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季的一个深夜，漫天星斗，暖风轻吹，黑龙江万籁俱寂。一艘苏军炮艇划过江面，把百余人的队伍顺利送抵西岸。差十来天就是一年半了，“过苏联”时冰封雪裹，归来时一江激流，赵尚志此刻的心情激**而焦急，一年半未向鬼子开一枪了，他要将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多杀鬼子。
第二天，他就向鬼子最肉疼的乌拉嘎金矿杀了第一刀。战斗在夜幕下展开，赵尚志指挥部队分两路冲破金矿局大院。守护金矿的30余名伪警被全部缴械，数名日军除1名脱逃外，皆被击毙。两名控制电台的日本人也被手榴弹炸死。伪矿警队长率五六名矿警拒降，全部被击毙。
攻下一座金矿，除枪弹外，各类缴获自然丰厚，赵尚志让人打开金矿局仓库，把大批面粉分给穷苦矿工，召开矿工大会宣传抗日。当得知声音洪亮的小个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尚志时，20多名矿工当即要求参加部队。
战斗中的一件严重意外，成了赵尚志抗战生涯重新起步的一个沉重转折点。多年后，当时的党支部副书记李在德回忆：那个晚上就是打金矿，分了两个队，戴鸿宾带一队，祁致中带一队。祁致中带队打金矿东边，戴鸿宾带队打金矿西边。战斗打响了之后，戴鸿宾打进去了，祁致中没有动。赵尚志说了句“祁致中你怎么还不动”之后，就自己带着战士冲进了金矿。［21］李在德回忆，战斗结束后，他们听到一些党员汇报，祁致中跟一些老部下嘀咕说赵尚志不信任他，让他先打进去就是让他送死，等等。部队中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纷纷揣测赵尚志对祁致中要干什么怀有疑心。赵尚志了解后，感觉问题严重，让支委会开会讨论，提出意见。怕自己在场大家不好发言，便不参加会议。
支委意见发生分歧，有的主张将祁致中送往苏联野营教育，有的怕他在送的途中跑了，有的害怕祁致中联络几个人先动手，有的对不执行命令就处决下不了决心，多数支委同意非常时期须采取果断措施。赵尚志最终对祁致中做出了“处死”的决定。［22］处死祁致中应当是赵尚志在政治上犯的一个严重错误，正如中共北满省委一份报告中所说：“祁致中同志十一军军长，幼稚的还有他旧习惯和黑暗观念是有的，可是这个同志有相当创造精神，还有必要给予教育的余地。”［23］当时，祁致中作战行动迟缓，未执行进攻命令，还散布对赵尚志不满的言语，部队同志受严峻环境压力及影响，对其言行很难宽容，但他并未走向宋一夫、谢文东、李华堂的地步。后来事态发展证明，正是这个错误决定，被潜入的奸细利用，使赵尚志陷入了极度被动，并遇到了挫折。
打下乌拉嘎金矿后，赵尚志又接连打掉了两个关东军测量队，缴获了一批最新测绘报告地图资料、测绘仪器（新式瞄准器、测距仪）。这是苏联人急需的。苏方在表扬并祝贺后，希望将这些缴获尽快送回苏联。赵尚志派刘凤阳（中队长）及尚连生等5人一个小分队将缴获送回苏联。
夏末，赵尚志遇到了原抗联第三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得知了他离开一年半内发生的诸多变化：金策已成为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北满抗联主力已从松花江下游地区转移至小兴安岭西麓，下江根据地大部丧失，八军军长谢文东等多人叛变投敌……最让赵尚志感到猝不及防的消息是，在他被关押后不久，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便开展了以赵尚志为主要对象的纠正“左”倾关门主义斗争。
1939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赵尚志做出处分决定。在党内撤销其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职务，给予严重警告；在联军方面，撤销其联军总司令及第三军军长职务。［24］在“反倾向”斗争中，一些曾赞同赵尚志观点的同志被认定为是“倾向分子”而遭到株连处罚。这种内部斗争是在敌我斗争形势十分险恶时期进行的，损害了党内、军内团结，分散了对敌斗争的精力。
关于这场“反倾向”斗争的原因，较多的说法是：当时在分散游击的环境下，敌我斗争十分复杂，党内生活很不健全，领导人缺乏党内斗争经验，应引以为历史教训。
40余年后，中共黑龙江省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赵尚志党籍的意见，做出的《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中指出，赵尚志“只是对吉东特委、中央代表来信和王明、康生指示信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不存在反对中央和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问题……”
北满“反倾向”斗争之初，尽管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斗争方式的影响，一些同志被戴上了“分裂”“反中央”“调和主义”“阴谋家”的帽子，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被扣上“反党”帽子的赵尚志仍然被称为同志，被留在了党内；二是虽然被定为推行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但没有人否定他“抗日最坚决，打鬼子成绩最大”。
听了姜立新的汇报，赵尚志一度情绪激动：“为什么有意见不直接当面提出，偏在我作为北满临时省委代表到苏联去的时机反对我呢？”但很快赵尚志冷静下来，认为部队与根据地损失如此严重，应急召北满党、军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新的策略。大敌当前，自家同志间的矛盾与误解应放在次要位置。于是，赵尚志（尚不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处分）于1939年7月1日签发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通令（第16号）》：为通令事。奉令着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所有三、五、六、七、十一各党军均须接受指挥领导。命令遵此，仅于六月底宣誓就成，执行工作，相如通知所属，一体知照。特此通令。
总司令：赵尚志
可以看出，赵尚志太急于解决问题了，以致于未察觉自己以总司令的名义召集党、军负责人开会是不妥当的。尽管如此，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还是予以了积极响应，在给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的信中表示：赵尚志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名义，给岭西各抗联部队负责同志的信转送你处，希望你查收后，立即下发所属各部。
12月末，李兆麟又给所属的解光海发出训令，要求解光海向所属转达金策的意见，并表示一致拥护尚志总司令的命令，诚恳地接受领导。
应当承认，虽然已对赵尚志给予党内与行政处分，但此时北满党、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已经认同了赵尚志，并愿意接受其领导。但就在此时，那个传假口信将赵尚志诳到苏联关押了一年半的陈绍宾又出现了，还带了一个尚连生。即将到达彼岸的航船被引向阴险的暗礁。
日本宪兵特务机关在垮台前，除了狂杀共产党在押人员，还疯狂销毁各种机密绝密档案，试图掩盖罪行，其中不乏卷土重返中国之构想，造成至今仍有诸多复杂迷离的不解历史悬案。
本来赵尚志就一直在向苏方追索陈绍宾假消息之根源，但苏方除了给出“陈绍宾是坏人”的答案外，一直不肯透露更多内幕。毕竟，苏方远东边疆区主管情报的内务局长柳什科夫被日方成功收买是一桩国家丑闻。
按说，陈绍宾得知赵尚志重返东北，应躲得远远的才对；但恰恰相反，自打赵尚志回国，陈绍宾就似一个幽灵一样，不离不弃地徘徊在赵尚志周边。
当得知日伪当局正在小兴安岭里铺设铁路，且已修到了唐梨川时，赵尚志急火中烧。如果敌人深入小兴安岭腹地，将对坚持在小兴安岭进行抗日活动的北满抗联造成极大威胁。在等待北满党、军高级负责人之际，赵尚志派戴鸿宾率80余人去唐梨川袭击看管筑路队的白俄警备队。
戴鸿宾是在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牺牲后接替担任军长的。他心思缜密，打仗常有奇谋。在赵尚志被诳入苏1个月后，戴鸿宾按原计划率联军各师最精锐的500名骑兵攻打肇兴镇，却功败垂成，原因之一是联军的40发迫击炮弹，有38发成了哑弹，剩2发万幸没哑。戴鸿宾下令一发打向增援的日军，把日军震了回去，但部队仍处于被动状态。最后一发，戴鸿宾下令向江北苏联境内打过去。这一炮被苏联认为是日军打的，引来了江北一阵排炮（警示炮击），大批日军立时停止行动。戴鸿宾趁势率队冲过了江对岸。
这一次，戴鸿宾率武器精良的80人，攻击战斗力不强的白俄兵，竟遭遇挫折，所带部队被打散，本人也受了伤，实属意外。是事先走漏了消息，还是跟奸细有关？至今仍然无解。
与此同时，赵尚志派刘凤阳等20余人去绥滨建立绥滨游击团也遭遇挫折，一行人在绥滨福兴村被大批敌人追击，只好过境去苏联。这不是刘凤阳第一次遭遇挫折。他曾被赵尚志派回苏联，送地图、仪器，回来后，被陈绍宾给缴了械，将钱款没收，又把他们押回苏联，但把尚连生留在了部队里。
李敏后来回忆了陈绍宾对刘凤阳缴械的经过，说没想到陈绍宾会对自己人动手。“刘凤阳那支枪缴来后，陈绍宾让我拿着。我心里想，这可是刘队长的枪啊，我怎么能拿？刘凤阳瞪我一眼，气呼呼地说，多好的枪呀，拿着打日本子！”
刘凤阳，1906年生于辽宁盖平，1936年参加抗联七军，1937年入党，曾任军部警卫团长。从陈绍宾的反常举动中，他已料到陈绍宾有问题。他让李敏拿枪打日本子，意思枪不能给“别人”。陈绍宾缴了他的枪，是因为认为他是赵尚志的同伙。
多年后，已从黑龙江省省长等岗位上离休的抗联老战士陈雷回忆，他们几个人回国执行完任务，前往在苏联的伯力野营，过界前跟苏军联系了。刘凤阳大大咧咧，加上连饿带累，人迷迷糊糊的，反应有些迟钝。苏军哨兵喝问口令，让他站住。刘凤阳回答了口令，还往前走，被哨兵一枪打在了他腰间挂着的手榴弹上。刘下半截身子都炸没了，牺牲时年仅34岁。
一个叛徒能坏多大的事？由叛徒转为奸细能有多大杀伤力？
戴鸿宾、刘凤阳两支队伍遭受损失后，赵尚志身边人已不多。陈绍宾曾率六军第一师六七十人，来到赵尚志司令部所在地，欲对赵尚志予以缴械，数十人从一侧来了个半包围。
大家都担心赵总司令的安全，欲先发制人。赵尚志表示，陈绍宾所带的队伍不是敌人，我们不能同自己人开火。他派于保合、陈雷和李在德三人带了一些狍子肉和半袋子白面，去慰劳陈绍宾的部队，假装不知道陈绍宾要来缴械。赵尚志之所以派他们3人，是因为李在德原先是六军的，于保合住过六军一师医院，与六军的人都很熟，陈雷是地方干部，与六军没有矛盾。
到地儿了，陈雷大声喊：“我们给你们送狍子肉来啦。同志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的枪是打鬼子的。”李在德看见魏连长和杜指导员，大家都挺亲热。等见到了陈绍宾，3人温和地对他说，赵司令欢迎他去谈一谈，陈绍宾板着脸不回答，反而朝3人来的方向布置警戒。回去汇报后，赵尚志见陈绍宾不敢来，就让于保合再去一次，对陈绍宾要求说，如果他不想去，可否派连以上干部见赵司令？陈绍宾没有理由拒绝，派了六七名连长、指导员和团级干部去见赵尚志。
赵尚志看到他们很高兴，亲切地说：“你们来了是不是要缴我的械呀？不瞒你们说，我这里有电台，苏联来电，已经告诉我，你们缴了刘凤阳的械，还要缴我的械，我是打鬼子的抗联总司令，你们缴我的械，是错误的。你们也是抗联的队伍，怎么不去打鬼子，到这儿来缴自己人的械，不对嘛。”他说得大家心服口服，纷纷表示不能缴自己人的械。
有的干部问赵尚志是不是还要杀北满省委领导。他非常生气，说北满省委是党的领导机关，总司令也归属省委领导，怎么能杀党的领导人？杀他们不是反革命吗？这纯粹是造谣，大家不该相信。
好险！若不是赵尚志打鬼子的威望，若不是赵尚志慰问、沟通的一系列心理攻坚，争取到了陈绍宾的部下，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经过沟通，赵尚志已挫败了陈绍宾亲自动手缴械、绑架、谋杀自己的阴谋，陈绍宾只好解除了对赵尚志的包围。
陈绍宾率部离开途中，所部军心已有所变化。走在白福厚团长身边的李敏听副官孙国栋小声对白团长说：“这叫啥事啊？我看这老头（指陈绍宾）不对劲儿，把他干了吧？”
白团长四下看了看也小声说：“不行，我们没有上级指示，我的任务是把这支队伍带到张政委（引按：指张寿篯，即李兆麟）那里去，到那儿再说吧。”
正说着话，陈绍宾招手叫孙国栋过去。
有人问白福厚，去打赵尚志是不是就以尚连生说的话为依据，这里似乎有名堂；还有的说，陈（绍宾）师长在双鸭山时就鼓动大家，让回家自谋生路，带枪走人，实际上是动员大家散伙呀。
白福厚是李敏的团长。多年后，李敏说当时如果没有白团长，部队会非常危险。李敏的意思，不光是指白福厚军事指挥方面的高水平，也包括白福厚坚定的抗战意志。
面对师长陈绍宾散伙的意见，白福厚挺身而出，大声向大家说出了“同志们，不怕困难的跟我走，革命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抗战到底”的话，终于巩固了部队。一路上，他带领大家打退敌人的多次围攻，克服部队几近覆没的险境，终于找到了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保存了六军一师的骨干力量。1941年，白福厚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陈绍宾叫副官孙国栋过去，要向他与阎锡宝、车庭兴等5人交代一项任务，让他们到梧桐河金矿或兴山（今鹤岗），设法联系日伪军，报告赵尚志的去向，让日伪军消灭赵尚志（陈绍宾当然会找一个“防止省委与三路军领导被赵尚志捕杀”的借口）。孙国栋等人感觉不对劲，这样做不是叛徒吗？结果5个人都没有去报告日伪军，而是去了苏联。
孙国栋，1916年出生于河北大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抗联第三军独立营营长、第三路军九支队副官等，1941年编入于天放（时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特派员）回国执行任务小分队，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在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前一天——1945年8月14日下午3时，孙国栋被残忍处决，应当算是黎明前牺牲的抗日英雄。
1956年7月4日，曾任伪满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的沟口嘉夫交代说：“根据伪满法律，要执行死刑时，必须经过伪司法部大臣的批准。可是，我杀害孙国栋的时候这个判决还未批准。”“我当时考虑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失败。如果让孙国栋等抗日联军和其他抗日救国人员等继续活下去……如果不杀掉孙国栋先生，我的生命是有危险的。”
在《杜希刚控诉书》中，有两个情景，笔者认为应记录于此。
一个情景是日本法官用中国话问孙国栋为什么要抗日？孙国栋回答是：“中国的土地上，不许外国人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杀青年儿童，强奸妇女。”杜希刚称“当时和他们辩论了1小时左右，他们好像恶狼似的，凶气冲冲地对我们求刑死刑。一星期后宣判，孙国栋、我、于兰阁、赵文有死刑”。
另一个是孙国栋就义时的情景：“我听见看守在喊，‘孙国栋，高等法院来执行你了。’孙说：‘不忙！’并大声说，‘我要对难友们说一说，苏联红军和日寇已打了一星期，日寇就要完蛋了，你们往后就能过中国人的好日子了。我是为中国人摆脱黑暗日子，我的牺牲是光荣的……’日本看守就推他，他又高声唱起《救亡进行曲》，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监狱里的好些人都掉下了眼泪。”［25］这位坚定的抗日英雄、忠诚的共产党员，倒在黎明前的曙光中，年仅29岁。痛哉！
笔者之所以详细记录了上述基层抗联官兵的几件事迹，是想说明，东北抗战所以能够形成轰轰烈烈的燎原之势，虽经倾天大雨仍星火不熄，不仅是因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将领模范的组织领导，也是成千上万知名的、不知名的普通抗联官兵自觉地、积极地浴血奋战的结果，或者说是杨、赵、周、李等的英雄壮举，符合抗联官兵们的意愿。所以，陈绍宾之流的阴谋，才屡屡无法得逞。
中国抗战进入中后期，精疲力竭的日本侵略者在军事打击上不能令抗联屈服的情况下，在采取广泛诱降措施的同时，大量实施间谍战。除了利用流亡东北的白俄人，令其训练后潜入苏联，还派遣假地下党和抗联人员去往苏联接受军政训练，再派他们回东北和抗联担任领导职务。
陈绍宾于1937年7月曾逮捕一个名叫伊万的“赤系俄人”，并将其扣押5个月之久。［26］在此期间，陈绍宾曾在被捕后叛变，又被放回抗联部队。就在这一年的12月中旬，陈绍宾竟然跟伊万一起去了苏联。
陈绍宾是双料间谍吗？不少资料说，陈绍宾被抗联李兆麟、冯仲云通缉后为匪被杀。是分赃不均被杀？还是被灭口？历史扑朔迷离，至今无解。但是，像陈绍宾这样“过苏联”如走平道的抗联师一级干部，其叛变将对抗联造成多么大危害？
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同情并帮助中国共产党，与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有若干绝密电报往来，曾试图帮助中共中央同东北抗联接通关系。1942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告知：我们这里没有关于满洲游击队基地位置的准确材料。我们得到一些关于奸细向这些队伍渗透的警告。建议你们派出的工作人员一开始不要同游击队联系，而要在认真审查他们将开始与其一起工作的人员之后，争取同地方党组织建立联系。
尚连生，曾两次被日本宪兵特务机关逮捕，两次叛变，又被日寇伪装成抗联零散人员派往苏联充当奸细。随陈绍宾回国后，尚连生指证亲耳听到赵尚志要捕杀北满党军主要负责人。尚连生的职位难以接近中共满洲省委高层，出面的是陈绍宾与周云峰（抗联六军三师政治部主任，1940年被俘叛变）。在两人“同启”的《绍宾等人给冯、高主任的报告》中，近三分之一是“尚连生同志”的供词：我们得到尚连声〔生〕秘密的报告赵的阴谋黑幕的供词，现已揭露了。尚连生同志说：我往昔不知赵的问题，被他欺骗在怀，今听绍滨（引按：即陈绍宾，后同）言之不谬，特献忠诚于党军，出脱赵的迷魂阵。供词如下：我参〔加〕老赵的会议旁听，出席者座中有卢（阳春）副官，有保和等。赵说陈春同志过去受了绍滨的欺骗，归他拉拢。……其中张寿篯、冯中〔仲〕云、周保中、谢文东、他（引按：应为“李”）华堂等皆参加托洛茨基派专反对打日本子的赵尚志。现五七军八、四军坍台投敌的只有冯群寿篯，我一定逮捕割头。给尚连生的任务，说你到冯云处说有中代表中（引按：原文如此）由草地过来请冯云同志接头，把他欺骗来，千万不要提赵尚志的口号，这就是你的成绩。尚某到此后，见冯夏〔云〕同志表现要自动去和赵接头，并要求尚连生过江带信寄给高裕〔禹〕民，并把他所带任务完全破露了，就是回赵处，因我工作错误，不问而杀。我尚某本是青年有志救国，临死只得说革命万〔岁〕。清泪滴沥，非常惨痛。今闻听师长谈话方才猛醒，敬献忠诚，并希指点迷踪。［27］有了两位抗联师以上领导的“指证”，又有祁致中被杀在先，再加上以往“反倾向”裂痕的老底子，中共北满省委领导取消了原本与赵尚志会面的打算。
1939年，严冬似乎来得过早，小兴安岭山区已是冰天雪地，赵尚志正在苦苦等待与北满抗联负责人见面，断粮一周的情况不时发生，派出打给养的陈森叛变投敌了。其间还有一次，部队遭到日军西村部队200多人追剿，赵尚志选出9名还能战斗的战士，与敌激战。若不是赵尚志长于指挥、善于作战，后果不堪设想。同年底，赵尚志率残部踏过冰封的黑龙江，过界去了苏联。
在苏联，赵尚志见到了久别的中共吉东省委书记、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奉命过境请求苏方帮助打通与党中央联系的冯仲云，于是三人共同参加了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
因会议在伯力召开，史称“伯力会议”。
伯力会议是东北抗联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实际上是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3个人在开会。会议第一阶段以个别交谈为主，亦可以说是会议准备阶段，毕竟这种争论时间太长，双方有诸多认识需要统一。
伯力会议于1940年1月24日正式召开。会议之前，通过个别交谈、书信来往，周、赵、冯3人沟通情况，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为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会议以“三人讨论会”形式进行，开展了认真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一阶段进行了12天，终于在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致意见，3个人都非常高兴。
正常情况下，这些重大分歧本应由上级来裁决、指导与解决。在失去与上级联系情况下，吉东与北满党组织这种勇于独立作战、艰难探索、积极解决问题的团结、大局意识与高度革命责任感，应当充分肯定。会议形成了三个重要文件：《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讨论总结提纲》《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
其中，《北满党内问题讨论终结——关于负责同志个人估计的意见》是赵、周、冯三人在会上进行充分讨论后，做出的对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3人，以及其他北满党、军负责同志的“鉴定性质的评语”。笔者作为一个有50年党龄的党员，对抗联先辈们那种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真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深为感动。
伯力会议成功的结束，标志着东北党与抗联在对敌斗争的政治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本是一致的）指导下，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与策略达到高度一致。3个人都期待与坚信，下一步抗战会取得更大成果。经过他们的努力，还与苏联远东边疆党委、红军建立联系，取得军援的目标得以实现。
可是，那只躲在暗处的幽灵的巨大魇影遮住了本来的事实真相，并顺势将赵尚志推入了政治生命的无底深渊。潜入共产党内、由叛徒转为奸细的败类，知道什么是赵尚志的命门，即他最怕失去的东西。就在赵尚志参加伯力会议期间，中共北满省委根据陈绍宾、尚连生的指证，在赵尚志缺席而无法申诉的情况下，永远开除了他的党籍。
这对赵尚志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打击。两个月后才得知消息的赵尚志立即向中共北满省委发出了请求书：“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作革命斗争已将15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队伍里清洗出去，那将是同使我受到宣布死刑一样，我万分的向党请求党的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领导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获知赵尚志被开除党籍后，冯仲云与周保中都提出了不同意见，请求对赵尚志被开除党籍的问题和决议重新加以审查。
在被开除党籍的日子里，赵尚志时刻惦念着受自己株连的同志。
1940年5月31日，他在给中共北满省委的意见书里写道：“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
旁观者清。在“肃反”中杀自己人毫不手软的苏联人，对中国的问题似乎比中国人看得明白：“关于尚志之党籍必须解决而通知我们……绝不要来损失我们之老干部，他对我们之将来有莫大之功用。”此为远东军代表王新林向北满党表述的意见。
但是，陈绍宾在背后对赵尚志这一刀捅得太深了，中共北满省委负责人在给赵尚志的回信中说：“×××（笔者隐去）、陈绍宾两同志到岭西与我们接面了，由此始知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行动的经过和反党企图。”“但北满党尊重上级的提议，尊重兄弟党代表之提议，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永远’的字样而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他不可能减轻的……”［28］1940年8月，中共北满省委与第三路军指挥部发出通缉：“陈绍宾屡次犯过……造谣惑众，携械潜逃，已成为抗战中之逃兵。”“因此本部特通缉逃兵陈绍宾，各部队各民众有知彼等去处，应立即报告逮捕，捕获陈绍宾者立即解送本部按法处置。”［29］内奸陈绍宾设计的构陷赵尚志之冤案直到四十余年后的1982年才得以昭雪。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恢复赵尚志党籍的决定》中指出，赵尚志“不存在企图捕杀北满省委领导人的问题……开除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是错误的，是一起历史冤案”。［30］周保中邀请赵尚志担任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给予他很大信任，甚至让其以非党员身份参加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党员大会，并让他做报告。赵尚志感念周保中的信任与支持，虽很难堪，却积极在军事上帮助周保中工作。
第二次伯力会议应当是赵尚志与北满党、军负责人见面与沟通的好机会。就如第一次伯力会议那样，大家都是打鬼子的，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大的原则分歧，本可以澄清问题、消除误会，形成新的团结。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赵尚志被取消了参加会议资格，同时被撤销了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职务。赵尚志等于又回到了1933年初，第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孤家寡人的境地。
赵尚志曾一度陷入苦闷，但很快振作起来，“谁也不要，我一个人也革命”。
赵尚志文武全才，在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落入人生低谷之时，曾写了数段慷慨激昂的诗歌，表达了他誓死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与崇高豪迈的思想感情。其中有几句为：献身为抗日救国真荣耀，抵挡那倭寇匪徒的残暴，纵然阵亡了无数的英豪，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
……
不要耻笑我们破烂战袍，不要轻视我们伤残病老，坚持的魄力值得人仿效，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
……
分裂中伤是瓦解的祸苗，暗害破坏是奸细的毒药，叛徒贼子个个将他杀掉，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
……
注释：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6页，第40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416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1页，第371页。
［5］彭德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转引自《百年春秋：二十世纪大事名人自述》（第二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1126—1128页。
［6］［10］（英）菲力普·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94页，第297页。
［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页，第13—14页。
［11］徐焰：《苏联出兵东北》，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第102页。
［12］［1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41页，第59页；转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285页，第306页。
［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第300页；转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274页。
［15］［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79页，第284页。
［17］［18］魏宏远：《民国纪事本末——抗日战争时期》（六）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第76—77页，第82页；转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347页，第353页。
［19］［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25页，第388页。
［21］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第1版，第23页。
［22］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90页。
［23］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6，第77页；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90页。
［24］《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给三军党委决议——左倾关门主义的政治责任与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1939年4月12日）；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86页。
［25］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1版，第707—708页。
［26］黑龙江省档案馆14-2-8号卷宗：《1938年8月17日佳宪高第520》；转引自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311页。
［27］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6，第263—264页。
［28］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6，第182页、187页。
［29］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第1版，第119页。
［30］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