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30日，上虞·丰惠）
如果说，因为形势的严峻和时间的紧迫,许多部队和地方领导 干部在仓促中领受任务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基层干部和普通 战士来说，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抉择了。
谢桥区委文书 程希民9月27日那 天正在箭山、八字 桥一带从事抗币回 收及粮食储运工 作，晚饭前刚回到 驻地，就收到区委 书记金丹留下的一 张的条子，要他在 晚饭后立即回区。
赶到区里后，金丹说:“今晩我们一起回家，有些事情我们在路 上说，你抓紧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走。”因为金丹书记老家在万家,与 程希民的老家程村是同路。在路上，金丹对他说:“为了保证革命的 胜利,部队奉命要撤离浙东,我们地方干部也要一起随军北撤,过几 个月再回来，你要做好家属工作，明天上午你到丰惠镇上的县政府 大会堂门口集合,家里有银圆的话，可带一点,遇到困难时好派用 场，要注意安全，注意保密。”
回到村里，夜已深沉,程希民敲开家门，父亲和妻子问他这么晚 回来干什么？程希民压低声音把情况一说，再三关照，这事一定要 保密。家里人一听,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还是父亲镇定，说: “既然这样,就把家里一只鸡杀了，明天早上吃了再走。”次日一早， 程希民吃了父亲昨晚杀的鸡肉,带了一身夹衣，还有家里仅有的两 块银圆，一路小跑，赶到丰惠。随后被编入随军工作队上虞中队。9 月30日，程希民的妻子张娟敏突然来丰惠找他,说爹年纪大了，很 可怜，要他回去,留下来在地方工作。程希民就耐心做妻子的思想 工作，最后妻子想通了,就说:“那你去吧,爹这里，我会照顾好的。”
没料到了部队出发的那天,又有一位同行的地方干部打起退堂鼓, 说:“看样子情况很不好，我们还是回去算了 o ”程希民已铁了心要跟 部队走，便说:“抗战胜利了,可革命还没有胜利，干革命总是要冒险 的，回去也是一个样。”但那位地方干部还是不想走了。就这样，程 希民只好与他各奔东西、分道扬镰了。
家住上虞徐家市的新四军战士徐达庆是在家里知道部队要出 发的消息的，那天，徐达庆正在自家的田里，准备与新婚不久的妻子 一起收割已经成熟的稻谷,突然有人在喊他:“达庆,你怎么还在这 里,人家部队已经出发了。”徐达庆一听，连忙爬上田燻，套上鞋子, 连家也不回，一阵快跑，赶到部队的驻地——上虞县城丰惠镇。果 然,大部队这时正呈一路队形,出县城东门向北走去,徐达庆就随四 明专署干部大队一起行动，当天在夹塘过夜,次日过萧甬铁路到达 古窑浦渡口上船,然后渡海北上，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与家里联 系上。
笔者曾采访过一位董姓新四军女战士，因身体等原因,经组织 同意她没有从海上北撤,而是由上海地下党安排，从陆路赴苏中与 老部队会合，当时与她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同志，考虑到途中要经过 好几道封锁线，敌人盘査很严。上海地下党同志认为这样贸然前 行,风险太大,故建议两人装扮成主仆关系,这位董姓女战士化装成 富家小姐,另一位女战士化装成仆人。化装完毕,大家都很满意,但 有一位地下党同志则提出异议,认为这样不行，既然是富家小姐，又 带着仆人,小姐的耳朵上怎么会没有金耳环？手上又怎么会没有金 戒指呢？万一遇到敌人盘查,很容易被看出破绽。大家一听觉得有 理,于是便分头行动,最后有人从一位亲戚家借了一副耳环和一只 戒指。戴上以后，两人就连夜出发,一路还算顺利，没料快到根据地 时，遇到了最后一道封锁线，因四周都是河网地带,两人又人地两
生，举目无亲,无法另觅途径，只好硬着头皮去闯,到了道口，果然被 敌人拦下，左盘右问。危急之时,这位董姓女战士急中生智,悄悄摘 下手中的戒指,塞入一位当官的手中，说:“长官，我亲戚病重,说死 前一定要见我一面，我若去迟了，就见不到面了,你行行好,就让我 们过去吧。”那当官的收了戒指，假惺惺地说:“看你们的样子，也不 像是新四军，去吧，去吧。”说毕手一挥，就把两人放了过去。当天晚 上，两人就进入了苏中革命根据地，完成了这次由两个人组成的 北撤。
相比于这位董姓女战士的北撤，另两位新四军战士的北撤就显 得更为艰难甚至悲壮了。浙东纵队有一个鲁迅文艺工作团,在浙东 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部署北撤时，考虑到鲁迅文艺工作团中女同志 较多，且多数同志未经历过战争的锻炼,决定除少数人员外,大多数 人员要遣散回家,没想到这个决定一宣布，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 家一致要求参加部队的北撤:年纪大一些而体力尚可的，要求担任 运输员；年纪轻一些的，要求跟着部队去打仗。后经再三劝说和做 工作，大家才以大局为重，含着眼泪，各自回家。其中有两个年轻 人，在部队北撤后,心里天天想着原来的老部队，于是，便偷偷从家 里跑了出来，晓行夜宿，一路北上,后来身边的钱用光了,两人就沿 途乞讨，终于到达苏中,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就在很多要求参加北撤的新四军战士因为身体和年龄的原因 需要留下来而痛哭时，也有一些意志薄弱的地方干部和战士却选择 了_条相反的道路,不愿北撤、开小差,甚至发生叛变哗变的事件。
有一股抗日时期曾向我军投诚的土匪，领头的叫王鼎山和单孝 升,北撤开始后,王鼎山决定跟着部队走,而单孝升却不愿意北撤, 要求留下来。后王鼎山在部队入了党，又当上了副团长，而单孝升 则在大部队撤退后被国民党缴了枪、杀了头。
余上县政府有一位叫陈平的干部,北撤其间正逢其父丧事,县 长张光把他叫来,要他一起参加北撤,陈平说丧事还未办完，张光同 意他回去把丧事了结，并告知他于次日3时以前，直接去相公殿港 口与其他同志一起会合登船，但是，直到次日傍晚,陈平也没有来。
在奉西的晦溪乡，该乡自卫队在得知部队要北撤的消息后，叛 变投敌。
而鄆县章水区则粉碎了一起有人企图在区中队北撤前发动哗 变的阴谋。当然，最后策动这次哗变的叛徒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与上述这些人不同，17岁的上虞姑娘万忆琴则是被北撤部队 “遗失”的人，万忆琴当时是浙东纵队司令部的谍报员，属参谋林一 新领导，浙东纵队北撤时,她正在外面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住在当地 一位老百姓家里,组织上也不知道她住在那里，因此也就没法通知 她，待她得知消息后，部队已经走掉了。就这样，万忆琴就成了_只 离群的孤雁,在万般无奈下，她只好只身来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在举 目无亲、人地两生的大上海，万忆琴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直至 1947年，她在上海新丰织布厂读夜校时，才与党组织接上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