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魏拯民主持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方向，会上有同志提出，敌我兵力悬殊，为保存实力，是否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杨靖宇不同意这种方案。他说，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跑到苏联，还叫什么抗日联军？跑到苏联去，日本鬼子能自己跑回去？
有的同志提出，把一路军司令部撤入长白山深处，其余部队化整为零，打击扰乱敌人。杨靖宇知道大家是为自己安全考虑，但他拒绝得很坚决。他说，抗日，抗日，人走了这叫什么抗日？到长白山里“猫”起来，敌人能自己走吗？他耐心地对大家说，我们在这坚持下去，就能牵制敌人一部分力量，对关内全国抗日有利；我们走了，敌人就会集中兵力到关里去，给党中央增加压力。我们虽然力量不大，起码能拖住敌人一部分力量。
会议还发生了争论，杨靖宇说到激动处，声音非常大，但最后统一了意见：不过苏联，不躲进深山，就在辉南、桦甸、濛江、抚松等地坚持斗争。
杨靖宇的思想与决定很有战略性，这同他深入学习领会毛泽东的一系列抗战思想，尤其是东北抗战对日本关东军钳制的思想不无关系。据警卫员黄生发回忆，杨靖宇有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论持久战》，他带在身上，时常津津有味地阅读。尤其在1939年春夏之交，右腿中弹养伤那一段时间，他对《论持久战》中“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的论述，有着更深刻的感悟。
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处在远离组织与中央，孤悬敌后的险境之中，却能自觉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了党的事业，全然不顾个人安危。杨靖宇的这种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值得每个党员领导干部认真思索与学习。
简言之，杨靖宇不单单是一名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战士，也不仅仅是一位有较高军事指挥才能的将领，更可贵的是，他有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全局意识。
这种钳制的作用有多大？
程斌叛变后，第一路军从师改为路军直属与3个方面军，其兵力、编制情况为：第一方面军约250人（1938年8月），［19］第二方面军约350人（1938年11月），［20］第三方面军约300人（1939年7月），［21］路军直属主要警卫旅500余人（1938年8月）［22］及军直、少年铁血队等，计1500人左右。抗联第三路军1939年5月编成总兵力800余人，［23］第二路军情况不会好于第一与第三路军。
也就是说，到1939年间，东北抗联整个兵力也就区区数千人，且分散在互不联系的多区域孤立作战。可就是这区区两三千人（而且重点是杨靖宇所部1500人左右），钳制了敌人多少兵力呢？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野副大讨伐”，日方共调动兵力7.5万人。［24］不要以为东北抗联只是在政治上与精神上有重大贡献，实际上，抗联在军事上、战略意义上的钳制作用贡献同样大。这是东北抗联对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我兵虽少，但我就在你占据的“满洲”心脏部位，如同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随时击打你的内脏最痛处。我武器差，但我不怕死，以命相搏，便可以一当十。我用一腔热血，溅沮你的侵略野心与意志。我身经百战，个个有特种兵的本事，又游击于自己家园，熟络各条河流、山沟。我专切断你的运输大动脉，焚毁你强夺的战略物资、木材、粮食。
即便我被你赶到了苏联，我仍然时不时越界回来打击你，侦察你，把你的底细翻个底朝天。我愿意舍命相搏，像马蜂一样叮你咬你，让你寝食不安，苦不堪言。你就是一头恶狼，我也要让你狂躁疲惫，累瘫在地。这便是毛泽东的游击战争。
在侵略统治别国上，日本人“积累”了数十年的“丰富经验”，除了大量利用汉奸外，他们的主要手段是“砍旗”。抗联是一面鲜血染红的耀眼旗帜，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人就是抗联的旗手，杨靖宇又是其中第一号旗手。为一举剿灭抗联第一路军，捕杀杨靖宇，日本关东军第六六九部队司令官野副昌德将调集的日伪军攻击重点对向第一路军。7.5万人，为此前的东边道北部“大讨伐”兵力的3倍。“野副大讨伐”同时也称“东南部治安肃正”和“三省联合大讨伐”，主要目标为杨靖宇。
应当承认，“野副大讨伐”最危险的对手不是凶悍的日军部队——他们离了汉奸基本上是聋子与瞎子，最危险的是由“中国通”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直接指挥的10个伪警察大队，每个大队约200至300人，其中包括程斌大队在内，原为抗联或山林队、义勇军成员，算是抗联堡垒内部跑出来的叛徒。这10支队伍得到授权可以跨省追剿。野副将3个伪省划为5个片区，分片包干地进行拉网式搜索，称之为“踩踏式”“梳篦式”来回搜索。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上有警犬，还有各种招降的“工作班”“谍报班”齐头并进。“讨伐”战斗风格要求要像“壁虱”一样。
壁虱，东北老百姓叫“草爬子”。其特点是，不声不响将头钻入人的皮肤，你越打它、拉它，它越往里钻，宁可被拉断了头，也不退出来。壁虱是一种病原体媒介，可传染森林脑炎、出血热等可致残致死的疾病。这点，不得不佩服日本人的想象力。如果有队伍对抗联逼得不紧，日本人也绝不客气。
野副在桦甸召开会议，痛斥“讨伐”不力的指挥官，伪吉林省警务厅长森丰急火攻心，心脏病发作，当即死在会场里。
“壁虱”也好，拉网也好，对在山林中如林海游鱼一样的抗联来说，并不是最大危机，对于在森林中兜几个圈子，被牵鼻子兜蒙的敌人，抗联还可伺机敲打敲打。最大的危机是藏给养的密营，几乎都被程斌、胡国臣等带人捣毁了。战争中无数事例证明，断了粮道便等于断了部队的生存之路。与“野副大讨伐”同时出台的配套政策是，在抗联活动区域取消日用必需品市场，购买食盐3斤以上、面粉2袋以上、胶鞋5双以上，必须有伪警署发放的购买证。
在10支由叛徒汉奸组成的伪警队伍里，另一支威胁最大的是崔胄峰大队。崔胄峰九一八事变后曾与抗联一军配合过作战，并跟王凤阁一块打鬼子。投降了日军后，他与程斌一样成为洞悉抗联内情的可怕敌人。岸谷隆一郎便以程斌与崔胄峰两支队伍作为挺进队，专门负责追捕杨靖宇。
不得不承认，日军用抗联的叛徒打抗联，这一招太厉害了。1939年12月上旬，杨靖宇好不容易甩掉了敌人，结果又被崔胄峰跟上，后边还带了一大队伪军。杨靖宇指挥部队与崔胄峰部激战五六小时，部队牺牲6人，被俘1人。
形势越发严重了，主要是没有吃的。抗联幸存老战士沈凤山回忆，敌人轮流追，他们白天一伙晚上一伙轮班休息，部队根本没有喘息机会，没有躺下睡觉的时间，顶多只能眯二三十分钟，还不能点火，怕引来敌人。再就是，粮仓都被败类程斌毁掉了，树皮成了经常吃的东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部队连累带饿，不少战士走着走着倒下来，便再也起不来了。
1940年1月上旬，杨靖宇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再次分兵：由军部警卫旅政委韩仁和、旅一团政委黄海峰率60人向北转移，自己带机枪连一排、特卫排、警卫旅一团四连和少年铁血队200余人继续留在西岗地区活动。显然，杨靖宇一次次分兵，目的是让其他部队脱离危险区。
当时，杨靖宇之所以滞留西岗地区，是因为要与第一路军的军需处长全光相会，解决部队粮食与棉衣问题。可一连20来天过去了，也未等来全光。由于滞留西岗这一狭小危险区域时间过久，未能及时脱离险境，结果陷入“死地”而不得后生，这在军事行动上来说，应当是一个失误。全光久久不奉命来此相会，是因思想动摇。不久，他便下山叛降了敌人。
因给养断绝，杨靖宇派小部队下山筹粮，结果暴露了足迹，引来伪警察讨伐队与伪骑兵团的包围，连日来陷入不停战斗。在这样十分危急的形势中，警卫旅旅长方振声筹集粮食时不幸被捕遇害。不久，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于1月下旬被捕叛变，这个可耻的叛徒，向敌人供述了杨靖宇的所有军事计划安排。
如果说，1938年夏，程斌叛变导致第一路军行动被严重干扰，那么这一次，丁守龙的叛变，使第一路军陷入了重大危机。本来，韩仁和、黄海峰两部北上起到了诱敌作用，由于于守龙招供，使诱敌北上的计划失败。敌人不再去追击韩、黄两部，而是集中所有兵力全力围歼杨靖宇。可见，一个掌握内部高层机密与计划的叛徒，其破坏力抵得上两支精锐的疑兵。
敌人调集了大原、有马、小滨、有政等日军精锐，以及伪军第一旅、步兵第三团，加上程斌、崔胄峰等数支“挺进队”，一起向杨靖宇围来，部队陷入重重包围。
1940年1月底，山谷中冷雾弥漫，数米外难见人影。迷雾中，杨靖宇部与敌遭遇，两军混战，击毙一批敌人；但部队损失甚大，伤亡约70人。几番交手，杨靖宇捕捉到敌包围圈薄弱处，率队杀出重围。
敌人很会算账，杨靖宇在共产党内的威望不仅仅在“满洲”。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5位有威望、有资历的同志担任了委员，杨靖宇位列第24位，其名列陈毅之后，高岗之前。［25］尤其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给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官兵发致敬电，更让敌人惊恐万状。砍掉这杆猎猎飘扬的抗日大旗，胜过剿杀掉千军万马，他们也就不必动辄调动数万人马来进行“讨伐”了。如果这次让他逃出重围，只要他振臂一呼，立马会有成千上万人聚到他的抗日旗帜下。
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王传圣想挑选20多个年轻力壮的战士带上一两挺机关枪，帮杨靖宇找个安全地方隐蔽起来，无论如何，要保住这杆大旗，因为这不是杨靖宇个人的问题。
杨靖宇听到这个建议后，批评王传圣为什么让他离开部队，王传圣赶紧解释说，今年敌人下了血本针对司令部，“我们几个牺牲没啥。有你在，东北抗联就有希望”。
杨靖宇听后很不高兴地说：“你们不怕死，难道我怕死吗？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我为什么不能离开部队？道理很简单，我若离开了，这支队伍就会慢慢散了。我在这个队伍里，队伍不散，就能同日本鬼子坚持打下去。”
之后，大家谁也不敢让杨司令躲避了。1940年1月底，交战中，王传圣右小腿骨被打断，杨靖宇看了伤势，叹了一口气，安排一位战士将他送到安全地方隐蔽。此时，杨靖宇身边只剩60余名战士了。
艰难与死亡，对抗战意志是最严峻的考验。2月初，司令部特卫排排长张秀峰携带枪支、机密文件、大量现金向敌人投降了。身边曾十分信任的人投降，进一步暴露了杨靖宇的行踪。次日，敌人集中包括日军渡边、吉森、乌畑部队及程斌等数支伪警大队，在飞机配合下疯狂进攻。双方兵力如此悬殊，日军指挥官认为已稳操胜券，却没料到杨靖宇竟然突围了出去。正在气恼之际，程斌自告奋勇率先寻踪追捕。对杨靖宇部了如指掌的程斌，不久便发现了杨靖宇的踪迹，杨靖宇率残部奋力抵抗，双方又是一场血战。2月7日（农历除夕日），杨靖宇身边只有15名战士了。
应当说，在敌人重兵围困中，杨靖宇以劣势的弱兵数次冲出敌人包围，无论其山地作战经验，还是指挥艺术都堪称完美。可不幸的是，在日军蒙头转向之际，叛徒程斌竟然再次找了上来。到2月12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了7个人，其中4名是伤员。多年后，当年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仍然记得杨靖宇逼他们4名伤员离开的情景：“司令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我们最好分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