部还没有回信，主力也还不见人影。敌人前卫营接近下骆山西南侧下漫流河边，首先向山上进行盲目射击。这时交通队和“苦工队”仍埋伏在山脚树林里不动。敌人进行盲目射击后，即以一部兵力渡过漫流河向山上搜索，另一部兵力沿漫流河迂回下骆山侧后准备前往白塔畈。
当一部分敌人到了交通队和“苦工队”隐蔽山坡时，交通队突然开火，吸引敌人火力，并以手榴弹扔向敌群。交通队枪虽不多，可都是驳壳枪，火力猛，敌人受到突然打击后，战斗队形大乱。这时林维先一声大喊：“冲呀——”，八九十个衣着破烂的男人，甩出一阵手榴弹后，举着扁担从两边树林里冲了出来，像狂风卷地一样扑向敌人。保安团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不拉枪栓，不勾扳机，直勾勾地望着“苦工队”几十条扁担在他们中左劈右砍，展开白刃格斗。“苦工队”一阵拼杀，将一个个敌人天灵盖敲得粉碎，打得脑浆迸裂。黑大个一人就打死三名敌人。保安团平时只干欺压百姓、催捐要粮的差事，根本抵不住红军这种拼命的冲杀。一个个被打得晕头转向，举手投降。
战斗正酣，突然一阵杀声，从下骆山的左边，冲天卷地而来。杀声起处，红旗飘舞，刀光闪闪。原来，红二一八团接到交通队报信后，根据团长罗成云的命令，分三路增援而来，将敌斩断分割。交通队和“苦工队”看见主力来了，本来高昂的斗志又增加了十分。敌人在红二一八团和“苦工队”、交通队的夹击之下，前卫营被全歼。后卫之敌惧怕被歼，望风逃回了大顾店碉堡。
太阳落山时，红军带领千名群众和地方游击队，抢运军粮和食盐进山。这既救济了山区饥寒交迫的群众，同时也为红军囤积了盐粮。红军不但打到了粮，而且还缴获步枪一百多支、轻机枪三挺、驳壳枪四支，子弹一万五千多发。“下骆山扁担缴枪”的故事，时至今日，依然是当地群众所津津乐道的一段历史佳话。
26日，红二一八团在白塔畈附近与敌一九四旅三八七团遭遇，红军以小股部队阻击，团主力和道委、赤城县委机关及挑粮的群众在关山河附近渡过史河，从全军庙急奔熊家河。回程的时候，天空划过闪电，下起大雨。战士们都知道，这是焐雪天，雨后肯定有雪。下雨天黑路滑，就燃着松明火把前进。人们通过电光和火光，看到打粮人难得的悲壮与激烈，更多的还是胜利与激动、喜悦与快乐。
打粮部队和群众挑着几百担粮食和缴获的一百多支枪，胜利回到熊家河。高敬亭特别高兴，欢笑声在熊家河山谷中回**着。
这次重大胜利对皖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也宣告了蒋介石严令“清剿”部队必须在1934年12月将鄂豫皖苏区红军“彻底肃清”的计划破产。
这场战斗让高敬亭见识了这些“苦工”的革命斗志，在关键时刻这些人不但没有资敌，而且积极参加战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反革命？
高敬亭单独召见了林维先，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林大麻子，十个麻子九个怪，上次没有杀你林大麻子……看样子是对的！”林维先从小出天花没有出好，脸上有不少碎麻子。
高敬亭见“苦工队”每人都缴了一支枪，于是放心了。他下令摘掉“苦工队”的帽子，以 “苦工队”为骨干，再加上部分伤愈的战士编为二一八团三营，林维先任营长。这样二一八团算是营编制健全了。
林维先是一米八的大个子，长脸，有几颗麻子，平时说话不多，不爱开玩笑，有威严，此时也咧开嘴笑了笑。
“苦工队”的同志个个高兴地跳起来说：“我们又能拿枪和敌人打仗了！”对林维先来说，也重新开始了他的军事指挥员的生涯，开始了他和高敬亭军事合作的历程。
五 兵败熊家河
红二一八团的成立和下骆山一战，惊呆了坐镇南京的蒋介石。
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后，蒋介石、张学良准备用一个月时间“清剿”鄂豫皖红军，可是现在，他们的努力落空了。
蒋介石十分恼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力红军走了一批又一批，剩下的应该不多了；可是重兵“清剿”了一次又一次，就是“剿”不完。以十多万兵力，“剿”灭不了武器低劣的小股“赤匪”，皆因他的部下不争气，“动作迟缓，追剿不力”，所以他要以“纵匪”论罪了。
12月20日，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进占英山，其辎重营负责英山城防。看来蒋介石要走马换将了。
1935年1月8日，蒋介石、张学良向其鄂豫皖部属发布命令：要求部队竭尽一切努力，“务于三个月内将大别山红军主力肃清”，并将重点放在大别山以东也就是皖西北地区。这一命令被称为“三个月清剿”。
1935年1月15日，国民党军对大别山三个月的“清剿”开始了。1月18日，蒋介石任命原西北军悍将梁冠英担任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这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后，蒋介石对大别山“剿共”任命的第二个总指挥了。
梁冠英在级别上并没有刘镇华高，他原来是西北军嫡系孙良诚的部将。蒋介石这么做可能是认为现在鄂豫皖红军毕竟是“强弩之末”了，用不着省政府主席亲自出马了。刘镇华还要考虑全省的大事。蒋介石对他的评价还是肯定的。另外，蒋介石也感觉到来自镇嵩军的十一路军没有来自老西北军的二十五路军能打。这样任命，可以调动老西北军的积极性，让梁冠英专事“剿共”，他也会更加努力。
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梁冠英上任之后，具体部署如下：
五十七军军部驻麻城县宋埠，辖一〇九师、一一一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骑三师、骑六师。
十一路军指挥部驻霍山县，辖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〇旅（欠三七九团）、一九一旅、一九二旅（欠三八三团）、六十五师一九四旅三八八团，两师直属分队及暂归指挥的安徽独立四十旅。
二十五路军指挥部驻罗田县，辖三十二师和独立第五旅，暂归指挥之部队有一〇六师、一〇八师和六十五师一九四旅（欠三八八团）、六十四师一九〇旅三七九团。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九十五旅一八九团和特务团二营为“追剿”部队，集结于立煌县桃树岭、双河山一线。
此外，东北军六十七军之一一〇师（欠六二九团）驻罗山县，一二九师六八三团驻广水镇、一〇五师二旅驻仙居山、彭陈店、二朗店地区，骑兵团驻鸡公山，担任驻地周围之“清剿”。
四十岁的梁冠英此时登上自己事业的一个高峰。
梁冠英，1895年1月生于河南堰城，十八岁时投入冯玉祥部当兵，1925年任国民军第一军二师五旅旅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一师师长，1928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1930年4月任反蒋联军第二方面军第二路第一军军长，参加中原大战，成为老西北军四大骨干之一。中原大战失败后，蒋介石恩威并施，瓦解西北军，冯玉祥手下四大将孙连仲、梁冠英、吉鸿昌、张自忠被蒋介石分别任命为四路军的总指挥，梁冠英为二十五路军总指挥，下辖三十二师、骑兵第三师。1932年7月，梁冠英参加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右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兼任第三十一军军长并兼三十二师师长。一直在皖西北方面作战，到现在已和鄂豫皖红军打了快三个年头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从梁冠英的部署来看，头把火是烧向皖西北。
第十一路和第二十五路军同东北军的一〇六师、一〇八师一起，共十九个团，将皖西北苏区严密包围起来。在商城、金家寨、汤家汇、麻埠、方家集、叶家集等地驻以重兵；又用小包围圈进行分割包围，重点进攻皖西北道委和赤城县委所在地熊家河，妄图将红二一八团和一、二路游击师消灭于开顺街、叶家集、武庙集、皂靴河、苏仙石以南地区。
在这严峻的局面面前，怎样才能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斗争？怎样才能保卫苏区，扩大革命力量呢？新的课题严峻地考验着坚持在苏区的人们。
红四方面军走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基本上还是沿袭原来红四方面军的“大兵团攻城略地”的战略方针，最典型者莫过于集中主力攻打七里坪，损失五千余人。
高敬亭这时还不知道他已是红军在整个大别山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是皖西北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手里有了一个主力团，他就想要和敌人主力打一仗，打一场皖西北中心苏区保卫战，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保卫皖西北根据地。这里有道委机关、县委机关，有医院、有修械所，是他的全部家当所在。当敌人集中兵力前来“进剿”时，高敬亭不是率部队迅速跳出苏区，在外线进行游击战，而是提出“与苏区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准备分兵把口。上次他指挥八十二师和三路游击师南下外出作战，迈出有益的一步，现在他又缩回探索的步伐。
北风卷着雪花在山野间逞威，枯草的梢头在雪野里挣扎，风在树林间发出尖利的呼叫，天地间灰蒙蒙的。
高敬亭在准备同敌人决战的同时，也考虑了外线牵制敌人。他命令师长吴国祯（后叛变）、政委林承祥率领一路游击师自赤南南下罗田，二路游击师自赤城东渡史河，这也算是外线的分兵作战了。从战略构想上这是合理的。可是一、二路的游击师加在一起也只有三百余人，无力牵制敌人。
高敬亭注重的是内线的分兵防御。熊家河成了敌人重兵清剿的目标，高敬亭也想保住这块老苏区，把这块老苏区作为皖西北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他亲自指挥骨干武装红二一八团和商北大队坚守熊家河，摆出了一个死守的架势。熊家河对高敬亭来说，也算是皖西北中心苏区和中心村镇了，必须要死守的。
二一八团各营的部署是，一营在皮坊，向南警戒；二营在铁炉冲，向西南警戒；三营在王家河一带，对史河两岸警戒。摆出一个三路分兵守口的架势，准备同敌人打硬仗。三个营全撒出去了，连预备队都没有留。一场重要的战斗，本来是需要考虑在打成平局时控制掌握预备队，应该属于一种常识性的兵力配置。现在没有这样做，可能由于兵力太少，无调配余地；也可能当时高敬亭还未意识到这一“章法”，致使战斗失利得过快。
敌人对熊家河投下十个正规团，梯队重叠，粮弹充足；而红军人员少，战线长，粮草不济。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几乎是无胜算之可能。
1935年1月21日上午，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六一六团首先向红军一营进攻，接着第一〇八师以一个团向三营进攻。红二一八团各营坚守阵地，顽强抗击。
三营营长林维先后来回忆：“我们正奉命守在熊家河南边的一个坳口，一阵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沉寂。我们急忙登上山顶，举目四望，熊家河的四周，浓烟翻滚，长长的火舌舐着低沉的云块，是敌人放火烧山了。这天风特别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阵地四周顷刻之间变成了一片火海。没有多久，敌人向我们阵地蜂拥而来，远远望去像蝗虫一样。我们的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开火，虽然击退敌人多次冲锋，但敌人有增无减，一次更比一次猛烈地向红军阵地冲来。我们的弹药越来越少，伤亡越来越大，最后连伤员也参加了战斗。子弹越打越少，有的连队只能到阵地外在敌人的尸体上拾一点子弹。子弹打完了用石头同敌人拼。就这样，我们同敌人拼杀了两昼夜。除一营三连还能控制悬剑山一线外，其他各阵地都处于危急之中。”
经过三昼夜激战，红军寡不敌众。敌军占领了熊家河南边一营据守的皮坊、二营据守的铁炉冲，红二一八团第一、二营撤至熊家河，第三营退至杨桃岭。24日，敌增调独立第五旅一部从叶院墙向红二一八团右侧后袭击，二一八团右后方受到严重的威胁，如不迅速撤退，整个二一八团和道、县委机关，就有被敌人堵在熊家河山冲遭到歼灭的危险。高敬亭这才下令突围。
红二一八团和道委、赤城县委机关被迫向熊家河北边的朝阳山方向撤退，还没有到朝阳山，又遭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第六二六团包抄。赤城县委书记石裕田是当地人，熟悉道路，在前面带路，高敬亭率红二一八团且战且退，以一营三连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撤至熊家河东边山口外的一个叫“小南京”的村庄周围。这里南依巍巍大别山，东临滔滔史河水，西托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北边就是史河冲积平原。这里本来有个繁华的小集镇，被称为“小南京”，可是红军革命以来已被敌人烧过几次了。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可供休息。时值严冬，天降大雪，草枯树瘦，山野雪白。有的战士在荒山上搭庵棚度过一夜，更多的是三三两两地坐在乱石上和草丛里。在四周有敌人的情况下又不能生火取暖，与敌人激战后的二一八团干部、战士，现在又得与风雪严寒搏斗，几乎是一夜不能入睡。
共和国上将万海峰回忆：“当时，我才十四岁，还是个孩子，也还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毛头。经历连续多天行军作战，实在疲惫不堪，一头倒在山坡上睡着了。战士们七倒八歪地躺满山坡。天上飘起鹅毛大雪，寒风袭人。而红二十八军部队指战员大都还穿着单衣。”高敬亭怕战士们入睡后容易受凉得病，便招呼大家挨在一起取暖御寒。看到最小的毛头睡得正香，不忍心喊醒他，就让一位警卫员取来他的大衣给毛头盖上。当万海峰一觉睡醒后，发现身上多了件大衣，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听了战友们的讲述，他更受感动，不由得暗下决心：“再苦、再险，也要坚持到底！决不离开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人们都说，高敬亭和万海峰有“缘”。万海峰在成为共和国上将后写过一篇文章：《首长、良师、慈兄》，表达自己对高敬亭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万海峰，1955年被授予开国大校，1988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这位放牛娃出身、驰骋沙场几十载的共和国上将，之所以有以后的一切，源自和高敬亭的一次巧遇。
1920年9月，在河南光山县泼皮河乡椿树店村一户普通农户家里，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婴来到了人世。男孩的父母前两胎生的都是女儿，这回得个儿子，自然欣喜不已，便想请人给儿子取个响亮的名字。可找人取名是要给钱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没有找人取名的钱，夫妻俩一合计，干脆就叫“毛头”算了。毛头三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两个姐姐送人当了童养媳，父亲则拖着残腿跑到县城给大户人家帮工。毛头在二姑的收养下开始了放牛生涯。爷俩有米就吃口稀的，无米就吃野菜，什么年啊节啊从来没有过。毛头在生活的磨难中迅速成长，当他看到红军写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时，就认定只有跟着红军，穷人才能有田地，才有饭吃，于是便萌发了参加红军的念头。
1933年7月12日，年仅十三岁的毛头跟着二叔经过十几天的跋山涉水，找到了转战于天台山的光山独立团，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然而，参军不久，二叔就病倒了。当时红军正处于敌人的“围剿”之中，没有条件照顾重病号，于是，组织上就让毛头护送二叔回老家。毛头搀扶着虚弱不堪的二叔，悄悄地沿着山路穿行，好几次差点被敌人发现，他们都机灵地躲了过去。谁知快到家时，二叔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草草掩埋掉二叔后，巨大的变故和短暂的红军岁月使毛头成熟了许多，他冷静地思考起自己面前的两条道路：要么回老家，要么寻找红军。老家近在咫尺，可回家是绝对不会有出路的，弄不好还会连累家人；回去找红军，可现在不知道部队转战到哪儿。思前想后，毛头最后还是毅然决定沿着原路返回去找红军。在寻找红军的途中，饥饿与寒冷折磨着这个少年。一天黄昏，毛头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也不知道睡了多久，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人在轻轻地拍着自己。毛头猛一睁眼，发现几个汉子围在身边，一下子就愣住了。“你打哪来？”一个中年男人轻轻地问道，口音和自己家乡话差不多。“从光山泼皮河来。”中年男人点点头：“那我们是老乡。”接着问道，“到哪儿去呀？”毛头仔细打量起了那个中年男人，觉着他不像坏人，便说道：“找红军去。”接着，他便将自己的遭遇以及自己的决心简略地说了出来。中年男人连连点头，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人们都叫我毛头。”中年男人高兴地拍着他的头说：“小小年纪，却有这般坚定的革命决心，好，我收留你。”这时，只听有人喊了一嗓子：“小同志，快喊高政委，这就是咱们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师政委高敬亭呀。”
高敬亭把毛头留在了师部，毛头成了高敬亭的勤务员。这就叫缘。高敬亭有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乳名叫“宽毛”，毛头的名字，和他的乳名中都有一个“毛”字，正踢中他心头最柔软的一块，高敬亭心中也对这个朴实坚定的小孩升起一股柔情。正当毛头走投无路，随时可能落入漫山遍野“清剿”的国民党军和保安团手里的危险时刻，巧遇率队坚持豫东南边区的高敬亭将军。感恩是他这一时期内心唯一的语言。父母给了他生命和姓氏，高敬亭给了他人生道路，后来还给了他名字。这也让他更加精心照顾好高敬亭，替大别山所有热爱红军的人照顾好高敬亭。
现在的人，对战争年代的“勤务兵”理解得可能比较狭隘，以为他们就是“为首长生活服务的兵”，平时里不受纪律的约束，吊儿郎当，打仗没有他们什么事。其实，当时的情况不像现在的人想得那样。特别是红二十八军，环境日趋恶劣，部队经常被敌军围追堵截，疲惫不堪，生活条件很差，有时候给养甚至需要自己去解决。这种环境下的勤务兵，当时要做到“三勤”。一是要勤于跑腿，那时的指挥员冲锋陷阵在前，勤务兵就要紧紧跟上，腿脚不勤就不行。二是要勤于起早贪黑，要比别人睡得少起得早，因为那时首长都是这种生活方式，而他随时会叫你，逼得你不能不勤快。三是要勤于找吃找喝找铺。那时部队随时在跑路，居无定所，饱一顿、饥一顿，吃一顿饭，睡一场觉，都是极其珍贵的。万海峰从小家贫，给地主干活时就争强好胜，不愿意让雇主看低自己，所以早就养成了勤快的习惯。到了部队环境中，又怕首长嫌他年纪小体力弱不要他，所以他在“三勤”上要求自己更勤。多年的“三勤”生活，不仅使他没有在部队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中降低生活和劳动能力，反而因种种主客观原因，使自己的这种能力都有所提高，成为他走上共和国上将之路的第一步。
雪后的早晨，更加寒冷，山谷的狂风卷起地上的残雪直向他们的领口里钻，呛得他们喘不上气来。冷风刺得两眼泪流，战士们只好不停地跑步。由于昨天一天未能吃上饭，现在饥肠辘辘。正准备埋锅造饭，子弹的呼啸声，打破了早晨的恬静。敌人又围上来了。部队来不及吃饭就迅速转移。高敬亭让赤城县委机关领导的商北大队掩护，以二一八团一营为前卫，激流般地冲下山，集中轻重火力，奋力撕开一个缺口，掩护道委机关突出了重围。接着二营、三营也冲出了重围。红军且战且走。
大雪飘洒，山野皆白。敌人在雪中踩着红军的脚印，跟在身后紧追。为了摆脱敌人，红军战士顶着凛冽的北风艰难地前进，见山翻山，见水涉水，脚不停步，连续越过几个山头，到熊家河正南的黄眉尖才把敌人摆脱。
陈祥回忆：“我和战士们扛着米袋在风雪中飞跑，敌人几十挺机枪和迫击炮在后面追击。密集的子弹从身边擦过，有的同志不幸中弹，在雪地里倒下。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我扛的米袋，人倒没有伤着，可一袋子大米漏得所剩无几。”
黄眉尖也是一座大山，它的形状恰似一个反扣的大锅，中部重峦叠嶂，四周是悬崖峭壁。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但它是荒山绝岭，人烟稀少。红军只好暂时在此地休息一下，再作理会。
夜幕又降临了。黄眉尖四周的山头上，忽然出现了点点灯光，颜色惨淡，忽闪忽现，犹如鬼眨眼一般。慢慢地，灯光越来越密，越照越近，有的直射到山脚下。这火光告诉高敬亭，敌人又跟上来了，企图将红军围困在黄眉尖这里，使红军饿死冻死在荒山上。红军必须在夜幕的掩护下突围出去，否则，天明以后就不堪设想了。高敬亭留下商北大队就地坚持，拖住敌人。然后带领红二一八团突出敌人包围圈。
紧追红军不放的是西北军二十五路军。二十五路军是由冯玉祥带出来的西北军部队，与国民党其他部队相比，作风十分顽强，打得很凶猛，枪法也好。这支部队还有一个其他国民党军队少有的特点，就是军事长官敢于冲锋在前，所以战斗力非常之强。细读红二十八军战史，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二十八军一共只击毙了三名国民党团职军官，其中两名是西北军的，看来他们的军官确实能冲锋在前。
突围出去，坚决突围出去！后卫部队每人带了一把松枝，一边撤退一边扫除雪地上的脚印。这时，天老爷也帮忙，又飘起了雪花，很快就可以覆盖雪地上的脚印。雪和刺骨的寒风向他们袭来，他们大都身穿单衣，没有袜子，穿着草鞋，什么御寒的东西也没有。下山后，红军为了不使敌人发现任何踪迹，就顺着山沟踩着溪水前进。溪流湍急，水深没膝，虽然没有冰冻，但寒彻骨髓。在水中跋涉，没有几分钟，裤腿上便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凌，如同穿着古代武士的甲胄。战士们的步伐更艰难了，每向前走一步，脚上就增加了一分重量，最后双脚好像绑上石块一样，简直无法向前挪步了。但是红军战士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明白，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敌人就在山上，部队在敌人鼻子底下，绝对不能停下来；在此停下，不被敌人消灭，也要冻死在山沟里。只有突围出去，突围出去就是胜利！就这样，指战员们咬紧牙关，坚持在溪流里跑了好几里路，才重新顺山路，经火炮岭到达胭脂、麦园一带，部队可谓弹尽粮绝，每人只能吃一点野菜。由于没有盐，个个力不支身。
红二一八团在此不能停留，于是又经赤南向东南方向转移，经过立煌县的后畈、前畈和霍山县西界岭、东界岭，一口气跑到英山县陶家河，后来东进到潜山来榜河，折向东北又经霍山县黄栗杪、团山，到达立煌县洪家大山中白果树湾，找到红军游击队。高敬亭这时还想打回熊家河。得知熊家河周围仍驻有重兵。一〇六师驻赤城，一〇九师驻金家寨，一九三旅驻杨家滩；三十二师为“追剿”部队，像疯狗一样，到处寻找红军。红军回到熊家河老苏区的边境，进不去了，于是又向东转移到莲花山，然后折而南下。
红二一八团干部和战士靠着自己的一双腿，为自己赢得了生存权。他们在六安、霍山、潜山、太湖、英山边境游击了两个星期，歼灭了几个反动民团，补充了弹药；发动群众分了地主的浮财，得到了粮食，特别是解决了冬衣的问题。说起冬衣，也十分好笑，有的是缴获民团的棉衣，有的是没收地主的长袍剪去半截当小袄，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军医汪运富在打粮中没收了地主婆一件半新不旧的红棉袄，穿了一个冬天。有时罩件旧衣，有时没有罩衣，只穿红衣。所里的同志开玩笑：“汪所长，你真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汪所长男扮女装，变成地主婆了！”尽管如此，却使红军摆脱了饥寒交迫、弹尽粮绝的困境，同时也减轻了敌人对老苏区的摧残。
斗争的现实，使高敬亭和皖西北道委会，使初生的二一八团，学会了在没有主力红军支援下怎样才能保存革命力量同敌人做斗争。当反“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后人评价高敬亭率红二一八团撤出熊家河，突出敌人的合围圈，向霍山、潜山、太湖、英山边境更大的范围内游击，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是坚持皖西北革命斗争，也是鄂豫皖游击战争的新起点，为鄂豫皖红军开启了希望之门。
红二一八团插向敌后活动的同时，敌鄂豫皖边区“清剿”副总指挥刘茂恩指挥几个师在熊家河、南溪、丁家埠以及赤城、赤南县一带的大小山头都修起了碉堡、炮楼，集镇和交通要道也都分兵把守，并喜滋滋地向蒋介石报告：
“史河地区‘股匪’已被歼，零星‘残匪’月内即可肃清。”
高敬亭这时还不知道红二十五军到哪儿去了，说好1935年1月回来的，现在时间也快到了啊。高敬亭的思维还在皖西北道委书记职责范围之内，下一步将怎么办呢？高敬亭心乱如麻。
————————————————————
(1) 民国时期的一个县，因国民党将领卫立煌而得名。即今金寨县所在。1932年9月，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卫立煌部率先进占金家寨，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对鄂豫皖苏区的统治，于10月11日划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河南商城、固始县、湖北罗田的几个村及安徽省的六安、霍邱、霍山三个县计五个县各一部分地区，在原属六安县的金家寨设立煌县。苏区的赤城、赤南县俱在其中。下同。
(2) 历史地名。1999年9月，国务院批准六安撤地设市、原县级六安市分设为金安区、裕安区。下同。
(3) 1932年2月，商城县改称赤城，8月11日，分赤城为赤城、赤南两县。赤城县苏维埃先驻商城，1932年9月迁往熊家河沙河店。辖现金寨县双河、苏仙石、熊家河三个乡镇，下同。
(4) “苦工队”是“肃反”中有嫌疑不便杀掉的所谓AB团、改组派、第三党分子，他们负责抬伤兵、搭草棚和干最苦最累的活，名为“苦工队”。
(5) 历史地名。最早设于北宋太平兴国元年，现为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下同。
(6) 历史地名。最早设于隋开皇十八年，1986年撤县设市，属湖北省黄冈市辖。下同。
(7) 旧秤十六两为一市斤。二十四两为一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