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阔脸方肩的健壮男子，叫唐才常。
见庭院天井又恢复寂静无人了，唐才常开始了喃喃低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反复念着谭嗣同在狱中写的这两句绝命诗，布满血丝的眼中，流露出极度的悲怆。
他心里明白，与他有割头换命之交的谭嗣同，死前在诗中写的两昆仑之一，一定就是他唐才常，不可能是别人。他从这最后一句诗中，读出了谭嗣同的一丝欣慰之感，因为谭嗣同虽知道自己必死，但好友唐才常却活下来了。而这一阴差阳错，却完全是侥天之幸。如果按照两人的本来设想，唐才常在戊戌政变之前就赶到北京，那么他一定会和谭嗣同一起死在刑场。
原来，仅仅两个月前，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出任军机章京，参与大清维新变法，唐才常与其在长沙饮酒作别。戊戌政变前夕，谭嗣同从京城给唐发来急电告知，光绪帝已接受谭嗣同对唐才常的保举，并命之入京参与变法新政。唐立即乘哥老会的快船出湘江，过洞庭，进长江，抵汉口，稍事停顿后准备继续北上，却惊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已在京城菜市口刑场惨遭杀害。
这个惊天噩耗，让唐才常这个定力非凡的汉子，也如雷击顶，方寸大乱。在汉口的这家湖南会馆里，他哀哀恸哭，几乎到了双目出血的地步，因为谭嗣同在他心目中绝非常人可比。
接连数日，唐才常都闭门不出，一直沉浸在对好友的追思之中无法自已。
唐才常与谭嗣同的结识，发生在二十年前，那时唐还是个十一岁的少年，在家乡湖南浏阳有诗文神童之名，投师当地的隐居名士欧阳中鹄先生门下受业。年少早慧让唐才常在同龄学子中，有一木出林、俯仰天地的孤独感，直到一天，有个清秀瘦劲的少年出现在他面前，微笑着用一口京腔对他说：“我叫谭嗣同，我们交个朋友吧。”
这个比唐才常大两岁的少年，正跟随做京官的父亲谭继洵，送母亲和家人的灵柩回家乡。这一年春天京城暴发瘟疫，谭嗣同一家有六口人染病身亡，他也差点儿丧命，从此改字为复生。护丧返湘之后，父亲让不受继母待见的少年谭嗣同留在家乡，也拜在浏阳名士欧阳中鹄的门下受业。这两个神俊秀逸的少年，从此开始了一场终生不渝的友谊。
后来的整整二十年里，两人都保持着亲密交往。唐才常在弱冠之年考中秀才，而且在县、府、道三试中，完成了全部抡元夺冠的奇迹，这是浏阳两百多年中仅见一次的“小三元及第”。但他却因家境清贫，暂时告别了科举之路，开始应聘家乡私人教师以维持生计，后来唐才常又前往成都的四川学署，受聘阅卷兼教读以供养家庭。
四年前，因为机缘巧合，两人又在同一个城市武汉聚首了。
光绪二十年春，唐才常考上了张之洞开办的湖北武昌两湖学堂，谭嗣同因为父亲谭继洵调任湖北巡抚，也已先期举家迁到武昌城居住。两个一别经年的好友，又可以朝夕相见，在江城武汉的山水之间谈书论道了。两人大量接触西学书籍，从饱读古诗书的传统士子，变成了如饥似渴的新文明求知者。
唐才常进入两湖学堂读书的头一年，他的太太在家乡生下了他们第三个孩子。谭嗣同为了替好友谋求一份文案工作，放下自己巡抚公子爷的面子，东奔西走，广求各方。并在唐才常家事急需用钱的时候，四处借钱凑足银两悉数奉上。唐才常每在书信中与家人谈及谭嗣同时，对这位好友的感念之情都流露笔端。
又是一年过去了，暮春的一个上午，两个好朋友又趁着天气晴朗，登上了面江背山的武昌黄鹄矶。
那里是蛇山伸向长江的最后一处高地，离两湖学堂不远。十余年前一场大火焚毁的黄鹤楼废墟，已被拆除殆尽，现在这里只是个瞭望平台。空地上有座足有一人高的铜葫芦，很像戏台子上八仙之一的铁拐李背的葫芦，还带着很大的荷叶底座，烟熏火燎后黑黝黝的样子。它就是那座天下名楼唯一的劫后遗物，铜铸楼顶。
两个身姿矫健的年轻人，先后纵身跃上这座铜宝顶的荷叶座，然后手扶铜宝顶，想象着千古名楼当年的雄姿，一边临风吟咏古人登楼留下的诗赋。唐宋元明清，那么多美好绚丽的诗句，穿越过往漫长的岁月，向他们纷纷飞来。就像黄鹤楼在熊熊烈火中坍塌的那一刻，漫空飞舞的火蝴蝶。
脚下，是被城墙包围着的武昌城，多到如海面波涛一般高低起伏的民居，粉墙黛瓦，飞檐翘角。隐约传来一阵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大约是百姓人家的婚丧嫁娶，或者是某个商号在吉日开张。两人走到平台边，向下方俯视。
展开在他们眼前的，是武昌的汉阳门码头，那里有永远熙来攘往的过江人群。挑夫，行人，滑轿，骡马，独轮车，都在沿着码头石阶上下穿梭。这个情景颇似宋人张择端的那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里面也是数不清的豆人寸马，但眼前的江畔风景却更为宏伟壮阔。无数的船只在不停靠岸、离岸，大江之上，白帆点点，沙鸥翱翔，长江这一脉风景线的气魄，阔大到几乎无边无际，岁月似乎在它循环往复的河曲里停下了脚步。
直到两人极目眺望遥远的江对岸时，发现了几艘停泊的外国兵舰，才让他们从岁月静好的陶醉中清醒过来，重又跌回到那个剧烈动**的世纪末。
原来，自从汉口开埠后，长江流域因为当地民众乡绅与教民、传教士之间时常发生冲突，酿成多起人命教案。谭嗣同的父亲、湖北巡抚谭继洵为此伤透了脑筋，他一向谨慎处理，尽力周旋使之不至酿成巨案。但每发教案，都会惹得相关列强派兵舰溯江而上，抵达汉口，以保护本国传教士与侨民的名义，向清王朝宣示武力。所以汉口江面停泊的外国兵舰，已经是数十年来此地的常景了。
但谭、唐二人今天睹此江上景物，心中痛楚却又倍于往常。因为，中国刚刚又经历了一场战争惨败，而且是破天荒输给了自己的亚洲邻居——日本。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颤巍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后，甲午战争这场灾难大戏，才总算落下了幕布。谭嗣同、唐才常与所有热血国人一样，对那位“奉旨背锅”、脸上还挨了日本刺客一枪的谈判大臣李鸿章，恨到了骨髓。因此也对上奏敢参李鸿章的张之洞钦佩至极。但他们与刚刚在京城公车上书的举人士子一样，毕竟是已开眼望世界的新学人，与普通民众只知道仇恨不同。二人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日本这个国人心中一向的蕞尔小国，竟然在学习西方仅仅不到三十年之后，就一举打败了有数千年文明传承的巨人清王朝。
两人后来终于发现，日本崛起的秘密，原来就在于明治维新后，建立起东亚第一个全新国家体制——君主立宪。而变法维新之所以成功，其实是更早崛起于民间社会的一场思想革命。一批有识之士开设书院、私塾，用现代教育启蒙社会，这，才是日本帝国崛起的真正原因。
两人又谈到国人的民智未开，不免相对叹息。唐才常扮了个哭丧脸，说：“就连我们湖南许多知书达礼的乡绅，一个个见识都是做孽巴沙的，惨！你告诉他们地球是圆的，都会让那些人听得一阵鬼叫鬼笑，还挖苦你说，倘若地球是圆的，那地球下方的西洋人，岂不是头下脚上倒悬着了。
原来孟夫子说的解民倒悬，竟是圣人所言不虚了。这些人的蠢话，听得我简直哭笑不得。”
谭嗣同伴随当大官的父亲身边日久，对清朝官员的昏庸无知耳闻目睹得更多。他曾给唐才常讲过一件湖北官场的趣事：有位前任湖北总督到任之初，苦于手下官员中几无可用之才，一日离开了代笔师爷，连官场公文都写得狗屁不通。于是这位总督异想天开，分批叫来所有候补官员，想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出几个才堪一用之辈。他在总督府花厅摆了张大桌子，让每批候补官员分坐两边做一场笔试。有了对在职官员考校的惨痛教训，这位总督大人再不敢出什么难题了，只是让受试者自由发挥一下，想写啥就写啥。谁知这些国家储备官员中的绝大多数，却争先恐后地露出了饭桶本色，有人干脆交白卷，有人只写了自己的名字，三个字中竟然还错了一个字，有个姓吴的家伙倒是背写出了千家诗上的两首五言绝句，四十个字中却出现了十二个错字。总督大人拿着考卷，差点儿喷出一口老血，他气得手抖抖的，在好多张卷子上写下了同一条批语：请君出外勿言是鄂官员。
唐才常笑着说：“本朝公开卖官鬻爵之风日久，都已经名正言顺了，这些候补官员有几个不是花钱捐纳买来的官位，哪里上得了考场？还有更绝妙的故事呢，传言说李鸿章大人有个远房亲戚，大比之年去参加乡试，试卷到手却憋不出个屁来，这老兄急中生智，在考卷上干脆写明自己是李鸿章的亲戚，可无奈连个‘戚’字都不会写，居然写成了‘我乃中堂大人之亲妻’。主考官看过后，在旁批道‘所以我不敢娶’，也故意写个别字，告诉不予取用。”两人讲得一阵哈哈大笑，想一想后，又不免有点儿垂头丧气。
谭嗣同沉思片刻，突然唤起唐才常的字：“佛尘，让我们去当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福泽谕吉这些人吧。就是因为有他们这一群思想超前的教育家，才培养出了日本明治维新的那些栋梁之材。我们一起回湖南家乡浏阳去办学馆，开文明风气之先，或可在少年人中培养出像坂本龙马、西乡隆盛、伊藤博文这样的杰出之士，为日后中国的维新变法，来个积薪传火，如何？”
唐才常笑着回答：“好啊，我来当佐久间象山，这东洋老塾师一向鼓吹朱子的即物穷理，倒是蛮合我的心意。复生，你想当哪一位？”
谭嗣同说：“那我就当吉田松阴吧，不过和你那位佐久间象山一样，都是还没来得及看到明治维新成功，就被杀了。真是壮烈啊，我佩服他是条血性汉子。所以我们两个可要想好了：做，你我就得有杀身灭族的准备！”
两人谈到的佐久间象山，是十九世纪日本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末，鼓吹开国论的一位思想家、教育家。他培养的一批门生，后来多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谭嗣同提到的吉田松阴，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后来，鼓吹倒幕的吉田松阴死于幕府的逮捕砍头，而他的老师佐久间象山，在一次骑马穿西装过闹市时，被仇恨开国论的攘夷派人士刺杀身亡。
在这一面俯瞰浩浩大江的山坡上，两个湖南年轻人许下了一个共同心愿，要让更多的同胞知道，地球是圆的，在地球的另一侧，相对于我们，那里的人们还真的是头朝下脚朝上地站着。不过最重要的却是，在那里的不少人，已经不再生活在黑暗的思想蒙昧时代了。两人下了决心，要回家乡湖南去办报、办新式学堂，让文明的启蒙之光，照亮这片古老的土地。
天空，好似一块单向透明的蓝色大玻璃镜，在它之前，是江水一样缓慢流动着的时光，和时光中堆积起的一切存在之物：山川，船，城墙，房屋，坟，如蚁的众生；在它那看不见的另一面，是这个广袤国度的未来，充满了一切混沌莫测的可能性。这两个年轻人，决定尽了自己的青春、蛮力，乃至性命，去实现那面天空之镜后面的朦胧梦想：一个屹立于东方的伟大现代文明国家。
他们真的去做了。此后三年，两人在家乡浏阳办起了格致算学馆，他们还发起了办矿、赈灾。唐才常作为《湘学报》主笔，又发表了大量开启民智、呼吁科学、放眼世界的文章。湖南巡抚陈宝箴是一位热心支持变法的开明大吏，在他的支持下，长沙时务学堂成立，谭嗣同、唐才常二人自然成了学堂的骨干，而请来的总教习是比他们还要年轻几岁的广东人梁启超，加上与江湖哥老会关系密切的好朋友毕永年，还有另一个年轻才俊、十余年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
时务学堂熔中、西学为一炉，包括经、史、诸子和西方的政治法律与自然科学。学校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湖湘学子，师生们日夕讲论维新变法的宏图妙想。他们的学生中，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年，名字叫蔡松坡。后来，这位少年与唐、谭二人也产生了割不断的师生之情。
梁、谭、唐、毕、熊这帮勇猛精进的年轻人把湖南比作日本的萨摩、长州两藩，希望以此地为维新变法的出发点，然后推及全国。一时间，地处中国政治版图一隅的湖南，被他们搞得轰轰烈烈，气象一新，令天下瞩目。
光绪二十四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三年，老迈的大清国，已经被列强环伺，危机四伏。手握国柄、口含天宪的老太后慈禧，无奈之下，被迫允许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年轻的光绪决定效法日本明治天皇，于是在该年六月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八月，谭嗣同等人被光绪帝征召进京，谭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谭嗣同与唐才常觉得实现匡扶济世、为万世开太平的机会已遥遥在望了。两个好朋友在长沙挥手分别之际，谭嗣同为唐才常题下了豪气冲天的诗句：“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
唐才常却万万没有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变法惨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人头，就纷纷滚落在帝都的菜市口刑场上。
汉口湖南会馆里，内庭深院天井之上的那一方天空，眼见着渐渐暗了下来，独自在走廊上站立了很久的唐才常，才转身返回到客房里，在一顶为祭奠亡友而挂起的红纱灯下，铺开素色纸笺，在家乡浏阳的一方**砚上磨好墨后，默默挥毫，写下了悼念好友的一首挽联：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写罢，唐才常掷笔望空，心中默默喊出：士为知己者死。复生，我来了。才常若不为你复仇，誓不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