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红福”回来了
根据地人民日夜惦念的红军回来了，他们亲切地称红军为“红福”。“我们的‘红福’回来了！”消息迅速传遍了大别山数十个县。
远征的红二十八军战士回来了。高敬亭看到他的战士，人人成了“泥猴”，一个多月的长途征战，风雨交加，使他们的军装溅满泥浆，谁也说不出那军装的颜色。用大别山土制颜料染色的灰布军装，早已经褪色了。来去大别山一路上披荆斩棘，现在，那上面涂满了黑色的硝烟、紫褐色的血迹……
红二十八军指战员们又一次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大别山的青山绿水拥抱了红军，涧水清泉又一次洗涤掉了官兵身上的征尘。子弟兵在自己的根据地，受到了让他们永志不忘的欢迎。
割完麦子插完秧，大别山老苏区人民也在等着红军的归来。老苏区人民欢迎西征桐柏山归来的红色子弟兵，那欢乐的情绪简直无法形容。经历生离死别、生死之战的人们见面时都流出泪水。
皖西特委和便衣队的同志尽力为千里远征归来的部队准备了丰盛的饭食。第一顿，每个班一桶用隔年陈米做的白米饭，还有一桶用新麦磨出来的面粉做的面疙瘩，在大别山又叫“面鱼子”，香气扑鼻，一盆腌咸菜炒辣椒，有的陈年腌菜里面还有雪白的蛆，可是也被全部吃个精光。
饭后，连续四十多天的强行军和作战，精疲力竭的红军战士们很快就睡熟了，昏暗的油灯，映出了战士们沉睡不动的躯体。
红二十八军成立至今，进攻大别山的敌人可谓多如蚁群。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镇嵩军、三省保安团……大别山成了国民党的大兵营，如此众多的“进剿”部队，当时群众都为红军担心：我们的红军这么少，那么一点武器，怎么能打得过国民党啊？可是，在高敬亭的领导下，红军依靠人民，还是坚持下来了，红旗没有倒。这次进出平汉线，还是胜利回来了！这样巨大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纪律，归功于他们的军事组织和战略，还要归功于他们的政治信仰和刚毅的作战精神。
大别山人民把红军称作“红福”，意思是红军幸福，老百姓享红军的福，而把处于中华民国正统地位的国军称为“白匪”，这确实耐人寻味。红军这个部队是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
当时老百姓看到国民党部队来了，他们知道国民党部队是又烧、又杀、又抢、又奸的，他们连人带东西全都藏起来，就是连一个碗、盆也不让国民党找到。而红军一来呢，他们比对自己家里的人还要亲，没有吃的就给你吃，没有穿的就给你鞋子、衣服穿。他们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自己的队伍，是专门打富救贫的。穷人就是托共产党、红军的福，生活才好起来的。所以他们称红军为“红福”，这说明人民群众和红军是血肉相连的一家人。红二十八军的旗帜，是当时八百里大别山阳光照耀下飘扬的最高的一面旗帜。
国民党近二十万大军“围剿”红二十八军，可是“剿”而不灭。除了红军英勇善战以外，国民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法知道，与他们交战的几千红军背后还有四万平方公里的大别山土地，近三百万大别山人民。这里曾是共产党创建的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他们曾经是苏维埃的公民。红军是他们的子弟兵，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就在部队里。大别山的老百姓把照顾红军视为打理自家庄稼一样自然亲切，充满着真情。
在大别山，红二十八军的兵力一直是四位数的最低档，而国民党部队的军力是六位数。如果战争是单纯的数字游戏，红军早被蒋介石加减乘除光了，从大别山消失了……可是师直为壮曲为老，哀兵必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部队是一所大学校，这句话，其实包含着很深的历史内涵，描述出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特性。中国的旧式军队，入伍者都是抱着“当兵吃粮”“升官发财”的态度，所以一到军队就开始远离劳动，有什么累活就抓夫，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而红军从建军起，就摆脱了这种恶习，靠严格的组织纪律、有效的制度，改掉了战士身上的不良习气，光大发扬了他们忠诚质朴、勤劳勇敢的本性，吃苦耐劳的精神，为自己创造了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条件，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
红二十八军继承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以其出色的战斗力、有效的政治宣传，特别是良好的群众纪律，在大别山老百姓中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战争年代红军政治工作的关键，就是要确保人民军队的性质。红军纪律严明，可谓众所周知。到村舍宿营时，先挖厕所，行前填埋，凡是借用群众的门板、铺草、脚盆等，都归还原处，驻地都打扫干净。发现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都严肃处理。尤其在平汉路西，有许多红军未曾到过的地区，每到一处，部队都要将驻地室内室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行动前挑满水缸。老乡逃走的，用了他的东西或吃了小菜，把钱放在碗柜或灶台上，用实际行动，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过去造谣污蔑说共产党、红军是红头发、绿眼睛，面貌狰狞可怕的怪物，实行共产共妻等无耻谎言。老百姓看惯了傲慢的国军动辄打骂老百姓的现象，从未见过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因此有口皆碑。自古以来兵匪一家，不打骂百姓、不祸害百姓的军队谁见过？过去老百姓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就是出卖祖宗，可是现在的大别山人却自愿送丈夫和儿子去参加红军！
当时的特务营副排长蔡家帜后来回忆：在对待群众纪律问题上，高敬亭同志从来都是很严的。部队在火热的太阳下行军，口渴了，到老百姓家烧点开水喝，必须是部队在路旁休息，一个班派两个战士值勤，到老百姓家去，首先喊大爷大娘或是大妈大婶，说：我在你家烧点水喝，水我们自己挑，烧柴给钱。你缸里水不动，要是你缸里没有水，我们水烧好后，给你挑。等到老百姓同意了我们才能烧。水烧好以后，班长来检查纪律。两个战士出去，检查纪律的问大爷大娘：我们两个战士值勤，在你家烧水，你家少什么东西没有？锅台上搞脏了没有？缸里水挑了没有？柴火给钱了没有？老百姓说：烧柴我不要钱呀，非要给我不可，我没有办法，只好收下。我家里东西跟原来一个样子，你们两个同志太好了，比我亲生儿子还要好。这样班长才放心。谁要违反了，高敬亭同志是不客气的。所以，那时我们红军到哪里，哪里群众都很拥护。我们能打胜仗的原因就在这里。
不要说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性质，高敬亭从自身对社会的感受就知道，中国老百姓非常害怕旧军队，因此也就极其地憎恨旧军队。旧军队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简直是那个时代最大的祸害之一。大别山人经常用的“跑反”这个词，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躲兵祸”的意思。二十五路军也好，东北军和十一路军也好，还有中央军等其他各路部队，论士兵出身和红军都差不多，可是他们在邪恶的制度下，必然变坏。高敬亭还记得二十年代初，河南的“樊老二”樊钟秀的部队，也算是一支“农民起义军”，而且是辛亥革命后的进步军队，他们也搞一些杀富济贫的事，还被孙中山任命为豫军讨贼军，樊钟秀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就是这支“建国豫军”，在参加北伐战争，途经南阳、邓县一带追击吴佩孚时，老百姓人心惶惶，跑了个十室九空。因为这支部队本来就是豫西一些土匪部队组成的，到了哪里，都要做欺男霸女、祸害百姓的事。所以豫南匪事就有跑“樊老二”一说。总之，祸害人民，是旧军队无法克服的弱点。大别山人看到他们，就像看到大队的强盗一样。这也正是他们维持不了旧政权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毫无群众基础，一旦遇到困难，就谁也救不了他们，只有垮台。
从文史资料来看，一些旧军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像冯玉祥的西北军，就提出了“真爱国，不扰民”的口号。实事求是地讲，在鄂豫皖“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早期的吉鸿昌二十路、现在的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和郑廷珍的独立第五旅，这些都出自冯玉祥的西北军，在祸害老百姓方面，确实比刘镇华的十一路，尤其是比东北军和黔军，看上去都要少一点。从服装看，他们的部队也要“穷”一点，一般也不会公开做欺男霸女的恶事。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要维护大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就会站在贫苦老百姓的对立面，触犯老百姓的利益。像二十五路军，因为“穷”，动不动就要拉夫、派款，这些就要依靠地方保安团和土豪劣绅去做，最后都要落到老百姓头上，所以他们最终还是要给老百姓留下恶劣印象。当然，二十五路军照样残忍地屠杀红军家属甚至苏区普通群众，也激起老百姓很大恶感，激起了他们的仇恨和诅咒。
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苏区，也见过一些占山为王的土匪武装，他们对纪律问题就很不在乎，其原因，一是兵员来源少，不敢轻易处置；二是违反纪律往往是因财因色，而土匪又要靠这些鼓励士气，所以他们的纪律就无法维持。而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事业”就无法持久，最终不是被官兵剿灭，就是失败于红军。
反过来，高敬亭从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态度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取得胜利，要取得民心，首先就必须建立起一支与旧军队完全不同的新式军队，也就是具有“人民军队”性质的军队。他们自觉地意识到在军队中建立严明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战士不经批准吃群众一把花生，也要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路红军部队，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多少区别，在建立具有人民军队性质的军队上，几乎都是一样的。
因此，鄂豫皖苏区的历任领导，都很重视抓群众纪律，这就是从旧军队的教训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真理。到了高敬亭时期，由于环境更加恶劣，更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在群众纪律方面，执行了几乎是最严格的纪律。老百最恨“樊老二”部队的有两条：第一是强行拉夫。在这次西征桐柏山的征程中，有一位连长被处决了，因为他拿了房东家的一双鞋，房东跟着在后面要，造成不良影响。第二是强奸民女。所以，高敬亭在制定纪律时，都特别注意严肃惩罚这两宗罪的人。如果红军中一个官兵强奸女人，他就要被处死。红军对这项军纪的执行是异常严格的。红军对女性的举动都很合乎规矩。国军和土匪来了，农村女性都跑光了，但她们都欢迎红军。1936年在湖北礼山县，发现一个副连长跟一个寡妇搞上了，要说这种事，本来是两相情愿，只能算是犯错误，至多是严重错误，算不上犯罪，但是高敬亭马上叫人把副连长拉出去砍了脑袋。高敬亭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件事：“如果我们都像这个副连长，那不就成了‘樊老二’的部队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我们的伤员还怎么在老百姓家里‘打埋伏’？老百姓不也要跑我们的‘反’吗？！”高敬亭在部队中建立起来的秩序和纪律，使大别山人民深感钦佩，人民的财产和生命都非常安全。当时红军经常要把重伤病员藏在老百姓家中，红军把这叫作“打埋伏”。在大别山，一贯羞怯的妇女却不怕红军部队里的人。大别山姑娘住的房子外人不敢进，可是伤员在老百姓家遇到敌情时，有的老乡还把伤员藏在自己闺女和媳妇的房间里。民团发现伤员，女的就说是我丈夫。没有这种信赖，老百姓谁还敢这样做？老百姓看到的红军，就是他们从未看到的也是最想看到的军队。红军装备低劣，没有财政和后勤，但在所有军队中，红军纪律最为严明，这就是红军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根本原因。
人心的向背，从来都是国共两党较量的核心，国民党与共产党较量总是输在失去民心上。无论何种军队的力量都好估计，唯有红军力量不可估计，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政治信仰和严格的纪律，红军部队的战斗力是巨大的。
二 历史的回声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现在人们比较关注的是，高敬亭西征桐柏山的动因是什么，后来为什么又戛然而止。
红二十八军为什么决定也要去桐柏山和伏牛山？
1935年5月，刚刚经历过桃树岭战斗，歼灭了前身为“北伐钢军”的国民党二十五路军两个营的红二十八军，正处于士气旺盛时期，但军政委高敬亭突然在皖西召开了一个黄尾河会议，决定要离开鄂豫皖去桐柏山寻找红二十五军。并且说干就干，将全军部队两千余人集中起来——这接近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的人数——越过平汉铁路，踏上了西去桐柏山的道路。也就是说，如果红二十八军能达成此次行动，中国就有了第五支红军长征部队，使本来就令人眼花缭乱的长征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但这次“小长征”却最终未能完成。对此，在红二十八军战史中有过一段叙述。当时为什么会决定此次行动？为什么行至一半又戛然而止？战史和老人们的回忆录中均未多言。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中共鄂豫皖省委给高敬亭的指示信含糊不清。以徐宝珊为首的鄂豫皖省委决定“长征”时，当时还没有“长征”这个词，叫“打远游击”，也不知自己会走多远。于是，在给未能随行的省委常委高敬亭的指示中，也就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含糊”之处：既然要求高敬亭成立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那么，为什么不重新任命以高敬亭为书记的新的鄂豫皖省委？这一点，熟悉红二十五军军史的人都知道，是因为该军只是按照中央指示行事，他们自己本身就不清楚未来的战略动向。这样一来，省委给高敬亭的指示中，似乎就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高敬亭还是属于原来的鄂豫皖省委，红二十八军还是像原来一样属于“二十五军系统”。在此种含糊不清的指示下，高敬亭自然会认为自己还是鄂豫皖省委下的一名常委，所以选择去寻找省委和主力部队，也就有了最重要的合理性。
二、高敬亭当时还没有独当一面的全面政治、军事经验。虽然高敬亭1927年参加革命，官至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但他在鄂豫皖苏区，毕竟还不属于“领袖级”的人物。他既不像郑位三、徐海东、戴季英那样，是黄麻起义时期的“老资格”，有过实际的“领袖”经验，也不像吴焕先那样，长期担任军、师一级的当时的“最高级”军事领导。高敬亭尽管有过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常委等属于“高级干部”的职务，但实际上一直担任的是县委书记、道委书记、师政委这类有上级领导的职务，他并没有在最高决策圈内独立工作过，当时还缺乏完全独立地领导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的经验。因此，在独立领导鄂豫皖苏区开始的一个阶段，他自然会缺乏自信，寻找省委领导和主力部队的愿望也就会比较强。
三、红二十八军是红二十五军的“附属部队”，多数指战员有回归主力部队的愿望。熟悉鄂豫皖苏区战争史的人都知道，最初的“红二十八军”，其实是红二十五军时期的一支附属部队，曾两次建立，又两次被编入红二十五军。而红二十五军离去后，红二十八军的八十二师被留下来了，高敬亭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之与红二十五军的掩护部队等合编为“二一八团”，这个番号实际上是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的第二团，可见，高敬亭习惯上还是将自己列为二十五军序列。这里还有一件趣事：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时，只编了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团和手枪团，与高敬亭不知其离去时编的二一八团未重复编制。到陕北后，又编了一个“陕北红二十八军”，但这支部队只编过二五〇、二五一、二五二几个属于“八十四师系列”的团，从未用过“鄂豫皖红二十八军”使用过的二四四、二四五、二四六等几个属于“八十二师系列”的团的番号。可见这两支部队渊源之深、机缘之巧。所以，留下的指战员们希望“回归老部队”的愿望也会是很强烈的。
四、红军部队依靠组织的传统。鄂豫皖苏区其实一直是很重视党组织建设的。当时，为游击战争需要，许多师团都不设司令部机关，却优先设政治部机构，很少有一个师、团有参谋长而无政治部主任的情况。这反映出当时的红军部队是高度重视党组织建设的。这种观念，也使高敬亭强烈地希望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指示。尽管高敬亭本人有独断专行等许多缺点，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即便在独立控制局面的时期，他也曾写信给中央，要求派人到鄂豫皖指导工作。而寻找红二十五军，则无疑应看作是高敬亭依靠组织思想的一个典型表现。
如此等等，导致了红二十八军当时做出寻找红二十五军的决定，启动了那次鲜为人知的“小长征”。
可是高敬为什么又半途而返，为什么后来又决定留在鄂豫皖？
一、军事形势的变化不允许完成。当红二十八军开始“小长征”到达河南泌阳时，在前有东北军几个师、后有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郑廷珍的独五旅的夹逼下，一支仅有两千余人的部队，显然是难以通过一个方圆几百里的平原地区的。当时若是硬要冒险，势必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其余的可选择途径，都是红军所不熟悉的新区，到那里能否生存，毫无把握。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当时红二十八军没有电台，无法与红二十五军或者中央红军取得联系。这样一来，高敬亭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回到自己和指战员们都很熟悉的鄂豫皖根据地。这是红二十八军“小长征”最终未能完成的最直接原因。
二、上级有指示不让离开。根据何耀榜的回忆录和鄂豫边最新研究资料可以知道，促使高敬亭改变决心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二十五军军政委吴焕先的来信。1934年11月，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途经桐柏山区。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向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等详细介绍了桐柏山区的地理环境和敌情，并担任向导，途经方城、鲁山等地，将红军送至豫陕边界卢氏县。张星江返回时，红二十五军向鄂豫边区党资助了三百元活动经费，还交给张星江一封信，让其转交鄂豫皖苏区高敬亭等人。吴焕先政委根据情况，估计到高敬亭要来路西追赶红二十五军。如确实的话，请他们赶快返回，因为在这三百里平畈地区，敌人有川军、陕军、东北军的正规军八九个团，想穿过这一带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这一带住长了都有被消灭的危险。从泌阳县向东北，沿途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为地主豪绅民团所盘踞，红军长途奔袭，攻又不易攻下，过又不便通过……还是回到大别山。吴焕先的这封信，正史没有记载。可是鄂豫皖何耀榜、鄂豫边张旺午等很多老红军的回忆都提到这一点。斯人已逝，战争环境残酷，留有的文字和信息就少了，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可能恰恰是当时最重要的。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是红二十八军或者说高敬亭自己，根据敌变我变的原则，最终决定放弃那次“小长征”。
在现在所见的历史材料中，没有见到有关红二十八军西征问题的争议，这是不难理解的。只是从何耀榜、朱国栋、姚天成一些老同志的回忆知道，当时方永乐等是不赞成红二十八军主力西征的。但没有看到白纸黑字的实证。
但凡后来者谈到长征，都是以其“成功而论英雄”的，而综观当时的历史，对于红二十八军的“小长征”，却要以“未完成”去论英雄；而且，正是这样一个“好”的“未完成”，最终又产生了其积极的一面。这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之处——它包含着太多的复杂的“历史戏剧性”。
我们先来谈红二十八军放弃“小长征”的积极意义。
首先是坚持了大别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最大根据地，特别是其俯瞰武汉、合肥、南京等华东和华中重镇，邻接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这次西征桐柏山，经过了历时四十余天、往返行程两千余里的跨区行军作战，显示了这支“新”部队的出色战斗力，这使红二十八军指战员坚持大别山苏区的自信心大为提高。红二十八军能以不足三千人的正规军，配合地方武装、便衣队等各类部队，牵制了国民党多时达六十余个团，少时亦有四十个团的“进剿”部队，大大减轻了其他红军长征部队的压力，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战略空间的极重要性。
其次是锻炼出了一支素质比较好的干部队伍，为抗战时期组建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通过西征，高敬亭本人的领导能力有所提高。高敬亭毕竟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政治、军事领导人，从1935年2月1日接到方永乐带来的鄂豫皖省委信件开始，到5月28日召开泌阳会议决定返回老区，经过了近四个月的锻炼和磨合，这使他迅速熟悉了自己所掌握的部队，也基本了解了鄂豫皖苏区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的概貌，“领袖”素质开始有了一个飞跃式的进步。正是他本人对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提高，才最终决定了全军的行动方针。由于独立坚持一个较大区域的游击战争三年之久，使红二十八军干部战士的素质有了新的提高。特别是一些中高级干部，更锻炼了独当一面的军事、政治能力。林维先、梁从学、詹化雨、胡继亭、余雄、杨克志、曹玉福、黄仁廷、汪少川、邓少东、李世炎等，都在当时不同程度地锻炼了这种独当一面的能力，因此在后来的军事活动中都有上乘表现。
再次是积累了主力转移后坚持游击战争的新经验。即使是在严酷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还是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政治、军事方针，不断地改变战法，调整组织机构，总结实用的战术原则，这一点使党组织和部队都更加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在当时各红军部队中，红二十八军应该说是独具一格的。
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支撑了一个战略区。当时，高敬亭临走时，鄂豫皖丢下徐诚基一个二四六团三百余人，还有鄂东北独立团三百余人，加上少数地方部队，总共千余人。如果高敬亭不回来，这两支部队是否能坚守住鄂豫皖这样一个战略区还很难说。据1937年11月21日叶剑英、李克农的报告，蒋介石在面见叶挺时提出整编新四军，“现在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旅长”。如果红二十八军不回来，皖南只集中了六千余人，蒋介石是否给一个军的番号，还很难说。那就可能没有新四军的番号了。
三 “你们完全有可能在六安、合肥、寿县三角处创立起游击区域的”
1935年6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又回到了皖西。这次红军是大摇大摆地回到皖西。敌人的主力部队跟到山外，还没有回来。留守的敌人忙于避战，不敢轻举妄动。地主土顽武装龟缩在据点里，更是不敢出来。红军每到一个地方，总可以听到这样的欢呼声：“主力部队回来了！”“红二十八军回来了！”“我们的‘红福’回来了！”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再用不着他们自己筹粮、派款了。吃的、住的，红色便衣队员早为他们张罗好了。小克惊奇地对林维先说：“营长，我们好像回到1932年10月前的鄂豫皖老区了。”
林维先知道，这是徐诚基和二四六团及皖西便衣队的功劳。
1935年5月，红二十八军西征后，面对敌人的“进剿”，徐诚基把皖西特委由枯井园中湾，搬到包家河乡鹞落坪村门坎岭山冲的沈家老屋。特委随即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和农民小组，设立便衣队和红军医院，筹集军需物资。此后，皖西特委即以鹞落坪为中心在舒霍潜太边区打游击。
红二十八军西进后，时逢余谊密被处死，皖西南地方反动势力受到震动，“剿匪”的正规部队又被红二十八军主力拖住，在皖西特委的领导下，二四六团、四路游击师、皖潜独立营，分别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边界山区，联络分散在各地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逐步恢复党的组织，成立便衣队，发动与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民团反动势力，摧毁国民党的乡村政权，筹粮筹款，安置伤员，同时开辟新区工作，把党的工作扩展到蕲春、黄梅、宿松等县山区。在此期间，还在霍山县鹞落坪、马家畈和太湖县小河南、潜山县龙山以及宿松县组织了便衣队。宿松县的便衣队，还帮助边区的朱超云在罗汉尖建立了一支二百余人的游击队。
红二十八军主力西进桐柏山，在皖西北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便把熊家河周围的游击队作为主要“清剿”对象。东北军和戴民权部队分别驻武庙集、段集和皂靴河、苏仙石一带。敌人疯狂“清剿”，红军部队无法解决给养，6月间，赤城、赤南县委及领导的一、二、三路游击师，分别从赤南、赤城突出重围，来到舒霍潜太边区，与二四六团、四路游击师、皖潜独立营配合作战。
皖西和皖西南地方部队合力作战，在反“清剿”的残酷斗争中，开辟了一条东（姚家河）西（东西溪）长二百四十华里、南（菖蒲潭）北（黄尾河）宽一百五十华里的游击根据地，为给主力红军养伤员、送情报、筹粮筹款、补充兵员创造了条件。
徐诚基领导的皖西特委还有一个更大的贡献，就是与活动在大别山外围地区的合肥、舒城、庐江、寿县的中共皖西北特委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和中央初步取得了联系。
鄂豫皖苏区的“皖”这一块，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直是以六安县、霍山县为基础向外扩展。1927年8月成立的六安特别区委至六霍县委及六安中心县委，都是指导皖西各县的领导机构，一开始叫作皖西苏区。1931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麻埠成立中共皖西北特区委员会，后改名为皖西北道委，管辖以皖西苏区为主及皖北、豫东南的19个县，其中六安县、霍山县、霍邱县、英山县、商城县等五个苏区县苏区面积达一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三十万，占鄂豫皖苏区半壁江山以上。这是皖西北苏区和皖西北特委和道委的鼎盛时期。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西征川陕，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苏区，皖西北道委的机构还在，郭述申、高敬亭先后任道委书记。可是这时皖西北道委范围内十四个非苏区县全部沦为敌占区，五个苏区县大部沦为游击区，皖西北道委只在皖西的赤城、赤南、六安县、霍山县有几块游击区活动。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皖西北道委坚持一段时间，至1935年2月白果树会议后皖西特委成立，也就自然消失了。皖西特委主要领导原皖西北道委苏区内的游击区的工作，无力顾及苏区之外白区的工作。但远在上海的中央看到了这一点，也在关注着鄂豫皖“皖”这一块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工作。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王明去了莫斯科，周恩来、项英去了中央苏区，张国焘去了鄂豫皖苏区，同年9月22日，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中央负责人商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总负责，以中央名义发文。1933年1月，博古和“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江西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局，指导全党的工作，仍然是博古为总负责。博古在临走前，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批准，在上海成立中共中央局派出机构“上海中央执行局”，李竹声任执行局书记。李竹声，安徽寿县人，留苏学生，俄文名字是克里奇卡，负责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组织和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样用“中共中央”名义做决议，发声明。
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上海中央局注意到鄂豫皖苏区皖西北外围方向由于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导致领导力量的削弱。为加强对这一块党和红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两个中心县委。一个是皖北中心县委，又称寿县中心县委，以寿县为中心。另一个是皖西中心县委，又称合肥中心县委，以合肥为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苏区，支援大别山老苏区的工作。应该说决策和指导是正确而又有力的。在上海，中共的领导层和共产国际代表，可以保持与世界最先进的力量和最先进的思想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指导了相对落后的大别山区，组织了最为优秀的红军战士。这些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作战极其勇敢，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付诸实践。
1934年5月，皖北中心县委将寿县游击队扩编成皖北游击大队，孙瑞训任大队长。全大队一百多人，长短枪一百多支。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一成立，在寿县连打两仗，共缴获枪四十多支。寿县国民党驻军和地方部队开始“清共”。大队长孙瑞训在一次战斗中身受重伤后牺牲，由曹广海接任。面对强大的敌人，1934年9月下旬，寿县皖北游击大队一百二十多人在张如屏、曹广海、曹云露的率领下，乘夜离开寿县小甸集，辗转至合肥上派镇(1)附近的彭家圩子，找到了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两个中心县委，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可谓互为熟人。此时，合肥党组织也受到重创。中心县委机关两次受到破坏，刘敏的爱人宋继蕴亦被捕并在六安牺牲，合肥游击队两次战斗失利，近百人的队伍现在只剩下孙仲德等五六个同志。大家相见分外高兴。
两个中心县委在合肥西乡的缺牙山(2)开会研究决定，将寿、合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了中共皖西北临时特委，暂由刘敏同志负责。同时决定将皖北红军游击大队和合肥游击队合并，成立皖西北游击大队，共一百三十余人。曹广海任大队长，孙仲德任副大队长，曹云露任参谋长，张如屏任政治委员。新成立的中共皖西北临时特委，一面将这两项决定速报中央局，一面按照临时特委的决定，令皖西北游击大队立即转向舒城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皖西北游击大队于10月15日在舒城县春秋山东南面的百花岭下宿营，会合了当地胡志满游击队。不料当地春秋山大庙有个和尚于半夜悄悄跑到舒城县城向敌人告了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十一路军工兵一营和安徽省保安第八团、舒城保安队一千多人就攻上来了。曹广海在指挥部队突围途中牺牲。游击大队突围而出，原来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四十多人，于10月17日回到了合肥西乡缺牙山根据地。胡志满仍留舒城春秋山坚持斗争。
远在上海的中央局不知道皖西北两个特委已自动撤销，鉴于“皖北、皖西党是环绕着鄂豫皖苏维埃区域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保护鄂豫皖苏区，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和创造新苏区，肩负着极大的使命”(3)，中共上海中央局致信中共寿县（又叫皖北）、合肥（又叫皖西）两个中心县委，指出皖西北白区的党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动员广大劳苦群众，领导他们扒粮、反对苛捐杂税等等的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壮大游击队的本身，为保存鄂豫皖苏区，粉碎敌人的进攻，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而奋斗！”“我们对于寿县游击队的行动方向有着下列的意见：鄂豫皖红军目前正集中力量向着六安、霍山、太湖这方面发展，最近消息已占领了霍山、太湖、望江。合肥西部的游击运动，现在仍有进步。因此，寿县游击队为响应红军行动与配合合肥一带的游击运动，必须积极向着六安、合肥这一方面发展。你们完全有可能在六安、合肥、寿县三角处创立起游击区域的。”为了适应革命需要和加强整个安徽的工作，中央决定撤销寿县、合肥两个中心县委，成立中共安徽省委，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任省委书记，领导党的合肥、寿县、阜阳、太和、凤台、涡阳、蒙城、亳县、颍州、新蔡、息县七个县县委的工作。省委所在地设在寿县。较为求实的刘敏并不想当这个省委书记，他认为就目前整个安徽形势的发展而言，成立省委“似觉空谈，建议成立特委为宜”，并于11月26日向中央报告，中央同意他的意见。
1935年1月底，中央派特派员李德保来皖。刘敏利用春节拜年期间在合肥西乡缺牙山小院墙村召开了中共皖西北临时特委会议，选举成立中共皖西北特委，由刘敏任书记，张如屏任组织部长兼军委主席，李德保任宣传部长，王天云任妇女部长，张士发任农运部长。特委直属中央领导。新成立的特委听取李德保传达中央指示：部队要继续发展扩大，打通与老苏区的联系，在可能条件下建立新苏区。在军事上，中央要游击大队在壮大后，成立“皖西北独立游击师”。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皖西北特委一面加强武装斗争，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派出部队到苏区寻找红军，打通与苏区的联系，直接与红二十八军并肩作战。
1935年4月，皖西北特委派孙仲德和张如屏率领游击大队一路苦战，进入舒城、潜山、霍山交界的主簿原、黄麦园，来到皖西特委占据的舒霍潜苏区。
没有见过面，互不相识，并不妨碍红军阶级兄弟之间火热的感情。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及其领导的二四六团和皖北游击大队的孙仲德，通过军号联络，完成了山内山外的战略配合。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山内山外的阶级兄弟表达他们千言万语也难以道尽的亲情。从皖中平原丘陵地区来的皖西北游击大队的战士记得那里满山遍野全是毛竹，周围全是大山。
孙仲德和张如屏找到了中共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转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此时，红二十八军主力由高敬亭、方永乐率领越过平汉路前往桐柏山地区作战，皖西特委和二四六团，正遭受敌人连续几个月的“清剿”。许多村庄被敌人毁坏，老百姓被移民并村，集中在大寨子里，党的机关人员和红军部队行动很不方便，生活极端困苦。群众中流传着“家住黄麦园，辣椒当油盐；家住大山头，松木做灯油”的民谣。穷苦的山区不利于大部队集结。二四六团说是一个团，但所剩人员不多，而且还都是精简下来的，装备也较差。徐诚基带手枪队一连人，和孙仲德一起行动，在舒城消灭保安第四、第六两个中队和四个民团，在合肥消灭十一路军一个连，保安三、四两队和六个民团。到庐江时白军都吓跑了，这使部队的给养得到较好的补充，增强了红二四六团和皖西北游击大队的实力。
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下的皖西特委和重建的红二十八军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可是皖西北特委与上海是经常有交通员往来的。皖西北特委和红军负责人，合肥、寿县人居多，在外面上过学，如刘敏在中央交通部门工作过，熟悉情况，所以他们和上海中央局一直有联系。徐诚基便通过皖西北特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使中央了解到鄂豫皖苏区的一些情况。报告如下：
鄂豫皖斗争情形
1．张学良二军布置于鄂豫皖苏区，另有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共有十余团兵力布置于皖北红游击区——英霍潜太边。
2．去年二十五□□□□□□□(4)鄂东北苏区敌人完全布置好了，皖西北苏区赤城赤南现在正布置着。二十五路军走后鄂东北张学良进攻时地方武装约二营人过皖西北苏区来了。鄂东留有一营人，只有地方武装约一团人。去冬，皖西北地方武装集中新编二十八军，共四营人。去冬队伍出了皖西北苏区，英霍潜太边区游击队因二十五路及十一路军追剿驻剿，行动困难。今年4月，二十八军又行往皖南找新苏区去了。现留有地方武装约一团人还未集中整齐。二十八军走后，土匪对四县边境地区非常严□□□□，在此新建立桃花县，由三十二师驻扎，此二处国匪共有十团在此进攻，修炮台和封锁。
3．现有的武装俱因交通被敌人阻隔不能集中，队伍俱为零散者□□□□集中一营，在鄂东，还有一营多人半年没有通讯，这个缺□□□皖西北道委，对于武装集中计划迟缓之故。
4．老苏区群众被敌人包围烧杀欺骗，投降敌人，现只有新苏区根据地内组织了些便衣队做群众工作，在白区革命情绪非常高涨。四县边区群众工作今年方开展亦甚微弱，只是掩护了一些伤兵病后，扩大红军工作是很少有的。
5．红二十五军走时鄂豫皖各道级以上干部都调走了，现在军事政治干部都是工农分子，非常幼稚，只是坚决去干而已。二十八军走时是皖西北道委间接领导，二十八军一走，皖西北工作道委临时派人代理，希望□□□□很快派军事政治干部一人来领导和指示工作。并要中央指示军事与政治工作。
6．去年二十五军走，未得中央指示，亦无联络关系，直至今年4月初才与皖西北特委发生关系，找我们游击区域以与皖西北特委打成一片，队伍都可以配合其行动。
7．红二十八军在敌人残酷的压迫之下，获得了不少的胜利，3月间在赤城击溃奉军一〇八师一团，缴获轻机关枪四架，马步枪三百余支。3月14日，在潜霍边界击溃刘镇华部队一团，缴重机关二架，迫击炮一门，轻机关一架，步枪三百余支。4月间在舒潜桃边界击溃二十五路梁冠英部三团，缴轻重机关各一架，步枪三百余支，各地武装不断取得胜利。
诚基（5月14日）
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后，来自鄂豫皖苏区给中央的第一份书面报告，是由皖西特委书记徐诚基报告的。此时红二十八军主力离开皖西，正在前往桐柏山转战途中。
由于山内山外配合作战，皖西北地区革命形势迅速恢复。到这年6月，皖西北特委领导的党组织已有合肥、阜阳、颍上、凤台、庐江、繁昌等县委及无为县工委和舒城县春秋山、曹家河、东西港冲三个区委及六安县张家店特支，共有党员三百二十余人。但是就在党组织获得发展的时候，1935年5月23日，李德保在舒城县春秋山枫香树检查工作时，被前来“进剿”的十一路军六十五师赵清海三八五团周营抓捕后叛变，宋德渊、王天云、张鼎文三个特委委员在合肥西部大潜山地区被捕，使皖西北的一些党组织受到了破坏，革命事业受到了损失。因此，皖西北特委成员也迅速做了调整，刘敏仍为书记，叶守春任组织部长，马实任宣传部长，张如屏仍任军委书记，曹云露为执委。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工作，在各地原有党组织的基础上，还先后恢复了一些党组织。在此期间，皖西北游击大队不断打击敌人，取得了显著的战绩。6月间，在合肥西乡缺牙山附近的小院墙村，特委决定将游击大队扩编为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孙仲德任师长，张如屏任政委，曹云露任参谋长。全师编为三个连，两个长枪连，一个盒子枪连，共一百七十余人，百把条枪。
孙仲德，高个子，大眼睛，看上去就是一尊怒目金刚。1901年生的孙仲德，庐江县新河乡上东村人，出身于贫农家庭，少年入私塾读书，后因家贫缀学到商店当学徒。青年时考入直系军阀保定营军校，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后任合肥县三河镇商业武装队队长。通过表弟颜文斗（中共合肥中心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关系，与中共合肥中心县委取得联系，利用其公开身份秘密组织“舒（城）、庐（江）、合（肥）地区赤色互济会”，任互济会主任，发动贫苦农民抗租、抗税，积极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肥南区委书记。在皖西北革命处于低潮时，孙仲德毅然离开生活安定、待遇优厚的三河商装队，来到革命武装队伍里，为即将熄灭的合肥地区武装革命之火添了一把干柴，成为皖西北游击部队的军事骨干。
缺牙山这个地名已经多次出现了，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做个交代。在合肥西南乡，丘陵起伏，群山连绵，最出名的山头当数紫蓬山、大潜山、周公山三山，是个“尚武”的地区，因为清末这里出过无数目不识丁但却能够取得丰功厚禄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张树声、周盛传、董凤昌、丁寿昌等淮军将领均出于此。因此，“淮上健儿”舍文就武为数非常可观。淮军名将、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就来自西乡大潜山下的刘家圩子。刘敏也系刘铭传同宗后代，他投身革命后，也一直把大潜山作为根据地，因为他对这里的情况熟悉。在大潜山、紫蓬山、周公山三山之间的腹地，有一个山丘缺牙山，便成了他活动的中心。缺牙山旁的小院墙村也成了皖西北特委和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的成立之地。缺牙山一带成为远近闻名的红军游击根据地。
由于皖西北独立游击师作战连战皆捷，贫苦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游击师很快发展到五百余人，这是游击师的鼎盛时期。那时群众参军的热情非常高，有时一个晚上就能发展一个连，只是因为受到枪支限制，部队才没有招收更多的战士。
为了更好地支援大别山苏区，中共皖西北特委在合肥南乡彭家圩子（现属肥西县）召开会议，决定给红二四六团输送一个连约一百三十名干部战士及全副武器装备，壮大红军力量。并把第一连一百三十余人送到潜霍苏区受训。留第二连和手枪连一百六十余人，在白区打游击，牵制十一路军三个团和五个县的保安队和民团。孙仲德同志曾两次穿便衣从合肥到舒城山里来会见徐诚基同志和看望在这里受训的部队。
徐诚基和皖西北特委联系上后，也几次带手枪队化装成便衣队到合肥附近会见刘敏、孙仲德同志，配合皖西北独立游击师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使整个皖西北山内山外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互为支撑，有力地支持了鄂豫皖大别山区三年游击战争。此后，两支队伍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在皖西北的山内山外广大地区。形势发展对皖西北极为有利。这是徐诚基和刘敏的一个创造。可以说，徐诚基在创建舒霍潜太游击根据地和坚持皖西北党和红军工作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和高度责任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政皆备的人才。
四 金刚台上英雄花
由于皖西的主力部队相继突围南下，敌人遂进一步侵占赤南、赤城两块根据地。留下坚持斗争的党员和革命武装的活动范围逐步缩小，最后在难以立足的情况下，两个县委率领特务队和伤病员不约而同地上了金刚台，共同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
在鄂豫皖三省边陲，安徽立煌县和河南省商城县交界处，有一座高入云端、巍峨险峻、满是奇峰怪石的石磨形大山，它就是六月炎天穿棉袄、寒冬腊月冻死鸡的金刚台。它不仅是“采茶、割漆、挖草药，一天出三宝”的宝山，而且还是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一根砍不断、摧不垮的革命大旗杆。红军在这人迹罕至、野兽群居的大山上留下的革命力量，面对饥饿、寒冷、流血牺牲的严重威胁，坚持着艰苦的战斗，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留下了“金刚台妇女排”“金刚台红旗不倒”的佳话。
金刚台海拔一千五百八十四米，为大别山第三高峰。方圆百余里，进出山有十几条大道和小沟口，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便于武装斗争的开展。这里又是赤城老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好的党和群众基础。1934年秋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与侵占的情况下，两县党组织和武装转移到这里，以此为依托继续坚持斗争，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为建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经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批准，1935年6月下旬，由中共皖西特委派来的红军干部邱玉生和赤城县委临时负责人张泽礼共同主持，在金刚台铁瓦寺召开赤城、赤南两县干部会议，决定将赤城、赤南两县合并，成立中共商南县委，邱玉生任书记，张泽礼为副书记(不久任书记)，余绪龙、陆华宏、徐其昌、雷维先、史玉清、杜立保为委员。县委决定：以金刚台为依托，广泛发动群众，继续坚持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打击与牵制敌人，为主力红军筹集给养并配合战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商南县委立即组建革命武装。将赤城特务队和赤南、固始、霍邱、六安县第六区转移到此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红军家属组织起来，编成商南游击大队，下辖两个分队、一个手枪队和一个妇女排，共七八十人。余绪龙任大队长。全大队不久发展到一百多人，成为皖西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之一。并组建红军医院，对外称战斗营。为使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县委从商南大队中抽调部分人员为骨干，组成五个便衣队，分布于周围失陷的赤城熊家河、苏仙石和赤南麦园、黄柏山、伏山地区，形成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基本力量，牵制敌人，打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