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关心东北抗日联军的毛泽东，对东北的反投降形势做出了预测：“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27］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东北抗联在1938年至1939年叛徒迭出、“大部叛变”，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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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渊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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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降共二百余名。［28］一些部队之所以出现叛变，跟这支抗联队伍主要负责干部叛投有直接关系，九军叛投200余人根源是军长李华堂叛变投敌。
因而，日军诱降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抗联师以上负责人。日军广泛散发的一份传单很能说明问题。
大日本军对归顺者，保证其生命安全，介绍其职业，使之同沐大满洲国恩……周保中屡屡阻害归顺者，增加诸君痛苦，实为大满洲国逆贼，决不可容恕之罪人。诸君何故听其愚惑而昧于自己新生向上乎！愿诸君勿再自苦，力图脱除周保中逆贼压迫，快来归顺……［29］这是一封针对抗联师以上将领的心理攻势宣传单，说明在敌人无孔不入的诱降攻势中，只要东北中国共产党和抗联主要高级干部不叛变，就能阻止或延缓大部叛变的趋势发生。日伪当局之所以对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恨之入骨，主要原因是周保中坚决地、及时地、果断地处置了中共吉东省委常委、第五军党委书记兼一师师长关书范的叛变行为，有效震慑与遏制了五军叛变的苗头。
关书范，1913年出生于黑龙江宁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吉东局书记、团宁安县委书记，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他任东北反日联合军五军一师政治部主任时，年仅22岁。
关书范曾经有被日伪逮捕的经历，受尽酷刑而没有叛变。担任抗联五军一师师长后，战斗中冲锋在前，两次负伤，表现了出色军事指挥才能，25岁便担任了五军主力师一师师长，成为周保中手下的爱将。周保中予以极大期望，提拔其为中共吉东省委常委、第五军党委书记。
在惨烈的西征战斗中，关书范的上级——中共吉东省委书记、五军政治部主任、西征军总负责人宋一夫叛变投敌时，他仍然坚定带领队伍坚持战斗。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在西征枪林弹雨冲杀出来后叛变了，是什么原因呢？
日军宪兵特务机关为诱降令他们畏惧的关书范，认真研究了他的“软肋”，逮捕了他的妻子刘兵野（国高学生），关在哈尔滨监狱里。关书范让地下交通先打听刘兵野是否被杀。一了解到没有被杀，爱着刘兵野的关书范，找到周保中，要求通过地下党把她要出来。周保中识透是敌人阴谋，答复说：“要不出来，敌人不会白抓她的。”
关书范不死心，私下找交通员联络日军，说我们抗联好长时间没有吃饺子了，试探日军能不能放了他的妻子。日本特务机关发动老百姓包了两麻袋饺子，抗联官兵怕中毒没人敢吃，但关书范吃了。面对周保中的询问，关书范的解释是：我去谈判就是想把刘兵野要回来。我要饺子，他给饺子，说明鬼子同意谈判。
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并且高度敏锐的周保中，立即判断出关书范的投敌倾向。不久，关书范向五军军长柴世荣献策，搞“暂时假投降”，并利令智昏地给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写信，提出“投机保存实力之办法”。
面对关书范的动摇，周保中还是极力试图挽救，再三告诫：“莫作错误的想念，莫走失节的错误道路！！！”“站在患难八载、生死与共，同负中国民族艰巨的立场上，特向你俩提起警醒，千万要斩钉截铁的坚持抗日民族领导的历史旗帜，断绝和惩治敌探走狗。”信的末尾写道：“此信看后请烧了，余之底稿亦已焚去。”［30］周保中为了最后挽救斯人，令其免除顾虑，悬崖勒马，为其留有台阶，可谓用心良苦。只要关书范一天不做出投降实际行为，都力求争取其回头。
但关书范已无回头之心，瞒着五军军长柴世荣，秘密与日军特务头子小林、斋藤等接洽，并会见伪三江省“讨伐军司令部”顾问北部邦雄，商定了以五军为中心收编牡丹江抗联部队、改编伪独立旅等投降事宜。
警觉的周保中关注着关书范的一举一动。关书范身着日本军装返回五军军部时，猛然见周保中正襟危坐在等着他。周保中冷冷的一句“你终于穿上黄马褂了”，让关书范顿时手足无措起来。
关书范被开除党籍，撤销五军一师师长职务，处以死刑。［31］在诱降关书范行动中下了大功夫却一无所获的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部长齐藤美夫恨死了周保中，将破坏中共吉东省委和“讨伐”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捕捉周保中作为下一步行动的重要任务目标。
周保中果断及时地处置了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叛降事件，对稳定部队起到重大作用。在南满的第一军杨靖宇所部一师师长程斌，也出现了关书范同性质的叛降事件，由于一军一师与军部已被日军“讨伐”阻隔于两地，音信不通，杨靖宇无法采取及时果断处置措施，致使程斌叛降成功。
正是由于程斌的叛变，给南满抗日武装，特别是抗联第一军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是抗日英雄杨靖宇殉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程斌，1912年生于吉林伊通，1932年参加磐石工农义勇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杨靖宇领导下，曾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保安连指导员、抗联一军主力师一师政治部主任。在师长李红光、韩仁和先后牺牲后的1935年秋，被任命为一军一师师长时，年仅23岁。在此后的几年中，应当肯定，程斌表现出了坚定的抗日立场与军事才能，打了若干胜仗，成为抗联一军优秀的领导干部，率领一师，给“讨伐队”吃了若干苦头。
为了消灭心头之患，自1938年初起，日军将讨伐重点目标对向抗联一军一师。日军在军事“讨伐”的同时，加大了政治诱降措施。为此，通化日本宪兵队长岛玉次郎挑选了一批日本宪兵与汉奸、特务组成“长岛工作班”，有针对性地对一师展开诱降。
危险的变化来源于一军两个高级干部的叛降：一是一军军需部长胡国臣，二是一军参谋长安光勋。［32］安、胡二人接受日军诱降的主因是贪生怕死。日军宪兵特务机关认为，手握兵权的程斌危害最大，授意安光勋与胡国臣向程斌发出劝降信，同时施以军事压力。
此时程斌的抗战决心仍然坚定。一团团长侯俊山散布抗战无指望、离队回家言论，程斌当即召集会议予以批驳，并将侯俊山处以死刑。在长岛工作班无计可施之时，深谙程斌“阿喀琉斯之踵”的胡国臣又献一计：程斌是个孝子，秘密逮捕他的母亲、哥哥，可以逼迫其“归顺”。
1938年夏，长岛工作班将程斌母亲程张氏、哥哥程恩“抓获”并带回。程斌得知后，抗战思想开始动摇，悲观情绪占了上风。长岛工作班让叛徒带程恩上山劝降。第一次程斌还嘴硬，说忠孝不能两全。第二次程恩问：“你到底是反日，还是要妈？”这次程斌痛快答应：“不抗日，也得要妈。”
定下叛降决心，程斌开始做叛降准备。他找来了六团政委李茨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又名金钟汉），试探他们对投降的态度。李茨苏对程斌的阴谋已有察觉，争论中，他言语诤诤地说：“就是三天三夜吃不上饭，我们也要革命，投降敌人是可耻的。”程斌乘李茨苏不备，开枪将其打死，然后又向李向前开枪，李向前带伤逃走。
扫除了两名中共党员政委对叛降的障碍，在日军配合下，程斌几次共计带走了115人叛变降敌。胡国臣、安光勋、程斌3个重要负责干部叛变投敌，给整个南满抗日联军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政治上助长了叛逃的逆流沉渣泛起，而且由于3人都在抗联重要领导岗位，深知抗联内部若干高级机密，以致最直接的一项重大损失是相当多储存粮食与给养的密营被摧毁，使正处于贫寒交加之中的抗联部队雪上加霜。
同周保中对待关英范一样，杨靖宇对程斌也做了仁至义尽的挽救。他派原伪军投诚的张永海赴敌营给程斌捎去一封信，大意是：程斌因为“救母救兄”一时错打主意走错了路，尚属无奈；若幡然醒悟，可密约地点，军部派部队解救。［33］当得知程斌已死心塌地卖国时，杨靖宇对其充满了鄙视，为此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
1938年7月，杨靖宇与魏拯民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实行战时体制，抗联一路军总司令部内设省委代行机构，实行党军一体化。为保存地下工作力量，地方干部撤至部队。
程斌率队叛降后，部队被编为伪富森警察大队，又称程斌讨伐大队，专门从事瓦解、捕杀抗联军政人员，给南满抗日武装带来了巨大危害。
需要提及的是，在东北抗联反对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广大具有坚定信仰与抗战信念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在程斌的欺骗威逼下，许多共产党员不畏强暴，坚决斗争。
在程斌宣布降日后，30多名坚决不投降的抗联战士，在六团宣传科长常靖与祁排长带领下，毅然离开程斌。敌人派兵追剿，他们宁死也不当叛徒，祁排长等十几名抗联战士壮烈牺牲。
在弄清了军需部长胡国臣的真面目后，一师军需部一分队长甄宝昌率30余人队伍愤然脱离日伪控制。一师四团连长马广福、特务连指导员权秀花、游击连李双录等坚决抗战到底的共产党员所带领的数人、十数人、数十人的小队伍，虽然力量单薄，但决不齿与叛徒为伍，坚持战斗在本溪、桓兴等大山里。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关书范、程斌两个堕落叛变反面典型及结局，对东北抗联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党员，是一次严肃的纯洁党性洗礼教育。除了不堪一驳的“暂时假投降”“保存抗联实力”等借口外，似乎都有一些无奈的“理由”。关书范为了爱情飞蛾扑火，程斌为了尽孝不得已投降，起初的确迷惑了一些人，但经过大讨论，经过了程斌投降恶果的暴露，使大家明白了：一、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理由下都不能变节投敌，在党性问题上必须洁白无瑕，因为这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誓词最后四个字是“永不叛党”！
二、伟大抗战胜利的道路，不仅仅是共产党员个人的生命与鲜血铺就的，还可能要牺牲共产党人的精神、情感、亲情、爱情与家庭。凶残变态的敌人随时会让共产党员在国家与家庭利益、人民与亲人安全之间做出两难选择。
三、当国家民族存亡与家庭亲人安全发生矛盾时，共产党人应无条件让家庭与亲人的安全服从国家与民族，这是共产党员的宗旨所规定的。如若感觉有些难以接受，那么请不要举手宣誓，因为誓词的第一句话是“我志愿”。
中国古老的历史锻造了一句话：忠孝不能两全。
注释：
［1］［4］周海峰：《蒋介石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183页，第198页。
［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4月第1版，第233页。
［3］［5］［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2版，第344页，第343—350页，第571页。
［6］［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41页，第1037页。
［8］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409页；转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71页。
［10］（台湾）委员长侍从室：《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五辑），德光印书局，第16页。
［11］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0年版，第207—208页；转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439—440页。
［12］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49—52页；转引自王树增：《抗日战争》（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283页。
［13］［15］［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96、209页，第208页，第220—221页。
［14］［1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2版，第571页，第589—590页。
［18］［22］［2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19页，第920页，第1043—1044页。
［19］（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327页。
［20］王树增：《解放战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13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388页。
［24］《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第826页。
［25］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第1版，第194页。
［26］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2，第135页；转引自张正隆：《雪冷血热》（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233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30页。
［28］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5，第24—25页。
［29］史义军：《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第1版，第159页。
［30］［31］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4，第18页；甲54，第34页；转引自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277—278页，第279页。
［32］［33］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修订版，第301页，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