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维先点点头，心中不免有几分怀疑：“杨万店？”可不是，看看天上的太阳，已经偏西了，周围的湖光山色也变了样，政委的话是不会错的，部队过了经麻封锁线又同罗山杨万店的敌人打上了。可是我自己呢？像蒙在鼓里，对当前的敌情一点也不了解，一天接连打两仗，红军能通过杨万店封锁线吗？他的特务营部队呢？一阵阵枪声，像乱锤在心上敲打，使林维先每一根神经都感到难言的痛楚。师政委守在他的担架旁，干部们不时来找他汇报敌情，报告战况，方永乐有条不紊地下着命令。那种匆匆来去，紧张忙碌的气氛，使林维先再也躺不住了。他真想跳起来回到部队去，同敌人拼一仗。可是，浑身瘫软得像棉花一样，支撑不起来。
“老林，你的伤势很重，部队要长途行军，我们准备把你留下打埋伏……”这是师政委的声音。
听说要把自己留下，离开部队，离开敬爱的首长，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们，林维先不觉一阵心酸。他强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眼睛死死地望着师政委。林维先知道，根据眼前的情况，伤员是不能随队的，不随队，就要留下来。现在这里是个游击区，三天两头有敌人、小保队和民团，真不如跟部队活动安全。更主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和集体分开过！师政委方永乐似乎看透了林维先的心事，对他说：“战斗频繁，又要长途行军，我们无法带着伤员一起行动。你放心，我会把你安顿好，只要你的伤势好一点，我就派人来接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方永乐果断地做出决定。给人以火星者，必怀火炬。林维先是相信小师政委承诺的。他是个值得信赖，可以托付生命的人。
林维先点了点头。作为曾经的师级指挥员，他知道，红二十八军成立后，仍然四处转战，虽然是矫若游龙处处给敌人以突然袭击，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是和敌人拼消耗而无法站稳脚跟。所以，红二十八军所到之处，总是不断地留下伤员，还要把地方部队升编到主力部队去，以补充部队的消耗。
方永乐的话还没有讲完，枪声就更激烈了，随之而起的是同志们的冲杀声。林维先心里像刀割样的难受。他知道，战斗部队是不能带着重伤员的，行军要人抬，打仗要人掩护，那要消耗多少战斗力啊！自己决不能成为部队的累赘。可是留下来，可谓生死未卜，虽然他不愿意离开部队，特别是不愿在这样紧张的时刻离开部队。但是，林维先还是说了：
“师政委，不要管我，你指挥战斗要紧。”
师政委把卫生队负责人汪运富（后改名汪浩，下同）叫到一边，叮嘱他请便衣队的同志找到一户可靠的本地群众，让他们能安全地疗养，确保安全，然后才向林维先等人告别。
二 人民的深情
1864年8月22日，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十二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上述公约曾于1906年和192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和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在十年内战中，在国军眼中，红军受伤和被俘人员不是战俘、伤员，而是“赤匪”，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他们随意加以残害。红军伤员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与林维先同时下来的还有两个同志：一个是手枪团的彭厚福，一个是二四四团三营的副营长。三个人被安置在罗山长岭岗彭山店附近的一个老乡家里。这里是鄂东北道委开辟的新苏区。按规定每个伤员发了十元负伤抚恤金，又给老乡家每人发了十元安置费。
这是深山里的一间独立家屋，隐没在松林之间。站在屋前可以隐约地看见山下石板路蜿蜒伸展，屋后有条小径通连山顶，发生情况便于转移。的确是个好地方。
房主姓王，瘦长的个子，背微弓。他的眼角旁、额头上和嘴角边满布了细密的皱纹，同他三十刚出头的年纪极不相称。他明亮的眼睛、在情在理的谈吐、麻利的动作，又显得他十分精明能干。女主人同她丈夫的年纪相仿，矮胖胖的。她不大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大家称她为“王嫂”。
林维先等人到达这里，他们像接待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立刻热情地忙碌起来。老王端出一盆盐水，首先为三营副洗伤口。林维先看着他慢慢解开绷带，一阵浓烈的血腥味，在草房里弥漫开来。老王轻轻地擦去伤口上的污血，用盐水洗净，又小心地把伤口包扎好，像一个熟练的护士一样，做得那么干净利索。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护士，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为什么做得这么好？林维先惊叹之余，不能不带几分疑惑。在老王为林维先清洗伤口时，林维先注意他的动作，看着他面部表情。当林维先感到伤口疼痛时，他的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当林维先感到洗后的舒坦时，他的嘴角上挂起了微笑，仿佛伤口长在他自己身上一样。一切了然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脉搏和红军伤员的脉搏在同时跳动。林维先感到一股暖流从心间涌起。他真想感谢他几句，又想，现在任何语言感谢他都是不恰当的。如果定要感谢，反倒显得生分了。唯一的希望是快点治好伤，早日回部队，多杀几个敌人来报答老乡。
刚洗好伤口，王嫂把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端到他们面前。碧绿的青菜，黄澄澄的鸡蛋，汤面上还浮着一层油花，香喷喷的，引起人强烈的食欲。林维先几个月来第一次喝到热乎乎的、有鸡蛋花和油香的汤了，他们夫妻二人看着他们吃得起劲，高兴地笑了，笑得那么酣畅。
饭后，王嫂忙着收碗抹桌。老王拦住她说：“这里让我做，你快去把孩子抱起来，让同志们靠在**歇一会儿。”
三更半夜，已经搅得他们一家不得安宁，心里十分过意不去，怎好睡在他们的**呢？林维先就对他们说：“老王，这样很不好，我们就在地上躺一躺吧！”
“同志，你把我当外人吗？你们受了伤，地上潮湿大，不能躺在地上呀！”老王执意不肯，林维先等人再三拗他不过，只好依从了。三个人就挤在老王的**。老王替他们盖好被子，拨小了油灯，带上了房门，对他的妻子王嫂说：“把孩子给我，你到外面去看着点。我在家里照顾，同志们要茶要水方便一些。”王嫂“嗯”了一声。老王又叮嘱她：“精心一点，外面有什么动静就赶快回来，好抬同志们到山里去。”王嫂答应一声“知道了”。还没有等王嫂出大门，老王又说了：“不不，还是我去好，这个大意不得。”只听门“嘎”的一声，老王出去了。
门外起了风，从墙缝里、窗门里灌了进来，扑灭了桌上淡绿色的、幽幽如豆的灯光。屋里黑洞洞、静悄悄，只有小孩不时发出呀呀不清的梦呓声。此时，林维先辗转反侧，百感交集，前影后事，一股脑儿涌上心头。按理，在这样的黑夜里，我们红军战士应当保卫人民，让妻子挨着丈夫，孩子偎在母亲怀里酣睡。然而现在却相反，是一对青年农民夫妇和他们未满三岁的孩子，守卫三个红军战士。多好的人民啊！风还在飒飒地响着，林维先的思绪像游丝，随风飘浮：从大别山出发的浩**大军现在在哪里，到了桐柏山吗？我们特务营又该打胜仗了吧？……
不知何时，林维先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林维先还睡在老王的**。床对面有个土窗涌进一道朝霞，射到破了的粗布蚊帐上。王嫂一面洗锅烧火，一边透过阳光看着他们，生怕惊醒了他们。这时老王轻轻地把他们唤醒，带着抱歉的神情对他们说：“同志，天亮了，我们的房子小，白军来了不好躲藏，你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对得起共产党、红军呢？趁时间还早，你们是不是藏到山洞里去，比这里要好。”
这个巴掌大的小屋，的确藏不下三个大汉，白匪来搜查，大家的生命有危险不说，这三口之家，也会遭到敌人的杀害。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要为人民着想，老王要大家住山洞，怎能不同意？况且，他也是为了伤员们好！
林维先等三个人都是党员，在去石洞前成立了临时党小组，还做出了“向伤病做斗争，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的决议。一个革命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因此，林维先要求老王找三个石洞，大家好分开来隐蔽。万一敌人搜山时发现一个山洞，那也只暴露一个人，不至于三个人同时遭到毒手。只是多麻烦老王了，他送茶送饭，要跑三个地方。老王听林维先这样讲，笑着说：“同志，我们是准备让你们一人住一个洞。我跑三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反正，我天天要上山打柴的。”
这王家在山冲里是个孤独户，四周没有人家，出了门就是山林和野涧，安静极了。
林维先住的山洞在半山腰，洞口很小，仅容一人爬出爬进。洞口从外面是看不见的，见到了也不过以为是个石缝。林维先跟着老王进去，洞深两丈许，里面黑咕隆咚，稍有响动，更是回声四起。人在洞内可以站立，左右宽五六尺。用石头叠起来的石桌石凳，可摆日用品。洞内铺上了一尺多厚的干燥茅草，可坐可卧，真是一个理想的“单人病房”。附近有山泉石滴水的叮咚声。洞外，丛生的杂草刚好把洞口掩盖。从杂草缝里向山下眺望，山下是一条狭长的田畈。田畈的那边横着一条大路，依着山势蜿蜒。越过大路，有几座炮楼耸立。进出炮楼的敌人历历可数。林维先想想有点好笑：在炮楼丛中，在敌人眼皮下养伤，可是敌人有眼无珠，看不见我们。因为红军在人民的海洋之中，有人民掩护。
老王一早一晚，每天两次送茶送饭，不管刮风下雨，准时，不间断。他们就这样在洞里平安地地过了几天。只是没有医药，伤口不见好转。
这天黎明，林维先起得很早，坐了起来等着老王。过了半晌，灰白色的光线爬进了山洞，规定的时刻已过，老王破例没有来。林维先有点不安。突然听到外面传来零乱的枪声，林维先连忙站起来，一步步摸到洞口，轻轻地拨开茅草，向外张望：天气分外阴沉，山风吹得紧，杂草、树枝在风中摇曳，发出如泣如诉的声音。炮楼里面的匪兵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他们又在搜山了。林维先慢慢地回到洞里，愤然坐在草垫上，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说实在话，此时倒不怕敌人搜出了他们住的山洞，而是担心老王的安危。
枪声时起时落，时远时近，零零碎碎地响了一天。使远离几天的战争现实又走近几步。暮色降临，白匪兵带着他们搜山的胜利品：鸡呀、鸭呀，回窝了。老王没有来，一天没有洗伤口，伤口开始隐隐地发痛，脸上热烘烘的有点发烧，嗓子像火烧似的发燥。林维先用双手接了一点石缝中滴下来的凉水，倒在嗓子里润嗓子。红军和群众好比鱼和水，老王一天没有来，他们就成了离水的鱼，显得不行了。林维先刚刚躺下，心里就翻腾起来，怎么办呢？是出去找老王还是在洞里等着呢？……忽然听到洞外沙沙地发响，有人在拨动洞口的茅草。林维先一阵紧张，忘了伤口的疼痛，顺手一把抓住防身的木棍，霍地站起来，盯住了洞口。
“营长，林营长！”
“噢，是老彭吗？”
林维先松了一口气，随手放下了木棍。
“是我，营长。老王一天没有来，不会出问题吧？”山洞里黑漆漆的，林维先看不见彭厚福的脸，听他的话音，知道他焦虑不安。于是他安慰他，其实也是安慰自己：“不会吧！”
彭厚福没有回答他，走过来和林维先并坐在一起。林维先也没有再说什么。洞内死一般地沉寂。那岩缝里轻轻的滴水声，更增加了洞内的恐怖气氛。突然间，耀眼的电光闪进洞内，四周的山峰被一条条火龙似的闪电拦腰缠住，巨雷一个紧似一个。一声炸雷炸在洞口，接着，倾盆大雨哗哗地下了起来。老王肯定不会来了。他们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彭厚福和林维先两人还要好一点，令人担心的是三营副，他的伤特别重，又怎么办呢？
雨越下越大，雷声在山谷中轰响，闪电不时把洞口照得通明。到了傍晚，雷声好像不在耳边了，好像移到远山去了。闪电在远处云间沉沉地亮着，把云彩闪成淡红色。这时，一个黑影在闪亮中钻进了山洞。彭厚福和林维先几乎同时厉声问道：“是谁？”
“是我！”
“哎呀，是老王！”林维先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急忙点燃一支松明，插在石头缝里。火苗欢乐地跳跃着，把黑暗驱出洞外。这时，林维先才看清楚，老王赤着背，头上的雨水，顺着他那古铜色的上身，像无数条小渠直往下淌。虽然已是初夏，山洞的夜晚仍然寒气袭人，坐在山洞里还披着棉衣，他这样，着了凉怎么好呢？
“同志，对不起你们，今天把你们饿坏了。”老王反而向林维先等人解释，“白狗子搜了一天的山，白天我不敢来，怕他们碰见。晚上又不凑巧，下这么大的雨。”
“没有搜你的家吧？”林维先急忙地问。
“还少得了吗？”老王说，“狗杂种搜山，一到我的家就把下蛋的母鸡搜走了。说起来，我还认识他们呢。我经常往炮楼送柴火。啊，对了，前天我到炮楼去，看到大路上国民党的部队从东往西开，人多极了，又是骡马又是炮，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真的吗？”林维先听了这话，又惊又喜。喜的是，红军终于把根据地的敌人调出来了，惊的是我们主力部队背着这么多敌人到桐柏山，困难是可想而知了。林维先接着又问了一句：“你知道是什么部队？”
“是国民党的部队，那还能假吗？”老王说，“听人说是三十二师，啊，同志，你们看我只管说话，忘了叫你们吃饭，快吃吧，饭都凉了。”
老王把饭菜端到他们面前。林维先和彭厚福，都只喝了一碗稀饭，再也不想喝了。听了老王讲的事，心里七上八下的，想着长期在这里待着不是办法，着急了。
“没有什么好菜，想让你们吃好点，可是又买不到拿不出。这一点点东西，你们为啥不吃，同我老王讲客气吗？吃呀、吃呀，留下来干啥？”说着要把稀饭往他俩碗里倒。林维先连忙拦住：“老王，三营副的伤比我们重，谢谢您，留给他吃吧！”老王笑了，说：“哎呀，你们这些同志真是，他有他的一份，这是你们的呀！”他硬是把饭菜倒进他们饭碗里。
吃罢了饭，老王又忙着帮助他们洗伤口。他用一种不知名的草药敷在林维先的伤口上，林维先顿时觉得一阵清凉直沁肺腑，伤口的疼痛立刻减轻了。林维先惊异地问：“老王，什么药？这样好！”
老王见林维先夸奖他的药，笑道：“山沟沟里，有什么药，不过是些草药。我们山里人开山打柴，一不小心难免斧砍刀伤的，有什么药治，还不是敷一点草药。”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同志，这些草药也来得不容易，白狗子看守得紧，什么药都不准带到山里来。我看同志们伤口实在烂得不行，才托人偷偷地弄一点来。”换完了药，他早已累得满头大汗，便用衣袖擦了擦，又去替老彭换了药。
听了老王的话，林维先和老彭又是惭愧又是感激。
大别山红军指战员、苏区地方干部和堡垒户群众，在战争环境中，通过实战学会了一点卫生常识和战地救护知识，如包扎止血，一般战士都懂。战斗中出现了伤员，知道先弄块布包扎起来，骨头打断了就用树枝代替夹板固定一下，再把伤员背下来。当时，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在战斗中出现的伤员，很难及时送到路途遥远条件有限的后方医院。所以，轻伤员一般不下火线，能继续跟着队伍行动的，都跟着部队走，负重伤不能继续行军的，就抬着走。到了地形有利、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通过便衣队留下一些钱，把伤员安置在群众家里进行治疗。为了保障伤员的安全，有的群众把伤员藏在夹墙里，有的藏在阁楼上，有的藏在山洞里。群众不仅给做饭吃，还想方设法弄治伤的药品。为了掩护，有的老大爷、老大娘把伤员认作自己的儿子，有的妇女把伤员认作自己的丈夫，有的群众用生命保护了伤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鄂豫皖大别山区人民群众竭尽全力支援红军，是红军可靠的后方。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支持，在那极端艰苦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并取得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老王的照料下，除了三营副外，林维先和彭厚福的伤口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他们对部队的想念也逐日增加。红军大部队到了桐柏山吗？在桐柏山又怎样？躺在这里也不是办法，真正的红军战士应该学会具备比常人更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应该学会自救，对险恶环境有主动进取性。现在住在山洞里仿佛与人世隔绝一样，除了老王带进来一点有关敌人的零星消息外，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真叫人着急呀！转眼之间半个月又过去了，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三营副说：“ 我不行了，你们去找部队吧，找着了部队告诉我一声，我死了也闭眼。”
林维先想去找部队，又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心里十分犹豫。三营副一定要他们先走，他们才同意了。一天，林维先对老王说：“老王，麦子快收割完了吧？”
“是啊，快完了。再过两天，打柴的、放牛的就要上山了。”老王说。
“那怎么好呢？山上的人多起来了，万一走漏了风声就危险了。”林维先用商量的口吻说，“老王，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彭厚福早点离开这里，留下三营副由你照顾，目标小，好照顾。”
“那行吗，你们的伤还没有好透？”
“差不多了，”林维先笑着说，“现在一天走百十里也没有问题了。”
“既然这么着，你们先走也好。彭山店往南几十里，就有你们的便衣队，你们找到便衣队就好了。”老王说。
老王想得真周到，第二天带来两套半新不旧的便衣，要他们换上。林维先脱下破烂不堪的军上装，把便衣披到肩上，眼睛不知不觉地落在老王的身上了。平时倒不觉得怎样，现在看来，他身上的衣服实在太破旧了，补丁上面缀补丁，同和尚的百衲衣差不多。林维先忙把身上的便衣脱了，叠好，还给他。
“不行，老王，我们不能穿走你的衣服。”
“同志，到处是白狗子，穿你们自己那套军装行吗？再说两套衣裳算个啥呢？只要你们安全回到部队，多杀几个白狗子，给我们穷人出口气，别说两套衣裳，就是把我的心掏出来也情愿！”老王边说边强迫他们重新把便衣穿上。林维先被他真挚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不能再拒绝，他给他们的不是普通的便衣，而是一颗拥护红军的赤诚的心啊。
临走时，林维先他们同三营副告别。三营副的脸色惨白，暗淡的目光依依不舍地望着他们，眼睛里含着晶莹的泪珠。林维先心里非常难过，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只说：“你安心养病，只要我们寻着部队，就派人来接你。”三营副微微一笑地说：“替我问首长们好，问全体同志好！”
林维先和老彭离开了彭山店向长岭岗走去。一路尽是荒无人烟的大山，夏日的太阳照进山谷，森林中也有了暑气。画眉鸟在林间鸣啭歌唱，山风又送来一阵清凉……战争远去了，杨万店战斗遍地横尸的景象，仿佛过去多少年了。五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夜。老王把他们一直送到红军便衣队活动的地区，还要送他们一程，林维先考虑到他家里事多，三营副又要他照顾，就坚决要他回去。他勉强同意了，又千叮咛万嘱咐地对他们说：“在路上一定要小心在意，万一找不到部队就回来！”
林维先和彭厚福告别了老王，又继续向前走，还是看不到一户人家。太阳爬上了树梢，肚子里饿得咕咕叫，嘴里像火烧一样渴得难受。他们走到山溪边，找了一个比较幽静隐蔽的地方坐下来，喝了几口山溪中的凉水，吃了老王为他们准备的干粮，感到身上有劲了许多。正想在附近找个人家问问，突然看见两个人沿着山间小路慢步而来，从他们的装束、神态来看，无论如何不像普通的老百姓。“是敌人的便衣队？”这样一个念头在林维先心中闪过。他急忙拉着彭厚福一块躲藏起来，暗暗地监视着他们的行动。一会儿，又来了一个打柴的老乡。这两个人同他说话，态度十分和气，谈的什么却听不大真切，只是听到老乡叫他俩为“同志”。
“是我们的便衣队吗？”林维先自问自答地说。又想，没有联络的地点，没有联络的暗号，如果现在不弄清这两人的身份，到什么地方去找我们的便衣队？再说，就是敌人的便衣队，我们也不怕，两个对两个，说不定我们还会捞点小便宜，抓两个俘虏，缴两支枪。于是，林维先对彭厚福说：“老彭，你埋伏起来，不要暴露目标，让我上去问问。看我的手势，如果是敌人，就把他们收拾掉。”
“好！”彭厚福答应了一声。
林维先撒开步子往前撵，离前面的两人有十多步远，他们发觉有人追赶，蓦地转过身来，两支驳壳枪张开了大机头对着林维先。两双眼睛投来严峻、机警而又轻蔑的一瞥，问道：“你是什么人？”
一刹那间，从那神态和声音林维先判断出是自己人，大胆地回答：“红二十八军特务营！”
“你从什么地方来？”他们朝林维先周身不停地打量。
“彭山店！”
“啊！你是特务营的林营长。”他们放下枪，笑着说，“我们是长岭岗便衣队的，上级派我们来找你们的。”一刹那间，林维先感觉到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了。
罗山县长岭岗的便衣队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巩固的隐蔽的根据地，便衣队的后方医院设在这里。林维先和彭厚福两个人进入了后方医院，找到了安全感，继续养伤，并让长岭岗便衣队派人去彭山店接三营副。
三 会师鄂东北
5月19日，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闯过梁冠英的天罗地网，在罗山县委书记张家胜、便衣队长关楚印的接应下，抵达罗山县长岭岗白石山，与中共鄂东北道委会及鄂东北独立团会合。这也是自红二十五军长征后，鄂豫皖党政军最高领导高敬亭第一次与鄂东北道委会合。人们欢乐地庆祝会师，大家的心里都洋溢着愉快的情感，脸上都充满着喜悦的笑容。白石山上，被喜庆的空气笼罩着。
方永乐、陈守信、徐诚基率鄂东北独立团出发到皖西北后，为坚持鄂东北地区的斗争，颚东北道委于1935年1月上旬，将原光山独立团留下的一个营、河口特务营、部分游击队、便衣队和痊愈的伤病员合编，再次组建鄂东北独立团，共二百余人，作为坚持鄂东北斗争的骨干力量，由熊先春任团长，张生先任政委。道委随后又组建成特务一营。
在鄂东北道委领导下，鄂东北独立团于1935年1月19日奔袭礼山县二郎店，全歼反动民团一个中队，缴枪一百多支。29日，中共罗陂孝特委以群众为内应，集合黄安、罗山、经扶三县便衣队和特务营一营，冒雪夜行二十公里，奔袭光山、经扶、罗山三县交界的香炉寺，全歼反动民团四十余人，缴枪五十余支，缴获了大批粮食、布匹、食盐等物资。2月27日，鄂东北道委书记王福明在反击国民党“清剿”中因叛徒出卖被捕，惨遭杀害。道苏维埃主席詹以景叛变。在此严峻形势下，鄂东北道委与罗陂孝特委和光山县委共同研究，决定由光山县委书记芦丛珠接任道委书记，继续领导鄂东北地区的游击战争。
3月上旬，鄂东北道委将高庙山地区的便衣队和部分伤愈的伤员组成特务二营，由易元鳌任营长，洪溢万任政委。独立团和东北军展开系列作战。在此期间，道委还组织各便衣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炸毁公路桥梁，割电线，炸汽车，破坏敌通讯联络。特务二营在易元鳌率领下还曾越过平汉线铁路到信阳县西双河一带，俘虏了西双河民团一部，缴枪三十余支。
鄂东北道委为加强根据地党的建设，以光山县委为基础，成立了中共光麻中心县委，派道委妇女部部长张宗杏任书记，加强对光麻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3月，以罗山县委为基础，成立了中共红（安）罗（山）光（山）中心县委，张家胜任书记，领导红罗光三县边界老根据地及周围县、区党的工作。同时，令鄂东北独立团和特务第一、二营先后向卡房、天台山老根据地靠拢，配合红罗光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便衣队，发动群众，打击反动民团，开展基层统战工作，使根据地周围地区成为游击根据地。
现在的鄂东北道委书记是罗作凡。
红二十五军长征走后，鄂东北再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工农红军，大家高兴得就像革命成功了似的！战斗在鄂东北的何耀榜、张家胜、关楚印都来了。何耀榜设法准备粮食供给主力，然后他立即出发，经过长岭岗，走到白石山一个村头，迎面碰上了红军的哨兵。
“从哪里来的？”
“从罗陂孝特委来的。”
哨兵听了何耀榜的回答，转身走进一所院子，不一会儿，方永乐同志出来了。他非常热情地和何耀榜拥抱，并和他一道走进他的住处，说：“你知道吗？军政委高敬亭也来啦！”
“啊，高政委来啦？我去看看他。”
“军政委在睡觉。他在打脾寒（疟疾，下同）……”
何耀榜没有看到徐诚基，就问：“徐书记怎么没有回来？”
这一问，就引起方永乐的一番长谈。方永乐向他说了去年12月底送信皖西北、红二十八军成立及战斗经过，并说徐诚基被高敬亭留在皖西任特委书记，开辟新根据地。高敬亭现在是红二十八军的军政委，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红二十八军成立后打了不少大胜仗，队伍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成为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主力，但部队严重减员。敌人这次开始新的部署，重点又在皖西。为有效地保存自己，摆脱敌人的“围剿”，高政委决定部队跳出皖西，到鄂东北，准备西进桐柏山，去追赶红二十五军……
接着，何耀榜也说了鄂东北的情况。敌人的封锁搜山，群众被摧残、屠杀，王福明书记被捕牺牲……他还透露了一个信息：“红二十五军的交通员通过桐柏山党组织送过来一封信。信上说，中央红军在长征，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创造了新苏区，但他们新创造的根据地不巩固，敌人已在‘围剿’他们。因此，估计他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返回鄂豫皖，希望我们继续坚持，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原来的指示不变。信上要我们接到信后写汇报交交通员带去，我就立即写了汇报。这样，估计你们追上红二十五军是很困难的……”
“一切为了党，服从上级。高政委他是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最高领导，看他怎样决定吧。”
军政委高敬亭正坐在黑布抬子上休息，看到方永乐和何耀榜来了，站起来和何耀榜握了握手，说：“何团长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曾在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任过团长。”
“是的，高政委，红二十五军重建时我任过七十四师二二二团团长。那时您是七十五师的师政委。”后半句话何耀榜咽下去了，自己不久因“肃反”被撤职关押，在“苦工队”劳动。
高敬亭说：“你带兵有一套。你们这些部队什么时候组织起来的？共有多少人？”
“鄂东北独立团和两个特务营，共有七八百人。特务一营组织得比较早一点，独立团组织起来只有几个月，特务二营组织起来不过才二十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