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再说一九○○年秋，在遥远的南洋新加坡，还有另一个人站立北窗，隔海遥望故国神州，双目含泪，怅然若失。
故国的不老河山，又在四季轮回中进入了红叶飘零的时节。在这个人脑海的意象中，那些被瑟瑟秋风吹离树身、漫空飞舞后又纷纷坠地的落叶，就像无数颗被钢刀斩下的头颅，它们离开喷着血的身体，奔向生养了自己一场的大地母亲，亲吻她，然后在她的怀抱里永远睡去。和这个秋天的无边落叶一同凋零的，就有这人刚刚痛失的一群年轻朋友。
他，就是广东人梁启超，浏阳双杰谭嗣同和唐才常的好友。
原来，唐才常等人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从日本归国抵沪的梁启超，与唐才常的三弟唐才质等人，赶紧图谋通过日本方面进行营救，却没有来得及实现。湖广总督张之洞下手杀人太快，唐才常和诸同志被捕仅一天后，就悬首城门了。
“咄咄天心不可常，茫茫尘世几沧桑。”梁启超在心里默默背诵着两句诗，那是一年前唐才常在香港送别他赴檀香山时，专门为他写的。
同年八月下旬，孙中山同样从日本赶回上海，也想借北方庚子事变之机，谋求与国内各势力的联合举事，这与梁启超的想法类似。但唐才常起义的迅速失败，让机会转瞬即逝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各自的来去匆匆，让双方期待中的联合之举最后无果而终。
自立军举事失败、唐才常等多人被杀之后，亡命到日本的秦力山、戢元丞等湘鄂自立军起义志士，纷纷向梁启超发难，指责康、梁保皇党假借勤王之名，侵吞海外华侨募捐的巨款。而正是康、梁的留款不发，才导致唐才常的大举起事失败、唐等多人授首。众人皆骂康、梁卖友发财。
梁启超真是有苦难言，其实他并不能染指保皇会的财权，一切支出皆由他的恩师康有为遥控。一度身在檀香山募得大量捐款的梁启超，曾连发多函给保皇党的澳门总会，催促给唐才常他们汇款救急，但均无回信。现在，因为康有为人在南洋，逃亡到日本的起义留学生诸人，于是都找梁启超算账。梁启超悲愤之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最后几至要宣布披发入山，从此不再问世事。后来，梁启超也干脆跑到新加坡，找老师康有为去了。从此，保皇党信用大失，声誉不再。
其实，梁启超与谭嗣同、唐才常二人之间，都有着深厚的友谊。几年前在湖南搞维新改良、办长沙时务学堂时，当时共同的理想让他们三人结成了知交。在北京辅佐光绪皇帝搞戊戌变法时，梁启超与谭嗣同几乎每天都见面，一见面就谈学问，每天总要大吵一两场。变法失败，死亡逼近之际，梁启超又是眼睁睁看着谭嗣同义无反顾地留下来，等着被杀。谭嗣同托人辗转寄给梁启超的遗书，梁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八月六日之祸，天地反覆，呜呼痛哉！我圣上之命，悬于太后、贼臣之手。嗣同死矣！嗣同之死毕矣！天下之大，臣民之众，宁无一二忠臣义士，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出而为平、勃、敬业之义举乎？果尔，则中国之人真已死尽。强邻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
啮血书此，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
嗣同生不能报国，死而为厉鬼，为海内义师之助。卓如未死，以此书付之，卓如其必不负嗣同、皇上也。
卓如，就是梁启超的字。
而戊戌政变后，在流亡日本的岁月里，梁启超又与唐才常在东京曾同住一屋，每天见面就谈勤王举事。唐才常回国准备起义的那一段时间里，梁启超经常给他写信，商讨勤王大业。继两年前谭嗣同在京城菜市口断头之后，现在唐才常也悬首武昌城门。梁启超一想到两位好友的惨死，就痛彻于心，夜不能寐。
长沙、北京、东京，三座城，三个人，现在都是人去城空，剩下他梁启超一个，无处话凄凉。
他想起在长沙，经谭嗣同介绍，自己刚与唐才常认识时，唐才常在家乡亲自采制后赠给他的一方浏阳**石砚，由一块天青石坯雕刻而成，上面含有自然形成的、酷似**的白色矿物晶体。谭嗣同还撰写了砚铭诗一首：空华了无真实相，
用造莂偈起众信。
任公之砚佛尘赠，
两君石交我作证。
其中，任公是梁启超的号，佛尘是唐才常的字。梁启超后来请朋友将这首诗铭刻在砚上，这是一方见证三个人友谊的**砚。然而，当年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仓皇出逃日本之时，竟将砚遗失了。
因为对这一方寄托了与谭嗣同、唐才常二人友情的**砚思之过度，梁启超后来嘱托好友为他寻觅多年，也没有重新找到此砚。沉思往事立残阳，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一方浏阳**砚石，看似文人互赠的普通赏玩之物，原来竟是三个好朋友生死聚散的一个上天先兆。这真是“苍天无语尽流泪，欲待遥问终无凭”。
那一块**砚，可能还静静躺在这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的一天。
让梁启超伤心的另一件事，是与孙中山关系的开始交恶。
本来，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合作大有希望。但梁启超在日本的同门暗中向康有为通风报信，称梁启超“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对此大为恼火，令大弟子梁启超即刻赶到檀香山，办理保皇党事务。
在光绪二十五年底，梁启超刚到檀香山几天，就写信给孙中山，希望为他介绍当地人脉。孙中山坦**不疑，写信将梁启超介绍给哥哥孙眉和其他朋友。殊不知演讲能力极强的梁启超，在檀香山借口自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大力组织起保皇会。久居海外的众侨商，哪里听过梁启超这个级别演讲大师的滔滔话术，分不清革命与保皇的他们，就这么晕乎乎地掉入了梁启超的彀中，连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也糊里糊涂进了保皇会。华侨们仅以庚子勤王起事名义认捐的军饷，就超过了银洋数万元。孙中山得知后大为震惊，写信责问梁启超，但落花流水春去也，一切都为时已晚。
其实，梁启超本想从老师康有为的巨大影子下独自起飞，与孙中山革命党合作干一番救国事业，却没有逃出康有为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只好再次屈服于他的老师，干了一件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眼中的不耻之事。
光绪二十九年冬，孙中山赴檀香山省亲，发现他在当地开创的兴中会，已被梁启超鸠占鹊巢了，于是宣布与梁启超完全绝交。此后，孙中山、梁启超两个原来互相颇为欣赏、曾经非常有合作意愿的朋友，就成为陌路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