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统一战线之独立自主
如果仔细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以及《毛泽东文集》第一至第八卷中那些海量的关于抗战的文章，你可以发现，在那么多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文章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是“相持”。这应当是持久抗战的重要方式，背后透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
日本人仗着武器优势气势汹汹地占据了中国的大城市和交通线，以为就占领了中国，中国的投降派也这么看。但八路军、新四军与农民游击队、武工队占据了广大农村，东北抗联占据的几乎都是山区及地图上找不到的偏远小屯子。这样，在劣势下便形成了“相持”。
有着四万万人口的中国，人都在哪？绝大部分在农村。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汇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泽东举例说：“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1］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一个重要基点是消耗敌人。岛国寡民的日本，经不起四万万人口大国与辽阔国土的战争。“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2］毛泽东在谈到东北抗联对日作战的意义时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3］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带来了斯大林的指示，要求共产党在抗日上与国民党合作。应当说，这是难得的一次，毛泽东与斯大林意图达成一致。
阅人无数的斯大林目光很锐利，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过表面上是共产国际、实际为苏联的意见，因为斯大林的一些方针并不符合中国国情。
说毛泽东与斯大林意图一致，是指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前提。但如何合作？什么方式？具体来说，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投入到国民党阵营，被国民党“溶”化（“溶共”）掉？王明的意见是“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4］由于王明在共产党内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加上对他背后的斯大林的迷信，王明的到来，一度使毛泽东再次被孤立。
襟怀坦白的彭德怀多年后回忆，1937年12月某日晚上，政治局在延安开会。会上王明讲了话，毛泽东也讲了话。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是以国际口吻讲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共两党要共同担负起统一政权、统一军队的义务。他较偏重国民政府和军队抗日，不重视动员民众参战，是一条放弃共产党领导的投降主义路线。
彭德怀说：“在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5］彭德怀回忆，两位领导意见不一致，只好回去传达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结果，在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官兵叛变现象。从实践中，彭德怀逐渐认识到王明路线行不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他绝不会容许八路军扩大。”1938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25万人，这些若是经过国民党，他一个人也不会准。
连彭德怀这样坚定的老共产党员都一度“模糊不清”，其他人会怎么样？
对于当时毛泽东的处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菲力普·肖特在他的《毛泽东传》中写道：“毛以后曾经以略带自怜的夸张语言评论道，在这样的场合，在王明归来以后，‘我的权威就出不了我的这间窑洞了’。”［6］站在外国人的角度，菲力普·肖特认为，王明之所以向毛泽东发起挑战，除了个人野心勃勃，还在于他在党内有着巨大的威望，尽管这种威望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莫斯科。
不久，王明受蒋介石邀请前往武汉。他应当是在离开莫斯科时就已经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了。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因此，他到了武汉后就留了下来。
王明干的最狂妄的一件事是，未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所谓的统战六项任务（也被称六大纲领），否定了1937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王明的“六项任务”取消了“十大纲领”中关于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主张，提出共产党的武装要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放弃了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与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在党内外引起一系列恶果。
王明之所以这样胆大妄为，是自恃有斯大林的支持。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7］面对王明的莫名其妙和奋不顾身地往蒋介石身上靠，毛泽东虽无可奈何，但一直从大局出发，不跟王明争论。大敌当前，自己家里人不能先内斗。对王明在中央高层和一些将领中引起的思想混乱及出现的麻烦，毛泽东在自己还能干预影响的领域，尤其是军事斗争领域，努力扭转并把握着方向，尽量不出大的闪失。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给中央有关人员做了若干工作，写了许多封信，例如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中提出：“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8］王明不断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服从统一战线，使国民党中力图消灭八路军的人别有用心地命令八路军开往日军重兵区域。为此，毛泽东通过《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解释》郑重指出，现在蒋鼎文还在要求刘伯承部应速上前线。他们的用意，或者是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或者是含有恶意，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毛泽东强调，红军有使用兵力的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即便是南京也只能做战略规定。
国共二次合作后，国民党借着“一切‘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的理由，向一些边区派入军政官员，以谈判合作为名，要求加入边区，而我边区一些领导干部丧失了警惕，例如南方闽粤边特委书记兼独立三团团长何鸣，对国民党试图借谈判消灭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致所部近千人被全团缴械。何鸣之所以失去警惕，跟王明倾倒国民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极有关系。为消除王明的影响，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出现，毛泽东在《南方游击区谈判改编时应坚持的方针》中明确要求，“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并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9］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随着广州、武汉两大城市同时陷落与共产党敌后游击战争的全面铺开，对国民党抱有莫大期望、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的那位莫斯科铁腕人物，因对国民党极大失望，转而将瞪大了的眼睛望向延安。
正如多年后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文中说的那样，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1938年秋，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让中共代表王稼祥带回了有关共产党领袖的两条意见，一条是：“为解决党的领导层团结的问题起见，中共领导应以毛泽东为其中心，应有一种团结与亲密无间的氛围。”［10］另一条是：“王明不要再争了。”［11］无数事实证明，国家间的交往，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服从利益需要。信奉实力为王原则的斯大林，尊重了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是伟人的明智抉择。
正如他1949年12月带领苏共政治局全班人马迎接毛泽东时说的那样：“你现在是一个胜利者了，而胜利者总是对的。那是条规律。”
心胸宽广的毛泽东，允许同志犯错误，也允许同志改正错误。在诸多同志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毛泽东做工作，还保留王明的中央委员职务。师哲百思不解地问毛泽东，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王明跟别人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毛泽东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为由赴莫斯科，行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结果他的“病”再也未好，1974年3月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0岁。
一个中国人，却长期以别国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指示为中心指示，他无法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王明去世第二天，《真理报》称其为“国际共产主义的老战士”“苏联的老朋友”，他的“形象将铭记在苏联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