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耀榜点了点头：“另外，请军政委派手枪团三分队一个中队来做警卫部队，最好叫便衣队也来几个人，好跑交通。”高敬亭点头同意。
高敬亭此次离开南田，再也没有回去。他在那里丢下一副马镫，六十年后在搜集革命文物时被找到，现在珍藏在岳西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里。
7月22日早晨，何耀榜和李区长就赶到了上青保。上青保，地名取自杜甫诗“一行白鹭上青天”之句。八九点钟，刘刚夫、郭副官和政训处邱处长才慢腾腾地来到上青保。双方赶到离上青保五里处的青天畈上青小学，开始谈判。校长汪恭颖召集了附近高年级的学生，打起洋鼓吹起洋号，放着鞭炮，欢迎双方代表的到来。
这一天上午只是正式谈判的开始，双方做些礼节性的会晤。刘刚夫送给何耀榜的卫士每人十元纸币，何耀榜也回赠刘刚夫的卫士每人一块银圆。
此时，青天畈成了国共两党在大别山十年内战的缩影。青天小学大门口有两拨人站岗。一边是制式整齐，戴着大盖帽、领章帽徽，扛着蓝油油的“中正式”步枪，脚穿制式军鞋的国民党士兵；另一边是穿着灰色布军衣，打着绑腿，脚穿草鞋、布鞋，扛着缴获来的双环马步枪、腰挎驳壳枪的红军战士。
国共在鄂豫皖十年内战，刘刚夫是国民党阵营以和平的姿态深入苏区的最高官员。他保定军校九期毕业，带兵多年，此行深入大别山腹地，苏维埃的区域，他就是想看看对手生活的环境和对手的士兵。他听前线指挥员说，在交火中明显感到红军火力的稀疏，还很缺乏训练，战术指挥也很原始。照理说，这样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而国军相对于他们来说是装备精、火力猛，再加上军官受过训练，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可是却屡“剿”不绝。刘刚夫用一个久经阵战且是一个军事集团外交使者富有经验的目光，观察着这支部队。他的观察让自己有点意外，除了富人和蒋委员长视他们为敌，这些人看上去既不像敌人也不像打家劫舍的土匪，却像最有纪律的军队。这些士兵朴实如同农民，几无整齐的军装可言。官兵们长期食不果腹，面有菜色。可是在白羊山，面对营级冲锋，攻守自如，轻重机枪和单枪发射配备灵活，个个都是射击和拼刺的高手，而且心理素质极稳定，把有限的枪支弹药运用到极限。可谓身经百战，无坚不摧，无往不胜了！而国军缺少的就是这些啊！国军里的很多军官和士兵可以说是毫无荣誉感和信心！打仗也不愿牺牲拼命。
邱国珍低声地说：“刘高参，我们在和一群愚笨的农夫和野蛮的山民在谈判。就算他们都很刚毅勇敢，毕竟都是造反的穷人，所谈何用，劳民伤财！”
刘刚夫看了看他说：“邱处长啊，话不能这么说。你们一直在参谋部，是图上作业，不太了解实情。我们是穿二尺五的丘八，丘八讲究的是打仗，打胜了光荣，打败了才丢脸。就是这些农民组成的军队，谈不上训练有素，装备全靠缴获，可是他们却屡‘剿’不绝，战斗成绩及指挥技术均属可观。国军中不少人甚至为他们的战斗力所震慑。他们以聪明勇敢、吃苦耐劳之基，掌握了战争艺术，值得我们尊敬！更何况现在国家抗战，部队需要这些士兵。”说句实话，他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企图与理想，可是欣赏其部队有血性，作战不怕死。这些红军原本就是身边那些软弱可欺的农民，或者说是有钱人家的帮工佃户，可是共产党把他们变成血性男儿，仿佛他们是天生为战争而生。如果硬要打下去，无非是鱼死网破，损耗抗战实力啊！
后来双方议定了工作成员：由何耀榜、刘刚夫、郭副官三人为停战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具体条款的执笔和谈判记录由李区长负责，誊写由小学校长汪恭颖负责。
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红二十八军成立是在皖西南太湖县凉亭坳的汪氏宗祠(2)，而最终国共和谈，也是在皖西南的汪氏宗祠。
岳西上青保青天畈因四周群山中有一长畈而得名，分上畈、中畈、下畈三个自然村落，原属霍山县南乡上青保，位于现岳西县城西北三十五公里的青天乡。上青小学设在位于中畈的汪氏祠堂，民国初年时称霍山县立南乡第二完全小学，也称上青小学。该祠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砖木结构，五进二厢四合院式，共三十四间，面积一千七百七十八平方米。一条霍山至潜山古道穿过祠堂门前。选定上青小学为谈判地点，双方都很满意。
青天畈背后连着群山高耸的鹞落坪山脉，是红二十八军的实际控制区。
高敬亭和何耀榜对这里太熟悉了。青天畈是一块红色的土地。1928年，共产党人汪寅斋等人利用这座祠堂学校，在九河、青天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3月上旬，舒传贤领导的六霍县委派刘淠西等人给青天畈党组织送来“迅速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1930年3月28日，汪寅斋被推选担任了总指挥，暴动大会也是在青天畈汪氏宗祠上青小学召开的。大会一开始，汪寅斋代表暴动指挥部宣布：“霍山县南乡青天畈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了！”接着又宣布了“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工农专政，土地归还农民，消灭剥削阶级”等八大纲领，顿时全场一片欢腾。“拥护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拥护苏维埃、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声震动山谷。苏维埃政府主席汪中长也进行了讲演。会议结束时，暴动的人们将没收所得财物分给穷人，把从土豪劣绅家没收来的地契和借据烧个一干二净。从此，革命的红旗，在青天畈上空高高飘扬，汪氏祠堂青天小学门前挂上了“霍山南乡青天畈苏维埃政府”的牌子。大厅内曾贴过两副楹联，一副写道：“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另一副写道：“青少年立志，为求得民族解放，红遍神州；天柱山可攀，愿我军振起精神，登峰造极”。把“青天”二字嵌入其中，充分表达了青天畈人民对红军的期望和祝愿。紧接着河口、三槐、道义等地都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农会，起义部队由原来的二百余人，发展壮大到一千余人，上青保一带出现了全家上阵，夫妻报名，兄弟参军，父子参军的动人景象。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这里仍为小学，校长便由汪恭颖接任。红军对汪恭颖很信任。便衣队常以学校名义取得路条，到六安、霍山一带采购布匹、食盐等物资。而汪恭颖与三区区长李德保关系甚好，因他不仅是完小校长而且还兼任国民党第三区分部委员。所以，双方共同选定上青小学为谈判地点。恰好这个时候，学校放暑假，师生都离开了学校，尤便于代表们谈判休息。
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军政治部主任身份掌握谈判。他带着交通队战士住在青天畈边的九河村一个山谷里。何耀榜则带着警卫住在汪氏宗祠的东厢房里。高敬亭和何耀榜也做了充分准备。山后有部队，而且还挖了一道齐胸深的战壕，负责掩护的手枪团的战士们都是日夜待在战壕里。
暗淡了刀光剑影，历史的烟尘并没有随风飘去。一个春天，我来到青天畈。汪氏宗祠后山上挖掘的战壕，历经几十年也没有消失，甚至清晰可见。战壕口棱角分明，仿佛是昨天才挖的。忠诚的红军战士，在这里抒写着国共和谈的辉煌篇章，完成大别山红军革命十年内战的最后一页。站在这里，俯瞰眼前的汪氏宗祠，上青天畈，青青的稻田和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眼前的景象与历史的影像交融，一时在我心头涌起无限沧桑。
这里也是国民党的一个行政区上青保所在地。保公所设在街中一座大户人家，人称“老爷屋”内。刘刚夫等人，就住在街中的保公所内。每天早上吃过早饭来谈判，中午也是回去吃过饭午休后再来。
7月22日，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代表在上青小学进行正式谈判。谈判室位于汪氏祠东厢房一间大屋内。红二十八军全权代表是何耀榜，国民党方面的全权代表是刘刚夫。出席的还有郭副官、李区长、岳西办事处赵参谋、三十二师政训处邱处长。各项条款的执笔由李区长担任。有时在谈判之外，何耀榜还要应付国民党记者各式各样的提问、谈话。
谈判正式开始后，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双方一致同意，但对红军的集结时间、地点，分歧较大。
第一天的谈判，主要是集合地点。
刘刚夫问：“何先生提出九河是皖鄂边的第一步的集合点，那么整个红二十八军总的集合点在什么地方呢？”
何耀榜回答说：“为了部队集合较快起见，最好是立煌县和商城县。如果指定湖北和河南两省，那就只有信阳比较中心，便于集合。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不行的话，最后只有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到礼山县的宣化店一带。不过，要是在这一带集合的话，河南的部队半年内也难以集合起来；要是在立煌县或七里坪，安徽省内的部队两三个月内可以集合。而且我们还要在湖北省的黄安县、河南省的确山县、安徽省的立煌县设立办事处。”
何耀榜临来时和高敬亭有过约定，集中地点就是实际控制区。他提出我军要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以及礼山县的宣化店、黄陂站，罗山县的张家湾地区。后人都称赞高敬亭极富政治眼光和战略眼光。七里坪是创建鄂豫皖苏区的首义之地，是红四方面军的成立之地，曾是鄂豫皖苏区的核心区域，可以说是战略要地。七里坪、宣化店这一带地形、群众条件好。西、北部就是天台山、老君山，过去都是苏区。西边大山是游击时期罗（山）（黄）陂孝（感）根据地，一旦发生情况，部队能够立即进入根据地，可以防备国民党搞突然袭击。而且，这里离武汉近，便于接受中央的指示。红军还要求在三个省设立办事处，这几个地方人口稠密，便于发展武装。这既说明高敬亭同志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也说明了他高度的革命原则性。
这个问题争论得时间最长。
何耀榜说：“鄂豫皖红军和便衣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鄂豫皖三省红军和便衣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我们要你们提供交通便利，还要确保我们的集结地点。”
最后，刘刚夫说：“那还是湖北黄安七里坪比较合适，不过我还要请示。”
就这么个问题，谈来谈去拖了一天，也没有得出个结论，刘刚夫便去青天畈小街保公所休息了。国民党的先生们每天上班的时间很少，即使来了，也是讨价还价地瞎扯一阵，难得决定一个问题。
为了在谈判工作中贯彻党中央的原则，每天晚上，住在西厢房里的何耀榜，由陈明江给他诵读中央有关谈判的文件，有时要读几遍。在不违反中央文件的原则下，根据鄂豫皖的具体情况，把红军的条件在谈判桌上一一提出。
在谈判过程中，另一个纠缠时间最长的是红军的集结时间。对方借口“抗日”为重，必须从速集中，时间为一个月。而我方则坚持需半年时间。时间说长一些主要是为了安全起见，担心有诈。双方僵持不下。刘刚夫用为本次谈判特拨的电台请示卫立煌，卫复电：“为了表示诚意，我已先令第十一路军全部和黔军一个师撤围北上。对方如有诚意，亦应在一个月内尽快集合完竣，出发抗日。”刘刚夫当然知道，当时卫立煌正要去上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抗战，就想迫使红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集结和退出安徽省。高敬亭告诉何耀榜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我军驻在鄂豫皖三省，又没有通信设备，我们一个月集中不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其实按照当时红军的纪律和动员力，一个月或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全可以把所有的部队、便衣队集中起来，高敬亭是故意跟国民党磨时间。其主要目的，是乘此机会从土豪劣绅那里弄一部分钱，在民团和国民党部队里搞点武器、弹药，再杀一部分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坏蛋，同时等待中央指示。
后来经反复协商，红军集合时间定为三个月，集合地点在邻近的湖北黄安七里坪。在湖北黄安、河南省的确山县、安徽省的立煌县设立三个办事处，这是谈判最重要的内容。后来，湖北黄安的七里坪、河南确山的竹沟、安徽的立煌县，都成为中原抗战中共方面的重要支点。
在四个问题上，争论比较激烈。一是红军部队的领导问题。国民党方面认为：既然红军部队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就应属国民政府领导。红军代表坚持：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保持独立，只能属中国共产党领导，如果国民党方面不接受此条件，就无从谈判。二是红军的作战行动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只能在规定的地区范围内活动，不得超越。红军方面坚持说，抗战不分地区界限，哪里有日本人，红军就要到哪里去打。红军的作战行动不能受任何地区限制。三是红军的兵员补充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不能随便扩充军队，发展势力。红军代表坚持：人民群众自愿参加红军，红军必须吸收。群众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游击队，红军就要积极领导和支持。四是红军收容部队问题。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收容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便衣队可以，但不准留人在那里活动。红军代表表示：只要国民党接受红军方面的条件，红军就按协议执行，绝不留人在那里活动。但国民党方面必须保证，红军在收容部队时，国民党军和民团不得阻击和追击。对红军番号，则同意暂定为“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3)。因为当时中央对南方红军同意改编，但对番号名称，一时也没有想出什么好的主意。
经过反复商讨，国民党方面同意何耀榜提出的四项条款作为谈判的基础：一、应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为共同遵循的方针；二、红军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三、同意番号暂定为“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但正式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决定；四、红军集中，在三个月内完成。
关于红军部队的改编，是双方谈判的核心。鄂豫皖边人民抗日军，是经过与刘刚夫多次谈判才确定的名称。当时说清楚了这是在红二十八军部队、各路游击队、便衣队集中时的过渡名称，待部队集中整编后番号由两党中央决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曾指示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提出：“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安团。”后来提法虽有变化，但不明确。高敬亭虽然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给予的番号和任命，但保留了中共中央的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正是高敬亭的英明正确之处。
谈判一直在上青小学东厢房进行，房间虽然高大宽敞，但7月炎天，大暑节气，国民党的代表只顾摇扇解热，加上咬文嚼字，讨价还价，谈判进程相当缓慢。在谈到第三天的时候，坐在邱处长身旁的赵参谋，不知是热得不耐烦，还是因为事不关己，手脚闲得无聊，把邱处长那根靠在椅子旁的文明棍拿在手里玩弄，一用力把文明棍的把子与棍身弄开了。赵参谋左手捏着棍身，右手握着棍把一抽，突然现出又尖又亮的扁形长刀。
何耀榜眼明手快，见赵参谋抽出长刀，当即拍案而起，并大呼：“你敢动手杀人！”在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惊骇和愤怒。说着，他便将桌子一拍，拿起椅子，准备自卫。
在场众人一时大惊。
守在小学大门外的双方哨兵，闻声冲了进来，端着枪对着对方。赵参谋知道闯了大祸，吓得浑身哆嗦，不知所措。郭副官急忙从赵参谋手中夺过那根特务专用的文明棍，一再解释是误会，不要因为这影响和谈，何耀榜才把椅子放下来。
为摆脱窘境，刘刚夫对赵参谋大加训斥，并向何耀榜道歉。极为尴尬的邱处长，更是打躬作揖，连赔不是。
第五天，李区长根据会谈的成果，各给刘刚夫、何耀榜一份拟好的条款草稿。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红军代表提出的十二条条款：
1．红军的集中地点以黄安县七里坪为中心，以及礼山县的宣化店、黄陂站，罗山县的张家湾一带地区；
2．红军游击队在鄂豫皖三省设三个办事处，分别驻湖北省黄安县、河南省确山县、安徽省立煌县；
3．允许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4．释放政治犯；
5．红军的武器弹药和给养由国民政府补充；
6．驻地如有土匪扰乱或违反社会秩序者，红军有权予以镇压；
7．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交通工具由国民政府负责；
8．若有老弱、病残者探亲返乡者，所在地政府不得歧视，应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如认为可疑者，应交红军办事处处理；
9．过去被没收的红军指战员的房屋、土地，一律归还原主，被罚之款，如数退赔；被强卖的妇女，凡是愿意回原籍原夫者，当地政府应予协助，妥善处理安置；
10．红军指战员家属一律享受抗日军人待遇；
11．红军游击队在集合途中，国民党军队不得堵击或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政府负责；
12．上述条款限于鄂豫皖地区，凡属全国性的问题以及红军番号的最后确定，应由两党中央决定。
合作抗日是人民的愿望，也是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是此时国共两党共同的认识。
从红二十八军提出的十二条条款内容中可以看出，红二十八军提出的条件是充分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特别是第八、九、十条更是根据鄂豫皖边区特定历史状况提出来的。在国民党历次“围剿”中，被俘去的红军女战士、红军家属以及被强卖强占的苏区的妇女多以万计，这些妇女被凌辱被欺压过着非人的生活。条款中提出让她们回到原籍、原夫，正是代表她们的要求。苏区被“清剿”后，国民党搞了全面的移民并村，使苏区百姓房屋被烧掉，土地荒芜，红军家属财产被没收，家破人亡的现象遍及村野。条款中向国民党提出赔偿是理所当然的。
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的八项条款是：
1．不经许可不得扩兵；
2．不打土豪；
3．不破坏交通；
4．军事行动要事先呈报；
5．彼此不得报复以前战争仇恨，停止一切敌对活动，以利抗日；
6．友军集中后不得在各地保留便衣队；
7．不得在国军中发展中共党员；
8．鄂豫皖所有红军便衣队一律于三个月内到黄安七里坪集中。
条文经过宣读，双方无修改或补充意见，由上青小学校长汪恭颖，在东厢房正北一间房内用毛笔楷书誊写一式四份。
历史有时非常有趣，汪恭颖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被突如其来的国共和谈推到风口浪尖上。
汪恭颖，字巨川，青天畈人，生于1908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三职业高中，后于安徽省皖干班第三期毕业，是一个进步的热血青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家乡青天小学任教，在前一任青小学校长汪寅斋的领导下，和汪小川、汪禹鼎等从事共产党活动，组织农会，筹建武装，参加红军暴动，任霍山县南乡苏维埃土地委员。革命**过去后，他仍留在青天小学任教，并担任校长、国民党三区党部委员。他同时和红军游击队有联系，并帮助红军做了大量工作。此次国共和谈选在青天畈小学，他作为抄写人员自始至终参加，并参加了在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的签字仪式。国共合作后，他又任过岳西县河青乡中心完小教导主任、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汪恭颖在青天乡七屋、跑马岗小学任教。在极“左”的政治情势下，他本人因为复杂的出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免不了挨批斗。这段人生精彩片断保护了他，也成为他失意时期最好的回忆。教书之余，他常常绘声绘色给人们讲述当年谈判风云，说双方为了一个字“拍桌子”“吵得一塌糊涂”。由于这段历史，再加上忠厚朴实、稳重公正，人们称他“汪大好人”。他一直任教到退休，于1983年正月初五病故于青天畈，享年七十五岁。
当晚，何耀榜和陈明江找到高敬亭，迅速把青天畈谈判情况向高敬亭做了汇报，其中谈到了在岳西县城和在青天小学学生鼓乐队奏起了欢迎乐曲。高敬亭插上话说：奏起鼓乐，不仅表示对你何耀榜本人的欢迎，还表明了对红军的欢迎，这也是鄂豫皖军民三年奋斗的结果。
接着，何耀榜把条文一条条读给高敬亭听，得到他的同意。何耀榜并建议高敬亭参加明天的签字仪式：“签字前，国民党提出的条件和我们提出的条件如有不合适的地方，还可以更改。”
鄂豫皖苏区国共和谈，在皖西青天畈完成。今天我们看这个过程，矛盾、纠结、艰难、风险，可谓清清楚楚。可是在进行之前和进行之中，一切仍然扑朔迷离。
克劳塞维基说过，天才的军事指挥员要想不断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备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高敬亭的谈判决策和行动，无疑正是这两种特性的综合体现。
7月28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停战协议签字仪式。
九河在鹞落坪东面，位于多枝尖的东南麓，现属和平乡。岳西设县前，它隶属于潜山县后北乡第六区。因为这里距青天畈乡十公里，更加靠近鹞落坪大山区。1930年2月，这里的许多农民群众也参加了请水寨暴动，成为红军战士。1935年以后，这里是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主要活动地区之一。石门山、宝纛河一带的群众配合红军建立山林医院，为红二十八军养护伤病员，提供衣食药品。还有很多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成为劳苦功高的革命功臣。
这天，位于九河畈正中的朱家大屋张灯结彩，稻场上搭着高大戏台。人们络绎不绝，一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片欢腾景象。
高敬亭和何耀榜，换了一身洗得干净的布军装和布鞋，腰挎驳壳枪。随行的警卫部队，也都背上擦拭一新的长、短枪，显得干净利落。
刘刚夫率着一群着校尉军装的人，佩着军衔，走过来，脚蹬皮鞋，步履生风，确实神气。
可是在高敬亭、何耀榜看来，国民党军队这一套都是花架子，难怪他们打不过务实的红军。何耀榜向前迎了一步，双方都军装在身，自然是按军人礼仪相互敬礼，然后才是握手。何耀榜为高敬亭、刘刚夫做了介绍。
朱家大屋坐落在九河畈西边山脚下。据说，当年的九河畈正中有一穴大地，叫“水里泛莲花”，为风水宝地。从外地迁徙到这里的朱姓人家选中这块风水宝地落脚，经过几代人奋斗，建起一座坐西朝东、前后两进上下厅和十六间住房的大屋。
上午八时整，夏天的朝阳已挂在高山顶上。双方代表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步入了朱家大屋上厅堂，正式举行签字仪式。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李主任”李守义的化名，与何耀榜代表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出席签字仪式。
高敬亭和刘刚夫停下来，面对面站着，默默地动也不动，好像在努力地估计和打量对方。他们都明白：他们代表着两种敌对的思想，两面敌对的旗帜，两个敌对的世界，互相指责对方为反革命。刘刚夫甚至隐约感觉到这个“李主任”就是高敬亭。
刘刚夫首先打破这一沉寂的氛围，对“李主任”问：“高敬亭没有来？”
“他在鄂东。”高敬亭仿佛要努力捉摸对方意思似的，一面仔细地注视着刘刚夫，一面回答。
高敬亭和刘刚夫等人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为期一周的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初步实现了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国共合作。
在谈判和约上签字还有一个有趣的情节，即其他人都签名或签字盖章，独独“李主任”仅仅画了个圈，他自称不识字。其实高敬亭念过六年私塾，是识字的。据高敬亭夫人史玉清回忆，高敬亭自己讲，他过去没有读多少书，只读过几年私塾。他主要靠自学。他学习用的练习本子如果集中起来，可以堆半间房子。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看，你看不出他到底是读过几年书。
高敬亭画个圈，这是中国古代不识字的人签名画押的方式。也许因为他不好写出“高敬亭”三个字，也不愿意写“李守义”三个字，正因为如此，有人猜度他就是高敬亭。
签字结束，高敬亭、何耀榜尽地主之谊，请刘刚夫、郭副官、邱处长等一行共同进餐。宴请还是在签字的正厅举行。
上厅摆开一张八仙桌，桌上摆满农家能做出来的最丰盛的最具大别山特色的饭菜。当地党和苏维埃部分工作人员及手枪团的部分战士化装成炊事员和传菜员，在室内跑来跑去。交战的双方变成笑容满面的宾主双方，真是恍如隔世。
席中，刘刚夫又扯到黄冈战斗的事情。对手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这是他们这些卫立煌参谋部参谋在组织“清剿”战斗中体验到的。他们对此十分惊奇。高敬亭趁着酒意，脱口说出黄冈战斗是他指挥的。何耀榜担心他暴露了真实的身份，忙接过话题说：“黄冈战斗是高军长指挥的，后来因为高军长生病，就由李主任指挥了。”
可是高敬亭不买何耀榜的账，仍然放言高谈黄冈战斗如何如何，使何耀榜实难替他遮掩。显然，刘刚夫和邱处长已经发觉眼前这位谈吐不凡的“李主任”，就是高敬亭了。
据刘刚夫后来回忆：他已猜出“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李守义”就是高敬亭。根据李德保的汇报，他也知道李主任就是高敬亭。所以自谈判开始到签字时止，“高敬亭”三个字从无人提过。可是签字时不签名，不仅奇怪，并且涉及协议效力问题。协议签字后共同进餐时，在谈话中，李主任一再于有意无意中暴露出高敬亭就是他。
餐后，刘刚夫为证实“李主任”即是高敬亭，又提出：“过去在内战战场上我们是对手，将来我们是抗战战场上的朋友，合个影吧，作为此次谈判的留念。”
高敬亭说：“我没有照相的习惯。”确实，长这么大，他没有照过相。
“国共合作谈判成功，合影做个纪念。”刘刚夫边说边整队，推着高敬亭入位。国民党方面全部是军服整齐，马靴锃亮，扛着上校、中校、少校肩章。只有高敬亭和何耀榜穿着裁制粗劣的土布军装、布鞋。大家站好了，刘刚夫脸上露出幸福满足的笑容。
当摄影师镁光灯“嘭”的一炸时，时光就定了格。可是照片冲出来时，大家只看到站在最右边的高敬亭的侧面。原来在拍摄的一瞬间，高敬亭特意偏过头去，只照到了头部的侧面，可见其警惕性之高。但别人看到照片的侧影，仍然能认出这就是高敬亭本人。这张照片现在留存下来，只是经辗转翻拍，更加不清楚了。
国共两党在鄂豫皖边和平谈判成功。鄂豫皖边区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走向共同抗日的战场，大别山长达十年的内战宣告结束。
这真是天翻地覆。十几天前大别山还是剑拔弩张、电闪雷鸣，国民党调兵遣将，重重包围红二十八军，重金捉拿高敬亭、何耀榜。可是从红军方面发出倡议和谈的信件，到和平协议签订，总共只用了十多天。身上还有硝烟余尘，耳边还有枪炮隆隆的回鸣，就和谈成功了，不能不令人惊叹！
鄂豫皖实现了国共和谈。高敬亭仅凭两份中央文件和阅读过的一些国民党的报纸，没有任何有关政治、军事的上级意见作为参考，就完成了谈判，达成一个既让国民党接受，又大致符合中央的政治意愿的条款。
有人把红军长征比作地球上的“红飘带”，把红军长征留下的游击队比作“南方星火”。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才使得鄂豫皖这点革命星火，汇入新四军这支“燎原”的队伍中去，改变着中国革命的格局。
签字就餐后高敬亭即回到九河驻地。他知道，新的战斗即将开始，那就是抗日救国。
何耀榜对刘刚夫说：“我们已经签过字了，三个月内我们要把部队集中完毕。你们对我军的追击要全面停止。部队通过你们的防线，不准阻止我军通过。高军长现在在湖北七里坪一带，谈判结束后，我们要去向他汇报。请给我们一个行军路线图和护照。”
当晚，何耀榜从刘刚夫手中接过国民党方面制定的红二十八军行军路线图和通行护照纸。护照上有卫立煌的签字，并盖有鄂豫皖督办公署的四方大印。
交接完后，刘刚夫说：“我们湖北黄安再见。”
还是当晚，从九河至岳西途中，沿途乡民鸣放爆竹，奔走相告。没有什么能比和平的到来更使人兴奋了，每个人心中都充满希望。刘刚夫喟然长叹，老百姓厌恶内战深矣，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纯粹是同室操戈。爆竹不是欢送我和高敬亭，而是祈求和平愿望的实现。“清剿、进剿”，边区人民历年来为筑路建碉征工、征料、拉夫、拉公差、附加临时费等。殷富之民早已他迁，所余者多为贫苦民众，已不堪其扰。再加积习过深，守碉之部队驻守时，有勾结区乡联保长诬良为“匪”、栽赃拘罚之事，因此被逼而为“匪”者，不知凡几。现在终于停战了。九河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命名为和平乡，以纪念这个重大事件。当时很多人都把抗战开始叫作“与国民党和平”了。民族解放战争带来了民族内部的融和。人民朴素的愿景是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再不需要战争。
朱家大屋，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分给几户朱姓后人及外姓人居住。在“农业学大寨”改滩造田、格田成方时被拆了。当时签字用的八仙桌，现在放在朱氏后人朱显志家。签字用过的靠背椅，存在王祖印家。原址上朱家后人又盖起了几栋房子，但已不是当初“大屋”的概念。当年作为“水里泛莲花”标识的那块黑石头，仍默默地躺在沟渠旁。游人到此不禁感叹，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件，仿佛不应该这么平凡。连鄂豫皖革命斗争史，也只用寥寥数语，交代这件中国革命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真的是一片平凡的土地。可是，真正的平凡，也就是不平凡了。
青天畈谈判，完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大别山地区的国共和谈，将大别山融入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的征程，为大别山带来无限希望。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央正派代表寻找高敬亭之际，鄂豫皖红军却和自己的交战对手实现了和谈，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任何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都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青天畈和平谈判也不例外。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选择地处中原大地的大别山作为基地，开展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和红军，同国民党开展了十年内战。鄂豫皖苏区经历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时期，历时十年红旗不倒。现在，蒋介石窒息红军的闸门被打开了！大别山优秀儿女可以汇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舞台上，书写出惊天动地的篇章。
持续十年的鄂豫皖红军革命，在一个不太知名的地方画上了句号。和谈为国共两党搭建了一个宽广的舞台，为中国革命，为大别山带来无限希望。这是一场由小人物引发的大事件，是一场偶然条件下的必然胜利，这场胜利，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姜术堂的沟通，何耀榜的前奏，高敬亭、卫立煌的决断，刘刚夫、郭副官、李区长的热心，成就了和谈。当国共和谈成功后，那些参加者特别是红二十八军三千将士，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遗憾的是，有的参与者却被边缘化，甚至被迫害，后来的历史书写者将他们的功绩淡化甚至不予提及。
在资讯极为发达的今天，查遍能找到的字典、词典和国共两党战史，竟始终找不到为鄂豫皖国共和谈做出巨大贡献的姜术堂的简要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后来又到哪儿去。关于他的结局，后来的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参谋长李占彪回忆：他是我手下的一个连长。有关姜术堂的全部记忆便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