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妇女排由地方党政干部中的女同志、原红军医院的部分护士和红军家属三十多人组成，由排长袁翠明和县委委员史玉清具体负责，坚守在金刚台上。除必要时参加战斗外，主要负责收容、护理伤病员和缝制鞋帽等工作。金刚台上，县委委员史玉清和金刚台妇女排另一位核心人物——排长袁翠明，都是大别山姑娘，一双大辫子，美得清新、健壮、单纯。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妇女排很少有粮食和食盐，开始时还可打土豪、找关系到敌占区搞到一点，但后来由于敌人封锁越来越严，只能靠野菜、野果充饥，冬天就只能吃草根树皮野菜度日。她们穿的只有一身破衣服，常年露宿山林，牵制敌人，对付敌人的不断搜山“围剿”。彭玉兰等医务人员克服无医、无药、无医疗技术等困难，用山茶、草药煮沸代替消毒药水，用盐水清洗伤口，用处理后的南瓜瓢子代替消炎解毒敷料，千方百计地救治护理伤员。便衣队员陆化宏，到敌占区搞粮食，途中同敌遭遇头部负重伤，因为无医无药，伤口严重腐烂，送到妇女排养护，经妇女排用草药贴敷，精心护理，终于使他伤愈归队。便衣队的老肖负伤时，她们就用针、兽骨片代替手术刀，取出子弹，用草药治愈了伤口。1936年夏，苏仙石便衣队中敌埋伏，战士小邢在激战中腿部负重伤掉队失踪。史玉清带领妇女排几个战士翻山越岭，十多天后，终于找到了小邢，把他抬回来。由于是夏天，他伤口里生了蛆虫，经过几个月的护理，伤愈归队。妇女排就这样陆续护理了几十名负重伤的红军战士，使他们重返前线。
敌人为了扑灭金刚台上的革命火种，除了大规模搜山外，在金刚台主峰修建碉堡，“驻剿”“搜剿”同时进行。妇女排为了牵制敌人，日夜不停地转移，攀缘在金刚台的深山密林和野兽出没的地方。在敌人的一次“搜剿”中，妇女排被冲散了。史玉清、陈宜清等四人在寻找妇女排的途中，被敌人包围。她们四人便从几丈高的岩石上溜下深涧，史玉清攀着树枝落到一个乱石堆中。陈宜清等三人被敌人抓走后牺牲。妇女排里唯一的一位男同志老李，六十多岁了，儿子当红军长征走了，老伴死了。他和袁翠明排长一道，寻找史玉清、陈宜清等人。途中被敌人发现，老李为了掩护袁翠明被捕，敌人严刑拷问妇女排下落，他至死不说，最后被敌人割了头颅，壮烈牺牲。
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妇女排在金刚台上吃野菜，嚼草根，穿密林，卧冰雪，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周旋了三年之久，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牵制了大批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商南县委和游击队、便衣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妇女排的史玉清、袁翠明、范明、彭玉兰、方立明、胡开彩、陈发新、吴继春被人们誉为“金刚台上英雄八姐妹”。金刚台满山的足迹和弹迹，记载着她们的英雄伟绩。商城县金刚台乡刘小坳村金刚台山上，存有“金刚台上妇女排”营垒旧址。朝阳洞、女人洞、水帘洞、大石棚等二十多个洞群被人们称为红军洞群，现在已成为大别山的红色旅游景点。
高敬亭原来十分关注的皖西北苏区赤城、赤南苏区，现在在中共商南县委领导下，基本上独立自主地坚持了以金刚台为中心的一块根据地，并派出两个便衣队分别活动于麻城的木子店、龟峰山地区。这不仅使老苏区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得以集中和发展，而且为整个鄂豫皖苏区游击战争，保持了一个联结性的战略支撑点。
五 店前河论兵
高敬亭在失去了上级领导的背景下，开始了鄂豫皖党的方针、路线的转变。尽管还没有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是生存第一、发展第一，就是以高敬亭为首的鄂豫皖党政军领导的中心工作。高敬亭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大别山的高位影响，开展统一战线，是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
对地主、资本家、富农和保长、区长等敌乡村政权人员，在1935年5月以前，颚豫皖仍采取杀头或没收其财产的方针政策，既要钱又要命。老百姓说：“联保主任，捉到不问；保长、甲长，屁股欠痒。”“红军七十二阵、打土豪、杀劣绅，吓坏了梁冠英。”对地主、资本家、富农、联保主任、保甲长等敌人基层人员不加区别地加以处决。此次红二十八军西征经过鄂东北，得知中央指示只准没收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财产，不准没收中、小资本家和富农的财产，即按此执行。高敬亭根据地方党和便衣队创造的经验，把敌人营垒中坚决与人民为敌者和有一般反动罪行的区别开来，只镇压那些罪大恶极、对革命危害大的地主分子；对一般地主采取以罚代杀的方针政策，即酌情罚款、罚物，只要他们缴齐款物，一律不究，并开给证明，给予保护。对保长、联保主任和区长，凡是能争取的，都尽力争取，以便利用他们的身份，掩护红军，为我服务。红军的各种法令、政策，始终都在游击区贯彻执行着。区公所、联保公所、保公所都建立了，挂上了牌子，实际上里面不少都是红军派出的干部和群众。
郑位三后来谈道：
“留下来的同志摸索出一条经验，比红二十五军走前好得多，政治意义很大，就是要地主向红军交公粮，下地主的条子，要地主自动送粮。二百担租送来一百担，一百担租送来五十担，送来的是守法安全无事。地主叫买安，生命财产就有保障。我们部队主要靠这一条养活。这一条是摸出来的政策，好得很！第一是用轻便的法子养活了部队。这一个政策导致了统一战线的大开展，培养了大批开明士绅。交了公粮我们红军去了，绝不侵犯。开始两回，士绅躲着不出来，只叫雇工、老人应付一下我们，后来看到红军讲信用，就大胆了，出来招呼我们，我们也信任他们，把病伤员安置在他们家里，通过他们探听敌情。从缴公粮发展到统一战线，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也造就了莫大的政治成果，开辟了统一战线。我后来转回鄂豫皖地区，认为同志们摸索出来的这些经验是好极了。这个统一战线不是中央指示的，实质上是一样的，是从实际斗争中摸出来的。”(5)
1935年7月初，西进的红二十八军主力胜利东返，在太湖县店前河地区实现了会师。此时，皖西特委和二四六团已在舒霍潜太边区站稳了脚跟，并扩大了游击根据地。蒋介石两个月“清剿”的计划彻底被粉碎了。
经过鄂东北、豫东南，东进至皖西店前河后，高敬亭颇有虎进深山龙归大海之感，精神大为振作。
深山中的店前河变得热闹起来。在皖西特委和苏区群众照料下，远征归来的红二十八军指战员好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吃了几顿饱饭，睡了几个好觉，有精神了。身上的衣服，冷水洗、热水烫、太阳晒，干净整洁了。溃烂的脚板抹上了红药水和黄荆条树叶泡的水，好了，不少人穿上新草鞋和布鞋，完全变了副模样。战士们在洗澡洗衣服，理发，打扫个人卫生。街内街外穿梭着红军的哨兵。
高敬亭与方永乐站在店前河上街外的高地上，飒飒河风从前面吹来。
“我们又回到了大别山，这才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是啊，坚守大别山，等待北上抗日的红二十五军回来，接我们去共同抗日！”
“你说对了，在这里打游击，是个理想的地方。有山我们就不怕敌人。敌人大部队来不了，来了展不开；小分队不敢来，来了怕被我们吃掉。更主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主力部队，还有便衣队，这真是个很大的胜利！”
高敬亭眺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岭，如巨龙奔腾，那一座座刺破天空的山峰，如巨龙攒珠，注汇进他的心中，化成英雄的梦境。
“地方党就是我们的根，便衣队就是我们的足。有根有足，这是我们坚持游击战争最重要的经验……”
在大别山的鄂豫皖游击区，党和军队就是一个团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吃饭、睡觉和战斗，个性和个人主义都是扯淡。他们没有好的伙食和装备，但有高昂的士气、最优秀的指战员。他们要战胜敌人。他们想到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嘱托，看到乡亲受难、战友牺牲时的脸，决心就下定了。
为了总结红二十八军这次西进东返，行程两千余里，取得桃花山、王园、段水山三战三捷的经验，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师后的第二天，高敬亭在店前河主持召开红二十八军、皖西特委负责人和部分地方武装营以上干部会议。
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初，高敬亭、方永乐和徐诚基是分散的，高敬亭和方永乐两人分前后方，平常也很少在一起。团以上负责人也是很少见面。只有红军队伍在预定的时间地点会合后，才热闹兴盛那么一阵，显现出一派暂时的欢乐。大家热情地互相问候，彼此通报部队的情况，打听熟人存亡情况……每次集中、开会，就是这些游击健儿的节日。然而，环境如此艰苦，斗争这般残酷，这种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的美好机遇，毕竟也是不多的。
店前河镇当时是太湖县东南重镇，地处大别山腹地，湖北英山、蕲春，安徽太湖、潜山四县结合部。店前河镇是皖西南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和商品聚散地。清亁隆二十六年（1761年）《太湖县志》记载有“店前河镇”。清同治年间《太湖县志》曾这样描述：店前“田倚山泉灌溉，无甚旱涝之忧。民风朴素，士习醇美……其山产则香料、蕨粉、石耳药材之属，售利犹存，植柏产油，时以松蜰、茯苓为业，生计愈饶”。足见小镇历史悠久物贸甚丰。
店前河是水运航道，竹筏长年通行，可直通安庆，专为店前街商家运输。山区盛产的杉木、修竹、木器、桐油、木料、祈神用的火纸以及葵花籽、木板、干果等都集中到这儿往山外运，常年客商来往不断，连英山的布贩也到这里销货。清朝末年逐步发展形成一条弯曲的老街，上街下街进出口皆有木栅守护，夜晚更夫敲梆以防失火。
“闹中取静”，大别山的古村镇、商镇必有庙宇祠堂，过去红军重要会议和住址大都在这里举行。可是在店前老街的上街还有座英国传教士建的圣公会小教堂，高敬亭选择在这里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打破敌人“清剿”计划的主要经验和下一步作战方案，史称“店前河会议”。
圣公会，四壁刷白的墙壁不似中国寺庙的晦暗，正门上方的山墙上开有圆形玫瑰花窗一座，体现出哥特式建筑的痕迹。从小窗口中投进来的光柱，直射在祭坛之上。那位受苦受难的外国老人和怀抱婴儿的圣母睁大悲悯的眼睛看着这群穷苦人组成的军队的首领们。在这座圣公会里，教徒们不止一次地默念过《圣经》故事：田园诗般的恬静，血雨腥风的战乱屠杀，心灰意懒、形影相吊的扫罗，意志坚强、精明能干的所罗门……都在他们眼前映现出来。你们要像约伯那样正直，要用鲜血作为代价，去营救那些无辜受害者。殉道者们，去忍受一切不幸和苦难，救援那些苦难中的人们吧！上帝保佑你们。
来自西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群大别山的信徒，和来自英国圣公会教徒所从事的传教事业一个样，也是救苦救难，而且要彻底消除贫穷、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此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动**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正在进行万里长征；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四省之后，其侵略锋芒正逼向华北，华北全面告急；全国抗日反蒋的学生运动正风起云涌，走向**；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抗日派、妥协派、亲日派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尽管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是，蒋介石集团并没有放松对长江以北鄂豫皖苏区的“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对此，红二十八军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及时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红二十八军在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一边作战，一边在战斗间隔，抓住关键时机召开会议，总结战斗经验。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最后取得胜利，而且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思想宝库和军事学说。
会议在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红二十八军重建以来，特别是往返平汉路、开展游击战争的体会。
红二十八军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高举军的旗帜，还有八十二师、游击师、手枪团的大番号，在大别山东西两边闯**了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也犯过一些错误。
红二十八军现在坚持的鄂豫皖苏区，鼎盛时期，有近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三百余万人口，二十六个县级政权。主力部队有两个军，七八个师，根据地巩固，兵员和补给可以支撑这种集团式作战，成师旅地消灭敌军。现在到了敌后游击战争时期，兵员补充和物资条件都很难支持这种大规模的兵团作战了。由于敌人无休止地重兵堵截、“追剿”、“清剿”，根据地急剧缩小，无法靠死打硬拼的方式作战取胜。二一八团熊家河保卫战的失利，就暴露出硬拼这种战法已很不适应于新的形势。面对新的形势，高敬亭和方永乐下决心要探索出不打硬仗打巧仗的路子。一支新建的红军，在敌人严重的压迫下，一无后方依托，二无作战经验，犯些错误是难免的。问题在于是否善于接受经验教训，从学费中得到收获。高敬亭和方永乐十分重视对红军的战略战术的研究。他们在1934年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在领导鄂豫皖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此时的游击战和以前的游击战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在会议上，高敬亭举起左手，五个手指伸出，右手按屈一个指头，就说上一句，显得神采奕奕：
“一、和鄂豫皖苏区初创时期游击战争不同。当时敌人进攻力量并不强，红军是有相当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地，有幅员辽阔的地域可以进退自如，红军和游击队可以依靠根据地向四周大规模游击，或在幅员辽阔的地域内同敌人周旋，而且有广大的苏区人民支持，其战术带有运动战、山地战的性质。
“二、红四方面军前四次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过程中的游击战，当时红四方面军有五个主力师、红二十五军有三个主力师，是大规模的进攻作战。红军的游击战争是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主要是破坏敌人的后方和交通线、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战术是进攻性的，多采取挺进游击、突然袭击和埋伏袭击。
“三、现在所进行的游击战争，国民党军完全处于优势，利用其掌握的堡垒线、民团和保甲制度等各种手段，对整个大别山进行长期的、持续的包围和‘清剿’，妄图‘斩草除根’，红军只能采取小规模主力部队，一般为一至三个营的总兵力，与地方部队和群众相结合，选择敌军营及营以下兵力，至多不超过一个团为作战对象的作战形式，并将游击战争进行到底。”
大家点头称是。
鄂豫皖根据地很多老人回忆，高敬亭是“天人”，常常掐着指头，进行神机妙算。
这体现了大别山红军战士对高敬亭的敬仰。
在中国古代指挥官们在运筹帷幄时有“筹码”进行计算。
当时的西方，包括东方的日本，作战指挥已用沙盘和推兵棋进行胜负计算。
红军的对手也有各级参谋机构，通过沙盘和地图及插减旗帜，制定作战方案。
高敬亭面临的对手是强大的，战局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可是他只有掰着手指记数计算。但他决策变化的灵活与快捷，令我们叹为观止。他掰着手指，是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高敬亭在红二十八军中的领导权威的建立，正是由这一次次掰着指头计算来完成的。
红二十八军的不少干部战士，从红四方面军干起，跟所有的杂牌军，以及中央军，都过过招。他们对敌人的认识太深刻了。
“我和方永乐根据当前的形势、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特点，在集中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根据红军历来作战的经验和红二十八军的实战经验，并根据敌军指挥不统一和战斗力强弱有差异之特点，明确提出和制定了以‘拣弱敌打’ 和‘一切供给取之于敌’的核心思想”。高敬亭再次举起左手，每说一条，右手按屈一个手指，“一是敌情不明不打，二是地形不利不打，三是伤亡过大不打，四是缴获不多不打，反之则打，简称‘四打四不打’原则。在作战形式上提出以游击战为主，辅以必要的伏击战；在作战地区上，不仅要在苏区打仗，而且要到苏区外围和敌占区打仗；在战术手段上，每战应集中优势兵力，利用有利地形，或击其头，或断其尾，采取突然迅猛的手段，穿插分割围歼敌人。”
方永乐说：“现在，强敌已深入苏区里面，我们周围都是敌人，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一麻痹就会走进危险的境地。毛家嘴战斗，敌探化装成乞丐已进入我军集结场。还有三个敌特，化装成乞丐，深入赤南修械厂，使这个修械厂受到很大损失！”
这跟麻痹大意有什么关系呢？有的同志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方永乐觉察到他们的意思，就一针见血地说：“麻痹，当然不是指大的战场纪律，而是那些无关紧要、人们不在意的小事情。随意大小便，都是敌人便衣寻找的目标，容易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敌人为了寻找红军和便衣队，常常派出便衣侦探，装扮成打猎、烧炭、砍柴、挖竹笋、采香菇的群众，甚至乞丐，到山里的路旁山沟水边察看有没有脚印，路边的野草有没有被踩倒，爬到山顶上看有没有烧饭的火烟，躲到山林草丛中窃听有没有说话声和咳嗽声，发现情况马上报告，调兵包围我们。”
方永乐的话，让大家受到很大启发。红军和便衣队找根源、想办法，总结了很多办法。有路不走，没有路就走；沟边不走，沟水里走；必经之路，脚印扫除；不吐当面痰，即痰不吐在正路上，以免敌人发现；“不踩一路草”，在山上或山下小路行走，尽量不踩新草，踩倒的都扶起来，避免敌人追踪等；晚上走路时，不点火把，不打电筒；煮饭做到“白天不冒烟，夜里不透光”；行军隐蔽不大声说话，不大声咳嗽……
红军和便衣队有时利用敌人见到蛛丝马迹就兴师动众的特点，故意制造假象，走路倒穿鞋子，留下脚印，让敌人跟踪寻找，到离驻地较远的山上点火，让敌人来“清剿”，以疲惫敌军。
这些口号实际上成为红二十八军作战的指导原则。
高敬亭、方永乐对敌情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视的。在鄂豫皖苏区的敌人，哪一股战斗力强，哪一股战斗力弱，哪一股装备好，哪一股装备差；“驻剿”与“追剿”之间的不协调，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矛盾大，可以说是各自为敌，派系林立，红军差不多都了如指掌。因此，对各股敌人再也不一视同仁了，而是看什么菜吃什么饭，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也就是孙子兵法上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与会者谈得热烈而又浓烈，七嘴八舌，时间在这些具有真挚友谊的战友们的热烈交谈、快乐的打趣和嘲弄声中溜走了。
红二十八军指战员根据敌人“驻剿”和“追剿”之间的不协调，作战指挥不统一和武器装备、战斗力强弱的差异，在军事策略上明确了“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方针。这可以说是每个红军指战员都烂熟于心的战术原则。
在当时鄂豫皖红军的眼中，国民党军队是不经打的，在战略上是高度蔑视他们的，这对国民党军队也形成一种心理压力。在红二十八军时期，敌人可谓参战部队众多。从番号上看不容易看出门道，但在实战中，他们一听枪声，一听军号，就知道这些部队的区别，在具体战术上还是高度重视他们的。把国民党军队之间加以比较，还是有区别的。
一般讲，在鄂豫皖“剿共”部队中，二十五路军最经打，东北军最不经打。其他部队各有特点：贵州军爬山很厉害，但作战能力差，而且很腐败，抽大烟，解决它不困难；十一路军稍微好一点，但与西北军比就差远了。最弱的当然是三省的保安团了。
在鄂豫皖“剿共”各部队中，东北军的武器是最好的。一个是火炮特别多，再一个是机枪多，几乎每个班都有轻机枪，每个连都有重机枪。士兵也是人高马大。操持这些武器的许多军官是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毕业生，还有留学英美和日本的，士兵几乎没有不识字的，基本都是高小以上文化。在1930年的蒋冯阎大战中，戴皮帽子的东北军易帜入关，成为蒋介石取胜的定海神针。蒋介石成了全中国的领袖，张学良也成了中国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并在北平设立了行营。1934年2月下旬，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张学良率东北军半数以上（十三个师）的兵力，从华北开赴鄂豫皖苏区“进剿”。他将总部设在武昌徐家棚。张学良这次决心很大，甚至把流亡在北平的东北中学也迁到信阳的鸡公山。但构成战斗力的诸多因素中，必不可少的还有士气和精神力量。张学良部队虽然枪多势众，但打内战士气低。大别山很多老红军与东北军作战次数最多，感到这支部队的训练还是不错的，打起来后部队的展开和士兵的战术动作，还确实像那么回事。但整个部队还是显得有点懒散，惰性很大，特别是对重武器依赖过强。官兵本来就不满意打内战，战斗力实在不高。看到红军先用炮猛轰，可是不愿上山冲锋陷阵。东北军军官大都出身富豪，上过军校。他们过去驻扎在东北和华北繁华的城镇，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十分繁荣，每年库存都有大量盈余，所发行的纸票“奉票”，不仅在东北地区流通无阻，而且在关内也信誉卓著。东北军从不欠饷，文官武将，生活都很富裕。这支装备和财力仅次于中央军的东北军，在大别山红军眼里却根本不经打。红二十五军先后吃掉他一〇九师两个营、一一五师两个团，在长岭岗击溃一〇七师、一〇八师、一一七师近九个团部队的合围，俘敌四千余人后，便跳出了鄂豫皖地区，开始长征。红二十八军成立后也整营、整连地消灭了他一批部队。东北军对红军内心充满恐惧，所以不愿与红军作战。东北军确实毛病很多。比如抽大烟的军官不少，部队纪律很差，欺男霸女，招老百姓愤恨，还有北方人受不了大别山夏季的炎热气候，等等，这无疑都要影响其战斗力。
来自于西北军集团的二十五路军是鄂豫皖“剿共”“驻剿”“清剿”“堵剿”的主力。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西北军集团解体，大都投入蒋介石阵营。但西北军的传统还在，他们以严明的军纪，“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的宗旨，参与了国内一系列的政事战事，而且较有战斗力。但部队的装备比东北军就差得远。例如西北军，基本上是一个排装备一挺轻机枪，营以上的部队才有重机枪，火炮也只配置到团一级。但他们反共坚决，整团整旅的尾追红军。西北军的军官，打仗时确实有红军那种不怕死的味道，这对于他们的士兵影响很大，对其整体战斗力也是一个重要提高因素。西北军的军官，很多都受过教育，有培养军官的学校，所以不论是战场指挥还是武器配备使用，也都头头是道。这些，在实战中都对红军有相当威胁。他们整团整团地跟在红军后面追，如果同他们硬干硬拼，是不容易取得胜利的。红军就同他比腿长，比耐力，看谁跑得快。红军战士每人除了一支枪、几发子弹外，什么也没有，行军走路干净利落，跋山涉水方便容易。二十五路军可不同了，他们又是辎重又是炮、又是骡子又是马，肩上挑的，背上驮的，七七八八一大串，臃肿不堪。不用说在山区活动，在平原行军也同乌龟一样。红军翻山越岭，攀登悬崖，渡河涉水，飞越深涧，走的尽是荒山小道。二十五路军既是“追剿”部队，就得跟着红军跑。结果，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他们装备上的优势，变成了他们致命的弱点了。
敌十一路军，似乎还有点战斗力，是所谓“驻剿”部队，分散在各个据点里，有时也出来“堵剿”“清剿”。红军瞅准机会，能打则打，不能打一走了之。这支部队原来是豫西地方军阀镇嵩军刘镇华搞起来的，北洋军阀时期就存在，现在跟随刘镇华驻扎安徽。要说国民党军队保存实力，刘镇华算得上是一个典型。他们初来“围剿”红军时，气势汹汹，打仗时还很卖力，但被红军消灭了一两个营后，他就学乖了。对红军经常是“追而不击，战而不斗”，即摆开打的架势却不真打。要讲训练，这个部队不如东北军那样正规，但跑起来很快，是一支很狡猾的部队。
向保安团要“给养”，主要是指弱敌好打。其实保安团的给养是远远不够的，起码他们的武器不行，红军从保安团那里主要是缴获的子弹多一些，枪支大多被毁坏不用了。他们战斗力差，一向是担任着红军运输队的任务，红军碰上他，毫不客气，坚决地打，请他们把枪支弹药统统交给红军，有时还向他们要粮食、服装。其实，真正缴获武器多的，还是十一路军与东北军。东北军主要是炮多，对红军作用不大，但他们的双环马步枪好使。从十一路军那里缴获的机枪比较多，尤其是轻机枪，比较适合红军游击作战。
红军虽然在宣传上藐视敌军，但高敬亭、方永乐他们都知道敌军的优势和劣势，所以，他们在作战会议上一再要求不能小视西北军。能够知己知彼，也是可以打胜仗的一个条件。
地方上的游击师也在总结经验，如三路游击师规定五不打：一是敌情不明不打；二是伤亡过大不打；三是地形不利不打；四是缴获不多不打；五是没有退路不打。就和主力的“四打四不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诚如兵书所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高敬亭和方永乐都没有从军的经历，也没有上过军事院校，可是他们熟知中央军、西北军、镇嵩军、东北军还有后来的黔军及三省保安团的种种战斗策略。他们率领由大别山农民组成的红军，运用这些战术，对各路武装到牙齿的国军作战取得无数次胜利。
这些原则，是在几个月的游击战争与各地辗转中，在大家的闲谈中，你一言我一句总结出来的。它的萌芽更早。鄂豫皖红军早在1927年黄麻起义之后隐藏于木兰山时期，就总结出“八会”，即要会跑，跑路与跑脱敌人；会打，不打无益之仗；会散，即散开；会集，即集合；会进，即进攻；会退，即退走；会知，即侦察了解敌情；会疑，即迷惑敌人。此后又有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过北等几句成文的简单战术语。现在的“四打四不打”“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看起来还比较粗糙，但按照这种原则打仗，可以提高作战效率。这是斗争之光、希望之光，犹如黑云压顶之时的电闪雷鸣，照亮着红二十八军以弱制强、以少打多、挽救失败的战争途径，同时也变成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红二十八军上上下下，用尽了心血，这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的提出和发展，是高敬亭、方永乐和红二十八军指战员在游击战争实践的基础上，集中集体智慧而制订的。它的制订，使高敬亭、方永乐成为深孚众望的人物，深受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爱戴的优秀指挥员，对鄂豫皖苏区游击战争的开展直至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口号实际上成了当时红二十八军作战的指导原则，受到红军指战员的欢迎。这些原则可以说是中央红军早已提出的“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原则的某些方面的体现，也丰富了后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军事思想宝库。
方永乐认为指战员深入研究、熟练运用这套方针，就能战胜敌军。方永乐以一个真正军事将领的远见，充分地利用战争间隙，训练自己的战士掌握军事技巧和战术，提高对敌作战能力。在实际运用中，方永乐因陋就简，特别重视的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
在射击上，方永乐和很多指战员都有自己的绝招。神枪手都是在苦练和实战中出来的。
手枪团的战士们常常怀着敬佩的心情问方永乐：“师政委，你的枪法怎么这么准？”
方永乐总是说：“练的，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我过去在家，用弹弓打鸟，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大别山的敌人多，武器好，我们不苦练，能战胜敌人吗？任何时候都要练！练！练！”
小师政委的话朴实、简短，但很有启发性。战士们不怕吃苦，都自觉从难从严地苦练杀敌本领。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方永乐还设计一套因地制宜的练兵方法：山区石头多，他就率领大家甩石头，往山上甩、往空中甩、往河里甩，以此锻炼臂力。他臂力大，石头甩得也最远，往空中，有时能击中飞鸟；往河里，那石头像一支箭贴着水皮飞出几丈远。山区沟坎多，他又率领大家爬田坎、跳山沟，以此锻炼腿劲。这时，方永乐那结实的身躯，仿佛一匹骏马超越障碍物那样敏捷、灵活。如果行军途中遇到敌人的电话线，那线杆上的瓷瓶便成了大家练射击的靶子，一枪一个，打得瓷瓶像落花似的，纷纷坠落。
方永乐深深地知道，在同敌人刀对刀、枪对枪的斗争中，战士们的勇猛、机智以及战术优良，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重要条件。红二十八军刚成立时，有一部分红二十五军留下的军事骨干。但大多数战士是刚拿起武器的农民，从来没有经受过系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有的战士枪卸擦后不会复原，有的连子弹都不会装，更谈不上掌握并运用战术了。方永乐根据游击时期的特点，制订了一整套训练方案，而且亲自带头抓实施。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可是他从简单的立正、稍息、转身、持枪、队列操练抓起，一直到传授各种单项军事技术、战场须知、战术技术，每一个环节都绝对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即使在战斗最频繁的日子里，方永乐也毫不放松对部队的训练，特别是对手枪团的训练。因为手枪团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有的老红军的回忆中认为方永乐对训练特别严厉。在平时，方永乐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一上了操练场，他就变得非常严肃，一点差错也不放过！
方永乐还从山地游击战的需求中总结出爬山训练的实用办法。大家印象最深的是登山抢红旗。
为锻炼山地作战，提高指战员身体素质和技战术素质，每当部队驻扎在山区时，方永乐常利用战斗的间隙，把红旗插在山顶上或悬崖的树枝上，要大家爬山夺红旗。谁的战斗姿势正确，谁的动作迅猛，谁先冲到山顶把红旗夺在手上，谁就是优胜者，谁就可以得到师部的奖赏。奖品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战士们最喜爱的东西：双环马步枪或驳壳枪子弹。攀山越岭本来是这些战士在家就会的拿手好戏，现在被方永乐改造成一项很有意义的军事训练。
每次夺红旗，方永乐从不指手画脚或冷眼旁观，而是以一个普通战士的姿态参加比赛。一声令下，战士们像小老虎似的，争先恐后向山顶上冲去。同志们登山途中迸发出的欢笑声，使整个部队洋溢着昂扬情绪和青春气息，令人格外留恋。然而谁能比得过师政委呢？他往往在快到达山顶时，回转身来，放声大笑，让同志们从他的面前夺走红旗。由于他这样的培养，红二十八军的战斗作风，特别是手枪团的机智、勇敢，使敌人闻之丧胆。这种看起来近乎年轻人游戏的练兵方法，包含着重大的意义。那时，敌人天天追击红军，行军的速度往往决定胜负，正如方永乐所说，我们一定要练出一副铁脚板，对付敌人，战胜敌人。
店前河会议再一次肯定了皖西特委领导二四六团坚持舒霍潜太边区游击根据地所取得的成效。高敬亭知道，早在1934年春天至夏天，红二十五军转战皖西，谋求在皖西或皖西南打开局面，建立游击根据地，几经征战，没有成功。9月在英山和霍山交界的陶家河建立了一块根据地，可是不久因为敌人大举进攻，再加上红二十五军又长征走了，只得放弃。现在皖西特委却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站住了脚。当然值得称赞。
会议决定，为加强主力，从红二四六团抽调两个连和特委手枪队二个班，一路游击师、商北大队分别补入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一、三营和手枪团；任命石裕田为八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接替1935年2月在霍山县深沟铺作战牺牲的熊大海的职务。石裕田由此再也没有回到金刚台。商北大队大队长李占彪担任二四四团一营三连连长。林维先调任二四四团二营营长。一路游击师从金岗台带来的十个女红军也放在鹞落坪。四路游击师改编为英霍潜太四县游击师，师长傅以明、政委刘正北，辖三个连和一个手枪队。傅以明，是六安县丁集镇杨柳村一个贫雇农的后代，担任过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一营二连班长、副排长，四路游击师师长。新中国成立后授大校军衔。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继续率领红二四六团在皖西地区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并加强和皖西北特委的联系。
六 “望中央派人来领导”
如同海上的孤舟，高敬亭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这里处于偏远的一隅，通讯不发达，经济落后。在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虽然解决了建军问题，打了一系列胜仗，可是脱离了中央、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战略指导，高敬亭感到自己失去了对整个中国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西征桐柏山，也包含着他强烈获取信息的渴求，以开阔自己的战略视野。他心中时刻思念着党中央、省委……想尽一切办法寻找上级党组织。
红二十八军和中央、省委失去了联系，可是皖西北特委还能和中央进行时断时续的联系。1935年7月16日，在店前河，高敬亭经徐诚基介绍，遇到中共皖西北特委的同志，便请他们代送信给上海的中央局，详细汇报红二十八军情况及鄂豫皖苏区形势。全信如下：
今将皖西北最近情况报告如下：
（一）敌情。我只晓得在整个鄂豫皖苏区及边界有东北军、在鄂北有一一〇师、一一一师、一一二师、一〇九师共四个师的十一团人，还有骑兵第一师。皖西北有一一八师、一〇八师、一一五师共八团人，还有骑兵团保安团共四团人。另外十一路三个团，二十五路九个团，皖共计二十五个团，尚有少数民团以中队为单位。
（二）自红二十五军去年9月向平汉路西行后，我们未有一人指示工作，本来我在二十五军工作，皖西北无人，省委把我调来的，后省委同红军走了，大半年无上级指示。
（三）红二十五军走时把大小干部带走十分之九，现无人，我本一农民，现做文字的无人，省委会只留我一人在此苏区。
（四）二十五军走时将整个苏区大小队伍编好带走，只留二十八军八十余支枪，留有三十几人便衣队。后二十八军又扩大，最近二十八军长短枪共有一〇五〇条，轻重机关枪三十七架。
（五）在军事上无人领导，望急派一人来领导，还有几个游击师不在此内。红二十八军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无人。
（六）敌人从4月到现在约十团人分两路追击我二十八军，我们经常与敌人打圈子。
（七）好多事情未报，望派人指示，我口头汇报。
高敬亭7月16日
接着，高敬亭又对红二十八军最近的战况进行了补充：
红二十八军最近行动胜利情形：4月初几八十二师在潜山桃树岭打溃敌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九十五旅全部，获重机关枪一架、轻机关枪一架、步枪八十余支，打死九十四旅旅长，又打死团长一人，死伤敌士兵在三百以上。此仗一败后敌人连搬两三天驻地。4月29日，我八十二师在商城五里坪消灭河南保安团一营，得重机关枪二架、轻机关枪二架、步枪一百八十余支、子弹两千余排，俘虏白军士兵一百三十余人，敌营长被打死，并死伤敌三十余人。4月二十几，红八十二师在罗山彭兴店打溃奉军一〇二师六二三团，得轻机关枪四架、步枪一百五十余支、子弹一千多排，俘兵八十多人。5月初几，红八十二师在随州桐家畈打溃敌二十五路三十二师九十五旅，得轻机关枪一架、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三千余排，死伤敌人六百以上。从前九十五旅有三个团，此一仗后有三个团全部消灭，只剩一个团。有很多枪支，我们都没法去弄。
6月十几，我八十二师在光山胡山铺消灭奉军六二七团全部，得轻机关枪十八架、迫击炮二门、马步枪五百余支，子弹万余排，俘敌三百多人，活捉敌营长二人。
这封信，是高敬亭第一次以鄂豫皖战略区负责人的名义给中央写信，是高敬亭第一次写给党中央的见诸文字的历史真迹！“高敬亭”三个字，再次直达中央。高敬亭不知道，这时的中央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高敬亭和他们没有联系过。由于鄂豫皖苏区交通被破坏，这封信是通过他不熟悉的皖西北特委转致，高敬亭以固有的警惕性还有点不放心，所以写得很简洁，还要中央“派人指示，我口头汇报”。
有老红军回忆高敬亭在构思这封信时说过：我本一农民，体力又不行，省委留下我，坚持干革命。盼望派人来，担当领导人。从这封信里的“我本一农民”一句话中，可以得到印证。
1935年8月4日，皖西北特委，也给中央写了报告，将白区的革命形势、与鄂豫皖苏区的关系、军事的胜利行动和组织、干部状况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同时将徐诚基的信作为第一部分，高敬亭的信作为第二部分，然后把他们写的皖西北特委会报告作为第三部分，由皖西北特委的交通员陶汉章一并送往上海中央。皖西北特委一直和中央有着联系，刘敏在中央担任过交通员，知道中央的联系地点，也有经验。皖西北特委致中央的信如下：
（一）皖西北革命形势——皖西北农村经济是很普遍的，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是一般地高涨，尤其是我们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的确是提高了，我们游击队的胜利行动更加兴奋了广大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因此，我们的组织是一天天地飞快发展着。
（二）我们与鄂豫皖苏区的关系——我们自从武装找到了苏区关系以后，我们与皖西北道委会的关系由接头到现在均有经常的巩固关系，我们军事上互相配合与帮助都是很大的。
（三）最近一月我们的军事胜利行动——我们的游击队最近改编为“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在舒城攻下刘家院，击毙联保主任一人，俘士兵十余名，获长短枪二十余支，该处团匪完全为我们消灭。在合肥西乡攻破反动最坚固的魏守殿圩子，活捉反动首领魏守殿及其家属，获枪七支……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由合肥至庐江县攻下庐江南乡之首镇黄泥河，俘虏士兵十余名，获长短枪二十支。庐江闭城门，桐城请兵，震动皖西北整个统治，党与红军的政治影响是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革命与斗争的情绪更加兴奋起来。参加红军的群众如潮水般地涌进来，除了我们的游击师发展到一倍半以上外，还输送了一百三十余名到苏区去。我们游击师现在编为三个连（长枪两连、盒子枪一连），人数约在一百三十余名，军事与政治的领导是一般地提高了，战斗力也加强了。最近我们的军事计划是调一连人到苏区去锻炼（在一月内调回来），余一连与特务连在我们游击区域行动，我们预定计划人数与武装在一月内扩大一倍。
（四）组织状况——舒城目前为我们组织中心区域，现在党依然是区委的组织……
（五）干部状况——特委常委会三人，书记刘敏……组织部与宣传部都不健全，在敌人的残酷进攻与破坏下，我们最近损失了几个得力干部。……我们与鄂豫皖顶长时间不出半个月有一次交通的来往，望你们派一个巡视员来巡视我们同鄂豫皖的工作。因为我们同鄂豫皖的工作最近都有长足的开展。再加以给以有力的领导与指示，当然要更加健全与推动起来。我们通知鄂豫皖叫他们派交通到你处，但因道委会行军仓促没有派来，要我们替他做一次临时的交通，以后他再派交通来，或者由你们派去。兹将鄂豫皖道委会两份报告转上，请查收。
……
皖西北特委会 8月4号
这几份文件，不加注释、不仔细揣摩还很难读通读懂。全文照录，是因为它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如高敬亭、徐诚基的报告，有些战果，与战史记载也不太相符，但它毕竟是高敬亭、徐诚基亲书的报告，殊为珍贵。读了这三封信，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皖西北特委几个人都有文化，所以他们的报告文笔显得比较流畅。但高敬亭、徐诚基的报告文字有点乱，逻辑性差，可见起草者文化水平不高，也可能是起草者时间匆忙和纷乱的心境所致。黄尾河决定红二十八军西征桐柏山这样的大事只字不提，而是以委婉的笔法一笔带过，可以知道高敬亭当时心里对此是没有底的。也说明他为什么会突然决定要走，后又突然决定要回师鄂豫皖。
通过这封信，本来上海中央局可以和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建立更好的交通关系。信中已说高敬亭要派交通员到上海来，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共上海中央局当时连遭破坏，这种联系没有建立起来。
1934年6月26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中央局的办公处，被捕后即叛变，供出了中共在上海和苏区的许多秘密，如中央红军的兵力和作战计划，以及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联系电台的位置等，10月又供出代理书记盛忠亮的住址。盛忠亮也是位莫斯科留学生，俄文名字是米茨科维奇。盛忠亮夫妇随即在法租界被捕并叛变。从此，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被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被迫中断。
此后，黄文杰出任上海中共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书记，不幸又于1935年2月被捕。黄文杰坚贞不屈，停止了中央高层被捕叛变潮，并在他的任期建立了九江联络站，使大别山后期通过这里和上级党组织仍有联系。1935年3月，上海中央特科、中央交通局、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共青团中央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全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中共中央印刷发行部门等临时中央局各机构领导人员，组成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千方百计恢复白区党组织与苏区党组织的关系。7月，这个没有人承认的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又遭大破坏。党在上海的组织网络几乎瘫痪。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皖西北特委会接头的负责人叛变了，皖西北特委交通员陶汉章也被捕叛变，致使中央和皖西北的这种本来就艰难的联系也中断了。皖西北特委这封信送去后，不论是皖西北特委，还是徐诚基、高敬亭都再也没有得到来自上海中央的指示，使独自奋战在鄂豫皖的高敬亭，望穿秋水。但让人称奇的是高敬亭、徐诚基和皖西北特委的这封信不但被送到，而且被忠诚的中央文库的同志保存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最宝贵的资料之一。1935年8月，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函：“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结束。中央与鄂豫皖苏区和后来处于无日不战的红二十八军的联系，更是变得十分艰难。
店前河会议后，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又将二四六团两个连和特委手枪队两个班编入红二十八军，自己率二四六团余部仍在原地区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皖西游击根据地。红二十八军主力仍在外围兜圈子，灵活运用店前河会议制订的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失时机地歼灭多股敌人。高敬亭、方永乐决心利用这几个月游击战争已经造成的局势和大别山地形上的有利条件，持久地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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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属安徽省肥西县。
(2) 现属安徽省肥西县。
(3) 《中央致皖北寿县中心县委和皖西合肥中心县委的信》，1934年10月6日。
(4) “□”处原文缺失，下同。
(5) 郑位三：《谈红二十八军的三年游击战争》，载《皖西党史资料辑要》，内刊，2012年11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