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卫立煌走马上任
由于贯彻了三角山会议精神，高敬亭、方永乐化整为零，兵分两路分散开展游击战争，一时在山区，一时在平原，转大圈子游击，使敌人无法了解红军的行动规律和意图。敌人追、围、堵、截，始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还经常遭到红军突然袭击。红军灵活机动，越战越强，不仅挫败了敌人的“清剿”，而且建立了一些新的游击根据地，并使部分老苏区得到恢复。这让梁冠英常受蒋介石的呵斥。
梁冠英不是不卖力，几乎隔日即向所属下达命令，并亲临太湖店前河、英山陶家河、岳西衙前镇、潜山梅城等地指挥，也未将红军“剿灭”。敌人大修碉堡封锁线，想以此来限制红军行动，也无济于事。红军则能在分散转移中创造和捕捉战机，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特别是加强连下平原连战皆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惊慌失措。当年他们来大别山“剿共”是踌躇满志，一提起红军就是“赤匪”，嘴角浮起轻蔑的微笑，可是现在梁冠英不得不在他1935年11月8日的命令里发出悲鸣，“……两月来既未予‘匪’重创，而所报‘匪’情亦多含糊”。随后又给他的旅长们打气，表示要“重劳部伍”，其目的是“仰即严督所属，以最后五分钟之精神，分途追截，务于短期内消灭各‘匪’……至要至嘱”。
梁冠英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呢？在国民党军界某些特殊情况下，保存实力也会导致丢官，指挥官和他的将领们有时便会以粗劣的指挥驱使大量兵员做无谓的牺牲。从1935年11月23日的二十五路军战报记载中可以看出：“查东区之‘匪’现于本区域内总计已达千人，而限期将届，怀念职责，殊深焦念……”“几个月来，既未予‘匪’重创，而所提‘匪’情亦多含糊。”原来蒋介石给梁冠英的“剿匪”期限又到了。蒋介石寄托于梁冠英彻底消灭红军的黄粱美梦破灭了。原来认为是“残匪”“股匪”，十几万大军却屡“剿”不绝，这让蒋介石意外，也让梁冠英意外。他所担心的以“纵匪论罪”的灾难，终于临头。二十五路军屡战屡败，虽然他们的主力还没有被重创，但一支军队如果士气崩溃了，就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国民党军事指挥中枢，开始小心而认真地注意二十八军了。这支崛起于大别山的军事力量，似乎成了大别山的主人。而他们的领袖高敬亭，所有“进剿”的国民党将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勇敢而又相当老练的、难对付的对手。在大别山，中华民国的统治已支离破碎，几千名“赤匪”已成为对中华民国的一支具有极大威胁的力量。因此，在跟他们作战时，绝对不能认为这是一件小事，也绝对不能以轻率的态度对待。
1936年2月，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先是免去了梁冠英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的职务，“以重军令”。然后于1936年7月免去梁冠英总指挥及所兼军长职，调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也就是说梁冠英的乌纱帽丢掉了。梁冠英的干将郑廷珍独立第五旅后来因为梁冠英扣发部队军饷与其发生冲突，郑廷珍将状告到南京政府，结果，第五旅脱离第二十五路军序列，直属军事委员会管辖。不久，郑廷珍独立五旅拨归卫立煌第十四军。梁冠英起家部队第三十一军三十二师由王修身担任师长，二十五路军番号被取消。曾被蒋介石无比信赖的梁冠英，从此也开始和蒋介石离心离德了。在解放战争后期他选择起义并劝降部分部队，然后留在大陆。
卫立煌知道，自蒋介石掌权以来，国民党一直有个头痛的问题：如何剪除军阀，统一政令军令。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出身的蒋介石，始终用的都是“非打即买”法。但是，打，可以暂时征服一些弱者，难以降服强者，何况被打散了还可以集中；买，是你利诱对手，但对手看的是利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对你也是利用。中原大战后，西北军看似被消灭，但由于多是被收买而不是被战胜，所以制造出孙连仲、吉鸿昌、梁冠英、张自忠四个新编的“路军”，及韩复榘、石友三两个老路军，再加上一个投张学良而不投蒋介石的宋哲元，所以仍有十多万部队，使蒋介石不得不将他们驱赶到“剿共”战场上去借刀杀人。一支今天拥护中央，明天反对中央的军队，靠打加买收编来的军阀们，突然被派去“剿共”，始终离心离德、小心自保。双方博弈，于杂牌而言，说老蒋“排除异己”，于蒋方而言，叫作军阀“保存实力”。蒋介石在内心是不满他们的低能、鲁莽和避战的。
蒋介石为了“在最短时期内彻底肃清”鄂豫皖苏区红军，决定走马换将。1936年2月，蒋介石再次将曾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中立了头功的战将卫立煌，调来任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这是鄂豫皖红二十八军成立后，蒋介石继刘镇华、梁冠英之后任命的第三任“清剿”总指挥了！
卫立煌以前因第四次“进剿”大别山红四方面军有功而不得重用，心中对蒋介石多少有些怨恨，这次重回大别山，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厚爱”。1934年4月，卫立煌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中将；1935年11月，卫立煌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剿共”是一桩苦差事，但被蒋委员长选中并授权独领一方面部队，可谓位高权重啊。这次蒋介石很重视卫立煌和红军作战的经验，特别是和鄂豫皖红军作战的经验，想让他来结束中原大别山区持续多年的“剿共”战争！
在鄂豫皖的各路“进剿”将领，听到卫立煌要来，几乎没有一个表示反对的。卫立煌是合肥东卫杨村人。十五岁那年因家贫无以为生，在表兄宋世科的介绍下，应招到庐州军政府当兵。后进入湖北学兵营，毕业后投奔粤军，从孙中山卫队营起家，在粤军中步步升迁，由排长、连长而至旅长。黄埔建军，老粤军首领许崇智被赶走，蒋介石改组粤军，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少将团长，由此进入蒋介石嫡系。北伐后蒋介石清共，卫立煌是第一批支持者，和蒋介石及黄埔嫡系共荣共退。可是蒋介石用人以黄埔和浙江人为标准，每到关键时刻卫立煌就比别人慢一拍，所以国民党军中称他为“嫡系中的杂牌”，仅这一点就让卫立煌对蒋介石抱怨。卫立煌带兵作战待人以诚，不分派系、为人正直，通晓军事而且作战勇敢，和他并肩作过战的兵士以及他统帅过的指挥官，都一致赞扬他的勤奋、勇敢及精神上与体格上的坚强力量。还有，他襟怀坦白，不插手下面的人事、经济……所以大家也乐于接受他来率领各路“进剿”大军。
按照国民党军政界升迁的惯例，他是可以带一批随员赴任的。卫立煌这次不是升迁，只是被重用。随行的还是他在江西、福建作战的老班底。在南京家中休息一下，卫立煌便带着参谋长郭寄峤，参谋程万孚、刘亮章等，分乘三辆小车，沿京芜公路从南京到芜湖。
卫立煌和参谋长郭寄峤同车，边走边议。郭寄峤与卫立煌是同乡。卫立煌从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毕业后，深感自己未受系统军事基础之教育，故一再邀请同乡郭寄峤与其合作共事。郭寄峤是保定军校九期炮兵科学生，此时三十七周岁。自1931年2月到卫立煌部，直到1942年春调职，一直任卫部参谋长，随卫立煌的升迁而升迁，最后官至中将，对卫立煌的军事指挥影响极大。卫立煌中等身材，身着戎装，精神奕奕。郭寄峤身材高大，五官比卫立煌大一号，和面相“五小”的卫立煌是个互补。他喜着长筒靴，绑腿，军人气质浓厚。
郭寄峤对卫立煌说：“我们从鄂豫皖到赣粤闽，现在又从赣粤闽来到鄂豫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1932年10月，我们从大别山赶走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匪部’后，谁不说安徽省政府主席非卫长官莫属？顾祝同早就做上中国最富的江苏省政府主席！可是委座听信了侍从室主任杨永泰的闲言，却任命了刘镇华！这个老军阀，狡猾、愚昧而又贪婪，听说他的手下宋天才把赤区女子成车拉回到豫西贩卖，发战争财，在家乡盖别墅。刘镇华主政安徽三年，把政事弄得一团糟，‘剿共’也弄得毫无进展。最后还要靠你来收拾残局。”
“中国军阀部队的自私、保存实力，这是久已存之的陋习。这就更需要我们上下一致，精诚团结，捐弃一切私嫌，把党国的利益放在首位。”虽然卫立煌与蒋介石有解不开的芥蒂，在政治军事上他也有自己的见解，可是他人生建功立业的愿望已无法与蒋介石脱离，他们之间形成了荣辱相连的依附关系。
“你荣任新职后，我已经接到好几个电话，认为有卫长官来指挥，部下们都有信心打败红军，重现1932年之辉煌！然后，我们再去打日本、抗战！”
卫立煌看了看郭寄峤，他确是个很能干的参谋长，说：“‘剿共’，内战，耗了我们多少元气啊！”
说完，卫立煌抱着胳膊，沉默不言，他的脑海中思绪万千。1932年7月“进剿”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他的六纵队十四军从鄂东北一直打到皖西北，蒋介石给了个奖章——“立煌县”，却没有把他想要的安徽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给他。有了这个职务，最不会交际的女人也会成为一省中心，更何况他的夫人美丽绝伦，风度超群，他本来是想让美以美教会培养出来的富有慈善心的夫人有条件做更多的好事，可是蒋介石不让他实现目的，只让他任鄂豫皖三省边区督办，继续替他“剿共”，却让镇嵩军首领刘镇华来当安徽省主席，这真让卫立煌大为寒心。皖籍将领张治中也对此不满。安徽大学讲师鲍哲文还联名安徽名流到南京状告刘镇华“祸皖”。蒋介石于1933年4月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边区“剿匪”总指挥，边区驻军均归其统一指挥。可是不久蒋又把卫立煌调到江西“剿共”，只让他当了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卫立煌冲天一怒撂了挑子。后来多亏夫人帮助做了个小手术，化解了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危机，这是一段极不愉快的往事。此时，驻守福州的蔡廷锴十九路军突然倒戈，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五路军指挥官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参加平定李济深、蔡廷锴十九路军“闽变”(1)，又逐渐恢复了蒋委员长对他的信任，被任命为闽赣浙皖边区“剿匪”军总指挥……现在蒋介石又让他来接替刘镇华、梁冠英在大别山“剿共”！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卫立煌用手摸了摸两撇胡子，仍在沉思：现在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到了川、康，徐海东红二十五军也到了陕北，留下个高敬亭股“匪”二十八军，听说只有区区千人左右，可是国民党十几万大军为什么屡“剿”不绝呢？听说大别山人以坚壁清野来对待国军，迎接我们的是荒村、冷锅、无人区，听说士兵想喝一口热水也没有，道路也被挖坏，难道他们不是中华民国治下的公民？
卫立煌一行于下午二时三十分抵达芜湖新街口汽车站，下车与欢迎人员一一握手，然后前往中山路第一春大菜馆参加各界欢迎宴。入席后，由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高文伯主席致欢迎词，希望卫总指挥仍本过去“剿匪”之伟大精神，及早“肃清边匪”，巩固地方治安。然后，卫立煌说明此行任务：“本人此来，诸位希望甚殷，本人亦觉责任重大。虽为皖人一分子，因在外时期较多，为地方服务机会甚少。此后凡可为桑梓效劳之处，只要能够做到，无不尽力为之，父老如有高见，仅可随时指示。地方建设事业中之筑路造桥及修建圩堤等，将来均可由本部工兵协助工作，以改变过去之不良习气。”卫立煌的话赢得一片掌声。
卫立煌在芜湖小住一夜。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从南京追到了芜湖，采访了卫立煌将军，并于1936年3月3日《中央日报》以“芜湖快讯”做了报道：
“立煌奉蒋委员长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少数‘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职……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共匪’，回忆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驱徐向前、邝继勋两大股‘匪’；第二次正欲‘追剿’根除徐海东部，因江西‘剿匪’事紧，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担任‘清剿’任务，已为第三次。三省边区‘剿匪’，为数无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配备部队分别担任，于最短期内彻底肃清……而安三省边区云。”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卫立煌对共产党政治主张有明确的反对言论，但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这次，卫立煌和他1932年7月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第六纵队指挥官时一样，不是给桑梓带来养育之恩的回报，而是机关枪、大炮、刺刀，他要为替蒋介石消灭这些桑梓之地上的鄂豫皖红军而尽力。
这两年，卫立煌参与了蒋介石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平定“闽变”也是得蒋介石之“真传”。蒋介石在庐山反复研究，顾问团的德国将校们也参与其中，制订出以堡垒封锁和公路切割为核心的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方案。其要旨是：“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这些原则，卫立煌将在“进剿”鄂豫皖时认真研究运用。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继续前行。家住芜湖民生路的卫部高参刘刚夫也加入参谋阵营，同车前往。合肥老乡刘刚夫原来是卫立煌驻闽靖绥军南京办事处处长，现在部队不驻闽了，这个职务自然取消了。车队穿过繁华的中山路，朝江边弋矶山工务局的轮渡码头驰去。码头有两艘渡轮，拖着驳船来回将汽车及行人送至对岸。
此时是早春时节，细雨霏霏，空气中弥漫着草木初露的青草气和滚滚江水的土腥味。从渡船上望过去，江水一片浑浊，江面一片烟雨迷蒙。大概唐朝时江水是清的，否则唐诗中为什么老是说“春来江水绿如蓝”呢？高耸的弋矶山顶是外国人建的医院和教堂，“弋矶高耸临江渚”，卫立煌的大脑里突然冒出一句诗来赞美弋矶山。地处芜湖市内的赭山尖顶也在远处展现她的秀色……轮渡拉响汽笛，到岸了。
卫立煌一行上岸后，待车队聚齐，乘车继续赶路。呼吸了江中带着清水气息的新鲜空气，领略了大江的风采，卫立煌的心情开朗起来。
郭寄峤对卫长官是极为钦佩的：卫立煌襟怀坦白，对部下宽厚，没有有的国民党将领那种拉山头、搞关系、排斥异己的坏习气。手下将领有黄埔的、保定的、陆大的，他带兵选将的原则是，会打仗、无不良嗜好，很是为人称道。他说：“长官此次前来，部下认为对于各方面的情况都有利。一方面凭长官待人之诚，必能协调镇嵩军、西北军及黔军的关系；二来中央军是你的旧部，也能服从命令听指挥；三是长官在大别山‘剿共’有战功，此次前来必将有大作为！”
卫立煌点了点头，说：“是啊，我们要尽力，不能让委座失望。看样子，对付大别山高敬亭，我们还要有些非常之举，也要推行新的战术手段。以往‘清剿’虽有专任追击之大部队，但却地广兵稀，红军行踪飘忽，不唯速效难期，且各部队常立于被动地位，处于疲于奔命的状况。在军事上，我们在划区‘清剿’的同时，可以采用从江西学来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法，以期摆脱被动地位。另外，就是构筑碉堡封锁线，用碉堡来挤压红军的生存空间。在赤区周围和中心地区的交通线上，修筑大量碉堡，构成碉堡封锁线，以推进划区‘清剿’。这一招，看上去劳师费力，可是很管用，修建的碉堡群既是警备中心，又是防御支撑点和进攻据点，三位一体。江西朱毛红军，就是被委座的碉堡封锁线所困。蒋委员长说，不求几口吞下苏区，只求三里一进，五里一推，构筑碉堡与军队齐头并进，进一步守一步，逐日蚕食苏区，一年吃掉苏区。自蒋委员长采用碉堡的策略封锁赤区以来，江西‘剿共’节节胜利，朱毛红军恐被竭泽而渔，故于民国二十三年秋‘西窜’陕甘。他们谓之长征。我们在大别山所有的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起能容营、连的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营、连、排碉之间筑以联络碉，以使碉堡间可以火力封锁。碉堡外扫清射界，并附以围墙、障碍物等。至于一地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能以互相通视火力为要。”
卫立煌有建筑碉堡看家护院的传统。卫立煌家住合肥以东的卫杨村，父亲为贫苦农民，耕种东乡一带土地。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让他走上军事将领的成功之路，原本简陋的祖屋经过多年的经营，已达到相当规模，共有三进两院、十六间房，分布有厅堂、厢房、厨房以及内院、水井等。1931年7月江淮大水，匪患蜂起，还有分布于全省各地的穷人吃大户运动，常常掠夺富人，最近在合肥也有红军的游击师在活动。为看家护院，卫立煌和他的姐夫吴金尊协商，在故居东北角后建造一处三层炮楼，全是用青石青砖垒砌而成。沿墙四周及屋顶设有射击孔、瞭望孔，门窗包有铁皮，二、三层楼板为木质，并设楼梯至屋顶，为典型的仿徽式建筑，对外称为吴氏炮楼。此炮楼至今仍保存完好，当地人称为青砖洋楼。这次卫立煌要让碉堡政策在鄂豫皖达到登峰造极的成熟程度。
遍及鄂豫皖苏区各地的碉堡，也有人称为炮楼，多数为二层楼或三层楼的方形、长方形或圆形土木结构坚实的建筑物，以黏土或砖石砌成厚厚的墙壁，四周留有顾及四周的射击孔和小窗口。
数目众多的碉堡，是在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下，由地方上的自治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抓派民夫，并由这个“农村复兴委员会”推派一人为“碉堡主任”，监督民夫日夜赶修，稍有延误，即被毒打，或诬以“通匪”的罪名关押判刑。各联保按照地图上的指定的地点供给砖瓦，木料来不及砍就从商人那里索要，砖瓦来不及现烧就拆各姓祠堂庙宇，还需要什么，就从武汉、信阳运来，还说这是南京国民政府下的命令。这些“碉堡主任”和“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委员”们，更借修筑碉堡的机会向群众勒索财物。穷人有被逼自杀的，也有乘夜深人静时投向红军的。因此，敌人修筑碉堡的情况和进度，红军了如指掌。
在大别山的鄂东，一〇二、一〇三师各用一个团押修碉堡，竟让碉堡上山口、进山头，而且还装上电话。罗山县老苏区大小鸡笼山全部被敌人占据，在上面修了很多碉堡。平汉线以东的山峰上、山岭上以至路口上，都修上了碉堡。
皖西在原有的碉堡封锁线的基础上，于英山、罗田、立煌、霍山四县新增筑的三纵四横共七条碉堡封锁线已于1935年12月完成，在浠水、蕲春、黄梅、广济的碉堡封锁线亦于1936年3月完成。现在卫立煌又加修三十七条，形成纵横交错的碉堡网络。蒋介石的碉堡规划这时已基本完成。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统计表所列数字，仅皖西一处，就在原有二万余座碉堡基础上，又构筑新碉堡四千多座，舒城、霍山、潜山、太湖、宿松、望江、怀宁、桐城、六安、霍邱、立煌十一个县修起碉堡二万四千七百多个。整个鄂豫皖苏区，碉堡密如蛛网，很多碉堡为了能“通视火力”，相距仅半里之遥。封锁线上十里一碉、五里一堡、三里一哨，已是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所筑碉堡数量一倍以上。
大别山真是炮楼成林，封锁线成网。有人说：“出门登公路，抬头见炮楼。”
这些碉堡建筑，直到二十世纪末才从大别山的土地上完全消失。可是有的大碉堡的基础，到现在在有的地方仍依稀可见。
1936年10月刚上任的岳西县第二任县长韦孝儒，在视察完碉堡阵后，说：“原来的封锁线，有炮楼，但因相隔的距离远，防守比较松，红军过来过去比较容易；而今，红军虽说不是插翅难飞过，想要偷过一次也确实很难。白天，即使是老百姓通过，也能检查得到，盘问个透。这真是‘河带两条皖潜绕，城楼千座碉堡稠’啊。”
“我们还要继续做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蒋委员长在江西‘剿共’认为，若要消灭‘赤匪’，就必须做到‘赤匪’军队的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和保密。这四个长处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绝不是单凭武器和物质所能做到的。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从精神方面努力，也就是要先从政治工作做起。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行政与军事工作，同样也适用于军中政治工作与作战业务相配合。‘剿抚兼施’‘军政并进’最重要的是要给老百姓带去安全感，使老百姓确信国军到了，大别山就不会有‘赤祸’了，民心安定了，部队在鄂豫皖‘剿共’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更好的支持。木腐而后虫生，政治要配合军事，澄清吏治，乡村清明。”这当然是卫立煌的一厢情愿。
当时在锄麦浇水追肥季节，皖西地方部队游击师也组织人烧毁一些碉堡，并在碉堡残墙上贴上标语：“麦不锄，粪不浇，你到潜山去修碉堡。你在前面修，我在后面烧，再看到底谁个手段高。”
卫立煌实在是想不通，国军在自己的土地上“剿匪”，却得不到老百姓支持，甚至受到敌视。现在只有采取措施将老百姓和红军割裂开来。
军政并进政治战的核心，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组织民团防守；实行“移民并村”，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安插密探，监视群众行动。此外，各县、区、乡、保还规定了训练壮丁的数目，作为区、乡、保的武装组织，以实现“军政并进”的目标。采取搜山、烧山等形式进行“清剿”，防红军隐匿于深山密林，力图在“最短期内肃清”活动在鄂豫皖境内的红二十八军、便衣队和游击队。
在政治、军事上“进剿”，“匪共分离”的同时，还进行经济封锁，也就是经济战，禁运粮食、布匹、医药和油、盐等进山，以图竭泽而渔，困死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对战略物资控制得滴水不漏。1936年4月，皖西特委第一便衣队在鹞落坪金龟村黄泥包开设商店，人称“红军商店”。便衣队借给查永安夫妇一百块大洋作为资本，商店白天为民营业，晚间为红军营业。商店老板把收集到的情报放到纸烟盒内和雨伞柄里转送红军，被红军称为联络站。1936年秋国民党清乡，商店被查封，商品被没收，商店被迫停业。
一场对鄂豫皖苏区全方位的“进剿”即将进行。
战争，把大别山人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所有的大别山人都被卷进十年内战的漩涡，在三年游击战争的后期，更是被推向生死的关口。如果一个红军或便衣队的伤兵，就是自己的子弟，敲响你的大门，你开不开？救不救？那些如狼似虎的国民党“进剿”军、保安团、“铲共”队和返乡的地主豪绅，逼你说出红军和便衣队的伤员，你说不说？五户联保，十家连坐，万一左邻右舍出了问题，你也要承担罪责时，你会不会感觉度日如年、生不如死？当那些以建碉堡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地头蛇，接二连三地到你家，鄱箱倒柜实行查抄，甚至欺男霸女时，你会不会想到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要么就是铤而走险投身红军！
卫立煌和郭寄峤一路长谈，在巢县、合肥等地检阅所属部队，再经合肥到六安、金家寨一带，设立鄂豫皖边区“清剿”指挥部。合肥是他的故乡，老母已近七十，但卫立煌没有停留，继续往六安方向赶去。
在大蜀山下，卫立煌看到山脚下一群青年在给林木喷药剪枝。这是卫立煌给家乡的德政。卫立煌为了对夫人有所弥补，在家乡合肥大蜀山上创办了蜀山农林职业学校，自任董事长，夫人朱韵珩和郭寄峤等十三人为董事。朱韵珩曾数度来学校向学生们讲话。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曾给学生每人发一本《新约全书》，讲话内容主要是宣传耶稣基督舍身救世的精神。他和夫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家乡培养一批实业救国人才。
一路往西，已见春光明媚。更远处，便是绿水悠悠、青山隐隐的大别山了。
二 “敌进我山区，我进敌平原”
1936年的仲春快要来到了，大别山将是满眼翠绿的世界。红二十八军健儿准备又游又击。他们听说老对手卫立煌又来了，没有感觉到惧怕，他们把大别山看作是自家的庭院。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打国民党军队，就像春天下地使牛打耙、冬天上山狩猎那样自然。
1936年3月，卫立煌到达六安城后，驻六安城的十一路军总指挥部及六十五师师部，移驻六安县西南山区麻埠，驻立煌县金家寨的六十四师师部移驻商城，卫立煌在六安组建起自己的鄂豫皖“清剿”指挥部。为加强对大别山西部地区的“进剿”，卫立煌又成立鄂东“清剿”指挥部，由湖北省保安司令杨永泰任命丁炳权为指挥官。
红二十八军也在做准备。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各部在安徽省太湖县柴家山会合，“集零为整”了。
柴家山位于现太湖县县城西南方向刘畈乡洪河村柴山组，距县城五十公里，南与宿松县相邻。刘畈地处几个山口，几条山中大道交会于此，是当时这一带山区交通枢纽及商贸经济的集散地。这里山冲相间，六条大河，浩浩****，汇入南阳河，是典型的山多地少的山区，转战至此地的红二十八军在柴家山驻扎，并在朱家祠堂召开军事会议。这是1936年初红二十八军时期的一个重要会议。
集零为整，每次集中以后，红二十八军即召开各种会议，决定今后行动方案：
党的会议。多为支部会、小组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检讨部队遵守纪律的情况，保证党员在何时何地都能起模范作用。
骨干会议。主要内容是做政治报告，分析党员、团员、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严密组织，严格纪律。
红色战士委员会。按伙食单位召集。战委会的职权可以检讨连长、指导员，甚至可以召开全连会议，斗争有错误或违反纪律的连长、指导员。战委会下有一主席、二经济委员、一卫生委员、一宣传委员、一白军委员，均由战士民主推选产生。经济委员管连队伙食、出入账目等；卫生委员管连队的清洁卫生；宣传委员主要是向群众进行宣传；白军委员在战场上组织喊口号，要白军投降，教育俘虏，宣传红军的政策等。红军对民众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绝非国军部队所能企及。
柴家山会议也是一次准备比较充分的会议。1936年2月20日，师政委方永乐令一营营长林维先率加强连，插入敌后，到平原地区活动，摸清敌人的活动、部署情况，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袭击新洲，扰敌后方，扩大影响，从而调动敌人，客观上也减轻山区主力的压力，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为会议的召开做了必要的准备。
会上，高敬亭向大家通报了当前面临的险情。他掐着指头，说一条掰一根指头。“梁冠英划区‘清剿’，把咱们鄂豫皖苏区划成四大块，用四万多座碉堡和公路封锁线，把我们大别山切成了个破棋盘。这且不说，现在敌人又实行了什么保甲制、连坐法、递步哨，村村安了眼，有点风吹草动，敌人就立即知道了。”高敬亭看了看会场，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又接着说，“自古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若是四方都不亮，天中还有太阳光。不管敌人多么残酷的‘清剿’，归根到底是会被我们粉碎的。同志们都不畏艰难，不怕残酷，这种精神很好。我们要想办法，寻机打击敌人，开辟苏区，争取把局面尽快地扭转过来！要决心坚持下去，争取斗争的胜利。”他的话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次开会，高敬亭还不知道卫立煌已取代梁冠英。
然后，高敬亭让一营营长林维先汇报了加强连去平原地区活动的情况。
方永乐开玩笑地问：“这些日子，你们下平原摸了敌人的屁股，对山外敌人的感觉怎么样？”
“山外的敌人也是不怎么样！”林维先轻蔑地说。
林维先汇报了加强连用七天时间连过浠水县团陂、下巴河，黄冈县上巴河三个大镇，消灭敌保安团两个连，活捉过路的二十五路军秘书长，联系上了大崎山党组织，烧毁敌军仓库一座，缴获大批服装、武器……
吴先元说：“要是有大部队，把下巴河仓库的服装和子弹都运来该有多好啊！”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高敬亭说：“好，敌进我山区，我到敌平原；敌进我内线，我化整为零多路打到外线去，伺机捅他的老巢，打乱敌‘清剿’部署，不断地消灭敌人。今后，这将是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有，大崎山还有我们的党组织？漆先庭这个老伙计还在？这太好了，我们要去会会他。”
红二十八军是正规军的架子，游击队的实体。高敬亭清楚这支部队不能拉开架势和敌人打正规的攻防战。只是在建军之初集中全军集体行动过几次。很快，高敬亭就进行分散布置，在统一部署下，他和方永乐各带一路，随机应变，各自为战。逮住个机会，集中部队就近打个伏击，搞次偷袭，得手后立即分散活动。
游击战不解决战争的最终胜负，它是在不断袭扰敌人中，消耗、牵制敌人的兵力和战争潜力，使其不得安宁，使自己的行动服务全党、全军工作大局。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的军事价值，也就在这里。
面对当前敌情，最后，会议做出三项决定：
（一）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敌人集中兵力对山区进行“清剿”，致使红军行动十分困难，而敌人后方空虚，加强连去敌后平原地区，几乎没有碰到敌人正规部队，这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敌人后方去进行外线作战，必将获得行动的主动权。把部队分散到敌后去，是保存自己，彻底粉碎敌人“清剿”的有效办法。
（二）继续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为缩小目标，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灵活性，同时又保持一定的作战能力，决定部队今后基本上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一般情况下，全军部队不集中统一行动。即“化整为零，集零为整”。
（三）加强便衣队的建设。有计划地从部队抽调骨干放到地方，建立和发展便衣队组织，建成一乡一支便衣队，对付敌人地方乡、保武装，为红军提供情报、安置伤病员、筹集给养，以加强地方工作，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游击根据地，支援和配合主力部队行动。
会议还研究了分散活动时期的政策策略、红军纪律、行动计划。鉴于当前形势的变化，红军对敌政策做了修改。对待根据地内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实行“攻心为上，攻击为下”的政策。加强与地方开明人士的联络，建立两面政权。改变过去“对地方民团坚决地打”为“四不打”，即地方民团不先开枪打红军的，红军不打；地方民团愿意和红军联络的，红军不打；在红军没有走之前，地方民团不去向国军报告的，红军不打；对地方开明人士的生命财产给予保护，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动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与红军为敌，不残害红军家属，红军也不打不杀。对向红军提供钱粮帮助的，或给红军掩护伤病员的，红军给予保护，并为其保密。
1936年1月，岳西县成立后，鹞落坪属岳西县第三区河上保第八甲。敌人认为鹞落坪是共产党的“老巢”，指明要设立甲长办事处。皖西特委为加强鹞落坪的军事力量，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统战工作，让聂在忠的儿子聂长和当选为甲长，便衣队员汪全太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办事处为红军控制。那时红白两军不断换防，很多人不明真相。国民党要抓他，一些进步人士不明真相，欲跟踪捉拿聂在忠。聂在忠对高敬亭笑着说：“我的头是三方面都想要的。白军想要，红军中不明真相的人也想要，我自己也想要呢！”
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卫立煌的“军政兼施”政策，缓解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乡绅与红军的矛盾，方便了红军游击。
会议决定部队分散活动期限一般为一个月，根据斗争需要，视情况亦可延长或缩短。各次行动计划包括活动地区、路线、任务以及会合的时间、地点、联络信号等项均在事先明确规定，行动计划由营长、政委及带队的领导干部掌握，不向下宣布。
柴家山会议后，高敬亭以红二四四团第三营为基础改编为红二四五团，任命梁从学为团长，杨克志为政委，下辖二个连和一个手枪队。杨克志是高敬亭的秘书，此时被重用。
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以来，只设一个八十二师，未设八十三师、八十四师。八十二师先只有二四四团，后设了二四六团，现在又设了二四五团，从外表看是齐装了，但没有满员。二四四团现在只有一个一营是满的，二四五团和二四六团其实就是一个营或者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团长、营长实际上是营长、连长，连长实际就是个排长或班长。但是，班编制却是实打实的。作为最基层的战斗单位，在红二十八军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有的班十二个人，最少的也是七八个、十来个人，经常是最活跃的也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
列宁曾经说过，只要我们同群众紧密地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就成为不可战胜者，最后我们将战胜敌人。便衣队，便是鄂豫皖找到的一种红军和群众结合的好形式。
红四方面军西征后，1933年下半年，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和匕首袭扰敌人，串联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郑位三便及时总结了便衣队“游击战争、昼伏夜行、两面政权、统一战线”的经验，在整个鄂东北地区首先建立起由地方基层干部、党员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党政军综合性的武装便衣队，且展示出巨大的战斗力。时任省委书记的沈泽民对此十分重视，认为便衣队是“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发展便衣队是“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省委由此“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同时，鄂豫皖省委还指示鄂东北道委在罗山卡房(2)举办便衣队培训班，向整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推广便衣队的做法。随后，便衣队在苏区内普遍建立起来。
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后，高敬亭重组的红二十八军、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更加注重便衣队的建设，注意发挥其作用，先后从红二十八军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便衣队建设，使便衣队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一种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鄂豫皖的党政军三结合体制为特点的武装便衣队，短小精悍，生根群众，星罗棋布。有的老同志说便衣队长和指导员实际上是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要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送信、扩大红军、收容伤员等。便衣队既可建立和扩大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也可以经常地四面出击，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还可以集中起来打大的战斗，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二主力。由于到处都有便衣队，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给养供应，能安置伤员。便衣队利用敌基层政权为我服务，严惩敌对分子，扰乱牵制敌军、搞侦察、送情报、扩红，为主力部队提供了广阔后方。特别是在红军主力外出作战时，便衣队为坚持和保卫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自己有段民谣说：“打仗是红军，衣着是百姓，宣传筹粮护伤员，惩办土劣绅。”大别山的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有着自觉和不自觉的创造意识，便衣队便是这种巨大创造力的体现。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鄂豫皖便衣队曾发展到一百一十一个。如果没有便衣队的支持配合，仅靠红二十八军主力，要取得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根据柴家山分散作战的决定，红二十八军兵分三路，化整为零，实行支队分散作战。
高敬亭率军特务营及手枪团一分队到鄂东、豫南一带地区活动；
方永乐率领二四四团一营、三营和手枪团二、三分队到鄂豫边区黄冈一带坚持斗争；
梁从学率第二四五团，再加上其他一些地方部队，到皖西南太湖、怀宁、潜山地区活动，避开敌军主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红二十八军分兵三路，并力向前，可以造成齐头并进的游击战略的进攻配合，展开在大别山鄂豫皖苏区的东西两面。
柴家山会议是继三角山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不仅对三角山会议所制订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充分肯定，而且充实了新的内容，使其更加完善，决定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对游击战争的指导更加具体化了。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单纯的分散，可能使部队失去掌握，像南方许多地区的游击队一样，力量越来越弱，甚至被分化瓦解；单纯的集中，又很容易被一次性消灭，没有回旋余地。所以，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1936年3月14日，高敬亭率红八十二师特务营及手枪团一分队七百余人，由宿松县二郎河到达黄梅县苦竹口。高敬亭在这里和敌湖北保安十二团三营打了一仗。经两小时激战，重创该营，歼其一部，红军也有伤亡。军政委高敬亭决定部队撤出战斗，迅速转移至蕲春、黄梅边境地区活动。
3月22日，高敬亭率领特务营和手枪团一分队拟经广济县打抒口向广济县城梅川镇方向转移。在打抒口，高敬亭指挥部队消灭了国民党湖北省保安七团一个营。是役，毙伤敌一百余名，敌营长亦被击伤，红军仅牺牲四名同志。
战斗结束后，高敬亭率部迅速撤离战场，且战且走，摆脱了敌人，向横冈山以北地区转移。
3月下旬，高敬亭率特务营和手枪团一分队进抵麻城县境三河口。三河口距麻城县城六十余华里处，是个山区小集镇。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两克此镇。高敬亭在此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分散游击，以粉碎敌人的“清剿”。
在三河口，高敬亭撤了大名鼎鼎、战功卓著的手枪团团长余雄的职务，任命原手枪团一分队队长、老向导詹化雨为团长，刘远臣仍为手枪团政委。
高敬亭先是说余雄没有按时率队前来集中，将余雄逮捕起来，先罚做苦工扛大米袋子。有一次在扛米的时候，余雄只说了一句“什么时候才能再扛起枪”，高敬亭听到后就认为余雄对错误不满，就把余雄杀了。同时被杀的还有四路游击师政委刘正北。
余雄被撤职肃杀，使红二十八军损失了一名优秀将领。这位红二十八军战将作战勇敢，冲锋在前，单兵作战力强，反应灵敏，枪法准确，曾带一个排打垮张学良东北军一个营。从红二十八军成立至他遇难，人们只知他姓余，不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喊他余团长。后代人回忆时，便以“雄”字名之。他的真名、籍贯都无人知晓。余雄被杀，在红二十八军战士心里留下了伤痛。
手枪团新任团长詹化雨也广为人熟知。他不仅有当时一般领导干部的机智、勇敢、果断的优秀品质，还具有杰出的军事技术。他的枪法可谓百发百中，他还是敢打敢拼的“敢死队队长”。手枪团其实就是敢死队，既能打大仗，也能打小仗。无论是在危急关头还是面对突**况，大家从来看不到“老向导”詹化雨哪怕是一点点的惊慌神态。詹化雨，是红二十八军后期的一员善谋敢断的猛将，给红二十八军手枪团的指战员们带来一定的慰藉。
刘正北，1910年出生在潜山县后北乡沙村河（现属岳西）一个富农家庭。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个儿，脸稍长，大眼睛，皮肤白净，谈吐文雅，一看就是个读过不少书的人。浓密的黑发，强烈地衬托出他那宁静白皙的脸庞，富有表情的黑眼睛，迸射着智慧的光芒，人称羊叔子。他先后任中共潜山县委书记、皖潜独立营政委，率部活动于湖北英山、霍山、太湖、潜山四县边陲地区，先后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他总结出很有价值的二十四字游击战字诀：“大兵来，我爬岩；大兵走，我甩手；满山游，是个怪；进了洞，死得快。”丰富了鄂豫皖军事学说。
在麻城三河口，高敬亭又逮捕了功勋卓著的、前来汇报请示工作的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
徐诚基开初也为高敬亭信赖，先是担任红二十八军二四四团政委，后任中共皖西特委书记，主政一方，在大别山的东部战线支持了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斗争。1935年4月，中共皖西特委与中共皖西北特委取得联系，使舒霍潜太游击根据地与以合肥西乡为中心的皖西北游击区打成一片。通过皖西北特委，中共皖西特委向中共中央汇报了鄂豫皖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使鄂豫皖和中央取得了联系。
在主力部队连连告捷之时，徐诚基领导的地方武装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徐诚基打出的王牌就是“便衣队”。他奉高敬亭之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织了大小七十九个便衣队，它们一般由五至十人组成，分布在广大的农村，白天隐蔽，晚上到白区开展武装斗争或到群众家做工作。
1936年3月，徐诚基带一个手枪班到麻城三河口向高敬亭汇报请示工作。高敬亭在黄尾河和店前河会议上对他所领导的皖西特委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鄂东北当时正在“肃反”，高敬亭却突发奇想，转变看法，把忠诚有功的徐诚基当作“肃反”对象，叫他交出带来的手枪班，编到手枪团。缴了他随身带的手枪，放在手枪队里责令他检查交代问题。一个指挥员被下了枪，这就意味着要对他“肃反”了。
徐诚基蒙受不白之冤，又无处投诉，还面临杀头的危险。他只好暂时出走。姚天成当时在师政治部，与徐诚基在一起，可是不久徐诚基就不见了。徐诚基去了哪里，姚天成也不知道。可是姚天成感到奇怪：人怎么不见了呢？后来才知道他跑了。徐诚基吓得离开队伍，他受到极大的冤屈，但并没有动摇革命信念，还要坚持革命。徐诚基从麻城绕道来到英山、蕲春边界地区英山县南部瓦寺庙小街，这里有他放出的仙人台便衣队。从这里再北上，离他辛勤工作的桃花冲、鹞落坪已不远了。
赤手空拳的徐诚基，在街上把一个联保队员的枪缴了。后来又钻进国民党的碉堡，弄了两支驳壳枪，他就有了三支枪，还搞了点钱，准备择地再干。晚上住在一个两面政权保长家，没有想到这个保长见他带有短枪和银圆，便起了歹心，勾结几个反动分子，深夜趁他熟睡之机将他杀害！徐诚基不走可能也是死，含冤出走环境恶劣活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说徐诚基是被逼离开了部队，但是没有叛变革命。徐诚基之死使鄂豫皖苏区，特别是皖西苏区失去一个优秀的党政军皆备的优秀人才。
徐诚基的牺牲，使皖西特委群龙无首，皖西特委的工作一度中断，还使皖西特委同皖西北特委及皖西北游击师的联系完全中断。到1936年春季，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师也分散隐蔽了，使鄂豫皖苏区失去了东部外围有力的一翼。
三河口会合后，高敬亭率部队先至横冈山山区休整。
高敬亭率部出征以来，基本没有遇到敌正规军，打的都是敌人地方保安部队。这样更坚定了高敬亭分散部队到敌后方平原地区活动的信心。
在横冈山，高敬亭也实行了分兵作战。命手枪团团长詹化雨、政委刘远臣带领特务营去孝感、黄陂、黄冈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自己带领手枪团一分队去鄂东，到罗山、麻城、黄陂、孝感等老苏区检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