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湾驻的是民团二班，他们看见一班带着一批“伤员”来了，自然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下了炮楼，莫明其妙地做了红军的俘虏。接着，红军又用化装的办法，在一天时间内，沿熊家河往西北一条线，一连喊开了木鱼山、石关、西楼、小河南、河保元、陈下楼、陈上楼等十余处碉堡，未放一枪俘虏了全部民团。俘虏们哆哆嗦嗦排成一排，瞪着迷惑的双眼，看着这一群拥有长短枪和轻机枪的、神通广大的队伍。
部队化装成十一路军某旅的部队，最后来到了杨桃岭。
杨桃岭在熊家河西北方向，位于全军庙与铁炉冲的分水岭处，是两地来往的必经之路。它的地势高、看得远，是熊家河封锁线的最后一个据点，驻有二十多人，打下杨桃岭就把熊家河的炮楼全部摧毁了。谁知，队伍刚到杨桃岭，正好碰上一个敌人从炮楼里伸出头来张望。突然间他像被蝎子蜇了一样，惊慌失色，把头缩了回去，大声叫喊：“哎呀呀，不好了，张三铁匠来了，张三铁匠来了……”
原来这里有个敌人过去吃过张三铁匠的苦头，所以认出了张三铁匠。林维先怕部队受到意外的损失，趁敌人惊慌之际急忙把部队向后拉了几步，然后跑到张三铁匠身边，半开玩笑地说：“铁匠、铁匠，你暴露了我们的目标！你说，该怎么办？”
“真糟糕，我也没有想到啊，谁知道这个鬼东西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张三铁匠看了看炮楼说，“不要紧，一个孤零零的炮楼，怕它干什么，硬砸也要把它砸开。”
林维先正在思考对策，张三铁匠忽地一下站了出来，拔出驳壳枪，冲着炮楼虎声虎气地说：“是的，我是张三铁匠，那么你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便衣队的厉害了！熊家河的十几个炮楼都被我们端掉了，不信再把头伸出来看看。”说到这里，他指着一群俘虏，“台沟、赵家湾、熊家围子民团的弟兄们都在这里！”
张泽礼的声音送到炮楼里，简直像颗大炸弹，让敌人震惊。敌人没有回答，像是听得入了神。林维先也没有发起攻击，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一个敌人又探出头向碉堡外面张望，他看到张三铁匠明显地暴露在外面，便偷偷地伸出枪来，歪头瞄准张三铁匠。只见张三铁匠冷笑了一声，轻舒右臂略抬枪口，也不瞄准，砰的一声枪响，就把那家伙的脑袋打穿了。从枪眼里探出的半截枪身，再也没有拖拽回去。
“嘿嘿，狗杂种，”张三铁匠得意地笑了，“有本领再把头伸出来！”
敌人做垂死挣扎，拖出机枪向红军开火了。林维先也命令部队用机枪火力封住炮楼的枪眼，硬把张三铁匠拖下火线。敌我双方相互射击了一会儿。红军的战士都隐蔽了起来。敌人找不到目标，停止了射击。手枪队的子弹落在炮楼墙壁上，虽然打得弹痕点点，碎石乱飞，但很难杀伤敌人，也停止了射击。
这时，一个敌人在炮楼里叫骂起不堪入耳的话：“我们在炮楼里，你们能进来杀我的头，还是咬我的球？”
“乡里乡亲，你怎么说这样的话？”
同志们回敬了几句，敌人更加得意了，以为躲在炮楼里，奈何他不得，神气活现地越骂越不堪入耳。同志们气愤已极。
林维先一听他油腔滑调，就知道他是个老兵油子。找个俘虏问问，果然不错，正是民团的排长。他行伍出身，胆量大，手头狠，枪法也准。有的同志说：“这样的家伙，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他不知道枪弹是铁做的！让我去把手榴弹塞进枪眼里，炸他娘的，看他还骂不骂……”
林维先采纳了这个建议。“上！”林维先把手一挥，红军的机枪和步枪同时开火，严密的火网，把敌人的枪眼封住了，不让敌人在枪眼口露面。战士们冲到碉堡前，搭人梯攀登而上，迅速地把一束手榴弹塞进了枪眼。只听得一阵轰隆隆炸雷一样的响声，从枪眼里喷出一股浓烟，透过浓烟传来了敌人的惨叫声。张三铁匠又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敌人还不投降。我们的战士又接连地塞进了两束手榴弹，这时，炮楼里才喊叫：“不要炸了，我们投降，我们缴枪。”
“妈的，替我打，不准缴枪。”这是敌排长的声音，“谁缴枪，我就崩了他！”
“不缴枪，要我们等死啊！”
炮楼内的敌人激烈地争吵起来。忽听得“砰”的一声枪响，民团士兵把他们的排长打死了，接着把枪一支支地从枪眼里扔了出来。敌人投降了。熊家河封锁线的据点被彻底摧毁了。
打掉杨桃岭炮楼以后，林维先和张三铁匠的部队出了花园，来到了北边固始的长江河流域，当晚又捣毁了花园附近徐家围子移民并村围寨，极大地鼓舞了皖西北老苏区的人民群众。花园周围的一些移民点内的群众，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纷纷举行暴动，同敌人开展了激烈的斗争。
一天打掉十几座碉堡，这让林维先和张泽礼感到意外。27日，手枪团三分队和商南县委特务队从杨桃岭来到长江河北面的山林休息。这时，固始县王家新、老围子的便衣队派人同他们联系，要红军派人前去支援他们，拔掉王家新老围子的炮楼，把那里的群众从移民点里解放出来。
“移民并村”是敌人“秋冬攻势”的主要手段之一。敌人强迫群众搬进“移民点”，在每个“移民点”周围筑起木围子，只留一个大门，严格控制出入。每天太阳出来后，才让群众出去劳动。晚上，在太阳未落前必须返回。门哨对出入的群众，进行搜身检查。天黑以后，民团就到各棚子里检查。连第二天下锅的米、菜的多少都要检查几遍。
鹭鸶腿上割肉，是剥削阶级的本性。敌人在“移民点”里同样疯狂地压榨群众，强行收“保路税”“电话税”“地皮税”“灶头税”“人头税”“出差税”“草鞋税”等各种苛捐杂税达七十二种之多，进住移民点的群众苦不堪言。
林维先和张三铁匠协商了一下，认为敌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虽然住在附近，但不敢前来，另一部分撤往山外。敌人紧缩，我们就猛扩，目前敌人在皖西的只有所谓“驻剿”部队，人数不多，很难对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群众又发动起来了，正是我们摧毁皖西北地区移民点的极好时机。打掉武庙集一带围子，影响大，因为这里是红四方面军时期固始县苏维埃所在地。半夜里，林维先和张三铁匠把队伍拉出山，到了熊家河北边固始县长江河边王家新老围子东南的山上休息。王家新老围子位于固始县武庙集南约五公里处，是个双围子，前后两个围寨，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两者紧密连在一起，虽然有几座寨门，但只开一门让群众出入。围寨的外面有一条宽阔的壕沟，壕沟上架有吊桥与寨门相接，这是进寨的唯一通道。红军摧毁了熊家河的移民点后，这里的敌人十分惊慌，早已把吊桥高悬起来了，寨门也紧闭了。
28日早晨，寒云蔽日，天色空蒙，冷风吹拂，地处大别山外围的王家新老围子静静地躺着。林维先和张三铁匠远远地望去，只见两个哨兵背着枪，袖着手，躬着腰，缩着头，在寨门口踱来踱去。
几个年轻人扛着锄头，从围内几个方向同时走向寨门口。哨兵横枪将他们阻拦。林维先时断时续听他们争吵：“不让我们出寨干活，吃什么呀，把嘴巴堵起来？”
“干不干活我管不着，这是上面的命令。”
林维先知道这几个青年是混进王家新围子的便衣队员，他们正在按计划行动。埋伏在外面的部队心情十分紧张，大家都严密地注视着敌人，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这时又有不少的人扛着锄头、拿着扁担向寨门走来，要求出围子干活，这是发动起来的群众。围寨大门附近的人越来越多，距大门不远的炮楼下面，站了不少人。他们把哨兵围在中心，同哨兵争吵越来越激烈。炮楼上的敌人看到哨兵招架不住，急忙又派出几个人下来支援。这些家伙穷凶极恶，挥着枪托，乱打乱敲。敌人不但不准许围子内的群众外出干活，还逼着围子外的几户人家进围子。两厢争执不下，敌人就放火烧这几户人家的草棚。谁知，这天风特别大，火势由东向西蔓延，把围子里面的草棚也烧着了。群众的家产全部在草棚内。这时，他们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好比一股炽热的岩浆从地心里喷了出来，他们冲向敌人，同敌人混战起来。
突然发生的情况打乱了红军的计划。红军怕群众吃亏，急用机枪封住敌人的炮楼，其余的同志向围寨冲去。寨内群众听见红军支援的枪声，士气大振，高声欢呼：“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红军战士刚冲到寨边，暴动的群众打开了寨门，放下了出入口处高悬的吊桥，吊桥像个撒把的辘轳，哗啦哗啦地搁放下来，接应红军进寨。围寨内的敌人本来就少，在暴怒的人群之中，好像一叶破烂的小船，突然又受到红军疾风闪电般的打击，顷刻之间，便棹拆船覆，淹没在人流之中了。没有多久，群众和便衣队押来了一大串俘虏，还有几个地主老财。
“杀不杀？”来人问张三铁匠。
地主老财听到“杀”字，吓得面如土色，跪下求饶。张三铁匠审问了一下，没有大罪恶的当场释放了，少数几个民愤极大的家伙，交给便衣队处理去了
战斗刚结束，战士们不等命令，立即帮助群众救火。大火焚毁了半个围子，不少群众吃的穿的都被烧得精光，林维先等人又不得不花很多时间以及精力帮助他们安家。群众的情绪十分高涨。不少人对红军说：“同志哥，东西烧了没有关系，只要不困在移民点里，活路总是有的，困在移民点里，就像卡住了脖子一样。”
当夜，便衣队接着捣毁了王家老楼和洞沟移民并村围寨，歼灭了十多名敌人，解放了关在围寨里的五百多名群众。商南县委便衣队也在同一天摧毁了固始窑沟的并村围寨。
林维先决定一鼓作气，再接再厉。29日清晨，手枪团三分队和便衣队的同志化装成国民党十一路军，将固始窑沟附近的万店寨、马家楼、茶铺和柯家祠堂等地的炮楼端掉了，捕杀了万店寨和窑沟反动的民团头子和一个叛徒。
这时敌一〇六师追来了，林维先率部经二道河，端了黄小寨炮楼，经皂靴河转至立煌县狗迹岭、桃树岭、张家大屋子、麻河岗、蔡家祠堂、胭脂、麦园等地，翻越金刚台，打掉了汤家汇、麻河岗、火炮岭、天堂寨等地的碉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手枪团三分队和商南便衣队在林维先和张泽礼的领导下，横扫了熊家河、汤家汇、麻河岗、胭脂、墨园等地近百里范围的六十多个碉堡和三十多个移民并村围寨，连战皆捷，使赤城、赤南老根据地出现了新的斗争局面。不久，三分队转至六安境内活动。他们运用化装战术，在六安县徐集歼敌一个连。
然后，林维先、张泽礼率第三分队和商南特务队南下到潜山、太湖县境。这时皖鄂特委领导的潜太战斗营也正在开展反移民的斗争，林维先又配合他们扩大这个斗争，将潜山地区乡村炮楼几乎搞光。敌人苦心经营的移民点大部被红军摧毁。三分队在以后返回的途中又在蕲春、黄冈、麻城等地区拔掉敌人四十余处堡垒。
林维先、张泽礼率部队找到鹞落坪，与何耀榜同志见面，得知高敬亭不在这里。在规定时间和地点会合，这是高敬亭的命令。在这里，林维先和张泽礼挥手告别，又冲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准备到麻城寻找高敬亭。张泽礼带着特务队二十余人回到金刚台。
张泽礼回来后，在金刚台组织了一个商南大队，八十余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搞便衣队工作，在赤南、赤城一带打游击，采取各种办法，同敌人打游击。这样一来，民团在老根据地失去了立足点，敌人的正规军更是无法立下脚来。那些伪乡保长、联保主任顿时失去了依靠。他们之中，顽固的不敢公开作恶了；两面派进一步地向红军靠拢了；同红军没有关系的找红军接头了。封家树店炮楼里的联保主任大脑比较灵活，有几十条枪，赤南便衣队曾几次抓他没有抓到。这次，他暗地托人找张三铁匠说情，愿意每月供应红军一定数量的军粮。张三铁匠就抓住这个机会，同他进行谈判。张三铁匠说：“我们是老相识了，你愿意靠近红军，我们表示欢迎，但你不能空口说白话，要拿出诚意来！”
“哎呀呀，张书记，我要是无诚意还来找你吗？”联保主任说，“我有几个脑袋呀！”
“很好，你知道自己只有一个脑袋就好。”张三铁匠说，“如果你真要有诚意，就帮助我办一件事。”
“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联保主任小心翼翼地回答。
以后又经过多次教育，张三铁匠完全把这个联保主任争取过来了。他明的是联保主任，暗地里为红军搞情报，买药品，掩护伤员。特别是敌人“清剿”时，红军把一些体弱的女同志精简下来，让他安插隐蔽，没有出过一次问题。
由于商南县委和张三铁匠的便衣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采取了“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斗争方式，不仅彻底摧毁了敌人的移民点，而且，在1937年春敌人发动“三个月清剿”时，商南的便衣队没有受到大的损失，还恢复了熊家河老苏区，又开辟了月亮口新苏区。
五 望断南飞雁
高敬亭率主力渡过史河向大小马店方向转移。经过金家院子、狮子口、古碑冲、流泪坪，山沟里的风凉飕飕的，夜色正浓。高敬亭和何耀榜等人从东面爬上了抱儿山时，忽然听到一阵雁叫，抬头一看，天上一阵雁群，正在头雁率领下自北向南飞去。
大别山是雁群迁徙的中转站。雁飞得高，又不在这一带落下，人们难得见到它的模样。这群大雁，在大别山上空吵吵嚷嚷半个月，让深秋寂寞的群山增添了一股鲜活的生机。而一只落群的大雁，正在悲鸣着，振翅追赶着前面的雁群。
高敬亭的内心升起一阵伤感和柔情。这群大雁是从北方飞来的，也不知从大别山出去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现在在北方怎么样了，有时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离群的大雁。
此时，正是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付长征到达西北的各路红军之时，鄂豫皖兵力相对空虚。高敬亭率手枪团一、二分队和二四四团一营先后转战于六安、霍山、岳西、潜山、罗田、太湖，途中攻克敌围寨、据点多处，消灭了部分民团。
12月中旬，高敬亭率部队进入了英山县，敌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一八七团尾后跟追，红军连续拖敌三天，将敌拖到蕲春县龙井岸地区，准备在此将其消灭。“北伐钢军”敌三十二师再次和红二十八军主力相撞。
龙井岸位于湖北与安徽交界处的罗汉尖西侧四公里，这个地区山高沟深，坡陡路窄，地形险要，草木繁密，同时又是红军便衣队的游击根据地。高敬亭遂决定在此伏击敌军。
部队沿杨家山及其西南侧山梁、苏家岭、石头尖一线成喇叭形展开。次日早晨八时左右，当敌人来到龙井岸东北侧一公里的罗汉庙开饭时，受到红军从苏家岭一个诱敌分队的突然袭击。当敌组织反击时，诱敌分队边打边撤，引敌跟追。敌人受到突然打击，十分恼火，成三路由下而上向红军进攻。当敌进入红军伏击圈准备向左右两侧搜索时，红军设伏部队先以猛烈火力给敌以重大杀伤。然后，红军也分三路乘敌混乱发起攻击，一路直插龙井岸；一路向龙井岸东南侧岔路口，与我右翼部队达成合围；中间一路直逼罗汉庙。前后经过约四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歼灭尾追之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第九十四旅第一八七团一个营，毙伤敌约二百余人，缴轻重机枪十挺，步枪、子弹各一部。敌人只有担任指挥的副营长和一个连长逃脱。
这是1936年红二十八军最后一次成营建制消灭敌人主力。
龙井岸战斗后，高敬亭率领部队到安徽太湖、潜山一带活动，与潜山战斗营一起攻克了数个据点，而后又转战商城、立煌、麻城地区，攻克福田河等处数个据点、碉堡，缴获枪弹一部。12月下旬，第二四四团第三营和特务营、手枪团三分队也分别转战到这一地区，与高敬亭会合。部队集中后进行了整编，三营建制撤销，指战员分别编入一营和特务营。
部队在经过罗田与英山交界处的大山游击区时，遇到由红军留下的伤员邓少东组织的一支由红军伤员和当地青年组成的英罗游击队，共一百余人，编入红二十八军。
1936年的实践证明，三角山和柴家山会议决定的分散与集中相结合，是当时最好的战法之一。
在这一年中，红军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便衣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开展游击战争，反击国民党军“清剿”，是鄂豫皖边游击区斗争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敌人费尽心机地策划在鄂豫皖老根据地修封锁线，筑碉堡，调兵遣将，妄图歼灭红军主力时，正是红二十八军逐步懂得如何分散地去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时候；敌人丧心病狂的要在山区消灭红二十八军主力的时候，正是红二十八军逐步开始去平原活动的时候。所以当敌人布置好“清剿”时，红二十八军主力却在外线行动自如。敌“清剿”，红二十八军打游击；敌搞山区，红二十八军下平原。于是，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红二十八军手里。敌人只得撤出山区，“清剿”乃告失败。大别山红军游击区也扩大到东至安徽怀宁县高河埠，威逼省会安庆，西抵鄂北重镇襄阳近郊，南临长江，北到信阳，活动范围由过去的不足三十个县扩大到四十五个县，影响遍及江北。这成为鄂豫皖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最好时期，也是南方各省游击苏区开展游击战争较好的地区之一。
1981年4月3日，林维先在接受六安党史工作者采访时说：“敌人张牙舞爪地向我根据地扑来，而我军却在外线独来独往。你清你的‘剿’，我游我的击；你搞山区，我下平原；你搞我的根据地，我掏你的老窝。敌人的主动权几乎完全丧失，对我军无可奈何！”
1936年6月28日《申报》关于“麻城民众请愿‘剿匪’”的报道，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斗争形势：
“查高警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现化整为零”“从前‘匪’入县境，尚属游击性质。最近‘匪’以地方绝无抵抗能力，为久踞计，择地建设苏区，东以龟峰山脉左右之垒峰山、洗马河、胡家山、白沙岭为根据地，南以黄冈属之大崎山与龟山接脉之林家山、七里岗、梅花园、丁家山为根据地。”“现在县境以内，‘匪’已明目张胆，四乡皆有组织，‘匪’区日见扩大，滋蔓难图。”“而切邻之黄冈、黄陂、礼山、黄安、商城、立煌等县，闻皆有一部分与麻城相同。”
从敌人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红二十八军以小部队分散出击的战术已使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疲于奔命，无可奈何。红军一会儿集中，一会儿分散，特别是在平汉铁路沿线连续出击，打得卫立煌坐卧不安。他的围追堵截，一切“清剿”办法用尽，就是找不到红军主力，吃不掉高敬亭区区两千人马。
六 卫立煌西安惊变
1936年12月下旬，鄂东北独立团游击到河南省光山县重镇泼皮河，歼灭该地民团八十余人。独立团进镇后，抓了几个从武汉来的鸡毛贩子。他们说，你们这儿还在打啊？西安发生了大事，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国共和谈了！统一战线了！
独立团的干部战士特别高兴，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于是他们将这一重要消息刻版油印，广为宣传，同时连夜即返回卡房天台山向道委汇报。鄂东北道委决定独立团趁敌混乱之际，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影响，夺取斗争的新胜利。
一部分驻在大别山的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部队捆上背包，准备开走。
老百姓看着他们收拾东西，心中暗自高兴。有的老百姓便前去搭讪：“长官啊，驻了几年，好容易搞熟，怎么就走？”
国民党有的下级军官说：“我们要到西安去，救蒋委员长！”
“啊，那你们太辛苦了！”老百姓夸张地说。
可是十几天后，国民党报纸上又登出，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飞回南京了。而且南京举城欢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议论纷纷。
1936年12月初。鄂豫皖“剿共”总指挥卫立煌，收到南京急电，要他带幕僚去西安参加高级军事会议。卫立煌即与参谋长郭寄峤等，由蚌埠乘专列到了西安。进站时天色已晚，陇海铁路局局长慕名上车寒暄，说天时不早，建议在车上就餐，也好借此谈谈。卫立煌的勇敢、智慧和远见，使他在国民党军政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卫立煌表示同意。餐桌上菜肴布置就绪后，大家正要入席，车头移动时来了个猛烈碰撞，致使餐桌菜肴连同餐具，全部倾覆在地。局长大为窘迫，卫立煌则连说无妨，郭寄峤却面呈不悦之色。结果，局长大骂属下，并叫重新设席。直闹到半夜，才由局长亲自把他们送到西安新城东北部尚仁路上的中国旅行社的西京招待所。郭寄峤在西安事变后常说，满桌杯盘倾覆，实乃不祥之兆。
卫立煌来到西安古都，感受到某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向已经显现。蒋委员长从东南一路跟追朱毛红军，自己也在鄂豫皖全力“剿共”，可是此时在中国的西北角似乎有点乱了套。东北军、西北军强烈要求抗战的气氛，使整个西北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之风大为盛行。还有华北，也是日伪我交织，分裂华北的《何梅协定》的签订，更使得中国大地仇日气氛如同一地干柴正待烈火……在民族矛盾猛烈冲击着中国及其统治者时，统治阶级内部也会发生分裂。
从1936年6月开始，西安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运动的**。1936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周年之际，西安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要求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对此，西安的蒋系军政当局曾极力阻挠破坏，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公开地站在爱国群众团体一边。
当时中国的军政高层稍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自1881年起，岛国日本就大肆鼓吹“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形成一条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和满蒙，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旅顺，垄断南满铁路。济南事变，日本策划满蒙独立，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淞沪，制造华北事变，等等，蒋介石这位大国领袖所采取的措施是忍，想让日本找不到借口扩大事态，以期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对内坚持“剿共”，“攘外必先安内”。虽然当时日本侵略者正从华北向绥远进犯，完全暴露其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流亡关内的东北军，打回家乡去的呼声更高，可是蒋介石对此视而不见，急欲成就其所谓“八年剿匪之功”。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二、四方面军和二十五军各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认为可乘红军远行疲惫之机，再次进行“围剿”，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去打比日本人还可怕的共产党。张学良不愿干了，杨虎城也不愿干了。是的，张学良、杨虎城包括卫立煌，都跟蒋介石“剿”过共，在同红军作战过程中，他们无法明白几十万国军为什么不能将人数和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消灭，实现不了“安内”的目标。不能不惊叹这支军队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国共分道扬镳，他们深入穷乡僻壤，白手起家，搞起了一支支庞大的部队，多次粉碎国军的“进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风雪严霜，雪山草地，在各路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居然到了陕北，快要靠近苏联了。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谁曾见过这种拖不垮打不烂杀不死的军队？张学良曾问过他的部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能带出一支完整的部队吗？”出身贫苦农民的中国青年天生就具备成为全世界最优秀士兵的潜质，所需要的只是正确的指导和激励。可是国民党的军官阶层，大多数已成为精于盘算的腐败的有产者阶层……
中国本来就贫穷落后，再加上四分五裂，这个家换了谁也难当。自中英鸦片战争以后，英法联军、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袁世凯称帝后北京政府九届更替、二十四次内阁改组、换了二十六任统领，结果是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现在大敌当前，却有那么多打出来的和没有打出来的反蒋旗号，不能不让“蒋委员长”闹心。官府的腐败、糜烂，更是源远流长，绵无绝期。这些当然不能都怪蒋先生，倒是实在难为了这位老大难国家领袖。可是如此中国，就只有安内才是攘外的良药吗？强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再打枪打炮消灭异己，把本来就贫弱的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这是安内，还是纵外？家不和，外人欺。有道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来都是外敌打进来了，自家兄弟抛弃前嫌，携手并肩对外，哪有如此的“攘外必先安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由于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不断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和各抗日民主力量实行“围剿”，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局面。首先起事的是福建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1932年春蔡廷锴在上海坚持淞沪抗战被调至福建“剿共”，由于他们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与蒋的矛盾日益激化。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字后第二天，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和“剿赤”军事失败的刺激下，放弃了抗日与“剿赤”并行的方针，于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事变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中间，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宣传和北上抗日的实际行动也造成很大影响。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进一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连国民党一些党政军要人，也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执政方针，但蒋介石仍“电令各边区‘清剿’主任，各就该区‘匪情’及目前所指挥之兵力、迅速详拟三个月肃清‘残匪’计划……务使军事政治齐头并进，以期早日达到肃清的目的”(5)。调动中央军、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西北军共一百五十四个团，二十五万余人，一齐围向陕甘。
蒋介石还未动手，这年6月份，在广东、广西又爆发了“两广事件”。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矛盾加剧。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北上抗日之名义，组建“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并与中央军接火。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都通电声援。新桂系亦利用西南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军系的矛盾，分化、游说，使得黔军、湘军等都观望不前。在福建事变中下台的蔡廷锴还出资三十万港元替新桂系组建了一个师，对新桂系帮助极大。新桂系抓紧“抗日”的旗号不放，在舆论上陷蒋介石于不义。7月底，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新桂系的同情，对蒋介石一味退让的不满，全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于新桂系。冯玉祥亲自上庐山劝告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就连蒋派内部的程潜、刘斐等人，都公开声称抗日第一。蒋介石急于调兵北上“剿共”，也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可是此时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者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程度，决定建立“三位一体”，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
在平定“两广事件”之后，蒋介石最大的任务还是“攘内”，他到西安重新调整西北“剿共”军事，并劝说张、杨服从“剿共”计划。蒋介石认为现在自己是空前的强大，拥兵自重者，几乎绝无仅有了。自1930年以来，他蒋介石让张学良易帜，打败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李济深、蔡廷锴、陈济棠……枪毙了邓寅达，收买了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现在只剩下唯一的对手共产党了。可是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张学良却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介石不接受，反而怒气愈增。一次，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讲话时说，凡是在“共匪”未“肃清”以前高谈与日本作战的人都是国家的叛徒；又公开骂张学良不尽责“剿匪”，使张学良十分难堪。1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为陕甘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驻前方督战。11月下旬，张学良因绥远前线形势十分严重，亲笔写信给蒋介石，请求亲带所部增援绥远，蒋介石复信不允。
这次蒋介石把行营设在临潼华清池。此时的西安，中央大员和高级将领云集。除了钱大钧、陈诚、陈调元、邵元冲、蒋百里、蒋作宾等中央大员外，还有鄂豫皖“清剿”总指挥卫立煌、新任西北“剿共”司令和尚未去职的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鄂豫赣边区“剿共”司令陈继承、二十九军军长万耀煌等二十多名军政大员，都住在西京招待所。另外，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云集西安，使得西安这座古城的空气也显得紧张起来。
蒋介石连日接见军政要人，召开军事会议，都讲其“抗日必先‘剿匪’”的主张，且说“八年‘剿匪’已到最后关头，只剩最后五分钟，预计将于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在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谈话时，两部将领却都表示不愿参加围攻红军而愿去前线抗日。可是蒋介石仍我行我素。12月7日，蒋介石下令张学良、杨虎城向红军进攻，命令没有被执行。张学良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蒋介石问：“为什么？”张学良答：“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8日，卫立煌曾与杨虎城闲谈。卫立煌当时感到西北形势严重，忧虑会发生有如日本“二二六”“下克上”那样的事。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第一师团香田清贞大尉和几名同伙尉官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建立军人独裁政权，标志着法西斯体制形成。卫立煌担心东北军不稳，下级或有不利于张的举动。杨虎城说，绝不会有那样的事。卫立煌并未想到是张学良会以兵力扣蒋，更不曾想到杨会与张合谋“下克上”，甚至与红军“三位一体”。
9日，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到绥靖公署、省政府请愿。这时忽有特务向群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便径直向临潼行营前进。蒋介石得报，用电话严令西北“剿总”制止。张学良乘汽车追至十里铺，把学生劝回。这件事也增加了张、蒋间的矛盾。当晚，蒋介石还运用他通过媒体为军事政治造势的手段，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可密嘱驻陕《大公报》通报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和撤换张、杨的人事安排。蒋介石利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大公报》，为撤换张、杨制造舆论，向张、杨施加压力。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解决张、杨问题，为新的“剿共”内战扫除障碍。
蒋介石在10日召集军事会议，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在西安的高级军政官员都参加了会议，唯独张学良、杨虎城两人未获通知。这件事更增加了张、蒋、杨间的矛盾。会议决定，在12月12日正式发布第六次总攻命令，如果张、杨两部不服从命令，立即解除其武装，中央军要在即将开始的“剿共”战役中充当主力。蒋介石还任命当时已在西安的蒋鼎文接任西北“剿共”总司令。
蒋介石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经过一番部署，认为可以向张、杨摊牌了，于是，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供其选择：其一，服从中央的“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剿共”前线，与红军决战；其二，如张、杨两部不愿“剿共”，即令张部调至福建，杨部调至安徽，中央军进驻陕甘地区，由蒋的嫡系部队完成“剿共”大业。
命令未颁，西安事变爆发了。各种矛盾、对立、冲突，终于酿成了西安事变。没有了东北的“东北王”和受排斥的西北王，以一种舍生忘死的“不抵抗，毋宁死”的血性，在中国的西北角，发动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
为了麻痹蒋介石，12月11日夜，张学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蒋方高级军政人员，除蒋本人外，几乎都到场了。张学良盛情招待来宾，连声呼说这是“群英会”。在接待宾客的纷忙中，张学良见卫立煌到宴会厅，便迎上去，略作寒暄，随便找个地方坐下，与卫立煌对话。此前两人只是见面时打打招呼，没有深谈过，更谈不上交情。卫立煌此时年方三十八周岁，比张学良稍长四岁。张学良赞扬卫立煌青年时跟随孙中山先生，勇敢善战，目前威望很高。卫立煌称赞张学良能继承父业，在各种困难中，周旋匪易；而“九一八”兵撤关内，有苦难言。彼此交谈，甚为投机。席间同桌，又都豪饮，谈笑更欢。当夜，就发生了西安事变。张、杨两部同时于11日夜半，即12日黎明前动兵谏蒋。
在形势极度紧张中，卫立煌没有想到张、杨会用武力对蒋进行“兵谏”。11日晚，大家参加张学良举行的招待晚宴。十二时许始回西京招待所就寝，倦极而睡。夜半忽闻枪声，枪声很近，远处也有，卫立煌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只得翻身下床，坐待天明。上午九点多，张学良带着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召集中央各大员说，并非兵变，是张、杨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实行“兵谏”。蒋介石已被活捉了，安置在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
住着卫立煌等许多军政人员的西京招待所，由杨虎城部派队包围，收缴枪支，然后一个个押下来，关进大客厅里。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西安所有南京任命的重要军政官员也都被拘禁起来，送到西京招待所集中监视。下午四时，又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卫立煌看到房间被搜查了。晚餐只有一碗米饭一盘菜。到了14日，在押人员分东西两处自由结合用餐。东边，以卫立煌的房间为中心，有陈诚、蒋作宾、万耀煌夫妇。15日下午，所有人员搬到张学良公馆附近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宅邸，室内用品均由西京招待所搬来，每室有三个便衣监视，院内武装士兵十人。每人发《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各一册，每院送麻将一副，每室赠银洋二百元，以资消遣。大家打牌消遣，有说有笑，这些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冲杀出来的政客、战将，知道张汉卿杨虎城对他们个人不会怎么样了。
卫立煌随着众人一道被扣，他始终一言不发，内心极度悲愤。国共合作打倒军阀，可是革命半途而废。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府，说是开展了资本主义建设的黄金期，中华民国得到极大发展，一系列军事胜利，各路军阀归顺……可是中国上层沉溺在非常奢侈的风气和腐败中，因此，东三省沦丧、华北、察哈尔分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正在这夹缝中求生存。在当时，从外表看来还戴着伟大、富裕和强盛的假面具的中华民国，已经看到在她内部孕育着的、快要降临的衰败噩运的不祥萌芽。蒋介石的政权，使孙中山建立的民国充满悲惨的内战和变乱，特别是军阀混战，更是社会可怕的毒瘤。光是1927年蒋介石定都南京后，就有蒋唐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征讨闽变……这一切终于发展为“两广事变”、西安事变……
靠打牌度日的将军们也知道张、杨宣布取消了“西北剿匪总部”，建立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
这样，在西安，卫立煌见到了中国共产党派来的周恩来。周恩来和卫立煌同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东征时期，卫立煌就认识周恩来这位共产党方面的大将。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是卫立煌的上级；1926年北伐，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是第一军的一名团长。周恩来是青年时代就出了名的革命家，也是卫立煌敬佩了解的人。他对蒋介石很多重要将领的处境与心理状态都比较了解。处理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把卫立煌当成重点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对卫立煌说了这次来西安的经过，到西安以后的工作，这次事件解决的途径，全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卫立煌开始意识到要解开中国这团危局、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
周恩来是来参加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据说蒋介石在看到张学良陪同周恩来进来时，神经似受极度震动，面色惨白，事变的背后果然有共产党在参与！他以为共产党会要他的命！看到周恩来称他“校长”并对他尊敬的态度，他逐渐恢复常态。周恩来当即开诚布公地谈了中共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并表示希望蒋介石能够领导抗日。
卫立煌不知道，早在1934年10月16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蔽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自1929年中断的联系。1935年春，蒋介石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已在莫斯科和中共代表团联系……在日本法西斯的压力下，在英美法的绥靖政策下，坚持不抵抗且反共的蒋介石开始转变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调亭下，蒋介石被迫同意：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蒋介石表示愿以“领袖人格做担保”，不作书面签字，答应回京后逐步实行议定的六项条件。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滞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1936年12月24日，圣诞平安夜，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同机的还有到西安斡旋的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这位来自美国美以美教会的第一夫人，和卫立煌的夫人朱韵珩是留美同学，而且都信奉基督教，可以说是闺密了，卫立煌的夫人去蒋家可以直接登堂入室，这是国民党军政界任何要员的夫人都得不到的殊荣。蒋夫人不仅仪态端庄，而且学贯中西，她站在哪里都是气质高贵而光彩照人的。她的到来，化解了西安的火药味，西安事变放蒋，她也是立了大功的。送蒋专机途经洛阳，停留过夜，蒋介石便手令张学良，着即先行释放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四人。张学良立刻同意并发电西安。卫立煌等四人被先行释放，不久，在西安被拘的各位军政大员也被相继放回。
卫立煌回到南京，来慰问看望的宾客终日不绝。大家关心西安事变中的情况和卫立煌对事变的意见。
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各种力量在急剧地重新分化组合。卫立煌后来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两点：一、东北军入关后待遇低未受到重视，对“中央”不满，蒋介石虽然给张学良授了“青天白日勋章”001号，可那是让他为蒋介石“安内”而冲锋陷阵。从进攻鄂豫皖大别山以来，张学良就看出蒋介石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借刀杀人，兼并异己。他的部队“九一八”入关时三十万人马，现在只有二十多万了，他的损失得不到补偿。蒋介石作为大国领袖，不会用人，不会办事，专用权术。卫立煌对这点是深有感受的。二、中共和红军在陕甘宁北靠苏蒙，故决定对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统战，而统战又获得了成效。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东北和热河，两次替蒋介石背黑锅，被迫辞职暂去国外避风。1934年应召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他的内心虽然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他渴望国民政府早日对日宣战，自己好率领东北军收复东北。在鄂豫皖和红二十五军作战时损失了几个师，也得不到蒋介石的补充。1935年春又让他们一路追杀红二十五军至陕北，让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与西北军杨虎城共同治陕，共同“剿共”，以两支非嫡系部队“剿共”，本是一石三鸟，但有时心里盘算过精了，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张、杨在西北“剿共”中受到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东北军崂山一战丢了一一〇师和师长何立中，榆林桥一战丢失一个团和团长高福源，陕北直罗镇一役丢了一〇九师和师长牛元锋，南京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〇师番号，这种“亏本”的仗谁还会打？官兵普遍不愿“剿共”，这就让、张杨有了共同语言。感觉到蒋介石想让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败俱伤，从而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人们平时熟视无睹的一个个社会历史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推动社会历史产生质变。前线官兵普遍与共产党联系，组织统一战线。张学良此时想打回东北去，只有从共产党和苏联方面找出路。杨虎城对张学良不愿“剿共”，坚请抗日是同情的。杨部在前线连失重兵，也与红军有秘密谅解，不愿同红军打仗，也不能同红军打仗。这样，张、杨和红军达成“三位一体”。所以张、杨两人合作扣蒋，并不奇怪。卫立煌只能就所知的情况略做了回答，并表示不能赞同有些人骂张学良、杨虎城为乱臣贼子，张、杨做事固然太冒险、太鲁莽，但是要求抗日御侮，还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蒋介石回南京后，扣押了送其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杨虎城也被迫下野出国考察。蒋介石于1937年2月10日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根绝赤祸案”。但不同的声音也很强大。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发来电报，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做出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5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宋庆龄在发言中提出：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停止内战，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议案得到通过。蒋介石不得不着手处理共产党的问题了。全国军民要求抗战的浪潮一浪高于一浪。蒋介石是在西安作出停止内战的保证之后，才得以获释的。他习惯以大国领袖、民族英雄自居，当然要拿出说话算数的英雄气。所以，蒋介石虽然继续实行反共的政策，调兵遣将，对红军部署新的“清剿”。但是在北方，陕北红军与国军事实上取消了敌对行动而进入休战状态。蒋介石撤销了西北“剿共”司令部。这一期间，国共双方代表曾在莫斯科、南京、杭州、上海等地有过好几次秘密接触。同年4月，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到杭州；6月又邀请周恩来到牯岭与国民党领导人举行谈判，但这些非正式谈判暂时都没有结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蒋介石也在关注日本在华北的举动。可是蒋介石内心对共产党仍心有不甘，北方的和平局面开始出现，但蒋介石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政策，还想赌一把。他下达密令：务必趁与共方中央谈判之机，乘红军南方游击队尚不清楚北方情况及他们之间尚不相互清楚情况之机，加紧集结重兵，以期迅速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部队，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
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四十多个正规师、六十多个保安团，对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企图在短时期内消灭共产党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组织，削弱共产党的力量。
蒋介石这样做，一是可以孤立长征北上陕北的主力红军；二是消除在南方的革命武装；三是消除南京当局所认为的心腹之患，最终缩小中共在国共两党博弈棋局中的分量。
地处蒋介石南京卧榻之旁、中原之间、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苏区，承担了更大的压力。红二十八军使鄂豫皖的战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刚从西安脱身的蒋介石感到震惊，他腾出手来关注大别山的战事。他希望自己在1937年春夏期间，将高敬亭部完全消灭。
卫立煌，出身并不富裕，1912年考入湖南陆军学兵营入伍，1917年被孙中山选为其卫队士兵，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参加东征北伐，和黄埔军校中很多共产党员有过交往。“四一二”政变后，他追随蒋介石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在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对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围剿”中，他率领的第六纵队从鄂东北一直打到皖西北，率先攻进鄂豫皖根据地东部战略中心金家寨，获得以自己名字命名“立煌县”的“殊荣”，之后又奉命镇压闽变……现在，蒋介石让他回来主持鄂豫皖的“剿共”大计快一年了，可是仍未把大别山红军“清剿”殆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卫立煌也想毕其功于一役，把共产党留在鄂豫皖大别山的红军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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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属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
(2) 现湖北省广水市。
(3) 历史地名。198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安陆县，设立安陆市。下同。
(4) 现属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
(5) 载1936年12月10日《武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