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北方庚子事变之机，唐才常在上海结交社会名流，提出宪政治国纲领，为立国建制做出政治准备。同时，他还有另一手：军事准备，即发展自立军为中国国会的武装，以迅速扩充力量，发动长江流域大起义。在唐才常诸人的努力之下，自立军发展势头迅猛，各分部遍及长江中下游，十几万会党已呈星罗棋布之势。
历史的聚光灯，照射到了这个叫唐才常的人身上。他现在有海外保皇党承诺的巨额经费，有国内支持维新的广泛名流人脉，有革命党输送的精锐干部，有大量江湖会党人士与他的秘密结盟。这个几乎以一己之力，运动和联结了保皇派、革命党、哥老会的人，有机会调动长江中下游、粤港珠江三角和海外大批反清势力与资源。在大清慈禧后党的对面，现在站立着一个不容小觑的隐身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但是，这东风却迟迟没有吹来。
唐才常们一直在等待的康有为承诺的巨额汇款始终没有来。唐才常、华浩诸人归国后，仅仅拿到了康有为授意一位新加坡富商捐出的三万元。
说实话，能用区区这一笔钱将自立军发展到今天的惊人规模，唐才常这些人杰确实几乎创造了奇迹。
但自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任凭唐才常和他的同志们如何尽力，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要命的是，开始集结的起义者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了。
于是，各路自立军相继派出代表驻上海、汉口，坐催军资。可唐才常这个起义军总粮台，此时却成了个坐守空仓的无粮台。急得焦头烂额的他，屡屡向海外拍电报，催请康有为赶快汇来华侨捐款。因为起义已经箭在弦上，如再有延误，那些突然出现在即将举事城市的大量江湖会党人士，迟早会为当地官府的鹰爪察觉，而被先行派兵镇压。
然而，发给康有为的催款电报，却都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一向稳重的唐才常，也开始沉不住气了，这可关系到多少人的生死性命啊。他想起毕永年之前对他的苦苦劝告，开始重新考虑起这位好友的临别诤言了。
其实，毕永年在不久前，就警告过唐才常，康有为这个人不可轻信。
毕永年本来是追随康有为的。他当年跟着奉诏进京、搞戊戌变法的谭嗣同一起到北京，康有为通过谭嗣同介绍，知道毕永年这个人文武双全，又是结交运动江湖会党的好手，便令他留京相助。康有为在戊戌政变策划围园杀后时，打算让毕永年率百人刺杀慈禧。戊戌变法失败后，毕永年自断辫发，发誓不再隶属于清廷统治之下。他东渡去了日本，会见孙中山，加入兴中会，从此疏远了康有为的保皇党，走上反满革命道路。
早在庚子年的春夏之交，已削发为僧，易名悟玄和尚的毕永年，身穿一领海青来找唐才常，与他做了一番彻夜长谈。
早年，毕永年与平山周受孙中山委托，一同赴两湖联络哥老会人众。
事毕，平山周返回日本，向孙中山呈交毕永年的书面报告后，做了口头汇报。平山周对孙说：“我二人所见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永年所报告皆符合事实。”于是孙中山大受鼓舞，他根据毕永年的报告，做出了联络会党，在湘、鄂、粤待时大举的决策。并遥令毕永年偕哥老会各大龙头，赴香港拜访陈少白等兴中会领袖，商量与会党的合作。
毕永年结交上湖湘哥老会这几个头目，其实花了很大工夫。他与他们歃血为盟，结拜成兄弟，还说服他们加入了孙中山的兴中会。谁知道，毕永年带去香港的这几个龙头大哥，一遇见保皇党的人向他们炫耀康有为从美洲募款后来港如何拥资巨万，并代为转赠每人数百元，这些人就立马弃兴中会而投保皇党了。毕永年当场气得几欲吐血，觉得此前他结交会党的所有心血努力，皆如梦幻泡影，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感到心灰意冷，对不起孙中山的重托，又受一个湖南同乡和尚的影响，从此削发出家，希望遁世入禅，了此余生。
但毕永年毕竟是条热血汉子，对反清事业终不死心，仍希望起而救世。果然，他当和尚没有几天，便穿着一身直裰又跑到上海，换成西服后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然而，毕永年和唐才常在政治主张上产生了重要分歧，唐才常继续游移于保皇会与革命党之间，毕永年则要求他斩断和保皇会的关系。这次毕永年又换上和尚的直裰来找他，是要和他摊牌，请求他别再脚踩两只船了。
毕永年劝唐才常说：“佛尘兄，你在正气会宣言中，既骂拥护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却又大声疾呼‘君臣之义，如何可废’。既要反满，又要忠君，这不是在自扇耳光吗？那章太炎也就是为你这自相矛盾的宗旨，与你不合，屡屡向你劝告，最后闹到与你割席绝交。你怎么就不听朋友们的这些逆耳忠言呢？”
唐才常苦笑道：“松甫，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大举起事，必须仰恃海外保皇会的款项接济，以发动会党。我这样写，只是权宜之计，不得不如此啊。”
毕永年说：“我最担心的，正是此处。你相信坐拥华侨捐款巨资的康南海，能源源寄来款项接济你举事，但你就这么自信，他定会这样做吗？
我们都与梁启超共过事，还算知道此君的人品。但你却没有如同我一样，与康有为在北京一起住过，所以你并不了解康南海的为人。就连我俩的好友、与保皇派关系极深的日本人田野橘次，也曾对我大发过感叹说，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可惜那梁启超，虽然与康南海并称康梁，名动天下，他却只能听命于康有为，乖乖地在海外去大量募捐，而完全不能够染指康有为手中的那些巨额捐款，哪怕是一个铜子儿也不行。如果你到时候发动万千志士，却等不来康南海的巨款，那岂不令这些人命悬一线？”
唐才常摇摇头：“我在日本数次面见南海先生，他无一次不保证以募捐所得，助我起事勤王。且我已得海外捐款三万多，目前在长江沿线发动众多会党，形势颇有可观。如此时与康南海分道扬镳，岂不前功尽弃？”
毕永年急了，睁目厉声道：“佛尘兄，这些会党之众有利则趋，利尽则散。此辈与你做同袍，共生死，你能够放心吗？再说，你现在连继续收买他们的钱都迟迟到不了手，到时如何驱使会众们举事？愚弟还是劝你宜缓图之，不求毕其功于一役。”
唐才常还是摇了摇头，没有回应毕永年的这句劝谏。
毕永年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知道，兄台现在是骑虎难下了。但那会党中人虽可利用，却毕竟不同于我兴中会的革命党人，并非真正胸怀理想之人，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我前几日见会党头目李某，他向我炫示枪械，且云吾辈将打天下，坐江山，共享荣华富贵，不亦快乎。此等江湖之人，非金钱不用命，与我革命党同志真是有云泥之别。我毕永年向以善交会党中人而大为同道者称赞。今天看来，我毕某真是有眼无珠，所识非人，愧对佛尘兄与正气会诸同志了！”
唐才常见毕永年言语间激愤难抑，感觉到他话中有话，就问道：“松甫，你是不是有什么非常之事？”
毕永年沉默片刻，道出了实情：“此次前来，我也是为了向佛尘兄道别，重新飘然物外、遁入佛门的。”
唐才常听罢大惊，力劝毕永年道：“松甫，你需为四万万人计，切不可放弃救世理想，真的去剃发出家，云游世外。正气会诸同人视你为手足兄弟，你的不辞而别，会让大家痛失肱股的。”
唐才常深知，自己这个朋友急公好义，疾恶如仇，很有正义感。他在宗方小太郎主持的《汉报》担任主笔，就因为看到报馆中有日本人虐待中国仆役，于是愤而离职，致《汉报》主笔一职遽然空缺，自己还为此向宗方推荐过其他朋友出任主笔。因此，唐才常希望急性子的毕永年能冷静下来，以大局为重，不要离去。
毕永年却是去意已决。临别之前，毕永年还想再说几句重话，最后劝唐才常一次，他几乎是带着哭腔说道：“佛尘兄，我本是心死之人，别无可恋，你是谭复生之外我在这世上最好的朋友。我也就只对你说这最后一句话。常言道旁观者清，我已听到风言，说这唐才常就是康南海拿三万元，骗其回来送死，好让自己向捐款的华侨报销，然后独吞掉巨款的。还有，你一边向康有为要钱，一边又和孙中山先生来往密切，那康南海岂会毫无察觉？我已经因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狂妄冒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好友谭复生死掉了，我不忍心再眼睁睁看着另一个好友，你唐佛尘也死掉！我们搞革命救亡，原不是为了成仁，而是为了成功，你要是这么轻易死掉了，将来没有人会记得你。谭复生九泉之下，见到你这么快就去见他，一定也会骂你的！”
毕永年说到这里，声音已经呜咽了。
唐才常也激动了：“地藏菩萨曾立下大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现在是生死度外，唯有向前，拼将一死酬昆仑。即使在九泉之下见到复生，我也问心无愧了。松甫，你善自保重吧，希望我们后会有期。”
毕永年在与唐才常争辩了几乎一昼夜之后，仍说服不了好友，最后，这个耿直汉子失声痛哭而去。
时至庚子七月，现在的唐才常，回忆起与毕永年的那一夕对话时，未免心情沉重。好友现在已经不问世事去云游天下了，自己却要面对现实，力脱困境。对于他，这是山一样大的压力。
没办法，到底还是钱的问题。在庚子年之初，唐才常就曾携师中吉、华浩赴港筹款。师中吉打算买二等舱，唐才常说：“我们的个人用费开支，宜省得一文是一文。既然我们投身了这一事业，就要以吃苦为前提，不能图舒服了。”于是他们购买了最便宜的三等票。船上乘客很多，唐才常几人只得在船尾近舵的货舱角落里，找个位置安身。又遇上风浪大作的坏天气，整整三天里，他们都因颠簸晕船而没有进食。然而到了香港，唐才常等人再三设法，却仅仅筹得华侨捐款两千元，扣去用度，这一趟募捐实际到手的，只有一千多元。
此后，唐才常应对海外捐款不至、起义经费奇缺的办法，是印制一种叫富有票的代钞票证。这种票既是起义会党成员之间联络的凭信，也是向海内外民众募捐的代钞票。唐才常将会党人士在票面上设计的扫清灭洋四个字改为救国保民，以示该次起义的宗旨，既不同于立誓扫清的太平天国，也不同于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然后，他和他的同志们秘密告知民众：吾党倘取天下，此票必可交换正货。因此，富有票得到一些华侨和国内民众的认捐，这勉强缓解了因海外输款中断给自立军起义准备带来的极度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