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的事往往无独有偶。关内抗日战场上出现的“曲线救国”论，在东北抗日战场上同样出现，而且那么相似。
首先是源头一致，诱降的源头皆来自日本人。
东北抗战打了七八年，日本人明白了，中国人太多，杀是杀不完的，便改变策略，实施诱降瓦解，并纳入了特务机关与谍报机关管理。对重要抗联干部，建立档案，分析其身世背景、爱好及弱点，有针对性地展开诱降活动。
其次，实施诱降的时间大体相当，基本都处于战争进入艰难相持阶段的1939年至1940年，东北比关内战场要稍早一些。
第三，诱降与投降都打出了反共的旗帜。关内降日为曲线“剿共”
救国，对八路军、新四军大开杀戒；关外叛变者在降日的同时，也大肆杀害共产党政工干部，扫除其当汉奸的障碍，为日军呈上投名状。
第四，同关内张荫梧与庞炳勋等一样，叛变投降的抗联将领中，有相当部分是旧军人及地主阶级；因而在日本人垮台后，这些叛投者都受到了国民党的重用与提拔：李华堂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长达14年，其艰苦惨烈程度，在世界反侵略战争史上实为罕见。抗战胜利之路以流血与牺牲为基石，以至亲至爱之人的骨血为陪伴，因而，对抗战人的意志、信仰是世间罕见的考验与冶炼。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可能发生很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
叛变，在中国抗日战争过程中，尤其在东北抗战中，是无法逾越的一个话题，大量的伪军、汉奸、叛徒的出现，是深深烙刻在中国人心头一道惨痛的伤疤。
但应当指出，由于抗联队伍原本就有若干土匪、山林队及东北军旧部加入，出现一些动摇的叛变者，丝毫无损于意志坚定的广大抗联官兵的光辉形象。大浪淘沙，越发显示抗日英雄们的铮铮铁骨与民族气节。
无数历史证明，一国领袖的言论与行为，就是一面旗帜。出现如此众多的汉奸卖国贼，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14年来奉行对日妥协退让、对日媾和行为之影响不无相当关系。
蒋介石用人、抓军队没有节操，只要大小军阀肯将部队交给自己，壮大蒋氏集团力量，便一概既往不咎，并给予重用封赏。如若有足够实力，还会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1935年，张岚峰在日军华北特务机关支持下，以“豫东招抚使”名义扩编伪军，到1943年已编成汪伪第四方面军，辖3个军、9个师、3个独立旅等共计6万人。虽然在日军指挥下，张部大肆攻击杀害抗日军民，却与蒋介石军政官员蒋鼎文、戴笠、汤恩伯挂上了钩，1944年便获得蒋介石新编第三路军任命状。
1946年2月，张岚峰这个几乎最大的伪军头目接到一个令其惊喜万分的通知：委员长召见，速来南京。结果，张岚峰不仅受到了蒋介石的亲切接见，还“幸运地”同委员长一起共进了午餐，饭后又同委员长一起照了相。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个重要命令就赦免了近百万汉奸伪军的罪行，毫无半点清算之举：“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20］这样的态度，使蒋氏集团之兵马势力，立刻陡增近百万。毛泽东辛辣地讽刺道：“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21］众多汉奸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国民党上层高官们的恶劣带头作用极为相关。
整个抗战期间，叛投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军政高官、国民党中委达20名，将领58名。［22］毛泽东尖锐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23］从中，我们亦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即整个抗战期间，或者说在坚持不懈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反投降主义、对投降派的斗争，始终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东北中共各党组织、各抗联武装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
1940年，东北抗联进入最为艰难时期。敌人在重兵“讨伐”的同时，加紧对抗联中不坚定者诱降，有的叛投者又被重新放回原抗联部队做间谍，对抗联造成极大安全的危害。为此，东北各级中共党组织及抗联各部，严禁并严厉处罚一切假投降行为。
1937年春，中共汤原县委书记张素被捕。从日军守备队到宪兵队，经受五次严刑拷打，张素“说了一些牺牲的、反动的、假的人名”，又说了些共产党的坏话，表示“甘愿给满洲国干事”，后寻机逃了出来，找到党组织，结果仍被开除党籍，“以他为革命之同路人方式而来分配他工作”。
1939年初，抗联三军二师师长兰志渊叛变投敌后，敌人进一步加强对一师的诱降，师政治部主任周庶泛，请示三军政治部主任张兰生，决定假投降，以便伺机捕杀前来劝降的叛徒与特务，打击敌人气焰，警示动摇分子。
没有料到的是，敌人派出几十副马爬犁进山迎接“投降”部队，动员庆城县城学生上街欢迎。因为只有几个领导知道是搞假投降，结果部队军心浮动，有的要杀掉周庶泛，有的准备把队伍拉走。虽然后来叛徒被诱杀，但一师险些闹出大乱子。
中共北满省委认为：投降虽然是假的，但这些同志的确出卖了伟大革命事业的荣誉，是没有民族气节的行为。周庶泛被留党察看4个月，张兰生留党察看6个月。
中国共产党人将对党的忠诚看得比贞操、比生命还宝贵，共产党员宣誓词最后一句是“永不叛党”。在东北抗联进入极其艰难境地的后期，对“假投降”的定性越来越严厉，明确“以假投降欺骗敌人，是客观上的叛卖行为”，从而使假投降成为一道高压线，任何人也不能触碰。
东北抗联各级党组织，对假投降的处分尚且如此严厉，对真投降的叛徒，处置态度可想而知。因为有时一个小叛徒的危害，也会大于日伪上百人甚至更多人的破坏力度。
实践证明，官职有多大，危害便会有多大。一个师长叛变，可致一师瓦解；一个军长叛变，可致一军瓦解：抗联八军的瓦解便是充分例证。
日军特务机关仔细研究分析了抗联各军长的历史背景、抗战目的及态度，认定谢文东是抗联各军长中最易被招降“归顺”的，故而采用被称为“感染链法”的诱降方式：由日军特务机关特务横田负责，首先诱降了一师师长秦秀全，再由秦秀全“感染”其他师长，逐个锯掉了八军的四梁八柱。1939年3月，谢文东率残部到依兰县土城子投降日军，抗联八军轰然坍塌了。［24］正如上述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不反共则不能投降，反共并杀掉共产党，是扫除投降的障碍。
在谢文东叛投日伪当局过程中，八军的党组织及党员干部进行了坚决抵制，全力稳定部队，却遭到了投降派残忍的杀戮。被杀害的有第三师政治部主任金根、四师政治部主任柴荫轩、八军参谋长于光世等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领导干部，他们鲜活的生命均定格在30岁出头。
最令人难忘的是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
得知三师师长王子孚要率队投降，刘曙华带着一支20余人的小部队，在桦川县的山林里奔走追寻。他要找到王子孚，劝他回心转意，并终于在七星砬子找到了王子孚。王子孚铁了心要投降，怎么劝说也不听。刘曙华就把劝说工作转向基层官兵。他不离不弃地跟着这支队伍，有机会就宣讲，千万不能下山，一定不能投降日本鬼子，并揭露王子孚的阴谋。
王子孚威胁他：“你坏俺的事，不想活了？”
刘曙华冷笑道：“你心虚什么？你敢把你的良心掏出来让大家伙看看吗？”
见有人被刘曙华说动了心，王子孚下令缴了刘曙华这支小队伍的械，把他绑在树上。刘曙华大声讲：“中国人只有抗战到底，打败日本子才有真正出路。大家千万别跟叛徒王子孚走错了路啊！”
王子孚把刘曙华的舌头拽出来，用刀子割下来一半，淌着血。刘曙华不能说话了，另一半舌头进到嗓子眼，呼吸都困难；但他用眼睛瞪着王子孚，向众人表示着坚决的意思。王子孚剥下他的衣服，用刀割他身上的肉，用这种凌迟处死的办法警告部下，谁不跟着走，不投降，就是这个下场。［25］投降派铁了心出卖祖宗，出卖同胞，谋取个人荣华富贵，也是很可怕的。
刘曙华，又名李明学，1912年生于山东济南，曾被派往苏联海参崴列宁学校学习。1935年回东北后，历任中共密山县委书记、穆棱县委书记、东北抗联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抗联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道北特委委员、吉东省委委员等职，是一位优秀的党的政治工作干部。面对八军无比艰难的工作，或许是出于对八军前途的充分预感，他虽也曾偶尔有过退出的闪念，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战斗到底：“如果党认为〔需〕要用我的热血与头颅来更巩固革命的基础的话，或者最低限度能够换得八军转好，那么我定然不惧一切去斗争工作。”［26］什么是对党忠诚？
只要是党的事业需要，就毫无条件地贡献自己的一切。共产党员刘曙华以其年仅26岁的一腔热血和年轻的生命，牺牲在东北抗联反投降的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