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上海华东医院疗养的何耀榜，决定口述大别山革命历史，要把大别山革命历史特别是三年游击战争的苦难，作为珍贵遗产资料记录下来。当谈到姜术堂主动给红二十八军传递中央文件时，他情不自禁地说，姜术堂为红二十八军的历史走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使我们成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最早与国民党谈判的部队。我们共产党人不应该忘记老朋友，只是不知道他现在在何处，要是能找到他，详细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该有多好啊！何耀榜当时就给红二十八军不少老同志写信、打电话，可反馈回来的结果是，没有谁知道姜术堂的消息，也没有谁打听到他的下落。
红二十八军中的几个人，手枪团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指挥中畈湾战斗的丁少卿，还有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郭副官、李德保（抗战开始后在舒城县二区任区长）的结局，也无人知晓，他们从何处而来？他们在何处而终？这也许会成为永远的谜团。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鄂豫皖的共产党人以超人的毅力经受住了空前严酷的政治和军事考验，他们的政治坚定性是非凡的，军事斗争成就可以说是辉煌的。在高敬亭的领导下，红二十八军组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便衣队三者相结合的基本作战组织结构，实施各类部队相互策应、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结合的方针，摸索出“四打四不打”的战术原则，创造了与敌作战的辉煌战绩。这些指战员在参加革命之前被剥夺了一切前途和希望，被卑贱的生活折磨得失去了人的风貌，但红军革命使他们站起来了。共产党把大别山农民，用理想号召起来，用纪律团结起来，用先进的理论在他们心目中注入了忘我的勇敢、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对尊严的自觉。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以低潮时的一千余人、**时的近三千人的武装力量，转战鄂豫皖三省四十五个县，牵制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六十八个团，约十七万人，歼敌十八个营、十五个连和大量的地方保安军，使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创造了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罕见奇迹。三年中共发生典型战例六十七个，其中获大胜二十六个，小胜二十八个，双方互有伤亡八例，完全失败五例。红二十八军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主力的长征及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战争，最后成为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中，保存红军部队兵力最多，唯一保留军、师建制对敌作战的红军部队。大别山农民在战争中，成为精通战术的各级指挥员，成为最好的战士，并由此走上抗日征程。
大别山红军革命的旗帜，一直飘扬在大别山上。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做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
“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我们真应该在大别山选中一个地方，或者就在鹞落坪，为高敬亭、方永乐、徐诚基、何耀榜、林维先、余雄、梁从学、詹化雨、王福明、陈守信等塑造一组英雄群像。他们是使红二十八军，在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围剿”中生存下来的引路人和挽救者！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五 嬗变和新生
青天畈和平谈判，结束了国共两党在鄂豫皖大别山区的十年内战。
1911年后，中国联省自治，各省都有部队。中国各路军阀的信仰和他们的主义，皆不敌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这才导致了许久的军阀混战，这使中国积弱积贫、民不聊生。
卢沟桥事变前，分属于各个军事集团，有的从未想过自己是个中国人的军人，面对日本的侵略，一下都惊醒了。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唤醒了心怀异志的各路军事集团，特别是那些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剿共”将领，通过抗战，实现了他们人生命运的一次大转折，有的甚至成为抗日英雄和爱国将领。
决定鄂豫皖苏区和谈走向的卫立煌将军本人，为这次和谈成功，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卫立煌在鄂豫皖和谈之后，从庐山回到南京，便没有回到设在六安的督办公署了。为执行国共双方在青天畈达成的停战协议，卫立煌呈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高敬亭为“抗日联军挺进军司令”，并派刘刚夫代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给养、被服、弹药、关防和委任状等。
1937年8月7日，“卫立煌电蒋中正，高敬亭请求招抚，要求加入陕北集团或随国军行动及集合各地零股潜散之‘匪’，需两月时间。集合地点计分两处，一为岳西之九河，一为黄安之七里坪”；1937年9月11日，“卫立煌电蒋中正，本署委高俊（实为敬，国共双方皆有此误，下同）亭为豫皖鄂边区第一挺进军司令，并令刘刚夫即赴黄安方面交关防官章。高俊亭已集合所部分驻七里坪、黄陂、宣化店一带。另请分电制止随枣泌桐四县驻军团队对该部堵截”。鄂豫皖国共和谈，在卫立煌方面可以说是先斩后奏。人们说卫立煌为将的特点是大义为重、敢作敢为、宽宏大量、不拘小节，是老派资历、新派作风，于此可见一斑。对国共双方在鄂豫皖的和平谈判，卫立煌是极力促成的。
卫立煌知道，中日必有一战。所以每次在南京开会或出差，他都要学贯中西的夫人朱韵珩帮助他收集有关日军的报纸杂志。他认为对日作战的时间已经很紧迫，经常把一些材料带在身边。同时，他还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一些日本标准武器，如三八式步枪、掷弹筒、自卫手枪等，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加以比较研究。
现在，日本这条狼狗终于来了。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的腐败、军事的腐朽、国家的衰弱、人民的愚昧，终于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带来了如此巨大且深重的灾难！这给日本这个虎狼之国屡次侵略中国的机会。现在日本要灭亡中国！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卫立煌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7月底，华北成为抗日重心。天津日军向中国驻军第三十八师攻击，并占领大沽一带。日本关东军也策应行动，向天津增派了坦克部队。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率十二个半师团兵力近三十万人在华北作战，日军进入平津地区人数已有十余万，北平危在旦夕。中国各路军队纷纷北上保卫华北，一路上有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陕军、八路军，共七十余万人，像海潮一样纷纷向华北涌去，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抗击日寇，奋不顾身的气势非常动人。当时各军队和群众那种亲密无间、互相照应的气氛非常鼓舞人心，非亲临其境，难以体会到。
卫立煌请缨北上，得到南京军委会的批准。8月初，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在保定以北、琉璃河站南陆续下了火车，日夜兼程北上，绕满城进入太行山脉并向北平逼近，侧敌行军，驰援山西。从8月19日到9月10日，卫的各部均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军对卫立煌早有“支那虎将”之判断，现在算尝到了他的厉害。香月清司见两军相持不下，继续增调兵力，命令他的第二十师团拼命向良乡进攻，打算包抄卫部的后路。面临敌人的三路围攻，卫立煌即令各部利用山形地势，从日军间隙中穿行，向南转移。各部遵照卫立煌的指令，与香月清司指挥的部队比速度，比灵活，比机智，采取进进退退、打打走走的行动，全部冲出包围圈，到达指定的会合地点遂城镇。部队会合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卫率部继续南下，准备参加保定和石家庄会战。但没想到保定正面的总指挥刘峙居然不战而逃，十余天败退近千里，引起中国军队全线溃退，日军**，保定、石家庄失守，卫立煌只好命令部队就地待命，准备参加太原会战。
太原会战由晋北、忻口、娘子关和太原保卫战四大战役组成。日军累计投入总兵力达三十七万人。10月上旬，日军聚结十四万兵力准备猛攻太原门户忻口。忻口被称为“晋北锁钥”，是内蒙古和晋北通往太原的交通要道。南京军委会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辖晋北全部中央军、晋绥军和各参战部队，开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在战斗序列上也受卫立煌节制。10月初，卫立煌即率参谋部到山西太原。中共中央认为，和卫立煌这样一位昔日的“剿共”大将的关系如何，是直接关系到我党领导下的军队能否在华北立足和发展，进而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大事。此时周恩来、朱德和徐向前都在太原。当周恩来向卫立煌介绍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板垣师团，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重大胜利时，卫立煌当即向八路军祝贺，并用电话通知在西安的办事处负责人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周恩来在太原和临汾三次会见卫立煌，在共话抗日御侮时也对卫立煌做了一些恰到好处的团结、引导和宣传工作。此前，朱德已和卫立煌频繁接触，在合作共事中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救中国的方略以谈心的方式告诉卫立煌，并一道商量如何共同抗御日军的问题。朱德和卫立煌在合作抗日中成了朋友。原来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现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也和卫立煌进行了交谈。
忻口是挡住日军由北入侵太原的战略要地。向忻口正面进攻的日军，除板垣第五师团三个联队外，还有伪蒙军的两个师，总兵力约五万人，并附有各种火炮百余门。卫立煌指挥的部队为第十四集团军、河南地方军刘茂恩的第十五军、晋军陈长捷的三个师、八路军的三个师、晋军骑兵五个团、炮兵六个团，总兵力近十万人。卫立煌决定以第十四集团军主力作为机动力量，以李默庵的第十四军、郝梦龄的第九军、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为基干，编为左、中、右三路兵团，分别在忻口以北建立防线，阻击日军，八路军各部在敌侧后进行侧击。10月13日，日军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忻口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守军奋勇抵抗，几经激战，南怀化以南的灵山制高点被敌攻占，整个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卫立煌闻讯，立即前往察看，组织反击，中国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李仙洲重伤而归。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五旅旅长郑廷珍均在收复南怀化阵地时殉国。忻口战役激战至31日，历时二十三天，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卫部防线。历时半个多月的忻口战役共打死打伤日伪军两万多人，阵前重伤日军第三十五师团长前田治中将致其不治而亡，创华北战场歼敌之最。它对迟滞敌人的进攻，鼓舞中国官兵的士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就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向板垣师团发动攻势的同时，从东面进攻太原的日军已突破娘子关，**，奔向太原。卫立煌考虑到，一旦敌人割断太原与忻口之间的联系，其部队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因此11月1日，他命令部队退出忻口阵地，向太原靠拢。从战略意义上来说，包括忻口战役在内的华北会战，阻断了日军自北而南的、居高临下的十分舒适的进攻态势，逼迫日军改由上海登陆，陷入自西向东、远程仰攻的不利态势。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曾评价说：“忻口战争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战争。”“卫立煌将军指挥下的全线部队，虽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毫未动摇，许多忠勇将士的英勇奋斗，是值得每个同胞永远纪念的。”朱德称赞卫立煌是“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
忻口战役中，八路军担任侧面掩护。贺龙的一二〇师几度占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切断了日军后方交通线；林彪的一一五师也接连攻克察南冀西数座城镇，切断了日军的另一条后路；刘伯承的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则率部袭击了日军在山西代县阳明堡建立的临时机场，一举烧毁敌机二十四架，自己损失了一个整连。一连几天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上都没有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其结果如朱德和彭德怀所说：“日本强盗的后方交通，完全被我方的游击队破坏了。敌人的粮食、子弹、医药都发生问题。万般无奈，只有靠飞机掩护，借以维持。”蒋介石、何应钦对八路军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卫立煌对此深为感激，认识到八路军确是忠勇爱国的友军。八路军在太原和洛阳卫立煌的总部驻地，都设有办事处。卫立煌经常和八路军将领联络磋商，协调行动，并且走上和共产党友好合作的道路。
1938年1月，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4月初，卫立煌做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决定：在去洛阳开会以“途经”的名义访问延安，访问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诸位同志。卫立煌，他的资历、他的智慧、他的军事才能使他在蒋介石集团中出类拔萃，但他不是蒋介石集团核心成员，蒋使用他的才干而不重用他，这就使他表现出一种倔强的独立精神。4月17日天刚亮，卫立煌、郭寄峤即率领部分官兵乘车前往延安。三辆小卧车、两辆吉普外加十五六辆大卡车，浩浩****上了路。
在距离延安十多公里的地方，卫立煌就看到路边刚刚贴好的红绿纸张，上面写着“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加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之类的标语，再往前走五六公里，远远就看到马路两旁排列着欢迎的队伍。汽车刚刚进入欢迎队伍的视线，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迎的口号连续不断。这是卫立煌这一生遇到的最热情的接待场面，看着这支由机关干部、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欢迎队伍，他深为这种气氛所感染。共产党动员民众的能力，他是早就领教过了。
上午十时左右，车队到达延安城门附近。卫立煌等人被八路军总参谋长滕代远和延安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迎接进城。坐在大卡车上的官兵，则由工作人员分别带到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住在抗大的三个窑洞里。午饭时八人一桌，六菜一汤。延安盛情款待，仅仅一天就花去五十块大洋。当时延安普通工作人员每天伙食费是五分钱，五十块大洋相当于一个团官兵几天的伙食费总额。弄得负责后勤供应的邱会作很生气，毛泽东只得亲自去做工作。
卫立煌和毛泽东见面，紧紧握手，并合影留念。下午，卫立煌参观了抗大。在这里，卫立煌见到八路军的干部对待革命工作，不计报酬，不计名位，无不是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延安的人民在生产劳动上、支援前线上表现出的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情景，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的心灵受到了一次震撼。
晚宴后，延安人民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欢迎卫立煌一行。晚会由李富春主持，毛泽东致欢迎辞，称赞卫立煌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最后卫立煌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谢辞。他一方面称赞“边区人民确有良好组织，可为全国效法”，一方面表示要和八路军团结一致，粉碎日军的进攻。延安“鲁艺”还特地准备了一台节目，表示欢迎。
卫立煌在延安时，看到抗战的第十八集团军连最低的军用物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第二天离开延安后，他就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命令西安第十四兵站发给第十八集团军一批军用物资，包括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颗、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战区方面给予八路军最大一次的补给。卫立煌原来是反共的急先锋，抗战后，特别是访问延安和几次接触共产党领袖后，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他主张国共真正合作。不久他还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被中共婉言谢绝。
1939年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岳军事会议，调整各战区司令和部队，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洛阳。第一战区当时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大的战区，所辖范围东至山东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北至冀察两省与晋东南，西至潼关，南至信阳和淅川，战区统辖十个集团军，并可调动第二、第三、第九、第十战区的部队，兵力达到两百万人。按照国民党政府惯例，凡是战区司令长官，都兼战区内最大一个省的省政府主席。但是，卫立煌任战区司令长官许久未接到省府主席的任命。他忍无可忍，到这年9月，以“军政统一”为借口，下决心伸手要官，蒋介石才给了他河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的职务。1940年他又与八路军划定防区，等于承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蒋介石得知后非常生气，后来通过军统特务搜集到一些卫立煌与八路军私下往来的证据后，于1942年春撤了他当时兼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让他调任西北行营主任，在成都坐了两年的冷板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意见，成立远征军，由史迪威担任总司令。1943年冬天，因亲共受贬的卫立煌接受了中国远征军司令官一职。为了便于指挥，卫立煌将司令长官部由楚雄迁至距怒江东岸仅九十余华里的保山城东郊马王屯，在前线指挥中国军队发动了抗战中最大的反攻战。1944年5月，强渡怒江战役序幕揭开。卫立煌首先将号称“活动要塞”的炮兵第十团调入阵地，任务是摧毁敌方防线，掩护大军渡江，又在惠通山一带，设立前线指挥部。他亲临前线指挥五个军于5月中旬，兵分数路，从惠通桥上游和三江口等处，在炮兵的掩护下，相继强渡怒江，获得成功。9月间，远征军又一举攻下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腾冲，攻克日军重要据点松山，共歼日军达两个师团，远征军声威大振，士气更加高昂。继之，远征军又乘胜前进，由东向西，将日军逼向缅甸的腊戍、曼德勒以南。至此，远征军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交通的使命。美援物资，得以源源流入中国。蒋介石授予卫立煌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他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称他是国民党军中最能干的将军。1945年4月，蒋介石让他升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副总司令这一虚职，司令是和他屡有嫌隙的何应钦。卫立煌滇西战役后再度失去兵权，不久称病并长期赴日、美、英、法等国考察军事。
抗战胜利了，内战再度爆发。东北解放战争中，蒋介石的亲信熊式辉、杜聿明、陈诚均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1948年1月蒋介石便召卫立煌面谈，要卫立煌去东北挽回败局。1月17日，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为了顾全陈诚的面子，名义上仍让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由卫立煌代行职权。2月12日，蒋介石又令卫立煌兼代主任。这是卫立煌所担任的职位最高的“剿匪”总司令，也是他最后一次为蒋介石充当“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走马上任之前特向蒋介石告假回合肥探望八十岁的老母亲，然后赴任。可是他已无力回天，林彪的部队已发展为百万大军，麾下就有当年同他激战过的来自大别山的一批战将。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11月7日，卫立煌飞到北平。蒋介石于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将他软禁于南京家中。卫立煌明知这是蒋介石不愿承担指挥上的错误而要寻找替罪羊的做法，他对蒋介石彻底失望了。他向陈纳德航空队租下一架飞机，飞上海加油后经广州去香港。新中国诞生后，所谓“立煌县”当然被取消。不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后的10月3日，却收到了卫立煌从香港发来的致毛主席、朱副主席和周总理的贺电。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从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
卫立煌一生中最风光、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一是“剿共”有功，建立立煌县；二是抗战后期指挥中国远征军收复失地迭见战功，受到盟军的高度赞赏，照片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第三件风光大事恐怕就是1955年他再次令世界瞩目的“归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称赞卫立煌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957年4月，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首提“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一语，就与卫立煌有直接关系。
卫立煌回归大陆后，对于自己在国共纷争的历史中走过的一段弯路，一直引以为憾。他在1956年所写的《回到祖国大陆以后》一文中，表示自己虽然在历史上曾经“误入歧途”，但仍然得到人民的款待和信任，“感愧之情，实难言喻”。在他病重住院以后，也曾告诉家人，对自己在内战时期走过的一段弯路，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大别山人民带来的灾难而深以为疚。(4)
新中国给予卫立煌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卫立煌患伤寒经医治无效，于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逝世。骨灰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临时中断在上海的公事，赶回北京主持公祭仪式。周恩来在悼词中指出“卫立煌同志对抗日战争是有功的，他当时的爱国行动是值得称赞的”，“党和人民记住卫立煌同志为人民做的好事”。回顾西安事变时中共高层领导人与卫立煌的接触，抗战初期卫立煌推动鄂豫皖国共和谈，由北伐“善始”到走向人民共和国的“善终”，“不愧为一个爱国军人的一生”。
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进剿”苏区的国民党精锐之师三十二师，青天畈和谈后即调出大别山“剿共”战场，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上海保卫战打响后，王修身奉命带领三十二师于9月初参战，编入第十五集团军固守柳杭阵地，与日军最精锐部队久留米师团对阵。日军以飞机、大炮、坦克发动进攻，王修身指挥的三十二师官兵浴血奋战，抱誓死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在二十余日的激烈战斗中，寸土不让，所守阵地稳如磐石，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王修身被国民政府授一等功。9月16日，蒋介石为其颁发嘉勉令。由于该师官兵伤亡惨重，后奉命调后方整训，被编入二十六军。1938年秋，部队整训完毕。这时日军正进逼武汉。王修身奉命率三十二师在武汉左翼蕲春、广济、黄梅等地布防，阻击敌人西进。四望山一战，三十二师九十五团屡挫强敌，歼灭敌人大部精锐，获国民政府特别嘉奖。此后，三十二师一面整训，一面防守荆州、沙市一线，阻止日军沿汉宜公路西进。次年秋，三十二师一个营，歼日军二百余人，击毁运输车二十余辆。1941年秋，荆州、沙市相继沦陷，三十二师退守宜昌，在江南大桥曹家畈一带防守，与强敌对峙半年之久。1942年春，王修身派一营兵力，在长江北岸打游击，歼敌八百余人。长沙会战打响后，王修身奉命率三十二师从湖北第五战区进入湖南第九战区参战。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是屏障中国战略大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要点。1939年9月14日，日军集中十万兵力，向长沙进犯。王修身率部到达时，第一次会战已经结束，他只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会战。二次会战中，三十二师在长沙东北春华山之梅索桥战役，歼敌四百余人，并缴获大量战利品。
长沙会战后，王修身于1942年4月27日调升陆军第二十六军副军长，带职赴重庆中央陆军大学将官班特八期学习。1945年毕业，任中央军事训练团主任。不久，又调任中央第二军官总队任总队长。日本投降后，王修身在国民党徐州“剿总”指挥部供职。后调任一〇六军军长，奉命固守江防，驻徽州外围宁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顺利渡过长江后，王修身带兵败退到福建，被提升为第十五兵团司令，于福州、厦门等地收容败退散兵。在人民解放军进攻福州时，王修身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往台湾，终老台岛。
三十三师师长冯兴贤，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率军北上大同，南下上海，多次与日本侵略军交锋。在上海与日军浴血奋战，所部九千七百名官兵几乎伤亡殆尽，冯兴贤也身受重伤。上海之战后，任二十六军副军长。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41年病逝于河南洛阳。
国民党前期“进剿”红军的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曾亲自到南京去，代表独立第五旅全体官兵要求参战。不久，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独立第五旅奉令配属于郝梦龄将军第九军开往山西与日军作战。在他率军开往山西前线路过河南老家时，打电报告诉家人到柳河车站见面。面对亲人，他伏在地上给年迈的老母亲磕了几个响头，表示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现在日本兵侵占中国，无恶不作，我奉令上战场杀敌报国，不打败日本鬼子誓不生还。
此时的郑旅长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会场内外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他慷慨陈词：“……过去的内战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胜不足武，败不足惜，今天是真正打敌人，打日本鬼子，这是保家卫国，是军人最光荣的事，就是部队拼光拼净也值得，也甘心情愿，我们部队上阵后，一定要杀敌立功，如不打败日本，就一个也别回来。”这些铿锵誓言都表现了郑廷珍将军作为一个中国人忠于祖国的优秀品质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10月初，日本侵略军深入山西腹地，突破雁门关防线，直扑山西省城太原。国民政府派卫立煌将军率第九军、第十四军火速增援山西前线。第二战区长官部决定集中全部主力，在忻口一线与日军决战，屏障太原，歼灭日军。郑廷珍将军率部急如星火赶到前线，在忻口一线布防，构筑工事，做好迎击敌人进攻的准备。他星夜奔驰在前线和指挥部之间，召开各级军官会议，督促检查具体战备措施的实施情况，并与友军指挥员商讨共同作战，保障部队结合部强固的办法。他还到士兵中视察，灌输抗日必胜，杀敌光荣的道理，鼓励士兵英勇抗战。
10月11日，日军主力逼近忻口一线，开始向国军阵地发起猛攻。他们凭借飞机、大炮等优势火力，向国民党防线不断冲击。当时郑廷珍部坚守南怀化中央阵地，他们依靠将士高昂的士气，简陋的装备，与敌人拼死血战，寸步不让。忻口前线南怀化高地是整个中部战线的支撑点，是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一开始这里的战斗就呈白热化，双方拼死争夺这个制高点。独五旅占据高地后，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往往一个建制团冲锋下来就伤亡殆尽。战斗这样残酷，国军将士却士气高昂，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坚强信念与敌人血战到底。15日，南怀化高地再次陷于敌手，日军乘机扩大突破口，想一举突破防线，整个战局出现危机，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将军火速调集兵力，集中五个旅的部队，由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和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担任指挥官，于16日发动反攻，收复南怀化高地。
郑廷珍亲自来到担任反攻任务的部队动员，鼓励士兵奋勇当先一举收复高地，杀敌立功。16日凌晨，反攻开始。郑廷珍坚持要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警卫人员一再劝阻，郑将军杀敌报国心切，率领警卫人员一同出发到前线指挥。在他到达前线后，国军部队一鼓作气攻占了几个山头。这时郑廷珍跃出战壕观察敌情，指挥部队继续前进，突然遭到日军机枪的猛烈射击，当场牺牲，壮烈殉国。前线官兵听到这个消息，万分悲痛。他们牢记烈士“如不打败日本，就一个也别回来”的誓言，一致表示要奋勇杀敌，替郑旅长报仇。他们踏着郑旅长的血迹，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后来郑廷珍的遗体被运到后方在太原入殓，转运到河南家乡安葬。沿途各地人民群众都举行追悼仪式，悼念烈士。柘城县地方政府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12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郝梦龄追赠陆军上将，刘家麒、郑廷珍各追赠陆军中将，并交行政院转行从优抚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勋著，而垂永久”。全国各地报纸都报道郑廷珍将军等人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也对郑廷珍诸烈士的牺牲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于1983年正式追认郑廷珍为革命烈士，并给其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梁冠英，于1936年5月辞职，改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1946年任河南省政府总参议，1948年9月任河南省政府顾问，后与中共取得联系，同年秋受中共委托赴蚌埠劝刘汝明起义。后曾任苏州市政协委员。1968年7月在苏州病逝。梁冠英确实在1931年就与中共人士宣侠父有过接触，所以现在梁冠英被有的史家称为“中共中将卧底将军”。
“进剿”红二十八军的黔军一〇二师、一〇三师也开赴抗日战场了。
从当年和红二十八军内战的情况看来，黔军的确不是一支精锐的队伍，但后来抗战的事实证明，这支军队并非真的如此无能。面对日寇侵略，他们显示了中华民族最英勇悲壮的一面，被称为“铁血虎贲”。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擅长山地行军作战的黔军一〇二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同年11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在台儿庄会战后不久，南北日军在徐州以西的砀山会师，对徐州形成包围之势。柏辉章率部主动出击，在砀山与日军激战几昼夜，歼敌一千余人，击毙日军十六师团大佐李德，成功地掩护了徐州友军的撤退。是役，一〇二师也损失了三〇四团团长陈蕴瑜，他是一〇二师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军官。师长柏辉章之胞弟、师部兵站站长柏宪章运送弹药赴前线时在开封阵亡。1939年，一〇二师参加南昌会战；其后参加四次长沙会战，尤以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得最为惨烈。部队撤出阵地后集结，柏辉章看到原来近万黔籍将士只剩下区区几百人，失声痛哭。
抗战结束前，该师归入粤军薛岳部，结束了其身为黔军的历史。柏辉章被任命为赣南师管区司令、江西军管区参议、第八十八军副军长，未几辞职闲居于上海。1946年被授予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职。1949年6月，时任贵州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的柏辉章向共产党投诚。新中国成立初期柏辉章被作为统战对象调入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但到了1952年，柏辉章在“肃反”中被枪决于遵义的凤凰山下。现已平反昭雪。
1937年8月，一〇三师从罗田集中参加了淞沪抗战。部队亦伤亡惨重，第六一三团团长罗熠斌阵亡。罗是一〇三师在抗战期间阵亡的最高级军官。12月，一〇三师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黄梅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后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在卫立煌指挥下参与强渡怒江、攻克松山作战。1948年7月，何知重调任八十六军军长，但这个军长的位子未及一年就丢了，被虚委一个军委会中将高参的职务。因此何知重愤而辞职，回家“养老”去了。新中国成立后何知重被捕入狱，释放后被聘为贵州省政协资料室的顾问，搜集撰写过“围剿”红军的回忆文章。1976年病逝于贵阳。
参加“围剿”红二十八军的一〇二、一〇三师在抗战中都是英勇善战的部队。抗战胜利以后，贵阳人民专门在新化路、三桥为一〇二和一〇三师抗战阵亡将士建立了纪念碑。
刘镇华、刘茂恩的十一路军，在内战中臭名昭著，在抗战中也有不俗的表现。抗战时十一路军由刘镇华之弟刘茂恩率领。刘茂恩十七岁时被其兄保送至袁世凯办的模范团受训，后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入其兄的镇嵩军担任连长，随其兄东征西讨。1930年5月，代其兄任十一路军总指挥兼任十五军军长。1933年5月任安徽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鄂豫皖边区第二绥靖区司令。
鄂豫皖国共和平谈判后，刘茂恩升任十三集团军军团长兼十五军军长，率部进入华北战场，参加忻口大战、平型关大战和中条山大战，并有不俗表现。后受命守备汾河，率部力战。1939年，升任第五集团军上将副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7月，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河南省警备总司令。他在家乡河南的几次抗日作战中，有过中原男儿的血性表现。
在解放战争中，刘镇华、刘茂恩的十五军在洛阳被陈赓兵团歼灭。由于省会开封被占，刘茂恩引咎辞职。后赴台北，任台湾当局“国策顾问”。定居于台北永和街自由路二十二号，1983年病逝。刘镇华也在1953年病逝于台湾。
早在红四方面军时就在鄂豫皖和红军作战的郝梦龄、戴民权，均在抗战中殉国。九军军长郝梦龄，抗日战争时任卫立煌部中央兵团中将前线总指挥，1937年9月17日下午，他率军从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北上抗日。1937年10月16日，在山西大白水前线作战牺牲，国民政府追认其为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被鄂豫皖红军称为“老鳖部队”的戴民权，1892生于河南汝州蟒川乡戴湾村，靠在固始杨山煤矿挖煤起家。早年拉起一支队伍，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营救过孙中山。后来，河南息县、汝南、固始、潢川等县的地方团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十五师，戴民权任师长，隶属于刘建绪第十集团军。他长期与鄂豫皖红军作战，可谓血债累累，手段毒辣，被很多老红军喊作“戴狗子”，小孩哭了，说声“戴狗子来了”，就吓得不哭了。1937年11月9日，戴民权调升陆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后兼豫南游击队第五纵队中将司令。1940年5月奉令于河南驻马店遂平境内阻击日军，激战时中弹殉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些国民党军人的抗战业绩，赢得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尊重。抗战如同历史的黄钟大吕，默默地接纳着又放大式地展示着，20世纪初从历史风云中走来的中国旧军人的嬗变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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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鄂豫皖边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22页。
(2) 现属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
(3) 国共和谈后，红二十八军初期番号，国民党战报、电报、红二十八军战史军史资料及老同志回忆，均有不同，作者在撰写此书时，采访到金寨县斑竹园镇墩堂村旦湾组红二十八军老战士漆先来后人，他们保存着漆先来1937年12月14日开具的退伍《通行证》。退伍《通行证》公函稿纸文头印着：“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司令部用笺”十四个朱红字，八行朱丝栏内用毛笔写着：“径启者，兹有敝部战士漆先来，因年老残废，请假回商城（现属金寨县）原籍休养，特此证明。仰沿途军政机关妥为保护，准予通行，是荷！此致。军政法团公鉴。右给漆先来收执。十二月十四日”左下方落款处印着“人民抗日军司令部参谋处”长条印章十一个朱红字。本书据此定名。
(4) 卫道然：《卫立煌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