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抗日必须反投降
有人说，政治家说话最不靠谱。这当然指的是那些搞阴谋玩权术的。
应当看到，蒋介石在完成“剿共”“最后5 分钟”的反共狂热中，突然停止，并联合“对头”为友军，转而共同抗日，其转变幅度，可谓从热血沸腾陡然到兜头一盆冰水。当然，这只是被逼无奈下的一种允诺，他骨子里的反共与消极抗日并未真正改变。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从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变”蒋介石口头答应合作抗日，到国共实质性达成合作的1937 年9 月22 日，蒋介石就《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而发表谈话，时间间隔10 个月之久。
这10 个月中，蒋介石于1937 年2 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并确定了结束内战、联共抗日的原则；但是他仍然重申了“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方针，表明他抗日的决心仍然不足，心里想的仍然是“剿共”、实现一党独裁的目标，只不过把目标延缓而已。他在2月5日日记中写下的处理当前中共方针是：“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政治、军事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1］在这10个月中，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卢沟桥发生的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虽然没有放弃和平幻想，而对日方的无理要求，却第一次明确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原则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2］谈话内容发布于两天后的7月19日，虽然讲话缺少刚强并透着幻想的味道，例如“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句有力量的话语前边，偏偏有个“如果”，“如果战端一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如果”？但是，毛泽东却敏锐抓住了这篇讲话中“抵抗”的意思表达，赞扬道：“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3］什么叫政治家？首先，需要透彻明晰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而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与策略。
毛泽东清楚，在强大日寇面前，要取得抗战胜利，离不开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国民党，这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也清楚，统一战线是一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道路，不是一个许诺、一纸文件协定便可完成的。综观8年国共合作抗战，毛泽东领导全党走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拥蒋抗日、逼蒋抗日的虽艰辛无比却辉煌而成功的道路。
发表过受到毛泽东夸赞的抗日宣言后，蒋介石并未推进国共合作，也没打算切实抗日。两个多月来，他集中精力主要在干一件事：谋求国际干涉，以妥协求取对日和平。
7月21日至27日，蒋介石连续召见英、美、德、意、法、苏等国大使，希望各国对日施加影响与压力，同时频繁接见路透社、美联社等各国记者，呼吁国际支持中国，但各国反应平平。
蒋介石又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与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干预上，为此，南京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正式提出申诉。国际联盟虽然受理了中国政府的申诉，但在通过的决议案中只表示了“以精神上之援助”，并建议各会员国避免采取一切动作。
仍不甘心的蒋介石在各国中做了比较，似乎德国态度相对积极些。7月下旬，他再次召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并派出蒋百里出使德国，吁请希特勒出面向日本调停，德国竟然答应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德国之所以积极调停中日通过和谈中止战争，是因为担心中日全面开战后，日本会把在东北的兵力内调关内。这样，苏联在远东压力减轻后，会将远东兵力调往西部，增加了德国闪击苏联的难度。
德国出手，果然效果不同。不料，在调停有了相当进展之际，日本突然提高了和谈价码，其中包括将内蒙古变为自治政府，华北委派亲日首脑，在上海建立更大的非军事区，等等。蒋介石倒吸了一口冷气，表示假如自己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剧烈的革命。蒋介石告诉陶德曼，如果中国政府倾倒了，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这便是史上著名的、流产了的“陶德曼调停”——蒋介石一再恳求陶德曼对调停一事“严守秘密”。［4］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从来就不能依靠列强摆脱苦难，一切都要依靠自己。
对蒋介石幻想依靠外国势力干预调停，实现对日妥协和平的想法，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了抗战中截然不同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的论断，明确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的方针，提出要进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5］坚决抗战，就要反对以妥协退让求取和平，就要积极备战，阻击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令人惋惜的是，不想抵抗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丧失了备战抵抗的宝贵战机，让敌人无阻拦地一路南下，酿成了惨痛后果。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致30万人惨遭屠杀。
一个政党及一国领袖身系千百万黎民百姓生死存亡，在强敌面前如果没了意志、骨气，遭殃的只能是老百姓。
在联蒋抗日、拥蒋抗日、逼蒋抗日的八年间，毛泽东给蒋介石出了不少管用的主意，诸多思想体现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蒋介石更认同《论持久战》。
在蒋介石支持下，甚为赞赏《论持久战》的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其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战中，面对部分国民党军的消极态度，毛泽东总是实事求是地从全局上对国民党做出整体评价：“国民党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6］更准确说，“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7］虽然淞沪保卫战、南京保卫战都失败了，但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浴血牺牲，给予日军很大消耗，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1938年末，由于侵华日军主力几乎半数以上兵力被八路军牵制在敌后战场，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中国统帅部以较大热情举办由共产党人担任教官的游击队训练班。这年春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还专程给朱德拜年。
国共合作由热趋冷始于1939年，尤其是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于1938年10月失守，国民党军士气下降，蒋介石抗战的信心发生了动摇。“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轻蔑。”蒋介石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中央执委第五次会议上这段针对国民党高官的指责，其实也代表了他此刻的精神状态及焦虑心情。
蒋介石的焦虑来源于在国民党军溃败的同时共产党军队的迅速发展。在几乎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的沦陷区的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的同时，共产党却毫无迟疑地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权，仅在华中的县级民主政权，1940年已扩展至47个。
在蒋介石的骨子里，几十年来固执不变的认识是：日本人是疥癣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宁可被日本人占有，也不能让这些地方落到共产党手里。
于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便由第二期抗战诸问题，转向了对内。用蒋介石的话说是：“共产党有它的策略，它对国民党没有好意，它所以同我们合作，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8］会议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及秘密文件。
1939年10月30日，日本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置了实现“蒋汪合流”的3种诱降模式。自同年11月起，日本代表与重庆代表进行了近一年的谈判，日本称其为“桐工作”。
日本人之所以有诱降蒋介石的决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两个重要的标志性原则区别。
第一，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战以来，毛泽东与蒋介石都说“抗战到底”，但二人的底线一直不同。
毛泽东抗战胜利的底线为：“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9］毛泽东解释，收复所有失地，不仅必须要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台湾，也就是说，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一寸土地。
蒋介石抗战胜利的目标为：“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宣布了这个底线后，解释说，这是“根据以中国为基础的说法”。［10］以上可以看出，两个人“抗战到底”一个突出的区别在如何对待东北上。毛泽东的“底”是，东北为中国领土寸土不让。蒋介石的“底”，换言之，只要日本罢兵，东北可以不要了。
第二，宣战是两个国家正式进入敌对状态的政治宣言。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都对日本进行了宣战，但宣战的时间竟然相差了9年零8个多月。
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发表于1932年4月15日。那时，日军还未越过长城染指大片中国内地国土。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颁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11］为何在1941年12月9日才宣战？
有评论认为：一是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对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由于世界大块头美国人12月8日对日宣战了，蒋介石终于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途。二是，不公开宣战，媾和的窗口总是开着的。
因为媾和窗口开着，又由于中日双方都有媾和的愿望与行动，致使1939年至1940年的中国抗战形势极为残酷、凶险。没有确切史据证明蒋介石对日投降，但事实上，自1939年末开始，日方代表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同重庆代表军统香港区区长林新衡（先后用名宋子良、曾广）进行了多次接触。
1940年3月7日至10日，中国方面代表林新衡、章友三（前驻德大使、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与日本方面代表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白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会议。
会谈级别为绝对保密。6月初，更为“郑重”的会谈从香港移到澳门市郊一间地下室进行。日方代表“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委任状，重庆方面出示的委任状内有委员长的签名，在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盖了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的小印”。［12］对蒋介石的动摇与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势力的泛起，毛泽东充满了忧虑。他在1939年6月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做了《反投降提纲》的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3］为了维护国共二次合作以来的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明批公开投降的汪精卫，暗示警告有投降倾向的蒋介石：“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14］合格的舵手首先能在激流险滩中准确把握航向。表面看似相同的事物，伟大的政治家会由表及里，洞察事物的不同本质所在。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内并非铁板一块，历来存在主战派与投降派，主战派的代表是宋庆龄、李济森、蔡廷锴等，都是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虽然国民党五中全会秘密制定溶共、限共、反共政策，包含了反共降日因素，但由于国民党内部主战派的作用与影响，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的。［15］历来把政策与策略看成党的生命的毛泽东，对汪蒋在政治上分得很清楚：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的表示。
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
……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16］胸怀有多宽广，事业便有多宏大，抗日战争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在那么艰难险恶环境中坚持下来，没有共产党人胸怀天下苍生、以拯救国家危亡为宏大使命，断然难以坚持到底的，也就不会有抗战之胜利。
为了逼蒋在抗日的高台上不要退下来，将其与投降派千丝万缕的联系切割开来，毛泽东还对蒋介石少有的反投降行为，不吝夸奖，说蒋委员长郑重发表了告国民书，严厉批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文章，驳得很好，近日又严肃党纪，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
针对蒋介石推行溶共、限共、反共政策，毛泽东利用国民党舆论工具，进行巧妙的反击。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接受中央社等媒体采访时那绵里藏针、柔中有刚的话，与其是说给全国听的，不如说是给蒋介石听的：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
……
他（汪精卫）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17］蒋介石1939年后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气味，立即被一些妥协派、投降派准确地嗅到了，于是一个令国人不齿的理论——“曲线救国”出现了。这些人明明贪生怕死，只图苟安，却给自己戴上了冠冕堂皇的漂亮帽子。
最先向蒋介石提出“曲线救国”的是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他就部下柴恩波投降日军一事，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为保存实力，实施曲线救国的目的，无奈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他名义上投降日军，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必定会率队反正，给日寇以重大打击。
张荫梧不仅是“曲线救国”投降论的发明者，还是积极实践者。他于1939年6月策动的“深县惨案”，一次就残杀八路军400余人。不久，八路军一二〇师北上挺进支队等部在贺龙指挥下，一举歼灭张荫梧部。张荫梧在孙殿英部掩护下，突出重围逃回重庆，向蒋介石状告中共破坏统一战线。
蒋介石心知肚明，摩擦方为张荫梧，又有共产党送来的其通日的确凿证据，并有周恩来向陈诚指明事实真相。张荫梧被撤职冷落了一段时日，不久复被蒋介石起用，先后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参议、京汉路北段护路司令，授上将衔。
没有史据佐证蒋介石对“曲线救国”方式的态度，但对派往敌后的几十万国民党军，他的确容忍了曲线救国的行为，甚至给予了授意与支持。
1940年，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庞炳勋，向他暗示，部队到河北后要压过共产党，千万不能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要运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
日本人是前门的狼，共产党是后门的虎吗？在日本人与共产党之间，对谁用三，对谁用七呢？中国官场上，有些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到了敌后的庞炳勋后来果然投降了日军。1942年，他的部队成为50万伪军中的一支劲旅，兵力最多时达8万人。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18］冈村宁次到职后，曾要组织伪军向国民党军作战，但是被婉拒，原因是他们一直在享受重庆政府发的军饷。《冈村宁次回忆录》写道：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19］“曲线救国”，实为曲线“剿共”。为伪军发饷，既能使他们“剿共”，又能把这数十万伪军牢牢用钱串子拴到自己身上，这样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说到底，蒋介石本质上是一个军阀，军阀靠军队夺取地盘，增加财富，壮大军队。大敌当前，一国领袖还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实在是国人最大的不幸与悲哀。
面对国民党内顽固派不断制造的反共摩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能继续下去吗？