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河埠镇子里到处都是人，人们笑逐颜开。有的说：红军真是天兵天将，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保安团一个中队打垮了，砸得好！红军在镇上开展了一阵宣传工作，没收了几家资本家商店的东西分给了镇上的贫苦群众。附近的农民听说红军消灭了保安团，都非常高兴，争先恐后地拥向街头，不一会儿整个镇上被挤得水泄不通。手枪团战士好不容易才一个个挤了出来，背着从镇上没收来的各种糕点、水果、罐头等食品，来到队伍集合地点逐一分给大家。同志们饱餐了一顿以后，又于下午三时左右撤向高河埠西北方向。
没有走多久，队伍来到一个叫育儿村的小集镇，手枪队又顺手牵羊缴了镇上一个十余人民团小队的枪支，还捉了一个反动地主。队伍在镇上稍作休息后，继续北行。一路的胜利使大家异常兴奋，忘记了疲劳，不知不觉已近傍晚。远远西望，落日的余晖透过天边稀薄的彩云，射出一缕缕霞光，在夜幕降临的时刻，队伍进入了青草塥小街。
青草塥是潜山县东部的一个较大的集镇，它由南北方向的两条小街组成，柏年河的一个支流从这两条小街中间穿过，横跨在这条小河上面的一座古老的石桥，把两条小街紧紧地连在一起，使整个小镇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工”字形结构。这里是桐城、潜山山区东部通向丘陵平原地带的门户，敌人对其亦很重视，在它的西街南头筑有一个碉堡，常有民团三四十人持枪驻守。这是红二十八军第二次进攻青草塥了，所以，这里的敌人也更加警觉。
那天，红二四五团队伍从街南头进去。进街后，发现家家关门闭户，街道上空空****，无人行走。大概走了几十米，队伍停下来原地休息。三营七连雷伟和班的战士打开两家店门，也未找到一个人影。这时，团政委杨克志已带着手枪队向西南街头靠近，准备拿下碉堡。他们在快接近碉堡时，碉堡里突然高声喝道：“哪一部分的？”
手枪队答道：“我们是十一路军，从山里‘剿匪’下来。”
“派人上来接头！”碉堡里又发出急促的叫声。
“你们派人下来接头！”手枪队也高声喝道。
“好，你们不上来，我们下来。”碉堡上的一个哨兵一边说一边端着枪往下走。
天快黑了，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团政委杨克志感到气氛不对，估计一天的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一定是调来正规军在此把守。他灵机一动，带着手枪队，乘天黑迅速来到东街部队休息的地方。杨克志和梁从学研究一番之后，命令部队从东街中间巷道撤走。当时雷伟和在三营七连当班长，撤离中七连指导员邓平派雷伟和班担任掩护。雷伟和立即组织全班同志把刚才打开的店门门板拆下来，挡在连接两条小街的石桥上，又派四支枪封锁桥面，以防敌人从河西街上猛扑过来。
二四五团刚从东街撤走，敌新调来的一个团的敌人果然追来了，雷伟和阻击部队正准备转移时，听到敌人在黑暗中叫道：“哪一部分的？”
雷伟和还以为自己的队伍未转移完，马上答道：“我们是七连的！”
话刚落音，轰隆一声，敌人一个手榴弹向红军扔过来。雷伟和等人打了几枪后，就机警地钻进了一个大商店，藏在商店后面的小菜园地里。当时敌人也摸不清在镇内到底有多少红军部队，在街上到处搜索，枪声乱七八糟地响个不停。
二十分钟后，快满的月亮慢慢地升起，散发着银色的月光，将周边照得一片银白。雷伟和扒上围墙四周观望，见四周静悄悄的，无人走动。于是他带着全班同志从街后快速撤出集镇。雷伟和这个班现在和主力失去联系，只得凭感觉向东北方向搜索前进。途中，听到前面一阵号音，再侧耳细听，原来是梁团长的号长在吹号联系七连。于是大家加快脚步，向号音方向跑去，在一个临近山区的河边找到了部队。大家在河边休息一阵之后，又满怀胜利的喜悦，迈着轻快的脚步，顶着柔和的月光，向潜山山区前进。尾随追击的敌人，一直把红军护送到潜山县万山地区。这里已是万山便衣队活动的根据地了。
这次红军二四五团从潜山太湖山区出山后，在圩畈丘陵地区连克五镇，威逼省城安庆，震惊了敌人，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也乘机质问卫立煌，为什么把红军放到省政府边上来了。当敌人从山区抽调部队回来“围剿”时，红二四五团又悄然返回潜北山区。二四五团的外出作战大大扩大了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南的影响，直接威胁了国民党安徽省府安庆。
梁从学这个所谓的二四五团，其实不到一个营的兵力。而梁从学率领这个团不但敢与多于自己数倍的敌军作战，而且打到了皖江平原地区，甚至离省会安庆已经很近，不是有胆有识之战将，是很难做到的。这应该说是红二十八军最出色的游击作战范例之一。
1936年5月中旬，高敬亭、方永乐、梁从学所率红二十八军三路主力部队（欠仍在黄冈、麻城一带活动的第一营第四连，这个连在林维先率领下，还在木兰山等候方永乐）在立煌、麻城两县交界处的长岭关安徽一边会合。林维先没有想到，在这次会合后，高敬亭在一种自信惊人的意志驱使下，将自己的二把手方永乐打成“第三党”，解除了职务，下了枪、望远镜和他的警卫人员，放在交通队看押起来，并逼他写自供书。
此时，已是大别山的五黄六月。红二十八军会合后，从安徽的长岭关向北，经河南商城南部之马家堰，准备向湖北麻城福田河、龟峰山一带运动。
六 将星，殒落在大别山上
在军部近期的“肃反”中，一些被“肃反”的人因刑讯逼供，招供方永乐是他们的同类。高敬亭还指责方永乐分兵作战没有按期归队。加在方永乐头上的罪名，还有一条是“用人不当”，林维先回忆说，高敬亭责怪方永乐不该把红军主力二四四团一营交给林维先、丁少卿两个犯了错误的人去独自指挥，而且是外出作战！
方永乐被下了枪后，就放在交通队里。
交通队是红二十八军的精华，由红二十八军各个部队挑选的政治可靠、军事过硬的优秀年轻人组成。交通队的任务是保卫军部，兼做防奸“肃反”工作，是一支可以代表高敬亭下达命令的传令部队。指战员每人两大件，一支双环马步枪，二百粒子弹，一支驳壳枪，一百粒子弹，还有一把大刀。他们对高敬亭无限忠诚，谁都愿意为高敬亭而牺牲。一旦高敬亭说谁是敌人，他们就会严词呵斥、严加看管，百分之百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方永乐过去也是他们的上级，只要会师，几乎也是朝夕相处，现在却被他们作为犯人看押着。
方永乐是把荣誉看作比生命还要珍贵的军人，被关押后，他那坦率而又崇高的脸上，烙上痛苦的烙印。他最痛恨鄙视的就是反革命，可是现在高敬亭却把自己归于“反革命”之列，他感到那种本能的性格冲动与理智的克制力，在胸中激烈地冲突着，许多不愉快的回忆，涌上心头。
众所周知，“肃反”问题发生在红军革命时期，也是党在幼年时期犯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的产生，导致大批革命干部、战士在“肃反”中被当作“第三党”“改组派”“AB团”、特务、间谍，遭到逮捕或被错杀。甚至当时不少经过革命长期锻炼、考验的军、师和省道级领导人也没有幸免。“肃反”造成的内耗，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含冤地下，让人们为之痛心。
红军作为人民的军队，有一整套铁的纪律。用在最残酷的“肃反”胁迫下保全生命的恐惧来提高战斗力，也许是设计者和操作者最初的设想。可是这“肃反”常常落到那些英勇战斗、毫无过失的指战员身上，这就使整个军队产生了深刻、极其沉痛的印象，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
党内“肃反”的问题，不仅产生在某一地区、某个红军部队，而且遍及各个根据地、各个红军部队，是一个全党性的历史错误。从客观上讲，首先，“肃反”发生在中国革命形势正处于异常尖锐复杂，敌人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时代。当时确有敌人对红军苏区采取“派进来拉出去”的策略，企图瓦解革命阵营。其次，当时斗争尖锐，党内容易产生“左”的危险。这给党内的“左”倾路线及其推行提供了条件。再次，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大规模“肃反”的影响。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改组派’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是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死对头”，“改组派”分子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危险，要加强开展反对“改组派”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确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必要前提”。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和苏联国内开展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成为我们党内大抓“肃反”的理论依据。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就决定在全国各根据地和红军中广泛开展“肃反”运动。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指出：“各苏区的改组派……都必然是江西AB团的第二……这些反革命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1931年9月20日，中央又做出了《关于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了“对于这些反革命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不久后，中央还把张国焘在鄂豫皖“肃反”的经验向各根据地推广。
从主观上来说，首先是盲从和缺少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幼年的党还不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其次是有的地区党的领导人和具体执行的工作人思想品德不好，使“肃反”进一步扩大化。因此，应该说，“肃反”问题，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
鄂豫皖“肃反”，这主要是张国焘等人干的。高敬亭当时虽是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七名常委之一，职务上是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可是他不是决策者，但他深受影响。当时分局和省委把是否积极“肃反”看成是政治觉悟高不高的表现。在张国焘时代，只要积极“肃反”就会被提拔重用，高敬亭也是“肃反”的既得利益者和幸存者。高敬亭在任光山县委书记、豫东南道委书记、皖西北道委书记和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时通过“肃反”，杀害了不少的同志。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独当一面，继续执行“肃反”政策，把“肃反”当作推动工作和解决思想分歧的重要手段，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每当他决策“肃反”时，面孔由于愤怒而扭歪，眼光好像闪电，那副样子就显得非常可怕了。但这同样不是鄂豫皖一个地区的问题，是南方各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中大都存在的问题。因为当时根据地斗争更加尖锐，党中央要求各地继续贯彻“肃反”政策。历史往往表现了它的复杂性。高敬亭在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肃反”，但他又大胆地起用了林维先等不少因“肃反”被留在苏区的干部，詹化雨、胡继亭等很多同志被他关押过，可是一旦甄别清楚，他又加以重用。
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独自坚守大别山后，对“肃反”抓得比较紧。高敬亭处在与党中央断绝联系的复杂环境中。敌人异常强大和狡猾，战争的形势忽安忽危瞬息万变。而他作为一个战略区的政治军事领袖，又必须在很多刻不容缓的瞬间做出独立的判断。这时候，果断与轻率、警惕与多疑、信心与自大，往往只是半步之差。一个人在平时看来也许微小的弱点在特定情况下都会以十倍放大的样式表现出来。一个大别山农民运动中产生的领袖人物，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但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面对这样复杂的环境，不可能万无一失。
在这一瞬间，方永乐内心的火光，照亮了一年半以来，他跟高敬亭的合作及冲突。为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嘱托，他顾全大局忍耐着。由于年龄和性格原因，双方是否存差距？高敬亭比自己年长，话不多，在他高兴时是如此，生气时也是如此。而自己是一个直爽、性情开朗的人，他不愿意也不能够隐藏在他心中暴风骤雨般的矛盾感情，而且这种感情就像照镜子一样，立刻会在他精力充沛的脸上反映出来。自己是否以为打仗勇敢，指挥有办法，在群众中威信高，就年轻气盛，有点骄傲，个人英雄主义？在战略战术上，只要自己认为对的，常常和高敬亭产生争论，常说，高政委，我认为你说得不对。是否想到这种尖锐的批评和对立不仅违背了高敬亭的意志，而且可能伤害了他的尊严。他毕竟年龄比自己大，地位比自己高。化整为零，在分兵这件事上，是否会让高敬亭感到我方永乐有想独当一面的念头，时间长了这难免不引起高敬亭的疑心。
这种突如其来的悲剧性的变故，对方永乐来说，真是极大的屈辱。他真想大声喊叫两声，然而喉抖唇紧，叫不出声来。
下了枪、望远镜及警卫人员，就意味着一个指挥官失去指挥部队的资格。关在交通队里，就是被逮捕看押了。不过，高敬亭吸取了过去教训，没有马上杀人。或者说，高敬亭对如何处理方永乐，内心是十分矛盾的。
晚上，方永乐被关押在一间四壁透风的“囚室”里。这是一个地上和四壁铺满金色稻草的牛栏屋，屋角还拴着一头黄色公牛、一头黑色水牛，整个屋里散发出一种牲口圈的霉味和牛粪味。为了便于看到他在屋内的动静，交通队在一个墙洞上用破碗点了一盏油灯，灯光如豆，微弱得可怕。两头牛在安静地咀嚼着主人给割来的青草，附近农家还传来驴叫。
方永乐睡在一堆稻草里，稻草里的粮食和阳光的气味，送进他的鼻孔。他咀嚼着一根枯黄的稻草，双手拢在脑后，微闭双眼。这个环境，这个气味，让他多么熟悉啊，让他想到了家乡，父母亲和弟弟妹妹，还有高耸的望江寺塔和白沙覆岸的清清的淠河……
少年家穷，投身革命，从农民暴动的童子团员、游击队员到一名红军战士，知道穷人的未来是共产主义，可是还没有为共产主义做多少事，就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了。他知道高政委的脾气，根据经验，自己的结局是不会妙的。如果这样终了此生，该是多么不幸。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去年初从鄂东北带队伍到皖西，给高敬亭送信。红二十八军成立，承蒙高敬亭的信任，让他当了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政委，成了鄂豫皖苏区红军的二把手，这也说明高敬亭对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是充分肯定的。这时，比他资格老的林维先、梁从学、丁少卿、熊大海都成为他的部下。方永乐为了感谢高敬亭，也是感谢党的信任，他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战斗。在高政委的领导下，两人带领部队有时在一起作战，有时又分开作战，配合得得心应手，这支部队终于在大别山挺下来了，发展了，壮大了，傲然屹立于大别山上。
他对高敬亭是尊敬的。高政委年龄比自己大，职务比自己高，是省委临走时选中任命的鄂豫皖最高负责人。他政治坚定，对敌作战勇敢，有勇有谋……自己又是他的部下，对于他所有命令，只有执行！
和高敬亭在一起共事，他心情非常矛盾。方永乐尊敬高敬亭，习惯于服从他，可是高敬亭的作风是相当霸道的，方永乐感到畏惧他。平时方永乐虽然可以提点不同意见，“军政委，这件事我有不同看法”，可是很少正面交锋。方永乐觉得高敬亭的内心，一向是城府很深，无从窥测的。去年，黄尾河会议，高敬亭突然决定部队离开鄂豫皖，西进桐柏山寻找红二十五军。方永乐知道，这是违背中央和省委决定的。而对这种不合常情的决策，开会时，他只说了一句“高政委，这事是否要慎重考虑”，也就没有再坚持了。后来在西进过程中自己不敢有丝毫懈怠，再加上高敬亭的英明善断，全体红二十八军将士用命，才使这支部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还打了很多胜仗，顺利回到大别山。
还有就是“肃反”，高敬亭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此地森冷决绝。在主持皖西北道委工作期间，通过向省委告状把德才兼备的省委常委、道委书记郭述申斗倒了，自己被派来担任道委书记，原来皖西北道委党政军一些干部不满他的工作作风，基本上被他杀光了。高敬亭主政时两次在鄂东北“肃反”，原因是鄂东北这块苏区联系不便，汇报不勤，有的党和红军领导人就被认为是不听指挥。鄂东北道委有人不满高敬亭，便杀了他的夫人张宗杏，高敬亭为此又杀了一批人……一个战士有时丢失一个机枪零件，或者写错一条标语，有的战士拿了老乡的一双鞋，就会被处死，更不用说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了。还有很多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捕风捉影……那么多优秀的同志，奋不顾身投身革命，现在被肃杀了，他们的父母还以为孩子仍在革命队伍上啊！方永乐对高敬亭的这种做法表示过异议，认为不能将思想错误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处理，绝不要再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每一个干部战士，天天在一起浴血奋斗，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肃反”可以在几分钟内杀掉一个优秀的干部、参加革命的战士，可他们都是自己父母精心养育的孩子，有的是一个家族几百年孕育出来的精英，正是这么多要改朝换代的人聚集在一起，才会有如此轰轰烈烈的大别山红军革命，随随便便杀了，再有几十年，也造不出这样优秀的革命战士！因为“肃反”而错杀了众多的大别山有志有识的革命青年，这个损失对红军部队来说是空前的！可是说了也没有多大作用。
高敬亭凭什么获得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任呢？高敬亭确有很多不可磨灭的优点，对敌斗争坚决，政治上坚定，对分局和省委指示不折不扣执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与红军士兵同吃同住同行；工作认真，事无巨细，每必过问，不厌其烦地处理着鄂豫皖苏区的一切；还有他对基层战士和群众平易近人。方永乐也感到高敬亭最近在疏远他，高敬亭对他越来越客气，正好说明他们之间已不是很亲近了，而大家都知道他如果骂你或是踢你一下，反而表示对你十分亲近。中央分局和省委都不在，没有人替他们分辨出个是非曲直。他极力不看高敬亭之短，也不想自身之长，可是有时也感到工作和生活把自己推进到极端的矛盾之中，要是当初跟着红二十五军长征，或者是还留在鄂东北，那该多好啊！
熬到了天亮，窗外小鸟啁啾，甚至看到从竹林中飞起的美丽的野鸡等，想到这里，年轻的方永乐默默默无声地啜泣了。
这时，他听到屋外情形异常，然后听到有个人高喊：“敌人到山脚了！”
关押方永乐的门开了。两个交通队的战士，把方永乐带出了牛屋门，出了村庄，在崇山峻岭中行军。原来，敌人知道红军集结在鄂豫皖交界处，闻讯赶来堵截。红军前敌指挥无人，红二十八军部队只得且战且走，从安徽的长岭关向北经麻城一角，再到河南商城南部之马家堰，准备进入湖北麻城龟峰山一带活动。
部队翻上了一座高山的山坳口，这座山岗叫雾露塘，是河南商城县和湖北麻城县的界岭。连接两县穿过雾露塘坳口的一条山道湖北一边山坡上，建着一个庙叫界岭庙。庙下面连着两个大塘。大塘长期水雾蒙蒙，故而得名。在山下路口，国民党“进剿军”修建了一座连级碉堡，封锁着两省通道。
朝阳刚从大别山东方安徽方向一个高耸的山头升起，山谷大地血红一片，草叶上的露珠仿佛也在跳动不安的滚动起来。此时是1936年5月14日早晨八时。
忽然前面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方永乐听枪声，知道这是黔军上来了。他习惯性的伸手从胸前拿望远镜，可是胸前是空的。往腰间摸枪，腰也是空的。望远镜和枪已被下了。
雾露塘对面是护儿山，两座山脉之间形成一个东西向的巨大的山谷，顺着山谷往西十二公里，就是麻城县重镇福田河。这里地陲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山大坡陡，地形复杂。如果不出方永乐被扣押事件，方永乐作为前敌总指挥，肯定会预先研究双方兵力和位置，根据以往他的风格，他会在这里打一场歼灭战，全歼这股敌人。可是现在大部队是仓促遇敌了。
高敬亭和方永乐发现前面有碉堡，正面来敌是国民党黔军第一〇三师周湘魁第三团。黔军来自云贵高原，又被卫立煌重用，爬山能力强，熟悉山地作战，还有点战斗力。这个团驻在福田河，得知红军将过来时，昨夜派三、五营各两个连从福田河刚刚急行军赶到这里的。“看，两个营！”方永乐一眼就看到敌人分两路向红军扑来，一路一个营经蔡家寨、榜上北侧山梁向雾露塘正面进攻，是个“营级攻击”，后来查明是三营；另一路五营继续前进，经天平寨、护儿山侧面向托儿石攻击。红军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情况十分危急。
关于护儿山这座山的名字，方永乐听说过。相传清朝末年的时候，这深山老林里住着几户姓章姓李的农户，他们过着农耕社会男耕女织的生活，贫穷但还算快乐自在，山高皇帝远，根本不问世事。但他们心中还有一个心病，就是经常有豹子攻击牛羊甚至攻击人。
一天早晨，章家的大儿子牵着家里的牛到后山放牧，中午，这条老公牛冲了回来，浑身满是血迹，角上还挂着半截类似肠子的东西，在村口狂奔且大声地叫唤。村民一个个都惊呆了，不知发生什么事，章家主人第一个反应是牛用角杀了自家的小孩，便和村民们一道抓住了这头公牛，并拿刀宰了这头公牛。然后村民一齐来到后山寻找章家的孩子，看到章家大儿子瘫坐在一棵大树后面，另一边地上躺着一只血肉模糊的豹子，肚子被刺穿已断气了。村民一下子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把受冤的牛给埋葬了，从此，这座山就叫护儿山。似乎在告诫大家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能鲁莽，要认清情况再做决定，否则后悔莫及。可是方永乐听了这个故事，只是感到恐怖，浑身起着鸡皮疙瘩。
方永乐虽然身陷“囹圄”，义愤填膺，愤恨万分。可是这时，红二十八军指挥部又出现一个奇怪的场景：高敬亭在山头上拿着望镜面对敌人，罗映臣又率着交通队押着方永乐站在高敬亭的身边。红二十八军的决策圈都在这里。他俩看到同样的敌情。
高敬亭边看边习惯地说：“打他一下！”
出于习惯和责任，方永乐挺身而出，他本来就是二把手，只要和高敬亭在一起，他就是前敌总指挥，习惯率部队与敌人直接作战。他对高敬亭同志说：
“军政委，给我一支枪，我跟手枪团在这里掩护，你带主力后撤。另一路敌人已围上来了。”
这一年来，两人也是这样配合的。敌人已围了上来，战士们也信任方永乐，要求他出来指挥战斗，同敌人决一死战。高敬亭不得不答应方永乐的请求。可见他对方永乐是不是真的反革命，内心是有怀疑的。这才会在护儿山把这个关系到红二十八军生死存亡的战斗，交给方永乐指挥。
方永乐拿过了枪和望远镜，立即指挥手枪团三分队投入战斗，抢占了雾露塘界岭坳两边的制高点，阻击敌人，掩护高敬亭率主力顺着来路向东南方向转移。
敌人是善于爬山的黔军一〇三师三团，这时敌人三营两个连会合了雾露塘山脚碉堡中的一个连，由下而上猖狂地向雾露塘方向进攻，成为主攻部队。方永乐率掩护部队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射击。战士们开始射击，自选目标，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冲锋，至中午十一时，黔军突破自己的左翼山头，方永乐亲自率队与敌人肉搏，将敌人击退，毙伤国民党军六十余人。由于方永乐的掩护，高敬亭率主力趁机转移。这时，敌人的侧攻部队五营由双庙关也上来了，方永乐率领掩护部队且战且走，沿蛇尾沟方向边打边撤。本来，方永乐可以带着部队跟着主力一道撤了，可是他占据了一座小高地继续抵抗，战斗从上午九时一直打到下午三时。
同志们见师政委执意不走，急得不得了，几乎是哀求他快走。这时枪声猛起，敌人向方永乐所在高地硬攻了上来。方永乐沉着地端着马步枪射击。他弹不虚发，一枪一个，敌人倒下去一批，又拥上来一批。方永乐还拿着望远镜四处张望。班长李长如看到方永乐举着望远镜的手在微微颤抖着，大颗汗珠沿着他那原本白净现在蜡黄的脸颊滚下来。他的双眼闪闪发光，燃烧着对胜利的渴望、愤怒和拼命的挣扎……狡猾的敌人从两侧山顶包抄过来了，他打得更猛烈了。敌人一露头，他的马步枪子弹就立即跟上。敌人已经发觉这里是一个小的战斗核心，子弹飞蝗般地打来。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对方的神枪手击中了方永乐的左胸，他的身子猛烈地震了一下，晃了晃就往后倒下了，一汪鲜血从他的左胸喷涌出来，一排黑浪自天边向他袭来，掩盖了他的双目……
手枪队三分队班长李长如带着战士们抢下负伤的方永乐，后退到商城县长竹园的陈家湾，将他放在路边的一座老檀树后的土地庙里。年仅二十周岁的“小师政委”方永乐，因伤重再也没有醒来。在方永乐的指挥才能几乎达到卓越的军事统帅的时候，他牺牲了。一颗年轻的将星，过早地陨落在大别山上。
手枪团三分队队长王耀松和方永乐一道坚持战斗时，也身中数弹，和师政委倒在一起。
此时，太阳快要落山，余晖把商南长竹园这一带的山头，染成一片血色的天空。
方永乐之死，成为红二十八军老战士心中永远的痛，成为红二十八军军史上的痛，也成为后人阅读这段历史的痛。方永乐的声名品行，他的刚毅无畏、英雄善战，是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划破大别山天空的一道闪电，照亮着艰苦转战中的人们。
以方永乐的个人战术技术，跟黔军一〇三师两个营作战，根本就不可能牺牲。当时方永乐带着一个战斗力极强的手枪团三分队打掩护，正面对手是黔军一个营，战斗力并不强，照正常情况，方永乐很容易打垮敌人后赶上主力。但他就是故意待在那里不走。此战姚天成等几个宣传员就在附近，据他后来回忆，方永乐不是边打边撤，而是故意暴露出大半个身体，而且拿个望远镜望来望去。旁边的战士都急了，拉他走，他还大骂，他确实是故意暴露在敌人枪口下，直至最后中弹牺牲。
姚天成以后回忆说，当时大家都为方永乐的牺牲感到伤心，内心对高敬亭很不满，都认为这是高敬亭同志犯的最严重错误之一。不管有什么理由，高敬亭冤枉方永乐这样能力强、威望高的“二把手”，肯定是错误的，实际上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方永乐故意“找死”，是不希望自己被“冤死”，而希望像烈士那样堂堂正正地牺牲。冤死不如战死，死在战场上比死在法场上好，他的生命属于红军。为了尊严和荣誉，死亡是毫不可怕的。而高敬亭不“肃反”，方永乐就死不了。所以说，高敬亭同志在“肃反”上确实犯了严重错误，直接、间接害了许多干部。当时我们都在心里琢磨：方永乐对红二十八军影响力那么大，贡献那么大，高敬亭在作战指挥上对他那样依赖，总不至于杀他吧？但方永乐最后却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做法，不仅让我们吃了一惊，高敬亭大概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果。
突围的战士把方永乐的遗体抬下来了，决不能让他们敬佩的小师政委的遗体，遭受那批野蛮的敌军的亵渎和侮辱。他们在商城县长竹园马家堰、陈家湾一带见到了军主力，他们哭着告诉高敬亭：“方政委见军政委冲出去后，就站起身，端着马步枪向敌人射击，后来，他身上中了数弹。”高敬亭呆了，忽然泪如泉涌…… 高敬亭可能感到自己的做法实在不妥，面对方永乐的遗体，他也流下了眼泪。这已为很多当时在场的老红军战士的回忆所证实。
大家围在方永乐的遗体边，想到与他一起经受的那些艰苦的历程，崇高而又神圣的悲痛涌上心头。尤其是看到精神和性格都十分坚强的高敬亭竟放声大哭，他们哭得更厉害了。每天与死神擦身而过的红军战士，这两年从来不轻弹的泪珠，流了下来，浸透了大别山的山河大地。大家拄着枪，个个的眼泪像断了线的溪水，流个不停，有的号啕大哭，不堪重负的悲伤使他们的面孔全都变了形，悲伤把他们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
方永乐的通讯员小望江坐在方永乐的遗体旁，抱着枪，哭得头也抬不起来。
在战争岁月里，特别是在生死相依的战斗集体里，人更容易早熟。小望江还是个孩子，可是在红军队伍里已懂得了许多事情。小望江是一个孤儿，出生在方永乐故乡附近的西两河口。小望江和方永乐是同样喝着东西淠河河水、看着望江寺高塔长大的。只是小望江的身世更惨，父母早亡，一次给叔父放牛，把牛给放没了，他吓得在山上躲了三天三夜，正好看到一支红军部队过来，他就跑进去了……同病相怜，是方永乐收留了他，教会他行军打仗，让他到身边做通讯员，和身边那些穷苦人出身的红军一道，参加了打垮旧世界，开创新乾坤的事业。富人家的孩子，像他这样大的，还在娘怀里撒娇呢，可是他已经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大别山的山山水水……他没有名字，方永乐给他起了个名叫小望江。在方永乐的故乡，东淠河边，一处风水极佳的山头，建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庙叫望江寺，有庙必有塔，右边山顶上建有望江寺塔，耸立山顶，巍峨壮观。这座始建于唐重建于宋的七级空心砖塔，是东西淠河上的航标，也是方永乐少年常去登临玩耍的地方。后来因为穷困，他在那里为庙里菩萨塑过像……1929年秋方永乐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了，再也没有这个闲情逸致了，多少年没有回去看看自己的父母双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方永乐给通讯员起了“小望江”这个名字，叫着，就想起自己的故乡，想起了时刻盼着自己回去的白发亲娘……可是，师政委再也回不了自己的故乡了。小望江想着，更加号啕大哭起来……
一年前，方永乐带着鄂东北独立团，从鄂东北转战到皖西，在皖西抱儿山和高敬亭会师，成立了红二十八军。一年后，鄂豫交界的护儿山没有护住方永乐的生命。
林维先回来后听说小师政委的牺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敬亭责怪他不该把部队交给自己和丁少卿指挥！林维先忍不住找到一个山角，想一个人坐一会儿，他对着大地、山川、树林大声号哭起来，肩膀**着，泪如泉涌，和方永乐在红二十八军相处的一幕幕回忆涌上心头……
自己年龄比他大，职务曾经比他高。可是与方永乐相交，如饮醇醪。这个“小师政委”，和自己一样，完全是在大别山成长的，没有走出过大别山，只在大别山的一个角落里上过一点私塾，从一个农民成长为红军指挥员。可是他胸怀宽、眼光高、见识广、人缘好，又直性，说话办事棋高一着，而且让你感到挺对心思，不得不服。古名将之风他全有：幼承庭训，传承中华孝悌忠信传统，以尊人伦、崇道义、言忠信、行笃敬为生命本色。他生性坦诚，毫无瑕疵。
一个民族，一支部队，都需要自己的英雄，方永乐才二十岁，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红二十八军万众一心，斗志高昂，高敬亭的贡献大，方永乐的贡献也不小。两军对垒，双方实力的盈虚、消长，都是变化不定的。要使强者终强、盈者终盈，或者说转弱为强、化虚为盈，主要在于主观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即强化斗志。方永乐为之做了多少工作啊！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兼以关心同志，热爱战士，所以在二十八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他严于律己、平易近人、骁勇作战、善做思想工作，对红二十八军的建立、成长、壮大有卓越的贡献，深受指战员的爱戴。大家都不明白，这么优秀的青年战将为什么会死！今后还有多少仗要打啊！
方永乐常说：“战士们是宝贵的，战场上生死之间仅容一发！他们的父母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丢失生命！”他是神枪手，不论是冲锋还是退却，关键时刻，他总是挺身而出，给干部战士做榜样，并且能够出奇制胜，战败敌人。因此，在战斗中，不管敌人追得再近、再猛，打得再激烈，部队只要听说有师政委方永乐在，大家总是信心百倍，有种安全感。
方永乐同志勇敢、坚定、坦白、正直、无私，从来不做藏藏掖掖的事。有人说他性子太直，脾气暴躁，有时过于自信，说一不二，听不进别人意见……但林维先知道，他们苦撑大别山，一起经历了多少战斗啊！在如此险要困苦的环境中，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方永乐有时脾气不太好，火气大，批评人不留情面。可是战争年代，军情如火，军令如山。胜败瞬间，性命关天。所以人们能够容忍指挥员的发火骂人。方永乐在生气、发怒时，眼睛咄咄逼人，嗓音特别洪亮，而且能言善辩，可是他批评完了也就批评完了，只要你改正，从来不记仇。你打了胜仗他还要表扬你！林维先也被他批评过，可是他们仍是亲兄弟一样亲啊！
方永乐为部队立下一条规定：每到一地，要做群众工作，凡驻防三次以上的地方，没有发展一个党员的，连队指导员要受批评和处分。作为首长，他当然有欠妥之处，但是林维先认为，在那种生死攸关的战争年代，没有斩钉截铁的作风是不行的，特别是在战场上，根本不能容许拖泥带水，犹豫不决。这也是他被高敬亭撤职三次仍对高敬亭心怀尊敬的原因。
方永乐教育人更多的时候是用自己的言行。记得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部队刚突出了敌人的重围，爬上了一座大山，正在下山的时候，部队突然停止不动了，后面一再催促“快前进，快前进！”前面好像钉住了一样。方永乐连忙由后面赶到前面，查问原因。原来担任尖兵的同志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前进的道路。当时，四周都是敌人，红军不能暴露一点灯光。方永乐要大家不要着急，他自己哈着腰，在山顶上来回寻找。结果也没有找着。几个同志急得直跺脚，他安慰大家：“找不着路有什么关系呢，路还不是人走出来的。走，跟我走！”说完，他头也不回就往前走了。碰到沟坎，他跳下，遇见陡坡，他爬上去，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闯。同志们见师政委在前面带路，都跟上来了。部队终于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了。
从这里，林维先又联想到二十八军的成长和壮大的艰难历程，同样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自然，领路人是我们伟大的党。但是党是通过他的干部、党员在活动。方永乐同志作为红二十八军的重要干部，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的。红二十八军的战斗作风可以说是与方永乐的精心培养分不开的。
方永乐对战术的研究就更加重视了，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四打四不打”，就是他吸取了指战员的意见，和军政委研究后提出来的。他身上蕴藏着多少勇敢和智慧啊！那么，这些勇敢和智慧的源泉是什么呢？在他生前和死后，林维先都想过这些。没有别的，答案只有一个，他是个苦孩子，对党和红军充满感情；他生长在群众中间，是群众的一员，吸取了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他是一个党员，是党的正确路线忠实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把他的智慧用于战争，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凭着对党和红军的感情，不但有压倒敌人的气概，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他真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
方永乐死得太早了，才二十周岁。他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子，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新中国成立后，六安县搜集革命烈士资料，大家比照他的弟弟，给他画了一张素描。我注视着这张朴实、英俊、成熟、老练的农民式的面孔，前额和眼角年轻得没有皱纹，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上还透着稚气。永远的二十周岁，让我想到在方永乐前前后后死去的烈士，在十年内战时期牺牲的红军也大多二十岁左右……
方永乐的军事才能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他的牺牲是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游击区的重大损失。多少年后，很多幸存的红二十八军老战士，他们成为中将、少将后，在谈到他们的“小师政委”时，还是泪流满面。
李长如等人在陈家湾东边一户农家用十块大洋买了一副杉木棺材，将方永乐安葬在张北湾山嘴一户戢姓人家的山场上。1961年李长如晋升为共和国少将。1981年组织编写红二十八军战史时，李长如曾到陈家湾考察战场并寻访方永乐埋骨之地。
战斗结束后，敌人于当天下午抬着尸体、伤兵撤回福田河，敌人十八具尸体埋在福田河侧虎头狮附近，而将红军四个烈士的首级割下用牛笼挑到福田河，挂在城门上“示众”。
这一段时间里，红二十八军先后损失了方永乐、余雄两位优秀将领，加上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成为红二十八军在三年游击战的干部工作中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引起内部一些不满情绪，也对后来新四军四支队“反高”及高敬亭的命运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对高敬亭来说，无论是英勇战死的红军将领，还是遭敌屠杀的无辜群众，或是内部自相肃杀的“反革命”，每一个眼睁睁倒下去的尸体，都是他人生旅程中的一块路牌。多灾多难的大别山区，在悲壮的革命岁月中，充斥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路牌，已星罗棋布，遍地林立。这么多年，高敬亭就是在这许许多多躺倒在地的路牌丛中迂回、摸索、穿插、前进！……
红二十八军没有因为这次“肃反”扩大化受到令人痛心的损失，而停顿下来。红二十八军的广大党员和干部、战士，经过长期艰苦环境斗争的磨炼，对革命拥有百折不挠的坚强信念。每个人都置安危于不顾，为着红军革命事业的胜利，为着彻底打破敌人的“清剿”，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党和人民的考验。
1936年5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各部，经蛇尾沟、陈家湾、百战坪，再度在麻城县三河口会合。
而不久，一个大家想不到事发生了，八十二师参谋丁少卿被吓跑了，而且还带走一部分人。
据有的老同志回忆：丁少卿有战功，撤方永乐职务时，丁少卿也受到怀疑。丁少卿被高敬亭杀怕了，下步估计该临到他了，他选择了逃跑……可巧的是，他所投的敌军，又恰恰是他在中畈湾这一仗打败过的二十五路军。丁少卿叛变，也是高敬亭“肃反”所逼，可是他没有像方永乐、徐诚基那样，选择冤死不如战死，为自己人生留下悲剧的一笔。
丁少卿叛变后，来到了罗田国民党二十五路军，对梁冠英说：“现在鄂豫皖苏区最大的官是高敬亭，兵也不过两千，高敬亭‘肃反’大家敢怒不敢言，我有办法专打高敬亭。”
二十五路军很赏识他，因为丁少卿熟悉地形和红军的活动规律，专门为他成立“别动队”，吸收一些叛徒参加，每人发支二十响枪，由丁少卿率领，对红二十八军或便衣队进行跟踪、袭击，要他们“专打高敬亭”。丁少卿变成了搜捕高敬亭的狂犬，确为红二十八军制造了很多的困难。
后来国共合作，丁少卿想回来。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都是如此。这丁少卿是明白的。他当年是被高敬亭杀怕了，就找到董必武说想回来，最后是罗厚福把他搞掉了。这样的人还用审判吗？这时罗厚福是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第六大队队长，在礼山县吕王城把丁少卿搞掉后，在秧田里挖了个坑，把尸体埋了。罗厚福后来当了湖北省军区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丁少卿的叛变，使高敬亭面临着严重的局势，必须快刀斩乱麻。他重新划分了集合地点和时间外，在军事上，以少数兵力继续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红二十八军再次开始分兵作战，打击敌人。
七 布局黄冈
1935年5月28日，高敬亭率领部队经罗田县黄土岭进至黄冈县大崎山，和黄冈地区党组织负责人漆先庭同志会合。这是高敬亭作为军政委第一次进入大崎山。漆先庭即带红军便衣队赶过去，向高敬亭汇报工作，请求红军加强对黄冈党组织的领导。
漆先庭在鄂豫皖苏区保卫局和红四方面军工作时，就与高敬亭很熟，两人关系很好。高敬亭得知漆先庭在艰苦的环境中一次次地建立和发展黄冈的党组织，工作非常出色，觉得有必要来一趟，下决心把黄冈的大崎山区作为红二十八军的根据地。
高敬亭听取汇报后，认为黄冈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决定加强黄冈党组织的领导力量，给其配备武装。在大崎山的贾庙举行了会议，决定再从主力部队抽调十名骨干组成红二十八军黄冈便衣队，任命汪少川为队长，张金月为指导员，每个队员都配了短枪，加强创建大崎山根据地，坚持地方工作。没有身经百战的人做骨干，留下来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被完全扑灭。
高敬亭当着漆先庭和汪少川等十人的面宣布：
“黄冈便衣队与黄冈地下党组建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由汪少川、漆先庭共同担任。从现在起，便衣队和中心县委同吃、同住、同行动。所以，中心县委和便衣队的工作你俩要共同负责！”
对这支刚成立的便衣队的工作，高敬亭做了明确规定：
1．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宣传人民翻身解放只有靠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道理。组织并发动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开仓分粮，救济穷人。
2．扩大红军游击队，掌握枪杆子。歼灭反动民团，镇压反动分子和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为人民出气、撑腰。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和游击队。
3．安置红军伤病员，使之早日康复归队。为红军筹备给养，做红军的后方。
4．侦察敌情，搜集情报，配合红军作战。
5．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
高敬亭还要求便衣队与地方党、游击队紧密结合，把黄冈建设成为红色地区。当天夜晚，汪少川率便衣队由漆先庭带领前往大崎山中的贾庙、杜皮嘴山区，配合县北部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不久，地方武装在便衣队基础上扩大到三个分队。
在高敬亭统一领导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工作期间，其直辖的党组织除皖西特委、鄂东北道委和商南县委外，现在又增加了黄冈中心县委。
高敬亭组建红二十八军黄冈便衣队和黄冈中心县委，任命汪少川和漆先庭两人同时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这是一种斗争策略。
高敬亭向中心县委几位领导讲明：中心县委的重大事情，由两人共同商定。汪少川是部队干部，主要负责军事工作，以中心县委书记身份公开露面，一旦局势发生变化，他可以带部队撤走。漆先庭目标太大，影响也大，对外不公开中心县委书记身份，这样会减少麻烦，对他个人的安全和建立红二十八军后方基地都有利。这样，一旦局势有变，便于他隐蔽下来继续坚持斗争。这对他个人也是一种保护。
高敬亭让汪少川在黄冈主持便衣队，可谓知人善用。汪少川是安徽省霍山县团山村人（现属金寨县），1915年出生，1929年参加家乡的土地革命暴动并加入红军。1934年5月，红二十五军转战皖西时，吴焕先、徐海东派夏云为队长、汪少川为指导员，带领一支十二人的队员在皖西霍山、立煌县交界处的团山创建了一块根据地，组成了中共霍山县六区区委，组建了皖西第一支武装便衣队。汪少川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共和国少将。再加上有漆先庭这位老黄冈、老革命，高敬亭心里更是一百个放心。
大崎山确是个好地方，群众政治觉悟高，出产富饶，人烟稠密，林木茂盛。上巴河的莲藕、团风的狗脚、杜皮的红衣花生、黄冈的晒烟、贾庙黑山羊和柿子，都是上了志书的土特产。高敬亭这次来就抽到漆先庭送上的黄冈晒烟。
中心县委工作有力，群众基础好。黄冈的便衣队，时常住在大崎山顶峰接天山的大庙里，群众经常送来猪、烟等拥军物资，跟鄂豫皖苏区最火红的时期一个样。大崎山群众都掌握在便衣队的手里。国民党任命的当地村、保长，本人也要问便衣队是否可以上任，便衣队实际上等于掌握了乡村政权，连地主、富农收多少租都须经过便衣队核定。黄冈的大崎山根据地成了红二十八军的兵源、财源，曾一次就供给红二十八军十万块银圆，伤病员也得到较好的安置。10月，黄冈便衣队在杜皮嘴、铁冶、八方碾屋组织“黄冈战斗一营”，编入八十二师特务营。1937年4月，又组织“黄冈战斗二营”，编成二四四团二营，被称为“新二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中这样记载：“黄冈便衣队和地下党组织，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经过二十多个月的艰苦奋斗，创建以大崎山、杜皮嘴为中心，东到浠水、北抵麻城、南达长江方圆二百里的游击根据地。”“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主力红军以很大的支援，成为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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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等以第十九路军为基干，在福州组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取消国民党，换了国旗，并发表反蒋宣言，和红军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当时蒋介石正积极策划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当即调重兵对十九路军进行“围剿”，并很快取胜。
(2) 现属河南省信阳市新县。
(3) 历史地名。现为湖北省孝感市。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