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尽千辛万苦，皖鄂特委警卫队将何耀榜送回大岗岭特委机关。易元鳌抗战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二支队九团团长。1941年3月，在安徽宿县许家岭战斗中不幸牺牲。周奇云在新中国成立后授大校军衔。
大岗岭的窝棚里，大家都围着篝火，烘烤衣服，身上散发出缕缕热气。
易元鳌说：“何书记，我们什么时候再过河，支援高政委？”
“不去了！”何耀榜忧虑地说，“你没有感觉到，下一步卫立煌就要向我们皖鄂边区进攻了。派出去的姜术堂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们要准备对付卫立煌的大‘清剿’。”
战士们把雨衣和擦枪布放在地上，取下各自的武器，将经过雨淋的枪支擦去水珠，仔细地分解、上油。
黄冈接天山激战，历时一个多星期，河这边的敌人被何耀榜、易元鳌的两支部队拖住了，又加上风雨天气，接天山方面的敌人对于在这种天气里进行山地作战，根本适应不了。高敬亭抓住敌人这个弱点，寸步不让，抓住机会给敌以狠狠打击，消灭三百余名敌人。黄冈接天山战斗，成了卫立煌和他的高参们心中的隐痛。
可以说，在1937年春天，红二十八军可谓好戏连台。
四 鄂东北失利
1937年春天，卫立煌的“春季清剿”失败了。红二十八军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鄂豫边区恢复和建立起老君山、天台山、鸡笼山、灵山游击区；在黄冈建立起以大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在豫东南建立起以金刚台为中心的根据地；在皖鄂边建起以鹞落坪、大岗岭、英山尖为中心的一大片根据地，有的小苏区也连接起来……除主力部队外，地方部队，在鄂东北有鄂东北独立团，特务一、二营，一、三、九路游击师；在皖西北有四、六路游击师及潜山战斗营、商南大队、潜太游击队等，大别山斗争环境似乎有了新的变化。过去便衣队多是夜间隐蔽活动，现在不但能公开白昼行动，而且能围歼个别反动的区乡土顽。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据当时鄂东北道委代理司务长江腾蛟回忆：当时信阳鸡公山林场一个工人，听说红军是抗日的，便热心为红军做事，养伤员、送给养，为红军通风报信。
春天来了，太阳给大别山带来了光芒，向大地慷慨地倾泻温暖的阳光。山坡上沁人肺腑的山花和绿草织成一片地毯。每个山口都有各种鸟儿用多种美好的声音唱起赞歌，溪里的小鱼虾也在跳跃着。麦苗开始拔节，油菜棵儿也在吐花，野菜野果出来了。红军和便衣队有了吃的，有了更好的隐蔽场所，部队和便衣队就更加活跃了。
可是在鄂豫皖久经战阵的红二十八军指战员已经感觉到，有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看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国民党也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准备用全力、用屠杀的方法拔去他们。刚刚取得一系列反“清剿”战斗胜利的红二十八军和他刚刚恢复的那些根据地，再次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根据其在西安事变后确定的“北和南剿”方针，于1937年4月27日下令设立鄂豫皖军事整理委员会，委任刘峙、陈诚、孙连仲、庞炳勋、卫立煌、何柱国、王树常、刘茂恩、胡宗南等十九人为委员，刘峙为主任委员。蒋介石为“肃清”大别山红军，发表文告：
“鄂豫皖边区‘残匪’又有复炽之势，中央已下最大决心，务于短期内彻底‘肃清’，特令卫立煌仍回鄂豫皖边区，肩此重任。”
卫立煌亲自回到大别山中的立煌县主持“剿共”事宜。
1937年3月19日《武汉日报》对卫立煌的工作进行了报道：
“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自返防后，积极部署，业经规划完毕，现已严饬所属，以‘剿抚’兼施的办法加紧进行，限5月底将边境区‘残匪’一律彻底‘肃清’。各部队如有‘追剿’不力，借故推避，或虚构情报以图卸责者，决于严惩。”
为提高鄂豫皖边区“剿共”指挥机关的职权，1937年4月27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鄂豫皖边区主任公署”，改设“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任命卫立煌为督办。公署设于六安，下辖岳西、信阳、经扶三个督办处。
“主任公署”改称“督办公署”是蒋介石掩耳盗铃的故伎重演。“主任公署”也好，“督办公署”也好，骨子里始终是那“鄂豫皖边区剿共总指挥部”，牌子上“剿共”二字不见了，但“剿共”的任务并未改变。蒋介石只要有可能，就要坚持“剿共”。
卫立煌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但此时国民党军委会颁发给卫立煌以更大权力的公文，宣称“迭经严令各‘剿匪’部队努力‘进剿’，依限‘肃清’，唯以军政不相联系，未能提携俱进，以致不易彻底‘剿除’。兹为便利军事迅即‘肃清’起见，鄂豫皖边区督办在‘清剿’期间，对辖区内行政专员，如认为有撤换必要时，得遴选富有政治军事知识经验并合于法定资格者，电呈行政院核清简派；对于辖境县长有撤换必要时，遴选适当人员合于法定资格者，电由各该省政府荐请任用”。该文还强调“在‘匪区’内遇有特殊情况时，并得暂行派员代理”。这无疑给予了卫立煌统军统政的权力，他不仅可以全权指挥、任意调遣聚集在鄂豫皖边区的各路兵马，而且还可以任意调整撤换辖区“剿共”不力的地方官员，一手统掌军政权力，以强化对“清剿”的指挥。国民党想一鼓作气**平大别山红军的决心由此可见。
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蒋介石赋予卫立煌督办在鄂豫皖“剿共”以巨大的权力，给鄂豫皖红军和人民带来巨大危害，但后来国际国内形势突变，卫立煌也有巨大的权力拍板决定同高敬亭谈判，决定谈判时间、地点、条件。试想，如果高敬亭找的不是卫立煌，仅就是否同意谈判，当天就难以达成共识。再如集结地点一项，就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决定。在卫立煌同意后，湖北、河南军政当局就要执行。由此可见，蒋介石设立的权力很大的鄂豫皖督办公署，也为卫立煌推动大别山国共和谈提供了便利。
1932年在第四次“围剿”中，卫立煌“进剿”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有功，蒋介石还寄希望卫立煌再建殊功。内心正在发生变化的卫立煌也想“务于短期内彻底肃清”大别山红军，完成“最后一击”，然后请兵抗战。为迅速完成任务，他偕参谋长郭寄峤一行二十余人，先到鄂东，后转豫东南、皖西，“亲赴鄂豫皖三省边区各县视察，并对‘清剿’队伍面授机宜，以便相机策进”(2)。
卫立煌这次是下了决心的，他的督办公署原本设立于六安，不久就迁至因其“剿共”有功的立煌县县治、万山丛中的金家寨，以便专事督战。另外还设立了岳西、信阳、经扶三个督办处，具体督办“清剿”事宜。卫立煌几乎深入游击区腹地，不但向县、区、乡、保、甲地方政府而且向当地士绅搜集红军情报。
卫立煌在十年内战时期，对红军的战略战术确实有所了解。集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红军游击队所以能够“行动自如、飘忽无定”，是因为其成员“多系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中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忽不定，兵来‘匪’去，已成惯伎，‘清剿’自非军队与地方县长、区长、联保主任一致‘清剿’，继难‘肃清’”(3)。因此，他要求鄂豫皖地区国民党各级政府要切实做到和正规军相配合，协力 “防卫”。对红军主力、地方武装、便衣队的“清剿”要同时进行，这次“清剿”的顺序，如同他在1932年那次“进剿”一样，是自西向东，重点先放在大别山南坡的鄂东北地区，然后再往大别山北坡的皖西北和皖西南地区。卫立煌先后组织了“春季清剿”和“三个月清剿”。他的“春季清剿”还未组织起来就被粉碎了，现在他要规划好“三个月清剿”。
身着戎装的三星上将卫立煌，采用的新战术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所谓“三分军事”，并不是要减少在鄂豫皖边区的军队数量，更不是要削弱军事行动。恰恰相反，为了达到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和游击队的目的，卫立煌增强其在鄂豫皖边区的军事力量。在这次“清剿”中，国民党军部署的正规部队有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四十七、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一〇二、第一〇三、第一六七师和独立第五旅，共八个师又一个独立旅，计三十八个团。进山“清剿”的国民党军队，不仅装备精良，而且多富有与红军作战的经验。
大别山人已经看惯了国民党各路部队人来人往、昼夜不息的情景。八百里大别山布满了各个系统的部队，穿着不同的军服，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坐轿，有的乘车。
卫立煌强化黔军的作用。黔军是善于山地作战的“爬山虎”，红军称之为“贵州猴子”。由于善于爬山，战术狡猾，并有多年的“剿共”经验，卫立煌将其改为“清剿”机动部队，专司突击。
卫立煌将嫡系八十三师调至潜山、太湖地区，接替原十一路军的任务；十一路军因修碉堡、搜山经验丰富，故调进大别山区，在潜山以大岗岭、来榜河、小河南、茅山、马家畈为中心，在蕲州以三角山为中心，在岳西以鹞落坪、马家河为中心，在鄂东北以长岭岗、老君山、天台山为中心，大力修筑碉堡。
为保证对鄂东北地区的重点“清剿”，卫立煌将鄂东北地区的四个保安团相对集中，又将原在平汉铁路以西的湖北保安部队八个团调进。这样，在鄂东北地区共集中了十二个保安团，协助国民党正规军作战。
在兵力配备上，卫立煌还采取了两项强化措施：一是将原驻城市、集镇的部队改为进山扎寨，重要地区广筑碉堡，以正规军驻守；二是抽调精锐部队组成“追剿”纵队，由“督办公署”统一指挥，施行“深入穷追”“分头兜剿”，采取拉大网的办法，对红军实施远距离、大部队的多层包围，企图陷红军于欲突不能之境地。各级政府则以“移民并村”“埋雷霸路”“跟路”追踪、伐林搜山、半夜“摸鱼”（半夜摸进村搜查）、造谣欺骗、安排侦探等多种办法予以配合。
卫立煌的“七分政治”，也不是什么新鲜花样。就是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采取“剿抚并施”、强调“军政同时并进”之方针。这是中国内战时期反共“英雄”早已唱滥的方针，其主要手段是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割断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其实，早在1935年他们就在苏区集镇实施移民并村的办法了。但由于苏区人民进行了有力的抵抗，收效甚微。这次卫立煌又重施故技，不同的是手段更加残暴强硬。国民党湖北省第四区专员程汝怀，根据卫立煌移民并村的电令，制定“移民并村办法十二条”和“整理并村办法十五条”，对移民并村和并村后的监管做出具体规定，并限令所辖各地于1937年6月15日至19日完成。在皖西北，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和红军便衣队的游击根据地，均成为敌之重点“移民并村”地区。群众不愿意搬家，他们就抓人打人，拆屋烧房，牵牛捉猪，把本来就很贫穷的山民弄得倾家**产。他们还毁林，破坏耕地，使老百姓无以为生。在遭受两次移民并村后，鹞落坪地区被烧毁的山林近三万庙，被烧毁的木材不计其数，有十人被杀害。
被强迫迁移到移民点的群众也是痛苦万分，移民点的房子如同牛栏猪舍，不避风雨。移民点周围箍有围墙，仅有一个出口，昼夜有哨兵站岗。移民点里的群众日夜处于被监督看管之中，平时不准外出，不得和外边的人交往，外边的人也不能随意进入移民点。移民点的群众如要外出耕地或办事，只许早出晚归。如果中午不回居民点，早上只准带一餐的干粮。
另外，国民党还实行经济封锁，封闭了山区所有的小商店，在一切通道、隘口置设关卡，严禁生活必需品如粮、油、盐进山，以断绝红军游击队的后勤供应。他们还在水井里投放毒药，在食品里放爆炸物，毒害、杀伤红军和游击队员……妄图用这些釜底抽薪的办法把红军、游击队战士困死、饿死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中。
卫立煌七分政治的第二招，是建立严格的保甲制度。组织联庄会，利用豪绅、地主当联保主任，搞安民登记、造册、清乡，就是实行保甲制和“户籍连座”、五户连座，如有一户通共，其他户主不报告，五户连带治罪。保长、甲长还经常逐户清查户口，群众被迫白天搜山、夜晚打更放哨，以加强控制。国民党还组织便衣特务暗地活动，建立谍报网，民团在主要路口都有埋伏，以割断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蒋介石在江西的“堡垒政策”与曾国藩的“步步为营”政策相结合，也被卫立煌拿来，在鄂豫皖广筑碉堡，以这种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办法，猛烈地向红二十八军进攻。
为了完成最后一击，卫立煌兴兵不可谓不多，战略战术不可谓不周密，确实是倾注了心血。
“三个月清剿”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中兵力的军事行动，使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战场形势又一次紧张起来。
卫立煌于5月底基本完成部署，6月初即向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和游击队发动“清剿”。以期在三个月时间内，彻底摧毁共产党在鄂豫皖的两个“老巢”：鄂东的老君山、天台山、卡房、灵隐寺；皖西的鹞落坪、大岗岭、英山尖。彻底消灭红二十八军的主力和便衣队、游击队。
由于敌人兵力集中，号令比较统一，军政协同，战术有所改变，正规军、保安团和地方民团配合行动，使这次“清剿”与以往各次“清剿”有很大的不同。
卫立煌督办公署颁布新的悬赏价格，高敬亭项上之首的悬赏价格已经达到五万大洋。赏格已经和1931年蒋介石在江西对“朱毛彭黄”的赏格相同。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的颈上之首也上升到两万块大洋。提供情报者，也有一万块大洋！
卫立煌秘密组织“三个月清剿”，从1937年4月底开始，准备到7月份收场，由于对外秘而不宣，故被中共方面称之为“三个月秘密清剿”。
每次“进剿”，卫立煌和郭寄峤都率领前线指挥所在鄂豫皖三省大别山区前线指挥作战。前进指挥所由参谋、秘书、副官、译电员等十五六人组成，携带两部电台，由一个特务连和加强团做内外警卫部队。
鄂豫皖苏区内的城镇、乡村，立刻从西安事变后较平静的状态变成动**的局面。保安团、民团及还乡的地主像又还了魂，前一段死气沉沉的公路和乡村大道，很快又喧闹起来。
1937年5月至7月，这是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成立以来，面对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凶狠的一次“进剿”。鄂豫皖边游击区的形势急转直下，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三个月清剿”开始时，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主力正活动于鄂东北地区。军部位于黄安七里坪西北天台山地区。由于红二十八军处于敌后，又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敌人大规模的“清剿”准备了解得甚少，对情况变化估计不足。因此，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物资上，红军对粉碎敌人“三个月清剿”准备不足。只是在1937年2月，从一次小战斗中缴获的敌国民党军一份秘密文件中得悉：敌集中近二十万人马，决心三个月内彻底消灭红军。但没有引起高敬亭的高度关注。
1937年4月的大别山，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南风吹拂中，原本光秃秃、干巴巴的枝条，一天天地光泽油润了，**发芽了，大别山的崇山峻岭，开始被醉人的浓浓绿意遮蔽了，被空气中的花香覆盖了。
4月中旬，在麻城县平头岭，林维先率领在皖西作战的手枪团三分队与军政委率领的特务营和手枪团两个分队会合。高敬亭任命林维先为二四四团副团长。
高敬亭获悉敌人“三个月清剿”计划。见敌军来势汹汹，为避其锋芒，决定分散行动，将刚集中的部队分开。
高敬亭让二四四团一营长杨克志、营政委曹玉福率一营与新二营西进平汉路附近活动，与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接头，将鄂豫皖斗争扩大到桐柏山区，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和了解敌情。高敬亭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如果在敌人“三个月清剿”中，红二十八军战局出现重大变化，也可向桐柏山方向转移。杨克志是高敬亭的秘书，曹玉福是高敬亭的警卫员，此时都受到重用。
高敬亭令胡继亭、林维先率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再次下平原，到东南方向的黄冈大崎山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筹集钱、粮、子弹、医疗器材和药品。
高敬亭还要求各便衣队注意隐蔽，掩护群众，尽可能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时机进行反击。
他自己亲率手枪团一、二分队去鄂东北道委活动的光山、罗山一带检查工作。
此次分兵约定下次会合地点，是鄂东北老根据地天台山的高山岗、卡房一带。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1937年初春，红二十八军在鄂东北连战皆捷，现在政治、军事形势却急转直下！
鄂东北失利之一：鄂东北独立团遭到重创
1937年4月下旬，高敬亭率领手枪团一、二分队，在鄂东北天台山、大小鸡笼山等地区检查鄂东北道委和罗陂孝特委的工作。鄂东北根据地和游击区的进一步扩大，并没有让高敬亭高兴，他又开始在根据地大搞“肃反”运动。高敬亭先后关押和杀害鄂东北道委书记陈守信、光麻特委书记张家胜、罗陂孝特委书记郑定国、罗山县委书记张以宽、河口特委书记董志新、一路游击师长、三路游击师政委、九路游击师师长方忠厚、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道委特务队长等四十多名地方党政干部，并扣押了鄂东北独立团团长秦贤安、政委黄仁廷等，使鄂东北革命斗争遭到巨大的损失，削弱了地方党的领导力量。这对红二十八军的建设和反敌“三个月秘密清剿”的准备是有相当影响的，也是不少红二十八军老同志们一直不能原谅高敬亭的很重要的理由。
陈守信，1907年生于光山县陡山河白沙关村。1929年入党，开始在红一军教导队任职。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任鄂东北独立团政委，送信皖西北后任红二十八军特务营营长。红二十八军在皖西毛家嘴战斗后回鄂东北，组织便衣队，工作多有成就。1936年2月，被高敬亭任命为鄂东北道委书记，组织独立团转战平汉铁路，并在应山、罗山、信阳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可是在抗日战争到来之前，没有逃脱被“肃反”的厄运。
1937年5月，高敬亭任命他的秘书胡继亭为鄂东北道委书记，在胡未到职前，由吴先元主持道委工作。郑维孝为罗陂孝特委书记。张赐福为光麻特委书记，他不久即被杀，又派黄宏儒继任。任命陈希堂为独立团团长，李远明为独立团政委。临阵换将，道委和独立团的新任领导尚未与下面取得联系和熟悉情况，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这就为部队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5月上旬，敌首先向鄂东北道委所在地老君山、天台山地区发动进攻。此时由于胡继亭和林维先率兵外出作战，道委无人领导，加之敌情不明，道委机关和部分直属队二百余人在天台山陷于敌人的包围。鄂东北少共道委书记张金台，原来是高敬亭的警卫员，当即挺身而起，令独立团掩护道委机关向北突围，进入光山凌云寺地区。但行动开始不久，即发现北边道路已被敌人堵死，众多的敌人迎面“搜剿”而来，因此不得不迅速折返，准备连夜向南面突围。次日晨，队伍行至卡房一带，又与从老君山、三角山过来的敌人一〇二师一个团遭遇。激战中，道委机关和直属队被打散。不久，在当地便衣队和群众的帮助下，道委机关被打散的人员才又集中起来。
鄂东北独立团在黄安县老君山、天台山一带掩护道委突围时，遭到国民党军第一〇二师一个团的包围。团长陈希堂、政委李明远都是刚到任，不熟悉情况，再加上部队连日冒雨行军，粮弹不足，疲惫不堪，被迫分散突围。突围至刘家山又遭敌阻击，受到损失。
6月7日，独立团又因行动路线选择不当，部队进入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的礼山县以东之高庙、沙河店一带，再次遭到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二七七团的包围。由于连日行军作战，部队伤亡较大，粮弹不足，十分疲惫，部队被打散，并被压迫在两义河内。时值山洪暴发，大雨倾盆，不少战士于突围中被洪水冲走。最后，仅收拢起三十余人，在一连连长韩先印和指导员郑先炎带领下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壮烈牺牲。这是鄂东北独立团三年游击战争中损失最重的一次。
鄂东北是红二十八军最重要的游击根据地，鄂东北独立团，又是鄂豫皖游击根据地最重要的地方部队，实力超过其他各路游击师、战斗营等。所以，这次损失是红二十八军在“三个月清剿”中受到的第一次重挫。
6月下旬，鄂东北道委为及时组织力量反击国民党军“清剿”，在人民群众和便衣队的协助下，由高敬亭亲自主持，留下交通队二十多人作为骨干，其中有队长李世安、指导员漆德和，与鄂东北三路游击师、部分游击队、便衣队、独立团突围出来的三十余人及部分痊愈伤病员，在罗山县铁铺门坎岭合编，第四次组建鄂东北独立团，团长顾士多、政委李士怀，下辖两个连和一个三十余人的手枪队，共一百四十余人。
过去人们常看到高敬亭让地方支持主力，像李占彪、李世安、邓少东等，都是地方调到主力的骨干。现在是主力支持地方。顾士多、李士怀两人都是主力部队的战将，都是打起仗来不要命的家伙。高敬亭在反“三个月清剿”之际，把顾士多和李士怀调到了鄂东北独立团工作，对后期鄂东北独立团的振兴起了相当作用。这种主力与地方不断交流的办法，不仅保持了兵员的补充，还提高了所有部队的整体素质，为“可持续作战”奠定了基础。
顾士多是大悟县宣化店顾家湾人，今年才二十三岁。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留下来在二二四团当机枪射击手。他常利用行军打仗的空隙时间精心保养武器、练习瞄准射击。在很短的时间内，练出二百五十米以内弹不虚发的本领，成为全团有名的优秀射手。他个子高大、力气过人，作战勇敢。一次，为掩护军部撤退，他把机枪带子往脖子上一挂，怀抱机枪，朝着上来的敌人一口气扫出了三四梭子弹。打完以后，他一只手提起机枪，像燕子一样飞跑，摆脱了敌人。1935年12月，他被调到手枪团当机枪班长。1936年9月，高敬亭率手枪团到皖西检查工作。在英山鸡毛尖宿营时，敌二十五路军一部追来，情况紧急。顾士多抓起机枪，率领机枪班迎敌而上，打得敌人不能前进半步，掩护了军政委和手枪团撤退。10月，由红军战士委员会提名，顾士多被任命为手枪团二分队队长。现在出任鄂东北独立团团长。
团政委李士怀同样是大个子，1911年农历八月初五，出生在河南省商城县上石桥乡狮子山瓦仓村。商南游击队出身，也是出名的机枪射手。1935年10月，李士怀任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一营二连指导员。因作战负伤在鄂东治疗，被高敬亭选中留任团长。
这俩人既有正规作战的经验，又有游击战的经验，既勇于作战，又巧于作战，能攻善守、指挥果断，鄂东北独立团在两位战将的率领下，在黄安、麻城、光山、罗山、信阳、孝感等县及平汉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争。7月初，独立团从大悟山南下，出击平汉路孝感县三汊埠车站。在便衣队的配合下，伏击开往山区“清剿”的敌一〇三师特务团的一个营，全歼敌人两个连，毙俘敌二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7月中旬，独立团插到平汉铁路以西，在当地便衣队配合下，连续攻克信阳西部婆婆寨等数处民团据点，共歼敌一百余人，并将缴获的衣物和粮食分给附近群众。8月中旬，鄂东北独立团返回平汉铁路以东，在孝感县城北部至东阳岗一带活动，伏击前来进攻的湖北省保安九团二营营长所率的第五连，毙敌营长徐轸，并将其所率的一个连全歼。独立团在战斗中又扩大到三个连和一个手枪队，人数扩大到二百一十多人。
鄂东北失利之二：兵败瓜儿山
在卫立煌“三个月清剿”攻势正猛时，高敬亭还是派部队外出作战，以期从大别山调出“进剿”的敌军。
在激烈的战场上，一个指挥员，每当最危急的时刻，他最器重谁，他就喊谁。高敬亭派林维先率队出征，形成一把尖刀打乱敌人部署，又派他的秘书、鄂东北道委书记胡继亭，作为司令部的代表去协调沿途各地部队和地方的指挥。
林维先和胡继亭虽然没有长期在一起工作过，却是一对老相识。林维先是史河西岸南溪人，参加商南立夏节起义；胡继亭是史河东岸六安县古碑冲胡家上湾人，参加六霍起义。后来在皖西北道委，林维先是道委领导的八十二师师长，胡继亭是道委领导的秘书，互相知晓。没有用几天，双方就成了知根知底的战友和朋友。林维先指挥作战经验丰富，已是红二十八军有名的战将，胡继亭有勇有谋，念过几年私塾，先后当过郭述申、高敬亭的秘书，算是军中的秀才，深得高敬亭的信任。
随着红二四四团政委张生先、副团长徐德先、红八十二师政委方永乐等人先后牺牲，林维先日益成为高敬亭的重要军事助手，被任命为二四四团副团长。他娴熟地运用夜袭、长途奔袭、化装智取、化整为零、集零为整、杀回马枪等游击战术，使敌人闻风丧胆，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37年4月，从南京来的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袁德情，任鄂豫皖边区巡视专员，他向蒋介石报告说：
“‘共匪’在黄安、麻城一带死伤、俘虏无数，特务团团长林维先被击毙，尸体解往黄安示众，所缴枪支已汇报军委会。”
一个国民党大员，也是这样假话连篇。此时，林维先正在执行高敬亭分兵作战的原则，和军部秘书胡继亭率特务营和手枪团第三分队从麻城县平头岭出发，准备到黄冈县大崎山地区作战。
据林维先回忆：我们几个人对敌人的“三个月清剿”也是认识不足的。以为有前几次外出作战的经验，多少带着盲目乐观的心理从老根据地出发了。一路经过黄安、麻城向黄冈地区行动。此时，特务营营长是陈克明，营政委是漆德庆。手枪团三分队队长是李世炎。外出作战开始时是顺利的，后期遇到麻烦了。
这次林维先、胡继亭外出作战的主要任务，一是把“围剿”山区的敌人引出去，二是到大崎山筹款、搞子弹和医药，支持山区老根据地的斗争。部队一路行军到达湖北黄冈县的辛家冲。后在黄冈、麻城境内一带活动二十余天，未遇敌正规军的拦阻和尾追；5月5日活动至黄冈县淋山河后，即东向大崎山转移。敌鄂东北“剿总”指挥丁炳权督促湖北省保安团四、七、十团，分别设伏追堵。保安七团一部从淋山河出发，一直跟踪追击，为了摆脱敌人，红军即向黄梅、广济边境地区转移。
5月上旬，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沿着江北汉平原，进到长江北岸的团风镇，很快就把镇上的小股敌人消灭了，一鼓作气占领了江边的轮船码头。这团风当时属黄冈县，现在是团风县县城所在，距黄州二十五公里，是江边重镇，占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被誉为“三省两蕲罗麻广，安徽河南达九江”的“小汉口”，镇上共有十四街二十四巷。战士们在团风镇上吃到了一种特产“狗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加糖的发酵面粉烤制而成，因产品形似狗脚而得名。其色泽金黄，松酥香甜，被很多老红军记住了。林维先在团风码头大轮上又捉住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洋人，是国民党的军事顾问。红军对于普通的外国侨民以礼相待，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轻易放过。于是，几个负责同志商量了一下，命令洋顾问给武汉当局写了一封信，要他们给红二十八军一个军的军饷外加一批医药和球鞋，赎回他们的洋顾问。这也是林维先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洋顾问为了活命，满口答应，写了一封声泪俱下的信，请求武汉当局看在上帝的面上，按时带着款子和物资前来救他的命。
敌人丢了洋顾问，政治影响大，在国际上丢了脸，还不气急败坏？所以各路敌军咬着红军不放，要对红军实施报复，夺回洋顾问。
林维先等人把信发出后，就带着洋顾问在黄冈、麻城、蕲春、广济等地推磨打圈，等候国民党武汉当局的回音。没有多久，消息来了。国民党武汉当局知道他们的洋顾问被俘了，如火烧屁股般地急了起来。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黄冈中心县委负责人漆先庭，要求红军释放他们的洋人，并把红军所要的物资交割了一部分，答应只等洋大人放还，余下的全部交清。久经征战的林维先没有想到敌人还会有更大的阴谋。此时敌人已发动“三个月清剿”，正愁找不到红军主力决战，他们也想以这个洋人为诱饵，钓住红军。
林维先在黄冈大崎山与漆先庭同志刚分手，敌二十五路军三个团分别从黄陂、新州、浠水围上来了，同时放出话说，只要红军放了洋顾问，可以不追他们了。其实敌人是想把红军逼进长江。红军哪能上这个当呢！红军悄悄地从敌人缝隙中穿过，偷渡浠水转到敌人的背后。敌人三个团在大崎山扑了个空。为讨回洋顾问和追歼红军，敌人还是死死盯住不放。为了摆脱敌人，红军即向黄梅、广济边境地区转移，盘旋了三天，仍未甩掉敌人。5月10日上午，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向东跃进一百八十余里，进到蕲春县东南十二公里的洪武垴界岭一带吃午饭。
1937年春卫立煌组织实施的“三个月清剿”中，红军部队平均每日睡觉仅二三小时，而且在长期疲倦的情况下，还要频繁作战。老战士们后来回忆起来，无不称之为一种“极限生存锻炼”。但是，正因为如此，也培养了他们下山抗战时特别能吃苦耐劳、顽强战斗的意志力。
洪武垴位于蕲春、广济交界处，是安徽通向武汉的要冲，西至漕河镇，东至龙子铺，全长约十八公里的道路，两侧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地形极为复杂，历来是兵家用武之地。
饭后部队正要出发时，湖北省保安七团出城堵击红军，一路追来。红军决心利用界岭、洪武垴地区有利地形，歼灭该敌。这也正符合高敬亭专打保安团要补给的原则。
下午二时许，林维先、胡继亭当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划分任务，部署兵力。林维先带着四连占领洪武垴及其西侧有利地形，正面阻击敌人；军部秘书胡继亭和营长陈克明率一连、二连和手枪团三分队，配置在洪武垴以北的紫玉山侧后待命；营政委漆德庆带三连作为预备队。三时许，敌人仗着人多枪多子弹多，一路进军不停地打枪鸣炮，为他们自己壮胆。敌人先头部队向四连阵地发起攻击，前卫营亦向洪武垴扑来。四连连续打退敌先头部队几次冲锋之后，敌调头回撤，向其主力靠拢。四连乘机前出，以火力控制清水河通向界岭的道路。此时，特务营主力和手枪团三分队已前出切断了敌前卫营退路，阻敌后续部队增援。二连连长勇猛准确地向敌连投五颗手榴弹，敌三挺机枪全被炸毁。战至下午五时左右，敌在红军前后猛烈夹击下，敌前卫营全部被歼，击毙敌营长及以下官兵四十余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步枪一百余支，机枪三挺，弹药、物资一部。据当地百姓说，敌人打扫战场时，在清水河一小桥处停放了四十一具尸体，最后用汽车拉走了。
敌后续梯队见其前卫被歼，即向漕河镇撤退。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即向宿松、黄梅方向转移，抓获的一百多名俘虏在界岭坳口遣散，子弹留下了，缴获的一百多支步枪当场被砸毁。二十八军缴的好枪太多了，保安团的枪支红军根本看不上。而后，部队又带着洋顾问向宿松、黄梅方向转移，然后在广济、蕲春一带游击活动。目的是想回黄冈大崎山，等待国民党武汉当局来赎他的洋大人。谁知连日长途行军，洋顾问又累又怕，不等国民党赎他回去，就去见他的上帝了。敌人不知详情，还是继续向红军要他的洋顾问，派出四个团跟在他们后面。事后林维先等人才知道，这时敌人用于“三个月清剿”的兵力已经出动。
1937年6月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说：“京讯。皖鄂豫边区‘剿匪’总指挥卫立煌，对边区‘残匪’，原则‘剿抚’兼施，冀其就范。唯‘匪’首高敬亭、林维先迄今无悔悟表示。卫为防滋蔓，贻害地方起见，已饬各部严厉‘清剿’。如能将该‘匪’生擒或击毙，或歼击其主力者，给予破格嘉奖，以资鼓励。”
6月5日上午，胡继亭、林维先率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由大崎山出发，准备向麻城方向转移，按预定计划去黄安县天台山地区与军政委会合。上午十一时左右，部队来到大崎山贾庙北侧六公里之毛家坳休息。
部队准备去杜皮嘴李家山做中饭吃，炊事人员已到李家山，为了保障部队翼侧安全，林维先向铁冶镇附近的望兵寨派出一排哨。这时，不少群众急忙跑来拦住特务营说：“红军同志，山上寨内有敌人！”原来敌三十三师第一九三团前卫营由黄冈县道观河方向向望兵寨扑来，企图抢占望兵寨，拦截红军。
望兵寨位于黄冈县北与新洲县交界处，山大坡陡，道路狭窄，是敌我双方必夺的一个控制点，山寨位于一座高山的顶部，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七百米、宽近四十米，寨墙建于清初，全部用石头砌成，墙高三至四米，东南北三方各有一寨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石砌的寨墙因多年失修，已有多处倒塌，寨外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只有南北两侧各有一条小道，直插山顶寨内。相传太平天国在这里驻过军，故名为望兵寨。
林维先和胡继亭勘察周围地形后果断地决定，派一个排从东西两侧隐蔽地攀登至顶部，进一步察看敌情，并相机歼敌。特务营主力趁敌尚未发现之际，继续隐蔽在山南侧，并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转移。
当红军一个排的排哨由黄冈便衣队带路，以绳索、搭人梯向上攀登，爬上山顶，悄悄地从倒塌的寨子南门攀登时，敌前卫营的一个连的兵力也正从寨子北门进入了。关键时刻，显示出双方士气的差别。敌人零散地坐着、躺着，毫无戒备，敌主力尚在慢慢地向望兵寨南侧坳口迂回。红军排哨抢先占领望兵寨制高点，先敌开火，敌被突然打击，还未弄清情况即被红军杀伤过半，余敌无力组织还击，争相往北坡跑去。红军两个班的战士迅速抢占北门，堵住了敌人从北面上山的路口，随即以手榴弹、石块、步枪对向山下逃跑和向山上爬行的敌人狠打。林维先、胡继亭闻枪声后，即令特务营主力在望兵寨西南侧坳口展开，并向望兵寨增派了手枪团三分队的两个排兵力攻占北门。红军占领望兵寨制高点的部队居高临下，向占领寨子北端之敌和望兵寨南侧坳口迂回之国民党军猛烈射击，很快将敌压下山去，打死不少敌人。
特务营从寨南的山下飞奔上山，沿周家冲东北侧山岗向敌前卫营主力侧后迂回，和手枪团三分队左右夹击敌人，激战约两个小时，将敌前卫营大部消灭。击毙敌营长，缴获敌机枪六挺。红军仅亡一人，伤二人。
战后知道，这股敌人是三十三师第一八三团一部，由新洲道观河方向赶至，奉命配合其他几个团，从北面来包围红军的，不意在他们合围以前，先同林维先部在望军山相遇了，这路敌人本来有消灭红军的机会，可是它的意志和战斗力都低于红军，被红军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后续部队紧紧跟进，想堵住这个口子，可是迟了。为了摆脱敌人，林维先命令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手枪团第三分队迅速撤出战斗，按预定计划去红安天台山与军政委高敬亭会合。牺牲的一名同志，由漆先庭安排埋葬在望兵寨上。两名伤员由当地群众送到杜皮嘴猫儿山养伤。
倒春寒一过，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1937年的盛夏无可阻挡地到来了。在大崎山腹地百丈崖，胡继亭、林维先发现，深山中的映山红刚刚盛开。他们决定要回天台山了。
敌人早就在捕捉林维先、胡继亭率领的特务营和手枪团了。双方的较量在1937年6月已达到**。望兵寨战斗后，6月6日，卫立煌和南京国防部派到鄂豫皖边区的巡视员袁德性到麻城调兵，组织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各三个团，四十七、第一〇二、第一〇三师各师之一部编成“追剿”纵队，以湖北省保安团八团、十五团跟踪“会剿”，以数十倍之兵力，从麻城、黄安、七里坪、经扶、箭厂河方向，对林维先所率特务营、手枪团三分队进行合围。试图聚歼特务营和手枪团第三分队。敌军在鄂东的大小集镇、山间小道设置了一道道封锁线，一股又一股敌人在崇山峻岭间出没不停地赶山、封山、搜山。红军每越过一道山梁，都有可能遭遇不测。而特务营和手枪团第三分队此时对这个情况全然不知。只知道三十二师几个团在后面尾追。因此，林维先和胡继亭决定到大崎山休整一下。哪知到了大崎山，一看情况严重起来了。漆先庭和汪少川得知敌人要来大崎山“驻剿”搜山，已率领大崎山的便衣队，向外转移。林维先找胡继亭和营政委漆德庆研究，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在大崎山停留，更不可能全部拿到洋顾问为红军向武汉当局要的款子和药品，必须迅速回天台山找军部，将已经筹到的款子和球鞋交给军部。
此时，敌“三个月清剿”已全面开始，敌用于“清剿”的兵力全面出动，汇成一个又一个的包围圈和一条又一条的封锁线，拦在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回黄安的路上。特务营、手枪团三分队东躲西藏，来回跳跃，但没有能把尾追的三十二师摆脱掉。
林维先知道这次会合的地点是天台山，心里默念着走到天台山就是胜利，穿过新县，过罗山、麻城，进入杨真山、光宇山一带。8日，当特务营和手枪团三分队进至经扶县箭河东南约五公里的高家湾、方家湾时，仍未摆脱尾追之敌。这里离天台山已不远了，林维先和胡继亭为执行军部原定会合的计划，准备摆脱敌人，直插天台山。可是当地的便衣队通知他们，敌一〇二师一部正在军部的驻地天台山中搜山、“清剿”。军政委和军机关生存的环境十分险恶。
这是1937年6月，军政委高敬亭同志约定的和各路分散作战部队会合的时间到了，地点在天台山中。要不要带着队伍前去会合呢？真把林维先难住了。时间、地点是军政委亲自规定的，这是命令，二十八军谁也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况且，天台山反“清剿”的同志也急需子弹、药品和物资。如果我们能送去那该有多好啊！去会合吧，问题也很大，因为如继续去天台山与军政委会合，势必将跟踪之敌带进天台山，对军部造成威胁；如果不去天台山向别处转移，又违反了原定与军政委高敬亭会合的计划。如期不到，这是军政委所不允许的。余雄、方永乐、徐诚基被“肃反”也是有这个原因的。这对林维先来说实在是个两难的选择。高敬亭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
胡继亭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找林维先商量，建议部队先不要上天台山，让他一个人先去，找军政委请求一下再做决定。
“这样最好！”林维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