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带着部队在外面等我一天？”胡继亭以商量的口吻说。
“等是可以的，最多一天。”林维先回答。
跟随特务营、手枪团三分队行动的军部秘书胡继亭当晚带着一部分人和物资去天台山向军政委请示。
在七里坪北部，滔滔倒水河西岸，有一突起的巨峰，四周峭壁如削，顶峰似台，势若接天，这就是位于鄂豫两省交界的天台山，离林维先所率的特务营、手枪团三分队现在的位置不到四十华里。
天台山是一座神奇的山。有人说它是东周时期的道教神坛，有人说它是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奇峰突起，异石耸立，层峦叠嶂，风光绮丽。主峰四周皆九十度山崖，山顶却是六亩左右平地，因其“山形类台，巧若天造”，故名“天台”。了心关、坐忘台、留月岩、宾阳壁、抚松岩、披云峰、探奇窟、卧龙洞、作霖池、告天炉，即为天台十景。“离垢”“息缘”“达天”，通往天台顶额三座石门的题壁镌刻，至今手迹犹存。
从红军革命初期，这里就是革命的中心地。她是革命星火的点燃地，最困难的时候又是革命星火的保存地。早期的戴克敏，红四方面军前期的徐向前，红二十五军时期的沈泽民、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现在轮到红二十八军高敬亭在这里藏龙卧虎了。
高敬亭的隐身地是很秘密的，他的住处也只有少数团以上干部知道，极精确的位置也只有胡继亭这些贴身工作人员知道。高敬亭此时在天台山高峰南边脚下一处山湾，名叫高山岗，这是个几户人家的古老鄂东式村庄，全为砖墙瓦房，前面有塘，后面有山，四周毛竹成林，树木茂盛。高山岗在红军革命时做过各种机构的住房。1934年春，红二十五军钱信忠等人还在这里设立过红二十五军总医院。
林维先率部队在高家湾、方家湾等候一天，寻找高政委的愿望更加强烈。他知道四周都有敌人，可知道得不是那么具体。林维先不知道卫立煌和南京国防部派到鄂豫皖边区的巡视员袁德性指挥的三万五千余人，将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五百余人重重包围起来了。敌人想搞个十面埋伏，把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这个主力中的主力，来个一网打尽。胡继亭、林维先停下来这一等，正中卫立煌的下怀。
林维先和胡继亭完全不知情，轻率地迎接了这一实力悬殊的战斗。这一次血战是极其残酷的，最初几小时战斗是在胜负互见的情况中过去的。
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在高家湾、方家湾地区等了一天，六个团的敌军已步步逼近，合围之势逐渐形成，可是还不见胡继亭同志回来，也得不到有关天台山的任何消息。风声一阵比一阵紧，不论是天台山、特务营还是手枪团三分队的处境，都使林维先焦急不安。虽然天已黑了，林维先仍然站在高家湾的山顶，向天台山方向瞻望，希望前面向他走来的人就是胡继亭，或者是胡继亭派来的同志。可是每次来的人都是当地的便衣队员，一会儿向他报告敌人距此只有三十里了，一会儿又报告只有二十里了，最后报告：现在四面都是敌人了。
作为此战指挥的林维先，知道自己暴露了，被包围了，处在这种被动、不利的局面，虽然心里急得上火，可是没有拿到脸上来。客观上讲，因为与军政委约定了会合时间，他要守时——手枪团余雄团长、小师政委方永乐被“肃反”，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守时；明知不应在高家湾停一天，若当时一面派人向军政委报告，一面让部队立即转移，就不会陷入敌之重围，仍有可能跳出敌之合围。可是谁敢承担违约的责任呢？
前后都是敌人，腹背受敌。兵书上说过，现在算是知道滋味了，而且是十面埋伏。林维先知道眼下干部战士都指望他了，自己千万急躁不得。特务营、手枪团从成立那天起，还没有遇上过这么恶劣的情况，今天算是碰上了！他一定要带领这支部队冲出险境。
山风突起，乌云翻腾，闪电像赤练蛇带着火花在空中飞舞。一声炸雷，大雨瓢泼似的浇了下来。林维先快步来到漆德庆和李世炎面前，商议了一下，决定走，连夜冲出敌人包围圈，向西南大坳口方向转移，把敌人拖走。
林维先命令部队折返经黄安县长冲、张家河向打鼓山、古峰岭方向突围转移。
9日晚部队冒雨前进。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天昏地暗，真是张嘴不见牙，伸手不见五指。震耳欲聋的雷声，在山谷中响个不停，四野的瀑布奔腾喧嚣，犹如千军万马，一切的声响都被雷声、雨声和流水声淹没了。这样的雨夜虽然便于红军隐蔽，但也给红军带来了无比的困难。在崎岖的山路上行军，前面的人走了，后面的人时时可能失去联络。战士们只好把绑带解下来，大家拉着绑带鱼贯而行，一步一停留，一步一摸索，整整地摸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雨停止了，部队到达打鼓岭、古峰岭之间地区，准备通过封锁线，西渡倒水河向礼山县河口镇方向转移时，发现敌人已封锁了黄安至七里坪的公路。手枪团三分队在打鼓岭东侧与敌接触，敌约两个团的兵力立即铺天盖地地向红军猛扑过来。
林维先发现渡口已被封锁，河的两岸都有敌人。林维先习惯地看看四周，发现地形对红军非常不利。这是极其可怕的。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脸上的碎麻子变得发红。这时，漆德庆同志赶到队伍前面，观察敌情。林维先对他说：“老漆，过河不行了，前后都有敌人，只能沿着河向北突，掩护部队折经东岳庙向瓜儿山方向转移。那儿地形对红军有利。一定要设法在敌人合围之前突出去。”
“看来，现在只有这一步棋好走。”漆德庆心情沉重地回答着林维先。说着，前面就接上火了，机枪声、步枪声响成一片。
大家跑了一段，林维先停了下来。他喘着气对漆德庆和李世炎说：“ 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带队分头突围。”
“我留在这儿！”漆德庆说。
“不，你们走，我留下来！”林维先坚持着。
“林团长，这无论如何不行！如果我们死了，你可以继续领导战斗。你死了，我们就完了！”李世炎说。
“不，有高政委！”林维先看了看大家，说，“突围，突围出去一个是一个，到高山岗找高政委！”
于是，林维先果断命令：李世炎带着手枪团三分队为前卫，漆德庆率特务营次递前进。他自己留下特务营四连一个排断后，占据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同志们都知道情况紧急，不是你推我让的时候，前面的情况也不明，是吉是凶不明，所以大家都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林维先两次率一个排断后，用一个排的人枪顶着打，掩护全军。
这也是一个让人费解的地方，在主力遭敌前堵后截的危急形势下，主要指挥员不应带一个排打掩护，应随主力行动，加强对部队的指挥。殊不知，此时的林维先不是为生而战，而是为死而战。
留下的这个排也知道是凶多吉少，可是他们不但毫无惧色，而且怀着兴高采烈的神情去迎接战斗。这个排为了挽救全局，准备牺牲。
一排子弹呼啸着飞过头顶，一股敌人在倒水河对岸与红军并行北上，并有一股敌人在火力掩护下渡河准备向红军发起攻击。幸好雨后河水猛涨不能涉渡，敌人划来的小船和小筏还没有到河心，船上和筏上的敌人就被红军打落水中，余下的逃回对岸。
林维先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在河边同敌人对抗了十来分钟，背后响起了枪声，尾追的敌人到了，红军腹背受敌。林维先估计河对岸的敌人一时不会过来，准备赶快撤走。
尾追的敌人来得更快，黑压压的一大片，像放河鸭子似的向林维先的掩护部队扑来。
决不能让敌人冲上来，同他们胶在一起就无法脱身了。于是，林维先命令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扑上来的敌人被打倒一片，没有死的吓得往回窜，迎接他们的也是一阵枪声，原来敌人的督战队在督战了，督得后退的敌人又回身向红军冲来。这时，敌人的轻重机枪像开了锅似的射击红军阵地，把阵地前沿的泥土翻卷了一层，好似犁过一般。掩护部队好几个同志牺牲了，火力越来越单薄，既要狙击背后敌人，又要监视河对岸上的敌人，真是难以支撑啦！林维先一边指挥部队抗击敌人，一边观察周围情况的变化。心想，手枪团三分队也该走远了，漆德庆带着营主力大概已脱离险境了吧？掩护部队可以撤走了。
敌人真疯狂，看到红军兵力少，他们分成无数小股，漫山遍野地向红军拥来，枪弹在林维先他们头上啾啾乱叫，打得树叶子噼里啪啦乱响、乱落。敌人狂叫“抓活的，抓活的！”“不能让他们跑啦！”，企图用气势慑服红军。
林维先骂道：“娘的，机枪、大炮都不怕，几声狗叫就把人吓唬住了。”再看身边的同志，不足二十人了。林维先又重新把兵力组成两个班，交替掩护撤退，并要求同志们不要随便打枪，等敌人靠近时，尽量用排枪杀伤敌人。就这样，掩护部队边阻击，边撤退，又有几个同志牺牲了。
林维先身边的战士愈来愈少了，敌人愈来愈近了，脚步声愈来愈响了。敌人真的想抓活的了。林维先心里想：“来吧，驳壳枪里还有满满的一条子弹，至少要你几个……”猛然间林维先立住脚跟，返身一枪，把紧跟他的一个敌人打了一个倒栽葱。接着又一枪，又一个敌人应声倒地。惊得其他追赶红军的敌人愣了半晌。掩护部队乘机往前奔，一口气翻上一个山头。
刚下山，山下又出现了一排敌人，掩护部队也不管这些敌人是从什么方向来的，朝他们打了几枪，便离开大路，横山而跑，子弹在林维先头上、身旁吱溜吱溜地乱飞乱叫，有一颗子弹从他耳根底穿去，这颗子弹是对着他的脑袋来的，把前面一块岩石打得直冒黄烟。掩护部队知道前后都是敌人，前后的大路无论如何是突不出去了，趁敌人还没有追上来，三步两步地窜进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洞内全是一人多深的茅草，他们一头钻进茅草丛里，清点了一下人数。包括林维先在内，这一组总共只有六个人了。喘息之间，敌人赶到了，大声嚷道：
“红军呢？红军哪里去了？”
“刚刚看见，怎么不见了？”
“难道飞了不成！一定藏了起来，搜！”
敌人盲目地向茅草从中打了一阵机枪，又向沟里打了几颗手榴弹。林维先等人藏在山洞里，紧紧靠在石壁上，持着枪，屏息敛气，任凭敌人机枪扫，手榴弹炸，一动也不动，每个人手里紧握着手榴弹，把拉弦拉在手指上，两眼盯着洞口，准备同前来搜山的敌人最后一拼。
林维先和掩护部队藏身的山洞外面，出现了许多敌人。都知道附近有红军，各路敌人如同闻到了甜味的苍蝇，都想飞来尝尝，可是又怕被糖粘住脚。便在山上大喊大叫：“‘红匪’，看到了，在那里，快出来，快出来，不出来老子开枪了！”有河南话、湖北话、陕西话和贵州话，还有安徽话……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林维先尽力克制着自己。
林维先就怕同志们沉不住气，于是向他们看一眼。他们也正用眼光向他提问：“是不是拼了？”
林维先连忙用眼神制止，要他们听命令行动。此时，林维先仿佛听到战士们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其实他自己的心也正跳得厉害。双方僵持了半袋烟的工夫，敌人又喊了：“出来，我们优待俘虏！”
敌人瞎喊了一通，红军根本不理他。一个敌人试探性地向另一个敌人说：“走，到山洞里去搜！”
“搜！你真他妈活得不耐烦了。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进去有你好喝的！”这个敌人回答。
“是啊，几个‘红匪’有什么油水，前面有大股红军，要捞洋财到前面去。再不去什么也捞不着了。”这是第一个人的声音。
追赶林维先等人的敌人就这样泄气地走了。林维先他们在山洞里，一直蹲到天黑才走出山洞。在当地便衣队掩护下，去寻找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
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由大坳口突围到瓜儿山，又错误地判断敌人只是一路尾追，因而想利用瓜儿山有利地形伏击敌人。结果反被数十路敌人包围，主动权完全丧失。11日拂晓，敌在迫击炮炮火掩护下向瓜儿山发起进攻，红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双方都有较大伤亡。瓜儿山战斗打了一天一夜，打到第二天下午，红军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瓜儿山四周躺着无数的死尸，也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同志。最后，手枪团三分队和特务营不得不分散突围。
对于支队作战的林维先这一“支队”来说，这次亏吃大了。
部队被敌冲散后，没有有效的指挥联络。可红二十八军到底是久经阵战的红军老部队，红军的政治责任感促使他们各自为战。各营、连、排、班长甚至战士，主动地各尽所能地领导部队逐次抵抗。除少数零散人员和负伤的同志分散隐蔽在就近地区外，其余部队大致分三股行动。
第一股，特务营营政委漆德庆率营主力一百九十余人乘隙突围，且战且走，向杨真山方向转移。当部队行至杨真山南侧约两公里的仰天窝时，又遭敌拦截。红军指战员奋勇冲击，端着机枪向敌群扫射，毙伤不少敌人，而后突出重围向东南方向转移。
第二股，手枪团三分队队长李世炎率部分人员经瓜儿山西北侧、熊家嘴，向老苏区天台山地区转移。途中手枪团三分队收拢突围出来的战士一百余人，回到高敬亭的身边。
第三股，林维先率领的掩护部队四连二排，在东岳庙西侧与主力隔断后，即沿宋家冲、祝家边向张家河方向转移，进到张家河南侧时，又遇到敌人的拦阻，二排英勇突击，歼敌一部，红军牺牲三人。
特务营、手枪团三分队骨架都在，幸存指战员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全部扔掉，自觉地归队！用游击战的战术分散突围，然后又集中起来，这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能做得到。
瓜儿山之战，是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严重的一次损失。鄂豫皖三年游击战后期，由于手枪团经常分散活动，特务营成了取代手枪团的“特种部队”，战斗力很强。作为红二十八军三支机动部队之一，进行过许多重要作战行动，从来都是以少胜多，自己损失很小，战绩亦相当出色，可是这次特务营遭受到严重损失。主观上讲，副团长林维先确实出现对敌军判断失误，没有估计到敌军总兵力超过自己太多，临机处置不当，使特务营在黄安县的瓜儿山，被数倍于我之敌军打散。在后续突围战中又陆续损失，使原来有四个连、近五百人的特务营，最后只剩下不足二百人，步枪丢失三分之二，轻机枪也损失了六挺。这可是红二十八军的精华啊！瓜儿山失利，对红二十八军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不过，林维先在组织撰写红二十八军战史，写到这段历史时，没有诿过于人，而是承担了责任，体现了一位老将军的高尚品格，赢得了战史和后人的尊敬。
林维先承担了责任。可是有人认为高敬亭责任更大。瓜儿山失利，林维先是机械地执行与军政委会合的指示，很多同志对高敬亭过度强调纪律这种做法是很有看法的。
作为后人总结经验，可以这样说；但对这个有点“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也有人不赞同。在当时情况下，林维先敢不执行、能不执行高敬亭的指示吗？而且，高敬亭这种要求虽然有点机械，但也不无其道理，那种残酷的斗争形势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纪律，甚至可以说是严酷的纪律，怎么维护一个部队的战斗力？
说到红二十八军的战斗力，通过这次战斗我们可以感受到老红军确是中国素质最好的一批军人，是最可爱的人。特别是这批二十八军的老战士，可谓以一当十，百战百胜。在红二十八军这次战斗中，红军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指战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能突出敌人层层包围，并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这充分体现了红军指战员临危不惧、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顽强战斗的意志力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在我的工作和写作经历中，我看到的许多让人尊敬的老红军，在合肥的南京军区第二干休所、六安的二十四户、金寨的红村……有的还是战史上记载过的叱咤风云的将军。可是他们在生活中看上去就是普通的农民，参军前几乎都没有军事经验，很多人文化水平较低。年老时，他们更像一个农民，和我在大别山农村见到的老人没有区别。比如说这次带队突围的特务营政委漆德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漆德庆，1907年生于现安徽省金寨县斑竹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商南立夏节起义时参加革命。由于作战勇敢，从机枪手到机枪排长，历经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从特务营副营长到营政委。抗战初期起，任过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第一团团长，以后就因为多次负伤身体差，担任中南军区二十三疗养分院院长，再后来因年龄偏大等原因，没怎么工作了。新中国成立后很早就退休了。与漆德庆同级的林维先中将就不说了，在一起工作、比他职务低的李世炎、李世安、李士怀、张宜爱等，起码都晋级少将，连姚天成也是大校，漆德庆授衔时才是上校。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漆德庆还在合肥干休所的家里养猪，当时这种做法在群众中还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职的干部也不以为然。可是在1937年6月，特务营在瓜儿山严重受挫，部队士气已开始出现问题，开小差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但漆德庆独自带着近两百名红军，奋力冲出了重围。当时，特务营那两百号人，实际上是漆德庆一个人当头头，漆德庆带着建制已经散乱、士气不高的这群人，在黄冈、黄安、麻城几个县的边界，行军几百里，边战边走，数次遭遇险情，甚至几乎再度被敌军包围……他带出的人中后来出了十几个将军。像漆德庆这样的干部，就是优秀的干部之一，不仅作战勇敢，有指挥营、团单位作战的能力，政治素质高，而且革命意志坚定，在最艰苦的时候，这种人多一位，就可能为革命保留几十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火种。这就是我们的红军战士。红军革命岁月，把他们锻炼成具有崇高理想、深厚阶级感情的，为了神圣的解放事业甘洒热血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
1937年“三个月清剿”时期，是鄂豫皖苏区敌后游击战最艰苦的时期，但其实也是最后胜利到来的前夕，或者叫作“黎明前的黑暗”。然而，在当时对外部情况完全不知情的条件下，作为当事人的红二十八军指战员们，更直接的体会是艰苦与黑暗，是希望越来越少，而不是“曙光就在前头”。所以，在主力部队特务营、手枪团三分队瓜儿山遭遇重大挫折之后，一些曾经坚持了近三年艰苦斗争的人，终于熬不住最后的关键时刻，离队了。
当时从师政治部宣传队下到特务营的姚天成回忆说：“那个春天，我们是转移、突围，突围、转移。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瓜儿山战斗一打响，听到国民党军队的密集的枪炮声，我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兵，就都知道这将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战。作为部队总负责人的林维先，也知道此战凶多吉少，所以他不考虑主官要对战局负全责的要求，竟然一个人带一个排负责掩护。其实我们都多少有点明白，如果这一仗出现重大失利，军政委就要拿林维先是问，必然是凶多吉少。林维先是不是在学着一年前方永乐用‘求死’的办法，换取个人名声的保全，当时我们心中都有一点点疑问。”姚天成回忆说，“但是，林维先这种做法，又同时使我们感到部队已陷入了绝境。毕竟，打了三年敌后游击战争，那种无一日不走、无一日不战、无一日不牺牲的难熬，在1937年4月开始的‘清剿’中，可以说几乎达到了极限，已经超过了多数人的忍耐力。而连打几个失利的恶仗，就更是使许多人感到部队已经进入绝境。瓜儿山失利，特别是特务营损失一多半的官兵，步枪、机枪都损失了一半以上，许多人私下都在想：‘这次是真的完蛋了，彻底失败了！’其实，在瓜儿山失利前，就开始出现了少数开小差的人，还有一些人，由于参加红军时间长，回家无望，所以总要千方百计离开，或无法忍受最后的艰难困苦离队而去，有的是跑到便衣队去。而反过来看，当时能最后坚持下来的人，就都是革命意志最坚强、对共产党胜利最有信心的人。”
1937年6月中旬，敌人最为痛恨的“最强悍之林大麻子”林维先这个排在摆脱敌人后经张家湾、熊家嘴向高家湾、方家湾方向转移，还是准备靠近天台山，和高敬亭会合。
途中，林维先听到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遇挫的消息，心中万分难过。他的心在痛苦地抽搐着，他在反省自己。
高政委把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交给他带领，他没有带好，部队受到了损失！
当然，从客观上讲，敌人过于强大，红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主观上也不是没有问题，损失并非注定不可避免。明明知道敌人的“清剿”而不立即跳到外线去，反而机械地执行到天台山去找军部会合的命令，丧失了主动权。到了天台山外面，又不立即行动，耽搁了一天，使敌人得以乘我之隙步步紧逼，使本来处于被动地位的红军，更加被动了。战士们虽然英勇顽强，也无法挽回败局。
军人在战场上求死是容易的，求死却生却很少见。林维先这次自己率一个排殿后应该是很成功，可是作为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联合作战支队最高指挥官，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有客观原因，但他自己有直接指挥责任是肯定的，加上本来就被“肃”过“反”，心里是极其复杂、矛盾的。而这也往往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因为很可能不是被敌人杀掉，就是被自己人杀掉。有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动摇，选择了逃跑，甚至是叛变。这一次，林维先心情沉重到了极点：高政委信赖地把特务营和手枪团一个分队交给他，这两支部队可以说是二十八军的精华，可是现在战败了，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尽管战败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可是无论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这个最高指挥官都有着直接责任。何去何从？他面临人生最严峻的考验。大败而回，高敬亭很可能枪毙他。林维先几经考虑，他在心中暗下决心：“就是掉脑袋，也不能当逃兵！”一定要找到高敬亭！
鄂东北失利之三：三百黄冈子弟的覆灭
在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转战鄂东时，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一营和新二营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作战。
4月中旬，二四四团第一营到黄冈大崎山，根据高敬亭的命令，将由蕲春、黄梅、广济一带红军游击队组成的黄冈战斗二营改编为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第二营，由于是刚组建的，又被称为新二营，随第一营活动。这也是高敬亭上次对他们的承诺。新二营为清一色黄冈子弟，改编后随二四四团一营在黄冈地区活动。不久，一营过平汉铁路西，跳出敌人“清剿”圈，去信阳、泌阳一带外线作战，牵制敌人；新编第二营游击于罗田、英山之间。
1937年5月23日，一营和新二营这一路，由天台山出发，到达黄陂县西北约三十公里之冯家河地区，两个营合作打了一个胜仗，消灭湖北省保安第一团一营一百多人，其中打死敌连长以下三十六名，缴获武器弹药一部。
红军一营和新二营在冯家河战斗后，转到广济、蕲春一带游击，而后，一营和二营分头行动。一营过平汉铁路以西，攻克了一些集镇和围寨，歼灭了多股保安队和反动民团，在随县柳林镇袭击了联保处。新二营在平汉铁路以东活动，6月4日折回大崎山，接着返回天台山区，与军部会合。
二四四团一、二营此次平汉路两侧活动，正处在敌“三个月清剿”准备、调兵换防之时，故这两个营活动自如，并抓住战机，在地方便衣队、游击队的配合下，打击了沿途许多地方反动据点。
可是不久，高敬亭就感受到卫立煌的重压。面对敌人重兵“清剿”，在鄂东的部队不断受挫，形势极为不利。在天台山，高敬亭心急如焚，黑黄的脸已变成黑色，三条深深的皱纹，在两眉间紧皱着，眼睛里的焦急，使大家感到紧张和焦虑。
高敬亭把二四四团一营营长杨克志、营政委曹玉福找来商讨该怎么办。
两人一致认为还是分兵打到包围圈外去，才有可能调动敌人，从而缓解危急。高敬亭想了想，望着杨克志说：“这个任务交给你怎么样？”杨克志和曹玉福，一个曾是他的秘书，一个曾是他的警卫员，高敬亭对他俩比较信任和了解。
杨克志一怔。他知道这意味着不仅要冒死突围，而且要保存力量在外围狠狠打击敌人，责任重大。但危急时候，义不容辞，他说：“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好。我命令你率红二四四团第一营和第二营突出重围，打到平汉铁路以西去开展游击，主要任务是跳出敌人合击圈，转入外线，并大力活动，多打城镇，以分散敌人兵力，牵制敌军行动。同时在地方党的协同下，巩固发展鄂豫边桐柏山根据地。如果此次大别山区被敌占领，我们可以将那里作为红二十八军的第二个作战根据地。”
6月12日，上午九时许部队集合，高敬亭讲话后，部队吃点干粮即出发向西南方向前进，到了铁路附近。下午三时部队停下做饭，准备待黄昏时越过平汉铁路。为防备袭击，杨克志派出一营二连四班在来路方向一个山头上设军事哨，二连长李祥魁带哨，还带了一个号兵。准备饭后部队趁夜色出发。
没过多久，敌人追来了，红军以第一营在前、新二营在后，班哨随二营尾后跟进，向铁路冲击。还未过铁路，即在门坎岭以西遭到国民党军第一〇二师二个多团的围追堵击。第一营奋勇拼杀，向西冲过铁路；新二营被敌割断，被迫向东南方向转移，一营的班哨跟随新二营活动。当晚，到达罗山县铁铺附近红军便衣队所在地宿营。便衣队给部队送来了布鞋，还杀了猪慰劳二营。同时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一营二连四班改编为营手枪队，有三十余人，李祥魁任队长。
离开了一营的新二营，这个应考准备还不够充分的新兵营，就这样走上了卫立煌“三个月清剿”这一严酷的考场。
13日拂晓，新二营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行至韭菜岩、门坎岭遭敌一〇二师一个营部队和当地地方武装的堵截，营长李德寿令手枪队和六连占领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营主力及四、五连另路转移。手枪队和六连掩护部队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后，弹药消耗殆尽，不久敌人主力赶来，部队遂分路突围。这次战斗，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六连和手枪队部队亦有很大损失，有的牺牲，有的被俘，只有三十余人在队长李祥魁率领下突出敌之包围，当晚转到头天宿营的铁铺附近找到便衣队。第二天上午由便衣队同志带路，在罗山县长岭岗附近找到罗陂孝特委机关。后来少数同志留在特委机关，大部分同志回到老苏区。
新二营没有冲过铁路，而且还被敌人冲散了。营部带着四、五两连在茂密的山地森林中突围，没有人烟，没有道路，部队披荆斩棘攀越山林，行至天黑，又遇暴雨。下到新二营的政治部宣传员朱国栋和营长李德寿待在一起。当时下大雨，俩人各打一把油纸伞。在山林里待了一夜，然后就摸索着向西北方向前进。大雨落个不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致使有些同志失掉了联络。直到第二天，也就是14日上午，在一座深山密林里，碰巧遇到罗陂孝特委机关，他们大约有二十多人，都住在帐篷里。部队到达后，特委机关还专为部队拉了几顶新帐篷，并派出工作人员，沿部队来的方向寻找失散的指战员。部队在该地集合休整一天半，都是由特委提供大米和咸菜。
15日傍晚，部队出发进入罗山县平原地区。16日由周党畈渡过竹竿河，17日进入光山县境。此时部队基本集中了，收拢起来二百多人。原计划当晚越过潢河沿着大别山的外围进到商南地区，但因潢河河水暴涨，找不到船渡河，于是部队折向西南，18日凌晨转到光山县白雀园西南山地，进入森林里隐蔽了一天。
朱国栋回忆：这时，从山上观察到山下平畈的敌人频繁调动，到处乱窜，大概是准备“进剿”红军，形势十分紧张。下午营长李德寿发生动摇，在山上森林中一个庙里脱下军装，留下驳壳枪和怀表，乘隙私自离开部队开小差跑了。他可能是想表达“部队给我的东西我不能带走，否则就给部队造成损失”的意思，这还算是有一点点良心吧，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营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在大敌当前之际，临阵逃脱，造成新二营被消灭，这个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李德寿的罪过说起来是不小的。李德寿与朱国栋还是一个乡的，革命的资格比朱国栋还老。他的文化比漆德庆还高，可是漆德庆在特务营能做到的事，李德寿在新二营却做不到。遇到残酷的环境、复杂的斗争，他没有经受住考验。只不过他守住了底线，没有背叛革命后来回乡一直务农。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红军流散人员进行追认，他写信求助时任长沙铁道学院党委书记的朱国栋证明，“红流”身份得到确认。
晚上部队转移到光山县境东南茅草尖山里，在那里休息一夜。五连指导员带排长、班长和三个战士携带自用的武器和一挺轻机枪溜走了。他们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光山便衣队去了。直到国共合作整编时，才回主力。
21日上午，敌人又追上来了，部队随即向东南转移，突破了商南一道碉堡林立的敌人封锁线，晚上进至经扶县沙窝、商城县余集一带宿营，没收该地两家土豪，杀了几头猪给部队改善生活，搞了一批粮食准备了干粮。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向东南行进，十点多钟又遇敌人堵击，营政委吴绍先带一个排在后面掩护部队撤退，被敌人包围，后分散突围。吴绍先离队回到大悟县河口镇家乡务农，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参加工作，任河口镇服务部经理。这时营的领导干部只剩下副营长陈德茂一人了。在那种极端艰难的情况下，陈副营长心里很是焦灼，更显得沉默寡言。部队继续向南行动，22日部队到达麻城北部一个山区宿营，第二天前面部队渡过福田河，进入河边一个桃园时又中了敌人十一路军一部的埋伏，红军当即同敌人展开激战，前卫部队英勇冲杀抢占了桃园，击破了敌人的埋伏，掩护后面部队全部渡过了河。这次战斗，毙敌三十余人，新二营也受到损失，只剩下百余人。
部队在麻城县东南活动了三天，来到黄冈大崎山北边，活动了两天。一天晚上，准备越过罗田至塍家堡的封锁线下的公路，再到英山、霍山、潜山或者到鹞落坪一带寻找高敬亭。当部队行至山下找了老百姓一问，得知塍家堡公路一线驻扎了很多二十五路军部队。于是二营又任意地向附近的山峰和丘岗退却，折返山上周旋了一天。当天晚上黄冈籍的战士逃走了一些。第二天晚上，二营准备越过麻城至黄冈的封锁线，到黄冈大崎山区找便衣队，但部队刚行至封锁线下面的一条河边时，被碉堡里的敌人发觉，向红军开火拦击。部队撤回来，乃转向东北方向走了两个多小时，停下来做饭吃，凌晨三点多钟部队转移到麻城县卢家河附近山上的一个大庙里休息，准备搞清敌情后继续越过封锁线去黄冈地区。
这真是一个败笔，部队处于极度疲劳且危急之时，未选择隐蔽的山林或垭口休息，而住进庙里，忘记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虽然放了哨，但因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哨兵也睡着了，带路的向导也跑了。第二天早晨七时许战士们被枪声惊醒，敌人已经包围了大庙，在南面山头上架起了机枪，并有一小股敌人已冲到庙前，用机枪堵住了大门。新二营陷入致命的重围，这些红军战士知道自己没有脱离险境的可能以后，就决定勇敢无畏地战死，他们以从来未见过的勇猛气概奋战了一上午。他们几乎全部牺牲了，也使敌人遭受损失。从侧门突围出来的一部分指战员，也受伤或被敌人冲散。石裕田同另外几个战士带挺机枪冲了出来，其他人也还零零星星冲出来一些，各自化装成老百姓找便衣队去了。新二营最后就剩石裕田、朱国栋、一个机枪手和副营长等七人突围出来，到鹞落坪找到高敬亭同志。
仅两个月，未经大的战斗锻炼，再加上领导弱，营长动摇离队，营政委失散，只剩副营长一人指挥且有失误，一个由黄冈三百余名子弟组成的营，在抗日战争来临之前，就这样消失了，没有带出来。
此时，也是红二十八军建军以来主力部队的最低点，全军只有三个营级编制单位。
五 鄂豫皖牵手鄂豫边
杨克志、曹玉福率二四四团第一营冲过铁路后，跳出敌人包围圈。这支部队在鄂豫边区的作战，成为1937年春夏之交红二十八军反“三个月清剿”的一个亮点。
一营自6月中旬于应山县东篁店以南越过平汉铁路，随后在应山、钟祥、京山、枣阳、桐柏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先后歼灭湖北保安第二、第十团各一部。而后从应山县北部进入信阳县境，7月中旬在信阳县吴家尖山（现属平桥区，下同）地区，与周骏鸣率领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会合。
说到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不能不说到周骏鸣。
周骏鸣，身高近一米九，人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他是河南确山西四十华里的石滚河乡焦老庄人。1903年2月出生在一个殷实的耕读世家。算命先生说他是大富大贵之命，占了四个卯字，即卯年卯月卯日生，小名卯中。他七岁上学读十年孔孟书，1919年投笔从戎，先在上海豫军系统靳云鄂师当兵，以战功逐步提升为少校团副。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加入冯玉祥二十六路军七十五旅任营长。参加北伐战争。蒋冯阎大战后，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投奔蒋介石。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见营以上军官，训了话，营长送三百元，团长送一千元，旅长送三千元。然后部队乘船去江西“剿共”。由九江到南昌蒋介石又送一笔钱，然后开赴赣南苏区参加第二次对朱毛红军的“围剿”。该部半年前还在中原地区与蒋军血战，现在调头去充当蒋军炮灰，转变实难。国民党军中的黑暗和腐败使周骏鸣感到痛苦和厌倦，他看清了旧军队根本不是保国为民，而是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本质。军阀之间今天讲和，明天开打，打来打去，打出了一个“九一八”事变，丢了东北。此时，正在江西宁都“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因为受到根据地民主改革和全国抗日怒潮的影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极为不满，于是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人的领导下，于12月24日在宁都率全军一万七千余人举行了武装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行列，组成红五军团。周骏鸣起义后为红五军团的团长。
起义部队改编后，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集中学习整训。在瑞金整训期间，周骏鸣和朱德总司令有过交往。当时中央执行共产国际“要兵不要官”的过左政策，提出对白军军官要控制使用。周骏鸣在瑞金由于水土不服，长期患病拉肚子，于是他请求朱总司令准许他回河南老家干革命。朱总司令听了周骏鸣的要求，当即表示同意。临别时，朱总司令对周骏鸣叮嘱：“回去后还要革命，中国只有革命啊，其他毫无出路！”
想到今后的革命之路，周骏鸣问朱总司令：“我回去后怎么干？”
朱总司令笑着说：“打土豪，分田地嘛。”
周骏鸣说：“我回去后谁来领导我呢？”
朱总司令说：“你先干起来，然后就会有人找你了。”
周骏鸣回乡闹革命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临离开根据地前，组织上送给他六十元钱做路费。
周骏鸣回乡了。因他在部队做官，一年多来寄回家的薪水约四千多元，这在整个确山县都是轰动的。他父亲曾经当过区长，仍想活动让他在县保安队工作。周骏鸣当然不会再去做这种事情了。他虽然在部队当了官，又挣了很多钱，但回到家中毫不摆架子，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家务农，以便找到共产党。他每天早晨很早起床，挑起粪筐到处去拾粪，或做其他劳动，因此得到乡亲们的好评。他走到哪里都有许多乡亲围着问长问短，打听苏联和共产党的事。
在老家一年多，始终找不到当地共产党。为了引起当地共产党的关注，周骏鸣缴了几个山寨上的枪，组织了几十个人发动了农民暴动，在一个夜里把自己的劣绅八叔打死了，并缴了他的枪。这场暴动很快被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派兵镇压了。但周骏鸣成了社会轰动的背叛地主剥削家庭的革命者，引起了党组织的关注。
1933年7月，中共确山县委书记王国华，在驻马店北约三华里的王楼找到了周骏鸣。第二天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区委书记。因为他担任过中央红军的团长，几个月后接任中共确山县委书记。他曾去汝南县、郑州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4、5月间，周骏鸣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河南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同年夏周骏鸣到鄂豫边游击根据地，任中共鄂豫边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工作。
1934年夏天，因为豫南中心县委书记被捕叛变，影响到河南省委安全，省委人员陆续撤离或调苏联学习。周骏鸣本来也在去苏联学习之列。12月河南省委同中央联系的省委秘书长兰德修被捕，周骏鸣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1935年3月间，周骏鸣在漯河被捕，被押到开封，与兰德修同关一个屋。为揭穿叛徒组织“假省委”的阴谋，周骏鸣同兰德修商议后写了“悔过书”，在监狱住了五个多月后出狱。这使他失去了与红二十八军西征见面的机会，也成了以后连累他一生的政治包袱。
1935年8月，周骏鸣出狱后任鄂豫边工委委员，负责军事工作。1935年7月15日，新成立的鄂豫边工委在平氏县白莲洼召开唐河、泌阳、新野三县县委和桐柏山特支参加的工委扩大会议，研究在鄂豫边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具体计划，请红二十八军伤员红军王连长介绍开展游击战的经验并部署成立游击队问题。由于会议期间走漏风声，桐柏县国民党民团包围了会场，三个县的县委书记和七名红二十八军伤员被捕，并惨遭杀害。因而在桐柏山区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活动计划受到破坏。
1935年8月，鄂豫边工委与豫南地区党组织合并改为鄂豫边省委，张星江为书记，周骏鸣任省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周骏鸣选择了信阳、确山、桐柏及泌阳四县交界的铁幕山（今天目山）一带为发动游击战争的地区。周骏鸣来到桐柏山脉东侧、铁幕山南麓的信阳西北约九十华里吴家尖山(4)，准备组建红军游击队。吴家尖山位于淮河上游北岸、豫鄂两省四县（信阳、桐柏、确山、随州）结合部。这里重峦叠嶂、岗岭纵横，站在牛湾村麒麟山上，鸡叫“听三县”，属“三不管”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吴家尖山，整个村子都姓吴，村后有座馒头状的山尖，故得名。早在1925年4月，吴家尖山在武昌董必武创办的“启煌中学”上学的学生吴仁甫，经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后，受董必武指派回到吴家尖山，在吴氏祠以办学校为名，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斗争，点燃了吴家尖山的革命烈火。1934年1月，在吴仁甫家成立了“中共鄂豫边区临时工委”，书记张星江、副书记王国华、组织委员仝中玉、武装委员周骏鸣、宣传委员张旺午，领导当地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周骏鸣对这里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尖山豪强割据，土匪出没，国民党统治薄弱，农民生活贫苦，是拉队伍的好地方。周骏鸣来后住在穷亲戚吴元昌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建立了三个党支部、一个区委。1936年1月4日，周骏鸣在尖山隔壁小石岭村汪心泰家组建了只有七个人的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武器有借来的汉阳造长枪一支；五块钱赊账买来的撅把子枪一支；借来的八音手枪一支，两粒子弹还不知能不能打响。王国富同志担任游击队长，周骏鸣任指导员。游击队成立当夜打死一个联保主任，缴了一支三八式步枪，没收了两床被子，跑到铁幕山东边小山顶庙里住下。除夕夜游击队又打死了两个联保主任，队伍也扩大到三十多人，成功地开辟了桐柏山革命游击根据地。
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于1936年2月间到了确山县西北老乐山东边一带活动。在确山县老乐山杜庄遭遂平县保安队袭击，游击队长王国富与一名游击队员抵抗到底牺牲，另有七人被俘。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分三股活动，每股配驳壳枪二支，长枪五支，六个队员，分散到群众家里，帮老百姓做活。结果，那两股游击队都失败了，周骏鸣带一股在确山县境活动，还在坚持。这是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最低潮、最困难的时期。
1936年8月，鄂豫边区省委推选王国华为书记，陈香斋为游击队长，周骏鸣任指导员，又集零为整，把分散在群众家里的游击队员集合起来，很快部队就扩大到五十多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鄂豫边区省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两年之后，终于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接上了关系，关于国共合作得到了初步指示，这使大家兴奋异常。省委进行了改组，王国华任省委书记，周骏鸣任组织部长，邓一飞任宣传部长。游击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部队发展到一百多人。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干部。游击队分一个手枪队和二个步枪分队，游击区也扩大了。国民党震惊，群众欢迎。
1937年的2、3月间，北方局又来信要求鄂豫边派人去汇报工作。于是，周骏鸣和邓一飞先到北平，与柯庆施等人接上头。周骏鸣由北方局安排抵达延安，以鄂豫边省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
周骏鸣在延安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见到了朱德。中央苏区一别，已有五年多了。朱德这时才对周骏鸣说：“当时教条主义者说，列宁说过白军军官不能用，我和伯承同志同他们争论，说中国的军官和苏联的军官不同，很少有地主资本家出身，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的行伍出身。他们不听我们的意见。现在证明你不是一直在参加革命吗？”
周骏鸣问朱德：“中央的大红军谈判成功了，我们小游击队怎么办呢？国民党也不同我们谈判，还要消灭我们。”
朱德回答说：“你的力量太小，国民党看不起你们，怎么会跟你们谈判呢？回去放手猛烈地扩大力量，发展到他无法消灭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谈判了。”(5)
此时，中央刚刚任命的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也将鄂豫边的情况向党中央写了报告。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派原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组织部长胡龙奎、北方局派的刘子厚和周骏鸣一道到鄂豫边区工作，并且带回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平谈判的有关文件。在延安，周骏鸣还见到来自红二十五军的郑位三，对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可是，在周骏鸣到延安汇报请示工作期间，鄂豫边区省委机关被破坏，十一位同志被捕，游击队长陈香斋不幸牺牲，游击队士气低落。到了7月初，鄂豫边游击队从百余人减少到五十九人，七十多条枪，但仍然摆脱不了被动局面，只得分为三个小队游击作战，仍受到重大损失。鄂豫边根据地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时期。1937年7月初，周骏鸣从延安回来后，在泌阳碾盘沟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精神，省委和游击队领导一扫前期的颓丧气氛。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再次调整了领导班子。仝中玉任省委书记，胡龙奎任组织部长，邓一飞任宣传部长，周骏鸣任游击队长，王国华任指导员。积极动员地方党和革命群众参军参战，以扩大队伍，扩大影响，参与国共和谈。就在这关键时刻，省委得知大别山高敬亭派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一营前来鄂豫边游击根据地，支援他们作战。7月中旬，省委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派张明河、杨嘉思到桐柏山龙窝狗椒扒（地名）迎接，与来到鄂豫边区作战的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一营取得联系。中旬，周骏鸣、王国华在信阳尖山王老庄，与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率领的部队会合。
此时，东北军一二九师王理环团驻在泌阳的王店、高邑、马谷田一线，由于西安事变和中共统战工作，他们对“剿共”比较消极。
鄂豫皖老红军来了，对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霖。鄂豫边游击队的负责人周骏鸣后来回忆：正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来了一个营，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问题。这个营都是老红军，装备同国民党的正规军一样，有很多轻机枪，军装也同国民党一样，不说话根本看不出来是红军，战斗力也很强。
鄂豫边和大别山一个样，本来就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社会，加上战争环境，就什么都缺了。红军指战员最羡慕的除了望远镜和一支好枪外，其他工业品集中在子弹、手电筒、皮胶鞋、搪瓷缸和一身军装上，使用价值高。在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看来，来自鄂豫皖老大哥红军主力部队真是什么都有，真是兵强马壮！
一营见到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后，双方共同商量要打一个当地最反动的寨子，帮助鄂豫边游击队壮大力量，以便他们在该地区坚持斗争。这让鄂豫边游击队十分欢迎。
双方决定攻打位于吴家尖山西北约三公里处的蔡家冲围子。
蔡家冲是一条长冲，蔡家围子居中，是蔡守恭八代经营建起的庄园，周围十二个小庄子都是他的佃户，有近千亩土地。围子坐东北朝西南，房屋为前后二进院。朝西的门外是一个两丈多宽的水塘，围子内有三座大砖碉楼，围墙西南角的为三层、西北角的为四层，后院围墙正中的为五层，碉楼之间并设置铁丝网障碍。像这样坚固的土豪围子，在游击区是不多见的。土匪从来没有打进过蔡家冲的围子。
蔡家围子是周围地主土豪堡垒的“中坚”，他们听说红军要来，早已在围子内架起了洋枪、土炮。蔡家冲围子本身有六支枪，围主蔡守恭还将陈庄等三个村庄的枪都集中在蔡家围子，因此共有枪三十余支，纠集了一股当地反动地主武装守寨。
杨克志、曹玉福和鄂豫边游击队的周骏鸣、王国华商定，不能强攻，只可智取，采取远距离的化装奔袭，这样才使它不知真假。
7月24日拂晓，水稻含苞孕穗，秧棵青青，塘水充溢。人们在晨光中开门洗衣，抱柴做饭，驱猪放鸡。周骏鸣指挥豫南游击队三十六人化装“土匪”包围了蔡家冲围子。在苍茫雨雾里远望蔡家冲，只见碉堡高耸，门楼紧闭。盛夏，刚下过夜雨，每个人身上都被淋得透湿。下雨，也造成视线不良。守寨敌人一时也辨别不清来的都是谁。
游击队给围主写信说我们是抗日部队，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望能慷慨解囊，以助军威，要围子内帮助搞枪支弹药，被拒绝了。接着又给围主写信，要他搞些猪肉和大米。围主当然也不会给，还回信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但请贵部割下人头二百颗，头到钱往，公平交易。”
游击队员们见信后肺都气炸了，就向围子开枪了。一面开枪，一面阴阳怪气地喊着绿林黑话。开枪不久，“国军”一个营佯装追击“土匪”，从西边李大庄山岗大路进至蔡家冲围子附近，即以机枪对空射击并吹起冲锋号，这是事前约定的信号。游击队化装成“土匪”的同志即向蔡家冲北侧山上逃跑，一部分“国军”跟在后面追击。
围子内的乡丁听到密集枪声，立即上碉堡观察，看到的是“国军”追剿“土匪”，赶紧出围子同一营前卫部队一起追击“土匪”。周围围子里的人枪也跟着出来，向土匪追击。老百姓也以为真是国军来剿匪，说还是蔡家本领通天，土匪刚来围寨子，国军就来解围。一营后续部队这时乘虚进了围子。围主蔡守恭不在家，他的侄子蔡祖豪和亲戚熊雁伦见了，忙迎出围子，指手画脚地说：“这帮土匪，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贵军才放了几枪，他们就鞋底抹油溜了。”
杨克志说：“是啊，有眼不识泰山的家伙，实在不少哩。”
蔡祖汉哈哈一笑，一躬腰说：“里面请。”
此时，“国军”营长杨克志走进到围子里，要上后院最高的碉堡指挥。敌人不知是计，巴不得营长下命令，像对待自己的直属长官那样，恭恭敬敬地闪开，陪他一层一层地上了五层炮楼顶层。杨克志上了碉堡，即下令吹起集合号，将部队和化装的“土匪”收回。
蔡祖豪和熊雁伦正因为国军解围而得意扬扬，冷不防被装成“官兵”的红军战士绑了起来。他俩翻着眼皮说道：“嗨，弟兄，不要误会！”话没有落音，只见刚才被“官兵”打散了的“土匪”跟“官兵”一起有讲有笑地进了围子。蔡祖豪和熊雁伦明白中计了，在胜利者的笑声里垂下了头，连声叹着：“佩服！佩服！”
此战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子弹五千余发。在佃户的帮助下，在蔡家的猪圈里扒出几个大坛子，共有银圆一万二千块、金元宝三块，并开仓分粮，杀猪杀鸡打鱼做饭。蔡家围子粮食多得很，救济当地穷苦农民，三天也没有分完。
蔡家冲战斗的胜利，壮大了红军的声威，震慑了四周的反动地主武装，为鄂豫边游击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战斗，对困难中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是及时、有力的支援，同时也加强了红二十八军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联系。从此，鄂豫边游击队才见了天日，白天可以排队走路，再不要白天隐蔽夜里行军了。
一营回来后，才得知二四四团二营全军覆没。这时，在鄂皖边，高敬亭和卫立煌国共合作谈判已经成功。
————————————————————
(1) 现属安徽省岳西县河图镇金杨村。
(2) 载1937年2月28日《武汉日报》。
(3) 载1937年5月16日《中央日报·郑州快讯》。
(4) 现属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
(5) 《百年征程·周骏鸣自传》，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